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法律用語中的“款”和“辯”

——以《天聖令》與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

黃正建

原载《文史》2013年第1辑

一、問題的提出——兼論天聖《獄官令》中的“辦”

“款”和“辯”是唐代法律文書中的重要用語，在法典中也可見到。當代學者對此有過零散解釋[①]，但似無統一的、系統的硏究。筆者對此問題產生興趣，源於新發現的北宋《天聖令》中有關令文。

《天聖令》卷第二七《獄官令》宋35條云：“諸問囚，皆判官親問，辭定，令自書辦。若不解書者，主典依口寫訖，對判官讀示”[②]。點校並復原者雷聞將本條令文全文復原為唐令，並寫“說明”云：

按：本條，《唐令拾遺》據《宋刑統》卷二九復原為第二十七條，文字與《天聖令》“宋35”條略同，唯“令自書款”，《天聖令》作“令自書辦”。《天聖令》“唐9”條云：“公罪徒，並散禁，不脫巾帶，辦定，皆聽在外參對。”其中的“辦定”，在《宋刑統》卷二九《斷獄律》引《獄官令》中即作“款定”，可見《宋刑統》往往將《唐令》中的“辦”改為“款”字。另，“書辦”一詞又見《天聖令》“唐10”條[③]，因此本條我們姑依《天聖令》作“書辦”。

雷聞在這裡只是將《天聖令》與《宋刑統》里所引《令》進行比較，然後決定採用“辦”字。但是在《唐律疏議》中也有類似表述，是不能不提到的。按：《唐律疏議》卷九《職制律》總第111條“疏議”曰：“依令：‘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徒以上獄案辯定須斷者三十日程。’”[④]。這里所謂的“令”指《公式令》。同是《唐律疏議》卷二七《雜律》總446條“疏議”曰：“曹司執行案，各有程限，《公式令》：‘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徒以上獄案，辯定後三十日程。’”[⑤]。兩處表達雖略有不同[⑥]，但都使用了“辯定”而非“辦定”。

當然還有“辨定”的寫法。《唐六典》卷一《三師三公尚書都省》“左右司郎中”職掌中有關上述程限的表述是：“小事五日，（謂不須檢覆者。）中事十日，（謂須檢覆前案及有所勘同者。）大事二十日，（謂計算大簿帳及須咨詢者。）獄案三十日，（謂徒已上辨定須斷結者。）”[⑦]。《唐令拾遺》即據此復原為唐《公式令》三十八條[⑧]。《日本養老公式令》第五十二條也作“獄案卌日程（謂徒以上辨定須斷者）”[⑨]。

到底是“辦定”、“辯定”，還是“辨定”？我想應該是“辯定”。理由有二：第一，《唐律疏議》中除“辯定”一詞外，還有若干與“辯”相關的詞彙，是使用“辯”最多的法典。況且，在時代或版本最早的敦煌文書中，使用的是“辯”。這就是原李盛鐸藏最近收入《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編號為羽020R的《開元律疏議  雜律卷第二十七》[⑩]。從圖版看，文書的第四紙明確寫到“徒罪以上獄案辯定後卅日程”[11]。第二，《辯》是唐代的一種文書形式，它不稱為“辦”也不稱為“辨”（詳後）。

綜上可知，天聖《獄官令》中的“辦定”，應該是“辯定”，且不是“辨定”[12]，而之所以出現三字混用現象，或是因為“辯”通“辨”“辦”，或是因為筆誤[13]。至於為何“辯定”到《宋刑統》所引《令》中變成了“款定”，換句話說，“辯”與“款”到底關係如何？這就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

二、辯

上文說到，“辯”在《唐律疏議》中出現了多次，除前引外還有如卷二九《斷獄》總471条中的“辯定”：

辭雖窮竟，而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者，皆以故殺罪論。疏議曰：“辭雖窮竟”，謂死罪辯定訖，而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雖被祖父母、父母及主所遣而輒殺者，及雇人、倩人殺者，其子孫及部曲、奴婢皆以故殺罪論[14]。

同卷總472條中的“文辯”：

諸主守受囚財物，導令翻異；及與通傳言語，有所増减者：以枉法論，十五疋加役流三十疋絞；疏議曰：“主守”，謂専當掌囚、典獄之属。受囚財物，導引其囚，令翻異文辯；及得官司若文證外人言語，為報告通傳，有所増减其罪者，以枉法論[15]。

卷三十《斷獄》總490條中的“服辯”[16]：

        諸獄結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辯。若不服者，聽其自理，更為審詳。違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疏議曰：“獄結竟”，為徒以上刑名，長官同斷案已判訖，徒、流及死罪，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斷之罪名，仍取囚服辯。其家人、親属，唯止告示罪名，不須問其服否。囚若不服，聽其自理，依不服之状，更為審詳。若不告家属罪名，或不取囚服辯及不為審詳，流、徒罪並笞五十，死罪杖一百[17]。

關於這裡的“辯定”、“文辯”、“服辯”，法律學者是如何解釋的呢？我們看錢大群對這些詞彙的翻譯：“謂死罪辯定訖”一句，他譯作“指死罪已經審問查實確定”[18]，則“辯”為“審問查實”意，在另一處又將“辯定”譯作“審定”，即直接將“辯”譯為“審”[19]；“令翻異文辯”一句，他譯作“讓他們推翻或變動服辯”[20]，即將其中的“辯”等同於“服辯”，而對“仍取囚服辯”一句，他譯作“都錄取服罪或辯駁的文書”[21]。這裡他雖然正確地將“服辯”譯作一種“文書”，但仍將“辯”譯為“辯駁”。同樣作此理解的還有劉俊文。他在《唐律疏議箋解》中對“服辯”作了如下箋釋：“服者伏罪，辯者申辯。取囚服辯，謂問囚對所斷罪名服否，服則畫供伏罪，不服則進行分辯”[22]。這裡，劉俊文把“服”和“辯”分別解釋為兩個動詞[23]。

    將“辯定”譯作“審問查實確定”或“審定”似乎並不準確，“辯”似乎沒有“審”的含義。將“服辯”中的“辯”譯作“辯駁”或“申辯”似乎更不確切。即以上引劉俊文的解釋為例，“取囚服辯，謂問囚對所斷罪名服否，服則畫供伏罪，不服則進行分辯”，是認為“取囚服辯”本身含有“服罪”和“分辯”兩個含義。但其實不然，因為律文在“取囚服辯”後接著說“若不服者，聽其自理”，這才是分辯或申辯。因此“取囚服辯”只有“服”的含義，並無“分辯”的含義。那麽，“辯”在這裡當如何解釋呢？實際上，“辯”在唐代是一種文體，用在訴訟程序中，就相當於後世的“供狀”，亦即口供狀、口供書、供述書等[24]。

因此上述詞語應作如下解釋：

“辯定”即供狀確定，或口供成立之意。所謂“徒以上獄案辯定須斷者三十日程”，就是說徒以上的案件，在取得口供後到判決結案，限時30天。

“文辯”就是供狀或形成文字的口供。“翻異文辯”就是推翻或變動口供。

“服辯”就是服罪的供狀。“取囚服辯”就是說在告訴犯人家屬罪名時，要出示犯人表示服罪的供狀。

除以上用例外，在唐代法典中還有其他用例，主要見於《獄官令》，今一併解釋如下：

復原唐令67條：“諸辨證已定，逢赦更翻者，悉以赦前辨證為定”。此條原為天聖《獄官令》宋58條，由於日本《養老獄令》61條文字與此全同，因而雷聞將其全文復原為唐令[25]。這裡的“辨”通“辯”，“辨證已定”就是“辯”和“證”已定，前者也就是“辯定”即供狀已定的意思。前引《唐律疏議》總472條中既有“文辯”又有“文證”，就是指形成文字的“辯證”。日本學者將“辨證”解釋為：“辨是犯人的供述；證是證人的證言”[26]，亦即認為“辯”是供述書。

復原唐令41條：“諸問囚，皆判官親問，辭定，令自書辦。若不解書者，主典依口寫訖，對判官讀示”。此條的復原根據是《宋刑統》所引令文，詳見本文第一節。這里的“辦”當為“辯”，“令自書辦”就是讓犯人自己書寫供狀。日本《養老獄令》38條沒有這幾個字，作“凡問囚，辭定，訊司依口寫，訖，對囚讀示”[27]，即日本制度規定不讓犯人自己書寫供狀。關於這裡“辭定後形成的文書”如何稱呼，日本學者有不同意見：瀧川政次郎認為應稱為“辨”或“囚辨”，利光三津夫認為應稱作“辨定”或“辨證”[28]。無論如何，這里的“辯”（或“辨”“辦”）為一種供述書，是沒有問題的。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一件當事人口述然後由典抄寫的“辯”，是這條令文的最好註釋（詳後）。

復原唐令4條：“……其徒罪，州斷得伏辨及贓狀露驗者，即役，不須待使，以外待使。其使人仍總按覆，覆訖，同州見者，仍牒州配役。其州司枉斷，使判無罪，州司款伏，即州、使各執異見者，準上文”[29]。此條令文原為天聖《獄官令》附唐令第1條[30]，其中的“伏辨”就是“伏辯”也就是“服辯”。日本《養老獄令》3條文字與此相似，作“其徒罪，國斷得伏辨及贓狀露驗者，即役”，《令義解》對“伏辨”的解釋是“謂結斷已訖，得囚服辨”[31]，即“伏辨”就是“服辨”也就是表示服罪的供述書。“釋云：……伏，辨一種”[32]，即認為“伏”（或“服”）是“辯”之一種，即服罪的“辯”，或者說是服罪的供述文書。這個解釋很重要，它明確指出了“辯”有多種，而“服辯”是其中的一種。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大致知道“辯”（或“辨”“辦”）是一種文體，用在訴訟程序上指供狀，或曰供述書、供述狀（也可說是陳述書、陳述狀）。“辯定”就是供狀確定、“書辯”就是書寫供狀、“服辯”就是表示服罪的供狀。

那麽這種用法在唐代史籍中有無體現呢？回答是肯定的。即以《舊唐書》為例：

《舊唐書》卷五十《刑法志》引武周時監察御史魏靖就酷吏問題上言曰：“且稱反徒，須得反狀，惟據臣辯，即請行刑”[33]，這里的“臣辯”即指臣下的供狀。《全唐文》錄此段文字，“臣辯”作“口辨”[34]，也可通，前引《唐律疏議》有“翻異文辯”句，則可能“口辨”指口頭供述，“文辯”指文字供狀。

《舊唐書》卷一八六下《吉溫傳》云：“（吉）温令河南丞姚開就擒之，鎖其（指史敬忠——筆者）頸，布袂蒙靣以見温。温驅之於前，不交一言。欲及京，使典誘之云：‘楊愼矜今款招已成，須子一辨。若解人意，必活；忤之，必死。’敬忠迴首曰：‘七郎，乞一紙。’温佯不與，見詞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辯[35]，皆符温旨，喜曰：‘丈人莫相怪！’遂徐下拜。及至温陽，始鞫愼矜，以敬忠詞為證”[36]。這裡所謂“須子一辨”，就是說“需要你的供狀（或”答狀”）”；所謂“令答三紙辯”，就是說“命令他寫了三張紙的供狀（或“答狀”）”。按：這裡將“辯”釋為“供狀”或“答狀”，而若從嚴格意義上講，應該稱之為“答辯”，即“答”這種“辯”，所謂‘答三紙辯”即“答辯三紙”。《舊唐書》卷一百五《楊愼矜傳》云：“又令（吉）温於汝州捕史敬忠，獲之，便赴行在所。先令盧鉉収太府少卿張瑄於會昌驛，繫而推之，瑄不肯答辯。鉉百端拷訊不得，乃令不良枷瑄……眼鼻皆血出，謂之‘驢駒拔撅’，瑄竟不肯答”[37]。這裡的“答辯”就是“寫答辯”即寫“答狀”或寫“供狀”之意。

由上可知，唐代訴訟程序中的“辯”是一種回答訊問的文書，一般可理解為“供狀”，若細分，又有不同類型：單純回答訊問的稱“答辯”，多用於当事人或證人；供訴罪狀並服罪的稱“服辯”（或“伏辯”），多用於犯人；還有“保辯”[38]，當用於保人。口頭供述的稱“口辯”，形成文字的稱“文辯”，書寫供述则稱“書辯”。泛稱則只曰“辯”。

“辯”這種文書形式在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許多件，僅《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五冊至第十冊，據我的統計，就有近48件左右。這些“辯”不僅見於訴訟案卷，也見於一般案卷，並且其中一部分很早就被學者注意。例如劉俊文即指出：唐人辯辭的書式，姓名下著年紀，均捺有本人指印；“被問”、“仰答所由者謹審”、“被問依實謹辯”都是審訊辯辭的套語[39]；中村裕一指出“辯式文書是因吐魯番出土的‘辯’才被知道的文書，是文書名。這個文書的特徵，是個人向官府提出某種願望時使用的……‘辯’也是《公式令》沒有規定的、個人向官府提交的上行文書”，並例舉了幾件“辯”，指出其前面有陳述人自己的姓名、年齡，“某辯”，以下陳述自己的見解，最後以“謹辯”結束，後面有年月日[40]。此外還有劉安志，他在文章中指出，辯辭是直接審訊的原始記錄，有一套規範的程式：首先是辯者的姓名、年齡及畫押，然後是“某辯：被問……謹審……被問依實謹辯”等內容，接下來要寫明具體的時間年月[41]。

三位學者都基本正確地指出了“辯”的格式，劉俊文和劉安志還指出了它與審訊的關係，只有中村裕一將“辯”視為“個人向官府提出某種願望時使用的”文書，是不準確的。三位學者都沒有將“辯”與法典規定聯繫起來，也沒有區分不同的“辯”。實際上，“辯”的基本性質是回答官府訊問，既可用於訴訟程序也可用於申請程序（這是我們現代人的區分，當時人恐怕不作如此區分，即凡是回答官府訊問，都使用“辯”這一文書），用於後者的典型案卷是申請過所，用於前者則有幾個偷盜或傷人的案卷，不過無論何種案卷，都有“答辯”、“保辯”，在訴訟的場合還有“服辯”。

以上三位學者關於“辯”的書式描述或比較零散或比較粗疏，都不太完整，所以我們首先復原一下唐代“辯”的書式：

1、（辯者）姓名、年齡、畫押（指印）

（有時辯者前要加上貫屬與身份，是“保辯”還要加上“保人”字樣，若是多人則需各自署名）

2、訴訟標的

（此項不必須有，僅在有糾紛時，要列出標的物，如田畝糾紛要列出土地四至；在申請事務時，要列出被審查或被訊問的事項）

3、某（辯者）辯：被問：（下列被問事項）

4、仰答者！（或：仰更具答者；仰答所由者；仰一一具辯，不容口口口者；等等）

5、謹審：（下列回答的內容，往往以“但”字開頭）

6、被問依實謹辯。（後面往往有負責處理案卷官員的署名，如戶曹參軍、縣令等）

7、年月日

上文提到，唐代的“辯”可分為“答辯”、“保辯”、“服辯”等，下面分別舉一些例子。這些例子均錄自《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前面數字為行號。我們先看“答辯”。

例一：

85          王奉仙年卌伍    川

86奉仙辯：被問：身是何色？從何處得來至酸棗

87戍？仰答者！謹審：但奉仙貫京兆府華源縣，去

88年三月內共馱主徐忠驅馱送安西兵賜至安西

89輸納。卻廻至西州，判得過所。行至赤亭，為身患，

90復見負物主張思忠負奉仙錢三千文，隨後卻

91趁來。至酸棗趁不及，遂被戍家捉來。所有

92行文見在，請檢即知。奉仙亦不是諸軍鎮逃

93走等色。如後推問不同，求受重罪。被問依實謹辯。

94（典康仁依口抄並讀示訖。思）開元廿一年正月  日[42]

此件“答辯”屬於一個案卷，《吐魯番出土文書》編者將其定名為《唐開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為勘給過所事》。案卷包括幾個案件，這是其中之一。此案是說王奉仙為人送物到安西，完事後拿到回京的過所並在西州確認後向東前行。走到赤亭鎮，患病停留，又發現欠他錢的張思忠，於是去追張思忠，沒有追上。走到酸棗戍，因無“行文”被抓住並被遣送回西州。西州都督判令功曹推問，於是王奉仙作了以上的“答辯”。王奉仙在“辯”中說明了情況，指出自己是有過所且各鎮戍都勘過的，請予以查驗，並特別說明自己不是軍鎮逃兵。最後表示自己說的是實話，如果不實，“求受重罪”。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王奉仙看來不識字，因此這件“答辯”是“典”依據他的口述抄錄，並且讀給他聽的。這一點明確寫在“辯”中，後面還有功曹參軍“思”的署名。前引復原唐令41條說“諸問囚，皆判官親問，辭定，令自書辦。若不解書者，主典依口寫訖，對判官讀示。”這件王奉仙的“辯”，有“典”的抄錄、讀示，也有判官證明“讀訖”的簽名，與令文規定完全一致，說明令文得到了認真執行。

如果此件“答辯”所涉案件尚非現代意義的刑事案件的話，我們再看另一件“答辯”。

例二：

1  張玄逸年卅二    川

2玄逸辯：被問：在家所失之物［   

3□告麴運貞家奴婢盜將［   

4推窮原盜不得，仰答々所［   

5謹審：但玄逸當失物已見踨跡，

6運貞家出，即言運貞家奴婢盜。

7當時亦不知盜人。望請給公□

8更自訪覓。被問依實謹辯。

9    式  麟德二年［    [43]

這件文書，《吐魯番出土文書》編者定名為《唐麟德二年（665）張玄逸辯辭為失盜事》，與其他兩件文書構成了關於失盜案的案卷。劉俊文將此案卷定名為《麟德二年五月高昌縣勘問張玄逸失盜事案卷殘卷》，並將案由簡述為：張玄逸家失盜，控告盜物人為麴運貞家奴婢，經訊麴家奴婢，俱不得實，因更問張玄逸，張玄逸承認前告乃是推測，請求發給公驗，自己去查訪盜者[44]。文書中在“辯”後署名的“式”，是高昌縣令[45]，因此這個“辯”是張玄逸對縣令訊問的“答辯”，同時也讓我們知道了“答辯”不僅用於被告，也用於原告，凡對官府訊問的回答，都可稱“辯”或“答辯”。

下面看看“保辯”。

例三：

1保人庭伊百姓康阿了［   

2保人伊州百姓史保年卌[46]［   

3保人庭州百姓韓小兒年卌［   

4保人烏耆人曹不那遮年［   

5保人高昌縣史康師年卅五［   

6  康尾義羅施年卅作人曹伏磨［   

7    婢可婢支  驢三頭  馬一匹［   

8  吐火羅拂延年卅  奴突蜜［   

9    奴割邏吉  驢三頭［   

10  吐火羅磨色多  ［   

11    奴莫賀咄  ［   

12    婢頡  婢［   

13    駞二頭  驢五頭  （下殘）

14  何胡數刺  作人曹延那  （下殘）

15    驢三頭   ———[47]

16  康紇槎  男射鼻  男浮你了

17    作人曹野那  作人安莫延  康［   

18    婢桃葉  驢一十二頭  ——

19阿了辯：被問：得上件人等牒稱，請［   

20家口入京，其人等不是壓良［   

21冒名假代等色以不者？謹審：但了［   

22不是壓良、假代等色，若後不□

23求受依法罪。被問依實謹□。

24             垂拱元年四月  日[48]

此件文書屬於一個請過所的案卷，《吐魯番出土文書》編者將其定名為《唐垂拱元年康義羅施等請過所案卷》，內容是康義羅施[49]等人為向東行，向西州政府申請過所，被戶曹參軍訊問。戶曹訊問的主要問題是所帶人畜是否壓良為賤，或是冒名頂替，申請人在“答辯”中除要回答問題外，還要“請乞責保”[50]即請訊問保人。於是戶曹針對幾位申請者的保人一併訊問，遂有上引的“保辯”。“保辯”中保證那些作人、奴婢等“不是壓良、假代等色”，這裡在“不”字前應有“保”字。本案卷中另一份“保辯”，這句話就寫作“保知不是壓良等色”[51]。“保辯”最後，應有戶曹參軍的署名，這裡可能因文書殘缺而未能顯示[52]。

最後看一下“服辯”。按“服辯”就是“服罪”的“辯”也就是認罪書。這在現存的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極少，大概只有一件，即粘貼於非常有名的《唐寶應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中。關於這個案卷，硏究的人很多，其案由是：百姓史拂那、曹沒冒控告行客靳嗔奴僱工康失芬，行車輾傷史子金兒、曹女想子，經審屬實，判處康失芬保辜治療[53]。從案卷可知，天山縣[54]在接到起訴後，多次訊問被告康失芬：先問他是否行車傷人，他“答辯”說是；再問他為何見有路人而不“唱喚”，“答辯”說因是借來的車牛，“不諳性行，拽挽不得”；最後問既然承認犯罪事實，官府即將判決，是否服罪？然後有以下的回答：

例四：

34靳嗔奴扶車人康失芬年卅  川

35    問：扶車路行，輾損良善，致令

36困頓，將何以堪？款占損傷不虛，今

37欲科斷，更有何別理？仰答！但失芬扶

38車，力所不逮，遂輾史拂那等男女損傷

39有實。今情願保辜，將醫藥看待，如不

40差身死，情求準法科斷。所答不移前

41款，亦無人抑塞，更無別理。被問依實謹辯。  錚

42          元年建未月    日[55]

康失芬在這個“辯”中承認有罪，服從判決，願意保辜，並表示以上認罪“無人抑塞”即不是被迫，所以這個“辯”應該屬於“服辯”。至於此“辯”前面的兩個“辯”是否應與此“辯”一樣，也是“服辯”的一部分，暫時無法判明。

以上我們列舉了幾個唐代法律文書中“辯”的例子，從中可知“辯”既可以用於被告，也可以用於原告；既可以用於案件當事人，也可以用於非當事人如保人等。總之，舉凡在案件中用於官府訊問的回答，都可以稱之為“辯”。而如果細分的話，可以分別稱為“答辯”、“保辯”、“服辯”等。

三、款

“款”在唐代訴訟程序中，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謂的“口供”。這基本是目前學界的共識。胡三省在《資治通鑒》中的注，是一個基本證據。此即《資治通鑒》卷二百四“殺岐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款”的胡注“獄辭之出於囚口者為款。款，誠也，言所吐者皆誠實也”[56]。因此我們看到，在唐代史籍中提到犯人或被告的口供時，多用“款”字。相關例子甚多，我們只舉張鷟《龍筋鳳髓判》。

按《龍筋鳳髓判》是“完整傳世的最早的一部官定判例”，共蒐集了“79條判例案由”[57]，據我統計，其中約有10例明確提到了“款”。例如：

中書舎人王秀漏洩機宻，斷絞。秀不伏，款：於掌事張會處傳得語，秀合是從。會款：所傳是實，亦非大事。不伏科[58]。

通事舎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付法，大理斷笞三十，徵銅四斤。暹款：奏事雖誤，不失事意。不伏徴銅[59]。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陜布供漁陽軍、幽易絹入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粗物，將以供軍；絹是細物，合貯官庫[60]。

會期日酒酸，良醖署令杜綱添之以灰，御史弹綱，綱款：好酒例安灰，其味加美。不伏科[61]。

以上4例，多是判決後的辯解，嚴格說不是口供而類似上訴狀，但都是當事人的供述或陳述。

“款”在《唐律疏議》似沒有用例，在唐令中則有一條有所涉及，即天聖《獄官令》唐1條“若州司枉斷，使人推覆無罪，州司款伏，灼然合免者，任使判放，仍錄狀申”、“若其州枉斷，使判無罪，州司款伏，及州、使各執異見者，準上文”[62]。這裡的“款伏”即“款服”，《資治通鑒》卷一五四記北魏爾朱兆“掩捕（寇）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胡注“款，誠實也，獄囚招承之辭曰款，言得其實也”[63]。

“款”的文字內容，後來被稱為“款狀”（詳後），但在唐前期卻沒有這種稱呼，也沒有實物。我們從出土的吐魯番文書（第五至第十冊）中看到有“款”字近60處，涉及20餘件案卷或文書，但沒有一件是有固定格式、類似“辯”那樣的“款”[64]。我們舉幾個例子。

例一：

1你那潘等辯：被問：得上件人等辭請將

2家口入京，其人等不是壓良、（言+玄）誘、寒盜

3等色以不？仰答者！謹審：但那你等保

4知不是壓良等色，若後不依今

5款，求受依法罪。被問依實謹□。  川

6亨    垂拱元年四月  日[65]

這是上面“辯”一節中所引《唐垂拱元年康義羅施等請過所案卷》中的一件“保辯”，其中提到自己現在作出的“保辭”或“證辭”時，用的是“今款”。這就是說，“辯辭”本身就是一種“款”。

例二：

1□□辯：被問：建進若告主簿營種還公、

2逃死、戶絕田地[66]，如涉虛誣，付審已後不合

3更執。既經再審確，請一依元狀勘當。據

4此，明知告皆是實，未知前款因何拒諱？

5仰更隱審，一々具答，不得準前曲相符會。

6                        ］准種職田[67]

這是《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都督府勘檢天山縣主簿高元楨職田案卷》中的一件，定名為《武周天授二年唐建進辯辭》。這里似是再次審訊時的辯辭，其中提到上次的回答時，稱其為“前款”。

例三：

1鎮果毅楊奴子妻張  鎮果毅張處妻司馬

2  右檢案內得坊狀稱：上件鎮果毅等娶

3妻者，依追前件人等妻至，問，得款：

4張等婦人不解法式，前年十一月內逐[68]

此件文書系敦煌文書，定名為《武周牒為鎮果毅楊奴子等娶妻事》[69]。文書中引“坊狀”，稱傳訊當事人後所得回答為“款”。

例四：

6開元拾玖年貳月  日，得興胡米祿山辭：今將婢失滿兒年拾壹，於

7西州市出賣与京兆府金城縣人唐榮，得練肆拾疋。其婢及

8練，即日分付了，請給買人市劵者。准狀勘責，問口承賤

9不虛。又責得保人石曹主等伍人款，保不是寒良（言+玄）誘

10等色者。勘責狀同，依給買人市劵。

11                      練主

（下略）[70]

這是《唐開元二十一年唐益謙請過所案卷》中所附的抄件，是西州市司發給唐榮的市劵。其中稱五個保人的“保證”為“款”。

通過以上四例我們可以知道，在唐代，凡回答官府訊問的“辯”，其所答內容到了被狀、牒、符，甚至“辯”引用時，都被稱為了“款”。換句話說，“款”並非一種文書形式，而是一種專指犯人或當事人以及保人證人等供述、陳述內容的特稱。

四、“辯”與“款”

現在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上來：在唐代，“辯”和“款”到底是什麽關係？唐令中的“辯定”到《宋刑統》所引令中為何變成了“款定”？

關於“辯”和“款”的關係，未見有學者予以討論。前引劉安志文雖未直接探討此問題，但從他對一些案卷的分析看，似乎認為“辯”是“直接審訊的原始記錄”，而“款”是上報時對原始記錄的綜合[71]。

劉安志的意見有一定道理，但並不準確。其一，“辯”和“款”的差別不僅在於一是原始記錄一是綜合文字，而且在於其性質有所不同：“辯”是一種文書形式，因此在其他狀、牒、符等引用時，一般不引用“辯”，我們很少見到有“得辯”的說法；“款”則是供述或陳述內容的專稱，因此常以“得款”“款云”等形式出現。換句話說，“辯”只是一種形式，“款”才是其內容，在“辯”中所寫的東西就被稱為“款”。其二，“款”並非只是原始記錄的綜合，有時基本是“辯”內容的照抄。例如第二節“辯”中所引王奉仙的“辯”為：

86奉仙辯：被問：身是何色？從何處得來至酸棗

87戍？仰答者！謹審：但奉仙貫京兆府華源縣，去

88年三月內共馱主徐忠驅馱送安西兵賜至安西

89輸納。卻廻至西州，判得過所。行至赤亭，為身患，

90復見負物主張思忠負奉仙錢三千文，隨後卻

91趁來。至酸棗趁不及，遂被戍家捉來。所有

92行文見在，請檢即知。（後略）

而案卷後面官府所上“牒”中所引“款”的內容為：

127    ……依問王奉仙，得款：貫京兆府華

128    源縣，去年三月內共行綱李承胤下馱主徐忠驅驢，送兵賜

129    至安西輸納了。卻廻至西州，判得過所，行至赤亭鎮為患，

130    復承負物主張思忠負奉仙錢三千文，隨後卻趁來。至

131    酸棗趁不及，遂被戍家捉來。所有行文見在，請檢即知

132    者。依檢：……[72]

這裡的“款”不就是“辯”的內容嗎？但引用時只能稱“得款”而並不稱為“得辯”。所以前面“款”一節所引，有“今款”“前款”“又款”等多種表達，這些“款”實際就指“辯”的內容，當然有時它是摘引或綜合的。

但是逐漸地，“款”似乎具有了實際的、形式的意義，於是出現了“款狀”的說法。按，“款狀”一詞，似不見於唐前期，玄宗以後才逐漸出現。《舊唐書·源休傳》云：“其妻，即吏部侍郎王翊女也。因小忿而離，妻族上訴，下御史臺驗理，休遅留不答款狀，除名，配流溱州”[73]。“不答款狀”就是不寫認罪書，這裡“款狀”即“服辯”，已成獨立文體了。所以唐前期所謂的“答辯”“答三紙辯”，現在變成了“答款狀”。

又，《舊唐書·穆贊傳》說“因次對，德宗嘉其才，擢為御史中丞。時裴延齡判度支，以姦巧承恩。属吏有贓犯，贊鞫理承伏，延齡請曲法出之，贊三執不許，以款状聞。延齡誣贊不平，貶饒州别駕”[74]。這裡的“款狀”也相當於“服辯”，是認罪書。最詳細的例子是唐武宗宣宗時有名的“吳湘案”。我們不避繁瑣，將相關案情列如下：

（大中二年【848】二月）御史臺奏：據三司推勘吳湘獄，謹具逐人罪狀如後：揚州都虞候盧行立、劉群於會昌二年五月十四日，於阿顔家喫酒，與阿顔母阿焦同坐，群自擬収阿顔為妻，妄稱監軍使處分，要阿顔進奉，不得嫁人，兼擅令人監守。其阿焦遂與江都縣尉吳湘密約，嫁阿顔與湘。劉群與押軍牙官李克勳即時遮欄不得，乃令江都百姓論湘取受，節度使李紳追湘下獄，計贓處死。具獄奏聞。朝廷疑其寃，差御史崔元藻往揚州按問，據湘雖有取受，罪不至死。李徳裕黨附李紳，乃貶元藻嶺南，取淮南元申文案，斷湘處死。今據三司使追崔元藻及淮南元推判官魏鉶并關連人款狀，淮南都虞候劉群、元推判官魏鉶、典孫貞高利錢倚黃嵩、江都縣典沈頒陳宰、節度押牙白沙鎮遏使傅義、左都虞候盧行立、天長縣令張弘思、典張洙清陳廻、右廂子廵李行璠、典臣金弘舉、送吳湘妻女至澧州取受錢物人潘宰、前揚府録事參軍李公佐、元推官元夀吳珙翁恭、太子少保分司李徳裕、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等，伏候勅旨。其月，勅：李回、鄭亞、元夀、魏鉶已從别勅處分。李紳起此寃訴，本由不真，今旣身殁，無以加刑。粗塞衆情，量行削奪，宜追奪三任官告，送刑部注毁。其子孫稽於經義，罰不及嗣，並釋放。李徳裕先朝委以重權，不務絶其黨庇，致使寃苦，直到于今，職爾之由，能無恨歎！昨以李威所訴，已經遠貶，俯全事體，特為從寛，宜凖去年勅令處分。張弘思、李公佐卑吏守官，制不由已，不能守正，曲附權臣，各削兩任官。崔元藻曾受無辜之貶，合從洗雪之條，委中書門下商量處分。李恪詳驗款狀，蠧害最深，以其多時，須議減等，委京兆府決脊杖十五，配流天徳。李克勳欲収阿顔，決脊杖二十，配流硤州。劉群據其款狀，合議痛刑，曾効職官，不欲決脊，決臀杖五十，配流岳州。其盧行立及諸典吏，委三司使量罪科放訖聞奏[75]。

這其中三次提到“款狀”，即“今據三司使追崔元藻及淮南元推判官魏鉶并關連人款狀”、“李恪詳驗款狀，蠧害最深”、“劉群據其款狀，合議痛刑”，從中可知“款狀”就是當事人如被告劉群，相關人或稱“關聯人”，審案人如崔元藻、魏鉶、李恪[76]等的供狀或認罪書。

在“款”成為一種獨立文體即“款狀”而逐漸代替了“辯”的同時，有關“辯”的說法也逐漸向“款”演變。例如《舊唐書·穆宗貞獻皇后蕭氏傳》記開成四年（839）蕭弘、蕭本僞稱太后弟案，“遂詔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郎孫簡、大理卿崔郇三司按弘、本之獄，具，並偽。詔曰：……三司推鞫，曽無似是之蹤，宰臣參驗，見其難容之状。文款繼入，留中久之……”[77]。這裡的“文款”即前引《唐律疏議》卷二九《斷獄》總472條中的“文辯”。《舊唐書·令狐建傳》記“（令狐）建妻李氏，恒帥寳臣女也，建惡，将棄之，乃誣與傭教生邢士倫姦通。建召士倫榜殺之，因逐其妻。士倫母聞，不勝其痛，卒。李氏奏請按劾，詔令三司詰之。李氏及奴婢款證，被誣頗眀白，建方自首伏”[78]。這裡的“款證”，實即前引復原唐令67條中的“辨證”。《舊唐書·韋嗣立傳》錄其武周時上疏云：“揚、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錬已成，辯占皆合”[79]。《舊唐書·裴延齡傳》言德宗時裴延齡謀害陸贄、李充，“贄、充等雖已貶黜，延齡憾之未巳，乃掩捕李充腹心吏張忠，捶掠楚痛，令為之詞，云‘前後隠沒官錢五十餘萬貫，米麥稱是，其錢物多結託權勢，充妻常於犢車中将金寳繒帛遺陸贄妻’。忠不勝楚毒，並依延齡教抑之辭，具於款占。”[80]。唐前期的“辯占”到後期成了“款占”。

在這一“辯”逐漸向“款”演變的過程中，“服辯”變成了“伏款”。前引《唐律疏議》卷三十《斷獄》總490條云：“諸獄結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辯。若不服者，聽其自理，更為審詳”。但到唐穆宗長慶年間，有“長慶元年（821）十一月五日敕節文：應犯諸罪，臨決稱冤，已經三度斷結，不在重推限。自今以後有此色，不問臺及府縣，並外州縣，但通計都經三度推勘，每度推官不同，囚徒皆有伏款，及經三度結斷者，更有論訴，一切不在重推問限”[81]。這裡明確指出，“囚徒皆有伏款”，顯然“伏款”就是《唐律疏議》中提到的“服辯”。再往後到唐武宗年間，會昌四年（844）十二月有敕曰：“郊禮日近，獄囚數多，案款已成，多有翻覆。其兩京天下州府見繫囚，已結正及兩度翻案伏款者，並令先事結斷訖申”[82]。這裡不僅提到了“伏款”，也提到了“案款”，知當時“案款已成”或“結斷案款”已經成為制度。後唐延續了這一趨勢，《宋刑統》引後唐天成三年（928）七月十七日敕節文云：“諸道州府凡有推鞫囚獄，案成後，逐處委觀察、防禦、團練軍事判官，引所勘囚人面前錄問，如有異同，即移司別勘。若見本情，其前推勘官吏，量罪科責。如無異同，即於案後別連一狀，云所錄問囚人與案款同，轉上本處觀察團練使、刺史。如有案牘未經錄問過，不得便令詳斷”[83]。那思陸在《中國審判制度史》中認為“結款”是宋代審判程序中的一環，“‘款’是指口供，所謂‘結款’是指人犯具結的書面口供（犯罪事實）。唐代以前似乎並無‘結款’制度，此一制度似系宋初形成”[84]。現在看來這一結論似可商榷：唐代應該也有這一程序，它在唐前期被稱為“辯定”“服辯”等，後來稱為“案款已成”“結斷伏款”等，實際就是那思路所說的“結款”。

這樣，我們就可以清楚看到由“辯”向“款”演變的痕跡。到宋初，似乎只使用“款”而不再使用“辯”，唐代法典中的“書辯”“辯定”等到《宋刑統》所引令文中，就都變成“書款”“款定”了。

五、小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似可得出以下結論：

一、在唐代訴訟程序中，“辯”“辨”“辦”常被混用，但正確的似應是“辯”。

二、“辯”是一種文體，用於回答官府的訊問，可以有“答辯”、“保辯”、“服辯”等形式。前二者可以用於其他場合，“服辯”則只用於訴訟程序中。

三、“款”指口供或供述、陳述，在唐前期它不是一種文體，而是關於“口供”或“供述”“陳述”內容的專稱。凡“口供”或“供述”“陳述”的內容，都可以被稱之為“款”。

四、就“辯”與“款”的關係而言，“辯”是文體、是形式，“款”是專稱，是內容。凡“辯”中內容，無論是在狀、牒、符乃至辯中被引用時，都稱為“款”。

五、“款”到唐後期逐漸向文體轉變，出現了“款狀”的說法[85]。“辯”的表達也逐漸向“款”演變，於是“書辯”成了“書款”、“辯定”成了“款定”、“文辯”成了“文款”、“辯證”成了“款證”、“辯占”成了“款占”、“服辯”成了“伏款”，到宋初，似很少使用“辯”的說法了[86]。

六、如此看來，《宋刑統》所引令文中“書款”“款定”等說法，與唐代法典中“書辯”、“辯定”的不同，是時代不同造成的。那麽，這是否反映了令文本身也有時代先後的差別呢？這一問題値得探討，但它超出了本文範圍，留待今後再來仔細硏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