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五代中期,辽朝一度入主中原。穆宗耶律璟即位后,契丹转攻为守。对于辽朝与中原政权关系史上这一关键的转折点,以往研究归因于穆宗所代表的草原本位政策,主要证据是史籍所谓耶律璟“睡王”一称及其“汉地还汉”之言论。本文对穆宗朝政治制度、对外关系及耶律璟个人生活作了系统考辨,指出穆宗朝契丹政权之汉化及部族之农业化均有深入发展,其对外转向稳健,是中原重趋统一之结果,并非出自所谓草原本位政策。历代士人及现代史家对宋太祖“先南后北”战略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正建立在对辽穆宗的错误认识之上。关于辽穆宗史实之澄清,不仅可推进辽朝历史发展整体脉络之理解,且对五代宋初政治硏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辽穆宗,草原本位,睡王,汉地还汉,先南后北
在辽朝与中原政权关系史上,有三个关键的转折点。其一,辽天显十一年(936),辽太宗挥师南下,援立后晋。燕云十六州就此入辽,而中原天子石敬瑭成了契丹的儿皇帝。十余年后,太宗又长驱入汴,亲手灭亡了自己主持缔造的石晋王朝,一度据有中原。这是天显十一年以来局势发展的最高潮。虽然契丹很快退出中原,太宗也在归途中意外病故,但继任者辽世宗仍沿袭太宗的南进政策。天禄五年(951),就在契丹试图再度大举南侵之际,世宗遇弒。穆宗继位后,辽朝大体转为守势。这是第二个转折点。半个世纪多后的澶渊之盟,则是第三个转折点。[①]
关于第一个和第三个转折点,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对第二个转折点,以往研究还不够充分。辽应历九年(959),后周世宗北伐,《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云:“周师下三关、瀛、莫,兵不血刃。述律(辽穆宗耶律璟)闻之,谓其国人曰:‘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②]关于辽穆宗,《欧史》又云:“畋猎好饮酒,不恤国事,每酣饮,自夜至旦,昼则常睡,国人谓之‘睡王’。”[③]陈述先生认为,“汉地还汉”的说法表明,耶律璟“一切反于世宗的主张,趋重保守,对于燕蓟汉地不很重视,不采积极政策”,“睡王”一称,则反映出穆宗“满足于牛马奴隶的享受”,二者都是“草原本位政策”的表现。换言之,主要基于《新五代史》的上引记载,陈先生提出,耶律璟代表了主张草原本位的保守势力,辽朝转趋守势便是穆宗实施草原本位政策的结果。[④]
笔者以为,辽穆宗是否草原本位主义者、契丹因何转攻为守,仍有再加检讨之必要。这两个相关联的问题不仅关涉辽朝与中原政权关系史的整体脉络,还影响到我们对辽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的理解。近年来西方学界割裂中国历史上的北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做法,其直接证据即所谓北族之草原本位思想。[⑤]不仅如此,对耶律璟之认识,于五代宋初政治硏究亦有重大影响。宋太祖赵匡胤“先南后北”策略,北宋时即为人诟病,现代史家则众说纷纭。论者常以周世宗北伐为赵宋之参照,相信辽穆宗不问政事,欲弃汉地。从这一角度而言,探求有关耶律璟之真相,亦有其价值。故笔者不揣浅陋,草成拙文,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 穆宗真是草原本位主义者吗?
——从其内政说起
陈述先生将草原本位政策界定为一个综合概念,“内容很多,如懂汉语不说汉话;朝廷官职重北面;不许契丹人应科举等等。对宋的不积极进攻是一个时期表现的一种倾向”[⑥]。要之,生活方式上、政治制度上、疆域辖境上都以草原为本。不过,所谓“懂汉语不说汉话”,是史籍中关于阿保机的记载,[⑦]契丹人不能应科举则发生在辽朝后期。[⑧]就穆宗而言,陈先生提供的证据,仅限于生活方式(“睡王”)及疆域辖境(“汉地还汉”)二者。但就统治者而言,最能说明其政策倾向的,恰恰是其政权的制度建设。因此,本节先论穆宗朝之内政。耶律璟若确持草原本位政见,制度沿革上当有反映。事实则不然。
据《辽史·穆宗纪》,应历元年(951)九月丁卯,“(穆宗)即皇帝位”;十一月乙亥,“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 [⑨]。《仪卫志》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大同元年)三月,(太宗)将幸中京镇阳,诏收卤簿法物,委所司押领先往。未几镇阳入汉,卤簿法物随世宗归于上京。……太宗崩,世宗即位,卤簿法物备而不御。穆宗应历元年,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⑩]也就是说,穆宗即位伊始,就宣布在朝廷上使用太宗掠自后晋的中原礼器。无独有偶,应历三年(953)二月辛亥,“诏用嗣圣皇帝旧玺” [11]。《仪卫志》曰:“玉印,太宗破晋北归,得于汴宫,藏随驾库。穆宗应历二年,诏用太宗旧宝。”[12]那么,这一旧玺也来自后晋。很难想象,如果耶律璟乃草原本位主义者,他会有上述举动。
与此相应,穆宗朝制度上的汉化较太宗世宗朝更有所推进。首先,穆宗仿效后周,置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传》云:“本宫分人检校太师合鲁之子。应历初,以父任入侍。数岁,始为殿前都点检。时上新即位,疑诸王有异志,引夷腊葛为布衣交,一切机密事必与之谋。”[13]特别値得注意的是,后周显德三年(辽应历六年,956)十二月十四日始见殿前都点检,[14]穆宗对中原制度模仿之速让人瞠目。[15]
其次,翰林院制度确立,开始有较多饱学之士接近契丹权力中枢。太祖朝入辽的汉人,只有韩延徽算是文人,但没有证据表明其以学问见长。太宗朝有张砺,原后唐翰林学士,然仅见此一人而已。世宗在位未久,史料阙如。至穆宗朝,才学之士才真正开始涌现。《辽史·刘景传》载:“景资端厚,好学能文。……应历初,迁右拾遗、知制诰,为翰林学士。……会父忧去。未几,起复旧职。一日,召草赦,既成,留数月不出。景奏曰:‘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今稽期弗发,非也。’”[16]又《室昉传》曰:“幼谨厚笃学,不出外户者二十年,虽里人莫识。其精如此。会同初,登进士第……应历间,累迁翰林学士,出入禁闼十余年。”[17]从二传可以看出,穆宗朝翰林院制度已完全确立,翰林学士也形成了一个群体,出入禁中,起草文书,成为君主的左膀右臂。而刘景以父忧去职,说明契丹王朝对儒家伦理并不陌生,在一定程度上亦将其吸纳入王朝体制之中。
此外,汉人李澣之遭遇,也颇能说明问题。按《穆宗纪》,应历二年(952)六月壬辰,“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宣政殿学士李澣等谋南奔,事觉,诏暴其罪”;八月己丑,“眉古得、娄国等伏诛,杖李澣而释之”[18]。《李澣传》云:
初仕晋,为中书舍人。晋亡归辽……欲遁归汴。至涿,为徼巡者所得……帝欲杀之。时高勋已为枢密使,救止之。屡言于上曰:“澣本非负恩,以母年八十,急于省觐致罪。且澣富于文学,方今少有伦比,若留掌词命,可以增光国体。”帝怒稍解,仍令禁锢于奉国寺,凡六年,艰苦万状。会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勋奏曰:“非李澣无可秉笔者。”诏从之。文成以进,上悦,释囚。寻加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卒。[19]
可见穆宗有一定的汉文修养,他对汉人及汉文化不仅不反感,还颇能欣赏。
其三,太宗朝昙花一现的贡举,穆宗朝也曾举行过。统和二十六年(1008)《常遵化墓志》云:
考讳宾嗣,字仁继。前霸州观察判官……早食禄于先朝,久依仁于大国。……公幼而聪愍,长以刚直。辩理从童,登场得弟(第)。闻孝悌于乡里,达声誉于朝庭。则知玉出海心,本是礼天之器;松生昆顶,终为建厦之材。应历十年,除授霸州文学参军。[20]
遵化父宾嗣入辽时间难予详考,但遵化卒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时年六十五,则应历十年(960)为十八,所谓登场得第当即其时或之前不远,即应历中。常遵化是统和六年(988)之前史料仅见三例辽朝科举及第之一(其余二例均在太宗朝)。[21]
其四,穆宗朝幽州地区出现了有关州学的记载,这也是辽朝历史上州县学首次见诸史籍。北京房山十字寺今存应历十年《三盆山崇圣院碑记》,撰者系“涿州学廪膳生员卢进达”[22]。对于州学的支持,是地方政府的自主决定,还是中央政府的指令,已不得而知。不论如何,这与上文揭示穆宗朝翰林学士活跃这一现像是相吻合的。
其五,为压制藩镇势力,世宗建立南枢密院,总汉军事。[23]但军事上北南分立,只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从长远上看,反而可能变成深入控制汉地的障碍。因此,穆宗采取进一步措施,让契丹势力直接向汉地渗透。[24]《辽史·耶律屋质传》载:“应历五年,为北院大王,总山西事。”[25]这应当意味着,在军事上,山后地区脱离了南枢密院,转归北院统辖。
在幽州,南京汉军的地位也被削弱。应历八年(958)周师北伐,南京留守萧思温请益兵,其本传载:“帝报曰:‘敌来,则与统军司并兵拒之;敌去,则务农作,勿劳士马。’……思温与诸将议曰……诸将从之。遂与统军司兵会。”[26]这是南京统军司首次在史料中出现,值得注意的是,统军司似不受留守节制。
宋人余靖所撰《契丹官仪》在谈到辽幽州守军时说:“燕中有元帅府,杂掌蕃汉……大抵胡人以元帅府守山前,故有府官,又有统军掌契丹、渤海之兵,马军、步军一掌汉兵。……胡人于燕京置元帅府,统军、马军、步军三司。”[27]圣宗以前,未置元帅府,南京留守仅掌汉兵马步二司。上引《思温传》云“敌去则务农作”,可为其证。《辽史·兵卫志》曰:“惟南、北、奚王,东京渤海兵马,燕京统军兵马,虽奉诏,未敢发兵,必以闻。”[28]这说明统军司兵马,可能要比汉军精锐许多。耶律璟组建契丹、渤海精锐部队驻防幽州,统军司不受留守节制,恐怕也由北枢密院而非南院统辖。
总而言之,与世宗朝相比,穆宗时期对汉地的控制显然更为深入。
还需一提的是,就契丹部族而言,穆宗时代其农业化也到达了一个高峰。《辽史·耶律挞烈传》云:“应历初,升南院大王,均赋役,劝耕稼,部人化之,户口丰殖。……(景宗)保宁元年(即应历十九年),加兼政事令,致政。……在治所不修边幅,百姓无称,年谷屡稔。时耶律屋质居北院,挞烈居南院,俱有政迹,朝议以为‘富民大王’云。”[29]所谓“劝耕稼”、“年谷屡稔”云云,说明契丹部族此时农业化已经相当深入。
综上所述,穆宗朝政权汉化、契丹部族农业化均有深入发展的趋势。就其内政而言,耶律璟表现得完全不像是一位草原本位主义者。那么,他在后周北伐时“汉地还汉”的言论,又该如何解释呢?
二 “汉地还汉”说质疑
——穆宗与中原
要揭开“汉地还汉”说的真相,找到契丹转攻为守的真正原因,我们必须对穆宗朝与中原之纠葛作通盘考察。天禄五年九月,辽世宗遇弑之时,正准备出兵协同北汉攻周。十月,刚刚即位的耶律璟便按照世宗的既定方针,出兵助刘崇攻平阳,后周随遣大军来援,北汉契丹遂退。尽管应历初契丹政局持续动荡,耶律璟仍连年出兵助汉。应历元年十一月,“汉、周、南唐各遣使来吊”;二年六月,“汉为周所侵,遣使求援,命中台省右相高模翰赴之”[30]。需要注意的是,后周主动遣使来吊,但穆宗看来并无意媾和。
又按《辽史·穆宗纪》,应历四年(954)二月,“周攻汉,命政事令耶律敌禄援之” [31]。是年正月,周太祖郭威卒,养子柴荣继位,帝位更替之际,何暇攻汉?而北汉乘机图谋进取,倒在情理之中。《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载柴荣欲亲征御敌,冯道等谏曰:“刘崇自平阳奔遁之后,势弱气夺,未有复振之理,窃虑声言自来,以误于我。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举。”世宗不从,云:“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便,必发狂谋,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断无疑耳!”[32]《辽史》谓“周攻汉”,疑非实录,主动进攻的,应当正是北汉与契丹。不过,柴荣御驾亲征,高平一战,辽汉联军先胜后败,狼狈而遁。
除了联汉攻周,穆宗初年,也在积极联络南唐。上引《辽史·穆宗纪》提到应历元年十一月南唐遣使来吊,而次年更是频频来使。正月,“南唐遣使奉蜡丸书,及进犀兕甲万属”[33]。南唐使臣公乘镕在幽州见到了辽穆宗,他向南唐朝廷报告说:“(契丹主)问国书中机事,臣即述奕世欢好,当谋分裂之事。契丹主喜,问复有何事,臣云军机别有密书,契丹主接置袖间。”[34]曹流已指出,“当谋分裂之事”云云,盖密谋分裂后周。[35]而所谓“密书”,当即《辽史》“蜡丸书”。又三月癸亥,“南唐遣使奉蜡丸书”;丁卯,“复遣使来贡”;五月,“南唐遣使来贡”[36]。一年之中,两奉密书,两番来贡,实属罕见。应历三年三月,“南唐遣使来贡,因附书于汉,诏达之”[37]。针对后周的三方同盟已呼之欲出。但高平败后,辽汉趋于消极,这一同盟迹近胎死腹中。
总而言之,穆宗初年,对于进取中原还是相当积极的。他连年出兵与北汉组成联军,并联络南唐建立三方同盟。辽朝南下政策之转变,发生在应历四年高平败后。一方面北汉受到重创,其势渐颓,另一方面穆宗领教了柴荣之英武后,可能自此不敢小觑后周,遂转趋稳健,不再轻易南下。
应历六年正月,周世宗亲征淮南。二月,“唐主遣人以蜡丸求救于契丹……静安军使何继筠获而献之”[38]。而契丹赴南唐使者也为后周所获。《宋史·李处耘传》云:“得契丹谍者,索之,有与西川、江南蜡书。”[39]考《通鉴》载:“(后周显德二年,955)蜀主遣间使如北汉及唐,欲与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汉主、唐主皆许之。”[40]看来辽朝得知后蜀的这一动向后,亦有意与之结盟。
应历七年(957)二月,再次携带蜡丸书的南唐使者终于抵达辽廷。六月,“周遣使来聘。南唐遣使来贡”。八月,“周遣使来聘”[41]。周世宗延续了太祖的政策,又一次试图与辽朝改善关系,但看来再次被穆宗拒绝。是年十一月,柴荣再至淮南。《通鉴》曰:“(周世宗)至镇淮军,是夜五鼓,济淮……是月,契丹遣其大同节度使、侍中崔勋将兵来会北汉,欲同入寇,北汉主遣其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瑰将兵会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还。”[42]辽汉此番入寇,应当正是为了缓解南唐的军事压力。可见应历四年后穆宗虽转趋稳健,但其战略方向仍坚定不变,始终以后周为对手。至于“至其城下而还”,可能是因为周人早有防备,实无可乘之机。
《通鉴》于是年十二月又记曰:“唐使者陈处尧在契丹,白契丹主请南游太原,北汉主厚礼之;留数日,北还,竟卒于契丹。”[43]陈处尧至北汉,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协调军事行动。关于处尧初至辽的时间,《通鉴》系于应历六年,云:“(南唐)遣兵部郎中陈处尧持重币,浮海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为之出兵,而留处尧不遣。处尧刚直有口辩,数面责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44]陆游《南唐书》之《段处常传》曰:
周侵淮南,元宗命处常浮海使契丹,乞援师。处常为契丹陈利害,甚辩。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虚辞,利南方茶药珠贝而已。至是,了无出师意,而留处常不遣。处常忿其无信,誓死国事,数面诮虏主。虏主亦愧其言,优容之。以病卒于虏。[45]
陈处尧、段处常当有一误。据上文,应历六年南唐求援使为后周所获,笔者怀疑陈处尧(或段处常)实乃七年二月携蜡丸书抵辽之使。
《通鉴》及陆游《南唐书》都认为契丹完全无视南唐安危,这并不是事实。唐使北汉一行并无实质性成果,看来刘承钧已无意再出兵,于是辽朝独自采取了行动。据《辽史·穆宗纪》,应历八年四月,“南京留守萧思温攻下沿边州县”[46]。《萧思温传》载:“周人攻扬州,上遣思温蹑其后,惮暑不敢进,拔缘边数城而还。”[47]但契丹为声援南唐付出了惨痛代价。
按《旧五代史》,是年四月甲戌,“澶州节度使张永德准诏赴北边,以契丹犯境故也”[48]。柴荣一代雄主,屈尊求好而不见纳,胡萝卜既不见效,当然要祭起大棒了。据《辽史·穆宗纪》,五月,“周陷束城县”;六月,“萧思温请益兵,乞驾幸燕”[49]。《萧思温传》云:
思温在军中,握齱修边幅,僚佐皆言非将帅才。……后周师来侵,围冯母镇,势甚张。思温请益兵,帝报曰:“敌来,则与统军司并兵拒之;敌去,则务农作,勿劳士马。”会敌入束城,我军退渡滹沱而屯。思温勒兵徐行,周军数日不动。思温与诸将议曰:“敌众而锐,战不利则有后患。不如顿兵以老其师,蹑而击之,可以必胜。”诸将从之。遂与统军司兵会,饰他说请济师。周人引退,思温亦还。[50]
萧氏显系庸才,“惮暑不敢进”、“饰他说请济师”等足见此人懦弱畏战。无能之辈出掌幽州,实在是穆宗的一大失策。按《思温传》又曰:“尚燕国公主(耶律璟之姊妹)……思温以密戚预政。”[51]耶律璟之以思温为南京主帅,看来主要是因为他的密戚身份。不过这让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敌去,则务农作,勿劳士马”的指示,说明穆宗此时的南向政策以防御为主。虽然声援南唐,但耶律璟并不愿意与后周彻底翻脸,掀起大战。
可能是因为薄示小惩犹嫌未够,再加上淮南初定,柴荣也想一探契丹虚实,应历九年,后周主又亲征北伐。《旧五代史》曰:“关南平,凡得州三、县十七、户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一。是役也,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虏界城邑皆迎刃而下。”[52]而《新五代史》则出现了上引“汉地还汉”之说辞。正是周师出乎寻常的顺利,及穆宗的这番话,被认为是耶律璟代表草原本位主义的确证。然笔者犹有疑焉。
首先,此番世宗亲征,“河北州县非车驾所过,民间皆不之知”,柴荣甚至一度离开主力,轻军奔袭,“侍卫之士不及一旅”[53]。周师北伐呈如此摧枯拉朽之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柴荣这一招险棋,让契丹措手不及。
其次,契丹不善守险守城,在关南并未部署重兵,而南京统帅萧思温非将帅才,畏战不出,龟缩于幽州。《思温传》载:
周主复北侵,与其将傅元卿、李崇进等分道并进,围瀛州,陷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垂迫固安。思温不知计所出,但云车驾旦夕至;麾下士奋跃请战,不从。已而,陷易、瀛、莫等州,京畿人皆震骇,往往遁入西山。思温以边防失利,恐朝廷罪己,表请亲征。会周主荣以病归,思温退至益津,伪言不知所在。[54]
幽州若有大将在,周师恐怕不会如此顺利。[55]
其三,在南京真正受到威胁时,穆宗并未等闲视之。《穆宗纪》载:“五月乙巳朔,(周师)陷瀛、莫二州。癸亥,如南京。”[56]耶律璟不仅亲临幽州,坐镇指挥,并遣使北汉求援。[57]因此后周军中对进攻幽州有很强烈的反对意见。《旧五代史》曰:“帝与诸将议攻幽州,诸将皆以为未可,帝不听。是夜,帝不豫,乃止。”[58]《通鉴》则具体记录了诸将以为不可的理由:“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59]可见其时穆宗调集了大军,并非对汉地失守漠不关心。
周世宗北伐,一举夺回幽州似非其初衷,取得燕南之地可能就已超过了其预期。[60]但战事之顺利却出乎意料。尽管如此,在周人官方《日历》中,世宗的辉煌战绩却只被称为“侥幸一胜”。欧阳修曰:“予读周《日历》,见世宗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官讥其以王者之师,驰千里而袭人,轻万乘之重于萑苇之间,以侥幸一胜。”[61]虽然欧公对此说不以为然,但这至少说明,周史官并不以为契丹不堪一击。在辽朝大军云集南京后,世宗若非遇疾而退,幽州一战结果如何,实未可知。[62]
其四,周师退后,辽军旋即收复了容城县,并加强了范阳的防务。赵延寿之后,世宗以契丹人出任南京留守,穆宗前期仍是如此。[63]大概在丢失三关后不久,汉人高勋出任留守。[64]此时耶律璟用并不信任的高勋代替萧思温,应当是形势所迫,不得已的选择。这恰恰说明,他对幽州非常重视。
其五,“汉地还汉”一说似难采信。三关是汉地,难道幽州不是汉地?欧公也正作此解:“述律以谓周之所取,皆汉故地,不足顾也。然则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65]然据上文分析,“十四州可指麾而取”显然与事实不符。关于世宗北伐时契丹的反应,中原流传着种种不实之说。如陶岳《五代史补》曰:“世宗末年,大举以取幽州,契丹闻其亲征,君臣恐惧,沿边城垒皆望风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连宵遁去。”[66]所谓蕃部连宵遁去,完全是中原士人的想象。《欧史》“汉地还汉”说之所据,疑即类似文献,恐不可信,[67]故《通鉴》不取。即便退一步说,穆宗确曾说过类似汉地还汉之语,也只能理解为丢失三关后为脸面计的掩饰之辞,而非出自衷心,并不能作为其持草原本位政见之证据。
综上所述,周师北伐之际,并无坚实证据表明穆宗漠视汉地。应历四年后,的确耶律璟趋于保守,但这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周人的强大,并非其在战略方向上有重大改变。如果穆宗真持保守立场,周世宗主动示好,岂非求之不得之良机?南唐求援,他又何必联汉出师,在北汉退缩后又独自行动,终于惹恼柴荣,以致丢掉了三关?
世宗亲征,不仅收回了关南之地,也让契丹不敢再贸然援助南唐。是年十二月,“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唐,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客使杀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于清风驿,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视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与唐绝”[68]。按辽太宗时,南唐及石晋藩镇都曾暗杀辽朝使者,意图嫁祸石敬瑭,但太宗并未中其圈套。[69]此次暗杀事件,也未必是耶律璟与南唐断绝往来的真正原因,后周的军事胜利可能更为关键。不过,南唐虽然终被放弃,辽穆宗也无意因三关丢失与周人开战,但其底线非常明确,幽州要保证安全,北汉不主动放弃。
应历十年,陈桥兵变,赵匡胤建立了大宋王朝。此后至应历十九年(969)穆宗被弒,辽宋边境除偶有小冲突外相当平静。赵宋的策略,是先取北汉。而在辽朝这一方面,则始终尽力保护北汉政权不被宋朝吞并。应历十九年二月,赵匡胤亲征北汉。《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彰德节度使韩重赟来朝,上谓之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众来援。彼意镇、定无备,将由此路入。卿可为朕领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70]宋太祖的话,正说明辽汉同盟之稳固。不过,宋师尚未出境,辽穆宗已于是年二月死于肘腋之变。
纵观耶律璟在位十九年,辽朝中原政策虽在战术上确有变化,但战略大方向始终如一。穆宗即位之初,虽然内忧尚强,仍无视郭威主动示好,连年遣兵联合北汉攻击后周,并积极联络南唐乃至后蜀,志在组成灭周的多方同盟。应历四年高平之败,柴荣之英武展现无遗,北汉丧胆,耶律璟也由此趋于稳健,转而避免与后周发生正面的大规模冲突。但周世宗两番遣使,再度屈尊,穆宗仍置若罔闻。柴荣亲征淮南,耶律璟与刘承钧共同出师声援。其后北汉退缩,穆宗仍独自出兵河北。从这点可以看出,辽汉唐这三方同盟,契丹实是其轴心。淮南初定,为惩戒辽朝,周世宗率师北伐。契丹幽州守将萧思温乃庸庸之辈,周师得以兵不血刃下三关,逼近幽州。穆宗调集大军,亲临指挥。若非柴荣染疾旋师,幽州城下一战,胜败尚是未定之数。
周宋易代,赵匡胤与耶律璟对形势判断如出一辙,都力图避免正面冲突,以待时变。宋辽之博弈,转而聚焦于北汉。宋太祖决意先取河东,徐图幽燕,但辽穆宗维护北汉安全之决心,并未动摇。
因此,结合上节的分析,笔者以为,辽穆宗不可能是草原本位主义者。契丹转攻为守的主要原因,恐怕是中原形势之变化。周世宗乃一代雄主,这是周宋以降的共识,亦是现代史家的定评。五代之纷乱至此渐趋平息,中原重新开始统一。承柴荣之基,赵匡胤之大宋王朝亦蒸蒸日上。契丹遇此二劲敌,徒唤奈何,惟叹天不助辽也!
其次,穆宗之保守也可能与其本人有关。与辽初三帝不同,耶律璟即位前,似乎并没有多少军事经验。灭晋之役,穆宗年已十八,但并未随父南下。此后世宗嗣位,史料中也找不到任何耶律璟参与军事的记载。面对柴荣、赵匡胤这样的对手时,其取防御姿态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应历后期耶律璟为隐痛困扰,势难有进取雄心。关于这一点,请看下节。
三 释“睡王”
——穆宗之悲剧
如上所论,“睡王”一称首见《欧史》。《通鉴》亦曰:“(穆宗)年少,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71]陈述先生据此以为,在生活上穆宗满足于草原传统,明显推论过甚,本不需详细辨析。不过,耶律璟的这一形象,直接牵涉到史家对辽宋关系的理解。有关契丹为何转攻为守、赵匡胤先南后北是否妥当,尤其是众说纷纭的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睡王”一说该如何理解。
为此,笔者将《辽史·穆宗纪》所见耶律璟酗酒、不恤政事、妄杀近侍等记载制成下表。
辽穆宗酗酒、不恤政事、妄杀近侍等史事表
时(应历) |
事 |
三年七月 |
不视朝。 |
六年七月 |
不视朝。 |
七年四月辛巳 |
初,女巫肖古上延年药方,当用男子胆和之。不数年,杀人甚多。至是,觉其妄。辛巳,射杀之。 |
是秋 |
不听政。 |
八年七月迄于九月 |
猎于拽剌山。迄于九月,射鹿诸山,不视朝。 |
十年八月庚午 |
以镇茵石狻猊击杀近侍古哥。 |
十一年四月 |
射鹿,不视朝。 |
十三年正月丁巳起九日 |
昼夜酣饮者九日。
|
正月癸酉 |
杀兽人海里。 |
三月癸丑 |
杀鹿人弥里吉,枭其首以示掌鹿者。 |
六月癸未 |
近侍伤獐,杖杀之。 |
六月甲申 |
杀獐人霞马。 |
八月 |
幸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而后返。 |
九月庚戌 |
以青牛白马祭天地。饮于野次,终夕乃罢。 |
九月辛亥 |
以酒脯祭天地,复终夜酣饮。 |
十一月庚午 |
猎,饮于虞人之家,凡四日。 |
十二月庚寅 |
杀彘人曷主。 |
十四年二月戊辰 |
支解鹿人没答、海里等七人于野,封土识其地。 |
五月 |
射舐碱鹿于白鹰山,至于浃旬。 |
六月 |
猎于玉山,竟月忘返。 |
十一月壬午 |
日南至,宴饮达旦。自是昼寝夜饮。杀近侍小六于禁中。 |
十五年三月癸酉 |
近侍东儿进匕筯不时,手刃刺之。 |
三月癸巳 |
虞人沙剌迭侦鹅失期,加炮烙、铁梳之刑而死。 |
十二月甲辰 |
以近侍喜哥私归,杀其妻。 |
十二月丁未 |
杀近侍随鲁。 |
十六年正月丁卯朔 |
被酒,不受贺。 |
正月乙酉 |
杀近侍白海及家仆衫福、押剌葛、枢密使门吏老古、挞马失鲁。 |
三月 |
庚午获鸭,甲申获鹅,皆饮达旦。 |
闰八月乙丑 |
观野鹿入驯鹿群,立马饮至晡。 |
九月庚子至壬子 |
以重九宴饮,夜以继日,至壬子乃罢。 |
九月己未 |
杀狼人褭里。 |
十二月甲子 |
幸酒人拔剌哥家,复幸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第,宴饮连日。 |
十七年四月戊辰 |
杀鹰人敌鲁。 |
五月辛卯 |
杀鹿人札葛。 |
六月己未 |
支解雉人寿哥、念古,杀鹿人四十四人。 |
九月 |
自丙戌朔猎于黑山、赤山,至于月终。 |
十月乙丑 |
杀酒人粹你。 |
十一月辛卯 |
杀近侍廷寿。 |
十一月壬辰 |
杀豕人阿不札、曷鲁、朮里者、涅里括。 |
十一月庚子 |
司天台奏月当食不亏,上以为祥,欢饮达旦。 |
十一月壬寅 |
杀鹿人唐果、直哥、撒剌。 |
十二月辛未 |
手杀饔人海里,复脔之。 |
十八年正月乙酉朔 |
宴于宫中,不受贺。 |
正月己亥 |
观灯于市。以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 |
二月乙卯 |
幸五坊使霞实里家,宴饮达旦。 |
三月庚戌 |
杀鹘人胡特鲁、近侍化葛及监囚海里,仍剉海里之尸。 |
四月癸丑 |
杀彘人抄里只。 |
五月丁亥 |
重五,以被酒不受贺。 |
五月壬辰 |
获鹅于述古水,野饮终夜。 |
五月丁酉 |
与政事令萧排押、南京留守高勋、太师昭古、刘承训等酣饮,连日夜。 |
五月己亥 |
杀鹿人颇德、臈哥、陶瑰、札不哥、苏古涅、雏保、弥古特、敌答等。 |
六月丙辰 |
杀彘人屯奴。 |
九月戊子 |
杀详稳八剌、拽剌痕笃等四人。 |
十一月癸卯 |
冬至,被酒,不受贺。 |
十二月丁丑 |
杀酒人搭烈葛。 |
十九年正月己丑 |
立春,被酒,命殿前都点检夷腊葛代行击土牛礼。 |
正月戊戌 |
醉中骤加左右官。……自立春饮至月终,不听政。 |
二月癸亥 |
杀前导末及益剌,剉其尸,弃之。 |
二月己巳 |
如怀州,猎获熊,欢饮方醉,驰还行宫。是夜,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弒。 |
从上表可以清楚看出,穆宗昼寝夜饮、滥杀无辜,应历十三年(963)是一个转折点。此前十二年中无酗酒记载,杀人仅二例,一例不详,一例系因女巫妄言延年药方,罪在必诛。“不视朝(听政)”亦仅得五例,其二明言因射鹿故。然自十三年正月始,情况陡变。昼夜酣饮,滥杀近侍,史不绝书,几无月无之。《辽史·萧护思传》谓“上晚岁酗酒,用刑多滥”[72], 当得其实。
不仅如此,虽然应历十三年起辽穆宗的确沉湎于酒,对下人极端暴虐残忍,但这只是事实之一面,历史真相尚有另外一面。《辽史·萧韩家奴传》载:
帝(兴宗)问韩家奴:“我国家创业以来,孰为贤主?”韩家奴以穆宗对。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视人犹草芥,卿何谓贤?”韩家奴对曰:“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终穆之世,无罪被戮,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73]
韩家奴意在借古讽今,然其说非无根之谈。《辽史·刑法志》在评价耶律璟时曰:“虽云虐止亵御,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刑法之制,岂人主快情纵意之具邪。”[74]又《穆宗纪》元史臣赞云:“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见诛,谕臣下滥刑切谏,非不明也。”[75]虽然两处对穆宗都持批评态度,但并不回避其可取之处。
耶律璟之爱民,确有其证。按《穆宗纪》,应历三年,“以南京水,诏免今岁租”;十六年(966)五月,“以岁旱,泛舟于池祷雨。不雨,舍舟立水中而祷,俄顷乃雨”;七月,“谕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标识,令民勿犯,违以死论”[76]。《刑法志》载是谕之由来甚详:“自先朝行幸顿次,必高立标识以禁行者。比闻楚古辈,故低置其标深草中,利人误入,因之取财。自今有复然者,以死论。”[77]穆宗爱民拳拳之心,可见一斑。另据上表,耶律璟虽暴虐,确无一例下及百姓。
对于大臣,穆宗相当尊敬。按《穆宗纪》,应历十七年(967)五月,“北府宰相萧海瓈薨,辍朝,罢重五宴”[78]。《萧海瓈传》云:“汉主刘承钧每遣使入贡,必别致币物,诏许受之。年五十卒,帝愍悼,辍朝二日。”[79]又据《穆宗纪》,同年八月辛酉,“生日,以政事令阿不底病亟,不受贺”[80]。另按上表,被杀者除侍从外,仅有应历十六年枢密使门吏老古、挞马失鲁及十八年详稳八剌、拽剌痕笃四人。《刑法志》“上不及大臣”所言不虚。
不过,对于“亵御”,耶律璟的确残忍异常。《刑法志》云:
帝嗜酒及猎,不恤政事,五坊、掌兽、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鹘雉之属亡失伤毙,及私归逃亡,在告踰期,召不时至,或以奏对少不如意,或以饮食细故,或因犯者迁怒无辜,辄加炮烙铁梳之刑。甚者至于无算。或以手刃刺之,斩击射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弃尸于野。[81]
然对己之滥刑,穆宗颇有悔意。据《穆宗纪》,应历七年十二月丁巳,“诏大臣曰:‘有罪者,法当刑。朕或肆怒,滥及无辜,卿等切谏,无或面从。’”[82]。十六年正月,“杀近侍白海”。然六月,“以白海死非其罪,赐其家银绢”[83]。白海之死,可能是耶律璟醉酒的缘故。又十九年正月,“戊戌,醉中骤加左右官。乙巳,诏太尉化哥曰:‘朕醉中处事有乖,无得曲从。酒解,可覆奏。’”[84]可见穆宗清醒时并不以此为乐。对于近侍,耶律璟也并不是只有残忍的一面。如十八年四月己巳,“诏左右从班有材器干局者,不次擢用;老耄者,增俸以休于家”[85]。
其酗酒滥刑,大体始于应历十三年,然“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那么,是什么促成了这一奇怪的转变呢?对此,《穆宗纪》中确有踪迹可寻。按应历七年四月,“初,女巫肖古上延年药方,当用男子胆和之。不数年,杀人甚多。至是,觉其妄。辛巳,射杀之”[86]。是年耶律璟二十七,据此他在二十四五时已开始服用延年之药,这颇有些蹊跷。再者,其时穆宗正当壮年,即便其药确无延年之功,亦无从检验,他又如何能“觉其妄”?故笔者怀疑,所谓延年药方,实是契丹史官隐晦之语,耶律璟可能有病在身。应历十三年起穆宗之变化,可能是治愈痼疾无望后心理扭曲、寻求宣泄的结果。然据《辽史·游幸表》,应历三年至十八年,几乎年年都有耶律璟田猎之记载。[87]这说明他的身体并非不能承受激烈运动。
那么,究竟是何等怪病,能让这位君主变得如此古怪呢?对此,中原文献提供了一个线索。《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云:“述律有疾,不能近妇人,左右给事,多以宦者。”[88]《契丹国志·穆宗纪》亦曰:“帝体气卑弱,恶见妇人。居藩时,述律太后欲为纳妃,帝辞以疾;即位后,嫔御满前,并不一顾。朝臣有言椒房虚位者,皆拒而不纳。”[89]
关于耶律璟性无能的说法,究竟是中土文人的污蔑,还是确有所据呢?按《辽史》之《皇子表》、《公主表》均未见穆宗子嗣,然其书有《穆宗皇后萧氏传》,云:“穆宗皇后萧氏,父知璠,内供奉翰林承旨。后生,有云气馥郁久之。幼有仪则。帝居藩,纳为妃。及正位中宫,性柔婉,不能规正。无子。”[90]而《契丹国志·穆宗萧皇后传》曰:“穆宗皇后萧氏,幽州厌次人。父知璠,内供奉翰林承旨。后初产之日,有云气馥郁久之。幼有仪观,进趋轨则。帝居藩时纳为妃。暨即位,后正中宫。……后性柔婉,不能规正,黑山之弒,帝酗忍罹祸焉。后无子。”[91]两相比较,可以清楚看出,《辽史》系删削《国志》而成。
按《辽史》后妃诸传,多系在辽金文献基础上参考《国志》写定。比如,《国志》所载诸后均无谥号,《辽史》中的谥号显然来源于辽末耶律俨《皇朝实录》或金陈大任《辽史》。不过,《辽史·后妃传》上起肃祖,下至天祚,十三帝之皇后无谥者仅穆宗萧皇后及天祚萧皇后。天祚亡国之君,事在情理之中。而穆宗萧后之例却不能不让人生疑。且《辽史》其传又全抄《国志》,故笔者大胆推断,耶律俨或陈大任书中原未见穆宗皇后。换言之,耶律璟可能根本就没有立过皇后![92]
此外,关于穆宗,《辽史》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困惑。按《景宗纪》,“察割之乱,帝甫四岁。穆宗即位,养永兴宫”[93]。景宗乃世宗子,世宗为察割弒后为穆宗收养,但蹊跷的是,永兴宫非穆宗本人斡鲁朵,而是太宗之斡鲁朵。景宗不养于穆宗延昌宫,恐怕正是因为其宫实无有生养经验之妇人。
穆宗无子女,不立后,养景宗于永兴宫,以及扭曲的酗酒施暴心理,这种种迹象表明,耶律璟的怪病,看来正是性功能障碍!
四 结论
辽穆宗耶律璟并未推行所谓草原本位政策,契丹与中原政权关系史上转攻为守这一关键变化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一代雄主柴荣崛起后,中原重趋统一,另一方面可能与穆宗本人的能力和疾病有关。事实上,辽朝九帝,自开国太祖至末帝天祚,并无一人反对汉化,提倡草原本位。至少就辽朝而言,西方学者否定汉化,提倡北族视角,并没有坚实依据。[94]
另一方面,辽穆宗史实之澄清,也有助于五代宋初历史之理解。即便英武如周世宗,其北伐仍被后周史官称为“侥幸一胜”。辽穆宗并无意放弃幽州,契丹实力尚在,绝非不堪一击。若冒险进攻,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结果亦难逆料。中原鼎革后,宋太祖坚持“先南后北”,避免与辽朝发生正面冲突,这与耶律璟的策略不谋而合,似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穆宗后期因久病不愈心理失衡,常常酗酒施暴,虐杀近侍。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赵宋收复燕云的黄金时机。但我们注意到,穆宗醉中施暴,“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醒时亦常悔之。可见其宣泄亦能理性选择对象,并未丧失自制。固然,穆宗之状态使其难有进取之心。但应历十三年以来,辽朝对北汉之援助始终如一,这说明穆宗并未放松对宋朝之警惕,仍能保持防御积极性。更何况,穆宗之失态并没有影响到契丹整体国力。上引《挞烈传》称穆宗朝北南院大王耶律屋质、挞烈为“富民大王”,似乎其国力有增无减。因此,赵匡胤若贸然北伐,耶律璟当不会坐视不理,“河东差可自固,而太祖顿于坚城之下”,北伐实无胜算。[95]
然日后宋太宗两度亲征铩羽,澶渊之盟后辽人又乘李元昊屡败宋军之机逼迫增币,时人痛定思痛,赵匡胤的策略开始受到质疑。欧阳修在评论周史官称世宗北伐为“侥幸一胜”时曰:
夫兵法,决机因势,有不可失之时。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胜威,击其昏殆,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是时,述律以谓周之所取,皆汉故地,不足顾也。然则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关,遂得复为中国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于夷狄。彼其为志岂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壮哉!夫兵之变化屈伸,岂区区守常谈者所可识也![96]
欧公虽未点名批评太祖,但言外之意昭然若揭。
南宋时期,因北宋亡国之痛,士大夫中批评赵匡胤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余波所及,明末大儒王夫之、现代史学大师钱穆先生亦以为然。[97]上世纪八○年代以来,宋史学界开始反思,多数着眼于宋辽双方实力,主张重新评价宋太祖“先南后北”之战略,但对有关辽穆宗史实之考辨,尚无暇顾及,因此争议尚存。[98]
按照批评者的思路,如果宋初能夺回燕云,那么日后金元之南下,北宋、南宋之灭亡也就不会发生。换言之,赵匡胤的这一策略,与此后数百年间历史大势密切相关。古今学人聚讼纷纭,其深意亦在于此。
但不仅欧公及南宋士人是有感而发,王夫之、钱穆对这一历史问题的探讨也深深打上了“当代史”的烙印。满清入关对船山之刺激,相信《读通鉴论》的读者都有深切体会。[99]而《国史大纲》之成书,正在“卢沟桥倭难猝发”,宾四先生随北大南下,“播迁流离之际”[100]。既然对“先南后北”策略之批判,主要建立在耶律璟不恤国事,欲弃汉地的错误基础之上,而批评者又往往过多参杂了当世情怀,或许有理由期待,对赵匡胤之质疑可从此休矣。
附记:感谢李华瑞师、李二民兄及匿名评审专家提供的宝贵意见!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
[①]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4-130页。
[②]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04页。《契丹国志》卷五《穆宗纪》曰:“瀛、莫之失,幽州急递以闻,帝曰:‘三关本汉地,今以还汉,何失之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4-55页。《欧史》疑即《国志》所本。
[③]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二》,第904页。
[④]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20-123页。
[⑤] 关于晚近西方相关研究的系统检讨,详参拙作《耶律阿保机建国方略考——兼论非汉族政权之汉化命题》,《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⑥]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21页注3。
[⑦] 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三七《契丹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82页。
[⑧] 李桂芝:《辽金科举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32页。
[⑨]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9页。
[⑩] 《辽史》卷五八《仪卫志四》,第919-920页。
[11]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1页。
[12] 《辽史》卷五七《仪卫志三》,第914页。
[13] 《辽史》卷七八《耶律夷腊葛传》,第1265页。
[14] 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一六《周世宗纪三》,第3628页。
[15] 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硏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31页。
[16] 《辽史》卷八六《刘景传》,第1322页。
[17] 《辽史》卷七九《室昉传》,第1271页。
[18]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0页。
[19] 《辽史》卷一○三《李澣传》,第1450-1451页。
[20] 向南编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7页。
[21] 高井康典行著,程妮娜译:《辽朝科举与辟召》,《史学集刊》2009年第1期。
[22] 向南编注:《辽代石刻文编》,第30页。
[23] 林鹄:《辽世宗、枢密院与政事省》,《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24] 《辽史》卷八五《高勋传》云:“应历初,封赵王,出为上京留守,寻移南京。……十七年,宋略地益津关,勋击败之,知南院枢密事。景宗即位,以定策功,进王秦。保宁中,以南京郊内多隙地,请疏畦种稻,帝欲从之。林牙耶律昆宣言于朝曰:‘高勋此奏,必有异志。果令种稻,引水为畦,设以京叛,官军何自而入?’帝疑之,不纳。”第1317页。上京留守是辽朝地方大员中较不重要的位置(参康鹏《辽代地方要员选任方式浅议》,《隋唐宋辽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显然穆宗即位后,对首任南院枢密使高勋并不信任。此后高勋虽拥立景宗,定策有功,仍然备受猜忌。
[25] 《辽史》卷七七《耶律屋质传》,第1258页。
[26] 《辽史》卷七八《萧思温传》,第1267页。
[27] [宋]余靖:《武溪集》卷一八《契丹官仪》,《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98年,第85册,第175-176页。
[28] 《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第397页。
[29] 《辽史》卷七七《耶律挞烈传》,第1262-1263页。
[30]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69-70页。
[31]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2页。
[32] 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一四《周世宗纪一》,第3508-3509页。又同书卷一三六《刘崇传》云:“及周世宗嗣位,崇复乞师于虏,以图入寇。”第4266页。《五代会要》卷二九《契丹》曰:“太原刘崇将图南寇,述律使番将杨衮率虏骑万余以助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61页。《新五代史》卷七○《东汉世家》及《资治通鉴》亦谓崇幸周有大丧,联辽出兵。第865页;卷二九一,后周太祖显德元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501页,下称“《通鉴》”。据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考证,杨衮即敌禄。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0年,第94页注3。
[33]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0页。
[34] [宋]陆游:《南唐书》卷一八《契丹传》,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9册,第5607页。
[35] 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第67页。
[36]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0页。
[37]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1页。
[38] 《通鉴》卷二九二,后周世宗显德三年二月,第9541页。
[39] 《宋史》卷二五七《李处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961页。
[40]《通鉴》卷二九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六月丁未,第9528页。
[41]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4页。
[42] 《通鉴》卷二九三,后周世宗显德四年十一月,第9573-9574页。按崔勋当即崔廷勋,《新五代史》卷七○《东汉世家》误作“高勋”。第867页。
[43] 《通鉴》卷二九三,后周世宗显德四年十二月,第9576页。
[44] 《通鉴》卷二九三,后周世宗显德三年,第9562页。
[45] [宋]陆游:《南唐书》卷一七《段处常传》,第5601页。
[46]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5页。
[47] 《辽史》卷七八《萧思温传》,第1267页。
[48] 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一八《周世宗纪五》,第3685页。
[49]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5页。
[50] 《辽史》卷七八《萧思温传》,第1267页。
[51] 《辽史》卷七八《萧思温传》,第1267页。
[52] 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一九《周世宗纪六》,第3727-3729页。
[53] 《通鉴》卷二九四,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四月,第9596-9597页。
[54] 《辽史》卷七八《萧思温传》,第1267页。
[55] 参张其凡《赵普评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122-123页。
[56]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5页。同书卷八六《刘景传》载:“帝欲俟秋出师,景谏曰:‘河北三关已陷于敌,今复侵燕,安可坐视!’上不听。”第1322页。其说显误。
[57] 《新五代史》卷七○《东汉世家》载:“世宗北伐契丹,下三关,契丹使来告急,承钧将发兵,而世宗班师,乃已。”第867页。
[58] 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一九《周世宗纪六》,第3730页。
[59] 《通鉴》卷二九四,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四月丙午,第9597页。
[60] 徐规《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一文认为,此役初衷是为解除南征后顾之忧。《仰素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61]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二》,第904页。
[62] 据《通鉴》,高平战后,世宗“遣符彦卿等北征,但欲耀兵于晋阳城下,未议攻取。既入北汉境,其民争以食物迎周师,泣诉刘氏赋役之重,愿供军须,助攻晋阳,北汉州县继有降者。帝闻之,始有兼并之意。遣使往与诸将议之,诸将皆言‘刍粮不足,请且班师以俟再举’。帝不听。既而诸军数十万聚于太原城下,军士不免剽掠,北汉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帝闻之,驰诏禁止剽掠,安抚农民,止征今岁租税,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发泽、潞、晋、绛、慈、隰及山东近便诸州民运粮以馈军”。“时大发兵夫,东自怀、孟,西及蒲、陕,以攻晋阳,不克;会久雨,士卒疲病,及史彦超死,乃议引还。”卷二九一,后周世宗显德元年四月,第9509-9519页;卷二九二,后周世宗显德元年五月,第9515页。其事与伐燕一役绝类,结局可资参考。另参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8-39页。又张其凡《赵普评传》一书以为,世宗班师是其审时度势后的英明决断,遇疾并非退兵之真正原因。第124-125页。然此说并无史料支持。
[63] 《辽史》卷一一二《耶律娄国传》云:“(穆宗初,)改南京留守。”第1501页。其后任应当就是萧思温。
[64] 按《辽史》卷六《穆宗纪上》,应历十年六月,“汉以宋兵围石州来告,遣大同军节度使阿剌率四部往援,诏萧思温以三部兵助之”。第76页。此时思温应仍在留守任上。然同卷十三年正月,“宋欲城益津关,命南京留守高勋、统军使崔廷勋以兵扰之”。第77页。高勋已接任。
[65]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二》,第904页。
[66] [宋]陶岳:《五代史补》卷五“世宗上病龙台”条,《五代史书汇编》,第5册,第2529-2530页。
[67] 按南朝陈太建五年(573),陈宣帝伐北齐,破寿阳。是时北齐后主昏庸荒淫,佞幸“(韩)凤与穆提婆闻告败,握槊不辍,曰:‘他家物,从他去。’”《北齐书》卷五○《韩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92页。《通鉴》作“本是彼物,从其取去”。卷一七一,陈宣帝太建五年十月,第5329页。韩穆语或即辽穆宗“汉地还汉”说之祖源。
[68] 《通鉴》卷二九四,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十二月,第9606页。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据陆游及马令《南唐书》以为其事当在显德元年。第69页。然显德元年后契丹与南唐仍有往来,今从《通鉴》。
[69] 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第61-63页。
[7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太祖开宝二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7页。
[71] 《通鉴》卷二九○,后周太祖广顺元年九月,第9463页。
[72] 《辽史》卷七八《萧护思传》,第1266页。
[73] 《辽史》卷一○三《萧韩家奴传》,第1449页。
[74] 《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第938页。
[75] 《辽史》卷七《穆宗纪下》,第87页。
[76]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2页;卷七《穆宗纪下》,第83-84页。
[77] 《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第937页。
[78] 《辽史》卷七《穆宗纪下》,第84页。
[79] 《辽史》卷七八《萧海瓈传》,第1266页。
[80] 《辽史》卷七《穆宗纪下》,第85页。
[81] 《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第937-938页。《刑法志》以为事在应历七年女巫肖古事败前,显误。
[82]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4页。
[83] 《辽史》卷七《穆宗纪下》,第83页。
[84] 《辽史》卷七《穆宗纪下》,第87页。
[85] 《辽史》卷七《穆宗纪下》,第85-86页。
[86]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第74页。卷六一《刑法志下》曰:“以鸣镝丛射、骑践杀之。”第938页。
[87] 《辽史》卷六八《游幸表》,第1042-1046页。
[88]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二》,第903-904页。
[89] 《契丹国志》卷五《穆宗纪》,第54页。
[90] 《辽史》卷七一《穆宗皇后萧氏传》,第1201页。
[91] 《契丹国志》卷一三《穆宗萧皇后传》,第141页。
[92] 辽保宁十一年(979)《耶律琮神道碑》曰:“夫人之父,乃有国之后也,世为大契丹国皇亲,……夫人之姊,寔助天顺皇帝(穆宗)内治,六宫化冷,万姓德标,彤管□播□□,乃妻姊后妃□之伦也。”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3页。然所谓“寔助内治”,未必即封后,且此人并非幽州萧氏。按穆宗虽无性能力,表面上可能仍有姬妾。
[93] 《辽史》卷八《景宗纪上》,第89页。
[94] 参拙作《耶律阿保机建国方略考》,《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95] 王夫之:《宋论》卷二《太宗》“使曹彬潘美争幽州”条,《船山全书》,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1册,第57页。
[96]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二》,第904-905页。
[97]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五代下》“王朴画策急幽燕而缓河东”条,《船山全书》,第10册,第1164-1166页;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27-528页。不过,船山在《宋论》中改变了看法,参上引“使曹彬潘美争幽州”条及卷一《太祖》“赵普论取幽州二”条,第35-36页。
[98] 参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第108-112页。
[99] 参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六《齐明帝》“史备纪拓拔宏之伪政”条,第616-617页。
[100] 钱穆:《书成自记》,《国史大纲(修订本)》,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