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宋代科举史研究比作一座大楼的话，那么，《宋代登科总录》就是这座大楼的坚实地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清廷颁布上谕：“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已行之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遂废罢。科举制废除后一百多年以来，海内外研究科举制论著层出不穷，然而迄今为止，没有编撰过一部断代《宋代登科总录》，即至今未能提供一份比较完整的宋代登科名录及登科人的生平资料，也就是说，连宋代有多少人登科的“家底”都未摸清。《宋代登科总录》的出版为科举史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数据和资料，有了它，就为宋朝三百多年118榜登科人建立了档案库，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

近年出版的《宋代登科总录》（14册，以下简称《总录》），收录了宋代登科者41 040人，总字数1 080万字。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台湾大学王德毅等集体编撰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有6册，所收录宋人为22 000人，是宋代人物资料之集大成者，然其中所收录宋代登科人仅6 000余人，为《总录》所收登科人的七分之一。可以说，本项目所收录的两宋登科人数是目前最多的。又如，目前已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中所收人物最多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共54 500人。而《总录》仅一个朝代所收进士名录就达 41 040 人！可以说，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宋代精英人物数据库。本课题组用了十多年时间和精力构建了这个宋代四万多进士的档案库，可谓盛世修史的一项硕果。《总录》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是宋代精英多元信息库，为多视角研究宋代与宋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大数据

这四万多的进士每个都是经过奋力拼搏登上龙门的社会精英，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要了解和研究宋代政治史、思想史、军事史、教育史、文学史、社会史，他们都是绕不过去的人物。而《宋代登科总录》所收四万余登科人，每人都立一小传，每一小传都有多元信息，如字号、籍贯、三代有无仕宦、登第年、初授官、历官、最高官或最终官、谥号等，并有书证。这无异于为他们建立了可供检索的档案。

《宋代登科总录》储存的多元进士信息的大规模数据，使得有关宋代官僚队伍来源的开放性与流动性、进士的地理分布、科举与地域经济、科举与家族的兴衰、科举与地方文化教育等的多视角研究得以铺开，生发出不同课题。

（二）显示出宋代科举对东亚儒学文化圈形成的积极推动

科举制源于中国，影响至海外，特别是东亚的日本、朝鲜和越南。日本早在公元7—8世纪即仿行中国的科举制度。日本《登科记》云：“神龟五年（725）戊辰，始行进士试。”朝鲜是海外实行科举制时间最长的国家，从 958 年起至 1894 年止，实行了 936 年。宋代科举还吸引高丽王朝的士人赴中国就学、应举。从《总录》进士大数据库中检索出高丽来华应宋代进士举及第的有：金行成，太平兴国二年（977）登第；康戬，太平兴国五年（980）登进士第；崔罕，淳化三年（992）以宾贡登进士第；金成积，一名成绩，咸平元年（998）入宋应举，登科第；康抚民，宾贡进士，景祐元年（1034）诏试舍人院，诗、论及格，特赐同进士出身，附进士榜第五甲。其中，金行成、康戬是在太宗朝入宋国子监就读的，其后登进士第并在宋为官；金成积、康抚民等则在真宗、仁宗朝相继入宋登第、为官。

徽宗政和五年（1115），高丽遣五人入宋赴太学；七年（1117），有金端、权适、权迪、赵奭、甄惟氐五人上舍及第、释褐入仕，其资历与进士同，授予权适为承事郎，赵奭、金端并文林郎，甄惟氐从事郎。自宋太宗朝到徽宗朝，终北宋之世，高丽宾贡进士不绝，一方面说明宋代科举对东亚影响之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正是通过科举搭桥，中国儒学文化得以向东亚辐射。

此外，还有一些宋朝登进士第的士人赴高丽后得到高丽王朝重视，召入朝廷为官，授秘书省校书郎：如陈渭，宋进士，曾任高丽国校书郎；张廷，宋进士，仕于高丽王朝，为秘书校书郎；卢寅，宋进士，入仕高丽王朝，为秘书省校书郎。还有更为特殊的，比如王彬，原为宋朝光州固始县人，徙居福州长乐县，又举家浮海奔新罗，以高丽宾贡入宋朝太学。

以上是《总录》提供的研究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的部分珍贵史料，显示了宋与高丽因科举而进一步加强了人才交流，有力地证明了宋代科举制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

（三）为查阅宋代精英人物提供了便捷检索

《总录》包含四万一千多名进士，书后附有人名笔画索引，以便检索。与纸质出版物同步进行，本课题组已完成可供上网检索的《总录》电子版数据库，读者查检进士名录更为便捷。电子版数据可满足下面两个需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一，能为地方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如要了解要某省、市、县在宋代出过多少进士，有无出过状元，只要一点“籍贯”，就全部呈现。如今全国各地兴起修新方志热，急需一份准确的本省、市、县进士名录及其生平资料，《总录》电子版数据库正好急其所急，供其所需。其二，研究宋代科举史、政治史、文学史、教育史、地方史等或文献整理时，如需要查检宋代某个人物是否进士出身，除可以从《总录》所附索引中查到之外，也可在电子版数据库中查检。《总录》电子版数据库的开发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义。

总之，本课题组历经近二十年“磨”出来的《宋代登科总录》，是一份承继了浙大传统优良学风的实证研究成果，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前人未曾做过的、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的宋代四万多精英的档案库，为文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衷心期待《总录》能为深入推进宋代科举与宋代社会研究助上一臂之力。

作者龚延明，男，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宋史、科举制、职官制度研究。本文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