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中国古文书学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推动中国古文书学深入发展

来 源：《社科院专刊》2017年8月18日总第404期     作者：张凤娜

 为总结近年来出土文书、传世文书整理研究新成果，推动“中国古文书学”研究的深入，8月10—11日，“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史学）：第六届中国古文书学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此次会议是东亚地区古文书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日、韩三国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探讨了古文书的整理规范与研究方法，展开中外古文书对比研究，研讨的内容不仅涉及中国各个断代文书，也涉及韩国文书和日本文书。故宫研究院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王素、日本国立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大津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正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史学科教授郑震英等学者作大会发言。

 王素在发言中主要介绍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殷墟甲骨文的图文整理规范构想。他提出，在整理这批殷商官文书时，除了坚持对保存原貌有利、对反映内容有利、对读者使用有利的出土文献整理宏观三原则，还要尽量提供只有整理者才知道的原物的信息，尽量不越俎代庖去做读者自己应做的工作。只有处理好这些细节问题，才能超越前贤，形成自己的特色。

 大津透以日唐古文书学比较为视角，论述了日本古代文书在官署中的具体处理方式以及唐代文书处理的方式（三判制）。他认为，日本古代国家没有引入唐朝的三判制（或谓案卷系统），而是采取了口头行政的方式，因此，对于文书的处理也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同时，裁决的过程，相较于唐朝官员那种层级分明的责任担当，日本更注重“共知”与“合议”。

 “古文书学与写本文献学等古文献学的重要区别，一是不研究古本典籍，二是重视文书的物质形态以及书式，包括纸张、字体、署名、印章、画押、格式等，而后一点尤其是古文书学区别于其他相似学科的重要特征。”黄正建通过阐述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中签署形式的变化，指出从“署名”到“画指”到“押字”，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为我们展现了近五百年间契约格式的变化。了解这些变化，不仅可以据此断定契约文书的年代，而且使我们知道了契约文书随时代不同而在格式上有所不同。

  荣新江则根据现存敦煌、吐鲁番文书原件特别是他本人整理或观察敦煌、吐鲁番文书原物的感观，介绍了官文书的书写用字、押署、用印、抄目、时限，以及不同事态下的书写等基本情况，提出要从纸张、书法等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古文书的史料价值。

 “韩国古文书中有相当规模是称为‘简札’的资料。简札包含了具体的日常生活（婚丧、疾病、穷困等）或者社会、请托等非常隐私的内容，因此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郑震英通过论述16—19世纪韩国“简札”的存在形态与内容，对古文书和文集中的“书”进行了比较探讨。郑震英认为，简札的数量极其丰富，但目前作为研究资料的利用率却很低，其主要原因在于，古文书形态的简札在被收录于文集中时，经过取舍选择这一编辑过程，简札中所包含的多样、具体的内容被排除在外。因此，探寻简札的史料价值，应该从古文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文集的角度。

 此次会议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形成了若干跨区域、跨断代的研究主题。例如，以汉唐公文碑的格式与功能、唐代王言的流传、唐代告身与日本的位记、元明集成公文书的装叙结构等为中心的公文书专题，以汉魏户籍、元代的纸背户籍及朝鲜户籍为中心的户籍文书专题，以明代鱼鳞图册与韩国近代“量案”为中心的土地册籍专题，以及秦汉时代司法与社会文书专题、明清中国契约专题，等等。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教授塚田孝分享了日本近世村町文书的调查经验，分析了这些史料的特征。日本追手门学院大学教授承志则介绍了满语史料的价值，提出要从古文书学视角出发，建立满语文书转写的新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阿风从“文书与正史”、“契约与明清社会史研究”、“古文书学学科建立”的角度论述了文书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创新与文书史料的发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包括甲骨文、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每一次重大的发现都曾极大地推动了相关断代史研究的进步。而这些新发现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能够从这些资料中发现大量的公私文书，这些公私文书一方面充实并修正了正史的记载，另一方面为认识正史以外的古代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敦煌学研究中心、徽学研究中心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文书学研究”课题组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