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中国20世纪史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1世纪，在学术多元化发展、史学研究日益繁荣的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指导地位，毫无疑问具有更加强烈而深远的意。2010年至2011年上半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状况与成就，有以下四个方面突出的进展和体现：

 

一、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史学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和根本依据。2010年至2011年，史学界着重于探寻唯物史观在中国发展的理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溯源导流，在中国早期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认知、阐释和运用，以及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理论旨趣与现实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对如何把握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王贵仁考察了20世纪早期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时的演变，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因素与学术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阐释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原典有很大差异，与当代中国学者的唯物史观也大不相同。他强调指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单纯的理论复制，而是有一个选择、理解和不断阐释的过程。最初，中国学者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的历史观”，带有明显的机械决定论倾向。从1920年代起，中国学者的唯物史观阐释逐渐进入实践阶段，由初期的原理介绍、方法应用，推进到具体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活动之中。1922年中共“二大”把唯物史观社会改造思想具体化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唯物史观的关于“社会改造”思想理论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在20年代中期，“阶级斗争”的阐释成为唯物史观阐释的中心，阶级分析的方法与经济分析的方法结合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的社会分析工具[1]。

张立波从早期唯物史观传播者顾兆熊、凌霜、李大钊、胡汉民、费觉天等人对唯物史观观点和立场提出的批评或辩护入手，认识到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处于自由思想与争论的氛围之中。当时人们对唯物史观的批评，一开始就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1921年以后，虽然对唯物史观的批评依然存在，但在一定范围内，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已经成为确定无疑的真理。“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也需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才能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2]。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探讨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旨趣与现实取向，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是应和时代的需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始终是翻译、传播、介绍、研究的重心所在。在面向现实的各种论战中，唯物史观迅速和进化论划清界限，和唯心史观划清界限，和机械唯物论划清界限，它不无粗糙但却新鲜生动，创造性地引导了中国社会的走向[3]。

黄修卓对李达的唯物史观进行总结，认为李达融实践、批判、创造于一体，以唯物史观为缘起研究“吾党哲学的根据”，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考察“中国目前的出路”，以唯物史观为依据“改造社会科学”，为唯物史观普遍原理“化”成适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4]。李维武分析了李达对唯物史观的多向度开展，认为他由历史观进而涉及政治哲学、本体论、历史学、经济学、法理学等不同领域,赋予了唯物史观以诸多的形态与丰富的内涵,为唯物史观的传播、阐释和中国化做了开拓性的工作。[5]

曹守亮、曹小文探讨了唯物史观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相互影响，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初期的史学界掀起了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在接受和学习唯物史观的背景下，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就许多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一些史学理论问题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摆脱以往对唯物史观的机械、教条主义理解，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20世纪90年代，在纷繁复杂的思潮中，为了厘清人们思想中的困惑和误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更为自觉的反省和深入的研究，提升了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水平；21世纪以来，中国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不断进取，在既有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术增长点。这主要表现为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创新、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等方面[6]。

对于如何把握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刊出了系列文章。庞卓恒认为：“面对着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新时期和它提出的一系列的新问题，我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深入解读唯物史观的科学涵义的历史性任务。当我们带着这些新问题对唯物史观进行认真的再认识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唯物史观的许多科学涵义以前被忽略了。一旦我们把那些被忽略的科学涵义解读出来，就会发现，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但没有被“证伪”，反而在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得到了新的、更加充分的证实。”[7]

吴英认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把握从开始就出现歧见。“中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解读同样是曲折发展的。有的论者把唯物史观简单地理解为一种阶级斗争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推动着生产关系、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由此导致社会经济形态的不断更替。这种解读，一时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指导理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洗礼，史学界在拨乱反正中曾就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大规模的争论，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问题、社会形态问题等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但是，就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解，尚未能回归到马恩的原意上来。”[8]王旭东认为，“中文新译本的这一次改进很重要”，“这无疑提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入探讨，应当注重加强对经典作家论著的文本研究。”[9]董欣洁认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面临着在国际史学界如何进行自身定位的突出问题，“由于史学是文化中的文化，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能否在与西方世界史研究体系的交流碰撞中实现自身的话语权，能否在当代中国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过程中做出应有的贡献”。[10]

 

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产生与发展的总结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与中国的社会革命密切相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学紧密相连，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学术内涵和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而发展起来。史学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产生与发展的总结，主要体现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奠基人李大钊史学成就的探讨和对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物白寿彝、刘大年等人史学成就的论述中。

李大钊在历史理论方面的建树，对“五四”以后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有着深刻的影响，讲究理论修养，注重社会史研究，注重社会经济变动的历史阐释，成为中国新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逐渐形成的一大传统，也构成其与其他历史学派较量的一大优势。邹兆辰认为，李大钊对“历史”的定义有两个形成过程，他曾经思考过诸多国内外历史学者对于历史的定义，但在接受了唯物史观以后，他才真正明确了“历史”的概念。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史学要论》，在此书中，李大钊提出了“历史”的完整的定义，标志着他的史学思想已经走向成熟。[11]欧阳哲生认为，李大钊“常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的历史观无疑对承接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有不可低估的启示，为这一学派在社会史方面的开拓，展示了大有可为的广阔前景[12]。杨艳秋认为，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李大钊在他的一系列史学理论著述中，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深入探讨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任务、作用等历史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并从理论上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关于历史的定义，李大钊区分了历史与历史记录，论述了历史与社会的关系，区分了“实在的事实”与“历史的事实”，揭示了史家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关于历史学，他纠正了中国史学界以为历史记录就是历史学研究对象的错误，构建了一个“最广义”的历史学系统，在历史本体论、史学认识论等方面构建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石。^[13]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立与成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现代史学发展要求，批判性继承传统史家修养论，对史家修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徐国利、李庆祥从传统史学的才、学、识、德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总结，认为，在史才方面，他们着重论述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治史方法和撰述的技艺问题；关于史学，主要论述了专与通，拓展知识的途径，掌握外语的重要性问题；关于史识，主要阐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学习和运用的态度与方法问题；关于史德，他们倡导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学术的民主作风，提倡谦虚谨慎和勇于学术创新的品质。[14]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不同的时段受到了不同的评价，并屡遭学术评价意义之外的争议与非难，不仅影响到了对郭沫若学术及其学品的看法，而且使《十批判书》在众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张越认为，对郭沫若《十批判书》的不同评价，与《十批判书》本身的特点，与不同的学术、时代背景以及评论者的学术语境、所持观点和评论者所关注的重点均不无关系。因《十批判书》所反映出的郭沫若史学在不同时段被学界的认同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多重因素，既是导致时人不同评价的内在原因，也是今人研究时所必须谨慎面对的。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一个事实，《十批判书》的学术成就和不足也是一个事实。我们既不应因其贡献和成就而讳言其缺点和不足，也不应因其存在缺点和不足，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十批判书》如此，对郭沫若的其他著作如此，对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其他著作也是如此。[15]

何刚认为，郭沫若同孤军社的交往及论战，对他由文艺转向政治，接触学习并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的郭沫若关注中国社会，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用“新国家主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初步运用到对中国社会及革命道路的认识和探索中去。这种理解和运用既包含有合理正确的判断与认识，也难免存在着宽泛和不准确之处。[16]

范文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林国华认为这具体体现在他“第一史官”的角色地位；贯彻阶级斗争理论、创立全新通史体系；具有民族色彩的治史风格；倡导历史主义思想等方面。深入探究范文澜史学思想，对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发展与特质有着重要的意义。[17]陈其泰指出，范文澜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判者，经过半个世纪的检验，证明范文澜所留下的规模宏大的史学著作和他出色的理论成果，的确是一笔珍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予以高度的重视。而《中国通史简编》则是第一部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而撰成的通史著作，因而具有更不寻常的意义。[18]瞿林东认为，范文澜史学风格具有突出的特点，这就是：鲜明的“通史家风”，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自觉意识，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使命感，质朴平实的文风，以及虚怀若谷、积极进取的高贵品质和自强精神。[19]吴海兰认为，范文澜学术道路的转变在其经学研究方面有明显的轨迹可寻。他早期受陈汉章黄侃、刘师培等学者影响，治学“追踪乾嘉老辈”，经学研究呈现出典型的古文经风格；抗战前后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列理论，并运用马列主义对中国古代的经学进行了首创性的批判总结，由此从一名正统派经学家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20]

白寿彝和刘大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范国强认为，白寿彝先生的历史观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原则与基础之上的，而白寿彝先生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实现学术研究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从而能够把史学“经世”的优秀传统推进到现代意义的高度，并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功用观。[21]

20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注意思考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史学创新的问题。他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史学创新；在继承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实现史学创新；主张充分挖掘利用新史料，密切联系实际开辟新的史学学术领域；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关注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局面的问题；鼓励青年学子以创新的姿态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扬光大。[22]在改革开放新的时代条件下，他结合自己的学术实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化问题进行了多维度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见解，他强调科学的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又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思想体系，要通过百家争鸣阐扬真理；主张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民族化，历史研究要事实与理论并重。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现实的学术特点作了新的阐发,倡导将学术性和现实性放在科学的基础上统一起来[23]。刘大年的这些探索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推进史学创新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延安知识群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本年度发表的文章中也对此颇为关注。张正光认为，延安时期，一大批史学工作者汇集延安。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毛泽东的史学思想为指导，坚持史学研究为抗战现实服务的原则，确立了史学研究的方向。延安史学工作者的活动及理论成果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24]王海军认为，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该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历史贡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等，这对于当代我们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25]

 

 

三、运用唯物史观的重要史学问题研究

 

1历史文化认同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近几年来，关于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历史文化认同的问题，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一大热点。《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历史学理论栏目”刊发了一系列文章，在历史文化认同传统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历史文化认同观念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关系、历史文化认同传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讨论。这对于深入认识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传统及其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瞿林东对研究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研究历史文化认同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总结。强调指出，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是中华民族之民族认同的历史基础和思想基础，也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深入研究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民族自信、民族自尊、民族自强的伟大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启示和激励的作用。这是从一个重要方面向世界昭示，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深入研究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突出的现实意义[26]。

易宁认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的历史认同观念是分不开。他分析了《尚书》中对历史之“同”及历史连续性的认识，认为这种历史观念在《尚书》的《周书》中已经表现出来。他认为，中国古代建立在人文基础之上的历史认同观念所蕴含的异中见同以及从变化中把握相对不变真理的思维特点滥觞于周人的历史思维之中[27]。

汪高鑫认为，汉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着封建皇朝大一统政治的建立与巩固、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同时，以汉民族为中心、少数民族起着互动作用的民族一体性也得到了加强。在政治、思想大一统和民族一体性背景下，汉代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明显有加强，具体表现在对于治统、思想、民族和地理的认同意识上。即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连续性问题、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成长过程中思想传承、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的观念方面的观念和认识[28]。

向燕南认为，五代至鸦片战争前，虽然北方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然而各少数民族均普遍认同汉族的历史文化。在此长达近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构成各民族之间关系的主旋律。历史文化认同，对于五代以降至鸦片战争前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来说，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29]。

陈其泰指出，在鸦片战争前后民族危机的紧迫时刻，龚自珍、魏源对公羊学说的改造、发展，回应了时代的要求，批判专制，倡导改革，并首先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19世纪末，康有为进一步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升平世）———民主共和（太平世）”的新“三世说”，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进步的公羊学说与有识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相激荡，对晚清历史文化认同产生了巨大推进。这说明作为长时间以来，古代哲学遗产春秋公羊学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30]。

张越考察晚清以来的边疆史地和近代历史与民族史撰述中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发展、民族交流与民族融合、多民族的统一、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疆域问题的各种观念，认为，近代历史研究重视探讨以汉族为主体，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强调民族文化认同是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的重要基础[31]。

舒习龙、吴广伟还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色，探讨了辽代民族融合与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史撰述中的历史文化认同，前者认为，双轨制政治文化机制是辽代民族融合的特色。辽代民族交融历史特色的形成与辽代契丹居民与汉族居民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辽代史学则是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载体[32]。后者清理了魏晋北朝的民族史撰述，认为历史文化认同是民族史撰述的重要特征[33]。

2．民族融合、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深层原因是学术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乔治忠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寻找答案，他认为民族融合的关键因素在于文化的认同，而传统史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发达的组成部分。从先秦到汉代，华夏文化中系统的礼制伦理文化和“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核心。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史学凸现为民族融合的先导和最稳定因素，这源于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竞相仿从汉族政权的官方记史、修史体制，从而导致历史观、史学意识的文化认同，以及祖先血脉的认同，构成持久的民族凝聚力。隋唐以后直至清朝，传统史学始终发挥着这种凝聚力量。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学引导了历史。传统史学在中国古代，始终成为各民族文化认同的系统性、稳定性因素^[34]。

总结伟大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漫长征途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当前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陈其泰对这一课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他指出了黑格尔阐释“民族精神内涵”的得与失，认为黑格尔阐释“民族精神”是一国文化所具有的普遍原则等项，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但他却夸大“民族精神”为万能的。他论述了20世纪民族危难时刻中国学者有关论述的宝贵价值，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对“民族精神”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特质的集中体现，是推动民族创造和发展的力量源泉，民族精神是历史的产物，它随着几千年民族文化传统的发展而得以形成和提升，民族精神应当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并能产生广泛影响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强调对民族精神与民族性二者进行区分[35]。他还对民族精神的功能进行了阐发，概括来说，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国家的兴旺强盛具有三项极为重要的功能：（1）精神支柱的功能；（2）凝聚力量的功能；（3）教育激励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必定能够在未来和平发展的道路上谱写出新的壮丽诗篇[36]。

 

3、社会史论战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谢保成从学术史的视野出发，对社会史论战做了一个通盘梳理和考察。他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苏联党内两种政见影响到中国，形成自陶希圣、郭沫若始到以《读书杂志》为主战场的论战。论战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主要在以下两大方面：经过社会史论战，唯物史观被广泛接受，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队伍形成，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思想，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建筑”通往未来的“铁路”铺下坚实的路基。社会史论战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在这方面以陶希圣等“食货派”为其中“一支重要力量”的代表。但与此同时，盲目引进外来观念，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普遍现象，值得深思。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才是研究社会史和经济史的正确的、科学的路向。而缺乏联系的支离研究、公式主义的空泛论争，都将可能使研究误入歧途。[37]

陈峰的三篇文章集中讨论了社会史论战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他认为，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正式启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开辟出两种经济史路向：一种是直接源自论战、以理论为主导、以宏观通论为特征的经济史；一种是扭转论战方向、以史料为基石、以专题研究为主要方式的经济史。第一种路向使经济史后来居上、地位迅速攀升；第二种路向真正使经济史研究步入正轨。中国经济史研究驶入专业化轨道而日益发达，终于附庸蔚为大国，实由食货派导其先路。在论战时期，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已经形成。此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超越了传统的食货之学，呈现出“社会经济史”的形态，不同于单纯的社会史或经济史，而是一种具有总体视野或通史眼光的经济史。[38]在《理论与材料：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成就及困惑》一文中，陈峰认为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是理论与材料之冲突的首次集中爆发。论战学者高度重视理论方法，但由于唯科学主义的笼罩，唯物史观被误读为经济决定论，并深陷西欧中心论的误区。其积极意义是改变了人们对理论的轻视态度，提升了中国史学的素质。论战学者在上古史和经济史两个领域进行史料开掘，从而超越疑古派和考古派之上。但论战一直处于理论与材料的张力之中。论战高潮过后，《食货》半月刊集中反思了二者的关系，终于找到一个平衡点。[39]他还以社会史论战为中心，讨论了学术发展与外部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发生于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一直徘徊于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论战具有强烈的现实诉求，目的在于解答"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论战学者力图用唯物史观来说明中国历史的全程，突破了把历史学降格为史料学的局限，使人们重新认识到理论解释的必要性。论战关注“通”与“变”，钟情于长时段历史。这种做派与当时的主流学风背道而驰。同时，这也导致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压迫性力量，还是一种生产性力量。它能够从外部为学术发展提供动力机制，起到刺激学术生长的作用。意识形态化具有双重作用，既引发了种种问题，同时也为历史学出现转向创造了契机。[40]

黄修卓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探讨了1920—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重要影响。他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这场论战在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情依据、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形成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基本范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对于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形成了一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得以成立的主体条件；再次，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即从生产力、经济基础、社会存在等客观物质条件出发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中国历史发展基本脉络。[41]

王毅以1930年代国社党机关刊物《再生》杂志中心，剖析《再生》对此次论战的解读与评判，试图展现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另一种图景。30年代，国社党机关刊物《再生》对社会史论战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疏离到自觉参与的变化过程。其从方法论、学理等角度对论战展开了批判，首先，《再生》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与否定；其次，《再生》对社会史论战的政治色彩提出了严厉的批判；第三，从学理方而检视此论战，这是《再生》言论的重点。在对社会史论战中各派的意见进行评析后，《再生》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历史分期及农村社会认识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作者以牟宗三相关的论述进行了讨论、剖析。《再生》对社会史论战的诸多问题作出了解答，这些解答是出于宣传与阐释自己救国理论的需要。从总体上观之，《再生》对于论战的认识及提出的经济发展方案出现了颇多失误，其错在于没有真正把握唯物史观的精髓，甚至怀疑唯物史观之于中国社会分析的意义，虽然在论述中不自觉地拿起了唯物史观这一工具，但是因为对此缺乏深刻的理解，结论因此也产生了错误，自然其救国主张不能挽救中国。[42]

何刚从学术史的脉络来观照80多年来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研究取向。他认为，80年来，对它的叙述前后大致存在着两种取向： 一是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场斗争，过多地强调这场论战的政治和革命意义；二是从“学术视野”的角度进行“重新审视”，随着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一场论战，更多地探讨论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希望寻回其背后本身所包含的学术意义。在这80年的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叙述过程中，“革命”和“学术”成为了学界的两种主要解读视野，而且，二者在时间上大抵是前后相继的。这一研究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国现代史学从简单的“革命”叙述，逐渐发展到研究视野日益多元，还原研究对象丰富立体的历史面相的可贵进步。[43]

 

4、社会形态与古史分期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曾经就历史发展阶段性问题展开过两次大的讨论：一次是1980年代初，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而引发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是五阶段还是六阶段的讨论；另一次是19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而引发的关于人类历史进程是“三形态”依次更替还是“五形态”依次更替的讨论。这两次讨论有一个共同点：主张“六阶段说”或“三形态说”的学者都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重新进行解释，“六阶段说”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依据，很快就消声敛迹。“三形态说”却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为依据，颇受人们的关注，甚至被视为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新发展、对“传统的五形态说”的新突破。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实质问题，尤其是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学说的基本理论——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的实质问题，卢钟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辨析。通过对“五形态说”发展过程的细致考察，他认为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研究贯串于他一生的理论创造活动全过程，倾注了他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事实告诉我们：“五形态说”不仅是马克的思想，而且是构成马克思全部思想学说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问题的目的在于：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人类历史进程的基本走向，证明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过程及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必须指出，马克思的“五形态说”是着眼于世界历史的全局，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总进程的角度提出来的，而不是根据某个民族或国家的局部历史立论的。因此，它丝毫不排除局部历史的发展因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可能出现的“越次”情况。承认五种社会形态的“越次”更替不仅不与其“依次”更替相矛盾，反而更显示其历史必然性。对于“三形态”说，作者认为，其所根据的理论基础虽然一方面是以“人的精神自由度作为基准”，但这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生产方式的性质。总而言之，“三形态说”相对于“五形态说”虽然都属于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历史层面反映了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观点，但是，由于两说的理论根据不同，因此，不能互相取代，更不能用“三形态说”取代“五形态说”，因为这种“取代说”缺乏理论依据；相反，“三形态说”最后仍必须以“五形态说”的理论根据为依归。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坚持历史发展阶段的“五形态说”，而把“三形态说”作为“五形态说”的补充。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态度[44]。

“亚细亚生产方式” 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理论概念内涵的理解，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原始社会说、奴隶社会说、东方奴隶社会说或早期奴隶社会说、东方封建社会说等，可称为“五形态”体系内之说；独特形态说、东方专制主义说或贡纳制说、前资本主义说或混合形态说等，可称为“五形态”体系外之说。卢钟锋试图通过转换研究视角，重启对于这一历史问题的探讨：一是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重新考察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理论概念的历史前提和思想内涵；二是从原始所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的角度重新探讨东西方历史的发展道路；三是从原始共同体生存方式与中国原始聚落形态演变相结合的角度重新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作者认为“五形态”体系内说的“原始社会说”，更切合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史的实际。亚细亚的原始所有制以及由此构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西方都曾经历过的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中国原始聚落共同体所有制，是“亚细亚的所有制”的最古老形式之一。从中国原始聚落形态的角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更切合马克思关于生存方式决定文明起源路径的思想，也印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原始社会说”[45]。

牛方玉在《价值预设与历史决定论的困境——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理论反思》一文中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言，“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特别是中国必定顺序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观念是作为信念而存在着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信念-观念结构，在这种信念-观念结构中，历史可以证明和决定未来及其价值取向，同样，未来及其价值取向可以回溯和还原历史，历史与未来、历史与价值完全是同一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不过是这一信念-观念结构的表达形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说明社会主义选择的正确性和必然性，需要论证中国历史同样（同西欧或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相比较）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萌芽）几个发展阶段，而当社会主义获得了一定经验基础之后，人们更加坚信中国古代必定经历了那几个发展阶段，尽管在具体结论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由此，历史获得了抽象的信念性质。这篇文章通过分析这一信念-观念结构的形成过程揭示了其误区所在。作者指出，在历史决定论的观念中，未来的去向就隐含在过去的历史之中，或者说，未来是由过去决定的。论证了过去，即意味着默默地论证了未来，从而获得了关于未来价值取向的正当性及坚定信念。在这种观念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注定要经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失却一环，未来社会的大厦就会坍塌；与此相对应，把守中国社会史进化的每一个环节，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觉坚持的一份责任。走不出历史决定论的观念，他们就无法、也不能放弃这种努力。这就是古史分期预设的价值底蕴与历史决定论观念的冲突，这就是古史分期问题难以逾越的困境和障碍。[46]

高钟认为，中国社会史的分期问题争论了近九十年而未有定论，其关键在于划地为牢、樊笼自限:理论和方法局限于直线进化的"五段史"论。实际上人类发展史中很少有这种直线"五段史"的实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樊篱，扬弃外来的"五段史论"，用中国自有的语言符号、自有的史料去铨释中国历史，则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符合中国历史的全新的结论:中国社会实是一个道统、王统、族统三维共构的社会，它经历了先秦的萌发期、秦汉到隋唐的磨合期、宋元明清的成熟期，而1840年至今则是转型期。三维共构是中国社会的构建特性，四期发展则是其基本的分期。[47]

《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是日本京都学派代表学者谷川道雄与《“封建”考论》作者冯天瑜之间的一次学术对话记录。《“封建”考论》所引起的学术争论，展现出学界对“封建”名实问题及社会形态学说的不同理解。谷川道雄与冯天瑜就此展开对话，取得相近的认识，他们以为，将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教条主义产物，不能谓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斯大林规定的“五形态”说出发，是论析中国前近代社会性质的健康起点；尊重马克思的封建观，恢复其本来面目，是正确对待马克思历史学说的首要前提，不应将马克思尖锐批评的泛化封建观强加到马克思头上。对“封建”概念的阐释和运用，应取古今演绎、东西涵化的正途。在精准概念与真确史实的相互观照中，显现中国前近代社会的非封建性及其与西欧、日本前近代社会的封建性之间的差异。关于秦汉至明清的中国社会形态，冯天瑜强调“名辨”的重要性，在考论“封建”基础上，以“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的历史分期命名标准，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层而做了分析，（一）经济上，是上地可以自由转让的地主经济；（二）政治上，是专制帝制下的官僚制度；（三）社会构造上，是宗法制。二者“三位一体”，总名之为“宗法专制地主社会”；此一时代则称以“皇权时代”。[48]

李红岩在《如何科学认识近年来的“封建”论争》中认为，近20年来，抛弃“封建”概念的思潮影响到中国，其基本态势在于否定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不过，否定者的几乎所有“新见解”，均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些“新见解”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社会生活的深处”开掘，而是由“社会生活的深处”退回到“政治形式的外表”。然而，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往关于封建的整个观念乃至理论系统（以封建地主制理论为核心），恰恰是逐渐突破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的结果。说到底，封建问题的指向，是社会形态，是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就封建而言，也应该承认，没有任何两个地方的封建一模一样。这一点，即使局限于西欧内部也不能例外，更别说遥远的中国。所以，没有人会说中国存在着与西欧一模一样的封建。但是，这并不妨碍对“封建”作一般性的抽象。这种一般性的抽象，是人类社会统一性的必然反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既对封建作一般性的抽象一一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历史哲学，又细致入微地照顾到了封建的特定形式一一所以他们将封建区分为不同的类型。[49]

杨东晨认为，从20 世纪30 年代马列主义中国历史学创立以来的“古史分期”讨论，主流和成就是主要的。尽管社会转型期出现各种思潮、各种史学观点是正常的，但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必须坚持，近百年的马列主义中国历史学成果应当继承，代代史学家亦应受到充分尊重和肯定。我们今日对“封建”与“封建社会”的学术问题讨论，应是总结、继承前人成果，吸取其教训，充实、补充以往之不足，进一步完善马列主义中国历史学体系[50]。

曹守亮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的“比附说”、“欧洲中心论说”进行了梳理和辨析，又从纵向、横向两个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理论基础。作者认为，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当然应当进行反省，但因其而轻易、草率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积极意义和作用则是不足取的。把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当做是对由“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过渡的论证显然是批评者对整个学术史的重大误解；将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看成是对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注释，则透析出批评者对这段学术史缺乏深入的考察；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实质上则是机械理解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所致，受到了“去社会形态化”思潮的影响；否定论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典型的“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实际上则是以历史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否定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元即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起的决定作用；批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过多关注了生产关系忽略了生产力的观点则没有辩证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51]。

 

 

四、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探索

随着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全面实施，应用唯物史观的历史学著作编纂受到高度重视，2009年，《世界近代史》、《史学概论》出版问世。2010年，《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文明史》、《外国史学史》等课题组全面启动，这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也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1、对中国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

1978年以后，中国的史学观念在三个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三个变化显示出中国史学界的长足进步：首先，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前提下，不再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论述作为判断的支点，从而彻底摈除了以论带史的方法。其次，随着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加强，通过观察国外史学理论的最新变化，丰富自身的史学观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学术心态变得开放和包容，也日益富有批判精神，这既是我们自信的标志，也是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基点。彭卫认为，中国现代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这个因素使得中国现代史学对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依赖，缺乏具有原创性的历史解释模式和概念系统，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中国史学理论的进步只能是有限度的。作者同时也对中国史学产生出原创性的理论体系满怀期待，中国文化的独特背景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是中国史学产生出原创性的历史解释模式的两个主要因素。作者所理解的中国文化背景不是要回归到某个传统之中，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历程所赋予我们观察事物的眼光。这个眼光与其他文化的眼光可以是相同的，但也必有它的独到之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不曾断裂的具有连续性的文明，这个事实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对它的重建和解释无疑也是对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贡献。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三个关键性的时刻：早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王制向帝制的转变以及近代化过程。在这三个关键时刻之中，包含着一系列需要探索和思考的重大问题，如中国早期文明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以怎样的方式出现的，其内在原因是什么；王制统治模式向帝制统治模式的转型是否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是，其动因何在？王制和帝制时代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如何出现的；“近代化”的标准和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等等。这三个关键问题之上，显示出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近几十年来，大量新资料不断发现，跨学科研究对历史资料范围的拓展，对于我们重建历史尤其是早期历史过程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一切使我们提出原创性的历史解释具有了更大的可能[52]。

对中国史学理论若干前提性问题的重新思考，是对以往那些无可置疑的理论前提和历史前提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也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核心价值的辩证把握和具体运用，即从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比较历史研究的方法、历史事实及其规律的认定、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的阐释上，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传统，把现实、历史、理论和价值统一起来，形成整体的长时段的大跨度的观察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史学的前提性思考与批判，不是要推倒史学既往的所有历史结论，也不是要重新建构一个新的史学体系，而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历史研究的新视野。荣剑《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对中国史学理论若干前提性问题的再认识》一文通过五个论题：一、从现实出发回溯历史；二、比较史学视野中的中西历史差异；三、中国史学叙事中的西方普世主义话语；四、历史的真实尺度与历史逻辑；五、历史的价值尺度与历史评价，对中国史学理论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判。作者指出，在历史的客观分析中建立起历史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历史的基本尺度。把基于欧洲经验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共同置于对中国的历史观察，是导致中国史学丧失自我历史意识的根源所在。在现时代，历史观领域的任何创新和发明，都没有超出马克思已经说过的那些原理。考验历史学的地方仅仅在于，如何按照唯物史观的方法，在人类的时间洪流中，清晰准确地观察到历史的主流和构成这个主流的每一个支流。对于任何一个试图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学者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在于是否承认历史的客观性、普遍性和规律性，而是在于，应当在何种限度内来理解历史的这些本质性规定。如同西方国家在它们完成资本主义演变时承接着从古希腊罗马直至中世纪的所有历史遗产一样，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在它们向现代性社会的演进中也必定将它们与生俱来的历史传统带入新的时代[53]。

谢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一文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等问题，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体系，不是一种僵化的、封闭的学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归根到底是为了以此为指导，去进一步学习、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努力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要在推进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使这个理论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54]

近年来关于当代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 引起了一些学科研究者的关注,这关系到各学科基础理论的建设，关系到各学科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向。瞿林东提出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的认识的基础上, 构建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而中国史学当代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把握他的时代精神和历史精神既要从20 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现实出发，也必然要蕴含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优秀的思想与理论遗产。还应当确立世界的眼光，以广阔的视野、开放的心胸和气度,借鉴和吸收国外史学的积极成果，在中外史学交流、对话中，推动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并使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55]。

《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发起了《学术与现实: 20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理论建设——理论趋向、理论建设与基本问题研究》的专题讨论，希望能够阐明历史学研究中加强理论研究的重要的意义、阐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促进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理论建设。讨论涉及20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56]

 

2、对中国传统历史理论的认识与总结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之前，中国并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考察和把握社会历史，“通古今之变”，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发展的主体、发展的规律和方向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对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等问题进行过一些积极的探究，虽然这些思想尚构不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但我们仍然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57]。董艺、孙熙国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对这些思想进行整体性的梳理和总结。将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唯物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陈其泰对19世纪中国学者关于历史演进的理论进行了考察，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时代剧变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一批中国学者对历史演进阐发了深刻而新鲜的理论，他们对公羊“三世说”进行革命性改造，提出新的命题，公羊学历史演进观念成为沟通19世纪、20世纪之交进步知识界通向西方进化论的桥梁，严复《天演论》历史进化观迅速传播以后，作为历史演进观念的在此前虽经风行海内的公羊今文学说即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其地位被进化论所取代，而价值融入其中[58]。

一百多年来，人类对思维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思维研究为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者所普遍重视。加强对历史思维的探讨对于深化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样具有重大的价值。振兴民族文化、推进新世纪的史学，要求我们必须从历史思维的高度上进行思考。吴怀祺对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思维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思维是深邃和有特色，如“究天人之际”的整体、系统思维，在天人整体联系中，思考天体自然与人事社会的互动。“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是关于历史过程的思维。“成一家之言”的学术创新思维，是史家主体与历史客体关系的思维，从认知上，体现的则是学术及史学的创新思维。中国古代思想家曾提出如何对待各种不同学派，已经认识到“独断之学”的意义。“类例”、“类聚”思维则是富有特色的分类观念。传统形成的本身就是历史思维的体现，传统的弘扬则是历史思维的时代性的体现。民族性与时代性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历史思维的价值才能得到全面阐明。传统历史思维的时代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思考历史的发展。天人联系思维、通变的历史思维以及文化创新思维等中国传统历史思维，对于理解和认识这一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学术创新思维是当代的一个大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思维的高度对民族史学进行总结，进而开展中外史学比较及跨文化的史学研究，从中可以充分彰显出民族历史思维的时代价值[59]。

杨舒眉、胡喜云以时间为序考察了中国学者对历史解释的认识，对先秦至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对"历史解释"的认识、探索及其特点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进而对中国史学尤其是当代史学关于历史解释的研究予以反思究[60]。

 

3、对历史与历史学自身理论的探索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自身理论的探讨就越来越受到重视，2010年度，这类研究成果颇多。历史意识是指人们在历史认知基础上凝聚、升华而成的经验性心理、思维、观念和精神状态。历史意识决定着历史学习者和研究者的认识层次和学术境界。关于历史意识内涵的探讨由来已久，徐兆仁对有关历史意识基本内涵的观点进行了梳理，认为历史意识具有主体性、实践性、对话性、观念性、现实性的特性，历史意识的价值在于形成维系、强化群体组织的内聚力，建立起文化上、种族上的归属感，塑造民族的文化性格、民族意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历史思维能力和批判精神，激发探索与发现的学术动力，加深对现实社会活动的理解与把握。获得与形成历史意识的主要途径在于学习与运用历史背景性知识、连续性知识、差异性知识、求证性知识和反思性知识[61]。

历史本体论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注的是“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是任何史家都要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葛志毅对历史和历史学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历史以回忆和重构过去事实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其中寄托着人们的理念，是人们认识自身、建构社会、诠释人性与宇宙的一种特殊的知识探求方式。由于认识主体的意识活动，历史也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附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成，所谓绝对客观的历史是很难存在的。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分支之一，在其体系中包含价值判断因素，这是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最大特点[62]。习罡华分析了前人有关历史认识的研究成果，认为其中存在着把历史限于人的活动和把历史科学与其他科学对立的两大缺陷，通过借用“象”这一古老的中国哲学概念，把历史界定为“对某个象进行描述或解释”[63]。

张云飞认为，要正确界定历史学的含义，必须对此含义中包含的五个维度加以全面的认识，这五个维度包括：（1）历史与时间的关系;（2）历史学的主体;（3）历史学的对象;（4）历史方法;（5）历史学的内容[64]。他还将哲学与历史学进行对比，分析了建构历史哲学的可能性以及它的理论架构。作者认为，哲学与历史学之间既有差异，又有融合，哲学是一种凭借概念而展开的推理过程，在它的叙述过程中，实例和说明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学的任务是重现过去的历史事件，具体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它的叙述中占有本质重要的地位。由于哲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差异，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存在着分歧，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过于重视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忽视理性，历史学家认为哲学家把自己的发明和先天的虚构放在了历史当中。但是对于共同目标的探求促使哲学和历史学二者融合在一起[65]。

张荣明探讨了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认为历史记忆表现为两类，一类是有关自然事件的历史记忆，另一类是有关社会事件的历史记忆。这两类历史记忆具有不同的特点，自然事件的历史记忆有局限性的、不完整，通过对这类记忆的分析研究，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复原相关的事件真相。社会事件的历史记忆又分为和谐性的历史记忆和冲突性的历史记忆两种，和谐性历史记忆中，事件双方留下的历史记忆在内容上可能基本一致。在冲突性历史记忆中，至少应该存在着两种以上相互竞争或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对比，历史学家有可能找到事件的内核，接近历史真相[66]。

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与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密切相关。为了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史学史研究》第3期在《历史理论》专栏下设“历史与现实”一题，期望学术界参与讨论。杨共乐阐述了现实管理与历史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共通性与互补性，指出，历史学和管理的结合既是社会的需要，更是时代的需要，它将有助于人们自觉地总结昨天、把握今天，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未来的发展。[67]瞿林东通过对《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一书的考擦，认为历史知识与治国安邦可以有机的地相结合。这份史学遗产对推动历史研究、促进历史教育、推动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68]。晁福林认为孔子思想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等和谐理论，阐述了构建和谐的问题，具有现代价值，这一理论其后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华文化思想中不断地发展[69]。吴怀祺考察了司马光的史论中最有价值的人才论，认为其中虽然局限性，但司马光强调人才在治理国家努力造就盛世的重要作用等观点都给后人以启迪，在今天，我们也要走人才强国之路[70]。郑师渠通过对清王朝最后十年的考察，阐述了清廷无法控制改革必然带来的社会风险，最终导致“成也新政，败也新政”的历史结局，认为转型期往往是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也往往是历史的风险期。我们今天正处在近代以来历史大转型时期，晚清与当今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的经验仍然值得注意[71]。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杨艳秋、廉敏、徐歆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