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魏十六国时期河西的卢水胡
发布日期：2019-03-27 原文刊于：《汉晋时期国家与社会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高荣
卢水胡是汉魏十六国时期活动于河西地区的重要部族。不仅在《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等“正史”中屡有记载，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居延出土的汉代简牍中也有反映。卢水胡的向背，对于汉魏时期凉州统治的稳定与否，具有重要影响。十六国后期，卢水胡人建立的北凉政权，还一度控制了整个河西和西域的高昌、楼兰等地。卢水胡的兴衰，与汉魏十六国时期河西社会历史的演进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河西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发展轨迹。
一、学界关于卢水胡族源的讨论
关于卢水胡的族源问题，学术界意见纷纭，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一是源于匈奴，马长寿、林幹、黄烈、黄盛璋、赵向群等主此说；[1]二是源于小月氏，唐长孺、周一良、姚薇元、陆庆夫等主此说；[2]三是王宗维提出的“西戎”说；[3]四是杂胡说，持此说者有肖化、吴礽骧和余尧、周伟洲等；[4]五是义渠说，赵永复主此说；[5]六是李志敏提出的赀虏说。[6]
持杂胡说者认为卢水胡以匈奴为主体，融合了小月氏和羌族等族，实际也可归入“匈奴说”。匈奴说的主要依据是《晋书》、《魏书》、《宋书》和《十六国春秋辑补》等书关于临松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先祖“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并“世居卢水为酋豪”的记载。他们认为，从公元前175年匈奴驱逐月氏王以后，河西的主要部族就是匈奴；“且渠”为匈奴高官显职，向来由匈奴贵族担任，史书中未见有他族成员任此官者；而且“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和“汉匈奴恶适姑夕且渠”两官印也证明且渠必属匈奴贵种，如果沮渠蒙逊先祖不是匈奴贵族，就不可能担任且渠这样的要职。
然而，在匈奴王庭任职者并不限于匈奴人，其他各族人也可担任诸如相、大且渠等职。如匈奴以汉雁门尉史为天王、以翕侯赵信为自次王、以月氏人为相[7]等，就是明证。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论：“卢水胡的种族照《沮渠蒙逊载记》以及《魏书》、《宋书》的《沮渠蒙逊传》并没有说是匈奴，只是沮渠氏的祖先曾为匈奴此官而已。”[8]事实上，由其它各族上层担任匈奴高官者并非个别现象，如汉代鄯善国（汉昭帝元凤四年即前77年以前称楼兰）就设有左、右且渠各一人，西域其它各国也有都尉、且渠、当户等职官，而且“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9]及至刘曜建立前赵政权，“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10]
此外，左、右（大）且渠也非匈奴一族所专有，其他游牧民族也有此官。《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载了元鼎五年（前112）渠复累“以属国大且渠击匈奴功”被封侯之事，说明属国所统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大且渠之职。[11]《宋书》卷九八《氐胡传》载：“大且渠蒙逊，张掖临松卢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北史》卷九三《北凉沮渠氏传》则云：“大且渠蒙逊，本张掖临松卢水人也。”《魏书》卷九九《沮渠蒙逊列传》载：“胡沮渠蒙逊，本出临松卢水，其先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这说明卢水胡的原居地就在张掖临松卢水，而不是从他处迁徙而来；蒙逊先祖担任匈奴左沮渠，既以所任官位为氏，又按羌人习惯“以大冠之”，足见其受匈奴、羌族影响很大，但其自身并非匈奴族。因此，不能因沮渠蒙逊之先祖曾担任匈奴左大且渠之官，就断定其为匈奴人。
持月氏说者认为，《晋书·沮渠蒙逊载记》和《魏书》、《宋书》之沮渠蒙逊传中，都没有说沮渠氏就是匈奴，只是其祖先曾为匈奴此官而已。就小月氏的分布地域与沮渠氏的活动地区来看，沮渠蒙逊所处的临松卢水正是月氏旧居之地，这也反映出沮渠氏与月氏人的关系。因此，沮渠氏之先世本月氏族，因曾服属于匈奴为左沮渠官，遂以官为氏。后来从汉征战，号“义从胡”；以世居卢水，又号“卢水胡”。
西戎说者主要从文字音义和武威有卢水胡立说，认为鹿、奴、谷同音，卢水即谷水，卢水胡即谷水胡，是战国以来居于武威谷水流域的一个独立部落，可泛称为“西戎”。已有学者指出“其历史根据较为薄弱……难于成立”；[12]至于卢水胡为卢方后裔说，也是以语音转化为据，缺乏说服力。
卢水胡源出义渠说，是以卢水在安定和卢水胡由秦地西迁到河西立论的。他们认为，卢水胡的原居地既不是湟中的卢溪水，也不是张掖黑水，而是安定郡的卢水；卢水胡就是秦胡，即秦地之胡。汉文帝时晁错曾建议募民徙塞下，以抵御匈奴；而史书中又有汉昭帝元风三年（前78）张掖“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汙王”[13]的记载。汉朝将秦地之义渠迁到河西以防御匈奴，后来就成为张掖属国所辖的卢水胡，至于湟中、武威的卢水胡，则是西汉末或新莽时因兵乱从张掖属国向南、向东迁移而来。因此，卢水胡不是从河西向东迁移，而是由秦地向西迁移的。但是，张掖属国有义渠骑士担任千长，只能说明其所辖部民或属国军队中有义渠人，并不意味着义渠部落就是张掖属国的主体。史书明确记载沮渠蒙逊“本张掖临松卢水人”“世居卢水为酋豪”，并未有辗转迁徙之说；汉朝虽向河西大规模移民，但“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并无迁徙义渠人至河西的任何记载；而且，汉朝属国是为安置归降的少数民族部众而设，断无将地理上相隔遥远而习俗上近于匈奴的义渠人迁到河西，以防御匈奴之理。因此，卢水胡源于义渠说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志敏先生通过居延所出有关“属国秦胡卢水士民”简与鱼豢《魏略·西戎略》关于赀虏记载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赀虏是卢水胡追述指称的新认识。但是，仅从相关内容的简单比较，还不能证明赀虏与卢水胡之间是否存在前后延续或继承关系；加之在论证时又生硬地将文献中“始建武时”改为“始建国时”，[14]似有篡改文献以成己说之嫌，难以凭信。
二、汉代卢水胡源自小月氏
汉代卢水胡源自小月氏，符合汉初以来河西民族格局，也有坚实可信的文献材料为据。
（一）卢水胡活动地区与月氏相合。关于卢水的地望，虽然众说纷纭，但从上引《魏书》、《北史》关于沮渠蒙逊“本张掖临松卢水人”和《宋书》、《晋书》等众多史籍“世居卢水为酋豪”的记载来看，卢水胡所居即张掖郡临松卢水应是毋庸置疑的。《后汉书》中有一些卢水胡及其活动的零星记载：一次是中元二年（57），烧何羌比铜钳部“为卢水胡所击，比铜钳乃将其众来依郡县。种人颇有犯法者，临羌长收系比铜钳，而诛杀其种六七百人。”第二次是建初二年（77），西羌迷吾等部反叛，大败金城太守郝崇，“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护羌校尉）吴棠不能制，坐征免。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移居临羌。”[15]烧何羌所居在张掖郡南部山区，因受到卢水胡攻击而南投临羌县（今青海湟源县南），可见卢水胡应在烧何羌北部；至于“属国卢水胡”，实即张掖属国的卢水胡。[16] “张掖属国左卢水长”官印[17]和居延所出建武六年（30）河西五郡大将军府禁止吏民役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畜牧田作”的汉简文书（E.P.F22:42+322+43）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永平十六年（73），汉明帝命窦固、耿秉、祭彤、来苗等四道并出击北匈奴，其他三路均无所获，只有窦固的西路军大败匈奴呼衍王。从窦固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和耿秉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18]的情况来看，这两支队伍分别出自张掖郡以西和武威郡以东各郡（属）国，而窦固所率“卢水羌胡”显然来自张掖属国。另据《后汉书》卷一六《邓训列传》载，“元和三年（86），卢水胡反畔，以训为谒者，乘传到武威，拜张掖太守。”章和二年（88），烧当与武威种羌胁迫月氏胡进攻汉朝，新任护羌校尉邓训“令开城及所居园门，悉驱群胡妻子内之，严兵守卫。羌掠无所得，又不敢逼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诸胡皆言‘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欢喜叩头曰：‘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以为义从。”邓训因卢水胡反叛而被任命为张掖太守，可知卢水胡就在张掖附近；他一反往日汉朝官吏使“羌胡相攻”、“以夷伐夷”的错误做法，开城接纳保护月氏等“群胡”妻子，得到湟中诸胡的爱戴和拥护，足见所谓“湟中诸胡”实即月氏胡，亦即属国卢水胡。这与史书中“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和“西平、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19]的记载正相吻合。正如黄烈先生所论：“义从胡即小月氏胡。”[20]
（二）官印文字证明卢水胡即支（月氏）胡。传世有“汉卢水仟长”、“汉卢水佰长”、“张掖属国左卢水长”、“晋卢水率善邑长”、“晋卢水率善佰长”、“晋支胡率善仟长”、“晋支胡率善佰长”等官印，[21]均为汉晋中央政府所颁赐。佰长、仟长是根据原有部落习惯而使用的官名，邑长与左卢水长则是按汉制授予的职衔。“率善”略同于“归义”，有归附和率导向善之意。其中“晋卢水率善×长”是以其所居地域命名，“晋支胡率善×长”则是按其部族命名。虽然文字略异，但都是汉晋中央政府颁赐给卢水胡部落首领的官方凭证，他们均接受张掖属国都尉的管辖。为数众多的汉晋官印表明，卢水胡人虽屡有迁徙，但张掖郡南部临松卢水一带始终是卢水胡部落活动的重要地区。因卢水胡源于保据南山的月氏部落，故又称为“支胡”，“晋支胡率善仟长”、“晋支胡率善佰长”官印就是明证。
（三）蒙逊祖先“翼奖窦融”的史事证明卢水胡源自月氏。沮渠蒙逊起兵前，哭谓众曰：“昔汉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奖窦融，保宁河右。”[22]而窦融出任张掖属国都尉之初，“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23]当时正是“汉祚中微”的两汉之际。故“翼奖窦融，保宁河右”者，无疑就是当时“震服亲附”的“保塞羌胡”。他们是在“匈奴惩乂，稀复侵寇”的形势下，才“震服亲附”的，这些“保塞羌胡”自然不可能是匈奴。而小月氏人“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出现了明显的羌化倾向，故有时也被称为羌胡或羌虏。如阳关西南的小月氏狼何种被称为“狼（琅）何羌”，其首领狼何被称为“羌侯”，就是明证。[24]到建武八年（32）刘秀西征隗嚣时，窦融以张掖属国都尉、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的身份“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与大军会于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这些与五郡兵并列的“羌虏小月氏”，显然都来自张掖属国。如果考虑到小月氏的羌化倾向，这些“保塞羌胡”、“羌虏小月氏”实际就是归附汉朝、受张掖属国管辖的小月氏人。
（四）汉代河西的形势决定了张掖属国的主要部民不可能是匈奴，而是小月氏。元狩二年（前121）汉军打败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后，就将其降众全部迁出河西，另设“五属国”以处之，一度出现了河西“空无匈奴”、“地空无人”的局面，因而不可能在张掖郡另设一个主要安置匈奴降众的属国。此外，汉朝经营河西的目的，在于“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将匈奴部众安置在张掖属国，是与“隔绝羌胡”战略背道而驰的。相反，小月氏与匈奴和西羌都有着特殊关系，将其安置在张掖属国，对于彻底隔绝羌胡意义重大；而且，小月氏部落的人口规模，足以构成汉张掖属国的主要部民。[25]后来的卢水胡，就是由这些小月氏部落发展而来的。
三、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卢水胡的发展
如前所述，自汉代以来，卢水胡就频繁活动于以张掖郡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南部地区，“依诸羌居止，……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26]随着东汉羌族起义的发展和羌族部众的大量内迁，包括卢水胡在内的其他部族也出现了向东、南迁徙的态势，武威、湟中和安定、北地一带的卢水胡人正是在此形势下逐步迁移的。魏晋时期，除了凉州卢水胡曾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反叛外，河西（尤其是张掖一带）和湟中地区的卢水胡已很少见诸史籍。史载，黄初二年（221），“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魏文帝以“谋略过人”的张既为凉州刺史，命其可“便宜从事，勿复先请”，全权处理平叛事宜。张既采用声东击西策略，出其不意，大败叛军，“斩首获生以万数”，迅速扭转了河西危局。魏文帝对此非常高兴，称赞“此勋非但破胡，乃永宁河右，使吾长无西顾之念矣。”[27]自此以后，河西卢水胡就基本销声匿迹了，而安定、北地卢水胡的活动则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直到公元五世纪初，以沮渠蒙逊为代表的临松卢水胡人才再度崛起，建立了曾据有整个河西和西域一部的北凉政权。
卢水胡（小月氏）从其保据南山（祁连山）之日起，因人数不多、力量羸弱，不能不受到邻近强大部族——羌族的影响，进而出现了“羌化”倾向。除了前述居于阳关西南的小月氏狼何种被称为“琅何羌”，其首领狼何被称为“羌侯”外，史书中还有很多关于小月氏（卢水胡）的“羌化”记载：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领。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28]
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领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29]
大且渠蒙逊，张掖临松卢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30]
上述材料显示，卢水胡（小月氏）不仅“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而且在部落种号和姓氏称谓等方面也受到羌族的影响。但是，卢水胡在“羌化”的同时，还日益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并呈现出明显的汉化趋势。如沮渠蒙逊家族，虽世代担任大沮渠一职，但汉化程度很深，“累世忠孝，为一方所归”；蒙逊更是“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31]
蒙逊及其子牧犍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种种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卢水胡的汉化水平。如他自称凉州牧之初，鉴于当时战事连绵、社会动荡，“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的状况，下令“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这种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实际上是历代汉族统治者重农思想的反映。蒙逊还注重察纳雅言，匡正过失，礼贤下士，重用儒学之士。不仅令“内外群僚，其各搜扬贤隽，广进刍荛，以匡孤不逮”，还对文人学士待以殊礼、委以重任。如“敦煌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32]蒙逊平定酒泉后，在敦煌名士宋繇室中得书数千卷，非常感慨地说：“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乃拜宋繇为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又以著名学者刘昞为秘书郎，“专管注记。筑陆沉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至于“声著河右”的儒学名士张湛、宗钦，也分别被蒙逊拜为黄门侍郎、兵部尚书和中书郎、世子洗马；[33]对“博通经传”的敦煌“宿读”阚骃，“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加奉车都尉。牧犍待之弥重，拜大行，迁尚书”；[34]蒙逊非常重视严肃朝纲、整顿吏治，他命人制定了朝廷规制，选贤任能，黜陟有序，旨在使各级官员遵从典章，恪尽职守，敢言直谏，忧公忘私。结果，“行之旬日，百僚振肃。”[35]
蒙逊为政期间，还屡有“罪己”和大赦天下之举，这些都体现出其尊奉汉人以德治天下的理念。如其母病重，蒙逊登南景门散钱祈福，并下书云：“太后不豫，涉岁弥增，将刑狱枉滥，众有怨乎？赋役繁重，时不堪乎？群望不絜，神所谴乎？内省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他特别强调“宗庙之灵”和“乾坤之祐”，“上望扫清氛秽，下冀保宁家福”，明显是受汉文化长期熏染的结果。后因久旱不雨，又下书云：“顷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将刑政失中，下有冤狱乎？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书》不云乎：‘百姓有过，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36]将自然灾害与刑罚不中、赋敛繁重相联系，实际是天人感应思想的反映。通过征引儒家典籍，自比“予一人”，既暗示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也极大地增强了文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为了说明自己欲效法“古先哲王”拨乱济时的正义性，而历数秃发傉檀罪状，特别指出其“毒加夷夏”、“害深猃狁”，这种带有浓厚的夷夏之辨和华夷之别的言辞，显然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据的。尤其是在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形势下，蒙逊完全从汉族正统观念出发，不仅向东晋称臣，而且一再强调其先祖对“王室”的忠心与功业：“臣虽被发边徼，才非时隽，谬为河右遗黎推为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宠，虽历夷险，执义不回，倾首朝阳，乃心王室。”[37]
沮渠蒙逊及其后继者不仅有着非常深厚的汉文化修养，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就连西凉从事中郎张显也坦言：“沮渠蒙逊，胡夷之杰，内修政事，外理英贤，攻战之际，身均士卒；百姓怀之，乐为之用。”[38]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卢水胡的整体汉化水平。北凉政权建立之时，卢水胡已不存在完整的部落组织，沮渠蒙逊也不再是部落酋长而成为地方豪强了，故其在继承汉族统治模式和政治制度的同时，还积极提倡汉族封建文化。当然，在军事制度方面，也有明显受北魏和柔然影响的痕迹（如“幢”的设置）。“而柔然又受北魏的影响，北魏又受汉晋以来传统的影响，说明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并不是单一的、直线的，而往往是交叉的、相互的、多方面的，而汉族在各民族相互影响中则居于主导地位。”[39]正由于卢水胡在受到汉族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同时，还吸收了鲜卑和柔然等族的文化因素，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则随之日渐淡化。当439年北凉亡国后，随着部分残余势力退守高昌和三万多户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被迁往平城，分散和削弱了河西卢水胡的势力，促进了其民族共同体的瓦解，继续留居河西的卢水胡人就逐渐与其他部族融合，作为一个独立部族的卢水胡遂不复存在了。
注释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研究”（批准号09YJA770013）和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编号0909-06）及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河西民族史研究”（批准号12087LS）的相关研究成果。
[1]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9-100页；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92-196页；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08-312页；黄盛璋：《杂胡官印考》，《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赵向群等：《卢水胡源起考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一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184-188页。
[2]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收入其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97页；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下）》，收入其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3-135页；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391-394页；齐陈骏、陆庆夫、郭锋：《五凉史略》，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119-120页。
[3] 王宗维：《汉代卢水胡的族名与居地问题》，《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王宗维：《卢水胡和小月氏》，《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王宗维：《汉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路》，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187-202页。
[4] 肖化：《略谈卢水胡的族源》，《西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吴礽骧、余尧：《居延新获建武秦胡册再析》，《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周伟洲：《试论魏晋时与匈奴有关的诸胡》，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70-371页。
[5] 赵永复：《关于卢水胡的族源及迁移》，《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王青赞成卢水胡源于安定卢水说，但认为卢水胡的族源并非义渠而是月氏。说见王青：《也论卢水胡以及月氏胡的居处和族源》，《西北史地》1997年第2期。卢继旻也持卢水在安定说，但又认为卢水胡是《尚书·牧誓》所载与周武王一起推翻殷商的卢方后裔，其活动中心在今平凉崆峒山地区。说见卢继旻：《卢水胡居地与族源再探》，《丝绸之路》2010年第6期。
[6] 李志敏：《赀虏史迹考述》，《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7]《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载：“亲阳侯月氏，以匈奴相降侯，六百八十户，元朔二年十月癸巳封。”此亲阳侯即月氏人，应是降汉后以族名命名者。
[8]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收入其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97页。
[9]《汉书》卷九六《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3875页、3928页。
[10]《晋书》卷一〇三《刘曜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2698页。
[11] 赵永复：《关于卢水胡的族源及迁移》，《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12] 赵永复：《关于卢水胡的族源及迁移》，《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13]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3783页；《资治通鉴》卷二三，汉昭帝元风三年（前78）春正月条作：“属国义渠王射杀犁汙王”，胡三省注云：“义渠王，属国义渠胡之君长。”768页。
[14] 李志敏：《赀虏史迹考述》，《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15]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2880页、2881页。
[16]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9-100页；
[17]《金石索·金索》卷五，95页。转引自黄盛璋：《杂胡官印考》，《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18]《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附窦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810页。
[19]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2899页；陈桥驿：《水经注校释》卷二《河水注》引《十三州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29页。
[20]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99页；
[21] 印文见黄盛璋：《杂胡官印考》，《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22]《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3189页。
[23]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796-797页、805-806页。
[24] 元康三年（前63）羌侯狼何遣使向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但据后将军赵充国所云：“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参阅《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2973页。悬泉汉简有“琅何羌”，见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62页。
[25] 高荣：《汉张掖属国新考》，《敦煌研究》2014年第4期。
[26]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2899页。《后汉书》卷一六《邓训列传》609页作“虽首施两端，汉亦时收其用”。
[27] 《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张既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474-475页。
[28]《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2899页。
[29]《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859页。
[30] 《宋书》卷九八《氐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2412页；《北史》卷九三《僭伪附庸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3082页。
[31]《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3189页。
[32]《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3193页、3195页。
[33] 参阅《魏书》卷五二《宋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1153页；《刘昞传》，1160页；《张湛传》、《宗钦传》，1154页。
[34]《魏书》卷五二《阚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1159页。
[35]《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3193页、3198页。
[36] 《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3196-3198页。
[37] 《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3195页、3197页。
[38]《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恭帝元熙元年（419）五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3728页。
[39]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12-3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