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官制史上，金代的雜班官和元代的雜職官頗具特色，但迄今對之缺乏明晰的認識。陳高華先生等校釋《元典章·戶部·祿廩》“雜職官俸米”條，認為：“雜職官，確切含義不詳。從本條內容來看，地方教官、庫官顯然包括在雜職官範圍之內。《元典章》卷七《吏部一·官制一·職品·內外文武職品》所列元朝前期職官設置，外任官包括‘民職’、‘軍職’、‘軍民職’、‘匠職’、‘諸職’幾大類，其中‘諸職’一類包含有教官、庫官等，應當屬於雜職官，‘匠職’似亦屬於雜職官。又同書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將元代職官區分為十二類：流官、軍官、投下官、教官、醫官、陰陽官、倉庫官、局院官、場務官、站官、首領官、捕盜官。其中，教官、倉庫官應當屬於‘雜職官’。據《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投下·投下職官公罪》，投下官亦屬雜職官。醫官、陰陽官、場務官、局院官、站官與以上三類官員性質相近，當亦屬雜職官。”[1] 筆者不揣淺陋，試對雜班官和雜職官的源流、性質、特點提出些淺見，以就教于方家。

一

唐代有“雜職”，是對一類職役的總稱。宋《天聖令·雜令》所附唐令第15條對流外諸色職掌有以下概括：

諸司流外非長上者，總名番官。其習馭、掌閑、翼馭、執馭、馭士、駕士、幕士、稱長、門僕、主膳、供膳、典食、主酪、獸醫、典鐘、典鼓、價人、大理問事，總名庶士。內侍省、內坊閹人無官品者，皆名內給使。親王府閹人，皆名散使。諸州執刀、州縣典獄、問事、白直，總名雜職。州縣錄事、市令、倉督、市丞、府、史、佐、計史、倉史、里正、市史，折沖府錄事、府、史，兩京坊正等，非省補者，總名雜任。其稱典吏者，雜任亦是。[2]

據考證，唐代的習馭、掌閑等庶士是供事於中央機構的胥吏，輪番赴任；雜職和雜任是主要供事於州縣的胥吏，雜職分番執役，雜任則否。《天聖令·雜令》所附唐令的規定證明，唐代比較嚴密的胥吏概念尚未在制度中出現，使用的概念是流外、庶士、雜職、雜任、典吏等[3]。《通典》謂“今州縣官有雜職者，掌行鞭撻，每官出，則執楚導引，呵辟行路，殆其職也”[4]。李春潤先生認為典獄守囚，問事行杖，即系“掌行鞭撻”之任，執刀、公廨白直所任即系“每官出，則執楚導引，呵辟行路”之役[5]。趙璐璐著文對唐代的雜職、雜任作了研究，指出：其所包含的人員，唐以前即有，但這兩類專名卻始見於唐代。雜職、雜任是唐代州縣胥吏的主體，是州縣日常事務的主要承擔者。以上縣為例，有流內官5人，雜職53人，雜任94人。雜職、雜任屬於役，不屬於流外官。四種雜職的執掌雖有一定的不同，但並不以此為限，實際承擔著州縣各類雜役。唐中後期，雜職轉化為資課之一，其稱謂則流傳于宋元明清各代，“其間含義多有變遷，或單指某種服役人或涵蓋某類人員，每朝不盡相同，不過基本上都是代指政府機構內品官以外的低級辦事人員。”[6]

宋代的“雜職”是一種職役名。《宋史·食貨志·役法》記載：“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戸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侯、揀、搯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7]宋代雜職的職責，與唐代“掌行鞭撻”的雜職是有一定的淵源的。據《淨德集》卷二《奏乞降詔舉郡守狀》：王子文知華州，因雜職行杖生疏，子文下㕔親決一杖作示範。又據《侯鯖錄》卷六：元祐初章惇出知汝州，錢穆父作詞諷之，惇責备他言辭過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職安敢輕行杖。”[8]

明清時期，“雜職官”是一類卑官微職的總名。《明會典》卷七六《禮部三十四·行移署押體式》載：“各處倉庫、司獄、巡檢、稅課司局、遞運、河泊所、驛、埧等雜職衙門申府，如內有各州所屬，申州，俱牒呈各縣。”[9]《續通志》依次列舉了明朝巡檢司、驛丞、稅課司、倉庫局、河泊所、批驗所、遞運所、金銀局、鐵冶所、醫學、陰陽學、僧綱、道紀司各部門的編制後，概述道：“臣等謹按：自巡檢以至僧道各司皆雜職也，各府、州、縣有無多寡不同。”[10]據《大清會典》等文獻的記載，清代的雜職官制度一仍明制。柏樺指出，明清的州縣雜職官，“諸如巡檢司、驛、稅課局、庫、倉、織染雜造局、河泊所、批驗所、遞運所、冶鐵所、閘、壩等，分別設巡檢、驛丞、大使、副使等官進行管理。其官高者為從九品，大多數則為未入流。雜職雖然各有所專掌，但是要接受所在地州縣正官的領導。此外，各州縣還設有一些不給俸祿的雜職官。如醫學（州典科、縣訓科）、陰陽學（州典術、縣訓術）、僧正司會（州僧正、縣僧會）、道正司會（州道正、縣道會）等。”在州縣官吏等級結構中，雜職官低於州縣主官、佐貳官、首領官（屬官）和教官，而高於吏典[11]。雜職官不僅存在於地方州縣，也見於京內。如《明會典》卷四四《禮部二·常朝御門儀》記載洪武二十四年令：朝參，將軍先入，近侍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應天府及在京雜職官員又次之。同書卷一二《吏部十一·考功清吏司·杂职官入流仓官》洪武二十六年令：內外雜職官，三年給由，無私過者，未入流陞從九品，從九品陞正九品[12]。這裏所謂“內外”就是指京官和外官。

二

元代的雜職官，與唐、宋的“雜職”顯然不是一回事，它是明清雜職官制度的源流。就筆者所見，學界對明清雜職官的研究還很粗疏。本文試對元代的雜職官提出些不成熟的認識。

1、雜職官是區別於流官即常調官的一類官員。既有九品以上官，也有流外官。其任命出自投下主或其他有權自選官員的衙門，以及中書省、吏部、地方政府任命的流外雜職官。

元代的雜職官與流官，同是官，但身份地位截然不同。《元典章·吏部六·吏制·職官吏员》“職官補充吏員”、“選取職官令史”兩條，規定中央和行省、宣慰司等機構“有出身”的（指任滿後有資格出職流官）高級吏職令史、譯史、通事、知印、宣使等，一半由職官充任，任滿後於應得資品上陞一等使用，但必須從沒有過錯的“文資流官”內選用，“雜職不預”[13]。《元典章·吏部五·職制二·封贈·流官封贈通例》（418頁）規定“封贈一品至七品流官等第，雜職不與”。《至正條格·條格·廄牧·抽分羊馬》记载：“（後）至元六年（1340）十一月，兵部議得：今後但系抽分羊馬，省、院差官，不許委用雜職官員、白身之人，合於類選或見任流官內選委廉幹人員。”[14] 類選或即吏部依據吏能分類備案以備重用的官員[15]。類似的差別對待雜職官與流官的規定還有很多。

與雜職官相對的還有常調官、常選官。《至正條格·斷例·職制·漏附行止》條（《斷例》37頁）的內容是，官員任滿，持上級部門的評語——“解由”到中書吏部考核，省部官在其行止（履歷）簿上書寫考核意見，規定如果有關官吏在行止簿上“改換雜職、常調，隱蔽過名”，“即同詐偽”治罪。可見常調官与雜職官涇渭分明，不可混淆。《元典章·吏部二·官制二·承蔭·禁治驟陞品級》（262頁）記載：“各投下、各衙門裏應著他每自選人麼道，腹裏、江南白身的人每，虛捏著怯薛，詐冒著籍貫、姓名，作弊欺誑朝廷，受了宣敕，近上名分委付了的多有。……常選裏人每循著資格，兩考、三考才得陞轉。這等僥倖人每，白身裏做三品、四品，雖是不入常調，各投下、各衙門委付呵，是一般受了國家宣敕，管著軍民人匠等戶。”[16]不入常調（常選）官，還有土官。如《元史·選舉志》載：“凡蠻夷官，議播州宣撫司保蠻夷軍民副長官，系遠方蠻夷，不拘常調之職，合准所保。其蠻夷地分，雖不拘常調之處，而所保之人，多有氾濫。今後除襲替土官外，急闕久任者，依例以相應人舉用。”[17]

宋制，參部注授的常調官員分為常調京朝官和常調選人兩部分，堂除和特旨除授的高級官員謂之“出常調”[18]。金制，“凡外任循資官，謂之常調；選為朝官，謂之隨朝。”[19] 元制，“諸自九品依例遷至正三品，止於本等流轉，三品以上職，不拘常調。”[20]元代的常調官、常選官，即流官，是指正三品以下、循資流轉的入流官、流內官。《元典章·吏部三·官制三·流官·銓選官從元籍保勘》（285頁）謂：“常選流官各有應任地方。”[21] 流官稱謂當兼具流內品官與循資流轉之意[22]。

元代的流官由都省、吏部銓選，“曰省選、部選”，“由一品至五品為宣授，六品至九品為敕授。敕授則中書署牒，宣授則以制命之……武官、雜職亦如之。”[23]这里的官品指散官阶。帶九品以上散官的雜職官，任命出自後妃、太子、諸王、公主諸投下或其他有權自選官員的衙門，官誥則受敕牒或宣命。九品以下的雜職官，受省、部、院、寺、監、行省、宣慰司、路等部門的官劄付身或投下主的令旨、懿旨。

“投下差放達魯花赤不拘常調。”按規定，各路府州縣的達魯花赤由蒙古人擔任。但各投下多“差設本投下梯己戶匠敬受令旨或宣敕有姓達魯花赤” [24]。有姓人即指漢、契丹、女真等民族人。管領本投下大都等路怯憐口民匠總管府，“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俱受御寶聖旨；同知一員，副總管一員，俱受安西王令旨。”下屬織染提舉司，“提舉一員，受安西王令旨；同提舉一員，本府擬人；副提舉一員，都目一員，俱受安西王傅劄。”[25] 詹事院（掌東宮事務）柴炭局，“設官三員，俱受詹事院劄。”西山煤窯場，設官四員，“俱受徽政院（掌太后位下事務）劄。”[26]宣徽院，“所轄內外司屬，用人則自為選。”所轄抽分場提領所、圓米棋子局、軟皮局、常湖等處茶園都提舉司及其所轄提領所等衙門的官員，“俱受宣徽院劄付。”[27] 隨路諸色人匠都總管府大都等路諸色人匠提舉司盒缽局，“受（本都總管）府劄。”[28]腹裏諸路行用鈔庫，“庫使，受都省劄付，任滿從優遷敘；庫副，受本路劄付，二十月為滿，於本處上戶內公選交替。”[29]又如“站赤頭目，卻是通政院、行省、各路官委付的人有。今後大都、上都在城站裏，於到選雜職人員委付受敕官二員，其餘站裏各委付受敕官一員”[30]。以上這些衙門都屬於雜職衙門。受御寶聖旨的達魯花赤、總管屬於五品以上的宣命雜職官，受敕雜職人員為六品至九品官，其他受令旨、王傅、本府、都省、行省等劄付的大小官員屬於無官品的雜職官。

投下官員必須將所受令旨換受朝命，才能上任。《元典章·吏部四·職制一·赴任·投下人員未換授不得之任》條（373—374頁）記載，成宗大德六年（1302），捏不烈大王位下管領本投下安西、鳳翔、延安、興元等路打捕鷹房人匠諸色戶總管府總管段世賢受大王令旨任職，“未經還受，輒于欽受宣命之上畫字”，受到廉訪司彈奏。御史台擬定“各投下差委人員，比及換授以來，無令先行之任署事”。都省批准吏部意見：“合准御史台所擬，投下人員未受朝命，不應之任。”本總管府轄下的某提領所管理180戶，官吏多達15名。這類總管府及其轄下的提領所官員，《元典章·吏部三·官制三·投下官·投下職官公罪》明確說明“系雜職官員”（298頁）。

軍官世襲、授任自成系統，不由中書省，既非常調官，亦非雜職官。監察系統的官，雖然也是自為一選，但是從常調官選任。中書省、御史台的選缺本來並無分野，御史台用人自成系統後，亦往往省、台共選，“台官舊無選法，俱與民職選取，後互相保選，省、台各為一選。宜令台官、幕官聽自選擇，惟廉訪司官，則省、台共選。若台官於省部選人，則與省官共議之；省官於台憲選人，亦與台官共議之。”[31] 陳高華先生在《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第9章第1節介紹了一般行政、軍事、監察部門官吏隊伍的結構狀況，又說：“此外，還有教官、醫官、陰陽官、倉庫官、局院官、場務官、站官、捕盜官等，自成系列，但又在各級行政機構管轄之下。這些系列的官員中大多數品級較低，和行政、軍事、監察系統的官是有區別的。”[32]行政、軍事、監察系統以外自成系列的官，構成雜職官的主體部分。

《元典章·吏部一·官制一·職品·內外諸官員數》（228—229頁）記載元前期色目、漢人官員總數，其中有品級的22490員，應包括雜職官；無品級的4208員，都是雜職官，含儒學教授876員，醫學教授232員，蒙古教授931員，陰陽教授73員，其他“不系常調”2106員。看來教官可以遷轉為常調官（見下文）。《元典章·吏部一·官制一·職品·拾存備照品官雜職》（229—233頁）記載的是元前期裁撤的正三品至正九品的流官和雜職官。

《元文類》卷四〇《經世大典序錄》“治典·入官”概述元朝入仕之途，有怯薛、軍功、吏職、國學歲貢、進士科，以及“奉上官之任使，奔走服役，歲月既久，亦皆得官（當指宣使、奏差等），雖細大有殊，要皆為正流矣。乃宗王之有分地官府，而保任之者（當指投下官），與夫治酒漿飲食者（當指宣徽院、中政院等宮中系統的官員），執樂伎者（教坊），為弓矢衣甲車廬者（指工匠官），治歷數陰陽醫藥者（陰陽官、醫官），出納財賦者（即錢穀官，主管倉庫、稅務、征榷者），遠夷掌其部落者（土官），或身終其官，或世守其業，不得遷他官，而有恩幸遭遇，驟至貴近者有之，非有司所得制。”[33]這裏“正流”乃指常調官即流官，投下官、醫官、錢穀官等“或身終其官，或世守其業”者，除邊遠地區的土官外，都可歸屬雜職官。他們的共同之處是“不得遷他官”、“非有司所得制”，即不屬於省、部銓選的常調官。雜職官之名，兼具雜職掌與雜流出身兩重意義。

2、雜職官一般只在本系統雜職衙門任職、陞遷，可在本系統蔭補子孫。流官可以奉命主管雜職事務，通理流官月日。只有少數雜職官有遞補流官的資格。中下級流官蔭子、吏員、納粟補官是雜職官的重要來源。

《元典章·吏部三·官制三·倉庫官·雜職依前考第品級遷陞例》（317頁）記載：“流官內選用者，任回，理流官月日。原擬雜職人員，任回，雜職遷陞……各衙門選用人員，任回，本衙門所轄敘用。匠官院長至從五品，止於匠官遷陞。”管匠官有缺，“如無資品相應之人，擬於雜職資品相應到選人內銓用。”[34]內外平准行用庫官，“提領從七品，大使從八品，副使從九品。若流官內選充者任回減一資陞轉，雜職人員止理本等月日。”福建、兩廣官員選充倉庫等官，“元系流官，任回，止於流官內任用；雜職者，雜職內遷敘。”[35]這說明流官可任職於雜職衙門，但依照流官的選法遷轉，並可獲得減免官資的優待；雜職官任職期間“理本等月日”，另有一套考核陞級的制度。有些重要的雜職衙門，規定必須用流官任職。如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都省擬定，各路稅務“提領二年為滿，省、部於流官內銓注”。武宗至大二年（1309），吏部呈准：“凡平准行用庫設官二員，常平倉設官三員，於流官內銓注。”[36]

關於雜職官在本系統內遷陞的情況，以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制定的《管辦錢穀官諸雜職人員例》為例，“一、辦課分為三等，上等充提領，中等充務使，下等充都監。一、辦課官陞轉，一周歲為滿。都監三界陞務使，務使三界陞提領，提領三界陞受省劄錢穀官，又曆三界，於從九錢穀官內任用。一、諸（其他）雜職人員比附院務官一體陞遷：鹽鐵副管勾，相副、裝查、批引等官，諸衙門倉庫、鹽敖等監支納、大使。”[37]管匠官則“止于管匠官內流轉”，蔭補子孫也只任管匠官[38]。姚燧《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提供了雜職匠官遷轉、補授的一則實例：“先人始以函工賜田通州，後以鍛製精堅他工，遷彰徳縣院長；尋官進義副尉，徙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義校尉，為使；又官敦武校尉、薊州局使，猶領於提舉司，以勞深而資久也，制以前官超為提舉。俄病癈，兄徳淵嗣，為降同提舉……乃先人雖班雜職，而縣官視以為要。”[39] 匠官不僅可蔭補子孫，還可由兄弟嗣任。流官“循資流轉”常有員多缺少、守缺候任的情況，雜職官陞遷的規範性似乎更差些。元時期高麗漢語教材《朴通事》中有一句元人雜職官的話：“你常選官，只是一步高如一步除將去，我一般雜職人家，滿了一任時，急且幾時又得除？”[40] 反映的大概就是這種情況。

少數雜職官有遞補流官的資格。如“腹裏巡檢任回及考者，止於巡檢內注受；所曆未及者，於省劄錢穀官內定，通理巡檢月日。實曆六十月，陞從九品，流官內委付。”[41]實際上至遲到元英宗時期，巡檢已上陞為流官。據許有壬《送陳季和序》載：

季和歴邑郡校官，當陞教授。教授員浮於缺數倍，在昔有皓首不調之歎。（元英宗）至治辛酉（元年，1321），選部以廵檢則缺浮於員，始議借注，以八品借九品，而當時執政且謂：‘廵檢為流官，教授在流外。’戛戛靳之。予時主事天官，力辨於堂：‘九品監當，中州得借，孰謂八品師儒且置要荒而反不彼若乎？’其議始允。選部行十六年，季和今借授寧都廵檢，始釋褐矣。”[42]

這裏所謂以八品借注九品，是說职级八品的教授可以借授職級九品的巡檢。又說教授在“流外”，是指屬於流官之外的雜職。按照至元二十一年的規定，腹裏“教授祗受敕牒，學正受中書省劄付，學錄、教諭並受吏部付身。路、府、州、縣各添設直學一員，止受本路官司付身勾當” [43]。教授從此由無品級的雜職陞為有品雜職。學官在本系統內遷轉，至路、府教授可“轉入流品”，為品官，乃至於遷轉流官。所以說，元前期“雖科舉之法未行，而於儒人選取教官，陞轉民職，蓋鄉舉里選之遺義”[44]。醫官，“諸路醫學教授一員，祗受敕牒。外，學正一員，上州、中州、下州各設一員，俱系尚醫監劄付。各縣設學諭一員，受本路醫學教授劄付。”[45]“凡宮壺所需，省台所用，轉入常調，可任親民。其從太醫院自遷轉者，不得視此例。”[46]這是說有官品受敕牒的醫學教授可以由雜職官轉常調官，而由太醫院自行任命的醫官則沒有改為流官的資格。

錢穀官是中低级吏員的出職資格之一[47]。財務出納部門的吏員，如運司奏差、巡鹽官、庫藏司吏、庫子等，任滿後的“出身”主要就是錢穀官[48]。吏員出職前亦或充雜職官。成宗元貞二年（1296），都省擬定：“今後倉官有缺，於到選相應職官并諸衙門有出身令、譯史、通事、知印、宣使、奏差兩考之上人內選用，依驗難易、收糧多少，任回於應去地方遷敘。”[49]“於應去地方遷敘”就是官、吏各理本等月日遷敘。大德年間規定，“如系各道提舉學校官選發腹裏各路譯史，九十月考滿，先曆（稅）務使一界，陞（稅務）提領，再曆一界（提領），充巡檢，三考從九。”[50]入粟補官，除茶鹽流官申省部除授外，“凡錢穀官，隸行省者行省銓注，腹裏者吏部注擬。”[51]

中下級官員蔭子是雜職官的一個重要來源。據《元典章·吏部二·官制二·承蔭·正從六七品子孫承蔭陞轉》（260頁）：“從六品子，各於近上錢穀官務提領曆三界，陞省劄錢穀官，再曆三界，通理七十二月，陞從九品雜職。正七品子，於酌中錢穀官務使，曆三界，陞提領、省劄，各曆三界，通理一百八月，陞從九品雜職。從七品子，於近下錢穀官都監內任用，曆三界，陞務使、提領、省劄，各曆三界，通理一百四十四月，陞從九品雜職。”又據《通制條格·選舉·蔭例》（268—269頁）大德四年條的記載，正六品子，“流官於巡檢內用，雜職於省劄錢穀官內用”；從六品至從七品蔭子分別敘近上、酌中、近下錢穀官[52]。這說明流官和雜職官都有蔭敘資格。

3、雜職官主要負責管理倉庫、征課征榷、官營手工業生產、驛站、捕盜等雜務。因其職掌龐雜且官職細微，被視作“冗職”、“濁流”。而只有常調官亦即流官，方有任地方政府官員——親民官的資格。故中央及地方高等級衙門有出職流官資格的吏員，其地位、聲望、前途在雜職官之上。

據《通制條格·選舉》“蔭敘錢穀”、“蔭例”條及《元典章·吏部二·官制二·承蔭·正從六七品子孫承蔭陞轉》條，元代有一類官職稱錢穀官，分省劄、近上、酌中、近下四個等級。胡祇遹謂：“倉場庫務諸錢穀官，雖非所以處清流待英才之地，亦無以市井細民賂以貨財而可得者。”[53] 錢穀官亦稱監當官。監當官是宋、金以來對倉場庫務官的總稱，元朝早期也沿用監當官之名，後來更多地使用錢穀官這一總稱。如至元八年，吏部擬定“六品七品子孫許應當隨朝儤使周年，或減半年，並不支俸，滿日依例銓注監當差使”[54]。仁宗延祐二年（1315）文书《職官蔭子例》，提到江南與腹裏從六品至從七品官員子孫蔭授的官職同是“院務等官”、“錢穀官”，但江南人卻“不許陞轉”，沒有“入流之例”；其中引用至元十九年吏部議定“江淮致仕、身故官員子孫蔭敘，六品七品子孫發去行省，於監當官內任用”的內容；吏部呈請江南官員“比例腹裏蔭例一體，移咨各處行省，將上項應蔭之人，依例監當差使，滿日於從九品雜職陞用。”[55] 吏部援引了至元八年文書中的“監當差使”。這說明當時“監當官”、“監當差使”之名還在沿用，但通用名已改成“錢穀官”。上揭延祐三年文書《正從六七品子孫承蔭陞轉》，使用的都是“錢穀官”。延祐二年令文中的“入流”是指陞入九品以上職級。江南六七品官員的子孫任滿監當差使陞從九品雜職，就與腹裏官員一樣有“入流之例”了。

錢穀官為數眾多，構成元朝雜職官的主體。《元史》卷八二《選舉志二·銓法》（2043頁）記載了“都省所轄去處”、“行省所轄去處” 受都省或行省管理的掌管財務出納的各轉運使司、提舉司、倉庫、稅務等官，其中既有流官，也有“受省、部劄付管錢穀院務雜職等官”。地方上的錢穀官多無俸祿。如“諸受行省劄付充錢穀、湖務、水旱站官人等，既系無祿雜職，例不入流。”[56]《至正金陵新志》也說：“凡路、州、司、县亲民官按品从给公田、俸钞，吏支钞、米，学官供俸，余支俸钞，倉、務、局、站雜職無俸。”[57]其收入來自出納征課的贏餘，養廉分例（津貼）[58]，或者如站戶、匠戶享有減免賦役的待遇。此外匠官、站官、教官、巡檢等雜職，前文已經述及。雜職官絕大多數屬於卑官微職，如《元史》卷八一《選舉志序》（2016頁）所言：“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流官與雜職官有清、濁之別。元人劉壎《隱居通議》謂元朝“曰清流曰雜職，朝儀混文武之班。”[59]又如“浙西財賦都府，率以雜職任其事。邇者，朝廷欲清其源，往往以憲台官居之。於是，前燕南廉訪使義甫魏公為都府總管，然常情終以輟近侍，去清要，怏怏思代。公獨曰：錢穀、甲兵，皆吾分內。天下事，非彼為，則我為。我居清流，誰任其濁？怡然就職。”[60]

只有流官才能銓選管民官。延祐四年，江浙行省就福建道缺少管民官上書中書省，中書省提出解決措施，特別強調：“軍官、匠官、站官、醫官、各投下人等，例不轉入流，雖資品相應，不許銓注。”此處“流”即指流官，而軍官多屬世襲承替，與匠官以下雜職官都不是流官。流官犯罪，有雜職任用之科。《滋溪文稿》卷二七《論台察糾劾辨明之弊》：

夫法令朝廷所定，廷尉天下之平。或笞或杖，受宣者必申稟於中台；或降或黜，無例者必定擬于刑部。是慎重于守法，不敢輕扵用刑。今動辄曰：‘省、院、台勿用。’則當用者宣政（院）、資政（院）之選乎？是降為雜職矣。又曰：‘有選衙門勿用。’無選者孰敢用乎？是不復得敘矣。且職官犯贓，猶有一貫至三百貫之分，至論其罪，則有殿、降、敘、不敘之別。豈有一遭論列，或犯在革前，或事涉疑似，辄坐雜職任用之科，終身不敘之罪。豈法之平允哉！”[61]

作者認為處罰官員應當輕重適中，不能動輒科罰雜職任用，禁止在省、院、台任職，或者禁止常選（有選）衙門選用。“無選者”即“不系常調”的衙門，宣政院、資政院是自選官員的機構，這些部門的官員主要是雜職官。元代的條格、斷例中有不少關於違法乱纪的民官降任雜職的內容[62]。

《元史》卷八一《選舉志序》（2016頁）曰：“吏有補用之法……曰省、台、院、部，曰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夫，亦往往由是躋要官，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致竊權勢，舞文法矣。” 雜職官的社會地位低於那些有出職流官資格的吏，特別是都省、御史台、樞密院、六部、行省、行台等重要部門的高級吏員。

三

我們再回頭看金代的雜班官。金代官員除文、武職、階之別外，另一畛域就是正班官與雜班官的區別。“金制，文武選皆吏部統之。自從九品至從七品職事官，部擬。正七品以上，呈省以聽制授。凡進士則授文散官，謂之文資官。自余皆武散官，謂之右職，又謂之右選……凡品官任都事、典事、主事、知事及尚書省令史、覆實、架閣司管勾、直省直院局長副、檢法、知法，院務監當差使，及諸令史、譯史、掌書、書史、書吏、譯書、譯人、通事，並諸局分承應有出身者，皆為流外职。凡此之屬，或以尚書省差遣，或自本部判補，其出職或正班、雜班，則莫不有當曆之名職。”官員蔭補，“凡正班蔭亦正班，雜班蔭雜班。”[63]

正班、雜班之名，當來自朝班班次。據《金史》卷五三《選舉志三》（1177頁），海陵王在位初期，除尚書省、樞密院、御史台的吏員外，中央其他各部門的吏員皆為雜班。他把雜班吏員們召集到昌明殿，對他們說：“爾等勿以班次稍降為歉。果有人才，當不次擢用也。”宋人趙彥衛《雲麓漫鈔》記載金朝的儀制：“近日優人作雜班，似雜劇而簡略。金人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倡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故流傳及此。”[64]其名稱來自唐宋。宋張洎等《上太宗論入閤圖》謂：“臣竊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台謂之三司，為侍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入殿廷，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准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在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峨眉班。然後宰臣率正班入起居。庶免侍從官有東西對拜之失，得遵正禮。”[65]這裏的“正班”，《宋史·禮志二十·賓禮二·入閣儀》作“文武班”，此外還有“南班（內侍省）”“金吾班”等班次[66]。《宋史》卷三二二《何郯傳》（10440頁）記載：

都知王守忠以修祭器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奉。郯曰：‘守忠勞薄賞重。舊制，內臣遙領止于廉察。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祿；既得其祿，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既又詔許如正班。守忠移閣門，欲綴本品坐宴。郯又言：‘祖宗之制，未有內臣坐殿上者。此弊一開，所損不細。’守忠聞之，不敢赴。

王守忠以南班內侍而特命“如正班”，行常朝禮時想要預正班，坐殿上饗宴，遭到朝臣的反對。元代朝班的主體仍稱正班。《元史》卷一七二《曹元用傳》（4027页）載：“轉禮部尚書，大朝會為糾儀官。謂太醫、儀鳯、教坊等官不當序正班，當自為一列。”[67]

金代，司天（卜、方伎）、太醫、教坊（倡優）、內侍各有屬於自己的散官階名[68]。大定五年（1165），世宗說：“教坊出身人，若任流內職者，與文武同用蔭。自餘有勤勞者，賞賜而已。” 教坊出身人任流內職是指授常調官，如“（海陵）正隆時常使教坊輩典城牧民”。大定七年五月規定：“司天臺官四品以上官改授文武資者，並聽如太醫例蔭。”章宗泰和二年（1202）以前，“司天、太醫、內侍長行雖至四品，如非特恩換授文武官資者，不許用蔭。以本人見充承應，難使系班故也。”泰和二年方“令系班” [69]，並獲得門蔭資格。此前他們似乎既不屬於正班官，也不屬於雜班官。《雲麓漫鈔》成書于宋甯宗開禧二年（1206），所記金朝儀制或即此新制。

金朝的雜班官絕不限於醫、卜、倡優。如前所述，金朝的吏、宮中承應人、監當差使等流外職，出職或系正班官，或系雜班官。如太常寺檢討編制二人，“正隆二年（1157），五十月遷一重，女直遷敦武（校尉，從八品下），餘人進義（校尉，正九品下），百五十月出職，系雜班。大定二年制，以三十月遷一重，百二十月出職，系正班九品。”[70]宮中承應人尚藥局的尚藥、果子本把屬於正班局分，果子廚子則是雜班局分，將來出職分屬正班官和雜班官[71]。進納補官者，“正班三品蔭四人，雜班（三品）三人。正班武略（將軍，從六品下）子孫兄弟一人，雜班明威（將軍，正五品下）一人。”[72]

 正班官、雜班官都有免役特權，但免役範圍有所不同。金制，有物力錢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無苟免者。” 物力錢是財產稅，也是科征差役的依據，“有物力者為課役戶，無者為不課役戶”，差役隨物力錢之多寡有輕重之別[73]。大小官吏均為課役戶。差役有里正、主首等職役，也有力役。力役含橫泛雜役。“凡敘使品官之家，並免雜役。驗物力所當輸者，止出雇錢。進納補官未至蔭子孫、及凡有出身者（原注：謂司吏、譯人等）、出職帶官敘當身者、雜班敘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應已帶散官未出職者，子孫與其同居兄弟，下逮終場舉人、系籍學生、醫學生，皆免一身之役。”[74]散官或職事官五品以下的雜班官，與無蔭敘資格的納粟補官人，有出職資格（“有出身者”）的吏員，部分無蔭敘資格的流外出職授官人（“敘當身”似也指無蔭敘資格），帶散官的宮中正品（正班）承應人，他們可以免本人、子孫及其同居兄弟的雜役，而正班官、五品以上雜班官顯然可免別籍異居兄弟子侄的雜役。“驗物力所當輸者”是指依據物力錢應承當的職役，則是正班、雜班官之家都須負擔的差役，可納錢雇役。

按金朝的吏格：“凡諸右職正、雜班[75]，皆驗官資注授。帶忠武（校尉，從七上）以下者與監當差使，昭信（校尉，正七下）以上擬諸司除授，仍兩除一差，宣武（將軍，從五下）以上與中簿[76]，眀威（將軍，正五下）注下令，宣威（將軍，正五中）注中令，廣威（將軍，正五上）注上令，通厯縣令四任，如帶定遠（大將軍，從四中）已曆縣令三任者，皆呈省。若但曽虧永及犯選格[77]，女直人遷至武義（將軍，從六上），漢人、諸色人武略（將軍，從六下），並注諸司除授，皆兩除一差。若至眀威，方注丞、簿。女直人遷至廣威，漢人、諸色人遷至宣威者，皆兩任下令，一任中令，回呈省。”[78] 右職（武資官）正、雜班官員依據所帶散官階授予不同的職務。監當差使與諸司（院務使司）除授官，合稱監當官，是倉庫場務官的總稱。院務監當差使為流外職，“同從九品” [79]。諸使司為流內衙門。所謂“兩除一差”的差即任監當差使，除即除授諸使司官。金朝似有監當官資序和親民官資序。進士出身的文資官、宮中高級承應人、朝廷高級吏員出身的武資官一般直接授親民官資序，而蔭補任子、一般承應人、吏員出身的武資官須經監當官資序才能陞轉親民官資序。[80]

屬於正班局分的宮中承應人多出身高官顯貴家庭，而屬於雜班局分的宮中承應人多出身一般平民家庭[81]。省、院、台、六部的令、譯史、通事等高級吏員，出職皆系正班官[82]。正班官的仕途前景總體上優於雜班官，也是當然的事。既然有正班、雜班兩個班次，且二者“莫不有當曆之名職”，則其職務職責、銓敘陞遷總有一定的序列性區別。筆者推測，雜班官或即監當官資序人，而正班官即親民官資序人。大定七年勅：“隨朝司屬吏員、通事、譯史，勾當過雜班月日，如到部者，並不理算。”[83]這裏所謂“勾當過雜班月日”，指的可能就是監當差使。司天臺、醫官、教坊、內侍這類有自己的散官階、不系常調、專業技術性較強、職業具有世襲性（內侍除外）的官員，泰和二年以後也系於雜班官。海陵王在位時，教坊多有任親民官的；世宗嚴格限定親民官的資格，不僅教坊官，雜班官也難以陞轉親民官了。大定五年、七年，世宗相繼下令禁止教坊、鷹房、廚人之類授典城牧民的職務。旗鼓笛角唱曲子人、鷹房子、廚人正屬於宮中雜班局分[84]。大定二十九年，章宗諭示“諸有出身承應人，系將來受親民之職”，應學習知識，特別提到護衛、符寶、奉御、奉職等侍直近密人員，應擇師授學[85]。這些高級宮中承應，日後出職皆系正班官，“受親民之職”。金代的監當官屬於雜班官，是就班序而言；元代的錢穀官（監當官）屬於雜職官，是就職掌而言。金代的雜班官和元代的雜職官是有一定的淵源關係的。

又據《金史·選舉志二》：“凡特賜同進士者，謂進粟、出使回、歿于王事之類，皆同雜班，補蔭亦以雜班。正隆元年格，初授下簿，二中簿，三縣丞，四軍判，五、六防判，七、八下令，九中令，十上令。尋復更初注下等軍判、丞、簿、尉，次注中等軍判、丞、簿、尉，第三注上等軍判、丞、簿、尉，四下令，五中令，六上令。”這和正隆元年格規定的進士循注之職：“上甲者初上簿（等）軍判、丞、簿、尉，中甲者初中（簿）[等]軍判、丞、簿、尉，下甲者初下（簿） [等]軍判、丞、簿、尉。第二任皆中（簿）[等]軍判、丞、簿、尉。三、四、五、六、七任皆縣令，回呈省。”除了起點和陞遷快慢有別外，親民職務沒有什麼不同。筆者頗疑 “特賜同進士者……皆同雜班”是正隆元年格以前的規定，正隆元年格提陞“特賜同進士者”為正班，授親民職。正隆二年格規定“恩例補蔭同進士者……初下簿，二中簿，三上簿，四下令，五中令，六、七上令”，兩相比較，“特賜同進士者”“尋（可能就是正隆二年）復更初下等軍判、丞、簿、尉…”與“恩例補蔭同進士者”的資序幾乎完全相同，他們可能系正班，而不是雜班[86]。

             原載《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