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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发布日期:2015-07-01 原文刊于

 

 

2013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藤井律之(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杨振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00732)编译

 


  因近年的考古学成果,出土文字史料研究十分兴盛,2013年考古学也给都城研究带来了新的影响,令人瞩目,预计今后有兴盛之势。下面对2013年的研究成果根据内容进行分类介绍,文学和思想方面的内容则割爱。
  首先魏晋南北朝史整体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中村圭尔《六朝政治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作为六朝史研究的引领者,此书是其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以官僚制和社会结构为主题,并且也是与都城研究相关的都市研究的必读书。
  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乐制与国家》(同上)也是重要著作。阐明了西晋末年崩坏的乐制,经过南北各王朝的继承、改编,在隋文帝时是如何进行重组的,意义重大,可成为整体把握西晋泰始年间以及隋文帝各种制度改革的契机。
  西魏、北周史研究 在隋之前的西魏、北周史方面,出版了前岛佳孝《西魏、北周政权史的研究》(同上)。论述政权结构的第一部自不用说,关于进入四川和统治的第二部也将会成为今后研究的基础。此外有冈田和一郎《西魏、北周的国家结构》(《唐宋变革研究通讯》4)和会田大辅《北周宇文护执政时期的地方统治体制》(《东亚石刻研究》5)。前者认为通过赐与国姓创造了第二代“代人共同体”,和二十四军诸将迁移原籍一起,意识到北魏洛阳迁都以前的空间结构。后者通过延寿公碑碑阴复原了勋州总管的军事结构,指出宇文护执政时期没有看到郡姓—豪右—乡兵的多层结构,朝廷和豪右可能是直接结合的。关于西魏、北周史的再探讨在不断积累成果,有必要整理研究动向。
  政治史 落河悠纪《曹魏明帝重视宗室政策的实态》(《东方学》126),认为明帝旨在为齐王芳辅政建立宗室与名族的协调体制。岛田悠《西晋礼、法与政局的关系》(同上125),对西晋的政治方针分为三个时期,即重视礼法的武帝时期、否定之的贾南风时期、旨在回归武帝时期的司马伦时期,但是,该如何评价极其混乱的司马伦时期的人事呢?小野響《前赵与后赵的建立》(《立命馆东洋史学》36),认为前赵是继承西晋正统而不是(刘渊)汉的国家,后赵是汉的后继者。长部悦弘《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尚书省和迁都洛阳(二)》(琉球大《人类科学》29),分析孝文帝时期的尚书省,认为孝文帝并非一直尊重文明太后的意愿。
  官僚制 藤井律之《魏晋南朝的迁官制度》(京大学术出版会),主要从将军的使用着眼,论述魏晋南朝时期的人事异常变动体系。长嶋健太郎《东汉末、三国的司隶校尉》(《立正大学大学院年报》30)认为,由于东汉末迁都许昌以及曹操担任司空、丞相,司隶校尉一度失去专杀权和监察权。
  法制 沟口瑛《北朝的除名制度》(京大《历史文化社会论讲座纪要》10),论述了北朝除名制度和唐律的差异,认为北朝时被处罚者本人积极申诉恢复身份。
  经济 冈本隆司编《中国经济史》(名大出版会),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内容很少,但包含了与江南开发和下与商人等有关的专栏,以及对著名的先行研究书籍的解题。山根清志《宋书孝义传所见自卖十夫和雇佣制》(《福井大学教育地域科学部纪要》社会科学3,2012),修正了滨口重国把十夫客看成是“一种质入奴婢”的说法,认为是雇佣关系。
  军事 佐川英治《中国中古军功制度初探》(《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综合研究》),指出曹操通过爵制重组,将军功与爵的结合转向与官职结合,将北魏军阶的建立定位在这一延长线上。艾诺.凯来《欧美关于中国古代战争史、军事史的研究》(同上),金秉骏《韩国的中国军事史研究 (秦汉~南北朝时期)概观》(同上),对欧美、韩国的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进行了综述。
  贵族、郡望 中本圭亮《汝南袁氏二三题》(《三国志研究》8),认为实质性的“四世三公”只有袁氏。但是所谓特殊一族的形成理由是什么呢?津田资久《刘备出身考》(《国士馆人文学》45)认为,卢植门生这一经历对刘备的初期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亡命刘表政权时宣传是临邑侯枝属的家世,即位皇帝时自称是中山靖王的末裔。满田刚《孙策、周瑜的“断金”之交的历史背景》(《东洋哲学研究所纪要》28)认为,孙策和周瑜的友情是以朱儁为中介的孙坚和周氏的联合为基础的。永田拓治《〈荀氏家传〉的编纂》(大阪教大《历史研究》50)认为,东汉至魏晋时期“家传”盛行,通过编纂家传,成为门第确定的一个要因。小尾孝夫《广陵的高崧及其周边》(静冈大《人文论集》63-2),从华北流民广泛寄居的广陵地理,探求广陵高氏既是南人也是侨民的原因。野田俊昭《南朝“名家”的保存和继承》(《东方学论集》),反对川合安关于门第流动的观点,补充加强族门制,但关于门第需要贯穿东晋南朝作长时段讨论,而不能仅限于一个朝代。王铿《六朝时期三五地区非门阀贵族人士的政治活路》(《唐代史研究》)认为,以三吴地区发达的制造业和商业等为基础,拥有财力的寒人,通过门阀贵族的门生变成恩倖。窪添庆文《北魏弘农杨氏》(伊藤敏雄主持平成二十五年度科研项目中期成果报告书《墓志带来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可能性》)认为,弘农杨氏和其他的华北门阀不同,与乡里的联系淡薄,迁都洛阳后由于需要重新构建和乡里的关系等,以寻求伦理性生活。稻住哲郎《出身北齐者和关陇集团》(《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41),探讨了北周末至隋出身北齐者的仕宦情况,但有必要就获得的“一定信任”作更深入的挖掘。
  地理 石井仁《赤壁研究序说》,列举了江汉地区以多种形式存在的与“赤壁”有关的史料。认为赤壁的前提是“红色的崖”,以及应当探讨被忽视的鸟林的意见很重要。
  文学、学术 小林岳《后汉书刘昭注李贤注研究》,不仅论述了梁刘昭的《集注后汉》,还论及高唐刘氏。石井仁《曹操的学问和教养》(《二松学舍大学人文论丛》91)认为,曹操在曹腾人脉关系的“西北列将”们的熏陶下,形成了广博的知识,支撑了其霸业。渡边义浩《陆机的文赋与“文学”的独立》(《中国文化》71)认为,陆机的文学功用论使得文学自身的价值独立出来。榎本淳一《日本国现存书目录所见梁代的书籍》(《古代中国、日本的学术与统治》)认为,梁代的书籍特别是经部、子部书是经由百济流入日本的。是探讨遣隋使以前的日中交流方面非常重要的论文。河内春人《五—七世纪学术的流通和南朝文化圈》(同上),也和榎本氏论文一样,阐明了从东晋、梁经过百济到倭国的学术流通,并定义为南朝文化圈。
  思想、宗教 吉川忠夫《此亦人之子——六朝时期“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东洋史苑》80),列举对社会地位低下人宽容的六朝士人的例子,认为东汉的刘宽是他们的先驱,主张六朝的道教也重视所谓的心性。南泽良彦《魏晋的明堂改正论与王肃的五帝说》(《中国思想史研究》34),对王素主张把明堂的祭祀对象从五帝改为昊天上帝的通说进行重新探讨,认为王肃把郑玄说的五天帝置换为五行神,由于其概念尚未确定,所以造成后世的误解。池田恭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考》(同上),从频繁发生的王朝更替中,探求三国到六朝时期出现基于《诗经·北山》的“北山隐者论”的背景。大久保秀造《魏晋南北朝的正统试论》(《东方学论集》)认为,北朝后期胡汉关系的隔阂在淡化。会田大辅《帝王略论》(《古代中国、日本的学术与统治》)认为,以南北两朝为正统的《帝王略论》乍看之下其历史观是矛盾的,但却和唐朝旨在解决南北间地域、政治对立的目标相一致。
  佛教方面,大内文雄《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史研究》(法藏馆),论述了梁代贵族与佛教,荆州、四川的政治动向与佛教教团的关系。河边启法《刘宋、南齐时期的僧与士人》(《大谷大学大学院研究纪要》29)认为,皇甫谧在隐逸的同时,也保持着与朝廷和世间关系,这种生存方式也给成为僧侣的子孙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佐藤智水《中国初期金刚佛的铭文所见祈愿》(宫治昭主持平成二十—二十四年度科研项目报告书《犍陀罗美术资料集成及其综合研究》),考察五世纪的金刚佛铭文,认为“庶民通过佛教感知天子”是不可能的,但是模拟皇帝的云岗石佛的存在是怎么回事儿呢?同氏《中国初期的“邑义”(下)》(《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5)认为,女性成为佛像营造事业的为主体是在北魏逐渐发展的。西川庆元《北魏与北周的废佛》(《天台学报》54),研究了对废佛产生强烈影响的崔浩和卫元嵩。安藤信广《北周赵王“道会寺碑文”》(《中国文化》71)认为,祝愿佛教复兴的“道会寺碑文”中的“皇帝”是宣帝,是隋“菩萨天子”像的先驱。手鸟一真《空王、空王佛、大空王佛》(气贺保泽规编《中国中世佛教石刻研究》,勉诚出版),探讨了大空王诞生的经过,也触及从梁投往北齐的陆法和的事迹。
  “民族” 川本芳昭《汉唐间云南和日本的关系》(《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41),通过分析爨龙颜碑,论述了爨氏势力的扩张,江南政权给予将军府、刺史府(府官制)的结构和倭国之间的相似性。同氏《中国史研究中对“少数民族”的理解》(《东方学论集》),认为六朝时期的非汉民族是“比较”少数,再次指出存在从现在的“少数民族”认识出发,把非汉民族看成是非主导立场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福岛惠《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的东方移居及其待遇》(《唐代史研究》16)认为,粟特人以北魏时期在凉州和原州等地修建的殖民聚落为据点,出入、移居长安以东地区,这一时期他们在中国形成的网络即使到后代依然延续着。此外还关注了使者的作用。
  对外关系 首先和东方的关系。余昊奎(井上直树译)《三世纪前半东亚的国际形势与高句丽的对外政策》(《朝鲜学报》227),高句丽为了对抗公孙氏政权,和曹魏联合,但反受到曹魏的侵攻,从日本海一侧构建地方统治组织,维持穷地。楠山修作《魏志倭人传表现的卑弥呼观》(追手门学院大《亚洲学科年报》)认为,给卑弥呼的亲笔信中的“忠孝”“孝顺”,是要求避免鬼道。莲沼启介《迷幻的邪马台国》(《亚洲文化研究》39),批驳依据西高辻本《翰苑》所引《魏略》佚文的《魏志倭人传》,但是能把“女男子为王”理解为“女的王和她的男子的王”吗?西本昌弘《倭王弥(珍)与仁德天皇》(《史泉》118),也认为以西高辻本《翰苑》为基础的《宋书》把倭王珍误记为倭王弥,支持、补充论证前田直典主张的弥是仁德天皇的说法。
  和南方的关系。士氏政权研究方面,有川手翔生《围绕岭南士氏的势力形成》(《史观》167),同氏《岭南士氏贸易考》(《史滴》34)。前文对士燮就任交趾太守时期进行再探讨,认为其趁岭南地区形势不稳之机,按照东汉的地方行政、人事制度扩张实力。后文认为,士氏政权的贸易形态不是以南海贸易,而是以通过和南中豪族进行交流的西南丝绸之路贸易为中心。渡边义浩《孙吴的国际秩序与 州》(《三国志研究》8),认为孙吴的国际秩序只在以与蜀汉的盟约为基础的西方,和来贡的南方两个方面实现了。王铿《三~六世纪中国江南地区的对外贸易》(《金泽大学历史语言文化学系论集》史学·考古学5),依据 州=日本说,认为日本为了买入铜镜和瓷器,和会稽进行贸易,推测日本的支付方式和七~八实际的对朝鲜贸易一样是用真绵。
  关于北方、西方的关系,有菅沼爱语《西魏、北周的对外政策和中国再统一的过程》(京都女大《史窗》70),整理了从北魏分裂后到隋的外交关系,认为隋活用了西魏、北周时期培育的突厥隔断政策,对这一外交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译注有小谷仲男、菅沼爱语《南朝正史西戎传与〈魏书〉吐谷浑、高昌传译注》(《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纪要》史学12)。
  考古 光武英树《汉三国西晋纪年镜铭中的干支和作镜年月日研究》(《东京学报》京都87,2012)认为,吴的镜师喜好以阴阳五行的秘方制作难解的纪年铭文。“中国古镜研究”班《汉三国西晋纪年镜铭集释》(同上),对这一时期有特色的纪年铭文进行了释读。陈千万(水盛凉一译)《襄阳市菜越大型三国墓的发掘与研究》(《亚洲流域文化研究》9),介绍了该墓的结构和随葬品,认为墓主人是张济或夏侯尚,但需要更多的证据。藤井康隆《晋式带金具的形成背景》(《古代文化》65-1)认为,南京薛秋墓出土的带金具是孙吴发明的形制,该形制传播到幽州、朝鲜、日本是西晋继承孙权东方海域战略的佐证。
  画像资料 马怡(佐佐木正治译)《汉晋时期的仓廪图所见粮仓与简牍》(《东亚的资料学与情报传递》)认为仓廪图表现的是出纳粮食的场面,仓主或管理人手中的棒状的东西是记录出纳情况的简牍。小林聪《五胡、北朝时期服饰的“多文化性”》(《东方学论集》),认为甘肃省河西、辽宁省朝阳出土画像资料中的服饰是头饰,以此为中心进行分析,认为前者是简装和氐、羌、鲜卑的服饰共存,后者主要是武冠和鲜卑帽。此外,关尾史郎《河西出土的砖画、壁画描绘的非汉族》(《西北出土文献研究》10)也探讨了甘肃甘肃省出土墓的画像资料,认为壁画专门描绘非汉族种族是不可能的,进而整理了所描绘的活动内容,认为韩和原住各族的生活空间是不隔绝的。同氏《河西魏晋墓出土砖画一览(1)》(同上),是可将报告书和图录中题名不同者进行对比的一览表。苏哲《从墓葬的图像资料来看北魏平城时代的日常生活》(佐川英治主持平成二十五年度科研项目报告书《大青山一带的北魏城址研究》),将平城时代的墓葬图像资料,分狩猎图、出行图、农耕图、商旅图进行考察。
  石刻 高桥继男《中国石刻图书目录 (2008-2012年)稿》(汲古书院),是2009年出版的目录的续编。大原信正《关于“魏大响碑”》(《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报》文学研究科42),考察了曹丕即位魏王后立即兴建的魏大响碑的立碑地点、撰者,提出碑文复原的方案。窪添庆文《迁都后的北魏墓志补考》(《东亚石刻研究》5),通过洛阳迁都后皇帝的政策意图角度,认为墓志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冯熙墓志采用的是新形式体例。梶山智史《稀见北朝墓志辑录》(同上),对主要资料集采录所遗漏的北朝墓志进行了释文,包括了和士开等重要人物的墓志,非常重要。粟特人墓志研究班《粟特人汉文墓志译注(九)西安出土“安伽墓志”》(北周大象元年)(《史滴》34),对同州苏保关注的安伽墓志进行了译注,也包含对西安北郊的粟特人墓志和同州的考察。古代东亚史研究班《祢军墓志译注》(同上),对该墓志进行了译注,该墓志因对文中“日本”的解释存在争议而著名。“北朝石刻资料的研究”班《北朝石刻资料选注(二)》(《东方学报》京都87,2012),对北魏和梁的五方石刻进行了释读和语注。佐川英治《南北朝新出土墓志的实地调查》(《通过墓志进行魏晋南北朝研究的新可能性》),介绍了南京、洛阳、西安、太原博物馆所藏的新出墓志。张铭心《墓志的传播所见汉文化的分流与合流》(同上),从墓志的形态来读取南北文化的传播,但是是否能把墓碑也看作墓志呢?关尾史郎《古代中国墓券的发展》(同上)认为,江南的墓地由于是不允许私人占有的无主地,因此这些地的墓券变质为和神格订立的虚拟性契约。随文附汉到五代的墓券表。德泉さら《石碑的工艺“穿”》(《中国中世佛教石刻的研究》)认为,从汉代开始石碑的穿是圆孔的,但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转变为莲花或宝珠形设计。
  简牍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肆)》(长沙简牍博物馆等编、文物出版社,下文简称为《走马楼四》)公布后有很多成果。关尾史郎《破莂、别莂考》(《东亚的资料学与情报传递》),对左右剖开的吏民田家莂等破开后的保管者对进行了考察。同氏《从出土状况看长沙吴简》(《中国出土资料研究》17),整理了《走马楼四》所取竹简的坨的规模、内容方向、赋税纳入日等,是探讨该书的必要研究。同氏《长沙出土乡名不详赋税纳入简一试论》(《资料学研究》10),对《走马楼四》中乡名不详的赋税纳入简,从丘名和纳入者的姓名复原了乡名。同氏《<吴嘉禾六(237)年四月都市史唐玉白收送中外估钱事>试释》(《东洋学报》95-1),认为《走马楼四》所收木牍1763(一)混在以名籍简为主的坨中的原因是,户曹为了名籍修正工作从金曹转送过程中造成的。伊藤敏雄《围绕长沙吴简中的生口买卖与“估钱”征收》(大阪教大《历史研究》50),对有关生口买卖和估钱征收的册书提出了编连方案。
  敦煌、吐鲁番写本 土肥义和编《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的新研究 修订版》(东洋文库),是2009年出版的同书的增订版。修正、补订的部分值得关注。郝春文(高田时雄监译、山口正见译)《可读的古文书——敦煌遗书》(《敦煌历史文化总卷》,东方书店),是《走进敦煌》丛书的翻译。对敦煌遗书发现的过程、使用语言、典籍等做了很全面的介绍,非常有益。高启安(高田监译、山本孝子译)《敦煌的饮食文化》(同上)也是该丛书的翻译。町田隆吉《河西出土魏晋、五胡十六国时期汉语文献的基础性整理》(《中国新出资料学的发展》),对河西地区出土的汉语文字史料中的衣物疏、辞令书、墓券、镇墓文,按出土地区进行整理,论述了各自特点。白须净真《晋的建康五(317)年故敦煌表是都乡仁 里·大女·夏侯妙妙的衣物疏》(《广岛东洋史学报》18),对古陶文明博物馆所藏衣物疏进行释读,推测其出土于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遗址古墓。黑田彰《有邻馆本维摩疏释前小序抄考》(《佛教大学文学部论集》97),提供了藤井有邻馆所藏、何彦昇旧藏敦煌写本《苻坚迎鸠摩罗什事》的图版,并进行了释读。
  都城 盐泽裕仁《东汉魏晋南北朝都城境域研究》(雄山阁),考察了东汉到南北朝时期都城中的洛阳、许昌、邺、建康、平城,是重要著作。不仅论及都城本身,还论及选址条件等地域空间,还附有许多作者拍摄的珍贵照片。田中一辉《魏晋洛阳城研究序说》(《立命馆史学》34),认为魏晋洛阳城的宫城配置,是将东汉时期的北宫发展为南北两个宫城,支持一宫说。武田秀夫《东晋初期的建康(南京)》(追手门学院大《亚洲学科年报》6),描写了东晋时期的乌衣巷和与之有关的人们。户川贵行《东晋南朝建康的华林园》(《东洋文化年报》15),分析了宋齐时期实行的敕命刑狱“诏狱”,认为华林园是让士人服从帝权的场所,但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和“劫(强盗犯)”之间的关系。冈部毅史《六朝建康东宫考》(《东洋史研究》72-1)认为,改变规则的皇太子居所在刘宋文帝时期以后被固定化,以南朝皇太子政治势力抬头为契机,东宫的机构变得复杂起来。松下宪一《大青山南部北魏城址遗迹》(《大青山一带的北魏城址研究》),推测了北魏都城有关遗迹中云中城、成乐城、云中宫的位置。今井晃树 《汉魏洛阳城》(《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纪要》2013),是北魏宫城西南隅的调查简报。村元健一《关于北朝长安在都城史上的定位》(《大阪文化财研究所研究纪要》14),因北朝时期长安“宫城”遗址的出土,整理研究史,叙述了宫城中枢部分的变迁。同氏《中国 北朝都城的祭祀空间》(《都城制研究》7)认为,《洛阳珈蓝记》描述的都城内佛寺林立的情形,违反了孝文帝关于限制都城内建立寺院的构想,北齐邺城则继承了孝文帝的构想,直到北周废佛长安城城内存在着很多佛寺。
  六镇 关于六镇有《大青山一带的北魏城址研究》,下面介绍同书所收的研究论文。佐川英治《北魏六镇史研究》,批评先行研究,整理六镇的形成、发展史以及六镇位置确定、六镇镇将、相关文献,非常便于利用。盐泽裕仁《大青山北麓的六镇有关遗址》,真理了六镇有关大遗址的选址环境。指出城内区域应为大军屯驻,规模较小,而镇城壁外应当游牧民居住,这一观点非常重要。林俊雄《游牧国家的聚落和都市》,全面介绍了从匈奴到柔然时期的蒙古高原上的聚落、都市,认为高原北部的国家战略主要是以营造谷物储藏为主要目的。这对于考虑六镇的性质也很重要。
  史料辑佚 满田刚《中国佛教文献所引韦昭<吴书>佚文》(《创价大学人文论集》25),列举了三条认为是韦昭《吴书》佚文的材料。
  以上介绍了2013年的研究。开头已经谈到,可以说对都城和六镇等新考古学成果,文献史料方面的反应也很热烈。另一方面,正如2012年综述曾担忧的那样,曾经给魏晋南北朝研究添加华彩的贵族制问题2013年依然停滞,但是关于个别郡望、氏族的研究仍给人切实积累的印象。
  2013年,谷川道雄氏逝去。在他所留下的业绩中,共同体论可能会以蕴含在造像铭文研究等其他形式发展下去。而且,西魏、北周史即隋唐形成史论也在继续积累新的认识。对于我们这些后辈来说构建了诸多巨大路标的谷川氏,再次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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