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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都城规划市区内部形态再探

发布日期:2016-03-21 原文刊于

唐代都城规划市区内部形态再探*

            

               牛来颖

 

 

隋唐时期在兴建都城时,通过对城市的空间结构以及各功能区的设计规划,作为中央威权实施政令的权力象征与国家意志的体现。其中规整的市坊区位的设置和布局,是城市形态中物质环境的重要部分,在外郭城,经严整规划设定的市区,是与宫殿、官衙、里坊等并列的特定区域。具体到两京,西京长安有东、西市[①]之外,一度以万年所属安善坊、大业坊之半立中市署[②]。又按《唐六典》卷20《太府寺》所言“京置东、西、南三市”[③]。南市“领口马牛驴之肆。然已偏处京城之南,交易者不便,后但出文符于署司而已,货鬻者并移于市。至武太后末年,废为教弩场,其场隶威远军。”[④]还曾经在“华清宫置北市”[⑤]。东都洛阳则有南市、北市、西市[⑥],故唐代有“三市”之说。

来自律令制度关于市的规定以对市场运作的管理为主,所以,对于市的物质形态和内部空间,有些看法包括对坊市制一些基本问题的解释还存有预设结论之嫌。里坊作为与乡村组织乡里相区别的城市居住形态和城市区划中的重要空间组成,在研究中古城市问题中是讨论的重点,学术积累亦相当丰厚。里与坊的异同,从考古学的印证到丰富的墓志材料,问题研究更趋深化[]。而关注城市内部区域划分的研究,大多注重里坊制度中坊内的情况,考古资

料支持的也以坊为主,对包括都城与地方不同层级中市的认识与区分尚有模糊,而从市的角度切入的、与坊互为表里的考察研究,对于认识理解唐宋时期坊市制度解体过程或可更加清

晰。

一、市里、街市等空间概念

 

在针对社会历史变迁的研究中,选择以在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中的语义烙印为研究出发点,关注那些蕴含着丰富社会史内容的基本概念在历史时段的语义发展,透过其历史层面的表达与阐释,以重新构建历史的方法给人以启发。由此,对特定社会语境中概念的历史考察显得尤其重要。

唐宋城市的研究中,里坊制到街市的发展被看作是冲破封闭结构的特征性标志。厘清市的概念,辨别在坊曲以外,与里坊制相关联的如街市,市里,市坊等等概念,以其在不同时期的内涵及变化,如初唐相对封闭严整的布局设计中出现的市里,与后期“坊墙拆除”后市里的关联与不同,从概念上加以区分与把握,对其性质的理解有着关键性作用。

关于市的概念,《周礼·地官·司市》 “国君过市,则刑人赦”郑玄注:“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处,君子无故不游观焉。”[]市作为固定的交易场所和行刑之地,在历代的概念是一以贯之的。与市的空间表述相联系的概念较多见的有:

1.市廛(鄽)。按《孟子·公孙丑上》“市廛而不徵”赵岐注:“廛,市宅也”[],为市场上储存货物之屋舍和场地。又《隋书》卷31《地理志下》:“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埓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市廛与列肆同义,指市中店肆,即左思《蜀都赋》所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之意。

2.阓。崔豹《古今注·都邑》中说:“阛者,市之垣也。阓者,市之门也。”唐高祖初年,指陈僧徒“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11]的诏书,即以“阛阓”指代市场。又如李峤诗云:“阓开三市,旗亭起百寻。渐离初击筑,司马正弹琴。细柳龙鳞映,长槐兔月阴。徒知观卫玉,讵肯挂秦金。”[12]“阛阓”的概念,从市的封闭围墙设施等建筑和形制到市场的代名词,包括史籍中的“列布阛阓”[13]都直指市场设置。制度中对市的规定性体现在:市的设置范围及约束;固定的开闭时间;市的经营管理。

3.市里(坊)

撇开狭义的字表意即“市区之内”以外,唐代文献的“市里”空间范畴和内涵与“坊市”属同一概念,包括市场与坊里。《隋书》卷80记载,刘昶之子居士“聚徒任侠,不遵法度”,“长安市里无贵贱,见之者皆辟易,至于公卿妃主,莫敢与校者”[14]。《旧唐书》卷51《后妃传》记载中宗景龙四年(710)正月望夜,“帝与后微行市里,以观烧灯。又放宫女数千,夜游纵观,因与外人阴通,逃逸不还”[15]。《唐六典》卷7《工部》东都洛阳注云:“贞观六年(632)改为洛阳宫。十二年,车驾始幸洛阳。明庆二年(657),复置为东都。龙朔中,诏司农少卿田仁汪随事修葺,后又命司农少卿韦机更加营造。光宅中,遂改为神都,渐加营构,宫室、百司,市里、郛郭,于是备矣。”[16]《法苑珠林》卷74引《冥报记》:“长安市里风俗,每至岁元日以后,递作饮食相邀,号为传坐。”[17]等等。

因为坊与里的概念在地理空间和居住区的表述上是可以互换的,所以,一般的市坊与市里在广义上也是相同的。但是,狭义的市坊则专门指市,如《新唐书》卷46《百官志》“突厥使置市坊,有贸易,录奏,为质其轻重”[18]。在不同时段因为功能性的改变,市、坊之间转换现象多见,以坊辟为市者称为市坊。同样,一些坊名中也留下了昔日曾经置市的信息。如《吴郡志》卷6“西市坊”[19],《景定建康志》卷16《坊里》“东市坊在鱼市东”、“西市坊在鱼市西”,反映的是坊与市的关系与相对位置,依稀留有市的点滴记录。随着坊市的发展,严格的坊市制度渐渐瓦解,坊市的界限逐渐消失。

4.街市

出现在唐代史籍中的“街市”并渐趋普遍始自开元天宝以后,实与坊市的地域概念一样,两者可以互换。《旧唐书》卷37《五行志》,天宝十三载(754),因连月降雨,“九月,遣闭坊市北门,盖井,禁妇人入街市上元二年(761),京师自七月霖雨,八月尽方止。京城宫寺庐舍多坏,街市沟渠中漉得小鱼(元和九年,814)其年六月,京师大雨,街市水深三尺,坏庐舍二千家[20]与“坊市居人” [21] 相同的“街市居人”[22]一词,出现在德宗时期的记载中。又《旧唐书》卷17《文宗纪下》记载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时,“仪仗使田全操巡边回,驰马入金光门,街市讹言相惊,纵横散走。赖金吾大将军陈君赏以其徒立望仙门下,至晚方定。”[23]因为坊是被街包围起来并以街来划分开的,故以“街”来定义“坊”。当市场更多溢出市区且从市区中延伸至街巷中的时候,街所承载的商业功能日渐增多,街市的概念遂即更多了市场的内涵,成为商贾辐辏、店肆集中的市区。如《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斾相招,掩翳天日。政和后来,景灵宫东墙下长庆楼尤盛。”[24]同书卷10《十二月》:“十二月,街市尽卖撒佛花,韭黄、生菜、兰芽、勃荷、胡桃、泽州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队念佛”。[2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1135)四月显谟阁待制、知湖州李光反映,“近来两浙米价倒长,街市每斗已七百文。民情皇皇,委是无处籴买”[26]。街市与市场概念趋同。

 

二、市内居住者及其身份

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以商人王进墓志入手,揭示“福善坊毗邻南市,经商者多居此坊”[27]。赵振华《谈洛阳、西安出土的唐代商贾墓志》[28]依据对王进、刘善寂、司马元礼、张诠、李和、马倩、张从古等商贾的墓志,注意到他们各自的居处分别为:王进、司马元礼居住于东京东临南市的福善坊,刘善寂居住于东京西临南市的永泰坊,李和居住于东京永泰坊之北、西临南市的临阛坊,张从古居住于东京乐城坊,“即唐南市与通利坊之地”[29],南临南市。张诠居住于东京殖业坊,西南临北市。此外,马倩居住于西京西临东市的道政坊。从而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商人多居住于市场周围的坊里,原因是近市而居便利于邸肆经营取利。从时间上来看,除了马倩和张从古分别在元和七年(812)和会昌二年(842)以外,王进卒于显庆四年(659),刘善寂卒于如意元年(692),张诠、李和分别卒于开元十四、十五年,司马元礼卒于天宝二年,均在坊市制度严格的时期。商人住在市区邻近,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就有记载:

 

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

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

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

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为事。

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毕口。神年中,以工商上僣,议不听金银锦绣。虽立此制,竟不施行。[30]

 

封闭之市的概念终结于宋代,那么在唐代,市内居民情况如何呢?其内部形态是什么样子?在人们将坊市的突破与商品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考察时,关注更多的是坊内商业活动的日见凸显,或是市场活动日渐走出固定的市区,而进入人们方便的领地。那么,被定义为市的空间内部究竟是怎样的结构,其中有无居住者或何人居住?史籍记载不详,论说也不够翔实,人们在对这一空间的形象认识也还留有疑问,甚至是想当然的印象。如何理解市的形成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城内市场只是一个临时聚会的交易地点,是有时间限制的定期市;交易者并非定居于市内。诸如此类,对市的认识与市外百姓来市交易的一般状态以外,市内有无固定居住者?透过对市籍的研究,将市籍拥有者与市里的固定居住者建立起联系,那么,在市籍制度逐渐松动甚至走向解体的过程中,市内居户的限制应该同步松动。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抑或这样的发展脉络的梳理尚有不明。从现在发现的墓志来看,即或是在严格的市制管理下,市内居住者的身份也是多元的。先看几方墓志。

 

1. 《王珎及夫人河(何)氏墓志》[31]

唐故王府君及夫人河(河)氏墓志铭幷序

粤府君姓王氏,讳珎。甲族望于琅瑘,祖代高宦,略而不呈。公身任河中安保府折冲,赐紫金鱼袋。公淑和神简,静质融明,雅冠素风,滔(陶)然调逸,信行推德,忠孝世传。奈何天不惜人,早亡于贞元廿年三月八日,岁寿六十有九。然公有一男,名端,文林郎,试奉礼郎。端乃荣门立事,德量巨深,吐纳合仪,所见高远,故知凤鶵一何谢雁行,呜呼!夫人河(河)氏,妇道清丽,母德可师,霜洁操高,白珪无点。至于佛道,顶归崇[32]。何图偶疾,药不愈症。至元和二年九月十六日,终于洛阳南市西店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五。遂使孤子号竭,荼毒痛深。新妇宋氏,次及二孙,一志诚,一惟雅,皆思恩泣顇,永别终天。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合祔于感德乡伊川村侧,凶仪礼葬,茔域创修

 

据墓志记载,王珎卒于贞元廿年三月八日(804),夫人何氏死于三年后的元和二年九月十六日。“岁寿六十有九”的王珎生于玄宗开元廿三年(735)。从他的历官经历来看,曾经担任河中安保府折冲,赐紫金鱼袋。

按照唐代官员品官服制,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唐府兵制时代军府为折冲府,开元八年,以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旋复为州。天宝元年,改周为郡,属河东郡。乾元二年(759)又设为河中府。河中地位虽次于关内,因处于长安与洛阳两都之间的交通咽喉要道,故地位殊为重要。但是,以王珎所任时间来看,天宝八载诏停上下鱼书即调发府兵所用的由朝廷颁发的铜鱼符和敕书作为府兵制终结的标志,此时已经是府兵制终结之时,此后折冲府仅有兵额而无实际兵马,折冲等军官也仅仅是虚衔。王珎墓志中所谓的河中安保府折冲,获赐紫金鱼袋遂无实际意义,如同他追述父祖的“甲族望于琅瑘,祖代高宦,略而不呈”一样,所谓琅琊王氏的出身,和略而不书的高宦皆是虚言和粉饰。这样,居住在洛阳南市的王珎身份亦不言自明了。

 

2. 《张君平夫人安定郡胡氏合祔墓志》:

唐故清河郡张府君夫人安定郡胡氏合祔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君平,字君平,其先燕国公,纂集群书,家有鸠金,复撰才命论,教流天下,分派周室,即是公之苗裔宗枝矣。公本深州饶阳县之人也,别业乐亭,积有余载。曾颋,皇朝任绛州长史;祖徽,高尚不仕;考承泰。顷以城戍艰虞,此城被幽州攻围,公负倜傥之材,输诚展效。去元和四年,授成德军节度使牒,补充十将,兼充乐寿镇遏都知兵马使苑公押衙。……公寝疾,享年三十有六,以大和八年八月廿日终于市坊私第也。[33]

 

墓志追叙张君平继承父志,所谓“公君平将子之子,赳赳军前,干城之志,信义立身,孤标作操,东西钦企,南北共谈,辩说□□迺文迺武……,开启自己的军旅生涯,践行护国干城的抱负雄心。夫人胡氏大中六年 “殁於私舍”。墓志中“市坊私第”之市坊当非泛指,是狭义的市。虽然不是京城的市坊,亦可与王珎墓志参佐,作为军将(士)居住市坊的例证。

 

3.《阎叔汶及妻米氏墓志》[34]

唐常山故阎公叔汶金城米氏故夫人墓志铭并序

公讳汶,字恭,命氏周之裔,灵王太子封常山王,自后立宗氏焉。子孙承阎德公之后,自秦汉魏至齐梁,至晋太尉元公,至唐卿,轩冕无替,本塋兆潞龙潜地人也。皇祖讳休,宗业三代,並高尚不事。主忠主信,以琴书礼乐训示子孙。住故南市,军府褾袖,不永天寿於开成元年享年五十五,冬十月廿七日终私第。嗟以玉沉漳浦,剑碎韩山。夫人米氏,婉婉令仪,昭昭女范。即后院军副使贤妹也,玉旌令德,竹表贞节。六行克美,四德兰芳。礼娉阎公,琴瑟调和。移天就天,礼娉君子近卅年,享年五十,大中五年冬十二月六日终夫之家也。嗣子君庆,后院随身军习舅氏之业,格犀,斩蛟擒虎。陆地行舟,拔山扛鼎。不忝副使贤外甥……

 

米氏是粟特人的后裔,与汉人通婚,住在南市,其夫叔汶“军府褾袖”,所谓的“褾”指衣袖端,军府褾袖则指代所着军服,以此说明他的军士身份。墓志还显示出,米氏“即后院军副使贤妹”,其兄也出自地方军职;其嗣子君庆“习舅氏之业”,亦出入行伍。

 

4.《鲁谦墓志》[35] 

    鲁氏子谦墓志铭并序                                                            

       陇西李恽撰 表丈翰林待诏张宗厚篆盖                   

       谦字益之,鲁氏第二子。祖讳弘,乐道不仕;父讳璠,能医,京中医人最得       

  其上。谦天锡其性,不食酒肉,年七岁,好读诗书,旰食忘寝,勤学不辍,师喻       

  以文义,皆记之心腑。未逾十五,孝经、论语、尚书、尔雅、周易皆常念,礼记       

    帖尽通。又为文章,格韵清峻,罕有其俦者。学钟王欧褚之书,并得妙绝。大中       

    十一年四月十日父亡,泣血尽哀,因而有疾。至六月二十一日,终于西市锦行里       

    之私第,寿龄十八矣。母马氏,两目流血,号叫心摧。叔父璨、兄谂等痛切肝肠,     

悲伤手足,即以其月二十八日,葬于长安县胡赵村德义里之先茔也……

 

墓志中,好读诗书的鲁谦18岁死于西市宅第,一介书生。墓志言其父为医者,“京中医人最得其上”,当是以其父执业而居住在西市的。

 

5.无独有偶,前进士杨敬之撰《唐故将仕郎试恒王府兵曹参军兼充大内上阳宫医博士城阳郡成公(璘)墓志铭并序》[36]记载,成璘父成万善有医术,“其扁鹊之艺,人无比焉,佐东部留守兼开东道节度副元帅郭令公之随军”,至成璘,则“习父之业,充大内上阳宫医博士”。他的三个夫人清河张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其中赵郡李氏之子文会,“见习上代之业,充大内上阳宫医博士”,可谓承继家学,世代传业。成璘亦住在南市市内。墓志记载:“公寿年六十有九,其日殒於洛州河南县南市面行之第宅。”

分别居住在长安西市和洛阳南市的鲁、成两家,皆以医者从业。后者还三代悬壶,子承父业。他们的居处“南市面行”与“西市锦行里”,皆以此地集中经营的“行”(锦行、面行)来命名里名,市内里名的出现反映了市对于居住者的人户管理,从中不仅可以获知市内居住者的面貌和身份,还可一窥市内空间管理诸细节。由此,南市西店里、南市面行与西市锦行里,揭示了里作为市内人口管理的实际单位,这一点与坊的管理是相同的。

 

6.墓志[37]

唐故齐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朗,字明,河间人也。……祖弘,隋任冀州司户;父隆,唐任徐州司马;并韵宇英通,器量韶雅,调下而多逸气,才高而无贵位。君履行有仪,恭顺彰乎自性;威容合礼,孝敬发乎天然。既而令哲道穷,英贤遽往,惊波易逝,遘疾床帷,西域途遥,神香罕遇。以唐咸享二年八月廿五日终于南市,春秋七十有八。即以其年九月十七日权殡于北邙山原。夫人王氏,令淑有闻,作配君子。……以大周证圣元年腊月廿一日终于南市之第,春秋六十有三。即以其年壹月十七日合葬于北邙山原礼也……

 

河间人朗祖父弘,隋任冀州司户;父亲齐隆,唐任上州徐州司马,贞观二十三年六月“改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38],上州治中原为正五品下,贞观初改为从第五品下阶。朗没有为官经历,咸享二年八月终于南市春秋七十有八。未明确提及居第就在南市,至其夫人王氏证圣元年腊月殁亡时才明确记载所终在南市之第,由此说明其宅第在南市。

 

7.荆氏墓志[39]                                                                        

         夫人姓荆,南阳荆智广之长女也。夫人禀气太和,降精婺宿,柔仪率性,贞       

     操自然,妇道内凝,出嫔君子,即太府寺南市署丞朱玄哲之妻也。和比琴瑟,契       

     合埙篪,宜家之誉远闻,好合之音遐畅。降年不永,朝露溘先。维大唐开元二年       

     三月一日,卒于南市官第,春秋四十。粤以其月九日迁措河南府西北十五里平乐       

     乡郭穆村西八十步之平原,礼也。……                                            

    

8.《高义忠墓志》[40]                                                              

      唐故中散大夫试少府监高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义忠,字义忠,渤海人也。奕叶继世,重光济物。曾祖冠先贤之旨,子       

     孙袭昔年之庆。公幼而从文,弱不好弄。属胡寇勃乱,梗窃河洛,四方鼎沸之际,     

 万姓涂炭之役。公乃杖仁信,秉谋略,不出户而荣耀朱紫,居宴安而继袭礼乐。       

     转定远将军、守左威卫大将军,迁中散大夫、试少府监。则知林茂者根固,德厚       

     者人归。晏婴居市,不易清贞之节;颜闵处仁,不冒岁寒之性。不然何以云曳雾       

     集,人悦子来。呜呼!生也有涯,岁不我与。以大历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寝疾,终       

     于东市署私第,春秋六十五。以其年十月七日葬于万年县祟义乡,礼也。……            

    

以上两方墓志皆记录了南市、东市市署为官者的居住地,墓主中前者是太府寺南市署丞朱玄哲之妻荆氏。开元二年,荆氏卒于朱玄哲任上官第即南市署。后者高义忠大历十二年终于东市署私第,身份为中散大夫、试少府监。与前者不同的是,市署属于太府寺,高义忠任官与官司东市署无涉。所以墓志中说明是位于东市署的私宅。两例相同之处在于,不论公与私,都是官人身份者居住市里的例子。官人居住市区的例子也见于史籍,如“唐大历中,士人韦滂,膂力过人,独宿夜行,一无所惧。善骑射,毎以弓矢随行……尝于京师暮行,鼓声向绝,主人尚远,将求宿,不知何诣。忽见市中一衣冠家,移家出宅,子弟欲锁门。”[41]韦滂在市中所遇的“衣冠家”即为官者,因为邻家居丧,所以准备携家口“于侧近亲故家避之”。韦滂艺高胆大,寄宿杀鬼之地正是此官人在市内的居宅。

至于北市,情况稍有复杂,因为有北市改坊的问题。从相对的时段来看,或许也能有所揭示。

 

9.《田少直墓志》[42]

唐故田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少直,其先雁门郡人也。祖讳良<弁页>,皇不任。公器宇爽朗,情机昭       

 敏,忠信著行,优游自闲,礼义经心,仁智通博,宿心奉道,意达无为,了悟大       

     乘,洞澈空理。娶荥阳郑氏夫人,盛族珪璋,容华迥秀,闻诸令淑,宜尔室家,       

     道叶和鸣,懿夫偕老。何图天不假善,神道有欺,公乃先逝,以大和七年六月九       

     日遘疾终于洛阳北市之里,享年七十有五。即以大和八年岁在甲寅十一月廿日景       

 寅,葬于河南县平乐乡王寇村之原礼也。府君有子一人曰式居,位神策军散将兼       

     左武卫兵曹参军,习先之业,不坠弓裘,礼义居心,众所称美。

 

墓志中,田少直祖父不任官,父亲未书,墓主本人亦不载有历官。至其子式居为神策军散将兼左武卫兵曹参军,志文称“习先之业,不坠弓裘”,大致可推见田家祖辈(包括田少直及其父祖)有军旅经历和习武家风。

上述市区居住者的墓志,首先拓展了我们原有的对市籍拥有者居住在市内的理解,也否定了市内不得居住的看法[43]。居住在市内的有官员及其家属,有世代为业的医者世家,有军士,也有没有仕宦的普通人家。而这些人都没有商人的身份[44]从市内居住者的职业阶层来看,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市内住着不同等级的军将(士)出身者,有的几代习武,如田少直之子式居“习先之业,不坠弓裘”,将子之子张君平不辍“干城之志”,还有王珎、阎叔汶,代表着聚居市里的军事力量。由此联系到在长安两市招募兵马和泾原军旅市井的背景,或许有某种程度上的启发。

 

三、市内空间结构与形态

考古发掘来看,已经获知唐代西市内部样貌为,南北1031米,东西927米,以厚度约4米的市墙围起面积0.96平方公里的封闭区域,纵横呈井字的四街将市区分为9个长方形的区域,各区域内四面皆为街道。此外还有便于内部通行的小巷,巷道下有砖砌的暗排水道。面阔4-10米,进深3米多的店肆临街分行而立。东都洛阳对三市中最大的南市考古发掘始于上世纪60年代,至2003年再做考察,其中纵横街道各3条,四面各3门。利用墓志中记载的坊里名补充既有文献缺失,丰富了以往多以都城为主的城坊信息记录,特别是一些地方城市的里坊街市信息获得了有益的补充。尤其在坊里之外市内材料的补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从现有的墓志资料来看,殁亡墓主市内宅第的记录大体上有两种。

第一种即两京“某市”之第的简单记录。前引《 唐故齐君墓志铭并序》中的齐朗,“以唐咸享二年八月廿五日终于南市,春秋七十有八”。碑林《唐故孙府君墓志铭并序》中的孙钦“春秋七十,天宝十二载四月廿四日终于市私第”[45]。《唐常山故阎公叔汶金城米氏故夫人墓志铭并序》“住故南市,军府褾袖,不永天寿,于开成元年享年五十五,于冬十月廿七日终私第”[46]《唐故清河郡张府君(君平)夫人安定郡胡氏合祔墓志铭并序》中,张君平“享年三十有六,以大和八年八月廿日终于市坊私第也。都只是标注了所在市的宅第,而未及市内信息细节。这些墓志的材料说明了即使是在坊市制度非常严格的唐代前期,市内居住者的存在也是常态。包括前引居住在市署与市区的官宦人家如太府寺南市署丞朱玄哲之妻荆氏和中散大夫、试少府监高义忠,从而说明了律令中不许居于市内的规定是没有约束力的。

第二种在市的记录外还包括里的信息,即“某市某里”之第,集中在如下几处:

1.旗亭里

千唐志斋536大唐故处士陈君墓志铭并序 》(神龙043)陈泰夫人常山房氏“以神龙二年十二月七日,终于南市旗亭里第,明确是南市。其次,洛阳流散墓志《大唐故处士安公康夫人墓志并序》[47]中,安公“以仪凤三年八月廿五日卒于旗亭里”,夫人康敦孀居十余载后,“以垂拱二年六月五日寝疾卒于旗亭里第”。又有千唐志斋480《张大酺段夫人墓志》,“夫人段氏,春秋四十有八,垂拱二年七月十二日卒于旗亭里之私第”、《唐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押衙游击将军守左卫翊壹府中郎将上柱国何少直故太夫人河南兰氏墓志铭》“以开成二年七月七日终于旗亭里之私第也”[48]等。《姬恭仁墓志》记载,仪凤四年“洛阳县惟新乡旗亭里霍王府亲事姬恭仁殡于河南县平乐乡之原,此旗亭里非南市所属。“旗亭里”名又见其他地方县乡,如《吴兴续志》[49],在移风乡、长寿乡有旗亭里,崇孝乡有南旗亭里。或许是因为此地曾经是市场所在,市内建有市楼、旗亭等设施,而以此来命名里名的缘故。

2.面行(里)、锦行里

前引《鲁谦墓志》和《成璘墓志》中,居住地分别为长安西市锦行、洛阳南市面行,又《玄怪录》中记载,吴全素被二吏“乃相引入西市绢行南尽人家”[50],是以所在地经营货品的门类来区分的,锦行、面行、绢行这些市内经营项目为“行”的商业管理组织,同时也是居民居住地的地界标示。

3. 北市里、三市里

唐故处士高平郡曹府君(琳)墓志铭并序[51]中,曹琳“不幸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廿四日寝疾,殁于洛阳县北市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九。” 前引《田少直墓志》田少直亦“终于洛阳北市之里”[52]千唐志斋1067号《唐故卫公(义)夫人渤海高氏墓志》[53]中记载:“皇考讳彦长女也……及长冠岁,适于卫公。公名义君子……以开成三年六月十七日寝疾,祷请不瘳,终于洛阳北市里之私第,享年七十。唐故曹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并序[54] 也“以大中十二年五月六日殒於北市之私第,享年六十有二”。墓志中的北市(之)里,或与前述南市西店里对应,解读为北市中的某里,亦或理解为改民坊,以北市为名,即北市坊。依据是《河南志》北市坊“本临德坊。唐显庆中,立为北市。后废市,因以名坊。”[55]改市为坊后,史籍中依旧有北市的记录。

至于三市里,有唐李氏故夫人彭城刘氏墓志铭并序 》“以贞元十八年九月廿七日,终       

于河南三市之里,享年卅七。”[56] 《有唐故李氏故陈留解夫人墓志》,“以贞元十八年七月廿五日终于三市之第,享年六十六。”[57]市里的标注,不仅仅是墓主居住的地理区位所在,也应该是对其实施户口管理的实际行政单元。

    由市里的名称与市内设施建制的关系来看,以“行”为店肆集中的规划设计,久而久之便以所在“行”为里名,自然地将所在人口管理起来,而旗亭、三市、西店等里名皆与所在交易场所设施和方位有关。延伸开来,在街的商业色彩日趋凸显后,唐代以后,街的定名也带出了与交易市的联系,可以反观昔日市内的区划样貌。比如,南唐时常州人张佖在后主朝仕为考功员外郎,进中书舍人。开宝五年(972),贬损制度,改内史舍人。“后主雅好文事,虽当末运,犹留意于科第,以佖有文,使知礼部贡举。揭榜之前夕,有程员者,梦人报己与王纶等五人及第,员惊喜,诣省门,遇杨遂、张观、曾顗,谓曰:‘榜在鸡行街,何忽忽至此?’”[58]“鸡行街”或许就是以集中经营禽类的“鸡行”而形成的街名[59]。同样,神宗元丰八年(1085)司马光进言中“仍乞遍颁天下,在京,于尚书省前及马行街出榜;在外,诸州、府、军、监各于要闹处晓示”中的“马行街”[60],以及潘楼东街巷“以东牛行街” [61]等。南宋都城杭州亦然。“东南佳丽楼,在银行街,旧为赏心楼基,楼久废。景定元年,马大使光祖建,规模宏壮,增倍旧楼,改立今名”[62],又“层楼在府城右南厢中界花行街,楼跨街东西,乐府有独自上层楼之句,即此是也。”[63]。如此,鸡、马、牛行与银、花行等各色货行分类,同类店肆集中安置,进而形成固定街名,通过地域划分和地界标示的确定,而达成人口定居后的统一行政管辖。

最后,还有一种通过对市“壁”的标明来表示市内位置的记录。最早见于王永兴先生《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64] “壁师”的解释。沿市壁分行管理诸店肆的壁师,或市壁师,是低层市场管理者,以白丁或上柱国勋官充任。今爬梳墓志,在《王墓志》中,居于扬州的王瑫本贯苏州,“以咸通六年六月廿四日终于江都县市东北壁私第,春秋六十四。”[65]又《青陟霞及妻万氏墓志》[66],其夫青陟霞任昭义军衙前十将云麾将军试殿中监,“以大中六年九月上旬有八日,谢人世于永□乡市东壁坊之私第也”。两方墓志一是县市,一是乡市,非都城之市 ,则反映了市内以壁为区位的表示方法。

纵观唐律中除了对交易的管理(物价、度量衡)(卷26),及市场秩序(卷27)外,就是对坊市垣墙(卷8)门禁(卷819)和开闭时间的限制。随后《唐会要》市中,也就针对开门与侵街有所禁令,没有其他关于市内人口,居住等约束。包括《天圣令·关市令》在内也不见市内形态的涉及和规范。而即便上述这些,也只能就规划建制的市而言,自然演变形成的市坊不可能纳入。针对坊市垣篱的系列规定(对封闭的坊市的约束),在地方上很难落实。

从农村市镇考察进入城市研究,提出市场中心地理论的施坚雅,与伊懋可共同提出“中世纪城市革命”,强调经济发展特别是商业发展在城市形态与结构布局变化上的决定性作用,即引起城市在空间格局上变化和市场结构性变化的是商业发展的需要。由此推动了城市尤其是城市结构与空间规划的研究的深入。然而并非题无剩义,通过对传统命题的再探讨,借助不断出现的新材料,从不同角度的切入,有助于对发生在此期间的坊市制的解体过程有更加具象的了解,有助于拓展思路,摒弃预设结论并将研究推进一步。对城市构成要素之一的市的关注可以丰富思考路径,撇开经济组织和交易场所的市,作为聚居空间与坊结合的研究可异曲同工,而其中两者间的联系与共性更须注重。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6期)

 



[作者简介]牛来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本论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视域中的唐代社会经济研究》(14AZS005)的阶段成果之一。

[①] []《两京新记辑校》卷2京城“朱雀街东第四街,即皇城之东第二街,街东从北第五曰东市。”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卷三“西市(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隶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市西北隅有海池……)” 第49页。

[②]京中市废于长安元年(701),见《唐会要》卷86《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3页。

[③] 《唐六典》卷20《太府寺》两京诸市署条注文,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543页。

[④][]徐松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47页。

[⑤]《 唐会要》卷86《市》,时在天宝八载(749)十月五日。第1873-1874页。

[⑥]《大业杂记辑校》记载隋代三市:“大同市周四里,在河南县西一里。出上春门,傍罗城南行四百步,至漕渠,傍渠西行三里,至通远桥。桥跨漕渠,桥南即入通远市。二十门分路入市,市东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市南临洛水,跨水有临寰桥。桥南二里,有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薨宇齐平,四望一如,榆柳交阴,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第15页)[]徐松辑《河南志》:“隋曰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唐贞观九年(635)促半坊,其下通利坊居半坊。今不分市,通利直接嘉善。”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北京:中华书局 1994,第15 页。《唐六典》卷20《太府寺》两京诸市署条注文云:“东都东市曰丰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远。”“东都西市则隋南市也,南市则隋东市也。都南市旧两坊之地,武德中减为坊半焉。垂拱中省京南市,开元十年(722)又省都西市。” 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543页。唐北市位于隋通远市之北,自漕渠南而移至漕渠北;西市则在隋大同市之西南,为定鼎门街西第三街最南面一坊;南市也较隋丰都市面积缩小。皆不复隋之旧。

[⑦] 如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阪上康俊:《论唐代城市乡里与坊的关系》(原文载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编《八世纪东亚之历史像》(首尔:东北亚历史财团出版社2011)。今据何东译文,见周东平、朱腾主编:《法律史译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等。

[] 《周礼注疏》卷14,《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5页。

[] 《孟子注疏》卷3下,《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90页。

[] 《隋书》卷31《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887

[11] 《旧唐书》卷1《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版,第16页。

[12] 《全唐诗》卷59《市》

[1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8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刘宝置酒库,“又添置脚店百余处,列布阛阓,究其用心,专以渔夺总司及镇江酒库之利”。[]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八,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13,第3644页。

[14] 隋书》卷80《列女传·刘昶女》,第1808页。

[15] 《旧唐书》卷51《后妃传》,第2174页。

[16] 《唐六典》卷7《工部》,第220页。

[17] []释道世著, 周叔迦 、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 20032198页。

[18]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96页。

[19] []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卷6《坊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72页。

[20] 《宋元方志丛刊》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34页。

[20]《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58-1360页。

[21] 《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第3307页。

[22] 《旧唐书》卷127《姚令言传》,第3572页。

[23] 《旧唐书》卷17《文宗纪下》,第563

[24] []孟元老原著,李合群注解:《<东京梦华录>注解》,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88页。

[25]  同上,第384页。

[26]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131699

[27] 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328页。

[28] 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三,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7,第131-143页。

[29] []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北京:中华书局1994,第15页。

[30]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2013,第137-140页。

[31]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三四五《王珎及夫人何氏墓志》(80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747页。

[32] 《校记》:“崇”下,疑有夺字。

[33] 《唐代墓志汇编》下,大中081号,第2310-2311页。

[34]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295号,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760页。

[35] 录自《陕西金石志》补遗上,《唐代墓志汇编》下,大中132号,第2354-2355页。

[36]《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十三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第106页,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1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904页。又见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四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第128页。

[37] 开封博物馆藏石,录自《唐代墓志汇编》上,证圣007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871页。

[38] 《旧唐书》42《职官志》,第1786页。

[39]《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八册,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002455页。

[40]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一册,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历030号,712页。

[41] 出《原化记》。见[]李昉等编,张国风会校:《太平广记会校》卷363《韦滂》,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6181-6182

[42] 千唐志斋藏志1058号,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下册,大和080号,2154页。

[43] 《太平御览》卷828晋令》云:“坐垆肆者,皆不得宿肆上。”

[44] 墓志材料不够全面是重要的因素。其实前朝非商人在市内居住者也不乏其例。如《南史》卷56《吕僧珍传》记载:吕僧珍“僧珍旧宅在市北,前有督邮廨,乡人咸劝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岂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适于氏,住市西,小屋临路,与列肆杂,僧珍常导从卤簿到其宅,不以为耻。”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1396页。

[45]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中,193号,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487页。

[46]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下295号,第760页。

[47] 毛阳光、余扶危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上,037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75页。

[48]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 》卷757(第4部 第1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第8923页。

[49] 马蓉、陈抗、钟文、乐贵明、张忱石:《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725-727页。

[50] []牛僧孺、李复言:《玄怪录 续玄怪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108页。

[51] 北京图书馆藏拓本,《唐代墓志汇编》下,元和143号,2050页。

[52] 千唐志斋藏志1058号,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下,大和080号,2154页。

[53] 《唐代墓志汇编》下,开成019号,2181页。又见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315页。

[54]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067号,第1019页。

[55] []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北京:中华书局199431页。

[56] 《唐代墓志汇编》下,贞元120号,1925页。

[57] 《唐代墓志汇编》下,宝历015号,2090页。

[58] []吴任臣撰,徐敏霞、周莹点校:《十国春秋》卷30《张佖传》,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35页。

[59] 南宋都城杭州也有街名鸡行街,见《景定建康志》卷23《诸库》:“抵当两库,一在旧米市,一在鸡行街。” 《宋元方志丛刊》第二册,第1697页。

[6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7,神宗元丰八年(1085)六月丙子日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536页。又见[]孟元老原著,李合群注解:《<东京梦华录>注解》2《酒楼》:“北去杨楼以北穿马行街,东西两巷,谓之大小货行,皆工作伎巧所居。”第88页。

[61] 同书卷2潘楼东街巷》,第83页。

[62] 《景定建康志》卷21《楼阁》,《宋元方志丛刊》第二册,第1644

[63] 同上,第1645页。地方街市名亦然。如《老学庵笔记》卷8东坡牡丹诗云:“‘一朶妖红翠欲流。’初不晓‘翠欲流’为何语。及游成都,过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鲜翠红紫铺。’问土人,乃知蜀语鲜翠犹言鲜明也。东坡盖用乡语云。”(“唐宋史料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2页)

[64] 《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后收入《陈门问学丛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5]《唐代墓志汇编》下,咸通042号《大唐故邓府君(瑫)墓志铭》,第2411页。

[66]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下,332号,第8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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