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对海外回流的一件新莽地皇二年铜量进行分析，从拓片、铭文、器物特征等方面论证本器就是著录在《簠斋吉金录》等书的陈介祺旧藏。铭文中的“上次士”为常乐卫士属下的轮值宿守士兵，“饭帻”为“饭渍”之借，指的是铜量的用途为分配佐餐的酱羹。由器的容量“八升少”可以推算当时一升的数值约相当于今200ml，与以前其他新莽量器的推算数值一致，进而暗示每晚宿卫士兵人数可能是25的倍数。本器的重新出现，弥补了前人只见拓片却无缘目睹原器的遗憾，为进一步研究新莽时期的度量衡制度和宫廷宿值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关键词：新莽 铜量 陈簠斋 常乐卫士饭渍

前些时候得见一件新从海外购回的铜椭量，承藏家惠允发表，谨致谢忱！铜量通长39cm，柄长15cm，量身长24cm，宽13cm，高7.5cm。外侧口沿刻莽篆27字：“常乐卫士上次士铜饭帻容八升少，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二月造。”下有一正方形斗检封（图一）。

据福开森（J. C. Ferguson）《历代著录吉金目》^[[1]]，此器拓本分见于《簠斋吉金录》5.31、《愙斋集古录》25.6、《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3.51、《汉金文录》4.21。此外，孙慰祖等所编《秦汉金文彚编》列在529号^[[2]]。吴式芬《攈古录》4.8“常乐卫士铜饭帻款”录此器释文^[[3]]，并云：“篆书二十七字，山东潍县陈氏藏”。潍县陈氏即清末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今潍城区)人，平生酷爱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眼光独到，识见尤精，其墨拓为一时之冠，藏品种类广泛且学术价值多为学者称道，举世闻名的如毛公鼎等。陈氏与当时的金石学家吴大澂（字清卿，号愙斋）、鲍康（字子年）、吴云（字平斋）、潘祖荫（字伯寅）、王懿荣（字廉生）等以书信论学，互通藏品信息。《簠斋吉金录》拓片鈐印“簠斋两京文字” ^[[4]]，《愙斋集古录》的铭拓钤印“簠斋藏古”、“君车汉石亭长”（图七）^[[5]]。《汉金文录》采用的是陈承修《猗文阁集金》一书所收的拓本，斗检封内有“海滨病史”钤印^[[6]]，这些均为陈氏鉴藏自用印，故《愙斋集古录》等书所收此器拓片均来自簠斋无疑。以各书拓片与此器比对，锈迹的走向、检封边缘的形状、铭文的字形和位置等均一致，可知原器就是这件椭量^[[7]]。

陈氏《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于器下自注云：“式如秦量而底平，名曰帻，可见古帻之形。□，此当即斗检封”^[[8]]（图三、图四、图五、图六）。《簠斋金文题识》还收录了陈氏的另一题识：“莽量也，帻其形。廿六字，外一口高起，即斗检封。地皇上戊二年。”^[[9]]由于其後学者均未见器形，对于陈氏此言并不重视，又囿于铭文中“饭帻”为器名，故各种著录在排列此器时都没有把它放在量器类，研究计量史的专家更是无从考论。《愙斋集古录》以“饭”为器名，置于鐘、鑪之间。《汉金文录》以之与“雍库籥”、“青羊毕少郎葆调”同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也在“杂器”类和“汉杨氏区”、“汉赵銗镂”并列^[[10]]。《秦汉金文彚编》虽未明确器类，也是将其厕身于“千万熨斗”、“青羊毕少郎葆调”之间。徐正考的《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则归在饪食器类^[[11]]，同样也是无从目见原器的权宜之计。推本溯源，上述各书对此器的排法大概均是参考《簠斋吉金录》而来，因为後者就是把此器单列而与其他杂器同处。现由器形可证陈氏“莽量”之说不误，国家博物馆藏的一件铜椭量^[[12]]（图二）与此器近似，只是没有斗检封。秦代椭量的柄一般都显粗短，不如汉量那么长。

据铭文，器为“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二月造”，新朝是王莽代汉而立，《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径名“新奔常乐卫士饭帻”(奔应为莽的隶书简体)。新莽年号依次为“始建国”、“天凤”和“地皇”，地皇二年为公元21年。陈直先生认为“地皇当为地凰之省文，以与天凤相配” ^[[13]]。王莽时的纪年法有繁简之分。繁式年号是新莽时一种特点，在“天凤”或“地皇”前冠以“始建国”，後有“上戊”，如本器的纪年法就常见于当时的简牍文书和器物铭文。洪迈《容斋随笔》卷六“建武中元”条云：   

韩庄敏家一铜斗，铭云：“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又绍兴中郭金州得一钲，铭云：“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国之後改天凤，又改地皇，兹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犹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诏犹系其故名之类耳。 ^[[14]]

後一器即地皇二年侯钲，又著录于《隶释》卷二，洪适指出：

殆莽汉之际，习俗相尚以即位初元冠于新历之上。^[[15]]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推测：

窃疑莽自立时尚未建年号，姑以始建国纪年，故改元後时人犹以此加于年号之上，非重纪也^[[16]]。

但此说无法解释同时的材料里繁简两种纪年并存、天凤地皇两个年号绝无叠加使用等情况。陆耀遹《金石续编》卷一提出：

以改元更号而论，既称天凤，不当复称始建国。然《莽传》前言莽先建元初始後改元建国，不云始建国，而于後云建国元年正月，上仍系以始字，则于始建国六年所谓改元天凤者，当是增天凤二字于始建国之下。^[[17]]

这是仅就“始建国天凤”的称法而言，其实不可据。居延和敦煌等汉简中也不乏其例^[[18]]。陈直先生则怀疑王莽天凤、地皇两种年号在当时以繁称为正格，《汉书》从简，後世遂不知原有的繁称^[[19]]。从简牍文书的纪年两者并存看来，陈氏之说可信。

“上戊”见于《汉书·王莽传》，

其且开天下山泽之防，……勿令出税。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

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历名。”沈钦韩云：“王光不可通，当为天元之讹”。王国维《敦煌汉简跋九》指出：“莽作新历，六岁一改元，王光者，其所豫定之年号也。”^[[20]]王氏对于“王光”的看法是正确的，故为後来的学者遵从^[[21]]。陈槃《汉晋遗简偶述》在“新莽纪年”条下赞同“上戊”为莽作历名说^[[22]]。从《王莽传》的历日来看，当时使用的莽历与汉历有别^[[23]]。但莽历是否名“上戊”，无法确证。《野客丛书》卷六“新莽威斗”条下云^[[24]]：

考《新莽传》建国八年改天凤，天凤六年改地皇。莽自以土行，故以戊子代甲子，为六旬之首，冠用戊子为元日，是以每年有上戊之文。

王国维先生在上引文中亦持相同意见。这也是关于“上戊”目前看来最好的解释。

    “常乐”指常乐室，即西汉时的长乐宫。《汉书·王莽传》记莽篡汉後，

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御史曰执法，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长乐宫曰常乐室，未央宫曰寿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长安曰常安。

《三辅黄图》云：

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三辅旧事》、《宫殿疏》皆曰：“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周回二十里”。……高帝居此宫，後太后常居之。

陈直先生《三辅黄图校证》引新莽夹紵漆盘铭文为证，“常乐大宫，始建国元年正受，第千四百五十至四千” ^[[25]]。“常乐大宫”指常乐室大殿，由盘铭可知，“长乐”改为“常乐”在王莽新朝建立伊始就已经实行了。西汉初期高祖崩于长乐宫，之後长乐宫的确为各位太后所常居，《汉书·叔孙通传》：

汉七年，长乐宫成。……惠帝为东朝长乐宫。

孟康曰：“朝太后于长乐宫。”《汉书·外戚传》：

初许后起微贱，……五日一朝皇太后于长乐宫，亲奉案上食，以妇道共养。

《汉书·百官公卿表》：

长信詹事掌皇太后宫，景帝中六年更名长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长乐少府。

张晏曰：“以太后所居宫为名也。居长信宫则曰长信少府，居长乐宫则曰长乐少府也。”王莽代汉前後长乐宫为元后所居，《汉书·元后传》：

以孺子未立，玺臧长乐宫。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太后年八十四，建国五年二月癸丑崩。

至此器铸造时的地皇二年，元后已不在人世，此时常乐室的主人是谁，不得而知。经过考古学者的勘探，长乐宫的形制布局已经大体明了^[[26]]。

卫士是卫尉的属官，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

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复为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卫士三丞。又诸屯卫候、司马二十二官皆属焉。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职略同，不常置。

师古曰：“各随所掌之宫以名官。”陈直先生引此器铭文证明“卫士令官署设在长乐宫内，与长乐卫尉同为保卫长乐宫垣者，本表所云卫士有三丞，或长乐、建章、甘泉三宫中，各驻一丞” ^[[27]]。

新莽时尚古，以《周官》、《王制》变更官名，好以士命秩职，如作士、戊曹士，等等。秩有元士、命士、中士、下士、庶士等。铭文中的“上次士”不见于文献，其意颇费解。陈直先生讨论《王莽传》“一大夫置元士三人”时，结合《封泥考略》卷八“掌货中元士”封泥，认为“上次士盖次于元士，则为卫士令属官^[[28]]”。今按，上与尚音同，俱禅母阳部字，古文献中两字常见通用，马王堆帛书《老子》“不上贤”，河上公本和王逸本均作“不尚贤”。今本《易》“上六”、“上九”，帛书本“上”作“尚” ^[[29]]。《诗·魏风·陟岵》“上慎旃哉”，《隶释》载石经残碑“上”作“尚” ^[[30]]。故器铭中的“上次”即“尚次”，尚训为主，谓掌管、主掌（掌为章母阳部，音与上、尚极近），《汉书·惠帝纪》：

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

应劭曰：

宦官，阍寺也。尚，主也。旧有五尚。尚冠、尚帐、尚衣、尚席亦是。

如淳曰：

主天子物曰尚，主文书曰尚书，又有尚符玺郎也。《汉仪》注：省中有五尚，而内官妇人有诸尚也。

《高后纪》：“襄平侯纪通尚符节”。张晏曰：“尚，主也，今符节令也。”汉铜器铭文中还有“尚卧”、“尚浴”等“五尚”以外的职名。

次指直宿居所，《周礼·天官·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以时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郑注：“次，诸吏直宿，若今部署诸庐者。”孙诒让《正义》对“次”有详细的说明^[[31]]，现移录如下：

凡吏士有职事常居宫内者为官府，官府之小者为舍。其官府本在外而入内治事，或无专职而入共宿卫，使令暂居更直者为次。……云“次，诸吏直宿”者，凡官吏治事、士民听事所居处，通谓之次。《宫伯》士庶子所止曰八次，《司市》市官所治曰思次、介次，皆是。《榖梁》“庄十年”范注云：“次，止也。”直宿者或以职事暂留，或以更番当直止宿于是者，别于官府为常居之处也。

孙氏上文引《周礼·宫伯》提到王宫直宿的次舍应该有八处：

掌王宫之士庶子……授八次八舍之职事。

郑注：

卫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于徼候便也。郑司农云：“庶子卫王宫，在内为次，在外为舍。”玄谓次，其宿卫所在，舍，其休沐之处。

贾公彦疏：

以其言八，似若八方为四方四维然，以四角四中解之，必于八。所以为次舍者，相徼察来往候望皆便，故次舍皆八也。^[[32]^]

孔广森《礼学卮言》云：

此约汉法言之，《西京赋》所谓卫尉八屯者也^[[33]^]。

张衡《西京赋》：

徼道外周，千庐内附。卫尉八屯，警夜巡昼。

薛综注云：

卫尉帅吏士周宫外，于四方四角立八屯士，士则傅宫外向为庐舍，昼则巡行非常，夜则警备不虞也^[[34]^]。

孙诒让据此以为即类似于郑注四角四中之制。又，《百官公卿表》“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条下师古曰：

《汉旧仪》云卫尉寺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卫士，于周垣下为区庐。区庐者，若今之仗宿屋矣。

《汉官解诂》：

卫尉主宫阙之内，卫士于垣下为庐，各有员部^[[35]^]。

均可与薛综之说相印证。故上次是指主掌直宿之意，上次士应该就是常乐卫士令属下当班值宿的士兵^[[36]]，所谓“以更番当直止宿于是者”。

饭指的是士卒的干粮干饭^[[37]]，帻的释读要费点周折。帻是整发的头巾，《广雅·释器》：“糸雚、巾介，帻也。”王念孙《疏证》：

《说文》：“帻，嫧也，髪有巾曰帻。”《释名》云：“帻，赜也，下齐眉赜然也”。《急就篇》注云：“帻者，韜髪之巾，所以整嫧髪也。常在冠下，或单著之。”《独断》云：“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38]]

字义在此显然不合。疑帻应读为渍，两字同从责声，古韵都在锡部，帻为精母，渍为从母，声母均是齿音，二字音近可通。《说文》：“渍，沤也。从水，责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考工·锺氏》“淳而渍之”。注：“犹染也”。《诗·楚茨》笺：“剥削淹渍以为菹。”《通俗文》“水浸曰渍” ^[[39]^]。

“渍”也可以用来表示食物的做法和吃法，《礼记·内则》“渍：取牛肉必新杀者，薄切之，必绝其理；湛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郑注：“湛亦渍也。”《释名·释饮食》“餈，渍也，烝燥屑，使相润渍，饼之也。”【原本烝作丞，毕沅据《御览》校改。见《释名疏证补》卷十三，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7页。】故饭漬实即佐餐的调料，当时有以菜羹调料佐食的习惯。云梦秦简《传食律》：

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葱。

不更以下到谋人，粺米一斗。酱半升，采（菜）羹，……宦奄如不更 ^[[40]^]。

《说文解字系传》卷十：“饡，以羹浇饭也。从食、赞声。臣锴曰：今人云饡饭也。”^[[41]]《吴下方言考 •去韵十六谏》：“《楚辞·九思》‘时混混兮浇饡’，案，饡染醢酱而食曰饡。”^[[42]]另外，从器的口沿使用情况看，并没有什么磨损的痕迹，表明此器捞舀的东西应该是液体而非颗粒状固体。两下相证，可知这件是当时用来配给佐餐调料的量器。

此器实测容量为1680毫升，铭文记“八升少”，即8又1/3（三分之二十五）升，经计算可知1升相当于201.6毫升。西汉和新莽的量制一升之值均在200毫升左右^[[43]]，数值上可谓若合符节。由睡虎地秦简《传食律》可知，食物配给是按照爵位官职高低来划分等级的，佐料也不例外，以酱为例，秦不更以下都不超过半升。按照王莽制定的秩品，常乐宫卫士令下属的上次士应在庶士至元士之间，等次与秦不更及以下各级略近，享受的待遇也类似。此器所盛八又三分之一升调料不可能是一个人的，而是众人一次的份量。在二分之一以下，要被八又三分之一整除，这个数值只能是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每人的份量为三分之一升，器盛满恰好是25人的供给量。因此可以推测，每晚在常乐宫更直宿卫的人数应该是25或者25的倍数。

秦汉时期用作配给干粮的量器已见不少，但专门称量调料的目前仅此一件，为认识当时的职官与军事配给制度提供了新的材料，的确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