天启皇帝日讲考实

陈时龙

【提要】日讲是明代宫廷教育的重要典制。日讲官们的文集，于亲身经历的日讲活动往往有详细描述，可补充很多细节。自时间与空间看，天启朝的日讲与历朝变化不大，乃在文华殿穿堂举行，至午即散；自教材看，《四书》、《五经》及《帝鉴图说》为主要的教材，最初所定仪规中所规定的《通鉴节要》、《皇明宝训》似乎并未成为讲授的内容，而且天启皇帝日讲不勤，故《四书》似仅讲至《大学》、《论语》，而《五经》仅讲了《尚书》与《诗》；自参与人员看，宦官在天启朝日讲中较为活跃，除负责正常的后勤保障外，还与阁臣、讲臣共同议政，体现了天启一朝宦官专权的特点。

经筵日讲是明代宫廷教育典制的核心部分，而研究者着墨亦最多。[1]然而，研究者多利用正史或政书的材料，而集部材料使用极有限。[2]其实，在明人观念中，制诰或经筵日讲之讲章，往往构成一个人刊刻文集的充分理由。如果一个人撰有制诰或经筵日讲文字，其文集的刊印在晚明出版泛滥的情形下方不显得多余。晚明的丁绍轼天启三年（1623）刊行其《丁文远集》时，其兄丁绍皋即说：“弟词林之职，在制诰纂修与经筵说书，细旃启沃，而弟于此皆未有。此区区者，何足勤剞劂？”[3]大凡参与经筵或日讲的儒臣，常会在其文集中留下相关记载，而明人实际上还汇辑过《经筵讲章》之类的书籍。[4]本文在考察明朝天启年间的日讲时，所用史料于《明实录》、《明会典》、《明史》之外，竭力搜寻相关日讲官员的的文集，如丁绍轼的《丁文恪公续集》、陈仁锡的《陈太史无梦园初集》、孙承泽的《高阳集》。丁绍轼（1575-1626）[5]，字文远，出身理学之家。其父丁旦尝游邹守益、欧阳德之门。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绍轼中进士。《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登科录》载：“丁绍轼，贯直隶池州府贵池县民籍，选贡生。治《诗经》。字文远，行二，年三十三，正月十九日生。曾祖伦；祖𩳐，寿官；父旦，通判；母张氏。慈侍下：兄绍皋，知县；绍伊、绍辕。娶陈氏。应天府乡试第二十名，会试第一百九十八名。”[6]后来，丁绍轼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殁谥文恪，所著有《丁文远集》、《丁文恪公续集》。[7]天启四年到六年，丁绍轼曾先后以讲官和阁臣身份参与日讲。[8]《明实录》曾两次谈及丁绍轼参与经筵日讲事。《明熹宗实录》为丁绍轼所作小传说：“以少詹事纂修《实录》，陞礼部右侍郎，补日讲官，多所发明，上目属之。进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卷七十“天启六年四月戊寅”条则载：“赐阁臣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日讲官骆从宇等、正字官周国兴等砗磲银、钉铰扇有差。”[9]因此，后人将其日讲文字收入《丁文恪公续集》，包括讲章及《讲筵恭纪诗》十二首。《丁文恪公续集》卷六的《讲筵恭纪诗》，收录丁绍轼有关日讲的十二首诗，每首诗后附丁绍轼本人的小序，对日讲规制有详细描述。写作《讲筵恭纪诗》之时，丁绍轼的身份是讲官。《讲筵恭纪诗》序说：“今上冲年嗜学，经筵、日讲二者兼举。经筵以季举，日讲则日日举之，非甚寒暑不辍也。故经筵虽官属甚众，不如日讲之专。……夫宫詹太子官也，得与教太子已称奇遘，而今乃横经天子之前，揖让人主之侧。”序中的“今上”，即天启皇帝朱由校。陈仁锡的《陈太史无梦园初集》，亦收录了陈仁锡天启后期任日讲官时的讲章，以及其对次年日讲如何准备以及日讲官如何分派等材料。[10]兹依《讲筵恭纪诗》为主，结合《明熹宗实录》及《陈太史无梦园初集》等史料，再对比前后历朝日讲之制，对有明天启一朝日讲之制作一简单的介绍。当然，自典制言，天启朝的日讲，必定是继承和发展之前历朝日讲之制而成，因此既有天启一朝的特性，又有其共性，故行文时于描述天启朝的日讲活动时，往往会适时地与前后朝的日讲制度进行比较。为叙述方便，分四部分加以描述：一谈天启朝日讲的时间与空间；二谈日讲的教材；三谈皇帝、宦官在日讲中的职责与功能；四谈日讲官与讲章。

一、时间与空间

明朝经筵与日讲皆于文华殿举行。经筵一般在文华前殿举行，[11]日讲则在文华前殿与后殿之间的川堂中举行。文华殿的前、后殿，“同位于‘工’字形台基之上”，[12]川堂大约相当于“工”字中间的一竖，又称穿堂、穿殿、穿廊等，如万历《明会典》称“文华穿殿”，[13]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称“殿后穿堂”、“殿后穿廊”。[14]丁绍轼《讲筵恭纪诗》记载：“上每御经筵则御文华前殿，日讲则坐殿后川堂。……上坐地平仅三寸高，盖略除堂陛之严，或亦便讲官凭几也。”“坐地平仅三寸高”的说法，从明代的绘画作品中亦可验证，有“御座不甚高，书案亦不甚大”的记载。至于不称“穿堂”、“穿殿”而称“川堂”、“川殿”，则显然是有取于“川”字的典雅义，是地名或建筑名雅化的一种表现。[15]

除春、秋开讲的先一日要专门祭拜之外，[16]每天日讲正式开始前，也有祭拜的活动。日初出之时，[17]皇帝也还要到文华殿后殿的东房进行祭祀，“房中旧供羲、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九小龛于上，左周公、右孔子二龛”。[18]当皇帝对神龛三拜一叩礼时，阁臣与讲臣们则站在文华殿外的月台左栏干边等候。隔着尚未开启的殿门，文臣们能够听到殿中宦官引导皇帝行礼的呼礼声。《讲筵纪事诗·驾拜古圣》云：“是时，阁臣、讲臣立候月台上左栏干边，但闻呼礼声，殿檐门未启。候上行礼毕，转后殿，始开门。阁臣、讲臣始入。”设有诸圣神位的“殿东房”，又称作文华殿“左室”，其陈设在嘉靖初年许诰任国子监祭酒时有重大改变。汤斌《洛学编》载：“先是文华殿左室列三教师像，帝欲从古，易以木主，先生以所著《道统书》上之，帝悦，即撤其旧像，立皇帝王师八主南向，周、孔二主东西向，命辅臣与诰九人瞻拜主前，面谕之曰：‘朕奉先圣先师于此，庶起敬慕以逊志于学，卿等其罔朕弃。’”[19]只是称只有“八主”，而后来有九小龛，不知增益了何人。文华殿东房的室内布置，到万历小皇帝时依旧延续。《明神宗实录》记载，隆庆六年十月初二日，万历帝“御文华殿讲读毕，出诣左室，观先圣、先师，召阁臣入，列举以问。至文王，称：‘事亲，问安视膳。’阁臣肃对。至周公、孔子，问：‘何以旁列？’对曰：‘二圣人皆人臣。’已阁臣同讲官随上至穿殿门，阁臣于屏内叩头，乃退”。[20]从万历帝所见到及所问到的神龛看，有文王之位，且周公、孔子侍两侧。这种设置跟天启帝祭拜时文王等“九小龛于上”、“左周公、右孔子二龛”的排列，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天启皇帝时的文华殿东室的设置情形与万历小皇帝即位初年时的设置，大体一样。《实录》记载中“召阁臣入”、“随至穿殿”以及叩头而退的举动，也表明阁臣与讲臣在正常情形下是不进入文华殿东室。丁绍轼《讲筵恭纪诗·驾憩饮茶》说：“讲幄设于川堂，每讲《帝鉴图说》毕，上退后殿。”这时候，文臣们可以到前殿“少舒”，并可“痰嗽”。[21]在讲书全部结束后，皇帝“退后殿，入殿东房”。皇帝在讲读完毕之后习字，也是在殿东房。《讲筵恭纪诗·传旨看字》说：“上写字在后殿之东房。”总体看来，整个文华后殿是日讲时皇帝的休息之所。这也说明，川堂设讲是有其科学性的，它能够保证皇帝和儒臣各有休息之所（分别是后殿和前殿），又保证日讲过程中皇帝不至前殿，而儒臣不至后殿，而保持距离的目的是要保证礼仪的严肃性。

除文华前殿、后殿、川堂、殿东房等，还有一个地点须注意，即九五斋。九五斋在文华殿后，嘉靖十三年（1534）九月建成，最初是嘉靖皇帝的“祭祀斋居之所”。[2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本殿（指文华殿）之侧，则为精一堂、恭默室、九五斋，皆世宗所建。”[23]然而，九五斋后来似乎承担了皇帝日讲后暂息的功能。万历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御文华殿讲读，驾还，命中使导辅臣及讲官，诣后殿东九五斋、恭默室，阅庭中花卉诸植，赐茶而退”。[24]天启皇帝第一次开始日讲，乃在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几天后，据孙承宗记载，即泰昌元年十月二十一日讲读完毕之后，天启皇帝“适九五斋”，与太监王安就讲读内容有一番对话。[25]孙承宗跟太监王安、高时明讨论恢复午讲时，王安也表示应该修缮九五斋，而高时明则认为“何必修斋而后讲”！[26]然而，不久之后，天启皇帝便传旨暂免日讲，理由之一即是九五斋损坏不堪。据《明熹宗实录》载，泰昌元年十一月初四日，大学士方从哲疏请复日讲。方从哲等人说：“先朝旧规，经筵春讲以二月十二日起五月初二日止，秋讲以八月十二日起十月初二日止，日讲原无起止。”方从哲认为，如遇上“风雨骤寒”或者“圣节、郊祀典礼繁重”之时，日讲才可暂免,“停免之旨未可预传”。皇帝回答说：“讲学政治之本，朕已具悉。但文华殿年久未经修饬，九五斋、精一堂损坏不堪，天气渐寒，居止未便。”[27]至此，该年日讲停止，直到次年即天启元年正月十二日始恢复日讲。[28]天启皇帝的偷懒理由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九五斋、精一堂等室所，是皇帝日讲时居止之所，也是皇帝日讲场所的组成部分之一。

二、经史教材

泰昌元年（1620）十月十六日[29]，大学士方从哲等上《讲读仪注》，明确天启皇帝日讲《四书》部分从《大学》讲起，五经部分自《尚书》讲起，由《尚书·尧典》篇起。《讲读仪注》说：“《四书》起《大学》，《尚书》起《尧典》。每日讲读，先读《大学》，次读《尚书》。” [30]在《四书》和《五经》的选择上，方从哲为天启皇帝所作的设计，与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为万历小皇帝所作的日讲仪程的设计完全一样，但出于何种考虑则不清楚。[31]十月十八日，日讲官孙承宗即为天启皇帝讲《尚书·虞书·尧典》的“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一章。二十一日，孙承宗继续讲《尚书·虞书·尧典》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一章。[32]《尚书》所记乃二帝三王道统之传，所以帝王的教育以《尚书》开讲。

《尚书》之后，《诗》、《易》、《礼记》等经是否曾经讲过，并不清楚。但是，陈仁锡在天启六年谈到，他准备次年讲《诗经》时抨击“山海关军士夺马食为己食，止将一半卖草豆喂养，只因自内及外管马官员念头全不照管马匹”之状，[33]表明天启皇帝的日讲在天启末年可能曾经进讲过《诗》。天启五年（1625），李国𣚴晋左庶子，充经筵日讲官，“次讲《尚书》”。[34]之外，至少天启六年（1626），皇帝日讲《四书》部分已开始改讲《论语》了。日讲官陈仁锡留下了天启六年《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信近于义”、“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等章的讲章，并准备在次年讲《论语·为政》的“为政以德”等三章。然而，据陈仁锡自述，同年内廷传旨：“南直陈讲官（指陈仁锡）以后不要讲《四书》，改讲《书》经。”随后，阁臣遵旨分派陈仁锡讲“壁经”（即《尚书》）。[35]这表明从泰昌元年（1620）到天启六年（1626），《四书》部分讲了《大学》、《论语》，《五经》部分的教材则主要是一部《尚书》，[36]可能还有《诗》。之所以讲得五经四书都未讲遍，与皇帝本人惰荒有关。天启二年正月四日，叶向高等人呈请于正月十一日开讲，“以后仍俟节假满日，接续每日进讲”，但天启根本不想每天上课，下旨说：“着于十一日开讲，以后二月上旬择吉举行。”[37]一句话，就将一个月内的日讲免了。

皇帝日讲中史书的选择相对灵活。[38]方从哲最初为天启帝拟定的史书教材为《通鉴节要》、《皇明宝训》等：“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得失兴亡事实直解明白。其《皇上宝训》（当为《皇明宝训》之误）一书乃累朝祖宗家法，合与《通鉴》分日进讲，今昔互证，以资法戒。” [39]《通鉴节要》，应该即是宋人江贽所编定的《资治通鉴节要》。该书自元代以来颇受统治者们的推崇，颇为流行，在明代则于弘治二年（1489）和正德九年（1514）两经司礼监刊刻印行。[40]神宗皇帝初年，根据张居正为他拟定的仪程，《通鉴节要》也是要讲的，而且是在讲完《四书》和《五经》之后的午讲中进行的。以《皇明宝训》为教材进行日讲，之前也有先例，如万历九年始在张居正的建议下即开始依《实训》、《实录》纂成《训录类纂》，次第进讲。[41]方从哲为天启皇帝拟定的《皇明宝训》教材，包括其历代祖宗的宝训，是大部头的作品，如果要讲，自然也是要节选的。但是，《通鉴节要》与《皇明宝训》这两种教材是否真的成为天启皇帝日讲时的案头之物，没有直接的证据。然而，从天启四年丁绍轼任讲官时的记载来看，皇帝日讲除《四书》与《五经》之外，插入其间讲述的只有《帝鉴图说》，而没有《皇明宝训》与《通鉴节要》。究竟《帝鉴图说》取代了《通鉴节要》与《皇明宝训》，还是《通鉴节要》与《皇明宝训》在天启年间压根就没有进讲过？尚不可知。《帝鉴图说》是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编定，用以作为万历皇帝的日讲教材。以《帝鉴图说》作为天启皇帝日讲教材的倡议，最早见于泰昌元年（1620）十月日讲官孙承宗与宦官王安、高时明的私下讨论。据钱谦益记载，孙承宗对太监王安、高时明说：“讲《帝鉴图说》，指图画像如民间词话演义之比，俾圣心与臣下日亲日熟，入而后说之，此启沃之要也。’时明曰：‘非复午讲不可。’安曰：‘甚善，当请修九五斋。’……未几，逆奄魏忠贤用事，杀安，罢时明，公亦辍讲帷以去。”[42]到天启二年（1622），《帝鉴图说》正式成为天启皇帝的日讲教材。在该年的六月，日讲官盛以弘“请以《帝鉴图说》随经书进讲”，从之。[43]真正的开讲可能延迟到了八月。[44]《帝鉴图说》有天启二年刻本，首有王体乾、魏进忠、宋晋、梁栋、张文元诸太监署名之叙。[45]可以想见，天启皇帝日讲所用《帝鉴图说》，大概即是魏忠贤等人“奉旨重刊”的天启刻本。值得注意的是，《帝鉴图说》的进讲，是置于《四书》与《五经》之间进行。丁绍轼记载说：“每讲日，先讲《四书》，次讲《帝鉴图说》，次讲《经》。”这与万历朝的先讲四书五经，再于午讲之时讲史的顺序不相同。所谓的“午讲”，并不过午，而大约是在上午十一时进行的。[46]从最初正统年间定的日讲仪注看，讲史是在四书五经讲读完毕之后进行的，是在午后。郭正域《皇明典礼志》卷十三日讲载：“讲毕，压金尺，盘旋二步，一揖，退。文华殿赐茶。文华门赐酒饭。一拜三叩首。酒饭后，俟进字毕，进讲史书如前仪。讲毕，一拜三叩首，一揖。候上出案，举手北向一揖。时上御文华殿诵书讲学，至午后回宫。”[47]因此，之前太监高时明认为须恢复午讲才可以讲《帝鉴图说》，表明天启皇帝最初的日讲中似乎没有“午讲”，即意味着日讲通常在十一点左右已经结束。如果天启朝的日讲没有“午讲”，进讲《帝鉴图说》就必须把相关内容挤到上午进行，这可能是《帝鉴图说》夹在《四书》、《五经》之间进讲的原因。

三、皇帝与宦官

日讲的参加者可分为三类：皇帝、宦官、儒臣。皇帝处于日讲的中心，也是日讲之中唯一的受教育者。皇帝在日讲中的积极参与程度，取决于皇帝的年龄以及其对经史之学的兴趣。像宣德、弘治、嘉靖、崇祯等皇帝，在日讲中便很活跃，[48]与讲官往往有积极的互动，甚至会用一些问题责难讲官。然而，年幼的天启皇帝缺乏质询讲官的学问基础，对经史之学的兴趣也很小，所做的多是一些仪式性的语言与行为。日讲开始前，皇帝要祭祀先圣。如果前一次日讲他对儒臣们有过恩赐，阁臣会代表儒臣们对皇帝“致词”谢恩，而皇帝会口答：“知道了。”接后，整个日讲过程中，天启皇帝的主要任务是跟讲官读书或者温书。《讲筵恭纪诗·陪上讲书》称：“讲官读一句，上亦读一句；……讲官温一句，上亦温一句。”除此以外，皇帝只需“倾耳听”讲官的讲解便可以了。讲书完毕，皇帝需要说一句：“先生每吃酒饭。”遇忌辰之日，赐宴无酒，皇帝则说：“先生们吃汤饭。”我们不能小看皇帝这样的一句套话。成化年间，“先生们吃酒饭”这一句套话一度取消，时人深以为憾。尹直《謇斋琐缀录》载：“正统以来，经筵每日讲毕，上必曰：‘先生每喫酒饭。’阁老与四讲官皆承旨，叩头乃退。成化丙戌（1466），刘主静入阁，遽托中贵献言，今后酒饭以常例赐，毋烦玉音。自是俨然而进，默然而退，君臣之间，舍此无一语接，而‘先生’之称亦不复闻。久而左右无复知讲官之为重，未必不自此始。”[49]那么，这句套话又是从什么时候恢复的，却不是很清楚。不过，舍此之外，天启皇帝还要另加一句。据孙承宗说，天启帝在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讲书完毕后，口宣“先生们喫酒饭”，“亦曰：‘与先生们酒饭！’”后一句，则似乎是对宦官们的吩咐。[50]从日讲仪式的规定以及丁绍轼的《讲筵恭纪诗》的记述来看，天启皇帝在整个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是被动的，很少有积极的、主动的反应。孙承宗曾在日讲后与太监王公安、高时明说：“今上御讲筵，恭嘿无一问难，臣下日囗而退，何繇熟也？”[51]确实，皇帝在日讲中的完全的被动性，使人们经常担心日讲会讲流于形式。天启皇帝的日讲举行之前，吏科给事中周朝瑞已然疏言：“日讲将举，日益宜求。讲自讲，终日讲而漠不关心，此难在上也。听者自听，终日听而学不关心，此难在下也。敬效君臣交警之规，以为上下交泰之助。”[52]丁绍轼说，讲官在附议时政时，“今上听之，绝无难色”。我们也很难将此理解为一种积极的反应，而只感觉天启皇帝对于时政是毫无兴趣。[53]后来，李国𣚴向继位的崇祯帝曾建议说，皇帝在日讲中的参与应该更积极：“经筵日讲，下询讲臣，俾反覆尽所欲言，辅臣亦竭虑补讲臣所未备。”[54]当然，儒臣们还是会捕捉到皇帝在日讲中的表情和动作。孙承宗谈到，他在给天启皇帝讲《尚书》时，“讲至人主君临天下处，皇上耸然拱听”，“至说先皇帝，便忽另乂手，肃然改容”。[55]由于年龄尚小，天启皇帝在日讲中常会有咳嗽、擦拭等动作。钱谦益记载孙承宗进讲说：“进讲次，上嗽，以纸拭涕唾。公东向，拱立不进。上目之，东班官亦目趣公，公拱立如故。俟上拭罢整衣，乃前讲‘出入有居，罔有弗钦’。……再讲，值上嗽，公释籤以待，上益庄，不复拭唾矣。”[56]

听讲之外，皇帝还要练习书法。[57]丁绍轼称：“上写字在后殿之东房。”文臣们应召看字之时，对皇帝的书法自然是极口称赞，而皇帝则“圣颜喜动点头，稍以语答”。[58]相对于枯燥的经史讲解，天启皇帝对书法似乎更有兴趣。丁绍轼《讲筵恭纪诗·传旨看字》云：“宴罢重呼侍紫宸，龙蛇字画逐时新，共看御墨淋漓处，自愧清朝笔札臣。”小注云：“上写字在后殿之东房，呼阁臣看字，则出房，御殿之东边，取其朝前天井，为明显之地也。诸臣拥上几前看字，称善，行一拜三叩头礼。撤几，上起身还宫，诸臣打躬而出，诣东阁。”“看字”又叫“进字”。孙承宗记载天启帝练字之时，“御笔飞动”。写完听到阁臣“颇致赞词”时，皇帝“圣颜喜动点头，稍以语答”。[59]

宦官在日讲中的作用很活跃，是日讲的引导者和后勤保障者，也是有力的参与者，对于确保日讲的有序进行非常重要。皇帝在殿东房叩拜古代圣人时，须有宦官呼礼；皇帝坐定后，须由宦官开启文华殿门，打躬传旨：“先生进殿来。”讲官开讲前，宦官向讲官提供讲书时手执的牙籤，所谓“内使授牙籤”；由于日讲不设展书官，展书职能由宦官承担，所谓“初展后掩，皆属内侍”。[60]讲完《帝鉴图说》之后，皇帝退往后殿休息时，宦官负责向皇帝“进茶”，所谓“玉盏金壶传进茗”。于慎行《谷山笔麈》里还记载了万历小皇帝在日讲时，太监偷偷为他摇扇，后被皇帝制止，说明宦官在日讲中的全程陪同与参与。[61]《徐显卿宦迹图册·日直讲读》中谈到“惟司礼掌印旁侍”，而从画面上看，除旁立一名太监外，屏风后还可见到一群太监。[62]最重要而且也必须重点提到的两项参与，是日讲过程中宦官掷钱以计遍数的行为以及司礼监及文书房太监们与儒臣议政的行为。宦官掷钱以计遍数，乃是伴随着讲官讲书而进行。《讲筵恭纪诗·陪上讲书》写道：“貂蝉玉蟒拥龙颜，手捧金钱计数还，陪着玉音三五读，却疑天籁非人间。”丁绍轼对此的注释是：“讲书时，每句读五遍，温书时，每句读三遍。”负责计算遍数的人便是宦官。丁绍轼说：“是时左班中官手执一小架，架上有金钱。将金钱自架左移掷架右有声，计遍数。每五遍、三遍，中官大声报几遍完。”[63]太监与儒臣议政的行为，在讲书完毕后。丁绍轼《讲筵恭纪诗·传旨议政》云：“中官十二玉如银，揖过端揆揖讲臣，传达玉音嘀確处，应知此地属鸿钧。”他进而解释说：“是时上退后殿，入殿东房，而司礼监及文书官诸中贵出至川堂，与阁臣、讲臣作揖，嘀议朝政，传达圣意可否，皆在此时。议毕，阁臣、讲臣始出饮宴。”讲书完毕议政，可能也是辅臣借机除去异己的机会。李逊之《三朝野记》记载了冯铨借日讲时除去熊廷弼之事：“辽难之发，涿州父方任布政，鼠窜南奔。书肆中有刻小说者，内列冯布政南逃一回。涿州耻之，先令卓迈上廷弼宜急斩疏，遂于讲筵袖出此传，奏请正法。”[64]李清《三垣笔记》则将此事归到丁绍轼的身上，以为“《辽东传》一书，为丁辅绍轼等进呈以杀廷弼者。”之前天启二年五月初八日，遇日讲，首辅大学士叶向高入侍讲筵，“因给事中章允儒、御史帅众事言说稍烦”[65]，也是日讲时议政之一例。不过，日讲兼以议政，并非天启朝独有的制度，而一般情况下，讲臣似乎并不参与。尹直《謇斋琐缀录》谈到：“成化十年九月十八日，文华殿讲毕，讲官皆退，止留三阁老，俟授以旨意揭帖”[66]从丁绍轼的诗看，川堂议政时非但讲官参与，更有宦官与儒臣川堂议政，而皇帝本人却隐在殿东房，只是通过宦官传旨以置可否。这非但反映了晚明君臣之间的否隔，似也反映了天启一朝太监权力的膨胀。

四、讲官与讲章

日讲官的人数一般在四至五人。尹直《謇斋琐缀录》记载成化皇帝日讲时说：“其号日讲官者凡四员，日轮二员。”[67]后因任务烦重，日讲官的人数也有所增加，添一至两人。从《徐显卿宦迹图·日直讲读》看，万历十五年时，讲官是六人，东西各三人，分列阁臣之下：“阁臣左右侍，讲官次阁臣下稍远，左右各三。”[68]天启二年，内阁大学士借增讲《帝鉴图说》的机会，曾欲增至八人，但皇帝以讲官“额设六人，今经已久”及“进讲殿窄”为由拒绝了提议。[69]至天启四年丁绍轼任日讲官时，日讲官的人数亦为六人。[70]丁绍轼当时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近时幸与日讲之班，日对圣颜，凭几共论，五相在旁，六讲官在列。”[71]从丁绍轼的话看，六名讲官不是“轮值”，而是在日讲中一同出席。当文华殿门开启后，讲官即与阁臣“分左、右鱼贯而入，近御案前，行一拜三叩头”。讲官的职责是陪皇帝读书、讲书，阁臣的职责只是侍列。

据丁绍轼记载，读讲由两位讲官分别承担，所谓“一官读，又一官讲。”按照规定，新书读五遍，旧书温习读三遍。丁绍轼《讲筵恭纪诗·陪上讲书》说：“所读书，讲官读一句，上亦读一句。一句每五遍，读完方讲。每讲读过三日，到第四日，将前三日书总温总讲。讲官温一句，上亦温一句，每三遍。”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亦载：“按故事，日讲官一员直讲，一员直读，直读者先读五过，上随口读已，方直讲者进讲。”[72]其实，在跟随讲官读书之前，皇帝对于该日所讲章节应该有过预习。据钱谦益说，“凡讲官读书，近侍皆先期进读”。遇上多音字时，皇帝由于之前跟宦官读，先入为主，读书时发音未必完全跟随讲官。这时候，讲官多迁就皇帝，只有少数人敢纠正皇帝的发音。例如，万历小皇帝在讲筵中，读《论语》“色勃如也”一句时，将“勃”念成“背”。可能讲官未必敢纠正，而张居正从旁厉声纠正。万历帝“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73]孙承宗给天启皇帝进讲时也遇上类似情况，但孙承宗以一种相地温和的方式纠正了皇帝的错误。钱谦益为孙承宗所写的《行状》记载道：“至‘三百六旬有六日’，皇帝高声读“六”为“溜”，孙承宗亦高声读“禄”者三。天启皇帝“改而从公，退而知溜音之讹，戒近侍曰：‘毕竟拗讲官不过，以后休错，被讲官笑。’”[74]读书完毕，讲官方始进讲。与经筵不同，日讲讲官不设几案，其间差别从《徐显卿宦迹图册》中《经筵进讲》与《日直讲读》两图清楚可见。“每读书讲书，讲官凭几倒看，手执硃红牙籤，读某字某句，则籤指到某字某句，讲亦如之”。丁绍轼有诗云：“牙籤手指口披宣，抚几从容意更虔，幸得至尊倾耳听，赍心入告不徒然。”[75]手执牙籤以讲的做法，至少自成化年间已是如此。尹直《謇斋琐缀录》：“当讲者诣御案前，内侍授以牙籤，右手执之，且指所讲书。”[76]现存万历朝的《徐显卿宦迹图》，展示了徐显卿四十九岁充日讲官在文华殿后川堂为万历帝讲书的情景：讲官徐显卿身形微躬，用籤指着书案上展开的书，而万历帝则端坐书案前听讲；牙籤大概相当于一个人的前臂长短。[77]

为皇帝讲书，有利有弊，嘉靖一朝讲官因讲书而获谴的不少。[78]在这种情况下，日讲官就难免紧张。万历朝的讲官袁宗道曾上疏说：“黼扆之上，人主高拱穆然，何论神明，而二、三儒臣跼蹐毋敢失尺寸，执牙籤屏息，得毕所肄于前大善矣。”[79]况且，日讲官进讲之时面对的只有经书，全凭自己对文本的熟悉程度和对事先拟好的讲章的记忆进讲。日讲有既定的教材，但是讲官为皇帝讲书前，还要事先拟好讲义，即讲章。但是，日讲的讲章却不像经筵的讲章那样，能够带到“课堂”上。丁绍轼说：“到讲时，几上不置稿本，凭口披宣，不似经筵讲官另一几，几上有稿本也”。[80]因此，就像袁宗道所说，日讲官能够顺利完成便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81]日讲官虽然只是对着经书宣讲，但却需事先拟好讲章。与经筵讲章提前两天进呈不同，日讲的讲章是“先二日送稿内阁”，“先一日进稿”。也就是说，提前两天将讲章送内阁，再提前一天送到皇帝处。提前两天送内阁的目的，也是让内阁对讲章的内容进行审查。阁臣如果认为讲章有问题，可令讲官修改。这种由内阁审查讲章的事情，早在永乐年间已有先例。杨士奇曾经对当时的太子朱高炽说：“今翰林春坊诸臣，分撰诸经讲义，有上旨命内阁之臣阅过，有未当处，悉与改正，然后呈御览，允当，然后以讲。内阁解缙专阅《书》，胡广阅《诗》，金幼孜阅《春秋》，臣士奇阅《易》。”[82]虽然只是太子讲学时的规定，但或者亦可移用于皇帝的经筵日讲。有时候，内阁大学士可以弃用讲官所著的讲章，并且改用其他讲官。[83]但是，也有讲官对内阁审查讲章表示不满，如嘉靖朝陆深。据《春明梦余录》载，天启初年的时候，李康先为讲官，亦言“讲官讲章宜径达御览，阁臣不必改易”。[84]跟经筵讲章的情况一样，阁臣对于讲章也有修改的权力，而修改的程度大小则取决于内阁大学士本人。丁绍轼说：“每讲末定附时政，与书旨可互相发明，蹇谔之谈，由乎其人。先二日送稿内阁，内阁或少加增减，而不改时常多。”[85]

讲官往往在讲章中附议时政。这在现存的讲章中可以见到。例如，吴中行在万历年间日讲时，讲《诗经》“蠢尔荆蛮、大邦为雠”，讲章末便说：“今分阃则元戎挂印，督府则重臣秉旄，将帅非不隆也，塞北守降王之盟，滇南奏献俘之捷，蛮夷非不威也。第无虞既久，积弊难除。试以武科弓马，非万人之敌；取于世胄纨袴，乏一筹之能。大将非以干请而得，在在倖门，善地以贿赂而行，人人债帅，苞苴日盛，介胄风靡。寡谋启侮，则轻率而损国威；巨猾营私，则贪残而剥军饷。严苛责之律，势不得不掩覆以称功，操中制之权，情不得不夤缘以求庇。养之不豫，任之不专，匪朝夕矣。”[86]应该说，这种批评还是很尖锐的。我们再看陈仁锡在为天启皇帝讲《论语》时的发挥。陈仁锡在讲《论语》“礼之用和为贵”一章时在讲章的最后写道：“倘大处勉遵典礼，若于出入起居至微至细的所在稍逞便安，那乘机巧中的将规矩来放松了，初亦觉有暱就之乐，渐渐心志摇惑，精神懒散，反有许多烦恼不受用处，何等样不和。若是无大无小，亲贤士大夫如此，对宦官、宫妾亦如此，坐一个身子在礼法中，一毫情欲来不得，似乎拘束得紧，久之安习，身子自然悦豫。”讲《论语》“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章时说：“皇帝日御讲筵，询政事，字字商確。凡天下奏事，有旨令看详者限三日，令即看详者限二日，他司行查不过十日，重大事情量宽五日。一时诸臣皆能竭力赞襄。”[87]陈仁锡甚至在朝中与同年谈及次年日讲要准备谈及的时政问题：讲《论语》“为政以德”章则要请皇帝“亟清锦衣锦抚冤狱”；讲《诗》则要抨击“山海关军士夺马食为己食，止将一半卖草豆喂养，只因自内及外管马官员念头全不照管马匹”的现状；讲《论语》“道之以政”章则要向皇帝陈述“朝廷省刑罚，士大夫存廉耻，天下太平”的道理。[88]陈仁锡想要在天启七年谈论锦衣冤狱、省刑罚、廉耻的打算，据说被校尉侦缉到，于是很快陈仁锡便被剥夺了讲《四书》的权利，不久便被削籍。这自然跟当时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李国𣚴天启五年任日讲官时，讲《尚书》，“每借经发明世政，以广圣聪”。[89]

不过，在谈论时政的问题上，内阁大学士一般会事先约束日讲官。钱谦益记载，孙承宗在泰昌元年十月任天启皇帝的日讲官时，“内阁戒讲官讲章宜简要，讲毕勿多献替，恐上倦弗能省也”，但孙承宗反驳说：“主上幼冲，在我辈六七措大开导圣聪。讲章须详明切直，博引曲譬。若讲官听中堂为芟改，中堂又视中人为忌讳，则讲筵为无人矣。中堂当择讲官，不当择讲章。与其择讲章，宁去讲官可也。”[90]这类嘉靖朝陆深式的抗议，得到的结果是“讲章乃得勿改”。讲官在讲章之外，还可以有即兴的发挥。孙承宗讲《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时，“于讲义外囗发一番”，讲九族及和睦亲藩外戚之义。天启皇帝听完后，问宦官王安说：“今日才知九族，如何不先做在讲章？”王安回答说：“这是讲官临时发明这句书。”不过，总体来说，日讲附议时政应该比经筵时附议时政少。崇祯间阁臣温体仁参讲臣罗喻义的疏中就说：“旧例惟经筵进规多于正讲，日讲则正讲多，进规少。”[91]

五、小结

但凡一种典制度与具体实践操作愈相关，其变化的频度则越高。参与实践的人的类型和数量越多，则变化的偶然性就越大。与官制、行政区划等相对稳定的制度不同，经筵日讲之制是实践操作性很强因而变化也最频繁的制度。日讲中，通常有四类人参与，皇帝、阁臣、讲臣与宦官。任何一个日讲参与者，包括皇帝、阁臣、讲官和宦官的个人因素，都可能引起某一朝一代日讲实践的变化。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张居正，晚明日讲的教材中便不会有《帝鉴图说》。因此，把一两条史料所反映的日讲实践当作明朝几百年不变之制，则是将一孔之见当作全豹了，容易犯僵化的错误。要避免以偏概全，唯一的途径便是首先要承认这一类仪制在实践中的复杂性与变化，然后在尽最大可能地揭示其在不同时期的个性的基础上再归纳其共性。换言之，缩小考察的时间范围，也许有利于揭示日讲的个性。只有差异性被充分认识，对于共性的认识才更接近真实。总体看来，通过对天启一朝日讲的观察，可以发现：（一）天启一朝的日讲，其仪式从皇帝到文华殿东房祭拜古圣开始，经阁臣与讲官进入文华殿川殿行谒见礼，讲官讲授《四书》及《帝鉴图说》，皇帝与文臣分别于后殿与前殿茶息，讲官讲授《五经》，讲毕赐宴，传旨议政，文臣宴饮，传旨看字等环节，至传旨看字毕，整个日讲的程序才算结束，至此皇帝归宫，诸臣归第。（二）日讲一般在文华殿的川殿举行，而以川殿为界隔区分的文华前殿和文华后殿，分别为文臣与皇帝的活动场所，在很小的仪式活动中都体现着帝制时代“前殿后寝”的格局；这种布置应该是日讲制度成熟之后便形成的惯例，倒不是天启一朝的独创。（三）天启皇帝不是一个勤于日讲的皇帝。他在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开始日讲，十月二十一日再讲，之后似乎便传旨暂免，以至于大学士方从哲在十一月初四日上疏请求恢复日讲，但也没有得到批准，直到次年即天启元年正月十二日始恢复日讲；日讲过程中皇帝的表现也不主动，只是履行仪式性的职责，而与成年的嘉靖帝、崇祯帝总是在日讲中对讲官进行诘难相差甚远。（四）天启朝的日讲教材，《四书》部分只讲了《大学》与《论语》，《五经》讲了《尚书》，可能还讲了《诗》，史的部分虽然最初有规定要讲《通鉴节要》和《皇明宝训》，但是否曾经进讲却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从天启二年开始讲《帝鉴图说》，并至少持续到天启四年。（五）讲官先两日进讲章，讲章先一日进御前，到进讲之时，讲官凭几倒立，手执牙籤，不设讲章，全凭记忆讲书，偶而也可以稍加发挥，并可附议时政。（六）宦官一般在皇帝的日讲中承担着重要的引导和服务的功能，如展书、掷钱计遍数、供茶等事项，但天启朝的太监还会与阁臣、讲官在川堂议政，反映了天启朝太监权力的膨胀。

               （原刊于《故宫学刊》第十辑，故宫出版社，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