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中华书局要重印《古诗文要籍叙录》，这部书是当年我和金开诚先生合作的旧著，现在十七八年过去，已经很难找了。回想起当年查找版本、考索文献、写作叙录的种种辛苦，好像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写这部书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时，我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读书，从本科到研究生。现在说起来，古典文献仿佛是一个枯燥的专业，不过，对于一个耽误十年才有机会读书的人来说，这个机会却是很珍贵的，每天在故纸堆里，没有觉得丝毫的辛劳，相反，倒是从已经如烟的往事中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历史隐情，于是乐此不疲。那个时候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很好，我们学生的十个普通借书卡，可以借出十函线装书，即使是到善本部去看书，虽然不能随便借回去，但不管孤本还是抄本，大体上倒也都能让人亲手翻阅。现在恐怕再也没有这样便利的图书条件了，所以，如果让我现在来写这部关于文学古典的书，尽管二十多年后的知识和阅历已经见长，但精力却远不如昔，即使精力依旧，恐怕也不太可能了，因为现在没有那么好的图书条件。记得那时，我每次从图书馆借了几函古书回到宿舍，便在日光灯下，拿了尺子比着，一行一行地读，隔了几天，把这些看完的书还回去，再借若干，日复一日做着同样的事情。
当时，金开诚先生在古典文献专业给本科大学生开一门课，名叫“古代文学要籍介绍”，因为一直没有教材，所以总想编一本给学生参考。我是他指导的研究生，这一设想由他提出，但具体撰写的事情便落在我的头上。原本，金开诚先生有一个简略的讲义，并不很繁琐和复杂，选的书目也不算多，他只是想让我在讲义基础上稍加添补增删，可是，那时我多少有一些心高气傲，不知天高地厚，觉得与其修修补补，不如彻底重做，于是便拟定了一个书目，一一在图书馆按图索骥，从古典成书的经过，到版本的流传系统，从注释体例的好坏，到注释是否准确，从收录是否遗缺，到内容是否有伪，自己把这件事情弄得很复杂。
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不分春夏秋冬，我穿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海附近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的北图分馆之间，也曾经到过北师大图书馆、人大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记得当时我有一个近乎刻板的工作流程，先是翻检图书馆的卡片柜确定现存诸本，查阅大批藏书目录确定曾经流传的版本，借阅最典型和最容易到手的版本来对比，最后抽取若干卷的文字、注释，与可以对勘的各种资料来考察，这些繁琐的工作占去了大半时间。不知为什么，现在记忆中留下的断片，除了夏热冬寒，挤车艰难之外，总有柏林寺图书卡片柜里让人打喷嚏的灰尘，有在北京图书馆对面朝鲜冷面馆门口蹲着吃面的情景，有在黄得发脆的旧书中发现资料的喜悦。
二
这部书选择和叙述的，是古代中国文学史上120种最重要的诗歌和散文的总集（包括选集）、别集和诗文评著作。那个时候，我给自己定的体例是，第一梳理这些文献的成书、刊刻、流传，第二是考察这些总集、别集和诗文评的内容缺佚和真伪，第三是讨论它的选本和注本优劣。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不免要在古书堆里花大量时间反复翻检比对。日复一日地查对、比照、阅读，总是有一些发现，也有一些心得，这些大大小小的心得被写在了这部书里。举几方面的例子：
在关于文学古籍成书的考察方面。如对《全唐文》所据底本的考证，我从清代人的文集和笔记中，证明了清代官修《全唐文》，是因为用了陈邦彦的旧本《唐文》，才能如此速成，这一结论好像至今还被学界引用；又如在对比《文苑英华》《唐诗纪事》以及各种笔记中宋人所引所传《河岳英灵集》佚文中，发现今本《河岳英灵集》应当是殷璠天宝十二载的二次重编本，因此评论、选录、小传，都与天宝四载初编本已经有差异，反映了天宝四载以后的八年间，殷璠以及当时人对诗歌和诗人评价的变化，可是现在人讨论殷璠，却多据后来的传本，而这一点却至今还没有人特别注意。再如考证杜牧最成问题的《续别集》，我曾经引用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序》，《文苑英华》彭叔夏、周必大校勘记和清代《居易录》，指出今天的杜集之所以混入相当多的许浑诗，可能问题就出在宋代所刻的这个《续别集》上，而这个《续别集》由于被收入《全唐诗》，所以才造成了很多麻烦。
在对古籍的对比校勘方面。比如，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韦苏州集》，我在书中曾经指出它虽然屡经补辑，但诸本仍误收了他人的几首诗，但又漏收了《文苑英华》所载的《春雪》《龙潭》《超律禅师同居东斋院》等三首；又如，我曾以《中州集》《元文类》与金元两代各种文集的对校，指出原来以为颇全颇精的《滏水集》《清容居士集》《揭文安公全集》《道园学古录》中，其实有不少文字之误和收录缺遗，这反而证明这两个总集和选集的版本价值。记得当时在撰写各种宋金元别集时，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把一些总集选集以及《永乐大典》、各种笔记、各种类书大体翻检过，所以，常常在讨论传世各种别集时一一对比，因而很多现存别集缺收的遗文逸诗，像范成大《石湖集》、赵秉文《滏水集》、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刘因《静修集》、萨都剌《雁门集》等，我都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这也许对研究这些文学家的人有所助益。
在关于注释的讨论方面。我曾经阅读了相当数量的旧注，也仔细地抽查了一些古人的注释，发现古注也常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是穿凿附会地解释背景，像我在书中指出蒋师钥注释阮籍诗时对历史的穿凿附会，汤汉注陶渊明晋宋易代时的诗歌时的“微旨”，冯浩对李商隐感兴咏怀诗中牛、李党争背景的刻意求索，姚文燮注李贺诗对政治影射的迂曲说解，二是不管具体语境，一律照字面相似引证，因而不能准确解释字义，像书中说到的蒋清翊注王勃《滕王阁序》“渔舟唱晚”四句，姚文燮注李贺《塞下曲》之“席羁”，方世举注韩愈《山石》诗之“荦确”，陈元龙注周邦彦《琐窗寒》之“剪烛西窗”，等等。这些都是用了很仔细的排纂对照的功夫一一发掘出来的例证，也许对于古注的理解会有好处。不过，也许是当年好胜呈强的缘故罢，对于各种注本我都要进行严格的批评，像对著名的赵殿成注王维诗《过卢员外宅看饭僧共题》中的“七圣”之误、王琦注李白诗《思边》中的“西山”之误，王嗣奭注杜甫《绝句》中的“西岭”之误等，多少都要进行一些批评，直到几年以后我自己选注唐诗的时候，爬梳检寻，反复推敲，才知道注释之难，因而也对当年过度苛刻的评价标准有了一些反省和检讨。
可当时总觉得不能人云亦云，总觉得要说一些自家的东西，所以很努力地阅读和发掘。于是，虽然书中也参考也依傍了大量前人的研究，但毕竟也有不少可以算是我自己的发现。比如关于宋代《苕溪渔隐丛话》作者胡仔的生平，就是我自己从各种地方志和笔记中整理出来的，关于清人萨龙光对于萨都剌生平的编年，就是我自己钩稽资料来驳正的。这种发现的惊讶常常有，在对每一种书的细心阅读中，常常会让我产生莫名的错愕，因为有些听上去名气很大的著作，却常常会有常识上的毛病，一些平常不会产生疑问的地方，却在仔细地比对中被看出了错误，而稍稍深入追问，却能发现很多蹊跷。再随便举几个例子，像《全金元词》收录、校勘和小传的疏漏，像新影印本《宋诗别裁集》作者介绍的张冠李戴等，真的让人觉得奇怪。至于在阅读比对中发现古人注释的错误，古籍中的误收和漏收，编纂体例的混乱，更是不胜枚举。这倒让我更加理解，为什么胡适说要“在不疑处有疑”。
三
尽管很久以来，我的兴趣转向了禅宗史、道教史和思想史研究，没有再做这样的文献研究，不过，在读研究生期间，这一次和金开诚先生合作进行古代诗文典籍的考察和研究，却成了我后来做学问很重要的基础之一（另一个重要的基础是读前四史，做中国史学史）。曾有老一辈学者告诉我说，大凡做古代中国学问的人，只要一出手，内行就能看出他的底子，是来自经学的训练，还是来自二十四史，是打了《说文》的基础，还是读透了《四库全书总目》，这就像学写字的人，是打小临的颜真卿，还是自幼学的柳公权，瞒是瞒不住的。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能够看到我当年在诗文集上用的功，但我自己是知道的，我后来做《唐诗选注》也好，做《中国思想史》也好，就得益于这种阅读大量文集的经验，至今，当年为查找资料而收集的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各种目录及其索书号，当年在图书馆里翻书抄录的卡片资料，还时时可以帮助我找到一些不常见的文献，它就好像是潜藏在记忆体里的资源，在激活的时候可以重新浮出水面。
年纪大了，回想起来，发现学古典文献专业还真有它的意义。据说，现在这个当年在北京大学特意设置，在几十年里曾经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专业，现在已经面临危机。也许学生觉得那些故纸堆很枯燥乏味，远不如电视电影来得“爽”，甚至也比不过诗歌小说能够宣泄和轰动，爬梳半天也未必有一点发现，缺乏激情更没有吸引力。确实，就连当年我在这个专业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被临近专业的同学善意地称为“出土文物”，也确实不及他们容易显露天才与展示抱负，一首诗歌就能传遍校园，一篇小说就让人红了半个中国。不过，学问的事情却不能用刺激和感性的方式评价，爽的不一定有用，愉悦和知识是两回事，当年的古典文献专业却不仅有知识，而且还有魅力。就说那时上课的阵容吧，用现在的话说是明星云集，周祖谟先生讲音韵，读到老杜“几回轻泻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时仰面呵呵一笑的情景，至今仍然清晰；阴法鲁先生讲《诗经》，稍稍弯腰、微带口音亲切地讲述，让人想起孔子杏坛讲学；裘锡圭先生那时还是中青年教授，他讲文字学，最让学生感到敬畏的是他的不苟言笑。最是一门叫做“古代文化史常识”的课，至今想来，那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豪华队伍，邓广铭、史树青、侯仁之、刘乃和之外，当然还有本系德高望重的王力。
学知识仿佛牛吃草，有时需要反刍才能真理解，当年想不明白学目录学和目录学史究竟有什么意义，直到自己去翻检古书才知道这门学问让人能够迅速查找资料，直到自己研究学术思想史才觉察目录学是所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门，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当年总觉得学校勘学，真是繁琐餖飣，要到自己去摸那些没有人整理过的简帛文献和线装书，才知道这种比西方“细读”还“细读”的方法，实在是在古典中发现新知的入门手段；当年觉得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枯燥乏味，也是到了阅历较多，才知道那时即使只学得一知半解，如今也不知不觉成为判断学术的本钱。学问的事情，并不像百米赛跑那样瞬间激动人心，倒像是马拉松，要到了后半程，才看出功力的深浅和速度的快慢。
道理并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理解它常常需要时间。直到如今，我自己当了很久的教师，才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常常劝说学生不要先学天马行空似的宏观研究，而让学生去做那些苦功夫和笨功夫，也许有的学生并不很情愿，但我也很苦恼，因为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清楚这样做的原因，因为那只是来自我自己的经验。
常常和朋友谈起，如今的古典文学研究好像越来越不那么让人满意。原来从基本文献中爬梳资料重建古代文学历程的基本传统，好像现在不那么受人敬畏了，本来是入门的文学史教科书加上以嚼饭喂人的文学作品选，却好像成了现成的框架被人们方便地套用。特别是，三两个被翻译的舶来洋词，好像在很堂皇地指导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思路，而貌似新潮的那些汉学家的绕路说禅，原本只是避免古文献释读困难的借口，却仿佛成了金科玉律。最近，我看了一些硕士甚至博士论文，始终搞不明白，既然有这么丰富而生动的古代中国文学世界，为何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内容却如此狭窄而陈旧，好像只有那一亩三分地似的，所有的翻新出奇，似乎都靠着“乘坐概念和名词的纸飞机”，在想象的空中一边翻滚一边俯瞰，觉得这真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于是，更感到这种悬浮在古典文献之上，仅仅凭着教科书和作品选作为指南来寻找课题的风气，实在让人感到悲哀。于是我想，在这样的时候中重提古典文献的意义，也许还不是没有意义。
（本文为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叙录》再版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