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十四史的价值，我们不仅不能低估，而且应当有充分的估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二十四史的价值恐怕认识得还不够。学术界这些年大讲“国学”，讲来讲去主要是讲儒家的东西，实际上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国学”如果只被理解为儒家的经典，把儒家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等同起来，这是一种极大的片面性。如果真的要讲“国学”，我以为中国传统史学应当是“国学”的主要部分甚至是核心的部分。中华民族四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如果没有史学行吗?我们能够了解吗?所以如果要讲“国学”，我看应当把史学的发展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地位。这样来讲“国学”，才真正有价值。

    怎样看待中国传统史学?我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就是二十四史，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可以说，不了解二十四史，就讲不了中国的历史。这一点，隋唐以前没有争论，如果不讲《史记》，不讲《汉书》，不讲新旧唐书，中国历史在记载上可能就无从谈起。对于隋唐以后的正史，像《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到底是处于什么地位?比如《元史》，我自己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对二十四史中的《元史》的价值估计得相当低，认为研究元代历史，希望不能寄托在二十四史中的《元史》上，因为《元史》存在这样的缺点、那样的缺点，清代的史学家对《元史》的评价很低。但是自己经过几十年来的研究，逐渐体会到，研究元代历史，最根本的文献还是二十四史中的《元史》。我教学生，无论研究元代的文学、社会还是文化，我都对他们讲，有两部书是最基本的，一部是《元史》，另一部是《元典章》。这两部书如果你下功夫，那就打下基础了，真正的基础就是这两部书。对于其他断代史也一样，像研究辽代历史、金代历史，如果离开了二十四史中的《辽史》、《金史》，能进行研究吗?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了解中国的传统史学，了解中国史学的发展，甚至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加强对二十四史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二十四史的价值不是认识得很准确、很重视，而是认识得很不准确，亟待提高重视程度。如果不认真研究二十四史，那么对中国传统史学、甚至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认识。尽管二十四史存在这种问题、那种问题，从史观上看有问题，从史料上看也有问题，但不管怎样，即使它有千个问题、万个问题，最根本的文献还是它，无论如何也动摇不了它的地位，它是最基本的材料。

顺便说说，现在社会上有一股“历史热”，但我总感觉它像“《论语》热”一样，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对历史应有起码的尊重，不尊重历史，还能讲其他吗?没有起码的对历史的尊重，听起来就像把历史当作开玩笑的对象似的。类似的现象都是对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历史没有起码的尊重。不尊重历史，也就不尊重我们这个民族。这种观念和做法如果不改变，对我们的伟大民族文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最使人不能理解的，现在还很提倡这种东西，在报纸上经常有人吹嘘这书写得多么好，那书销路多么好，我看了一部分，体会不到好在哪里，不知道销路为什么会那么好。我认为应当提倡一种科学研究，给历史、给二十四史以适当的地位，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努力。我希望史学工作者加强对二十四史的研究，促进社会公众提高对二十四史重要地位的认识。这不仅对现在的史学发展有意义，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也有价值，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所以，关于二十四史的研究工作应当继续做下去，对我们的史学遗产应当进行认真地整理，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应当对少数民族的史学给予足够的重视，应当加强对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不仅是蒙族的史学，如《蒙古秘史》在世界上有很广泛的影响，还有藏族的史学也很发展，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史学，都要加强研究。过去，中央民族学院的潘光旦先生专门汇集二十四史中的少数民族史料，这是一项很有眼光的学术工作。

二十四史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各种专史的史料。以至关于域外的史料，都在二十四史里有丰富的储存。所以很多东西都离不开二十四史。近来见到瞿林东教授主编的《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我以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是对二十四史的研究有价值，另一方面是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对二十四史的认识、重视和关心，这后一方面的价值应当充分予以关注。现在中华书局对二十四史的重新点校工作已经启动。这当然是个很重要的工作，其价值不仅在于点校本的修订本身，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项工程促进整个社会对二十四史的重视和关心，这个意义更加重大。这项工程启动以后，我认为第一步的工作，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把前人关于二十四史的研究收集起来加以整理，科学工作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所以瞿林东教授主编的这部丛书，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阎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