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三次西征，建立四大汗国，使蒙古势力范围扩大到中亚、欧洲，形成横跨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帝国。蒙元时期东西交通发达，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忽必烈继位之后，对外采取开放政策，欧洲商人马可波罗等航海来到元大都，使海洋与陆路东西连接，丰富和发展了元代与欧洲各都市的海路交通。尤其是《马可波罗游记》的问世，使欧洲人了解到东方的蒙元帝国，开启了欧洲人航海来中国的热情。
忽必烈注重与西方各国通过海路、陆路通交的同时，非常重视与东亚的高丽、日本建立海上通交。在忽必烈统治时期，蒙古与高丽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两国关系密切，人员往来频繁。忽必烈采纳高丽人的建议，欲与日本建立互通友好关系，多次派使臣诏谕日本。但是，由于日本镰仓幕府深受南宋禅宗影响，拒绝与蒙元交往，忽必烈与日本建交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元朝与高丽联军两次征日本，但因受台风影响，元朝两次征日海战均以失败而告终。
虽说日本与元朝关系并不友好，但是。中日文化交流并未因元朝与日本的交战而中断。由于，忽必烈诏谕日本曾派禅僧为使，这使中日禅宗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有元一代，中日禅僧的往来是空前繁荣的。
一、 忽必烈对高丽的怀柔及政治联姻
蒙古与高丽第一次接触是在1218年，成吉思汗以讨灭高丽境内的契丹叛部为理由派兵侵入高丽。1219年蒙古与高丽联军讨平了入居江东城的契丹叛众，此次江东城战役是东亚国际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年蒙古与高丽达成“兄弟”之盟约，高丽答应每年向蒙古纳贡。但因成吉思汗西征，1225年蒙古与高丽断交。而成吉思汗于1227年在西征归途中去世，蒙古此时无暇顾及东方的高丽。继成吉思汗之后，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合汗，先后派兵侵入高丽，自1231年至1259年间，蒙古对高丽发动了多达七次的征服战争。
高丽地势多山环海，蒙古习惯于陆地交战，不善于海上作战。基于这一点1232年高丽权臣崔瑀提出迁都海岛避乱的主张，将高丽王京迁到易守难攻三面环海的江华岛，以避蒙古来袭。1232年至1259年间，高丽高宗及众大臣躲于海岛避难，而蒙古始终围绕高丽迁出江华岛及国王亲朝与其进行交涉。但高丽高宗和权臣崔沆并未迁出江华岛回旧都。
1258年3月高丽大臣柳璥、金仁俊等铲除崔竩，崔氏武人政权经过四代而消失，高丽政权重新回到高宗手中。1259年高宗决定派世子倎（后来的元宗）到蒙古。1259年4月高丽世子倎替其父亲入朝蒙古，当时蒙哥合汗正在攻打南宋合州，世子倎奉命赴四川朝见蒙哥合汗。但因同年7月蒙哥合汗去世，世子倎转道朝见了北归途中的忽必烈，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背景下，高丽世子倎果断地选择了站在忽必烈这一边。忽必烈与世子倎的会见成为蒙古与高丽关系好转的契机。
忽必烈继位之后，改变蒙古前四汗时期与高丽征战的关系，决定罢兵，对高丽采取一系列的怀柔政策，在他统治时期蒙古与高丽从征战与排斥的状态转变为“内附”与联姻的关系。高丽高宗去世之后，忽必烈让高丽世子倎提前回国继位，是为元宗。随后，忽必烈下诏归还高丽所俘民众及其逃户，并禁止边将侵扰高丽边境。《元史》记载：“中统元年夏四月己亥，诏谕高丽国王王倎，仍归所俘民及其逃户，禁边将勿擅掠” 。并表示蒙古将从高丽撤兵，让元宗劝课农桑，以阜残民，要求高丽出水就陆，从江华岛迁到旧都开城。告知元宗“古京之迁迟速量力”，高丽内附蒙古之后，高丽民众“衣冠从本国俗，皆不改易”。
忽必烈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使高丽在元朝的地位有所提高。忽必烈平定阿里不哥之乱之后，1264年4月派使臣诏谕元宗亲朝蒙古。
《高丽史》记载：“元宗五年五月庚辰，蒙古遣使来诏曰：朝觐诸侯之大典也，朕缵承丕绪，于今五年，第以兵兴，有所不暇，近西北诸王，率众款附，拟今岁，朝王公群牧于上都，卿宜乘驲而来，庸修世见之礼。”
同年6月元宗带着李藏用到了蒙古，在上都觐见忽必烈。《益斋乱稿》记载：“天子所以待遇之，诸侯王莫敢望”。元宗此次到蒙古亲朝，受到蒙古一诸侯的待遇，进一步推进了蒙古与高丽关系的好转。忽必烈与元宗约定蒙古将从高丽撤兵，高丽以三年为期迁出江华岛。忽必烈虽指责高丽不履行出军、助战、输粮、置驿站、设达鲁花赤、籍民户等藩属国应该承担的“六事”，以及延迟迁都之事，但是，在处理高丽内政方面能够采纳高丽人的意见和尊重高丽国王的自主权。
元宗回到高丽之后，开始营建都城，着手迁出江华岛的准备，却遭到大臣们的反对。1269年6月林衍废元宗，立其弟安庆公淐为王。当时忽必烈在上都，世子愖在回国途中听到其父元宗被废之事急忙返回蒙古向忽必烈禀报了国中之变。《元史》记载：“至元六年八月丙申高丽国世子愖奏，其国臣僚擅废国王王禃，立其弟安庆公淐。诏遣斡朵思不花、李谔等往其国详问，条具以闻。” 忽必烈派斡朵思不花、李谔与世子愖一同到高丽问详情，在忽必烈的干涉下，元宗重新被立为王。废立事件，促使元宗进一步认识到与蒙古改善关系的重要性，请求与蒙古政治联姻，以便得到蒙古的保护。元宗复位之后，1269年12月19日从高丽出发亲朝蒙古。1270年正月14日元宗派使臣向蒙古汇报自己带随从七百人来觐见，忽必烈命带四百人觐见，其余人留在西京。2月4日元宗上书替世子愖（后来的忠烈王）请婚。
《高丽史》记载：“元宗十一年二月甲戌王上书都堂请婚曰:‘往者己未年世子时方始亲朝，适丁登极之际，大加怜恤，而俄闻先臣奄辞，盛代忧惶罔极，乃令臣继修藩职。又于甲子年亲朝宠遇，亦出常钧臣之铭感，曷足形言。今者权臣林衍擅行废立，失位忧懑，伏蒙圣慈，累遣王人诏诘其由，召以亲朝，以是复位。而进帝眷，优深倍加，唁慰其为感泣天地所知。夫小邦请婚大朝，是为永好之缘，然恐僭越，久不陈请，今既悉从所欲而世子适会来觐，伏望许降公主于世子克成合卺之礼，则小邦万世永倚，供职惟谨。’又请兵曰: ‘臣于甲子年亲朝时，奏以旧京出排事及其还国，意在营葺。权臣遮遏，不得毕功，以至于今。伏望许以兵若干人与之俱往，直至旧京，招谕水内臣民尽令出居，因除权臣余皆存抚。’越数日永宁公、康和尚、洪茶丘等来言: ‘中书省已奏闻其请军马，许令发送。’若请婚则圣旨云:‘达旦法通媒合族，真实交亲，敢不许之。然今因他事来请，似乎欲速。待其还国抚存百姓，特遣使来请，然后许之。朕之亲息，皆已适人，议于兄弟，会当许之。’”忽必烈并未同意高丽请婚。过了几年之后，忽必烈才同意公主与世子愖的婚事。
世子愖的随从金汝盂为世子请婚，周旋四年，在世子愖与忽必烈之女成功完婚做出了很大贡献。关于这一点以往的学者并未注意到金坵《止浦集》中的两段记载。
《止浦集》记载：“元宗十二年遣子汝盂随世子入元。六月己亥忠烈王以世子入质于元，公之子汝盂，以翰林学士随行，为世子讲婚于元朝，周旋四载，多有勋劳矣。”
金汝盂是金坵之子，于1271年6月7日随从世子愖入元。为促成世子愖与忽必烈之女通婚，高丽与元朝周旋过程中，金汝盂的功劳是不能忽视的。就因为有这般功劳，高丽世子愖与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成婚，继高丽王位之后，忠烈王给金汝盂赐丹书，以褒奖其功劳。
《止浦集》记载：“元宗十五年六月癸亥元宗薨。八月戊辰忠烈王东还即祚。赐汝盂以丹书。其略曰：奥辛未岁，寡人为安社稷入侍天庭，备尝险阻之时，尔国耳忘家，勤劳随从，至于四年，终始一心，辅导寡人，请婚天戚，复整三韩，流荣万国，朕嘉其功，而记其劳” 。
根据以上史料可见，高丽王室与元朝公主联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高丽君臣多年的努力及不断周旋，最终才得到忽必烈许可的。此外，高丽方面对王室与元朝公主联姻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忠烈王继位之后，才对请婚元朝有功之臣格外加以奖赏。
1274年5月11日高丽世子愖与忽必烈之女齐国大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在大都完婚，成为元朝公主与高丽王室政治联姻的开端。自此，高丽王室娶元朝公主成为惯例，世代相袭。
元丽王室政治联姻皆以政治目的为出发点，元朝出于对高丽怀柔的态度，以公主下嫁作为控制高丽的手段，而高丽以联姻帝室作为内忧外患中力求自保、在蒙元世界秩序中提高自身地位的工具。忠烈王与忽必烈之女成婚之后，忠烈王与公主多次前往元大都、上都觐见忽必烈，忽必烈对忠烈王的诸项请求一一答应，恢复了高丽国王的自主权。高丽受到元朝“驸马国王”的封号，高丽国王在元朝的地位也随着联姻关系的确立而不断提高。
陈得芝先生认为忽必烈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的原因有三：一是大蒙古国从草原游牧帝国转型为中原皇朝，忽必烈虽然仍保留有乃祖那样的征服欲望，但重点已经转型到中原皇朝传统的希冀“万国来朝”思想。二是高丽自古是“诗书礼仪之邦”，崇尚儒学和佛教，这符合忽必烈“遵用汉法”的政策。三是高丽国王和臣僚对元朝一再表明谨守作为藩属国的身份，加上联姻关系，能以灵活姿态来保持其很大程度上的国政自主。笔者赞同这一观点，除以上原因之外，忽必烈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与其攻南宋及征日本也有一定关系。忽必烈希望高丽在元朝伐宋征日本时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援。
高丽忠烈王成为忽必烈的驸马，在元朝征日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忠烈王被忽必烈任命为征东行中书省左丞，在忽必烈两次征日过程中高丽担负造船、助兵、出粮饷的任务。虽然，忽必烈第一次征日本时，高丽的态度并不积极。但是，忽必烈第二次征日本时，忠烈王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主动请战，要求助征日本。这是因为忽必烈对高丽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影响了忠烈王对第二次征日本的积极态度。高丽助兵元朝攻打日本一方面是受元朝的支配，另一方面高丽也是出于借助蒙古的力量来打击倭寇的目的。金州成为蒙古远征日本的动员基地，也与倭寇海船在这里频繁出现有关。
二、 忽必烈诏谕日本及禅宗影响
在忽必烈的高丽政策中也掺杂着日本远征和伐宋问题。1265年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进言，日本与高丽接壤，自汉唐以来则与中国有来往。于是，忽必烈想通过高丽为中介与日本建立通交关系。关于忽必烈征日本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正如《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东方是产金子的地方，一种观点认为忽必烈听说日本是个富庶的地方，所以想占日本的财富为己有，而遣使诏谕日本。另一种观点认为忽必烈是出于征服欲望的驱使，故有此举。也有人认为忽必烈以通商日本为目的而诏谕日本。自1266年至1273年间，忽必烈以高丽人为向导六次派使臣持诏书到日本，但蒙古与高丽的使臣始终未得到日本方面的回应。第一次、第二次征日本失败之后，忽必烈派使臣与日本僧或南宋禅僧一同出使日本，想通过禅宗影响与日本建交，但是，也未得到日本方面的回应。
1266年8月，忽必烈以黑的、殷弘为国信使，派使臣到高丽。11月黑的、殷弘持两道诏书到达高丽江华岛。其中一封是忽必烈给高丽元宗的文书，另一封是忽必烈给日本国王的诏谕文书。忽必烈在文书中命高丽不要以艰难险阻为理由，不要找任何借口，务必派使臣做蒙古使者的向导一同到日本，完成与日本通好的任务。按照忽必烈的要求，高丽以宋君斐为向导，金赞陪同蒙古使臣黑的、殷弘等一同带着蒙古国书及元宗所附文书出使日本。蒙古与高丽的使臣还未到达日本，刚到达日本对马岛对面的朝鲜南部的巨济岛时就遇到了大风浪。黑的、殷弘等看到对面的风浪，非常担心此次出使日本有危险，并没有渡海，于1267年正月未完成使命而返回。
1267年8月，忽必烈再次派黑的、殷弘等到高丽，命元宗重新派出使臣到日本，必须得到日本的答复，务必完成与日本通好的使命。元宗派潘阜持蒙古、高丽国书第二次出使日本。9月23日潘阜等从高丽出发，1268年正月才到达日本九州岛大宰府，将第一次出使未送达的蒙古国牒状、高丽元宗的国书及潘阜书状一同交给大宰府。这样，蒙古的文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才被送到日本。
其文书如下：
上天眷命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
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
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
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
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
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
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城，反其
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
君臣，而欢若父子。计
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
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
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
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
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
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
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
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至
用兵，夫孰所好。
王其图之。不宣。
至元三年八月 日
忽必烈在文书中表达想与日本建交，日本方面采取了对蒙古不予理睬的态度。这主要与南宋禅宗对日本影响较深有关。日本与南宋通商频繁，南宋禅僧随商船到达日本的人数众多，南宋与日本禅僧往来密切，镰仓幕府非常重视禅宗文化的交流，南宋禅宗文化对镰仓幕府的影响非常深刻。日本对蒙古的了解主要以入宋僧、来日宋僧，或是贸易关系中的商人为中介，主要是从南宋那里得到的情报。而南宋相继受到蒙古的攻略，对蒙古抱有憎恨的态度。根据这些情报及南宋禅僧的影响，镰仓幕府对蒙古并未产生好感，下令加强关西沿海的防备，对蒙古采取不予答复的态度。
1268年9月，忽必烈又派黑的、殷弘等到高丽，命元宗重新派出重要使臣陪同蒙古使臣出使日本。12月元宗以申思佺、陈子厚等为向导，陪同黑的、殷弘等出使日本。1269年3月黑的、申思佺等只到了日本的对马岛，日本官员拒绝蒙古高丽使臣入日本本土，无奈黑的等在对马岛抓捕了塔二郎、弥二郎二人而返回。
1269年7月蒙古派于娄大带着塔二郎、弥二郎到江华岛来，命高丽派出使臣将二人送回日本。高丽派金有成等出使日本，奉蒙古之命送还塔二郎、弥二郎二人的同时，将大蒙古国中书省的牒及高丽庆尚道按察使的牒文送达日本。
以往的学者并未发现记载大蒙古国中书省牒和高丽国庆尚道按察使牒文内容的史料。 2005年8月韩国学者张东翼在《史学杂志》上发表了《1269年“大蒙古国”中书省的牒及日本方面的对应》一文，重点介绍了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所藏《异国出契》所收 1269年“大蒙古国”中书省给日本国王的牒等七份文书。对元朝、高丽、日本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史料。
1269年6月大蒙古国中书省牒文内容如下：
大蒙古国皇帝洪福里，中书省 牒
日本国王殿下。
我国家以神武定天下，威德所及，无思不
能。逮
皇帝即位，以四海为家，兼爱生灵，同仁一
视，南抵六诏、五南，北至于海，西极昆仑，数
万里之外，有国有土，莫不畏威怀德，奉币
来朝。惟尔日本，国于海隅，汉唐以来，亦当
通中国。其与高丽，寔为密迩。
皇帝向者，赐高丽国王，遣其臣潘阜
持玺书通好。贵国稽留数月，殊不见
答。
皇帝以为将命者不达，寻遣中宪大夫、兵
部侍郎、国信使纥德，中顺大夫、礼部侍郎、
国信副使殷弘等，重持玺书，直诣贵
国。不意纔至彼疆对马岛，坚拒不纳，至兵
刃相加，我信使势不获已，聊用相应，生致
塔二郎、弥二郎二人以归。
皇帝宽仁好生，以天下为度，凡诸国内附
者，义虽君臣，欢若父子，初不以远近小大
为间。至于高丽，臣属以来，唯岁致朝聘，官
受方物。而其国官府土民，安堵如故，及其
来朝，
皇帝所以眷遇树慰者，恩至渥也。贵
国邻接，想亦周悉。且兵交使在其间，寔古
今之通义，彼疆场之吏，赴敌舟中，俄害我
信使，较之曲直，声罪致讨，义所当然。又虑
贵国有所不知，而典封疆者，以慎守固御
为常事耳。
皇帝犹谓此将吏之过，二人何罪，今将塔
二郎致贵国，俾奉牒书以往。其当详
体
圣天子兼容并包混同无外之意，忻然效
顺，特命重臣，期以来春，奉表阙下，尽畏天
事大之礼。保如高丽国例处之，必无食言。
若犹负固恃险，谓莫我何杳无来，则
天威赫怒，命将出师，战舸万艘，径圧王城，
则将有噬脐无及之悔矣。 利害明甚，敢布之
殿下。唯殿下，寔重图之，谨牒。
右牒
日本国王殿下
至元六年六月日 牒
资政大夫中书左丞
资德大夫中书右丞
荣禄大夫平章政事
荣禄大夫平章政事
光禄大夫中书右丞
表
里
忽必烈给日本的两个文书相比较，大蒙古国中书省牒中蒙古的态度要比1266年的国书的语气要严厉。无论从发给者和接受者的任何角度来讲，此处都有一种威胁的口气。牒文中强调如果日本拒绝与蒙古通好的话，将以武力征服。
9月17日金有成等到了日本对马岛伊奈浦，然后到达大宰府，送达大蒙古国中书省牒，并住在大宰府的守护所。大宰府的太政官将中书省和庆尚道按察使的牒文送到镰仓幕府，由幕府传达给京都朝廷。京都朝廷起草了给蒙古中书省的回牒之后，镰仓幕府认为给蒙古回牒是没有用处的，并反对给蒙古和高丽回牒，当时，日本虽然有国王和将军，但实权掌握在幕府手中。最后京都朝廷在幕府的影响下决定不给蒙古中书省和高丽庆尚道回牒。此次日本方面仍没有答复蒙古和高丽的使臣。
1270年12月忽必烈以赵良弼为国信使到高丽开城。忽必烈命元宗派使臣陪同赵良弼出使日本。1271年8月11日赵良弼等离开高丽开城，9月6日在高丽译官徐偁的陪同下从高丽金州出发前往日本。9月19日赵良弼一行一百多人来到日本九州岛今津，赵良弼很快被送达大宰府。赵良弼见到大宰府的少贰资能之后，要求到京都见国王和大将军，亲自将蒙古的国书交给国王和大将军。日本方面并未同意赵良弼的要求，这样，赵良弼没有将国书原件交给大宰府，而是交了国书的副本。赵良弼在书状中也强调想亲自见日本国王和大将军，亲手递交国书并得到回复的愿望。他声称如果蒙古国书由别人递交的话，他就会被斩首。大宰府将赵良弼所带来的国书送到镰仓幕府，幕府决定不给蒙古回复。这样，赵良弼于1272年1月从对马附近带弥四郎等十二人回到高丽。同年2月赵良弼派张铎回蒙古汇报出使日本的情况，并以弥四郎等十二人充当日本使团一起带回蒙古。忽必烈怀疑来使有诈，未允许弥四郎等人觐见。3月忽必烈命中书省商议归还弥四郎等人事宜。
1272年12月赵良弼与张铎、徐偁再次出使日本。赵良弼在日本呆了很长时间，一心希望能完成与日本通交的使命，但也是徒劳而返。日本方面始终未答复蒙古，也没有同意忽必烈建立通交的要求。赵良弼两次出使日本，都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回应。
王启宗认为幕府拒绝与蒙古建交、忽必烈诏谕日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镰仓幕府受禅宗影响较深。禅宗是镰仓时代，从南宋传入日本的新的宗教。由于其教义，多与武士精神相吻合，兼以执权北条时赖的提倡，兴盛一时。幕府的要员均皈依禅法。当时，禅僧多为宋僧或入宋日本僧，他们具有强烈的反蒙古的思想。禅僧反对蒙古的立场是勿庸置疑的，最后禅僧与镰仓武士打成一片，成为镰仓思想界的权威，亦为政府的最高顾问团，其对政府的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总之，北条政权与南宋有密切的经济关系，幕府上层结成一种亲宋势力，坚决拒绝蒙古的要求，致使忽必烈通好日本的希望以失败而告终。
1273年6月赵良弼回到大都向忽必烈禀报了日本的情况，赵良弼认为日本是个岛国，没有多少可耕种之地，并向忽必烈建议不攻打日本为好。但这些种种因素都未能使忽必烈打消征日本的计划。
1274年元朝第一次征日失败后，忽必烈重新派使臣出使日本。但是，镰仓幕府不仅未答复蒙古，还将蒙古所派使臣斩首。
1275年2月忽必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持国书出使日本。《元史》记载：“至元十二年二月庚戌，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赍书使日本国” 。3月杜世忠、何文著等到高丽，高丽方面派译官徐赞陪同杜世忠等出使日本。4月15日杜世忠等到达日本长门国室津。以往的使臣都是先到达大宰府，此次杜世忠等未经过大宰府直奔长门，可能是想避开大宰府官员的阻挠，想直接与京都朝廷或镰仓幕府交涉。8月杜世忠等被幕府召到镰仓，北条时宗召见杜世忠等。杜世忠等传达了忽必烈诏谕日本之意，其态度不失大国正使的姿态，也没有使日本难堪，但幕府对忽必烈诏谕日本并不满意，于9月在竜口斩首杜世忠等四人，而对元朝和高丽封锁了这一消息。镰仓幕府杀死元朝使臣之后，在全国各地进行积极的防御措施。
1279年2月忽必烈灭南宋，接受了南宋的海军力量之后，对海上作战增加了信心，决定再次征日本。忽必烈派遣杜世忠等没有任何消息，南宋降将范文虎派周福、栾忠等与日本僧一同出使日本。《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八月戊子，范文虎言：‘臣奉诏征讨日本，比遣周福、栾忠与日本僧赍诏往谕其国，期以来年四月还报，待其从否，始宜进兵。’” 灭南宋之后，介于南宋禅宗对日本镰仓幕府的影响，忽必烈想通过入宋日僧打开与日本通交的关系。
镰仓幕府“兴禅”，南宋时期日僧入宋学习或南宋高僧到日本传道，均得到镰仓幕府的支持。忽必烈灭南宋之后，此次让日本僧陪同周福等出使日本，也许是想通过南宋与日本禅僧的影响改变日本的态度。范文虎是什么时候派周福等出使日本，史料记载不详。周福等大概在6月25日或26日到日本的对马岛。此次，周福等出使日本并未经过高丽国内，也没有高丽人作为向导。7月24日周福等所赍诏书经镰仓幕府送到京都朝廷。经过朝廷的审议，幕府仍如以往不给蒙古答复，并在博多斩首了周福等一行使臣。忽必烈想通过入宋日僧影响镰仓幕府的愿望也未能实现。
蒙古与高丽得知使臣被日本镰仓幕府斩首，元丽联军于1281年第二次征日本。但是，忽必烈第二次征日本也以失败而告终。1282年3月忽必烈打算第三次征日本，但是，因天文学家张康用太一法推算认为“南国甫定，民力未苏，且今年太一无算，举兵不利”。忽必烈听从张康的建议在这一年并未出征日本，决定再派使臣诏谕日本，于是派南宋禅僧陪同元朝使臣出使日本。1283年8月忽必烈派提举王君治和浙江普陀寺主持如智赍诏书出使日本，但因遇飓风他们未到达日本，在海上漂流了八个月，又飘回了普陀寺。
如智和王君治所持宣谕日本国诏文曰：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谕日本国王，向者彼先遣入觐，朕亦命使相报，已有定言，想置于汝心而不忘也。顷因信使执而不返，我是以有舟师进问之役，古者兵交，使在其间，彼辄不交一语，而固拒王师，据彼已当抗敌，于理不宜遣使，兹有补陀禅寺长老如智等陈奏若复兴师致讨多害生灵，彼中亦有佛教文学之化，岂不知大小、强弱之理，如今臣等赍奉圣旨宣谕，则必多救生灵也，彼当自省恳心，归附准奉。今遣长老如智、提举王君治奉诏往彼，夫和好之外，无余善焉，战争之外，无余恶焉。果能审此归顺，即同去使来朝，所以谕乎彼者，朕其祸福之变，天命识之故，诏示想宜知悉。’”
忽必烈在国书中称日本也是受佛教文化的国家，因此，派如智等出使诏谕日本，如日本归顺来朝的话，可避免战争之祸。王君治和如智并未能将忽必烈的诏谕文书送达日本。1284年忽必烈再次派浙江普陀寺主持如智和王积翁一同出使日本，还是想通过禅宗的影响来改变元日关系。《元史》记载：“二十一年春正月甲戌，遣王积翁赍诏使日本，赐锦衣、玉环、鞍辔；积翁由庆元（今宁波）航海至日本近境，为舟人所害” 。这段史料记载表明王积翁是1284年正月25日航海从宁波出发，到日本国境而被同船的人杀害的。
关于王积翁和浙江普陀寺主持如智一同出使日本的时间问题，《善邻国宝记》中如智的日志记载与《元史》记载有出入。
《善邻国宝记》记载：“南海观音宝陀禅寺住持如智海印接待庵记曰：‘癸未八月，钦奉圣旨同提举王君治奉使和国，宿留海上八个月，过黑水洋遭飓风云云。半月后，忽飘至寺山之外，幸不葬鱼腹，大士力也。甲申四月，又奉圣旨同参政王积翁再使倭国，五月十三日开帆于鄞，住耽罗十三日，住高丽合浦二十五日，七月十四日舟次倭山对马岛云云。危哉此时也，非大士孰生之云云。至元二十八年岁次辛卯六月日，宣差日本国奉使前住宝陀五乐翁愚溪如智记。”
根据这段史料中如智的叙述他和王君治是1283年8月出使日本，在海上漂了八个月，漂回普陀山已经是1284年4月的事情了，那么，如《元史》中所记载的1284年正月如智与王积翁出使日本应该是错误的。《善邻国宝记》所记载的1284年四月受命，五月出发应该是正确的。根据《善邻国宝记》记载，王积翁与浙江普陀寺主持如智是1284年5月13日从庆元（宁波）出发，在耽罗住了十三天，随后又到合浦住了二十五天，7月14日到达日本对马岛，旅途非常艰险。而且，王积翁被同船人杀害应该就是在7月14日到达日本对马岛时的事情。关于王积翁被杀害的原因《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积翁与补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不愿行者，共谋杀积翁，不果至”。这段史料证明，忽必烈每次所派使臣均被镰仓幕府斩首，王积翁一行出使日本的同行者中定有人担心此次到达日本，也许与前任出使命运相同，也有被镰仓幕府斩首的危险。他们可能也是担心到日本之后像以往忽必烈所派使臣杜世忠等一样被日本斩首。为了保全自身的安危，出于与其被幕府斩首，不如先谋杀使臣而返回国中的考虑，当王积翁一行航海到达日本国境内对马岛，离大宰府一步之遥时，同船的人不愿去日本，合谋杀害了王积翁，如智一行出使日本也未能完成使命而返回。
浙江普陀寺在南宋、元朝均非常有名，普陀寺禅僧与日本的交流非常密切。南宋时期，入宋日僧游历洛阳、西安等地名山古刹之外，主要以南宋首都临安（杭州）为中心学习禅法。浙江名山古刹在宋日禅宗文化交流中有着重要地位。到了元代忽必烈以八思巴为帝师尊崇藏传佛教之外，禅宗在中原、江南影响较大。入元以后，日本禅僧与南宋时一样，游历江南禅刹，不只局限于“五山十刹”，其游历地比南宋时还扩大很多。浙江天目山、普陀寺都成为中日禅宗交流的重要场所。忽必烈两次派浙江普陀寺主持如智出使日本，正是因为普陀寺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宋日、元日禅宗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是想利用禅宗来改变日本镰仓幕府对蒙古的态度。但是，忽必烈无论是让入宋日僧，还是南宋禅僧陪同使臣出使日本，所派使臣不是被斩首，就是遇风浪漂回，或使臣被谋害，均无功而返。忽必烈以禅宗影响幕府与日本建交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三、忽必烈征日本及成宗再派禅僧诏谕日本
忽必烈诏谕日本未果，决定以武力征服日本。虽说忽必烈诏谕日本失败，但是，忽必烈派出的蒙古、高丽使臣对日本的州郡、风土人情等有了了解，这对元朝进攻日本也起到了一定的帮助。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兵出征日本。
1274年10月3日蒙古、高丽联军从高丽合浦出发，直奔日本九州的对马岛。东征军由蒙汉军和高丽军组成。蒙汉军以忻都为都元帅、洪茶丘和刘复亨为左右副元帅。高丽军以金方庆为都督使，金侁为左军使，金文庇为右军使。10月5日东征军袭击日本对马岛西海岸的佐须浦。对马的国府八幡宫燃起火焰，国府的人们以为是火灾，但这是幻觉，在对马西海岸的佐须浦出现了元朝的战船四百五十艘，三万人的军队。守护这里的代宗资国率领八十余骑赶到佐须浦。6日派通事询问蒙古的情况，元军射箭，代宗等迎战，但最终全部战死。14日东征军侵入壹岐岛，元军的船只到了壹岐岛的西海岸。守护代宗景隆迎战元军，15日由于东征军的势力强大，日本军防护失守。
日本的竹崎季长绘制的《蒙古袭来绘词》以绘画的形式生动地再现了蒙古与日本官兵的对决，季长本身参加过对抗蒙古的战争，于1293年2月9日完成《蒙古袭来绘词》的绘制。《蒙古袭来绘词》中对少贰景资等对抗蒙古描绘的活灵活现，并对蒙古的阵营，船只绘制的栩栩如生。可以说，是研究元日关系研究，尤其，对研究忽必烈征日本研究提供了新的图象资料。
敌阵图（《蒙古袭来绘词》）
《蒙古袭来绘词》中“敌阵图”描绘的是蒙古阵营的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蒙古、高丽联军则轻装上阵，在武器方面蒙古军使用弓箭、长矛。
蒙古军与日本军卒相比较，双方在武器和战术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日本军没有对外作战的经验，再加上日本军卒身着繁重的铠甲，而蒙古军轻装，再加上采用集团军的作战法。同时，除弓箭、长矛之外，还有铁炮。蒙古军主要使用弓箭，在海上作战，蒙古军射箭在能够保障远程距离进攻外，其杀伤力也是很大。
从博多湾西部上陆的东征军在赤坂、鸟饲、麁原等地与日本军进行激烈的征战，少贰景资率领骑兵和步兵迎战，射伤元军副元帅刘复亨。但元军占优势获胜，日本军只能退回大宰府水城进行防守。东征军在博多、箱崎街道放火而去。
21日早晨日本军看见海面上没有了东征军的影子，船只全部不见了。只有一只船留在博多湾志贺岛，船上的元军大多被日本军生擒，在大宰府水城前被斩首。20日夜晚蒙古、高丽联合军遭到大风暴雨的袭击，战舰多数触到岩璧而破损，东征军撤出日本。
1281年正月忽必烈下达第二次征日本的动员令，征日本的部队由东路军和江南军组成。江南军与东路军决定在6月中旬会合于日本一歧岛。2月蒙汉军从元朝出发到高丽合浦与高丽军会合。5月3日东路军从合浦出发。东路军在巨济岛驻军半个月，以便侦察日本的防御情况。5月25日东路军袭击对马岛世界村大明浦之后，于26日向一歧岛进军，东路军攻破一歧岛之后，6月6日到达博多附近的志贺岛，想从这里攻破博多。东路军在志贺岛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忻都和洪茶丘等认为东路军军粮所剩不多，江南军又迟迟不来，建议回军。而金方庆认为还有一个月的粮食，等江南军一到，定能攻破日本岛屿。
《蒙古袭来绘词》中“敌船”描绘了元朝军队行船的阵容。这一绘图中很明显，通过发髻可以区分蒙古人与江南汉人的区别，船中戴帽子的明显身着汉人服饰，有可能是江南军或是江南的艄公。蒙古人发髻以蒙古习俗剃了头顶部分，两边为辫发，均手持长矛或弓箭。这对了解当时蒙古人的发髻，服饰研究提供了生动的图象资料。
敌船（《蒙古袭来绘词》）
江南军与东路军决定在6月中旬会合于一歧岛，但是，因临出发前总元帅阿剌罕生病，6月26日忽必烈诏阿塔海统率江南军出征日本。起初忽必烈召范文虎、忠烈王等在察罕脑儿商议征日本之事时，决定东路军和江南军在高丽金州会合，后来改为两军在日本的一歧岛会合。5月征东行省参议裴国佐等提出两军会合于日本大宰府附近的平户岛的建议。改在平户岛会合是因为平户岛便于停船的缘故。日本船漂流而来者，让他画日本的地图时，发现大宰府附近的平户岛便于屯战舰，又没有防护，因此建议江南军可先占领此岛，然后派人让忻都等东路军到这里来会合。
6月江南军分批从宁波出发，没有前往日本的一岐岛，而是直奔平户岛。6月底江南军到了平户岛，东路军移到平户岛与江南军会师。7月27日东路军和江南军为了便于进攻博多湾而转移到鹰岛，准备对日本进行攻略战。7月30日到润7月1日的夜晚，连续的大风暴雨袭击鹰岛，使蒙古和高丽联合军进入混乱状态，军中损伤严重。5日在博多弯等待时机的日本军，在鹰岛周围集合，向蒙古军进攻，至7日抓获东征军两三万人，将其中蒙汉军与高丽军杀死，江南军俘虏分为奴隶。数日间蒙古军损失大多半，撤回高丽合浦。元朝的两次征日本行动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蒙古征日本对东亚高丽、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蒙古征日本对日本在军事防御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元朝第一次征日本之后，1275年2月日本制定了九国轮番防御蒙古的军役，形成了四季轮番分担军役的制度。1276年3月10日命在博多湾沿岸，东起香椎、西至今津，约20公里长的沿江，修筑高约2－3米，底部宽幅为3米的，防范蒙古来袭的石头堡垒。这些堡垒被称为“元寇堡垒”。
现存元寇堡垒 九州西新地区（当时的百道原）
忽必烈征日本对东亚佛教文化交流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元朝尊崇佛教政策影响下，元朝与东亚高丽、日本佛教文化交流密切，僧侣往来比前朝更为繁荣。高丽为元朝驸马国，元朝僧人到高丽或高丽僧人到元朝较为频繁，1290年高丽100多名写经僧应忽必烈之邀请，来到元大都抄写经文。游方求学僧的往来更是络绎不绝。忽必烈征日本之后，中日禅宗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忽必烈两次征日失败后，派禅僧诏谕日本，但是，遇台风或使臣被杀忽必烈的文书并未送达到日本，元日邦交中断。忽必烈决定第三次征日本，但因1294年正月忽必烈去世，元朝再次征日本的计划最后中止。继忽必烈之后，元成宗铁穆耳想以和平的方式与日本建交，试图完成忽必烈未能实现的使命。1299年，成宗派一山一宁持和平国书到日本，也试图诏谕日本，但成宗诏谕日本也以失败而告终。
《元史》记载：“大德三年三月癸巳，命妙慈弘济大师、江浙释教总统补陀僧一山赍诏使日本，诏曰：‘有司奏陈：向者世祖皇帝尝遣补陀禅僧如智及王积翁等两奉玺书通好日本， 咸以中途有阻而还。爰自朕临御以来，绥怀诸国，薄海内外，靡有遐遗，日本之好，宜复通问。今如智已老，补陀宁一山道行素高，可今往谕，附商舶以行，庶可必达。朕特从其请，盖欲成先帝遗意耳。至于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审图之”。
这一文书在日本金泽文库有传抄本。即日本金泽文库所藏“元朝寄日本书”。“元朝寄日本书”被认为是由称名寺僧抄写的。
其文如下：
上天眷命
大元皇帝致书于
日本国王，有司奏陈：向者
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当遣补陀衲僧
如智及王积翁等，两奉玺书，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还，爰自圣上临御以来，绥怀诸国，薄海内外，靡有遐遗，日本之好，宜复通问。今如智已老，妙慈弘济大师·江浙释教总统补陀宁一山，道行素高，可今往谕，附商舶以行，庶可必达，朕特从其请，盖欲成先皇遗意尔，至于惇好悉民之事，
王其审图之。不宣。
大德元年三月
《元史》记载成宗派一山一宁出使日本是大德三年之事，而金泽文库所藏“元朝寄日本书”中落款为大德元年。田中健夫在《善邻国宝记》录文中将此处的大德元年改为大德三年。金泽文库文书中的“大德元年”，应该是文书传抄中的误写。
成宗在诏谕日本的文书中强调，忽必烈两次派如智及王积翁出使日本，中途受阻未能到达日本。如今如智已老，派普陀妙慈弘济大师一山一宁，遵照先帝遗愿，复通好日本。一山一宁到达日本博多，经过京都再到达关东。起初因一山一宁带着蒙古诏谕日本的使命，而被镰仓幕府扣押，但是，后来得知一山一宁为元朝高僧，执政的北条贞时迎请他到镰仓的建长寺。在建长寺当了三年住持后，于1302年一山一宁再到円觉寺，两年后到净智寺。后来宇多上皇敬仰其德风，特招到京都南禅寺。1317年一山一宁在京都的南禅寺去世，享年七十一岁。一山一宁出使日本虽然未完成元日建交的使命，但是，一山一宁先后在日本的円觉寺、净智寺、南禅寺当主持，在镰仓、京都修行、传佛法近20年，为日本禅宗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弟子繁多，并有多名弟子入元朝游方求学，为元日禅宗文化交流起到了很大作用。
总之，忽必烈与成宗以禅僧诏谕日本，虽然未能与日本建立通交关系，但是，为中日禅宗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元代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禅宗僧人的往来实现的。中日禅宗文化交流频繁，入元日僧、赴日元僧之风比南宋时更盛，人数为南宋时的近三倍。据木宫泰彦统计，入元学习的日本禅僧可查姓名的达220多人，游历的地方也比南宋时更广。可以说，忽必烈诏谕日本之后，中日禅宗文化交流更为密切，这也成为有元一代，中日禅宗文化交流得到空前的繁荣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