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认为，二十世纪新的学术研究方法之一，就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方旧籍互相补正”。所谓“异族之故书”，即是指域外汉籍。近些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拓展，域外所藏汉籍的引入与整理工作越来越受重视。域外汉籍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与域外汉籍相关的文化出版项目也逐渐增多。

     韩国是域外汉籍的重要集存地区。这些古籍通常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其中“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献与中国古代历史相关，应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资料来源。近年来，已有学者从韩国古代文集中整理出蒙元史、明史的资料，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予以出版，极大地丰富了相关历史时段的研究资料，其重要价值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为其它时段（包括秦汉）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创造了条件。

     2008年，我在韩国奎章阁访问交流期间，对韩国所藏古代典籍中秦汉史资料的存在情况，已经做过初步考察。根据考察，韩国所藏古代典籍中的秦汉史资料数量可观，学术价值也不容忽视。2010年10月22日至2011年1月17日，我受韩国研究财团资助，再次来到韩国，在国立庆北大学校人文大学史学科尹在硕教授的指导下，对“韩国古代文献中的秦汉史资料”项目展开研究。在为期三个月的项目研究过程中，拜访了成均馆大学金庆浩教授、淑明女子大学任仲爀教授、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李相灿教授、高丽大学金珍佑教授等学者，参观考察了以上教授所在学校图书馆古书室，比较全面地了解到韩国典藏古代文献中秦汉史资料的数量、特点与分布情况，形成了本研究报告。但是由于语言、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仍然有一些数据未得睹见。在韩国期间，无论是科研方面还是生活方面，都得到尹在硕教授的指导关照；尹教授的高足李瑾华博士也屡屡悉心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一、秦汉史基本史籍

《北史·高丽传》记载，高丽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旧唐书‧东夷‧高丽传》记载，高句丽人“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阳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与《后汉书》、《三国志》等，是记录秦汉历史的正史典籍。可见早在唐代以前，这些史籍已经在韩半岛流播。

　　诸史之中，又以《史记》最受重视。《史记》传入古代韩半岛的具体时间，目前尚属未知，有学者推断大约不晚于东晋时期（317－420），即韩半岛的高句丽时期。到了朝鲜世宗年间（1425），朝廷铸字刊印《史记》，颁赠文臣。到了16 世纪末17 世纪初，崔岦编纂的《汉史列传抄》刊行，1612 年车天辂删订的《史纂抄选》与《史纂全选》刊行以后，凌稚隆校点的《史记评林》与《增订史记纂》以及撰者不明的《史汉一统》陆续刊出。到18 世纪末19世纪初又发行《史记英选》。^[1]目前所见基本史籍包括：

　　《史记评林》。［汉］司马迁着，［明］凌稚隆编校。庆北大学藏本130卷33册。四周双边，半郭 22.7×15.7 cm, 有界, 10行19字, 上下内向二瓣花纹鱼尾 。全书35.2×21.6 cm。木版本，刊年不详。

《史记英选》。朝鲜正祖20年（1796年）编定。奎章阁藏通行本为6卷3册，丁酉活字，全书36.2 x23.5cm。四周单边，半叶匡郭25 x17.2cm，10行18字，注双行，版心上花纹鱼尾。正式书名为《御定史记英选》。　　

《史选》。抄本，3册（天、地、人），28.2 x19.2，作者、年代均不详，被列为国立中央图书馆古贵本。内容选抄自《史记》。“天”：《货殖传》、《东方朔传》《霍光传》、《金日磾传》。“地”：《始皇本纪》、《项羽本纪》，最后一页为《襄阳歌》。“人”：《自序列传》、《游侠传》、《伯夷传》、《子贡传》、《老子传》、《孟尝君传》、《平原君传》、《信陵君传》、《春申君传》。文后间有双行按语，或释或论。如《项羽本纪》标题下注：“《项羽本纪》尤见笔力”。“项梁尝有栎阳逮”下注“有罪为所逮录。”

　　《史汉一统》。编者未详，刊年未详。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13册，四周单边, 半郭 20.0 x 16.0 cm。界线，10行17字, 注双行。 内向二叶花纹鱼尾。全书30.3 x 19.0 cm。此书前为《史记选》，后为《汉书选》

　　《汉书》。［汉］班固着。尊经阁藏本为朝鲜中宗-明宗年间（1488－1567）刊行， 78卷 42册。金属活字本(初铸甲寅字混入补字)，四周双边，半郭 25x 17cm，有界，10行 20字，注双行，全书33.5 x 21.7cm。

　　《汉书纂》。［汉］班固着，［明］凌稚隆编定。奎章阁藏本为肃宗年间（1674-1720)刊行，8卷 8册，全书34.6×22.6cm，四周双边, 半叶匡郭:24.8×17.2cm, 10行 18字注双行。版心上下细花纹鱼尾。印记：豊山洪万恢汝廓印。

    《汉书列传选》。［朝鲜］正祖20年（1796年）编。奎章阁藏本1册（86张），丁酉活字。全书34.5 x22.5 cm。四周单边，半叶匡郭24.7 x17，10行18字。版心大黑口，上花纹鱼尾。

   《汉书传抄》。（奎章阁4214），［朝鲜］安璋编，明宗21年（1566）刊行，2卷2册。木版。33.1 x 21.2 cm，四周单边，半叶匡郭：22 x 16.8 cm，有界,10行17字。版心上下黑口，上下黑鱼尾。印记“侍讲院”、“帝室图书之章”。

《汉史列传抄》。［朝鲜］崔岦编，刊年未详。分甲、乙、乙二、丙4册，木版，四周双边 半郭 24.6 x 16.2 cm, 10行18字 注双行, 上三叶花纹, 下黑鱼尾;32.8 x 20.1 cm。现藏国立中央图书馆。系汉、朝文字皆有。

此外，《古今歷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中亦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该书原著者为［元］曾先之、［明］余进，后在朝鲜刊行。成均馆大学尊经阁藏本为正祖9(1785)刊，8卷 7册，匡郭：四周单边，半郭24.8 x 17.1cm，有界，10行 18字，上二叶花纹鱼尾，全书 24.8x 23.0cm。

又《三礼类备》。写本，作者不详。1册。无界， 16行40字， 注双行， 无鱼尾。27.3 x 20.9 cm。后附《汉书抄》，内容为班固《汉书》之《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具体内容有删节，属摘抄。

又《读史详节》。［朝鲜］安鼎福着，写本，不分卷16册，2.8 x 14.8 cm，其中第五至六册为汉史，东汉之后为“季汉”，即尊刘备蜀汉政权为正统，一并归入汉史。

二、重要研究文献

《经史注解》。写本，著者不详。一册。四周单边 ，半郭 25.0 x 17.2 cm, 有界, 10行28字，注双行, 下上向二叶花纹鱼尾，33.5 x 22.2 cm。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为《周礼考工记》注解；中编为司马迁《史记》之《伯夷传》、《货殖传》；下编为班固《汉书》之《赵皇后传》、应劭《汉官仪》之《汉官马第伯封禅仪记》，后附韩愈《曹成王碑》。注解内容较细（此处有删节）。

《读史随笔》。李敏求（1589－1670）着。奎章阁本为8卷4册，木版，29.8 x 17.7 cm，四周双边，半叶匡郭， 19.2 x 12.9 cm，有界， 10行20字 ，版心上下花纹鱼尾。刊年不详。奎本以“元”、“亨”、“利”、“贞”分册，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本则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分册。全书八卷，计1073条。秦汉史主要集中在前二卷中。

全书以历史时序为纲，以同类事件相挂（此处有删节）；该书亦有考证史实者（此处有删节）；书中多有发见之语（此处有删节）；有的评价至为允当，（此处有删节）；作者咀嚼史华，不厌其精（此处有删节）；总体而言，该书称得上是相关史籍中的上乘之作。

《西皋读史札记》。骊江出版社，1985年8月发行，作者李翊九（1838－1912），字能伯，别号西皋散人。全书分十卷，秦汉史论目分布于前三卷中，主要是以儒家观念来点评史实，其中不乏精彩之处，（此处有删节）。　　

《芝峰类说》。朝鲜学者李晬光（1563－1628年）着，共二十卷，其中卷六《经书部二•诸史》多关乎《史记》、《汉书》。对史籍旧注等前人陈说，往往质疑并提出新解（此处有删节）。

　　 以上四书之外，尚可参者包括：

《先儒史评》，编者未详，年纪未详，2册，写本，30.5 x 20.3 cm，印：延城李氏征奎而章。

《两京手圈》，编者未详，年纪未详。2册，写本，36.6 x 23.2 cm，四周单边，半叶匡郭：24.4 x 17.3 cm，有界,10行20字。版心上花纹鱼尾。印记“弘斋”、“万机之暇”。内容目次：第1；史记手圈，第2；汉书手圈，第3；后汉书手圈。

《全史铨评》，编者未详，正祖朝。18册（零本），写本，29.86x 18.4 cm，四周双边，半叶匡郭21.4 x 13.5 cm，有界，10行21字 ，版心上下花纹鱼尾。印记“帝室图书之章”、“经书？？”、“尊经阁”、“贰极之章”（此处有删节）。

三、散见史论

韩国古籍中有大量以历史人物、事件、现象为题材而形成的文论，前后相踵，蔚为大观。研究中国二十四史在古代韩半岛的流播与影响，绝对不能忽略这部分材料。林锺旭教授将《韩国文集丛刊》中所见文论搜集成册，其中不乏与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秦汉史相关者，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笔者据之制成下表（此处有删节）。

　　古代韩半岛儒学兴盛，古籍充栋，依据《韩国文集所载“论”作品集》所成上表所列，也仅仅是秦汉史料部分而已（此处有删节）。通过上表，可见其文论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题材内容广泛，但是其中不乏众论集中的“热点”史实。汉初名臣张良、萧何、韩信等响来是为史家与政论家与关注的“历史公众人物”，韩国古籍中围绕他们形成的文论，数量相当可观，这从列表中一目了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范增、鲁二生、直不疑、徐庶等“二线人物”的文论也不在少数，这种现象非常值得关注。

    其二，以儒家价值观为标尺来衡量点评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价值判断多于事实判断。李洱《李陵论》开篇即说：“人之所欲，莫甚于生；所恶，莫甚于死。又有甚于生死者，则义而已。苟为义之所在，则虽舍生不避也；苟非义之所在，则虽取天下不为也。……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今日叛君而明日尽忠，终不得为节士；今日失行而明日守祀，终不得为贞妇”。由此推演，“功之成败至轻，义之所在至重”，故李陵兵败降之举乃一大败笔，不值得同情。范增、鲁二生、直不疑、徐庶等“二线人物”受到关注，原因即在于他们的历史行迹与儒家价值观之间存在着某种独特的联系。

其三，文论以推事明理为基范式，考证内容基本阙如。虽如此，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令人叹服者。如李奎报《韩信传驳》论曰：“信之罪已不足容诛，然高祖不能无非，而班固之笔有不公焉。夫君有疑臣之心，则伏而待诛礼也。因其疑而有叛君之心，人臣之罪，莫甚于斯。韩信是已，固已不容诛矣。然信之罪，本高祖养而成之也。何以言之？人有谗信叛，高祖卽信而患焉，是不明也。夫谗言有疑似不明者，有立可断者。信当刘、项相拒时，以国士无双之才鹰瞵虎视。当此时，与楚则汉危，与汉则楚危，楚汉安危，在一信手，而信卒与汉，与平天下为功臣。当时已有蒯通说信鼎足天下，信不忍背汉，谢不用其计。夫势有可为，其不反如此，岂于天下为一家之日，以区区一淮阴欲拒大汉耶？是立可断者。苟不能明断而患其叛逆，则以万乘之国讨之，岂不胜一淮阴，而乃以伪游云梦而擒之耶？呜呼！以天下之主用诈计绐一臣，柰天下万邦何？械至洛阳，遂赦之者，以无罪也。如知其无罪，宜不夺其王，因以弭其怨可也。反降以为侯，以此激其意，是谓蹈睡虎尾令寤者也。信由是怨汉，且疑其卒必见诛，故不得已而谋叛。此非高祖养而成之者耶？吾故曰高祖不能无非也。班固之赞曰：信徼一时之权变，用诈力成功，见疑强大，卒谋叛逆，终于灭亡。其所谓见疑谋逆就亡，信然矣。所谓诈力成功者，未知其何指耶？信为汉王，破强楚，虏魏王，禽夏说，击龙且，皆用奇计。指此而言耶？此奇也非诈也。兵贵无常，时或用奇计，非信之奇计，高祖亦不应有天下。果谓之诈。则高祖用诈力之臣，而得天下亦非正也。所谓诈计者，若高祖之伪游云梦，萧何之绐信谒吕后者几乎矣。班固不以贬者，岂以圣君贤相而讳之耶？其所谓徼一时之权变，则萧何、曹参、张良皆是，何独信哉？吾故曰班固之笔有不公也。”此一驳议以理推史，逻辑严密，读来确有“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

以上报告所列古籍，大体反映了中国秦汉正史在古代韩半岛的传播情况，以及该区域学者对中国秦汉历史的认知和研究水平。以上资料，散布于韩国各地不同的古籍收藏机构，又散见于各个文集之中，总体而言比较零碎，不易引起学界关注。建议对韩国典藏古代文献中秦汉史资料进行收集并整理，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争取影印出版，为秦汉史研究提供新资料。

2011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