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浏览文章:
选择文字大小[大] [中] [小]

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收翼龙纹研究

发布日期:2015-07-01 原文刊于

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收翼龙纹研究

苏辉

扶风庄白窖藏所出的析尊(图1)上装饰一种折体龙纹,在同一主人的其他两件器,如析觥(图2)、析方彝(图3)上均可见(三器器形分别见图181920)。合观这几件析器上的龙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点:

1.全身鬛、甲毕现,造型华丽。

2.头部花冠是一俯视的直体卷尾龙纹。

3.肩部有普通龙纹不具备的耸突。

1 析尊圈足

2 析觥圈足

3 析方彝盖

4 蝉纹

5 见尊腹部

6 匽侯盂腹部

7 乍宝用簋腹部

8 尊腹部

关于折体龙纹肩部的耸突,笔者认为应该是表现龙背上的翼,只不过没有张开,而是收拢的形态。文献中将有翼的龙称为应龙,《广雅·释鱼》“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龙,无角曰龙。”铜器纹饰中,为了表现昆虫的翼和飞禽的翅收拢,均在肩或背部凸起(图4)。折体龙纹肩部的凸起也是同样的道理,如岐山贺家村M112所出的乍宝用簋纹饰拓片(图7),表现的是这类龙纹背部双翼的俯视图,翼尖也从躯体弯折处伸出,较之他器更加形象,与张翼的龙纹,如甘肃灵台百草坡西周墓所出潶伯卣颈部的龙纹相比,差别更是明显。

析器以外,收翼龙纹还见于不少铜器,如英国学者罗森夫人提到《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青铜器图录》(本文简称《美集录》)A420的见尊[①](腹部纹饰见图5,器形见图14)和《商周彝器通考》654的见卣[②](图17)。李学勤和艾兰两位先生发现了藏于英国伦敦埃斯肯纳齐行的鲜簋(图23)装饰有这种龙纹[③],并在讨论鲜簋时提到,类似的还有麦方尊(图9)和辽宁省喀左县马厂沟窖藏所出的匽侯盂(图21),鲜簋的龙形花冠已经和龙头部分开,是晚出的形态,故论定在穆王三十四年[④],析器大约是在昭穆之间[⑤]。随后,彭裕商先生列出了乍宝用簋[⑥](图22)。最新的发现则是1999年郑州洼刘ZGW99M1所出的卣(图1516)和[⑦](图13)。

《西清古鉴》8.48伯龢尊、9.30即月尊(图11)、10.36夔龙尊(图12)也是在腹部和圈足饰有收翼龙纹,但都是伪器[⑧]。《通考》555又有伯龢方尊(图10),容庚先生云:“《铜器集》(图五)著录,云铭有王元年伯龢父等三十五字。案此器形制花纹与邢侯尊(《古鉴》八:卅三)略同,乃西周前期器,不当有西周后期伯龢父铭文。疑铭文伪刻,或此器乃仿造之精者”[⑨]。此说有理,所以本文对这几件器不作讨论。

9 麦方尊

10 伯龢尊

11 即月尊

12 夔龙尊

13 

14 见尊

15 小

16 大

17 见卣

18 析尊

19 析方彝

20 析觥

21 匽侯盂

22 乍宝用簋

23 鲜簋

 

24 日本白鹤

美术馆藏荣子方尊

麦尊在《西清古鉴》一书中器形及纹饰都绘得比较逼真,同人做的器物有麦鼎、麦盉及麦方彝。《西清古鉴》13.10为麦方彝,肩部和圈足饰折体蛇纹,盖和腹为饕餮纹,风格与令方彝相近,但腹部未显鼓出[⑩],时代应比令方彝略早。麦盉见于《通考》478,半环钮捉手,盖器之间有提链,腹全素微鼓,浅裆部略分,四柱足较细,器形与梁山七器中的伯宪盉、洛阳马坡出的父癸臣辰先盉几近一致,时间上应相距不远。学界公认臣辰盉在昭王前后,朱凤瀚先生定伯宪盉为西周早期晚段器[11],因此,将麦盉定在康昭时期是合适的。麦尊是方体圆口,四角都有钩状的扉棱,盖沿颈部饰双龙相对的蕉叶纹,肩部是尾部垂下两羽的小鸟纹,腹部、圈足均为小龙花冠的收翼龙纹。器形相似的可举出荣子方尊(图24)、令方尊和叔逸方尊,都是方体圆口,尤以前者的风格更近,略有差别的是肩部小鸟纹尾除了下垂的两立羽外,其上还有一横羽;圈足也是顾首折体下卷尾龙纹,只是没有耸突的翼根部和小龙花冠。王世民先生等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将荣子方尊列在口圆下方的Ⅰ型2式,定在西周早期偏晚,同样的型式还有令方尊、盠方尊,都是昭王以后的器物了[12]。另外,器物组合含有尊和方彝的如令器和析器都是在昭王时,且同样饰有收翼龙纹的析器已经到了昭王末年[13]。所以,麦方尊最好也定在西周早期偏晚,不会太早,鉴于学界大多将麦器的尊、盉、方彝置于康王世[14],现从类型以及组合来综合考虑,笔者认为定在康王晚年较为妥当,当然,它们之间也有先后,不过时间差距很短。至于麦鼎,足部做出兽足形状,非常少见,康昭时期的季尊、卣足部略可比拟,与麦器在时代上也能衔接。

乍宝用簋是1976年出自陜西岐山县贺家村西北的M112,墓已被盗掘,铜器只余下这件簋。其收翼龙纹的龙形花冠也已脱离脑部,并且无论从器形纹饰都和鲜簋一样,如扉棱、耳的兽首浮雕等,就连龙纹上唇脱落的牙形状也一致,时代肯定与之相差不远,且有理由推测鲜簋也有一个和乍宝用簋一样的盖。原发掘者在简报中根据打破关系并参照《沣西发掘报告》,将M112正确地定在西周中期,认为是相当或稍晚于穆王[15]。《周原出土青铜器》一书将乍宝用簋定在西周早期,现在可知不足据。

洼刘ZGW99M1属抢救性发掘,随葬品非考古专业人员取出,又无地层上的叠压关系,只能以器物类型和组合来推断。出土的礼器有鼎3件,簋、甗、罍、觚、尊、盉各1件,卣3件,其中两件扁体卣纹饰全同,一大一小,另一件为圆体卣,发掘者已经指出,其中一些铜器有商的遗风[16]。这是很对的,如鼎、簋、甗、罍、盉均是商末周初的风格。尊和两件扁体卣铭文类同,属于同一组,应是墓主自作器。同出的其他礼器铭文则相对较为驳杂,与尊铭等并不相谐,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下面重点讨论都饰有收翼龙纹的尊和两件扁体卣。

尊颈沿为双龙相对的蕉叶纹,肩部是垂首披冠直体上弯尾龙纹,龙纹的尾部斜下方附交叉的横羽和立羽饰件;腹部和圈足都是垂有小龙花冠的顾首收翼龙纹,通体有四道钩棱。卣盖面和器腹部饰垂有小龙花冠的顾首收翼龙纹;颈部为垂首带齿的直体上弯尾龙纹,龙身遍布立羽,龙形系用粗阳线勾勒[17];圈足饰同样的龙纹,只是龙身较细;颈部为一身双首同向的龙纹。可供对比的是《美集錄》A420见尊和收在《通考》654的见卣,据陈梦家先生的注解,见尊又录于《菁华》14,铭文为“见乍宝尊彝”,“日本住友氏所藏一卣(《菁华》75、《形态学》39.2下)与此同铭,《善斋》51甗亦见所作”[18]。最令人称奇的是,见尊、见卣分别和洼刘的尊及扁体卣一模一样,装饰风格如出一辙,连器物大小都相差无几,以尊为例,洼刘的尊高30.2cm,口径22.2cm;见尊高29.1cm,口径21.6cm。另外,器表勾棱的形状和数目也相同,两套尊卣时间上必定非常接近。一尊一卣、一尊二卣的组合属于西周早期铜器群的典型特征,因此,定在西周早期非常合适。

25 尊肩部

26 伯矩鬲颈部龙纹

27 见尊肩部

28 竹园沟M20:5圆盒

尊和见尊肩部的龙纹尾部(图2527)带有分离的饰件,与一般龙身所附的浅浮雕棱脊有别,并不常见,流行的时间也比较短,其他的例子见于琉璃河M251出的伯矩鬲颈部(图26)和宝鸡竹园沟M20:5圆盒颈部(图28),相同之处如,均是垂首披冠带卷耳,双唇均上翻,但两件尊的龙纹身体较短,鬲、盒的龙身较长,竹园沟龙纹足部后还有横羽,故尾部所附的横羽和两件尊的一样短,不如伯矩鬲的长:总的来说大致类似。M251是在成康之际[19],竹园沟M20在成康时期[20],两尊的时代与它们相距应不太远。

据器形来看,两套尊卣显出的是西周早期后段的特点,见卣、卣和庄白的商卣相似,见尊、尊和析尊、商尊等也非常接近。庄白的这几件器都在昭王时,析器更在昭王的末年。再从收翼龙纹的演变来看,乍宝用簋龙纹的后足已经不见,颈后的鬛毛也大大缩短,析器的龙纹颈后鬣毛还有一定的长度,但也没法和器、见器及匽侯盂相比。由此可以推断,析器在时间上正好排在乍宝用簋(包括鲜簋)和器(包括见器和匽侯盂)之间,器的一尊二卣最好定在康昭之际。一个墓的年代必须由最晚的器物来定,因此,洼刘ZGW99M1的上限应是康王时期,不能早到周初成王时。

麦方尊与匽侯盂就学界通行的看法也都是西周早期的器物,匽侯盂近于附耳簋,只是腹部较深,附耳有横梁与器相接,但圈足已不外鼓,而是向内凹折。以收翼龙纹的序列推断,也应在康昭时期,下限约在昭王前段。

综上所述,就目前的资料看,收翼龙纹在商代的铜器上还未出现,施用时间大体在康王后期到穆王这一段,即西周早中期之际,以乍宝用簋和鲜簋来看,下限应就在穆王后期,因为恭王之后已经没有乍宝用簋那样的铭文格式了[21]。彭裕商先生认为,这种纹饰起于康王之世,盛行在昭、穆时期[22],是合理的。因此,这种纹饰可以作为西周早期后段至中期早段青铜器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收翼龙纹本身而言,在这期间的形态也是略有变化的,除了小龙垂冠的脱离之外,最明显是在上唇的牙与足部。

如以上唇的牙形作为依据,从细部的特征来考察,收翼龙纹还可分为两组:匽侯盂龙纹的牙长度与乍宝用簋和鲜簋的龙纹牙相当[23],个体较大,作立羽形,有倒钩,但未与唇脱落,就和作为花冠的小龙相连是对应的,也属较早的形态,两件簋的收翼龙纹应当承袭自盂的形态。这三件是一组;其他几件铜器龙纹的牙相对较短,列在另一组。再看两组的器类会发现,匽侯盂铭文“匽侯乍(饭)盂”,表明匽侯盂和两件簋一样,均为食器[24],可称为食器组。另一组中析器的尊、觥、方彝,尊、卣和见尊、见卣都是成套的酒器,可称为酒器组。纹饰与器类及用途的对应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即便是同一种纹饰,也会在细部显出差别以起到指示作用。不仅如此,笔者还讨论过两种纹饰区别食器、酒器的例子[25],据《礼记·郊特牲》“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有了阴阳的内蕴,不同类别器物上的纹饰便显出了各自的特点,其中的礼制含义不言而喻,“器以藏礼”的原则在纹饰上同样得到了表现。

在收翼龙纹的演变中酒器组明显早于食器组。西周早期酒器仍然具有一定的规模,但到了穆王中后期的礼器组合中,酒器已经逐渐式微,觥、方彝、卣均已成为明日黄花,食器的地位远远超过了酒器,收翼龙纹也就主要装饰在簋上了[26]。收翼龙纹应该是带有标志性质的纹饰,它的使用含有多重的意味。不过,至今还未在鼎上发现收翼龙纹,这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最后,可以将饰有收翼龙纹的铜器按时间先后排列如下:

康王后期

麦方尊、匽侯盂

康昭之际

*尊、卣,见尊、见卣

昭穆之际

析尊、方彝、觥

穆王后期

鲜簋、乍宝用簋

于是就显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今辽宁、河北的北方地区→河南郑州→陜西周原这样一条路线与各器的时间先后正好有对应关系,恰好在提示收翼龙纹的传播路径,这个结论以后应该会有更多的实例来验证。

2009年初稿

2014年二稿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青铜器图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第696页。此器又著录在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下文简称《通考》)第537器。

[] 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赛克勒所藏西周青铜礼器》),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0, pp.462-463.

[] 李学勤、艾兰编:《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彩版9,文物出版社,1995年;下文简称《遗珠》。

[] 李学勤、艾兰:《鲜簋的初步研究》,《中国文物报》1990222,收入《遗珠》。

[] 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 彭裕商:《麦四器与周初的邢国》,载《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第147150页。彭文据《陜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一所录,此器彩照及纹饰拓片后来发表于《周原出土青铜器》第1492-1495页。又,彭先生认为荣子方尊的圈足也是这种收翼龙纹,似不确,如下文图24,荣子方尊圈足是顾首垂冠折体下卷尾龙纹,但冠饰并非小龙,肩部也没有收翼形成的耸突。

[] 郑州博物馆编:《郑州青铜器》第34卣、第38尊,香港国际出版社,2001年,第2024页。书中分别称两器为“”铭凤纹提梁卣、“”铭龙纹铜尊,所谓的凤纹和龙纹均指收翼龙纹,前后矛盾。发掘简报见张松林等:《郑州市洼刘村西周早期墓葬(ZGW99M1)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6期。

[] 容庚:《〈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5期,1929年。

[]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305页。

[] 不排除《西清古鉴》描绘有失真的可能。

[11] 朱凤瀚:《房山琉璃河出土之克器与西周早期的召公家族》,载《远望集——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陜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12]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

[13] 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14] 也有学者持昭王晚期说,不过已经被认为不可信。详见张桂光《周金文所见“井侯”考》(载《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庞小霞《西周邢国二次迁封说辨析》(《文物春秋》2008年第2期)。

[15] 陜西省周原考古队:《陜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8期,文物出版社,1983年。

[16]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洼刘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

[17] 同样的龙纹又见于《赛克勒所藏西周青铜礼器》70卣盖沿,即《流散欧美之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第132器。

[18] 《美集录》,第86页。

[1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 1973-1977》,第244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20] 《宝鸡国墓地》,第268页。

[21] 李学勤:《异形兽面纹卣论析》,载《保利藏金》,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收入《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2] 彭裕商:《麦四器与周初的邢国》,载《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第147150页。

[23] 匽侯盂的器形见《中国青铜器全集》6.1617,纹饰拓片见《商周青铜器文饰》第313号,文物出版社,1984年。

[24] 也有盂自名为“簋”者,如陈梦家先生旧藏中乍宝簋,见《西周铜器断代》上册第49页,中华书局,2004年。又参陈芳妹:《簋与盂——簋与其他粢盛器关系研究之一》,《故宫学术季刊》121983年。

[25] 苏辉:《青铜器龙纹与器形的对应性研究》,载《形象史学2012》,人民出版社,2012年。

[26] 出乍宝用簋的墓被盗掘,铜器只剩下这件簋;鲜簋也是非发掘品,故无法知道同组其他器物的纹饰。就目前所见,也没有发现其他食器上饰收翼龙纹。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建国内大街五号 邮编:100732 网站主页

E-mail: hbliu@cass.org.cn

欢迎转载,敬请注明:转载自 中国古代史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