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头窑址位于温州市永嘉县三江街道龙下村，这里是楠溪江入瓯江口，也是瓯窑的重要分布区，该窑址在唐代瓯窑遗址极具典型性。

为了配合杭(州)温(州)高铁的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永嘉县文物馆对窑址进行了联合发掘，发掘面积950平方米。此次发掘揭露出丰富的作坊遗迹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高质量青瓷器和各种类型的窑具等。

一、瓯窑历史上最为丰富而完整的作坊遗迹

坦头窑址揭露了到目前为止最为丰富而完整的瓯窑作坊遗迹，它主要由窑炉、贮泥池、辘轳坑、釉料缸、窑炉、房子、石砌地面等构成，基本可复原唐代瓯窑的完整制作工艺流程。

窑炉为依山而建的南方传统龙窑，长近40.4米，宽2－2.1米，基本为东西向，保存相当完整，保留了包括窑前操作面、火门、火膛、窑室、窑尾排烟室、多个窑门、窑炉两侧的柱洞与护窑墙以及石砌地面等在内的较完整结构。窑前工作室呈扇形向火门方向倾斜，低于现存地面近1米；火膛低于整个窑室0.3厘米左右，前端呈圆弧形，保留长方形通风口以上的弧形拱顶，结构相当完整，四壁及底部烧结严重；窑壁使用砖坯砌筑，窑室内铺厚达0.1厘米的细砂，砂里插立排列整齐的粗矮喇叭形支烧具；窑门为长方形，用砌坯砌筑，基本与窑底平齐；窑尾排烟室较窄，尾部外凸，呈凸窄长方形，与窑室相连的窑尾墙底端有排烟道；窑炉两侧是宽近2.4－2.5米的护窑墙，用石块砌筑边坎，整体高于周边的地面，在护窑墙上发现了多个柱洞与柱础，排列整齐有序，判定窑炉上方有护窑棚；窑炉两侧地面均用小石块砌筑，平坦坚硬。

其他作坊集中在窑炉的西南角：贮泥池呈圆形，直接在生土上挖坑而成，直径近2.7米，深近0.8米，四壁规整，底部保存大量极其纯净的瓷土，这种挖地而成的深土坑具有极佳保湿功能，是保存瓷土十分理想的方式；辘轳坑呈圆形，中心是一个小圆形轴洞，中圈是圆环形填土，外圈是圆形石砌的护坑石，石砌圈内直径为0.65米、中心轴洞直径为0.1米；釉料缸是深褐色的带釉大缸，外圈以大块的石块砌筑保护。辘轳坑与釉料缸均位于窑头东南的窑棚范围内。此外，在窑头附近的两侧均发现了成组的柱洞，应该是晾坯、修坯、放置原料、柴火等的作坊建筑。

二、唐代瓷窑址考古中首次发现可能与祭祀有关的丰富遗迹

在窑炉的西边发现了可能与祭祀有关的遗迹，它由火烧坑、器物坑、石砌挡墙与石砌地面组成。火烧坑呈圆形，直径近1.75米，深近1米，四壁斜直，外圈以大块的石块砌筑保护，底部因经火烧烤而呈红褐色，且相当坚硬；器物坑位于火烧坑的北边，是一个近椭圆形的小坑，东西宽0.46米、南北长0.62米、现存深约0.2米，内有两件器物，整齐排放，两件器物均为唐代瓯窑的罐，器型略有差异，均为大侈口，短颈、深弧腹，平底，肩部有双系，一件罐上盖有两件唐代瓯窑的宽圈足碗，另外一件罐盖一直筒形瓷质匣钵，明显具有某种仪式功能；火烧坑的上坡方向的是一道石砌挡墙，石块相当地大；再往上是小石块砌筑的地面，坚硬平整。

三、丰富而高质量的唐代瓯窑产品

窑业废品堆积主要位于窑炉前端两侧的下坡低地区，出土器物相当丰富。除各种类型的碗以外，亦有大量的壶、罐、瓶、钵、盆、盒、碟、灯盏、盏、碾轮等。每一种器物通常又有多种不同的造型。

碗主要包括宽圈足与玉璧底两种。宽圈足碗又包括侈口与敞口两种；玉璧底碗包括敞口斜弧腹与近直口深弧腹等。

壶的造型最为丰富。有执壶、侧把壶、凤首壶、扁腹壶等。执壶按腹部区别有最大径在肩部的深斜弧腹壶、有最大径在中部的橄榄腹壶、有最大径在底部的垂腹部；按口分有直口壶、盘口壶、大喇叭口壶；按腹部的装饰分有圆腹壶、瓜棱壶、鱼形壶等。侧把壶有盘口扁腹与直口瘦长腹等。

瓶有盘口瓶、葫芦瓶、敞口瓶等，均为深弧腹，平底。

部分盆的体量极大，侈口外敞，深弧腹，近圜底，粗矮圈足，内有荷叶纹。

钵比较有特色的是折敛口，宽沿上有多道条形纹，深弧腹，矮圈足。

均为青瓷产品，质量上乘：胎质细腻坚致，呈灰白色而十分纯净，几乎不见气孔与黑色斑点等杂质。釉色极佳，以淡青釉为主，玻璃质感强，釉面晶莹，执壶、罐、瓶、钵、盆类大型器物多施满釉。

制法基本为拉坯成型，许多器物的内壁可清晰地看到旋痕。大型器物多分段制作，如垂腹圈足罐的圈足与器腹之间可看到明显的粘结痕。耳、流、把手也是器物制作好以后再拼接而成。器物制作技术成熟，器型规整。

装饰以素面为主，少量有细线划花与褐彩装饰。

细线划花主要位于碗、盆、盏类器物的内底腹，题材主要是对称的四叶荷瓣。一般是器物底部刻划四瓣荷叶组成一个圆形，内腹部相对的位置有一张侧视的荷叶。荷叶的表现方法有两种，一种刻划清晰、线条流畅、造型工整，用粗线条勾出轮廓，用细线表现茎络。另一种则刻划较草，线条均较细而浅，图案不是很清晰。在大型盆的腹部与底部之间间隔以较小的荷叶纹。另外偶见底部刻划侧视的花朵，刻划清晰、线条流畅。

少量器物上有褐彩装饰，主要是壶与罐类器物及壶类器物的盖。壶一般装饰于腹部，多纵向等距三道，多不规则，有的呈近似于山字形、勾形、直条形等，一般从颈部开始，一直到下腹部近底处；也有大块圆斑状的。罐类器物多位于腹部近口沿处，多呈圆形大块斑状。壶类器物盖上的褐彩一般位于盖面上，点彩状，多为五点，其中面上四上等分布、纽上一点。多数彩斑颜色较深，呈深褐色，偶见呈红褐色。

亦有少量的器物做成仿生造型与装饰，如葫芦形瓶、装饰有鱼鳞纹的鱼形瓶等。

此外，在一件匣钵上有“大中十一年”的纪年，由此确定窑址的时代为唐代晚期。

四、唐代窑业管理制度研究上的重要进展

永嘉坦头窑址首次发现了唐代“官作”字样：一件匣钵上发现“余王（或五）监”三个字和一件瓷碗上“官作碗”等多个字样。

带“官作碗”款的标本文字位于一件碗近底的下腹部，共有“罗七官作碗……”等约12个字，其中碗字后面的字多不识。这几个字的意思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解读：

第一种，罗七是个地名。与窑址正西边相对的、相距约800米左右的村庄叫罗溪村，在永嘉当地的言中，罗七与罗溪的读法一致，并且村民日常中有将罗溪简写成罗七的例子。因此罗七应该就是罗溪。

第二种，罗七是个人名。是罗七的官作窑场。

第三种，罗七官是个人名。是罗七官窑场所作的碗。

根据同一窑址出土的余王（或五）监等材料，结合当地的语言与地名等证据，我们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如此推断成立，则对于整个唐代窑业管理制度的理解，具有指向性的意义。

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浙江的制瓷业从夏商时期开始，延及明清，其主流发展过程可以划分成四个大的阶段：先秦时期的原始瓷、汉六朝时期的早期越窑、唐宋时期的越窑、宋元明时期的龙泉窑。这四个发展高峰均与浙江地区政权的出现密切相关：战国时期的越国、三国时期的东吴、五代前后的吴越国以及南宋政权。同时这四个时期烧造的最高质量的青瓷器主要集中出土于当时的都城遗址与高等级的墓葬中，因此各个时期的青瓷应该是当时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象征物。

这些高等级青瓷器的生产，与普通青瓷应该存在着区别。

五代北宋越窑的管理制度，厉祖浩先生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吴越在奄有两浙之初即在上林窑设‘省瓷窑务’，隶属于盐铁发运系统， 不受州县管辖， 配置了完整的官属胥吏系统，显示了上林窑的重要性。‘省瓷窑务’在征税之外，还设立作坊生产瓷器用于上供，这与吴越外事贡献，结好于中原王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显有别于文献记载的五代时曲阳县龙泉镇‘瓷窑商税务’和宋初的介休‘瓷窑税务’等单纯征税的窑务机构。由此引发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如：‘省瓷窑务’所辖‘官坊’的数量多少、工匠的来源、与民间窑户的关系，‘省瓷窑务’征税的方式、在大规模瓷器贸易中所担当的角色、与宋初越州瓷窑务的关系，以及‘省瓷窑务’对越窑发展的整体影响，都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评价”（厉祖浩：《吴越时期“省瓷窑务”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3期）。五代北宋早期吴越窑的这一“官作”制度的推断得到了多个带有“官坊“款的青瓷器的证明。

但是，五代之前的窑业管理制度，目前没有更多的文字方面的材料可供研究。

越窑的中心上林湖地区，诸如后司岙等唐五代的核心窑场中，发现过多个“官”字款，根据墓葬中出土的墓志等资料，基本可以确定后司岙窑场是唐代的贡窑。但其作为官营或私营的性质仍旧是无法判定的，可以是私营窑场的贡窑，也可以是官营的贡窑。

如果坦头窑址“官作”的文字得到证实，则将五代的官作制度可以往前推进到了晚唐时期。并且是在上林湖之外首次发现唐宋时期的官作制度。这对于古代整个窑业管理制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启示意义。

五、坦头窑址发掘的重要价值

坦头窑址是瓯窑的重要窑场。瓯窑是浙江乃至国内的重要窑场之一，也是最早出现在文献中的窑场，晋杜毓在《荈赋》中曾写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东瓯即今永嘉一带。坦头窑址的发掘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首次完整揭露唐代瓯窑窑场：理清了窑场的基本布局、窑炉的完整结构等窑业基本信息。窑场以龙窑炉为中心，主要由作坊遗迹、可能属于祭祀的遗迹以及废品堆积几部分组成。作坊遗迹包括了从贮存瓷土、拉坯、上釉、晾坯到烧成的完整制瓷序列，可以基本完整复原唐代瓯窑的制瓷技艺。

首次在窑址上发现了丰富的可能与祭祀有关的遗迹，包括火烧坑、器物坑、挡墙与石砌地面等。从近现代窑场的活动来看，祭窑神是烧窑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一直以来古代窑场的祭祀活动多限于推测而缺乏实物证据，坦头窑址丰富的作坊遗迹不仅证实了窑场祭祀活动的存在，而且与古代东瓯地区向来以“信巫鬼、重淫祀”闻名于世、近现代的温州地区几乎每个村落均有多个不同的宗教道场这种浓郁的宗教氛围相吻合。

首次较全面地揭露了唐代瓯窑产品的基本面貌与特征：产品种类相当丰富，除碗盘类外，还大量烧造高质量的壶、瓶类器物；胎釉质量上乘，面貌上以浅白的胎体上施以各种彩绘瓷为最具特征，在国内同时期的窑业中独树一帜。

首次在上林湖以外地区发现了用釉封口的瓷质匣钵以及可以与秘色瓷媲美的部分高质量青瓷。

首次在窑址中发现纪年标本，为唐代晚期瓯窑产品确立年代标尺。

首次发现唐代“官作”字样：一件匣钵上发现“余王（或五）监”三个字和一件瓷碗上“官作碗”等多个字样。这对于整个唐代窑业管理制度的理解，具有指向性意义。

原文来源：《中国文物报》2018年1月26日第4版

作    者：郑建明、周圣玉、许洁琼、张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