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日本的战国秦汉史研究

杨振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00732)编译

2013年鹤间和幸《秦帝国的形成与地域》(汲古书院)、马彪《秦帝国的领土经营》(京大学术出版会)等有关秦的专著相继出版，标志着秦研究已经独立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特别是，鹤间的专著从出土史料、传世文献、传承、实地调查等多角度进行了论述，反映了近年来的一个潮流。此外，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乐制与国家》(文理阁)是首次对乐制进行详细论述的专著。而小林岳的《后汉书刘昭注李贤注研究》(汲古书院)，浅野裕一、小泽贤二的《浙江大〈左传〉真伪考》(同上)，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史料研究的重要性。正如《史记》研究的发展所示，特别是对于利用传世文献深化研究，目前已到了必须考察史料形成背景的阶段。随着这些专著的出版，标志着出土史料研究、礼制研究、史料研究等，已达到近年特别是一些研究取得进展领域的高峰。

正如鹤间著作所指出，现在的战国秦汉史研究都在进行着以下两个方面的大结构研究：（1）秦始皇的“统一”不过是疆域的“统一”，战国以来传统的地域性依然残存；（2）有汉一代在不断重复试行错误的过程中，进行着其内部的调整。去年集中出现的妙论都与此有关。

首先，关于与（1）有关的地域史领域的楚，小寺敦《地域、文化概念上的楚的形成》（渡边义浩编《中国新出资料学的发展》，同）指出，春秋时期对楚有归属感的只是出身于作为邑制国家的楚的统治阶层，与此相对，战国时期其疆域扩大，直至长江下游流域，才形成地理、文化概念上的“楚”。进而认为，清华简《楚居》等文献对于强化其归属意识起了重要作用。对汉文化有影响的楚文化实态的解明，以及对和秦郡县制不同的楚国疆域统治的发展、特质的解明，在近年来以此为目标的潮流中，有着重要意义。《楚居》被认为是楚人整理、编纂自身传承，以其历史地理认识为基础，记述楚国的历史地理、扩张过程的文献，谷口满《清华简楚居的发现与楚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与文化》49）也是基于这一认识的论文。

此外，与（2）有关的论文，滨川荣《人们为什么接受徙民？》（鹤间和幸、葛剑雄编著《东亚海文明的历史与环境》，东方书店），列举西汉关中徙民时百姓接受徙民的理由是与匈奴、西域的交易之利，认为利用徙民打通了水路网，使得关中与东方平原间的文化出现融合和平均化。该文是综观西汉“统一”进展的好文。此外，从制度层面探讨“统一”进展的研究还有渡边英幸《秦汉交替期民、夷的归属与编制》（爱知教大《历史研究》59），分析秦汉时期归属的其他国民的编制过程，指出在保持其社会组织的同时，又和被包摄的其他民族不同。此问题也与从郡国制到实质上的郡县制这一国制的变化密切相关。纸屋正和发表的两篇论文①《西汉初期的诸侯王国与父老、豪杰层》（《川胜守·贤亮博士古稀纪念东方学论集》，同论集刊行会编，汲古书院，下文略称为《东方学论集》）、②《西汉时期的郡国制与税役制度》（《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37），从统治的角度论述了采用郡国制的理由。①认为郡国制是保障关东父老、豪族阶层的既有习惯、权益，在体制上所采取的妥协政策；②指出王朝为了减轻关东的负担，获得支持，认可了诸侯王的徭役征发权。认为其后提出了基于整个国家均衡考虑的政策，转向实质上的郡县制。关于处于政策转变时期的武帝朝，大栉敦弘《使者越过的“边界”》（《东洋史研究》72-1）指出，关中虽然依然以统治东方地区的姿态存在，但在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众多问题的混乱状态下，向统一国家体制的形成发展。认为在这一视角下武帝是一个面临国家难题并基本上予以解决的成功皇帝。冨田健之《西汉武帝时期政治制度史序说》（《东方学论集》）也持此观点。

政治史  佐佐木研太《围绕〈战国策·韩策〉所见“质子”的解释》（《史潮》新73）提出，战国时期的“质子”在“派出”和“接收”方双方都是将其作为后嗣看待的，为了避免其他国家的干涉拥立他人，“派出”一方会采取自主派遣的方策，由此寻找各国共通的认识。与这一时期“国际”秩序的实际状况相关，饶有趣味。关于赵国，柿沼阳平《战国赵武灵王的各项改革》（《日本秦汉史研究》13）认为，胡服骑射等各项改革的结果是，控制了北方势力，与燕、山西、洛阳三个经济圈连接，成长为大国。下田诚《青铜兵器铭文所见战国赵惠文王时期的机构改革》（《中国出土资料研究》17）指出，赵官制的调整完备、统属、监督体制的强化是在惠文王时期进行的。

和2012年一样，有很多秦末方面的成果。柴田昇发表了三篇论文：①《〈史记·项羽本纪〉考》（《爱知江南短期大学纪要》42）；②《项羽政权的建立》（静冈大《人文论集》63-1）；③《刘邦集团的成长过程》（《海南史学》51）。①认为《史记》为了描绘最终被打败的项羽，对刘邦进行了对照描写；②考察了项羽集团的成长过程，项羽从分封十八王开始树立自立为王的目标，破坏了战国以来七雄并立体制；③认为反秦联合军解体后，不存在占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汉开始飞跃发展。还论述了对西汉前半期的认识，期待其续编。针对松岛隆真《围绕“刘邦集团”与“郡国制”的问题》（《中国史学》23）中谈到的西汉初期体制，佐佐木仁志《“义帝约”考》（《集刊东洋学》109）主张，在对楚战略上，以义帝约为渊源的汉的异姓诸侯王分封是“无义帝的义帝体制”。在论述与战国的连续性、划时代性基础上，寻求进一步深化对这一时期的研究。

东汉方面，平松明日香《东汉时期的太后临朝及其身边势力》（《东洋史研究》72-2），在安帝时期以降的以皇帝嫡母为中心的太后临朝体制的发展、崩溃中，扑捉宦官、外戚的动向。

制度史  首先，与官僚制有关，关于国家意志决定的论文有两篇。福井重雅《盐铁会议与〈盐铁论〉》（《日本秦汉史研究》13）指出，《盐铁论》是以草稿“案文”为基础的“议文”为底本，同时采纳当事者的证言进行撰述的。也言及“议”的内容。侯旭东（佐佐木正治译）《从东汉〈乙瑛碑〉中卒史的增设看政务处理》（藤田胜久编《东亚资料学和情报传递》，汲古书院）指出作为政策发端的臣民建议的重要性。人事制度方面，中本圭亮《东汉顺帝时期的人事制度改革》（《集刊东洋学》108），认为辟召制的确立是在顺帝时期，和孝廉改革一起，可以看出收回三公、尚书人事权的动向。地方官制方面，植松慎悟《围绕对汉代州牧与刺史的认识》（《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41）认为，从《白虎通》强调州牧监察官的一面，可知东汉时期它和为行政官的刺史性质不同。秋川光彦《西汉后半期诸侯王国的性质》（《东方学论集》），分析了西汉后半期诸侯王国作为地方统治机构的一面，认为它已成为隔绝豪族等地域社会各种势力与国家统治的缓冲。藤田高夫《蜀的学堂》（《关西大学文学论集》62-4），认为成都新出汉碑是表彰维持郡国学的地方官的实例。鹰取祐司《里耶秦简所见秦人的存在形态》（《探索资料学的方法》12）指出存在担任县工作的徒隶、戍卒。佐佐木正治《汉代铁制农具的生产与流通》（《东亚的资料学和情报传递》，分析了蜀郡铭文铁制农具的流通，论及铁官、乡官。

其次是法制。有关汉唐间变化的论文有两篇。冨谷至《从汉律到唐律》（《东方学报》京都88）认为，汉代明显的征文主义在唐代已经不见，律和礼合为一体，变为和经书同等规格的非实用性的法典。佐藤达郎《东汉末的弓矢乱射时间与应劭的刑罚议论》（《关西学院史学》40）认为，应劭的议论中对刑罚的关注和礼的重视，成为魏晋时期两者关系深化的契机。关于秦的连坐，石冈浩《秦的连坐制与“与盗同法”“与同罪”》（《亚洲文化研究所研究年报》47）认为是以被要求内部告发者为对象的。椎名一雄《秦汉时期的告与劾》（《三康文化研究所年报》44）认为，劾仅以管辖内的犯罪为对象，武帝时期以降，以所有事件为对象的告的重要性提高。

军制方面，宫宅洁编《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综合研究》有几篇。宫宅洁《秦的战役史与远征军的构成》指出，秦远征军是以“优先服军役者”为核心，但在统一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非常态征发。佐藤达郎《汉代的仪礼与军事》认为，即使仪仗兵也参加地方的仪礼，其礼仪具有确认长官与兵卒间拟制的君臣关系的意义。

社会、习俗  社会方面，上野祥史《汉代北方的地域社会与交通》（《东亚的资料学与情报传递》），通过县城的选址条件、墓葬，解明了汉代北方地域社会的样貌。指出，西汉时期处于与异民族交界的前线地带的河套平原，中央政府的介入是他律性的，其背后的大同盆地是以当地集团为基础的自律性地域社会，东汉时或许是因与上述地域社会的构成原理相对应，前者大大缩小，但连接其地域社会的网络、中央与地域社会间的关系仍然延续下来。是一篇在方法论上有新意的好文章。此外，佐原康夫《战国诸子的士论与汉初社会》（《东洋史研究》71-4），论述了战国至汉初下层社会形成的私义的范畴。永田拓治《〈荀氏家传〉的编纂》（大阪教大《历史研究》50）认为，东汉末至魏晋的家传编撰的流行是因为个人的事迹对家族产生了影响。

习俗方面，关于岳麓秦简《占梦书》，森和《秦人的梦》（《日本秦汉史研究》13）认为，它是实用指南，总论和各个占辞之间的乖离是专门性理论与实用之间产生的差异。汤浅邦弘《岳麓秦简〈占梦书〉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研究集刊》57），将《占梦书》定位为介于《周礼》所见古代梦观和敦煌本《新集周公解梦书》之间，与《日书》也有共通性，但是其他系统形成和发展的。《日书》方面，有工藤元男的两篇：①《〈日书〉的史料性质》（《中国新出资料学的发展》）；②《具注历的渊源》（《东洋史研究》72-2）。①以《日书》之型在武帝时期以降解体为背景，指出构成日书的数术的分化；②推测“视察日”经过特殊化，成为具注历渊源的“视日”，作为官吏的公务手记账被活用为“质日”等，是将中央制作的历谱在基层组织发挥功能而专门重新编集的，其背景是官僚制、郡县制的发达。而武田时昌《力推天时地利的兵法》（《中国思想史研究》34），分析了《尉缭子》、《淮南子·兵略训》、张家山汉简《盖庐》的占术理论，指出其与日书、数术书有类缘关系。与此相关，铃木达明《西汉初期黄老流行的再探讨》（《东方学》126）主张，西汉初期的黄老思想因接受了以兵法、数术等各种现实的技术为基础的思想，是其流行的原因，此文引人瞩目。数术方面，小仓圣《马王堆帛书〈刑德篇〉“刑德大游”一考察》（《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58-4），将《刑德篇》和《淮南子·天文训》进行比较，指出后者可能是将刑德运行的多样方式进行了统一。大野裕司《中国古代的神煞》（《中国哲学》40），分析了数术书的神格，认为战国秦汉时期以随顺天道为特征的天人关系浸透到官吏、庶民。占梦书、日书、数术是与思想史也有关系的难题，但也与各地区的地域性、各地域文化的融合问题相关连，对于探究秦汉“统一”的实态、发展也是重要的课题。

环境、开发、水利  在《东亚海文明的历史与环境》中，有数篇有关成为东亚海域文明形成、交流基础的环境方面的论文。长谷川顺二《利用遥感数据复原西汉时期黄河古道》指出，西汉后半期黄河决坏多发的原因是西汉初期的河道变更。青木俊介《汉代东亚海文明的萌芽和邗沟的功能》认为，通过经春秋吴修缮的江南、淮北的河川交通网的交流，汉代时扩大到辽东、朝鲜半岛。菅野惠美《黄河下游流域交通与图像的流通》从水陆交通角度，聚焦于黄河下游流域地区，指出自然环境对图像选择的影响。大川裕子《钱塘江逆流与秦汉时期的江南》探讨了东汉鉴湖的水利功能。村松弘一《从坞看东亚海文明与水利技术》指出汉唐间的坞中有作为水利设施的，它与韩国的水利设施坞也有关系。此外，原宗子《古代中国对树木认识的变迁》（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63）主张，由于战国时期的为政者圈占森林，导致民众接触树木的机会减少，失去了其神秘性。

文化史  首先，思想史方面，池田知久《儒教的国教化与〈淮南子〉》（堀池信夫等编《激烈冲突与调和》，《知识的欧亚大陆》3，明治书院）主张，《淮南子》是为了向西汉王朝提供一个超越时空限制的帝国，以道家为中心来统一各家思想为目的而编纂的，儒教国教化在其刺激下尝试从儒家角度统一各种思想，其集大成是以《易》为中心的《汉书·艺文志》。把儒教国家化放在战国末期开始的各种思想的统一中加以定位，是一篇宏观性论述。论述春秋学中用语方面的，出版了岩本宪司的《春秋学用语集续编》（汲古书院），而木村亮太《〈春秋谷梁传〉的敬》（《中国思想史研究》34）认为，与祭祀有关的《谷梁传》的“敬”反映了与礼结合的强化。佐川？子《刘歆〈世经〉中的王朝更替》（《国学院杂志》114-9）指出了肯定放伐等刘歆思想的特殊性。正如作者所述，刘歆和王莽的关系值得关注。渡边义浩《扬雄的剧秦美新”与赋的正统化》（《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52），认为“剧秦美新”作为赞美国家正统性的“文学”，赋予其权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儒教也被“文学”吸收。把利用出土史料的研究与传世文献所见的思想进行比较，探索其渊源和发展，正如谷中信一《新时代的疑古和释古》（《中国新出资料学的发展》）所指出，应当把思想看成是各年代特有的思想累积形成的，以读取各个层次形成的背景这样的视角为基础来进行。末水高康《〈孟子〉与〈五行〉》（《中国思想史研究》34）认为，《孟子》只部分吸纳郭店楚简《五行》观念的原因，是《孟子》的“不动心”。汤浅邦弘《先秦兵学的发展》（《中国新出资料学的发展》）主张战国后半期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是密切联系发展起来的。同氏《上博楚简〈举治王天下〉的古圣王传承》（《中国研究集刊》56），实证了现古圣王传承被完善以前存在着多样类型。金城未来《上博楚简〈成王既邦〉的思想特质》（同上57），分析了《成王既邦》的周公旦形象等，认为是战国中期的著作。

其次，文学史方面。小笠原裕美《楚辞中的古传承一考察》（《国学院中国学会报》58），把《离骚》《天问》两篇中对尧等的评价不同的原因归于屈原心性的差异。铃木崇义《张衡“二京赋”小考》（同上）指出，《西京赋》批判当时的腐败之都，《东京赋》描绘了理想社会的存在方式，希望以此抑制对物质丰富的追求。

最后是美术史。平势隆郎《关野贞的龟趺研究补遗》（《东方学论集》）探讨了四神表现与宇宙观变迁的关系，认为东汉时期出现了与带有龟趺的支撑大地的玄武像。塚田良道《墓中的宴饮和出游》（同上），探讨了东汉晚期的壁画样式被高句丽壁画和日本的埴轮所继承。此外，关于镜，冈村秀典《汉三国西晋时期的纪年镜》（《东方学报》京都88）论述了图像、铭文的系谱。对纪年、铭文宣扬治世这一政治功效的讨论很有意义。

正史  本领域和以往一样，以分析其来源史料、构成为中心，但与此同时，去年引人注目的是也有论述统治者意向对其内容和构成产生影响的论文。关于《史记》，李开元（藤田侑子译）《〈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结构》（《探索资料学的方法》12）附加三篇没有原型的三篇文章，分析今本《秦始皇本纪》的形成过程。大泽直人《〈史记·乐毅列传》与〈田单列传〉的史料性质》（《立命馆史学》34），认为乐毅、田单两列传的记事是将有关两人性格和典型事迹的故事进行选择、排列。《汉书》《后汉书》方面，榎本淳一编《古代中国、日本的学术和统治》（同成社）中有数篇。塚本刚《围绕班固的“国史改作”和〈汉书〉成书的问题》认为，构成《汉书》框架的学说与汉公认的正统观相一致，班固是把刘歆将汉正统化的史书《汉书》进行重新编辑。小林岳《唐宋时期〈后汉书〉的合缀和合刻》主张，将刘昭《集注后汉》志部与范晔《后汉书》合缀在一起，并得到公认，是从避李贤忌讳开始到宋代以降。柿沼阳平《围绕〈汉书〉的读书行为和读者共同体》指出了历代《汉书》注释者的问题设定和附注特点。小林春树《〈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董仲舒形象》认为，近年来被描绘为儒教国家化功勋的《汉书》董仲舒形象在本传中和《史记》是同工异曲，而且不仅如此，该传有目的地引用了《史记》中没有的长文，详述其思想，他认为成帝是“亡国之君”，这是为了起到支撑《五行志》主张的作用。同氏《〈汉书·五行志〉中董仲舒的作用》（《东洋研究》187）也持此观点。此外，深川真树《董仲舒“贤良对策”的可信性》（《东洋学报》95-1），认为《汉书·董仲舒传》的对策是其被人所作。为了克服史料的偏差，追求真实的时代面貌，寻求对这一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简牍学  土口史记《中国古代文书行政制度》（《中国史学》23）如所介绍的那样，专门针对文书传递、处理进行了讨论，而且是针对藤田胜久《秦帝国与里耶秦简》（《探索资料学的方法》12）把里耶秦简看作是考察秦帝国整个地方社会实态的重要资料进行讨论的。同氏《里耶秦简所见秦代郡县的文书传递》（《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34）认为县是文书的集中汇总单位，郡是文书传递的管辖单位；同氏《里耶秦简与出土资料学》（《中国新出资料学的发展》）主张，秦的情报传递、处理方法在汉代边郡中也可以见到，已经形成全国共同的规则。畑野吉则《里耶秦简的邮书记录与文书传递》（《探索资料学的方法》12）分析邮书记录，指出与居延、敦煌等汉简间的共通性。鹰取祐司《汉代的居延、建水地区的文书传送》（《立命馆东洋史学》36），搞清楚了在邮、驿的邮行方式，县、置的县次方式，亭的亭行方式所进行的文书传送方式中，各文书是以哪种方式传送的。今后，期待通过藤田、畑野的讨论和之间的联系，将全国规模的文书传递也纳入视野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以文书形态为基础的研究，角谷常子《里耶秦简中的单独简》（《奈良史学》30）认为，在文书行政的草创期，情报的集中实际上大多采用单独简。高村武幸《秦汉时期的牍》（三重大《人文论集》30），推测简便的书写材料——牍作为公文书使用在西汉后半期以降开始减少。此外，大西克也《秦的文字统一》（《中国新出资料学的发展》）指出秦汉的文字统一伴随着秦本国的文字改革。福田晋之《汉简〈仓颉篇〉研究》（同上）认为，汉代对《仓颉篇》分章的改编是为了提高广泛的学习者的教学效率。

正如藤田胜久《中国简牍的文书、记录与情报传递》（《东亚的资料学与情报传递》、藤田高夫《东亚木简学的视角》（《东亚文化交流研究》6）所指出的，今后应当追求将各国木简进行比较，进行综合的、多角度的分析。

如上所述，去年也取得了众多成果。虽然在形式上略有陈腐的感觉，但在方法论、问题意识的多样化方面仍有进步。正如以出土史料为中心的西汉史和以文献史料为中心的东汉史，其研究方法、视角有所不同所反映的那样，对两汉的研究也存在乖离。今后学科间、国际性研究会越来越兴盛，与此相伴，要求“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发言的机会也应当会随之增多。那时，为了提出有意义的提案，也要求追求共通且独自的方法论、问题意识。虽然是有难度的课题，但最先着手的目标应当是出土史料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