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本来应该是纯属事实判断领域的工作。然而，我们这个世界，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场，任何一位研究者都很难将自己完全置身于各种利害关系之外，故此，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工作混淆起来。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面对同样的材料，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往往并不相同，所谓，“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夏代是否信史的研究过程当中，历史学家也概莫例外。这极好地注释了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 

在网络时代，学术研究更是难以保持独立性。民间舆论有的时候会以一种极其不理性的方式介入学者的争论当中。近来许宏孙庆伟等人的讨论，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不正常但由于前面提到原因故而可以解释的是，有的自称“民科”的网民，居然发布声音称，“必须把许宏调离二里头，否则，夏朝得不到实证”。 

价值判断混淆于事实判断，这种做法不仅仅影响到夏代传说可信与否的结论。甚至，这一研究本身的核心就在于研究者的价值观，正如孙庆伟直白告诉大家的：“夏文化问题……争论的核心实际已经演变成为一个认识论的哲学问题，关涉的是考古学者的立场与方法。”此处所谓“方法”，在孙教授那里，其实只是“立场”的附庸甚至点缀而已：“材料的真伪、证据的充足与否，仍属于方法论的表层，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的视域融合和语境释读，与追问考古研究的终极目的关联起来，才能避免考古学沦落为冰冷的技术研究，才能避免失却中国考古学从古史重建到文明阐释的人文关怀底色。”所谓“终极目的”，所谓“人文关怀底色”，直接翻译一下，其实就是夏代是否信史的结论，关涉到的是，研究者是否拥有中华民族感情的问题。或者说，这其中一个方面的意思就是，凡是不将夏代当作信史的学者，就缺乏了这种感情。没有了这种感情，就会让“考古学沦落为冰冷的技术研究”。 

我对这种说法是深不以为然的。我认识许宏多年，一点都不怀疑，许宏的这种感情，并不逊于孙庆伟。我承认，的确是，“考古研究的终极目的”，以及，甚至尤其方法，他们两人或许有所不同。我更是认为，正是在考古学以及广义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与终极目的问题上，持有一种“冰冷”的态度，恰恰能够更为长久地将中国学者这种“人文关怀底色”保持下来。换句话说，只有保持科学方法与目的的冰冷，才能够最终将中国人的自信与自豪保持下去。这其实是一个常识问题，虽然经常还不得不强调一下。一个民族的自信与骄傲，如果不是建立在冰冷的科学研究的坚实结论之上，而是建筑在充满感情的“人文关怀底色”之上，也就是，建筑在以价值偏好引导的事实判断工作得出的结论之上，早晚会被击得粉碎。 

当然，在事实判断的工作当中，要求研究者完全避免价值偏好的介入，确实难以做到。但是，一位好的研究者，又的确应该以此严格要求自己。遗憾的是，我们许多历史学家，从未意识到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历史学要被当作科学，还有许多路可走。 

这篇小文章先不谈这个问题。我们先退一步，讨论一下，是否只有夏史与殷墟及其以后的历史一样成为了信史，“迫使”国际学术界叙述中国的历史必须从夏代论起，中华文明才可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一论短长。的确，中国的学人，心中都有一个情结，那就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如果夏代都不是信史，中国的历史，只能从商代甚至晚商开始，这五千年的文明，一下子缺了一千好几百年。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即便夏代成为信史，如果从二里头算起，中国的历史，也只有三千七八百年。如果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也即夏代建立于2070年算起，这个时间段也不到四千三百年。我这么说的核心意思是，恰恰只有将眼光从以二里头为代表的中原抬起来，才有可能看到，真正的中国五千年甚至更长时段的文明历史。简单来说，只有跳出汉秦战国春秋最早西周中期文字材料逐渐确立下来影响至今的中国历史早期传统之外，我们才会发现，文明的“信史”，在中国，原来还有可能上溯到陶寺、石峁、芦山峁、两城镇、宝墩、石家河与良渚，甚至上溯到最早距今六千年的城头山古城。这些早期中国人生存的地方，包括其中规模巨大的古城，原来都是司马迁所不知道的，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人所不知道的。以现有学术研究尤其考古学研究的进展来看，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还会有更多更早的可以当作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对象的遗址将被发现。 

当然，跳出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中原中心论传统，首先就需要明确一个问题：我们所言中国文明的中国，到底是谁的中国。在司马迁那里，中国当然是华夏族的中国，也就是中心在中原，主人是主要生活在中原的华夏一族。历史眼光所限，即便杰出如司马迁，对此我们也不能苛求。不过，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包括考古学家依旧抱持司马迁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文明传统，实际上未必会给中国添彩。 

现在的中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领土、470万公里领海面积的中国。这个中国，宪法明确说明，“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当然包括中国的文明，是现在与曾经生活在当今这一块国际法承认的伟大中国版图内的伟大的“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明确了这一点，中国学者的价值观，中国学者的“人文关怀”精神与感情，才会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薄今厚古，忘记自己所要探究的中华文明，到底是发生在哪一个范围内的空间。 

对这一点大家或许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不过，说起来容易，要将这种价值观这种“人文关怀”的精神与感情落到实处，落到研究工作当中，落到中国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恐怕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改进。 

很长时间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次出国人员培训会的车上，一位维吾尔族青年学者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说，现在电视上天天喊自己是“炎黄子孙”，你说我是“炎黄子孙”吗？当时她的高鼻子给我的震撼，至今犹然记得。遗憾的是，这种不经意间将华夏族代替中华民族忽略其他许多族群因而并不有利于多族群或者多民族人民国家认同的做法，今天仍旧到处都可以看到。2015年，我在新疆调研，访问一座小学，维吾尔族孩子们正在齐声高唱一首歌颂祖国的歌曲。名字我忘记了，其中印象深刻的是，歌词中代表中国山河的是黄河与泰山。当时我就在想，泰山才有多高多大？为什么不歌唱天山、昆仑山与喜马拉雅山？为什么歌词中没有阴山与呼伦贝尔大草原？泰山是华夏族的圣山，而同属于中华民族的北方诸游牧族群，西南方的藏族等族群，等等，他们心中的圣山，显然与华夏族的未必相同。比如藏族的一座圣山就是华夏族人大多都不知道的冈仁波齐。居住在一个国家的人民，无论其族裔为何，都能够认同这个国家，这是现代所谓民族国家的一个根本标志。中国，中华民族的国家，同样需要居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出身于各个不同族裔的人民，都认同这个国家。要更好地实现这一点，重要的是，不能够仅仅要求个别少数族群认同中国，而是，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或者说由56个不同族裔人民组成的中华民族，要认同自己的每一个族群。中华民族需要认同华夏族这个大的族群，同样，甚至有的时候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认同彝族、侗族、苗族、壮族、羌族、藏族和维吾尔族，需要认同自己所有其他的少数族群。有一位藏族学者说得好，中国的国家认同，必须是一种双向的认同，这样，最终的国家认同，才有可能更好地实现。其实，所谓的族群或者民族，不就是在早期生产力尤其交通方面的限制条件下，在某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长期生活的人群；代表他们的符号，不就是他们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某个地方适应特色的文化吗？实际上，说到底，不同的民族或者族群，他们的祖先最终都有可能追溯到同一个伟大的非洲母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通因而交流必然越来越方便，文化的交流随之交融必然越来越密切，实在太没有必要过分强调限制条件下的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地方特色文化。所谓汉族，所谓华夏族，不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各个不同的族群或者民族慢慢融合而成的一个大的族群吗？强调国家认同，强调中国认同，强调中华民族认同，而不是过分强调各个族群或者地方民族认同，这是当前中国当前中华民族最为根本的利益。每一个中国人，尤其中国学者，无论他族裔为何，都应该将此作为自己最最基本的价值观。中国学者的“人文关怀底色”，包括中国考古学者的“终极目的”，基础都应该建筑于此。故而，探究文明源头的学者尤其需要明确，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仅是华夏族文明的源头，而且是包括过去与现在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各个不同族群或者民族不同的文明的源头，它们汇聚起来，最终才流成我们共同的中华文明这一条大河。以中原为中心的夏代是否信史，二里头是夏人还是商人都城，关涉到的重心是华夏族的历史。我们只有跳出中原中心论，不仅仅看到中原，而且放眼全中国，放眼东北的红山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北方的石峁遗址，东方的两城镇遗址，西南的宝墩遗址，中南的石家河遗址，东南的良渚遗址，等等等等，才能够找到完整的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华文明的源头。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仅是在中原，而且是“满天星斗”地散布在早期中国的许许多多地方。 

最后，我再次强调，学者持有的“人文关怀”精神与感情，应该立足于现实之上，应该帮助学者本人，明确自己的“终极目的”，有助于现实的中国。既然现实的中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那么，建筑在中原中心论基础之上的夏商周三代中国早期单线历史传统，在当代学人的价值观里，就应该更改为，曾经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领土、470万公里领海上的中国各个不同族群人民的早期多线历史传统。我们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究的因而不仅仅是华夏族文明的源头，而且是包括与华夏族共同创造最终汇聚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文明的其他各个族群或者民族文明的源头。并且，尤其是，应该记住，在现有的考古发掘材料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大胆认为，中华文明可以追寻到底的最早源头，不在中原，而在中原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