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际上不懂诗学，只是对于旧诗有相当兴趣。但是除了杜诗之外，兴趣不算很浓厚。

我对于唐诗可分两方面说：

第一，我把读诗当作娱乐，这是自幼年时代开始的。因为长兄德明先生略能诗文，家中也有几部诗文选集与专集。我父亲裕荣公务农为生，一个字都不识，但却花了一笔可观的代价换来一部善本《李太白集》，实在难能。这部《李太白集》是刻得非常好的仿宋体。纸色古朴，分装两套，函套外面精绣着龙凤图案，看来非常美观。据说本是合肥一位高宦家（一说李氏）藏书，后归他的管家某氏。某氏嗜鸦片，穷困无资，将此书出让，索价若干石稻谷。我家并非富有，在乡间只算小康，那时年收稻谷不会超过七八十石，听说此书来头大，看了又极美观可爱，所以买下。现在想来，以一个不识字的老农，肯花那样高的代价买一部书，这种胸襟魄力真是令人惊服！

我中学读书时代，寒暑假回家，总不免时时翻阅诗集作消遣，只是伊唔乱唱，并不真懂。后在齐鲁研究所时代，开始对于杜诗发生特别兴趣，暇时经常朗诵杜诗作为消遣。我爱杜诗，是深感杜翁对家庭，对朋友，对社会人群都有一分真挚深厚的感情，而以沉郁雄浑的风格发之于诗篇，对于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深爱其诗。以我的记忆力之差，也能背诵一百多首，往往山林海滨高歌狂吟，似有“意气风发”之概！

我对于古今任何人物，只有钦佩，而无崇拜，只是对于杜翁近乎崇拜，是个例外。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对于社会人群最具自发性影响力的要以文学家为第一（这只是就自然的影响力而言，凭藉政治权势与宗教宣传所发生的影响力，不能算。尤其因政治权势所强迫造成的影响力，只是暂时的，不能长久），就基于此一感受而发。此外我对于王维等人有山林气味的诗篇也很喜欢，这大概与我禀性爱好大自然有关。

第二，我把诗篇当作史料。

唐代诗学发达，文人对于一切事物喜欢以诗篇发之，朋友通讯，更是经常以诗代文，所以一部《全唐诗》寓含的史料极其丰富，研究唐史，这部书无疑为史料宝库之一。我这十几年来写唐代交通问题，引用诗篇作证之处，估计当在一千条以上。就以改订诸文编为《唐代交通图考》的第一篇《两京馆驿》为例，西京长安驿名可考者凡十，其仅见于诗篇者有五松、钟阳、细柳三驿，东都洛阳馆驿名称可考者凡八，其仅见于诗篇者有临都、伊川两驿，彭婆、白沙两馆。又第二篇《长安洛阳道驿程》，全程馆驿名称可考者三十四五，其仅见于诗篇者有阴盘、赤水、盘豆、湖城、嘉祥、临都六驿，福昌、甘棠两馆。再以蓝田武关道驿程验之，全程可考驿名二十有三，其中仅见于诗篇者有蓝溪、仙娥、四皓、青云、阳城、商於、官军、曲河八驿。具见唐诗史料对于我这项工作之重要性；若没有这些史料，相信成果一定大为逊色。

至于杜诗，号称诗史，史料价值更高。例如《秦州杂诗》云“驿道出流沙”（秦州），《东楼》诗云“万里流沙道，西征过此门”，“传声看驿使，送节向河源”。我读此诗始知唐代驿道经过秦州远达西域，后来写成《唐代长安西通凉州两道驿程考》与《唐代凉州西通安西道驿程考》两文，合计十几万字，就是由这两句诗引导出来的！又如《中古时代仇池山区交通网》即以杜翁自秦州入蜀纪行诗为考论中心。又如《唐代三峡水运小记》不过五六千字短文，引杜诗即达十七首之多。余例不能尽引。

又如杜翁《遣怀》诗云：“昔我游宋中（今河南商丘），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今河南开封）亚，剧则贝（今河北清河）魏（今河北大名）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使当时大河南北几个大城市的都市气象活生生的显现在眼前，真是极难得的绝佳史料。

又如杜翁《八哀诗》之《武功苏公源明》诗云：“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兖。读书东岳中，十载考坟典。时下莱芜郭，忍饥浮云巘。负米晚为身，每食脸必泫。夜字照爇薪，垢衣生碧藓。庶以勤苦志，报兹劬劳显。学蔚醇儒姿，文包旧史善。洒落辞幽人，归来潜京辇。射君东堂策，宗匠集精选。”九十个字将当时贫苦青年学子习业山林出而应举的艰难情况，很生动感人的描绘出来。这也是唐代教育史上的绝佳史料。

再如杜翁《即事》诗云：“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已非。”此花门显为唐与回纥疆界上的一座唐人堡垒，可考两国疆界在今居延海北约三百华里处，即在今内外蒙古分界之北约一百四五十华里山岳地带。唐代四疆国界明确指证，并非易事，而这一条所见，却是能确考的几个据点之一，可谓极为难得。如此之类，不胜枚举。十几年前，我曾应新亚书院中文系之邀作一次讲演，题目是“杜诗述史”，说明杜诗有些篇章可作列传看待，此外又列举关涉中央政情与政制、社会生活、地方民风、产业、交通、都市、商业、教育、文化各方面的诗篇数百条，实见杜诗中史料之富。

诗之外，其他各家诗篇也大都有史料价值。尤其讲社会经济史，可利用诗篇之处极多，诸如食衣居行、民族风习、工商行业，无不有诗篇可证；或且为他类史料所绝无踪迹可寻者。此例极多，如论中国史上之国际贸易港口。按《全唐诗》之《张循之集》与《包何集》皆收《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一诗。诗云：“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张为武后时代人，包为天宝进士。晋江口之晋江县有泉州之名始于睿宗景云二年（西元七一一），即一般人所习知之泉州。而此年以前，泉州之名在闽江口之闽县，即后来之福州。若为包诗，是即指晋江之泉州，则泉州在国际贸易上之地位较一般史料所见要提早两百年。若为张诗，是指闽江口之闽县，实后来之福州，亦较其他史料所显示福州在国际贸易上之地位要提早一百五十年以上。故不论是张诗抑为包诗，都是研究唐代商港史的极珍贵史料。不但如此，还有些极珍贵的奇特史料。例如元稹《春分投简阳明洞天作》云：“似木吴儿劲，如花越女姝。”可窥见吴越地区男女体貌。越女姣美，尚别有诗篇或其他史料可证，但显示吴地男子体型，恐怕只有这五个字了。 

我利用唐诗做史料，但研究成果，对于唐诗的解读也有些辅助作用。曾有意编撰一部《唐诗地名考》，对于一般读唐诗的人当甚有用，但为时间精力所限，已不可能做得到了！

我除了考证唐诗地名外，也偶从地名解释诗篇。例如一九七四年我曾写一篇《杜工部和严武军城早秋诗笺证》。杜翁此诗只“秋风嫋嫋动高旌，玉帐分弓射虏营，已收滴博云间戍，欲夺蓬婆雪外城”四句，表面看来甚易了解，但试问滴博、蓬婆各在何处？云间戍、雪外城何所指？严武何以要收滴博云间戍？已收此戍，何以想进一步夺取蓬婆雪外城？杜翁歌颂严武何以特用此两句？乃至“云”“雪”是否只是普通名词用以状城戍之高寒？这一连串问题，前人似都无能作解。本文从历史与地理背景，作深入研究，对于这一连串问题提出明确具体的答案。自信此文发千古之覆，想不为过。

又如我撰《唐代荆襄道与大堤曲》，引用六朝至唐荆襄地区浪漫热情的“西曲”中最具代表性的《襄阳乐》与《大堤曲》诸诗，以见这条路在中古时代之交通盛况，也为此等诗篇提出交通商业背景作解释，可为读中古时代此类源自民间文学诸诗歌者之一助。

近代研究唐史，以“诗”“史”互证，自推陈寅恪先生为最著。陈先生才思高敏，学养深厚，能就“诗”“史”曲折互证，成其新解；我之以“诗”证“史”，只是从浅显处着手，就“诗”的表面意义加以运用，以显现史事之面目。因为注意而较广，可能较陈先生所获为犹多，但就学术境界言，自不如陈先生之深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