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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穆宗草原本位政策辨

发布日期:2016-04-16 原文刊于
林鹄

辽穆宗草原本位政策辨

—— 兼评宋太祖“先南后北”战略

林鹄

 

内容提要:五代中期,辽朝一度入主中原。穆宗耶律璟即位后,契丹转攻为守。对于辽朝与中原政权关系史上这一关键的转折点,以往研究归因于穆宗所代表的草原本位政策,主要证据是史籍所谓耶律璟“睡王”一称及其“汉地还汉”之言论。本文对穆宗朝政治制度、对外关系及耶律璟个人生活作了系统考辨,指出穆宗朝契丹政权之汉化及部族之农业化均有深入发展,其对外转向稳健,是中原重趋统一之结果,并非出自所谓草原本位政策。历代士人及现代史家对宋太祖“先南后北”战略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正建立在对辽穆宗的错误认识之上。关于辽穆宗史实之澄清,不仅可推进辽朝历史发展整体脉络之理解,且对五代宋初政治硏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辽穆宗,草原本位,睡王,汉地还汉,先南后北

 

在辽朝与中原政权关系史上,有三个关键的转折点。其一,辽天显十一年(936),辽太宗挥师南下,援立后晋。燕云十六州就此入辽,而中原天子石敬瑭成了契丹的儿皇帝。十余年后,太宗又长驱入汴,亲手灭亡了自己主持缔造的石晋王朝,一度据有中原。这是天显十一年以来局势发展的最高潮。虽然契丹很快退出中原,太宗也在归途中意外病故,但继任者辽世宗仍沿袭太宗的南进政策。天禄五年(951),就在契丹试图再度大举南侵之际,世宗遇弒。穆宗继位后,辽朝大体转为守势。这是第二个转折点。半个世纪多后的澶渊之盟,则是第三个转折点。[]

关于第一个和第三个转折点,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对第二个转折点,以往研究还不够充分。辽应历九年(959),后周世宗北伐,《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云:“周师下三关、瀛、莫,兵不血刃。述律(辽穆宗耶律璟)闻之,谓其国人曰:‘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关于辽穆宗,《欧史》又云:“畋猎好饮酒,不恤国事,每酣饮,自夜至旦,昼则常睡,国人谓之‘睡王’。”[]陈述先生认为,“汉地还汉”的说法表明,耶律璟“一切反于世宗的主张,趋重保守,对于燕蓟汉地不很重视,不采积极政策”,“睡王”一称,则反映出穆宗“满足于牛马奴隶的享受”,二者都是“草原本位政策”的表现。换言之,主要基于《新五代史》的上引记载,陈先生提出,耶律璟代表了主张草原本位的保守势力,辽朝转趋守势便是穆宗实施草原本位政策的结果。[]

笔者以为,辽穆宗是否草原本位主义者、契丹因何转攻为守,仍有再加检讨之必要。这两个相关联的问题不仅关涉辽朝与中原政权关系史的整体脉络,还影响到我们对辽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的理解。近年来西方学界割裂中国历史上的北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做法,其直接证据即所谓北族之草原本位思想。[]不仅如此,对耶律璟之认识,于五代宋初政治硏究亦有重大影响。宋太祖赵匡胤“先南后北”策略,北宋时即为人诟病,现代史家则众说纷纭。论者常以周世宗北伐为赵宋之参照,相信辽穆宗不问政事,欲弃汉地。从这一角度而言,探求有关耶律璟之真相,亦有其价值。故笔者不揣浅陋,草成拙文,望方家不吝赐教。

 

  穆宗真是草原本位主义者吗?

——从其内政说起

 

陈述先生将草原本位政策界定为一个综合概念,“内容很多,如懂汉语不说汉话;朝廷官职重北面;不许契丹人应科举等等。对宋的不积极进攻是一个时期表现的一种倾向”[]。要之,生活方式上、政治制度上、疆域辖境上都以草原为本。不过,所谓“懂汉语不说汉话”,是史籍中关于阿保机的记载,[]契丹人不能应科举则发生在辽朝后期。[]就穆宗而言,陈先生提供的证据,仅限于生活方式(“睡王”)及疆域辖境(“汉地还汉”)二者。但就统治者而言,最能说明其政策倾向的,恰恰是其政权的制度建设。因此,本节先论穆宗朝之内政。耶律璟若确持草原本位政见,制度沿革上当有反映。事实则不然。

据《辽史·穆宗纪》,应历元年(951)九月丁卯,“(穆宗)即皇帝位”;十一月乙亥,“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 []仪卫志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大同元年)三月,(太宗)将幸中京镇阳,诏收卤簿法物,委所司押领先往。未几镇阳入汉,卤簿法物随世宗归于上京。……太宗崩,世宗即位,卤簿法物备而不御。穆宗应历元年,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也就是说,穆宗即位伊始,就宣布在朝廷上使用太宗掠自后晋的中原礼器。无独有偶,应历三年(953)二月辛亥,“诏用嗣圣皇帝旧玺” [11]仪卫志曰:“玉印,太宗破晋北归,得于汴宫,藏随驾库。穆宗应历二年,诏用太宗旧宝。”[12]那么,这一旧玺也来自后晋。很难想象,如果耶律璟乃草原本位主义者,他会有上述举动。

与此相应,穆宗朝制度上的汉化较太宗世宗朝更有所推进。首先,穆宗仿效后周,置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传》云:“本宫分人检校太师合鲁之子。应历初,以父任入侍。数岁,始为殿前都点检。时上新即位,疑诸王有异志,引夷腊葛为布衣交,一切机密事必与之谋。[13]特别値得注意的是,后周显德三年(辽应历六年,956)十二月十四日始见殿前都点检,[14]穆宗对中原制度模仿之速让人瞠目。[15]

其次,翰林院制度确立,开始有较多饱学之士接近契丹权力中枢。太祖朝入辽的汉人,只有韩延徽算是文人,但没有证据表明其以学问见长。太宗朝有张砺,原后唐翰林学士,然仅见此一人而已。世宗在位未久,史料阙如。至穆宗朝,才学之士才真正开始涌现。《辽史·刘景传》载:“景资端厚,好学能文。……应历初,迁右拾遗、知制诰,为翰林学士。……会父忧去。未几,起复旧职。一日,召草赦,既成,留数月不出。景奏曰:‘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今稽期弗发,非也。’”[16]又《室昉传》曰:“幼谨厚笃学,不出外户者二十年,虽里人莫识。其精如此。会同初,登进士第……应历间,累迁翰林学士,出入禁闼十余年。”[17]从二传可以看出,穆宗朝翰林院制度已完全确立,翰林学士也形成了一个群体,出入禁中,起草文书,成为君主的左膀右臂。而刘景以父忧去职,说明契丹王朝对儒家伦理并不陌生,在一定程度上亦将其吸纳入王朝体制之中。

此外,汉人李澣之遭遇,也颇能说明问题。按《穆宗纪》,应历二年(952)六月壬辰,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宣政殿学士李澣等谋南奔,事觉,诏暴其罪”;八月己丑,眉古得、娄国等伏诛,杖李澣而释之”[18]。《李澣传》云:

 

初仕晋,为中书舍人。晋亡归辽……欲遁归汴。至涿,为徼巡者所得……帝欲杀之。时高勋已为枢密使,救止之。屡言于上曰:“澣本非负恩,以母年八十,急于省觐致罪。且澣富于文学,方今少有伦比,若留掌词命,可以增光国体。”帝怒稍解,仍令禁锢于奉国寺,凡六年,艰苦万状。会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勋奏曰:“非李澣无可秉笔者。”诏从之。文成以进,上悦,释囚。寻加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卒。[19]

 

可见穆宗有一定的汉文修养,他对汉人及汉文化不仅不反感,还颇能欣赏。

        其三,太宗朝昙花一现的贡举,穆宗朝也曾举行过。统和二十六年(1008)《常遵化墓志》云:

 

考讳宾嗣,字仁继。前霸州观察判官……早食禄于先朝,久依仁于大国。……公幼而聪愍,长以刚直。辩理从童,登场得弟(第)。闻孝悌于乡里,达声誉于朝庭。则知玉出海心,本是礼天之器;松生昆顶,终为建厦之材。应历十年,除授霸州文学参军。[20]

 

遵化父宾嗣入辽时间难予详考,但遵化卒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时年六十五,则应历十年(960)为十八,所谓登场得第当即其时或之前不远,即应历中。常遵化是统和六年(988)之前史料仅见三例辽朝科举及第之一(其余二例均在太宗朝)。[21]

其四,穆宗朝幽州地区出现了有关州学的记载,这也是辽朝历史上州县学首次见诸史籍。北京房山十字寺今存应历十年《三盆山崇圣院碑记》,撰者系“涿州学廪膳生员卢进达”[22]。对于州学的支持,是地方政府的自主决定,还是中央政府的指令,已不得而知。不论如何,这与上文揭示穆宗朝翰林学士活跃这一现像是相吻合的。

其五,为压制藩镇势力,世宗建立南枢密院,总汉军事。[23]但军事上北南分立,只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从长远上看,反而可能变成深入控制汉地的障碍。因此,穆宗采取进一步措施,让契丹势力直接向汉地渗透。[24]《辽史·耶律屋质传》载:“应历五年,为北院大王,总山西事。”[25]这应当意味着,在军事上,山后地区脱离了南枢密院,转归北院统辖。

在幽州,南京汉军的地位也被削弱。应历八年(958)周师北伐,南京留守萧思温请益兵,其本传载:“帝报曰:‘敌来,则与统军司并兵拒之;敌去,则务农作,勿劳士马。’……思温与诸将议曰……诸将从之。遂与统军司兵会。”[26]这是南京统军司首次在史料中出现,值得注意的是,统军司似不受留守节制。

宋人余靖所撰《契丹官仪》在谈到辽幽州守军时说:“燕中有元帅府,杂掌蕃汉……大抵胡人以元帅府守山前,故有府官,又有统军掌契丹、渤海之兵,马军、步军一掌汉兵。……胡人于燕京置元帅府,统军、马军、步军三司。”[27]圣宗以前,未置元帅府,南京留守仅掌汉兵马步二司。上引《思温传》云“敌去则务农作”,可为其证。《辽史·兵卫志》曰:“惟南、北、奚王,东京渤海兵马,燕京统军兵马,虽奉诏,未敢发兵,必以闻。”[28]这说明统军司兵马,可能要比汉军精锐许多。耶律璟组建契丹、渤海精锐部队驻防幽州,统军司不受留守节制,恐怕也由北枢密院而非南院统辖。

总而言之,与世宗朝相比,穆宗时期对汉地的控制显然更为深入。

还需一提的是,就契丹部族而言,穆宗时代其农业化也到达了一个高峰。《辽史·耶律挞烈传》云:“应历初,升南院大王,均赋役,劝耕稼,部人化之,户口丰殖。……(景宗)保宁元年(即应历十九年),加兼政事令,致政。……在治所不修边幅,百姓无称,年谷屡稔。时耶律屋质居北院,挞烈居南院,俱有政迹,朝议以为‘富民大王’云。”[29]所谓“劝耕稼”、“年谷屡稔”云云,说明契丹部族此时农业化已经相当深入。

综上所述,穆宗朝政权汉化、契丹部族农业化均有深入发展的趋势。就其内政而言,耶律璟表现得完全不像是一位草原本位主义者。那么,他在后周北伐时“汉地还汉”的言论,又该如何解释呢?

 

  “汉地还汉”说质疑

——穆宗与中原

 

要揭开“汉地还汉”说的真相,找到契丹转攻为守的真正原因,我们必须对穆宗朝与中原之纠葛作通盘考察。天禄五年九月,辽世宗遇弑之时,正准备出兵协同北汉攻周。十月,刚刚即位的耶律璟便按照世宗的既定方针出兵助刘崇攻平阳后周随遣大军来援北汉契丹遂退。尽管应历初契丹政局持续动荡,耶律璟仍连年出兵助汉。应历元年十一月,“汉、周、南唐各遣使来吊”;二年六月,“汉为周所侵,遣使求援,命中台省右相高模翰赴之”[30]。需要注意的是,后周主动遣使来吊,但穆宗看来并无意媾和。

又按《辽史·穆宗纪》,应历四年(954)二月,“周攻汉,命政事令耶律敌禄援之” [31]是年正月,周太祖郭威卒,养子柴荣继位,帝位更替之际,何暇攻汉?而北汉乘机图谋进取,倒在情理之中。《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载柴荣欲亲征御敌,冯道等谏曰:“刘崇自平阳奔遁之后,势弱气夺,未有复振之理,窃虑声言自来,以误于我。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举。”世宗不从,云:“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便,必发狂谋,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断无疑耳!”[32]《辽史》谓“周攻汉”,疑非实录,主动进攻的,应当正是北汉与契丹。不过,柴荣御驾亲征,高平一战,辽汉联军先胜后败,狼狈而遁。

除了联汉攻周,穆宗初年,也在积极联络南唐。上引《辽史·穆宗纪》提到应历元年十一月南唐遣使来吊,而次年更是频频来使。正月,“南唐遣使奉蜡丸书,及进犀兕甲万属”[33]。南唐使臣公乘镕在幽州见到了辽穆宗,他向南唐朝廷报告说:“(契丹主)问国书中机事,臣即述奕世欢好,当谋分裂之事。契丹主喜,问复有何事,臣云军机别有密书,契丹主接置袖间。”[34]曹流已指出,“当谋分裂之事”云云,盖密谋分裂后周。[35]而所谓“密书”,当即《辽史》“蜡丸书”。又三月癸亥,“南唐遣使奉蜡丸书”;丁卯,“复遣使来贡”;五月,“南唐遣使来贡”[36]。一年之中,两奉密书,两番来贡,实属罕见。应历三年三月,“南唐遣使来贡,因附书于汉,诏达之”[37]。针对后周的三方同盟已呼之欲出。但高平败后,辽汉趋于消极,这一同盟迹近胎死腹中。

总而言之,穆宗初年,对于进取中原还是相当积极的。他连年出兵与北汉组成联军,并联络南唐建立三方同盟。辽朝南下政策之转变,发生在应历四年高平败后。一方面北汉受到重创,其势渐颓,另一方面穆宗领教了柴荣之英武后,可能自此不敢小觑后周,遂转趋稳健,不再轻易南下。

应历六年正月,周世宗亲征淮南。二月,“唐主遣人以蜡丸求救于契丹……静安军使何继筠获而献之”[38]。而契丹赴南唐使者也为后周所获。《宋史·李处耘传》云:“得契丹谍者,索之,有与西川、江南蜡书。”[39]考《通鉴》载:“(后周显德二年,955)蜀主遣间使如北汉及唐,欲与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汉主、唐主皆许之。”[40]看来辽朝得知后蜀的这一动向后,亦有意与之结盟。

应历七年(957)二月,再次携带蜡丸书的南唐使者终于抵达辽廷。六月,“周遣使来聘。南唐遣使来贡”。八月,“周遣使来聘”[41]。周世宗延续了太祖的政策,又一次试图与辽朝改善关系,但看来再次被穆宗拒绝。是年十一月,柴荣再至淮南。《通鉴》曰:“(周世宗)至镇淮军,是夜五鼓,济淮……是月,契丹遣其大同节度使、侍中崔勋将兵来会北汉,欲同入寇,北汉主遣其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瑰将兵会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还。”[42]辽汉此番入寇,应当正是为了缓解南唐的军事压力。可见应历四年后穆宗虽转趋稳健,但其战略方向仍坚定不变,始终以后周为对手。至于“至其城下而还”,可能是因为周人早有防备,实无可乘之机。

《通鉴》于是年十二月又记曰:“唐使者陈处尧在契丹,白契丹主请南游太原,北汉主厚礼之;留数日,北还,竟卒于契丹。”[43]陈处尧至北汉,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协调军事行动。关于处尧初至辽的时间,《通鉴》系于应历六年,云:“(南唐)遣兵部郎中陈处尧持重币,浮海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为之出兵,而留处尧不遣。处尧刚直有口辩,数面责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44]陆游《南唐书》之《段处常传》曰:

 

周侵淮南,元宗命处常浮海使契丹,乞援师。处常为契丹陈利害,甚辩。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虚辞,利南方茶药珠贝而已。至是,了无出师意,而留处常不遣。处常忿其无信,誓死国事,数面诮虏主。虏主亦愧其言,优容之。以病卒于虏。[45]

 

陈处尧、段处常当有一误。据上文,应历六年南唐求援使为后周所获,笔者怀疑陈处尧(或段处常)实乃七年二月携蜡丸书抵辽之使。

《通鉴》及陆游《南唐书》都认为契丹完全无视南唐安危,这并不是事实。唐使北汉一行并无实质性成果,看来刘承钧已无意再出兵,于是辽朝独自采取了行动。据《辽史·穆宗纪》,应历八年四月,“南京留守萧思温攻下沿边州县”[46]。《萧思温传》载:“周人攻扬州,上遣思温蹑其后,惮暑不敢进,拔缘边数城而还。”[47]但契丹为声援南唐付出了惨痛代价。

按《旧五代史》,是年四月甲戌,“澶州节度使张永德准诏赴北边,以契丹犯境故也”[48]。柴荣一代雄主,屈尊求好而不见纳,胡萝卜既不见效,当然要祭起大棒了。据《辽史·穆宗纪》,五月,“周陷束城县”;六月,“萧思温请益兵,乞驾幸燕”[49]。《萧思温传》云:

 

思温在军中,握齱修边幅,僚佐皆言非将帅才。……后周师来侵,围冯母镇,势甚张。思温请益兵,帝报曰:“敌来,则与统军司并兵拒之;敌去,则务农作,勿劳士马。”会敌入束城,我军退渡滹沱而屯。思温勒兵徐行,周军数日不动。思温与诸将议曰:“敌众而锐,战不利则有后患。不如顿兵以老其师,蹑而击之,可以必胜。”诸将从之。遂与统军司兵会,饰他说请济师。周人引退,思温亦还。[50]

 

萧氏显系庸才,“惮暑不敢进”、“饰他说请济师”等足见此人懦弱畏战。无能之辈出掌幽州,实在是穆宗的一大失策。按《思温传》又曰:“尚燕国公主(耶律璟之姊妹)……思温以密戚预政。”[51]耶律璟之以思温为南京主帅,看来主要是因为他的密戚身份。不过这让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敌去,则务农作,勿劳士马”的指示,说明穆宗此时的南向政策以防御为主。虽然声援南唐,但耶律璟并不愿意与后周彻底翻脸,掀起大战。

可能是因为薄示小惩犹嫌未够,再加上淮南初定,柴荣也想一探契丹虚实,应历九年,后周主又亲征北伐。《旧五代史》曰:“关南平,凡得州三、县十七、户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一。是役也,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虏界城邑皆迎刃而下。”[52]而《新五代史》则出现了上引“汉地还汉”之说辞。正是周师出乎寻常的顺利,及穆宗的这番话,被认为是耶律璟代表草原本位主义的确证。然笔者犹有疑焉。

首先,此番世宗亲征,“河北州县非车驾所过,民间皆不之知”,柴荣甚至一度离开主力,轻军奔袭,“侍卫之士不及一旅”[53]。周师北伐呈如此摧枯拉朽之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柴荣这一招险棋,让契丹措手不及。

其次,契丹不善守险守城,在关南并未部署重兵,而南京统帅萧思温非将帅才,畏战不出,龟缩于幽州。《思温传》载:

 

周主复北侵,与其将傅元卿、李崇进等分道并进,围瀛州,陷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垂迫固安。思温不知计所出,但云车驾旦夕至;麾下士奋跃请战,不从。已而,陷易、瀛、莫等州,京畿人皆震骇,往往遁入西山。思温以边防失利,恐朝廷罪己,表请亲征。会周主荣以病归,思温退至益津,伪言不知所在。[54]

 

幽州若有大将在,周师恐怕不会如此顺利。[55]

其三,在南京真正受到威胁时,穆宗并未等闲视之。《穆宗纪》载:“五月乙巳朔,(周师)陷瀛、莫二州。癸亥,如南京。”[56]耶律璟不仅亲临幽州,坐镇指挥,并遣使北汉求援。[57]因此后周军中对进攻幽州有很强烈的反对意见。《旧五代史》曰:“帝与诸将议攻幽州,诸将皆以为未可,帝不听。是夜,帝不豫,乃止。”[58]《通鉴》则具体记录了诸将以为不可的理由:“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59]可见其时穆宗调集了大军,并非对汉地失守漠不关心。

周世宗北伐,一举夺回幽州似非其初衷,取得燕南之地可能就已超过了其预期。[60]但战事之顺利却出乎意料。尽管如此,在周人官方《日历》中,世宗的辉煌战绩却只被称为“侥幸一胜”。欧阳修曰:“予读周《日历》,见世宗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官讥其以王者之师,驰千里而袭人,轻万乘之重于萑苇之间,以侥幸一胜。”[61]虽然欧公对此说不以为然,但这至少说明,周史官并不以为契丹不堪一击。在辽朝大军云集南京后,世宗若非遇疾而退,幽州一战结果如何,实未可知。[62]

其四,周师退后,辽军旋即收复了容城县,并加强了范阳的防务。赵延寿之后,世宗以契丹人出任南京留守,穆宗前期仍是如此。[63]大概在丢失三关后不久,汉人高勋出任留守。[64]此时耶律璟用并不信任的高勋代替萧思温,应当是形势所迫,不得已的选择。这恰恰说明,他对幽州非常重视。

其五,“汉地还汉”一说似难采信。三关是汉地,难道幽州不是汉地?欧公也正作此解:“述律以谓周之所取,皆汉故地,不足顾也。然则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65]然据上文分析,“十四州可指麾而取”显然与事实不符。关于世宗北伐时契丹的反应,中原流传着种种不实之说。如陶岳《五代史补》曰:“世宗末年,大举以取幽州,契丹闻其亲征,君臣恐惧,沿边城垒皆望风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连宵遁去。”[66]所谓蕃部连宵遁去,完全是中原士人的想象。《欧史》“汉地还汉”说之所据,疑即类似文献,恐不可信,[67]故《通鉴》不取。即便退一步说,穆宗确曾说过类似汉地还汉之语,也只能理解为丢失三关后为脸面计的掩饰之辞,而非出自衷心,并不能作为其持草原本位政见之证据。

综上所述,周师北伐之际,并无坚实证据表明穆宗漠视汉地。应历四年后,的确耶律璟趋于保守,但这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周人的强大,并非其在战略方向上有重大改变。如果穆宗真持保守立场,周世宗主动示好,岂非求之不得之良机?南唐求援,他又何必联汉出师,在北汉退缩后又独自行动,终于惹恼柴荣,以致丢掉了三关?

世宗亲征,不仅收回了关南之地,也让契丹不敢再贸然援助南唐。是年十二月,“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唐,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客使杀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于清风驿,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视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与唐绝”[68]。按辽太宗时,南唐及石晋藩镇都曾暗杀辽朝使者,意图嫁祸石敬瑭,但太宗并未中其圈套。[69]此次暗杀事件,也未必是耶律璟与南唐断绝往来的真正原因,后周的军事胜利可能更为关键。不过,南唐虽然终被放弃,辽穆宗也无意因三关丢失与周人开战,但其底线非常明确,幽州要保证安全,北汉不主动放弃。

应历十年,陈桥兵变,赵匡胤建立了大宋王朝。此后至应历十九年(969)穆宗被弒,辽宋边境除偶有小冲突外相当平静。赵宋的策略,是先取北汉。而在辽朝这一方面,则始终尽力保护北汉政权不被宋朝吞并。应历十九年二月,赵匡胤亲征北汉。《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彰德节度使韩重赟来朝,上谓之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众来援。彼意镇、定无备,将由此路入。卿可为朕领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70]宋太祖的话,正说明辽汉同盟之稳固。不过,宋师尚未出境,辽穆宗已于是年二月死于肘腋之变。

纵观耶律璟在位十九年,辽朝中原政策虽在战术上确有变化,但战略大方向始终如一。穆宗即位之初,虽然内忧尚强,仍无视郭威主动示好,连年遣兵联合北汉攻击后周,并积极联络南唐乃至后蜀,志在组成灭周的多方同盟。应历四年高平之败,柴荣之英武展现无遗,北汉丧胆,耶律璟也由此趋于稳健,转而避免与后周发生正面的大规模冲突。但周世宗两番遣使,再度屈尊,穆宗仍置若罔闻。柴荣亲征淮南,耶律璟与刘承钧共同出师声援。其后北汉退缩,穆宗仍独自出兵河北。从这点可以看出,辽汉唐这三方同盟,契丹实是其轴心。淮南初定,为惩戒辽朝,周世宗率师北伐。契丹幽州守将萧思温乃庸庸之辈,周师得以兵不血刃下三关,逼近幽州。穆宗调集大军,亲临指挥。若非柴荣染疾旋师,幽州城下一战,胜败尚是未定之数。

周宋易代,赵匡胤与耶律璟对形势判断如出一辙,都力图避免正面冲突,以待时变。宋辽之博弈,转而聚焦于北汉。宋太祖决意先取河东,徐图幽燕,但辽穆宗维护北汉安全之决心,并未动摇。

因此,结合上节的分析,笔者以为,辽穆宗不可能是草原本位主义者。契丹转攻为守的主要原因,恐怕是中原形势之变化。周世宗乃一代雄主,这是周宋以降的共识,亦是现代史家的定评。五代之纷乱至此渐趋平息,中原重新开始统一。承柴荣之基,赵匡胤之大宋王朝亦蒸蒸日上。契丹遇此二劲敌,徒唤奈何,惟叹天不助辽也!

其次,穆宗之保守也可能与其本人有关。与辽初三帝不同,耶律璟即位前,似乎并没有多少军事经验。灭晋之役,穆宗年已十八,但并未随父南下。此后世宗嗣位,史料中也找不到任何耶律璟参与军事的记载。面对柴荣、赵匡胤这样的对手时,其取防御姿态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应历后期耶律璟为隐痛困扰,势难有进取雄心。关于这一点,请看下节。

 

  睡王”

——穆宗之悲剧

 

如上所论,“睡王”一称首见《欧史》。《通鉴》亦曰:“(穆宗)年少,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71]陈述先生据此以为,在生活上穆宗满足于草原传统,明显推论过甚,本不需详细辨析。不过,耶律璟的这一形象,直接牵涉到史家对辽宋关系的理解。有关契丹为何转攻为守、赵匡胤先南后北是否妥当,尤其是众说纷纭的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睡王”一说该如何理解。

为此,笔者将《辽史·穆宗纪》所见耶律璟酗酒、不恤政事、妄杀近侍等记载制成下表。

 

辽穆宗酗酒、不恤政事、妄杀近侍等史事表

时(应历)

三年七月

不视朝。

六年七月

不视朝。

七年四月辛巳

初,女巫肖古上延年药方,当用男子胆和之。不数年,杀人甚多。至是,觉其妄。辛巳,射杀之。

是秋

不听政。

八年七月迄于九月

猎于拽剌山。迄于九月,射鹿诸山,不视朝。

十年八月庚午

以镇茵石狻猊击杀近侍古哥。

十一年四月

射鹿,不视朝。

十三年正月丁巳起九日

昼夜酣饮者九日。

 

正月癸酉

杀兽人海里。

三月癸丑

杀鹿人弥里吉,枭其首以示掌鹿者。

六月癸未

近侍伤獐,杖杀之。

六月甲申

杀獐人霞马。

八月

幸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而后返。

九月庚戌

以青牛白马祭天地。饮于野次,终夕乃罢。

九月辛亥

以酒脯祭天地,复终夜酣饮。

十一月庚午

猎,饮于虞人之家,凡四日。

十二月庚寅

杀彘人曷主。

十四年二月戊辰

支解鹿人没答、海里等七人于野,封土识其地。

五月

射舐碱鹿于白鹰山,至于浃旬。

六月

猎于玉山,竟月忘返。

十一月壬午

日南至,宴饮达旦。自是昼寝夜饮。杀近侍小六于禁中。

十五年三月癸酉

近侍东儿进匕筯不时,手刃刺之。

三月癸巳

虞人沙剌迭侦鹅失期,加炮烙、铁梳之刑而死。

十二月甲辰

以近侍喜哥私归,杀其妻。

十二月丁未

杀近侍随鲁。

十六年正月丁卯朔

被酒,不受贺。

正月乙酉

杀近侍白海及家仆衫福、押剌葛、枢密使门吏老古、挞马失鲁。

三月

庚午获鸭,甲申获鹅,皆饮达旦。

闰八月乙丑

观野鹿入驯鹿群,立马饮至晡。

九月庚子至壬子

以重九宴饮,夜以继日,至壬子乃罢。

九月己未

杀狼人褭里。

十二月甲子

幸酒人拔剌哥家,复幸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第,宴饮连日。

十七年四月戊辰

杀鹰人敌鲁。

五月辛卯

杀鹿人札葛。

六月己未

支解雉人寿哥、念古,杀鹿人四十四人。

九月

自丙戌朔猎于黑山、赤山,至于月终。

十月乙丑

杀酒人粹你。

十一月辛卯

杀近侍廷寿。

十一月壬辰

杀豕人阿不札、曷鲁、朮里者、涅里括。

十一月庚子

司天台奏月当食不亏,上以为祥,欢饮达旦。

十一月壬寅

杀鹿人唐果、直哥、撒剌。

十二月辛未

手杀饔人海里,复脔之。

十八年正月乙酉朔

宴于宫中,不受贺。

正月己亥

观灯于市。以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

二月乙卯

幸五坊使霞实里家,宴饮达旦。

三月庚戌

杀鹘人胡特鲁、近侍化葛及监囚海里,仍剉海里之尸。

四月癸丑

杀彘人抄里只。

五月丁亥

重五,以被酒不受贺。

五月壬辰

获鹅于述古水,野饮终夜。

五月丁酉

与政事令萧排押、南京留守高勋、太师昭古、刘承训等酣饮,连日夜。

五月己亥

杀鹿人颇德、臈哥、陶瑰、札不哥、苏古涅、雏保、弥古特、敌答等。

六月丙辰

杀彘人屯奴。

九月戊子

杀详稳八剌、拽剌痕笃等四人。

十一月癸卯

冬至,被酒,不受贺。

十二月丁丑

杀酒人搭烈葛。

十九年正月己丑

立春,被酒,命殿前都点检夷腊葛代行击土牛礼。

正月戊戌

醉中骤加左右官。……自立春饮至月终,不听政。

二月癸亥

杀前导末及益剌,剉其尸,弃之。

二月己巳

如怀州,猎获熊,欢饮方醉,驰还行宫。是夜,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弒。

  

从上表可以清楚看出,穆宗昼寝夜饮、滥杀无辜,应历十三年(963)是一个转折点。此前十二年中无酗酒记载,杀人仅二例,一例不详,一例系因女巫妄言延年药方,罪在必诛。“不视朝(听政)”亦仅得五例,其二明言因射鹿故。然自十三年正月始,情况陡变。昼夜酣饮,滥杀近侍,史不绝书,几无月无之。《辽史·萧护思传》谓“上晚岁酗酒,用刑多滥”[72] 当得其实。

不仅如此,虽然应历十三年起辽穆宗的确沉湎于酒,对下人极端暴虐残忍,但这只是事实之一面,历史真相尚有另外一面。《辽史·萧韩家奴传》载:

 

帝(兴宗)问韩家奴:“我国家创业以来,孰为贤主?”韩家奴以穆宗对。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视人犹草芥,卿何谓贤?”韩家奴对曰:“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终穆之世,无罪被戮,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73]

 

韩家奴意在借古讽今,然其说非无根之谈。《辽史·刑法志》在评价耶律璟时曰:“虽云虐止亵御,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刑法之制,岂人主快情纵意之具邪。”[74]又《穆宗纪》元史臣赞云:“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见诛,谕臣下滥刑切谏,非不明也。”[75]虽然两处对穆宗都持批评态度,但并不回避其可取之处。

耶律璟之爱民,确有其证。按《穆宗纪》,应历三年,“以南京水,诏免今岁租”;十六年(966)五月,“以岁旱,泛舟于池祷雨。不雨,舍舟立水中而祷,俄顷乃雨”;七月,“谕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标识,令民勿犯,违以死论”[76]。《刑法志》载是谕之由来甚详:“自先朝行幸顿次,必高立标识以禁行者。比闻楚古辈,故低置其标深草中,利人误入,因之取财。自今有复然者,以死论。”[77]穆宗爱民拳拳之心,可见一斑。另据上表,耶律璟虽暴虐,确无一例下及百姓。

对于大臣,穆宗相当尊敬。按《穆宗纪》,应历十七年(967)五月,“北府宰相萧海瓈薨,辍朝,罢重五宴”[78]。《萧海瓈传》云:“汉主刘承钧每遣使入贡,必别致币物,诏许受之。年五十卒,帝愍悼,辍朝二日。”[79]又据《穆宗纪》,同年八月辛酉,“生日,以政事令阿不底病亟,不受贺”[80]。另按上表,被杀者除侍从外,仅有应历十六年枢密使门吏老古、挞马失鲁及十八年详稳八剌、拽剌痕笃四人。《刑法志》“上不及大臣”所言不虚。

不过,对于“亵御”,耶律璟的确残忍异常。《刑法志》云:

 

帝嗜酒及猎,不恤政事,五坊、掌兽、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鹘雉之属亡失伤毙,及私归逃亡,在告踰期,召不时至,或以奏对少不如意,或以饮食细故,或因犯者迁怒无辜,辄加炮烙铁梳之刑。甚者至于无算。或以手刃刺之,斩击射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弃尸于野。[81]

 

然对己之滥刑,穆宗颇有悔意。据《穆宗纪》,应历七年十二月丁巳,“诏大臣曰:‘有罪者,法当刑。朕或肆怒,滥及无辜,卿等切谏,无或面从。’”[82]。十六年正月,“杀近侍白海”。然六月,“以白海死非其罪,赐其家银绢”[83]。白海之死,可能是耶律璟醉酒的缘故。又十九年正月,“戊戌,醉中骤加左右官。乙巳,诏太尉化哥曰:‘朕醉中处事有乖,无得曲从。酒解,可覆奏。’”[84]可见穆宗清醒时并不以此为乐。对于近侍,耶律璟也并不是只有残忍的一面。如十八年四月己巳,“诏左右从班有材器干局者,不次擢用;老耄者,增俸以休于家”[85]

其酗酒滥刑,大体始于应历十三年,然“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那么,是什么促成了这一奇怪的转变呢?对此,《穆宗纪》中确有踪迹可寻。按应历七年四月,“初,女巫肖古上延年药方,当用男子胆和之。不数年,杀人甚多。至是,觉其妄。辛巳,射杀之”[86]。是年耶律璟二十七,据此他在二十四五时已开始服用延年之药,这颇有些蹊跷。再者,其时穆宗正当壮年,即便其药确无延年之功,亦无从检验,他又如何能“觉其妄”?故笔者怀疑,所谓延年药方,实是契丹史官隐晦之语,耶律璟可能有病在身。应历十三年起穆宗之变化,可能是治愈痼疾无望后心理扭曲、寻求宣泄的结果。然据《辽史·游幸表》,应历三年至十八年,几乎年年都有耶律璟田猎之记载。[87]这说明他的身体并非不能承受激烈运动。

那么,究竟是何等怪病,能让这位君主变得如此古怪呢?对此,中原文献提供了一个线索。《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云:“述律有疾,不能近妇人,左右给事,多以宦者。”[88]《契丹国志·穆宗纪》亦曰:“帝体气卑弱,恶见妇人。居藩时,述律太后欲为纳妃,帝辞以疾;即位后,嫔御满前,并不一顾。朝臣有言椒房虚位者,皆拒而不纳。”[89]

关于耶律璟性无能的说法,究竟是中土文人的污蔑,还是确有所据呢?按《辽史》之《皇子表》、《公主表》均未见穆宗子嗣,然其书有《穆宗皇后萧氏传》,云:“穆宗皇后萧氏,父知璠,内供奉翰林承旨。后生,有云气馥郁久之。幼有仪则。帝居藩,纳为妃。及正位中宫,性柔婉,不能规正。无子。”[90]而《契丹国志·穆宗萧皇后传》曰:“穆宗皇后萧氏,幽州厌次人。父知璠,内供奉翰林承旨。后初产之日,有云气馥郁久之。幼有仪观,进趋轨则。帝居藩时纳为妃。暨即位,后正中宫。……后性柔婉,不能规正,黑山之弒,帝酗忍罹祸焉。后无子。”[91]两相比较,可以清楚看出,《辽史》系删削《国志》而成。

按《辽史》后妃诸传,多系在辽金文献基础上参考《国志》写定。比如,《国志》所载诸后均无谥号,《辽史》中的谥号显然来源于辽末耶律俨《皇朝实录》或金陈大任《辽史》。不过,《辽史·后妃传》上起肃祖,下至天祚,十三帝之皇后无谥者仅穆宗萧皇后及天祚萧皇后。天祚亡国之君,事在情理之中。而穆宗萧后之例却不能不让人生疑。且《辽史》其传又全抄《国志》,故笔者大胆推断,耶律俨或陈大任书中原未见穆宗皇后。换言之,耶律璟可能根本就没有立过皇后![92]

此外,关于穆宗,《辽史》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困惑。按《景宗纪》,“察割之乱,帝甫四岁。穆宗即位,养永兴宫”[93]。景宗乃世宗子,世宗为察割弒后为穆宗收养,但蹊跷的是,永兴宫非穆宗本人斡鲁朵,而是太宗之斡鲁朵。景宗不养于穆宗延昌宫,恐怕正是因为其宫实无有生养经验之妇人。

穆宗无子女,不立后,养景宗于永兴宫,以及扭曲的酗酒施暴心理,这种种迹象表明,耶律璟的怪病,看来正是性功能障碍!

 

  结论

 

辽穆宗耶律璟并未推行所谓草原本位政策,契丹与中原政权关系史上转攻为守这一关键变化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一代雄主柴荣崛起后,中原重趋统一,另一方面可能与穆宗本人的能力和疾病有关。事实上,辽朝九帝,自开国太祖至末帝天祚,并无一人反对汉化,提倡草原本位。至少就辽朝而言,西方学者否定汉化,提倡北族视角,并没有坚实依据。[94]

另一方面,辽穆宗史实之澄清,也有助于五代宋初历史之理解。即便英武如周世宗,其北伐仍被后周史官称为“侥幸一胜”。辽穆宗并无意放弃幽州,契丹实力尚在,绝非不堪一击。若冒险进攻,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结果亦难逆料。中原鼎革后,宋太祖坚持“先南后北”,避免与辽朝发生正面冲突,这与耶律璟的策略不谋而合,似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穆宗后期因久病不愈心理失衡,常常酗酒施暴,虐杀近侍。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赵宋收复燕云的黄金时机。但我们注意到,穆宗醉中施暴,“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醒时亦常悔之。可见其宣泄亦能理性选择对象,并未丧失自制。固然,穆宗之状态使其难有进取之心。但应历十三年以来,辽朝对北汉之援助始终如一,这说明穆宗并未放松对宋朝之警惕,仍能保持防御积极性。更何况,穆宗之失态并没有影响到契丹整体国力。上引《挞烈传》称穆宗朝北南院大王耶律屋质、挞烈为“富民大王”,似乎其国力有增无减。因此,赵匡胤若贸然北伐,耶律璟当不会坐视不理,“河东差可自固,而太祖顿于坚城之下”,北伐实无胜算。[95]

然日后宋太宗两度亲征铩羽,澶渊之盟后辽人又乘李元昊屡败宋军之机逼迫增币,时人痛定思痛,赵匡胤的策略开始受到质疑。欧阳修在评论周史官称世宗北伐为“侥幸一胜”时曰:

 

夫兵法,决机因势,有不可失之时。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胜威,击其昏殆,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是时,述律以谓周之所取,皆汉故地,不足顾也。然则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关,遂得复为中国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于夷狄。彼其为志岂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壮哉!夫兵之变化屈伸,岂区区守常谈者所可识也![96]

 

欧公虽未点名批评太祖,但言外之意昭然若揭。

南宋时期,因北宋亡国之痛,士大夫中批评赵匡胤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余波所及,明末大儒王夫之、现代史学大师钱穆先生亦以为然。[97]上世纪八○年代以来,宋史学界开始反思,多数着眼于宋辽双方实力,主张重新评价宋太祖“先南后北”之战略,但对有关辽穆宗史实之考辨,尚无暇顾及,因此争议尚存。[98]

按照批评者的思路,如果宋初能夺回燕云,那么日后金元之南下,北宋、南宋之灭亡也就不会发生。换言之,赵匡胤的这一策略,与此后数百年间历史大势密切相关。古今学人聚讼纷纭,其深意亦在于此。

但不仅欧公及南宋士人是有感而发,王夫之、钱穆对这一历史问题的探讨也深深打上了“当代史”的烙印。满清入关对船山之刺激,相信《读通鉴论》的读者都有深切体会。[99]而《国史大纲》之成书,正在“卢沟桥倭难猝发”,宾四先生随北大南下,“播迁流离之际”[100]。既然“先南后北”策略之批判,主要建立在耶律璟不恤国事,欲弃汉地的错误基础之上,而批评者又往往过多参杂了当世情怀,或许有理由期待,对赵匡胤之质疑可从此休矣。

 

附记:感谢李华瑞师、李二民兄及匿名评审专家提供的宝贵意见!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



[]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4-130页。

[]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04页。《契丹国志》卷五《穆宗纪》曰:“瀛、莫之失,幽州急递以闻,帝曰:‘三关本汉地,今以还汉,何失之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4-55页。《欧史》疑即《国志》所本。

[]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二》,第904页。

[]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20-123页。

[] 关于晚近西方相关研究的系统检讨,详参拙作《耶律阿保机建国方略考——兼论非汉族政权之汉化命题》,《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21页注3

[] 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三七《契丹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82页。

[]  李桂芝:《辽金科举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32页。

[]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9页。

[] 《辽史》卷五八《仪卫志,第919-920页。

[11]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1页。

[12] 《辽史》卷五七《仪卫志,第914页。

[13] 《辽史》卷七八《耶律夷腊葛传》,第1265

[14] 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一六《周世宗纪三》,第3628页。

[15] 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硏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31页。

[16] 《辽史》卷八六《刘景传》,第1322页。

[17] 《辽史》卷七九《室昉传》,第1271页。

[18]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0

[19] 《辽史》卷一三《李澣传》,第1450-1451

[20] 向南编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7页。

[21] 高井康典行著,程妮娜译:《辽朝科举与辟召》,《史学集刊》2009年第1期。

[22] 向南编注:《辽代石刻文编》,第30页。

[23] 林鹄:《辽世宗、枢密院与政事省》,《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24] 《辽史》卷八五《高勋传》云:“应历初,封赵王,出为上京留守,寻移南京。……十七年,宋略地益津关,勋击败之,知南院枢密事。景宗即位,以定策功,进王秦。保宁中,以南京郊内多隙地,请疏畦种稻,帝欲从之。林牙耶律昆宣言于朝曰:‘高勋此奏,必有异志。果令种稻,引水为畦,设以京叛,官军何自而入?’帝疑之,不纳。”第1317页。上京留守是辽朝地方大员中较不重要的位置(参康鹏《辽代地方要员选任方式浅议》,《隋唐宋辽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显然穆宗即位后,对首任南院枢密使高勋并不信任。此后高勋虽拥立景宗,定策有功,仍然备受猜忌。

[25] 《辽史》卷七七《耶律屋质传》,第1258页。

[26] 《辽史》卷七八《萧思温传》,第1267页。

[27] []余靖:《武溪集》卷一八《契丹官仪》,《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98年,85册,175-176页。

[28] 《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第397页。

[29] 《辽史》卷七七《耶律挞烈传》,第1262-1263页。

[30]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69-70页。

[31]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2页。

[32] 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一四《周世宗纪一》,第3508-3509页。又同书卷一三六《刘崇传》云:“及周世宗嗣位,崇复乞师于虏,以图入寇。”第4266页。《五代会要》卷二九《契丹》曰:“太原刘崇将图南寇,述律使番将杨衮率虏骑万余以助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61页。《新五代史》卷七○《东汉世家》《资治通鉴》亦谓崇幸周有大丧,联辽出兵。第865页;卷二九一,后周太祖显德元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501页,下称“《通鉴》”。据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考证,杨衮即敌禄。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0年,第94页注3

[33]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0页。

[34] []陆游:《南唐书》卷一八《契丹传》,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9册,5607页。

[35] 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第67页。

[36]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0页。

[37]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1页。

[38] 《通鉴》卷二九二,后周世宗显德三年二月,第9541页。

[39] 《宋史》卷二五七《李处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961

[40]《通鉴》卷二九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六月丁未,第9528页。

[41]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4页。

[42] 《通鉴》卷二九三,后周世宗显德四年十一月,第9573-9574页。按崔勋当即崔廷勋,《新五代史》卷七○《东汉世家》误作“高勋”。第867页。

[43] 《通鉴》卷二九三,后周世宗显德四年十二月,第9576页。

[44] 《通鉴》卷二九三,后周世宗显德三年,第9562页。

[45] []陆游:《南唐书》卷一七《段处常传》,第5601页。

[46]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5页。

[47] 《辽史》卷七八《萧思温传》,第1267页。

[48] 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一八《周世宗纪五》,第3685页。

[49]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5页。

[50] 《辽史》卷七八《萧思温传》,第1267页。

[51] 《辽史》卷七八《萧思温传》,第1267页。

[52] 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一九《周世宗纪六》,第3727-3729页。

[53] 《通鉴》卷二九四,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四月,第9596-9597页。

[54] 《辽史》卷七八《萧思温传》,第1267页。

[55] 参张其凡《赵普评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122-123页。

[56]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5。同书卷八六《刘景传》载:“帝欲俟秋出师,景谏曰:‘河北三关已陷于敌,今复侵燕,安可坐视!’上不听。”第1322页。其说显误。

[57] 《新五代史》卷七○《东汉世家》载:“世宗北伐契丹,下三关,契丹使来告急,承钧将发兵,而世宗班师,乃已。”第867页。

[58] 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一九《周世宗纪六》,第3730页。

[59] 《通鉴》卷二九四,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四月丙午,第9597页。

[60] 徐规《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一文认为,此役初衷是为解除南征后顾之忧。《仰素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61]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二》,第904页。

[62] 据《通鉴》,高平战后,世宗“遣符彦卿等北征,但欲耀兵于晋阳城下,未议攻取。既入北汉境,其民争以食物迎周师,泣诉刘氏赋役之重,愿供军须,助攻晋阳,北汉州县继有降者。帝闻之,始有兼并之意。遣使往与诸将议之,诸将皆言‘刍粮不足,请且班师以俟再举’。帝不听。既而诸军数十万聚于太原城下,军士不免剽掠,北汉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帝闻之,驰诏禁止剽掠,安抚农民,止征今岁租税,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发泽、潞、晋、绛、慈、隰及山东近便诸州民运粮以馈军”。“时大发兵夫,东自怀、孟,西及蒲、陕,以攻晋阳,不克;会久雨,士卒疲病,及史彦超死,乃议引还。”卷二九一,后周世宗显德元年四月,第9509-9519页;卷二九二,后周世宗显德元年五月,第9515页。其事与伐燕一役绝类,结局可资参考。另参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8-39页。又张其凡《赵普评传》一书以为,世宗班师是其审时度势后的英明决断,遇疾并非退兵之真正原因。第124-125页。然此说并无史料支持。

[63] 《辽史》卷一一二《耶律娄国传》云:“(穆宗初,)改南京留守。”第1501页。其后任应当就是萧思温。

[64] 按《辽史》卷六《穆宗纪上》,应历十年六月,“汉以宋兵围石州来告,遣大同军节度使阿剌率四部往援,诏萧思温以三部兵助之”。第76页。此时思温应仍在留守任上。然同卷十三年正月,“宋欲城益津关,命南京留守高勋、统军使崔廷勋以兵扰之”。第77页。高勋已接任。

[65]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二》,第904页。

[66] []陶岳:《五代史补》卷五“世宗上病龙台”条,《五代史书汇编》,第5册,第2529-2530页。

[67] 按南朝陈太建五年(573),陈宣帝伐北齐,破寿阳。是时北齐后主昏庸荒淫,佞幸“(韩)凤与穆提婆闻告败,握槊不辍,曰:‘他家物,从他去。’”《北齐书》卷五○《韩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92页。《通鉴》作“本是彼物,从其取去”。卷一七一,陈宣帝太建五年十月,第5329页。韩穆语或即辽穆宗“汉地还汉”说之祖源。

[68] 《通鉴》卷二九四,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十二月,第9606页。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据陆游及马令《南唐书》以为其事当在显德元年。第69页。然显德元年后契丹与南唐仍有往来,今从《通鉴》。

[69] 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第61-63页。

[7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太祖开宝二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7页。

[71] 《通鉴》卷二九○,后周太祖广顺元年九月,第9463页。

[72] 《辽史》卷七八《萧护思传》,第1266页。

[73] 《辽史》卷一○三《萧韩家奴传》,第1449页。

[74] 《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第938页。

[75] 《辽史》卷七《穆宗纪下》,第87页。

[76]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2页;卷七《穆宗纪下》,第83-84页。

[77] 《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第937页。

[78] 《辽史》卷七《穆宗纪下》,第84页。

[79] 《辽史》卷七八《萧海瓈传》,第1266页。

[80] 《辽史》卷七《穆宗纪下》,第85页。

[81] 《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第937-938页。《刑法志》以为事在应历七年女巫肖古事败前,显误。

[82]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4页。

[83] 《辽史》卷七《穆宗纪下》,第83页。

[84] 《辽史》卷七《穆宗纪下》,第87页。

[85] 《辽史》卷七《穆宗纪下》,第85-86页。

[86]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4页。卷六一《刑法志下》曰:“以鸣镝丛射、骑践杀之。”第938页。

[87] 《辽史》卷六八《游幸表》,第1042-1046页。

[88]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二》,第903-904页。

[89] 《契丹国志》卷五《穆宗纪》,第54页。

[90] 《辽史》卷七一《穆宗皇后萧氏传》,第1201页。

[91] 《契丹国志》卷一三《穆宗萧皇后传》,第141页。

[92] 辽保宁十一年(979)《耶律琮神道碑》曰:“夫人之父,乃有国之后也,世为大契丹国皇亲,……夫人之姊,寔助天顺皇帝(穆宗)内治,六宫化冷,万姓德标,彤管□播□□,乃妻姊后妃□之伦也。”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3页。然所谓“寔助内治”,未必即封后,且此人并非幽州萧氏。按穆宗虽无性能力,表面上可能仍有姬妾。

[93] 《辽史》卷八《景宗纪上》,第89页。

[94] 参拙作《耶律阿保机建国方略考》,《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95] 王夫之:《宋论》卷二《太宗》“使曹彬潘美争幽州”条,《船山全书》,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1册,第57页。

[96]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二》,第904-905页。

[97]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五代下》“王朴画策急幽燕而缓河东”条,《船山全书》,第10册,第1164-1166页;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27-528页。不过,船山在《宋论》中改变了看法,参上引“使曹彬潘美争幽州”条及卷一《太祖》“赵普论取幽州二”条,第35-36页。

[98] 参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第108-112页。

[99] 参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六《齐明帝》“史备纪拓拔宏之伪政”条,第616-617页。

[100] 钱穆:《书成自记》,《国史大纲(修订本)》,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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