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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

发布日期:2015-07-01 原文刊于

 

2014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

蓝贤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100102)





   据笔者粗略统计,2014 年,中国大陆地区共出版隋唐五代史研究方面的专著80余部,论文700多篇,数量较为可观,现就其要者分类介绍如下。
   
通论性著作与论文集

   本年度的重要通论性著作有孙英刚《隋唐五代史》,该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中的一种。与之前众多隋唐五代断代史著作相比,该书吸收了更多的隋唐史研究新成果,对于宗教、信仰、艺术等领域在这一时代的表现更加关注。本年度的重要集刊则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7、18(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19辑(三秦出版社)、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19辑(三秦出版社),内容涉及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各个方面。
  论文集方面,有陈金华、孙英刚主编《神圣空间:中古宗教中的空间因素》(复旦大学出版社),收录了多篇有关隋唐时期宗教方面的论文。刘安志《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了作者一系列论文,论述涉及国家礼仪、官制任命、军事边防、宗教、民间信仰以及官修书籍等众多方面的内容。王双怀、梁咏涛主编《武则天与广元》(文物出版社),收录了2013年在广元召开的武则天学术研讨会的数十篇相关文章。《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四卷)》(中华书局),也收录有多篇隋唐史研究论文。

政治制度、职官与政治事件

   政治制度。金滢坤《唐五代科举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分上下二编,围绕科举制的相关问题,如科举考试中的冒籍、复核、复试、监查机制、五科考试、文体、文字等和科举与社会之变迁如科举与童蒙教育、清望官、举人入幕、科场风气、婚姻观念、士大夫的社会意识、社会阶层的变迁等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杜文玉《论唐五代藩镇使府内部的监察体制》(《文史哲》第5期),考察了藩镇使府内节度判官或观察判官所负责的监察事务。王义康《唐代蕃州朝集制度试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认为唐代的蕃州朝集分为朝集京师与朝集都督府两种形式,由于唐代羁縻州数量众多,唐廷严格限制了朝集蕃州数量,朝集都督府因此成为唐朝与蕃州信息交流及加强统治的重要方式。黄正建《唐代陵户再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对唐代陵户的人数、职掌、身份等问题作了探讨。黄楼《唐代射生军考》(《史林》第1期),考察了唐中后期射生军的发展与衍变,认为其在唐代前后期的禁军体系转变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王孙盈政《唐代宣徽院位置小考》(《唐史论丛》第十九辑),通过考证,认为唐代宣徽院的位置在前后期发生了变动。
   职官。黎文丽《唐代校书郎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文史结合的方法,对唐代校书郎这一重要的职官进行了研究。叶炜《信息与权力:从<陆宣公奏议>看唐后期皇帝、宰相与翰林学士的政治角色》(《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在唐后期的议政方式上,宰相以主动提议为多,翰林学士则以被动咨询为主。此外,核心官员的直接奏状使皇帝争取到了掌握政务处理的主动权。杜文玉《论唐代尚书左右丞的监察与勾检职能》(《唐史论丛》第十七辑),考察了唐代尚书左右丞的监察与勾检内容与过程。李锦绣《唐代直官补考(上)——以墓志为中心》(《隋唐宋辽金元史论丛》第四辑),通过新刊唐代墓志,对作者曾经仔细考订过的唐代直官制度作了补充论述。董坤玉《论唐代中央学官的官职迁转》(《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3期),分析了唐代学官在国子监内部与出监之后的迁转途径。黄正建《唐代司法参军的知识背景初探》(《唐研究》第20卷),分析了唐代司法参军的法律知识背景。赖瑞和《唐代宰相的使职特征和名号》(《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把唐代宰相定位为一种无官品的“使职”,并借此重新考察了唐代宰相的使职名号及其命名逻辑。孟宪实《于阗镇守军及使府主要职官——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品为中心》(《西域研究》第1期),重点探讨了于阗镇守军的主要职官。王溪《“家传”与“师承”——唐五代翰林待诏的选任》(《唐史论丛》第十九辑),认为唐五代时期的翰林待诏主要来自家族与师徒传承。金滢坤、于瑞《唐代吏部平判入等科与选举研究》(《学术月刊》第11期)、陈飞《唐代明经试策文本所见相关制度考释》(《文献》第6期)则是对科举制度的相关研究。
   政治事件。张晓东《隋唐东征成败与将帅才能素质——以跨海作战为中心的考察》(《史林》第1期),分析了隋唐两代东征高句丽与新罗战争的海陆两路,认为隋唐将帅不谙海战限制了隋唐海上的战斗力,影响了战争的成败。陈玮《唐孙杲墓志所见安史之乱后西域、回鹘史事》(《西域研究》第4期),通过墓志的记载考察了河陇陷蕃后的西域形势及中央在安史之乱后对于北庭的政治态度以及对北庭归朝官的安置政策。王炳文《武则天与薛怀义辈分考(上、下)》(《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考察了武则天与薛怀义的辈分及所涉宫廷事件。段真子《论隋末薛举政权之失败——以<胡演墓志>、<贺拔亮墓志>为中心》(《文献》第3期),利用新出土的墓志,重新讨论了隋末薛举政权的相关史事。孟宪实《论吴王李恪之死——以《李恪墓志》为中心》(《文献》第3期),利用新近发现的《李恪墓志》,重新梳理了房遗爱案件罗织李恪的真相。
   
文献整理与研究

   石刻材料整理与研究。在过去的一年里,对于墓志材料的整理与研究延续了往年的热度。本年度,又有大批墓志得到整理与刊布。如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胡海帆、汤燕、陶成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全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全两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都对大批隋唐墓志做了录文与初步整理。对于墓志材料的利用,既有对单篇墓志的考释,又有利用墓志等石刻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周晓薇、王其祎《片石千秋——隋代墓志铭与隋代历史文化》(科学出版社),以六百余种隋代墓志铭文字与图像材料,对隋代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包括隋代的家族、避讳、书体等。陈丽萍《唐代后妃史事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使用多方出土墓志,结合传世文献,补充、考辨了唐代后妃的大量史事。对单篇墓志考释的文章则有更多。杜文玉《唐代宦官<孙子成墓志铭>考释——以文直省、步驿使的考释为中心》(《唐史论丛》第十八辑)、李宗俊《隋大将军辛瑾墓志考释》(唐史论丛》第十八辑)、朱振宏《唐阿史那伽墓志研究》(《唐研究》第20卷)等文章,都是对单篇墓志所涉及的志主生平、职官等作考证。特别是一些知名人物墓志的研究,更成为学术界甚至社会上的热点。例如死于玄武门之变的太子李建成,贾二强有《释唐李建成及妃郑观音墓志》(《唐史论丛》第十八辑),介绍了新发现的李建成墓志;仇鹿鸣《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原刊《学术月刊》第5期,后收入《皇帝·士人·单于: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中西书局)根据新旧《唐书》、《景龙文馆记》、新出上官婉儿墓志等,分析了中宗朝政局的复杂性。《唐史论丛》第十七、十八、十九辑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四期都收录了大批这类的文章,显现了学界对墓志研究的重视。
   其他文献整理与研究。本年度,还有一批隋唐时期的文献得到整理。敦煌文献的整理方面有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图书馆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第6册的相继出版。此外,其他的文献整理还有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1-1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隋)侯白著,董志翘笺注《启颜录笺注》(中华书局)、马总撰,王天海、王韧校释《意林校释》(中华书局)。
   文献研究方面,有陶绍清《<唐摭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作者生平、版本源流、文学价值、文献来源、编纂体例、制度价值等方面对《唐摭言》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霍志军《石刻文献中新见的唐人著述辑考》(《唐史论丛》第十九辑)从石刻材料中对唐人著述多有辑考。陈丽萍《敦煌本<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的缀合与研究》(《敦煌研究》第1期),对现存九件敦煌本天下姓望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将九件姓望谱区分为了三个体系。陈丽萍《杏雨书屋藏敦煌契约文书汇录》(《隋唐宋辽金元史论丛》第四辑),对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契约文书作了汇录,并对相关问题作了探讨。胡耀飞、谢宇荣《杜儒童<隋季革命记>辑考——兼论隋末唐初王统三分问题》(《唐史论丛》第十八辑),对唐代杜儒童的生平及著述作了考证,考察了其著《隋季革命记》被《资治通鉴》采用的情况,并论述了隋唐之际的王统三分问题。郭桂坤《贾纬》及其<唐年补录>》(《史学史研究》第1期),认为贾纬及其《唐年补录》一书在后晋修成《唐书》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代替的促动作用。李军《清抄本<京兆翁氏族谱>与晚唐河西历史》(《历史研究》第3期),借助族谱,复原了晚唐翁郜的生平事迹并对河西防御使的性质、人选及归义军节度使自称河西节度使、晚唐的“河西”观念等问题作了探讨。牛润珍、刘昕《五代史馆与史书纂修》(《史学史研究》第2期),叙述了五代的史馆修史制度。

礼制

   朱溢《事邦国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考察了唐至北宋的吉礼制度变迁,并将这一变迁置于唐宋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研究,凸显其在中国古代礼制史上的意义。吴丽娱《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与流变》(《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认为唐代“开元后礼”的建设可以分为不同时期,开元后期与天宝时代以皇帝为首对《开元礼》所建制度大兴改革,并建立了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崇拜体系。道教祭祀与代表皇帝私人的“私”礼进一步结合,与作为国家公制的礼仪同存共融,形成了中古时代礼仪的新概念和新特色。吴丽娱另一文《助葬必执绋——唐代挽郎一角》(《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通过新出墓志,扩展了对唐代 挽郎这一葬礼群体的探讨。又其文《孤立四十年后的怨冢回归——从新出墓志看唐代官员的归葬问题》(《隋唐宋辽金元史论丛》第四辑),对唐代官员归葬中的礼制约束、归迁费用等问题作了详细探讨。吴丽娱《关于中古皇帝丧服“权制”的再思考》(《中国史研究》第4期),讨论了汉魏以来中古皇帝丧服“权制”的实行与发展过程。谢思炜《唐代葬法与杜审言夫妻合葬问题——据杜甫《卢氏墓志》考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根据敦煌卜葬书及《地理新书》考察了杜甫《卢氏墓志》中所记杜审言及其妻卢氏的葬法。杜文玉《唐长安大明宫朝堂功能新探》(《史学月刊》第9期),分析了大明宫的朝堂功能,认为其地理方位的改变是对古制改变的一种反映。王博《唐宋射礼的性质及其变迁——以唐宋射礼为中心》(《唐史论丛》第十九辑),认为唐代的射礼主要为大射礼,主要实施于前期,体现出了极强的政治性与礼仪性。而宋代的宴射礼则取代了大射礼,更受统治者重视。闵祥鹏《郊庙歌辞与唐代国家祈福禳灾观念》(《浙江学刊》第4期),认为郊庙歌辞并非单纯的文学作品,它不仅体现了民众对天地神灵的崇拜与迷信,还显示出统治阶级与天地对话的独有权利。王雪玲《唐代太常博士拟谥考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考察了唐代的太常博士拟谥制度,认为这一过程复杂严谨,体现了唐代行政机构处理政务的规范性与成熟性。罗燚英《唐代北岳祭祀析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分析了唐代官府与民间北岳祭祀的内容与特征。赵玉平《唐五代宋初敦煌春秋二社变迁新议》(《敦煌研究》第5期),认为春秋二社在唐宋之际的敦煌向佛教斋会的转变反映了了传统祭祀活动与本土文化、礼仪和外域文化的碰撞交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佛教相互适应发展的写照。
   
五、经济与社会

   经济。韩伟《唐代买卖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律令制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现存的唐代买卖契约文书进行分析,对唐代有关买卖交易的民间习惯或规范作了详尽的考察。唐春华《唐代蠲免政策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对唐代赋役制度中的蠲免政策的特点、内容及其在唐前后期的变化作了研究。左鹏《唐代岭南社会经济与文学地理》(河南人民出版社)对唐代岭南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原因作了探讨,并叙述了唐代岭南文学的特点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刘玉峰《唐代民间私营工商业发展阶段及封建性特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认为唐代民间私营工商业呈现出与封建经济和封建政权合流融会的发展形态,而不是像欧洲中世纪城市私营工商业一样成长为封建势力的异己力量和掘墓力量。刘玉峰、钊阳《试论唐代两税法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唐史论丛》第十七辑),论述了两税法实施后具有税负不均、无灾害减免措施、钱重物轻形势下税负加重等弊端。朱德军《唐代中原藩镇军费来源问题探微》(《唐史论丛》第十八辑),认为两税的截留与税外加征、商税征取与商业经营的获利是唐代中原藩镇军费的主要来源。杨心珉《论唐代江淮地区官营铸币业的兴衰》(《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分析了唐代江淮地区铸币业兴衰的历史过程,认为这一过程与唐政府的货币政策流变紧密结合。李艳玲《公元五世纪至七世纪前期吐鲁番盆地农业生产探析》(《西域研究》第4期),分析了公元五世纪至七世纪前期吐鲁番盆地的农业生产情况。牟发松《从“火耕水耨”到“以沟为天”——汉唐间江南的稻作农业与水利工程考论》(《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考察了从汉到唐江南稻作农业的发展及水利工程的修建。在这个过程中,江东与江淮地区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特点。李方《唐西州高昌城水渠考——中古时期西域水利研究(七)》(《西域研究》第4期),在补充新出土材料的基础上,全面综合分析了有关唐代西州高昌城西武城渠等4条水渠的材料 ,探讨了这四条水渠的方位、流向、大小、分布、存在的时间,与高昌国水渠的关系,以及水渠周边的土地状况等。张新国《唐代吐鲁番与敦煌地区受田差异初探——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期),认为唐代吐鲁番与敦煌两地之间在“受田”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民户“受田数额”、“居住园宅”面积、“田地四至”记载以及“田地称谓”方式等四个方面。李志刚《论唐代后期藩镇对漕运的保障》(《江南大学学报》第5期),考察了安史乱后沿途藩镇对唐代漕运路线的保障。郑学檬《唐五代江南社会经济进步的科技因素》(《江海学刊》第1期),认为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唐五代时期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张国刚《唐代家庭与社会》(中华书局)利用众多传世文献、墓志石刻以及出土文书等史料,对唐代的家庭形态、婚姻状况、家产析分、生计家居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法律制度与乡村社会基层管理等与家庭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的诸多层面进行了延伸论述。陈磊《隋及唐前期江淮社会风俗的特点与转变》(《史林》第3期),认为隋统一南方后,江淮地区勇猛善哉的风俗渐被温文守礼所取代。霍斌《恐惧与话语权——唐代“蛊毒”研究的新视角》(《云南社会科学》第4期),认为唐代的医者掌握了对蛊毒的话语权,而巫者的医疗身份也使得他们同样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范晶晶《唐代宦胡的文化政治生活——主要以<太平广记>为参考文本》(《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以《太平广记》为参考文本,考察了唐代胡人的文化认同、政治命运及汉族士人对他们的态度。
   灾害史。幺振华《唐代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唐代的自然灾害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唐代社会各阶层在防灾、抗灾中的活动及其与自然灾害的互动情况。此外,李军的三篇文章《灾害对古代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关系的影响——以唐代为中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自然灾害对唐代地方官员的政治影响论略》(《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以唐代的自然灾害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对外与游牧民族关系的影响及对内地方官员的考课及灾害救济制度等的影响。《自然灾害的政治应对——论唐代的禳弭制度》(《唐史论丛》第十八辑),讨论了唐代灾害禳弭制度的构建背景、内容构成,认为这一制度表达了政府对灾害危机的重视。潘明娟《唐代关中水灾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分析了唐代关中地区的水灾特征及其影响。
   此外,还有丁建定《唐代社会保障:思想、实践及其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分析了唐代的社会保障思想及其实践,包括社会救助制度、优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认为唐代建立起了与社会保障相关的各级管理机构及职官、法律制度等。
   家族。范兆飞《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中华书局)探讨了公元三至九世纪太原士族群体作为有机社会阶层的形成、发展、壮大、崩溃、复兴直至彻底消亡的历史过程,揭示了中国中古时期太原士族群体的变迁过程和单体家族的兴衰及其影响因素。张国刚《中古士族文化的下移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认为到了唐宋之际,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门阀士族不再独占文化上的优势。士族的衰落与礼法的下移是一个同步发展的过程。马新、齐涛《试论唐代宗族的转型》(《文史哲》第2期),认为唐代宗族处在中国古代宗族的转型期,这一转型主要表现在:城乡宗族的分野日渐清晰;居住形态从“聚族而居”发展为“宗族聚居”;宗族政治、军事功能的消褪以及近古宗族的萌发。刘琴丽《唐代将门臧氏家族研究——以碑志为中心》(《隋唐宋辽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以碑志为中心,通过对唐代普通将门臧氏家族的研究,窥探出了唐代普通将门家族的成长历程与兴衰。王其祎、周晓薇《新见隋仁寿元年<柳机墓志>考释——兼为梳理西眷柳氏主支世系及其初入关中跻身“郡姓”之情形》(《唐史论丛》第十九辑),通过对新见墓志内容的考释,梳理出了中古时期西眷柳氏的诸支世系并对其家族的发展脉络多有探讨。

六、宗教与信仰

   佛教。李艳茹、李瑞春《佛教寺院与唐代小说》(人民出版社)以唐代的小说为主要分析对象,并结合正史、笔记以及佛教典籍的相关记载,还原了唐代小说中真实的寺院生活。陈大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敦煌僧寺纳入到整个中古社会佛教发展的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当中,以敦煌净土寺和龙兴寺为重点,研究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的存在形态。秦中亮、陈勇《皇权与信仰:唐武宗抑佛崇道原因新探》(《史林》第3期),认为唐武宗尊崇道教、打击佛教及其它宗教与其以非常手段夺得皇位、欲将自身塑造为李唐正统形象有关。范晶晶《论唐代经史编撰与佛经翻译的互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认为唐代的经史编撰与佛经翻译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系,二者互为映照,体现出了折衷取长的倾向。焦杰《唐代比丘尼的种类、受戒习业以及弘法活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分析了唐代比丘尼的受戒情况及弘法活动。
   道教。李平《宫观之外的长生与成仙:晚唐五代道教修道变迁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对以往研究中较少关注的晚唐五代教外修道者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初唐、盛唐的国教化、宫观化和规范化是唐代道教异于前代的特色;晚唐教外修道者利用新政教关系拓展其声望,并逐渐取代宫观道教成为了新的神圣代表和修道风气的引领者。雷闻《茅山宗师王远知的家族谱系——以新刊唐代墓志为中心》(《隋唐宋辽金元史论丛》第四辑),通过新刊墓志,勾绘出了唐代茅山派道士王远知的家族谱系。雷闻另一文《龙角仙都:一个唐代宗教圣地的塑造与转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考察了羊角山庆唐观与唐代政治的特殊关联及其在唐亡失去最高权力庇护后如何融入地域社会而重新获得生命力的过程。
   三夷教。林悟殊的两篇文章《景教“净风”考——夷教文典“风”字研究之一》(《西域研究》第3期)、《唐代摩尼教“风”入神名考——夷教文典“风”字研究之二》(《西域研究》第3期),对三夷教中景教、摩尼教文献中“风”字进行了解读,认为景教中的“净风”为净化世风之意,并在解读汉文文献的基础上,参照中亚摩尼教的神谱,考证了摩尼教中以“风”入名的神号的原型。林悟殊另一篇文章《摩尼教“拂多诞”名辩》(《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认为摩尼教中的“拂多诞”一词乃武则天延载元年(694)认可摩尼教在华传播的产物,原系其时朝廷为觐见某位摩尼高僧所取名号,而被摩尼教团作为第二教阶的汉文称谓。毛阳光《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献及其妻安氏墓志初探》(《西域研究》第2期),通过新出土墓志揭示了唐后期洛阳一个家庭的景教信仰及生活点滴。张小贵《敦煌文书<儿郎伟>与祆教关系辨析》(《西域研究》第3期),认为敦煌文书所见的三种儿郎伟作品主要是祝愿文,其中“儿郎伟”字面意思为"儿郎气勇",乃一种曲牌名。无论从具体含义,还是书写格式或使用语境看,儿郎伟与中古波斯语nīrang均未见有实质性的联系。
   其他方面,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主要关注中国中古时期即秦汉至隋唐时期的特殊神学,包括谶纬神学、星占术、历律学、术数学、政治预言术等与政治生活的内容与关系。孙英刚《洛阳测影与“洛州无影”——中古知识世界与政治中心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认为‘洛州无影”和洛阳测影的传统揭示了中古知识世界和政治的关联性,是理解中古知识与信仰的重要层面。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该书的增订本,新收入敦煌占卜文书45件,并附有作者近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比原版本内容更加丰富。王逸之《论堪舆与隋唐社会——兼议阴阳五行与隋唐堪舆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认为隋唐堪舆名士的堪舆活动、民众选宅卜葬风俗、都城和帝陵的选址和建设等文化事象,充分表明了“五姓相宅”等阴宅学说的虚妄本质和堪舆阳宅理论的合理性。

七、法制

   自《天圣令》刊布以来,法制史的研究一直是隋唐学界的一大热点。本年度,法制史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如楼劲《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围绕制敕与法典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构勒了从魏晋以来制定法作用和地位越益突出,直至唐初形成《律》、《令》、《格》、《式》四部法典统一指导举国行政的格局,再到盛唐以后这一格局迅速瓦解,整个法律体系重新开始以各种敕例为中心来整合和发展的历程。赵晶《〈天圣令〉与唐宋法制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天圣令》残卷为主要对象,对唐宋令及唐宋法制进行了研究,其中涉及到唐宋令文演变、唐令用语的内涵与唐令复原等问题。冯卓慧《唐代民事法律制度研究:帛书、敦煌文献及律令所见》(商务印书馆)以唐代社会各阶级的民事法律权利能力,唐代的物权法,唐代的债法,唐代的婚姻、家庭、继承法,唐代的民事诉讼法五部分为分析对象,认为唐代民事法律制度较此前有较大进步。张海峰《唐代法律与佛教》(上海人民出版社),讨论了佛教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唐代佛教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都影响到了唐代的立法、司法和守法。黄正建《贞观年间修订律令的若干问题——律令格式编年考证之二》(《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按编年梳理了贞观年间律令的修订过程。楼劲《关于隋唐廉政体制的几个问题(下)》(《隋唐宋辽金元史论丛》第四辑),分析了隋唐时期相关制度对廉政的配套与支持,包括行政成本的解决、官僚队伍的考选、监察体系的完善等。楼劲《武德时期的立法与法律体系——说“武德新格”及所谓“又<式>十四卷”》(《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武德初年所定“五十三条格”乃是增益高祖入关后推出的“约法十二条”而来,实际上是“条制”,武德时期并未形成《律》、《令》、《格》、《式》并行的法律体系。牛来颖《关司勘过与<天圣关市令>唐令复原——以宋2、宋3、宋6条为例》(《隋唐宋辽金元史论丛》第四辑),探讨了《天圣关市令》所涉及的关司勘过及相应的唐令复原问题。赵璐璐《从<捕亡令>看唐宋治安管理方式的转变》(《史学月刊》第3期),指出唐宋《捕亡令》中与地方捕盗相关法令的差异,反映了唐宋间基层治安管理方式的变化。彭炳金《<医疾令>所见唐代医学教育及考试制度》(《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通过天圣《医疾令》,分析了唐代的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冯红《从法律术语看唐代刑法主观罪过的发展》(《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认为唐律一方面注意主观罪过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走向极端对仅有犯意而无行为的犯罪人也处罚,实行主观归罪,表明唐律处罚的不仅是人的行为,还包括人的思想。
   
八、边疆、民族、中外交流

   边疆史。李大龙《唐代边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综合前人研究,尤其是作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唐代边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程妮娜《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研究了汉唐时期东北亚地区的封贡体系。李锦绣《汉唐经营西域目的比较》(《史林》第4期)通过比较,认为汉代经营西域的主要目的在于“断匈奴右臂”,而唐代则具有更广泛的原因,包括关中本位政策实行的影响及华夷一家思想的形成等。李元晖、李大龙《是“藩属体系”还是“朝贡体系”?——以唐王朝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东亚历史上藩属体制的存在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无论是册封还是朝贡,其本意都是藩卫核心区的安全。李鸿宾《唐朝北部边疆的变迁——兼论疆域问题的本质与属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在唐代以中原为核心区、周边为外缘区的二元制王朝框架内,北部边疆地区是在唐与草原帝国多方面交往互动过程中,以夹处二者之间的定位而存在的。王义康《唐代的化外与化内》(《历史研究》第5期),认为唐律化外、化内的区分应以政治归属来判断,化内包括内地与归属唐的周边蕃夷地区,是唐的疆域所在。化内、化外为唐帝国的境内与境外,相当于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国内与国外。宋卿《试述唐代东北边疆重镇营州的权力伸缩》(《史学集刊》第3期),考察了营州在唐代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所反映的权力变化。
   民族史。本年度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三联书店)是作者关于粟特研究的一部专集,主要探讨了中古时期粟特人、特别是入华粟特人的历史及其带来的外来文化。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详细而系统地阐释了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的关系,其中包括吐蕃与青藏高原、天山南北诸族的关系,吐蕃与南亚、中亚各国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范恩实《靺鞨兴嬗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对靺鞨族群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系统的、创新性的梳理,同时对靺鞨族群的两大支系——粟末靺鞨、黑水靺鞨的兴起、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文方面,有朱悦梅《吐蕃东境(鄙)五道节度使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对吐蕃东境的五道节度使的渊源、辖域、职官体系等作了考证。李宗俊《唐陆耽墓志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考察了墓志所涉吐蕃尚恐热献陇右故地之事及盐州城位置。陆离《关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部落使的几个问题》(《唐史论丛》第十九辑),重新考察了吐蕃占领时期敦煌部落的设置沿革、部落使的任职情况等问题。杨铭《有关吐蕃“九大尚论”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第1期),认为吐蕃“九大尚论”出自《贤者喜宴》,是指中唐吐蕃社会的九个名人,并非吐蕃“宰相同平章事”的泛称。刘海霞《唐朝封授新罗、南诏首领之所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通过对唐朝册封新罗、南诏首领的对比研究,认为唐朝的封授差异体现了唐廷对二者的不同定位,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孙炜冉、苗威《粟特人在渤海国的政治影响力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认为在安史之乱期间,渤海国内形成了一个粟特人利益集团,使得渤海不愿出兵助唐平乱。周斌《从对西域与岭南的治理看唐代民族政策的南北差异性——以柳宗元、岑参的诗文创作为考察中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院版)》第4期),认为造成唐代南北民族政策差异性的主要原因在于羁縻政策的灵活性与南北地理环境的不同。马晴《从文献考据“回回”一词与唐代粟特人之关系》(《贵州民族研究》第7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提出“回回”一词的出现与唐代粟特人有关。许序雅《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朝对来华九姓胡人的管理》(《西域研究》第2期),讨论了唐朝政府对于不同种类的外来粟特胡人的不同管理方式。毕德广《唐代奚族居地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期),将唐代奚族居地的变迁分为了三个时期,并认为这一过程体现了其自身和周边民族政治军事势力的变动。
   中外交流史。中外交流史方面,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朝鲜半岛与唐关系的研究增多。这一方面是受新出土材料的刺激,另方面也是日本、韩国学者近年来重视东北亚史研究的影响所致。本年度有数篇文章关注到了朝鲜半岛诸民族,特别是入唐后的百济、新罗、高句丽遗民群体。拜根兴《入唐百济移民陈法子墓志关联问题考释》(《史学集刊》第4期),对入唐的百济移民陈法子墓志中涉及的相关问题作了考释,涉及百济灭亡前行政地名及其职官等问题。拜根兴另一文《新公布的在唐新罗人金日晟墓志考析》(《唐史论丛》第十七辑),考察了在唐新罗人金日晟身份、婚姻、任职情况。楼正豪《新见唐高句丽遗民<高牟墓志铭>考释》(《唐史论丛》第十八辑),描绘了高句丽遗民高牟在唐的生活场景。王霞《新罗外交家金仁问入唐时间考析》(《唐史论丛》第十八辑),考订了新罗人金仁问历次出使唐朝的时间与经过,认为金仁问入唐的次数为六次而不是七次。王霞、拜根兴《新罗圣德王实施亲唐政策始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认为唐前期的新罗圣德王金兴光在位期间的亲唐政策对8世纪新罗国家的发展以及东亚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九、历史地理

   本年度,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也较多。周振鹤主编、李晓杰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依据相关传世与金石考古资料,全面而系统地逐年复原了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行政区划演变过程。此外,对于此一时期存在的其他如岐王等大小割据势力的辖区范围变迁也做了很好的整理。张剑光《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势》(《史林》第1期),认为在隋唐五代时,江南城市的发展发生了变化,城市内涵不断丰富,建立了由都城、州城、县构成的多层次的城市格局体系。郝鹏展、李令福《杜甫在唐代长安城南的居住环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复原了杜甫在长安城南杜曲宅院的结构、构景要素及布局特色。周运中《唐代南海诸国与广州通海夷道新考》(《暨南史学》第9辑),考订了唐代南海诸国位置与《新唐书》广州通海夷道。程义《唐代宫人斜与临皋驿地望考证》(《唐史论丛》第十七辑),通过文献与出土资料的互证,考证出唐代临皋驿和宫人斜在今天的三民村附近。严耀中《解析<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祠庙》(《唐史论丛》第十八辑),对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图示》时记载祠庙的地理分布差异原因做了探讨。李文才《唐代河西节度使所辖军镇考论》(《唐史论丛》第十八辑),详细考证了河西节度使下辖各军镇的设置及沿革情况。艾冲《唐代夏州城通往丰州区域的道路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通过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资料的研讨,考证了夏丰古道的具体地理位置与基本走向。王兴峰《唐玄宗奔蜀路线考述》(《唐史论丛》第十九辑),对安史之乱时玄宗奔逃蜀地的沿途路线作了考述。付马《回鹘时代的北庭城——德藏Mainz 354号文书所见北庭城重建年代考》(《西域研究》第2期),通过结合德藏吐鲁番文书与传世史料的记载,证出西州回鹘的北庭城曾经在866—869年间的战事中被毁,而文书所记北庭城的重建之事可能发生在公元900年前后。沈一民《唐代“留鬼”位于堪察加半岛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通过对《通典》等文献记载的梳理,推定唐代的“流鬼”位于今天的堪察加半岛。

十、地方政治与社会

   今年,隋唐五代地域史的研究得到了大幅度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的视角投向了帝国的各个地区,对地方政治与社会的具体情况多有着墨,力图从地方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来审视整个国家。本年度,有几部关于五代十国政权的研究面世。彭文峰《五代马楚政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徐晓望《闽国史略》(中国文史出版社)是对十国政权中的王闽、马楚政权的综合研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著、程章灿、叶蕾蕾译《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以朱雀这个极富想象力的神鸟为象征,综合描述了唐代南方特别是岭南地区的风情和声色。王赓武著,胡耀飞、尹承译《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机构》(中西书局),集中讨论了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的权力演进与各政权迈向统一的各种方式方法。(日)户崎哲彦著《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中华书局)专论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的联系,其中涉及桂林石刻、广西兴安县乳洞岩石刻、广西上林县唐代石刻《韦敬辨智城碑》等。卢建荣《咆哮彭城:唐代淮上军民抗争史(763-899)》(北京大学出版社)是该书的大陆版,以安史之乱后的徐州为案例,解剖了唐代末期在中央集权势弱与地方势力兴起、自治需求提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意图对“一个庞大的帝国为何会出现叛乱”做出解释。
   论文方面,有刘子凡《于阗镇守军与当地社会》(《西域研究》第1期),通过和田出土文书,展示了于阗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些基本面貌,包括镇守军向百姓收取的税务、守捉管理递马的情形等。余欣、周金泰《从王化到民时:汉唐间敦煌地区的皇家<月令>与本土时令》(《史林》第3期),通过梳理敦煌文献中的时令内容,指出由中央王朝颁行的皇家《月令》与敦煌地域特色的本土时令在该地区的交汇构成了汉唐时期该地区时令知识的两个主要面向。夏炎《试论唐后期土贡物产的地方流动——以地方官员的礼物馈赠为中心》(《史学月刊》第8期),认为唐后期地方官员互赠礼物当中的土贡物产反映了土产的地方性,象征了地方间的某种文化诉求,对推进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具有补充作用。马强《唐人墓志所见唐代南方社会动乱及其治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通过大量出土唐人墓志,分析了唐代南方地区动乱频发的原因及唐廷在处理这些动乱时所体现的地区差异性。冯敏、王双怀《唐代学术文化的区域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分析了唐代学者及学术成果的地区差异,认为这种差异体现了各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传承的发展程度不同。

十一、考古及其他

考古报告:本年度有关隋唐墓葬的考古发掘成果显著,如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周原汉唐墓》(科学出版社)、原州考古联合队著《唐史道洛墓》(文物出版社)、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八连城——2004~2009年渤海国东京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洛阳红山唐墓》(中州古籍出版社)、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五代吴越国康陵》(文物出版社)、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编著《中国藏地考古》第二卷《吐蕃时期》(天地出版社)、上海博物馆编著《上海唐宋元墓》(科学出版社)等书的陆续出版,都为隋唐五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此外,在本年,全国多地都有一些唐墓得到挖掘,发表的相关简报有何岁利等《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兴安门遗址》(《考古》第11期)、华锋林等《福州市仓山区万春一三区唐墓发掘简报》(《福建文博》第3期)、高铁等《湖南长沙燕子岭唐墓发掘简报》(《湖南省博物馆馆刊》)、鲍颖建等《郑州高新区贾庄唐墓》(《大众考古》第8期)、张松林等《河南巩义唐墓发掘简报》(《文物》第8期)、徐长青等《江西吉水房后山隋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第2期)、李瑞等《山西汾阳唐曹怡墓发觉简报》(《文物》第11期)、张小丽《西安市唐故奚质子热瓌墓》(《考古》第10期)等。
   艺术史:本年度艺术史方面的著作多与墓葬、宗教等相关,如胡洪庆、李季莲主编《龟兹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从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类编排,勾勒出了古代龟兹文化艺术的发展盛况。孙武军《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丧葬与宗教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运用图像细读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丧葬与宗教文化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他著作还有运城市河东博物馆编著《盛唐风采:唐薛儆墓石槨线刻艺术》(文物出版社)、陈悦新《5—8世纪汉地佛像著衣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总的来说,与过去相比,本年度隋唐五代史研究在各个领域都增加了不少成果,体现了研究的深入与进步。就成果较多的领域而言,一是对墓志的研究与利用延续了往年的热度,越来越多的文献得到整理与出版;二是礼制宗教、法制、边疆民族等,特别是地方政治与社会的研究,相较以往成果更加凸显。中国今天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周边环境的变化,都刺激着边疆史、民族史乃至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增多。相比之下,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比前几年有大幅下降;制度史、军事史方面的研究也较为缺憾。但总体而言,2014年仍然是隋唐五代史成果较为丰硕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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