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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战史研究大有可为

发布日期:2016-03-02 原文刊于
赵现海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历史地位与当前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近代以前的历史学,都以讲述精英群体、重大事件为核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其中以农民占主体,却近乎默默无闻。近代时期,伴随下层民众在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中,扮演十分突出的角色,他们开始进入历史学家的聚光灯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诸多思想流派中,马克思主义以重视物质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对于这一与物质生产直接关联的社会群体,尤其关注。

民国时期,伴随马克思主义逐渐传入中国,已有部分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展开研究,并成为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内容之一。建国之后,历史学界以新的意识形态为指导,致力于论证传统中国如何转变为现代中国,尤其社会主义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所谓“五朵金花”,便是在历史巨变下,结合当时政治需要,从整体上审视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与核心线索的研究潮流。在这其中,农民战争史研究以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及其历史作用的理论阐述为指导,系统考察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多次农民战争,不仅搜集、出版了大量史料,而且发表了大量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关于中国农民史的研究,成为“五朵金花”中最亮丽的一朵。

但由于浸染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伴随各种政治运动的接连发生,建国以后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与其他四朵金花一样,越来越成为意识形态的历史注脚,呈现浓厚的“以论代史”的研究取向,甚至完全走入服务于现实政治运动的死胡同,正常的学术研究实已中止。

“文革”之后,伴随整个社会的“拨乱反正”,农民战争史研究也开始反思以往过于政治化的教训,从而强调更为客观的学术研究,并出版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成果。但步入80年代后期,西方理论思潮席卷了整个中国学术,催生了大量新的研究领域、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中国历史研究也开始改换门庭。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逐渐步入沉寂不仅研究人员、研究成果急剧缩水,甚至这一问题本身,也开始受到冷落、批评,甚至嘲笑,成为特殊时代非正常学术的代名词。农民战争史研究,从一门甚至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显学,变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

但刨除其中的政治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将中国历史研究主体从精英人物、政治事件的研究,转向下层群体与社会结构;并致力于从整体上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与特性;不仅符合现代史学建构理论体系与整体框架的科学化潮流,而且具有相当强烈的建立中国本土史学体系的学术诉求。虽然在具体研究中存在以论代史、思维僵化、视野狭窄、方法单一等问题,但仍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向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

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研究,虽然在研究领域、研究视角与研究成果上,都收获巨大,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过于追随西方史学的脚步、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硬套中国历史、研究主题的琐碎导致的“碎片化”等问题,使中国史学传统愈来愈湮没的同时,关于中国历史大问题、主线索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中国史学研究的本土化、主体化道路似乎也愈来愈晦暗不明,这些都导致中国学术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西方学术界的附庸。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地位的迅速崛起,中华文化走向了继承中华文明优良传统,借鉴西方优秀文化,再建中华新文明的历史转折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在很大程度上仍呈现出强烈的追随西方的特征。一百年前“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仍弥漫于新世纪的中国学术。如何建立反映中华文明现代嬗变及其崛起的理论体系,再造中华文化新内涵,是当代中国学人,尤其青年学人的历史使命。

虽然农民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普遍发生,但中国却是爆发最为频繁、规模最大、影响最巨者。相应,农民战争是揭示中国历史核心问题与主要线索的视角之一,是整体上审视中国历史的视角之一,是揭示世界文明体系中,中国历史道路的视角之一。故而,在当前时代背景下,重新检讨农民战争史研究,是从整体上理解中国历史道路,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历史理论体系的必要方式。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越来越被卷入现代化进程,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的现实,也是重新开展这一研究的现实需求。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发生原因

 

中国为什么是世界历史上农民战争现象最为显著的国家呢?这与中国地理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思想文化都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东亚大陆是非常完整而富饶的平原地带。而中华文明便产生在这一地区。广阔而平坦的地形,为农民战争的长途流徙提供了充足的历史空间。经济方式以农为主,为农民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主体人群。国家财政奉行农业财政,为此尽力实行“编户齐民”,将农民分散化,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为农民易于摆脱当地官僚、商人的控制,联合起来,提供了制度空间。宗教色彩淡化、世俗色彩浓厚的儒家色彩,倡导立贤立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大胆倡导,为农民战争的爆发提供了思想支持。可见,中国农民战争之所以最为显著,显然是东亚大陆各种历史因素综合形成的地缘政治的直接结果。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根源是生态环境与农业财政的长期冲突。东亚大陆虽然十分富饶,但由于靠近大河,常有涝灾;部分地区远离东亚海域,常有旱灾,由此而造成旱涝灾害经常发生,随之而起的瘟疫也时常弥漫这一地区。由于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对农业经济冲击最大者,便是灾荒与战乱。每当灾荒发生时,农业经济便呈现局部崩盘之势,而国家财政也相应大受影响,为加强内地控制、边防建设,只能通过增加赋役的方式,从而造成全国范围内农民群体压力增大,导致某一地区发生农民战争,全国各地一呼百应的情况。

虽然中国农民战争根源于中国的农业经济、主体是农民,但值得注意的是,领导者往往是农民群体中富于流动的边缘人群。比如陈胜、吴广为雇工,受命前往长城屯田,发动“大泽乡起义”。继之而起的项羽为楚国贵族后裔、刘邦为亭长。唐朝黄巢为盐贩。宋朝王小波、李顺为茶贩。元朝陈友谅为渔夫,张士诚为盐贩,朱元璋为和尚。明朝李自成为驿卒,张献忠为士兵。清朝洪秀全为秀才。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农民由于依靠耕地为生,国家通过户籍、保甲、税收等政策,将之束缚于土地之上,因此农民群体在流动性及与之相关的见识、能力等方面,都有巨大欠缺。而其中少数出身农民,却流动于农、工、商、士之间的边缘人群,借助对周边地理、人情的熟悉,更易于发动叛乱。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领导者,不仅有社会空间的边缘群体,而且还有文化空间的边缘群体。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往往借助民间宗教发动起义,而这些宗教往往是被政权定为异端的教派。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思想动员,借助了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的边缘分支。而某些长期信仰异端宗教的宗教人士,在农民战争中往往发挥引领角色。比如白莲教作为佛教的异端教派,将世界分为黑暗与光明,从而在近世中国成为鼓动生存于生态、政治双重压力下广大民众的叛乱思想,而其传承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家族相袭的特点。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领导者,又有来自地缘上的边缘群体,即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往对于边疆民族叛乱的研究,很多时候也简单地纳入农民战争系列,视之为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主要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这种过于强调从上而下的制度视角,显然无法认识边疆民族战争的全部内涵,还应从边疆视角,从下而上地认识地缘因素在其中扮演的主要作用。

 

  农民战争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整体影响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尚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权性格,甚至历史道路。比如西汉定都关中、继承秦制、大力开拓西北边疆,便与其在秦末农民战争中,以关中、汉中为根据地与大本营,从而深受秦朝制度与重视西北的地缘政治观念影响。明朝在蒙元帝国瓦解后,并未与同时期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俄罗斯文明那样,选择外向性国策,而是选择内向性政策,大规模修筑长城,与朱元璋农民军崛起于较为落后的淮河农业地带,不仅处于南宋以后汉族与北族长期对峙的边疆地带,对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压制汉民族的历史充满恐惧,故而谨守疆域有关;而且与蒙元帝国整合农商、商牧的历史经验,对这一地区影响较小有关。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还有助于考察中国古代的经济实力、军事能力与世界地位。对于中国古代政权在中国、世界历史地位的考察,以往经常囿于正统王朝。但其实未能问鼎政权的失败者,同样也具有十分强大的实力。比如元末农民军延续了南宋、蒙元发展水军、开展远洋贸易的历史脉络。其中陈友谅的水军实力远超其他农民军,张士诚、方国珍的远洋贸易能力也远超其他农民军,两支政权的水军实力当时都处于世界前列。以陆军为主的朱元璋政权最终取得胜利后,却限制水军、远洋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从而造成近世中国海洋经略的倒退。即使如此,明代仍出现了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远洋航行的空前壮举,与明中后期华人泛海南洋的历史狂潮,世人皆感叹明代中国中国的巨大实力与历史机遇,却少有关注元末农民战争所蕴涵的更为巨大的历史能量。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对于揭示中国古代的文明特征与历史道路,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由于经常发生农民战争,对中国古代政权形成直接、根本性的冲击,相对于边疆战争,对中原政权的冲击更大。在这种战争局面下,中国古代逐渐形成“内政优先边防”的政治文化,就是将加强对民众的统治置于边疆开拓之上,一旦边疆开拓成本增加到严重影响社会动荡的程度,中国古代政权便采取收缩边疆的政策,从而维持内政与边防的平衡,这便导致中华文明具有内聚性特征。

 

  “新农民战争史”的区域史路径与多学科方法

 

虽然中国整体处于东亚大陆,但内部地理却仍有不小分别,这种地理特征与历史进程不断互动,从而造成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地缘特征与历史脉络,或者说区域化历史取向。虽然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在不同地区普遍发生,但整体而言,在部分生态环境恶劣、经济条件落后、战争不断发生的地带,更为经常发生,且规模更大、影响更大。可见,对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应克服以往单纯从国家制度层面,强调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单一视角,而增加以区域视角,探讨某一区域发生的农民战争,与该区域内生态、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的整体关系。若对这一研究加以概括,可称之为“区域农战史”研究。“区域农战史”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国历史上的动荡区分布,以及不同区域之间存在不同的社会机制与历史脉络,这为审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提供一种地域视角。

由于农民战争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这便要求我们在进行研究时,充分重视田野考察,将之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田野考察不仅能够对农民战争的区域环境有直观感触,而且当地遗存的相关遗迹、碑刻、家谱、传说等史料,不仅能够进一步丰富研究史料,而且有助于弥补、纠正官方史料在记载农民战争时,由于立场偏颇与缺乏对底层的了解,而在记载中存在的偏激、错讹的缺陷。可见,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充分结合文献史料与田野考察,不仅是实现研究基础多维化的必要手段,也是保持客观立场的重要方式。

由于农民战争史研究牵涉问题较多,相应在开展研究时,除充分发挥历史学史料梳理、辨析之长外,还应充分借鉴各种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理论、视角,实现相关研究的专业化。比如对农民战争发生的生态环境因素的考察,便牵涉到地理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对瘟疫等因素的考察,便牵涉到医学等相关学科;对经济方式、财政制度的考察,便牵涉到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对政治制度及其控制力的研究,便牵涉到政治学、行政学等相关学科;对社会结构的考察,便牵涉到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对文化因素的考察,以及在田野考察中如何实现专业化,便牵涉到借鉴民俗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可见,农民战争史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在研究方式上势必要采取多学科、立体性研究,其研究难度已超出历史学的单一范畴,而具有自成学科的可能。

可见,对于中国农民战争的研究,在克服以往以论代史的僵化弊端的前提下,可以采取跨学科的视角,综合利用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理论、方法,在充分结合文献史料与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从制度与区域互动的双重视角,实现纵向与横向的结合,将之置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视野下,审视其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意义与历史影响,以及在中华文明独特历史道路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农民战争史理论体系与解释模式。为了区别这一研究与以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可以姑且笼统名之为“新农民战争史”。“新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未来开展,无疑有赖于每一位对中国农民问题,不仅是以前中国,也是未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充满同情关怀与历史使命的学者。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漫长寒冬,只是为了未来更美丽的绽放。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027日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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