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的材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字资料，所谓出土文献；另一类是遗址遗物。以上两类，都是我们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由考古大发现，我们可以推测，必将迎来古史研究的“黄金时代”。文史工作者生逢其时，是十分幸运的。

　　“古史重建”须与时俱进

　　这里有必要对“古史”略作说明。中国的历史十分悠长，有五千多年文明史。一般所谓的“古代”，是相对于“近代”“当代”而言的。而整个古代又由于时间久远，可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学术界的一般意见是秦代以前为“上古史”，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先秦史”。两汉至隋唐为“中古史”，宋元明清为“近古史”。本文讨论的“新出文献与古史重建”之“古史”，也是就“上古史”而言。

　　司马迁《史记》将秦代以前的古史分为五帝时代、夏、商、西周、东周等阶段。过去，由于“五帝时代”无法证明，只能称其为“传说时代”。由于考古大发现所提供的资料，经过学者一个世纪的努力，证明中华古文明早在五千多年以前即已起源。所以，从五帝至夏商周都已进入历史时期。过去，讨论秦汉以前的古史，一般只上推到商周或夏商周，现在则可以推到五帝时代。如果再细分，也可将商代后期至东周称为“历史时期”。从商王武丁起，我们已有丰富的甲骨文，西周有甲骨文、青铜铭文，东周则有青铜铭文、简牍帛书，同时还有“六经”、《左传》《逸周书》以及“诸子”等传世典籍。而商代前期上至五帝时代，虽也有相关文字记录，但终究不够系统完整，特别需要考古材料的补充印证。我们可将这个时期称为“原史时期”。在五帝时代以前，即中华文明起源以前，自然是“史前时期”了。

　　当今的“古史重建”，无论在时间长度上还是在空间广度上，都必须有所发展、有所拓展，“古史重建”必须与时俱进，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

　　新出文献揭开古史新图景

　　古史重建既需要考古遗址遗物的证明，更需要出土文献的印证。相对而言，出土文献更直接。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成了20世纪文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学界称之为“新证派”。在此基础上，傅斯年、李济等又提出古史重建工作。此后，徐中舒、杨向奎、饶宗颐等作了进一步发展。从研究方法看，“古史新证”主要是地下出土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的互证，而“古史重建”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考古遗址遗物、中国域内少数民族资料以及域外异邦古史资料等，即所谓“五重证据法”。由此看来，“古史重建”在方法和途径上更为宽广。限于篇幅，我们仅就“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略作讨论。

　　第一，新出文献对传世文本的新证与补充。近年来，由于战国简帛的新出，使得相关研究进入一个新境界。这可以清华简为例。清华简内容以经史类为主，其中有《尚书》及相类似的文献20篇，是至今为止有关《尚书》的重要发现。清华简相关篇章的出现，可以为孔子编《尚书》有关问题的讨论提供重要线索。

　　关于《诗经》。今传《诗经·唐风》有《蟋蟀》一篇，《诗序》说《蟋蟀》篇是为了“刺晋僖公”而作。晋僖公的在位年代属于西周晚期。而清华简《耆夜》篇记载周公作《蟋蟀》篇，时代早在西周初年。这说明传本《唐风·蟋蟀》实际上是由周初传下来的，而《诗序》所说的年代有误。不仅如此，清华简《蟋蟀》还可以纠正《诗序》关于《蟋蟀》主题的误解。另外，清华简里面还有《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芮良夫毖》是迄今所见西周篇幅最长并有作者的诗篇。这些都极大地开拓了我们对《诗经》的认识。

第二，新出文献对三代世系的新证与补充。《史墙盘》铭文印证了西周王室世系的前半段，《逨盘》铭文则补上了西周王室世系的后半段。西周青铜铭文提供的西周王室世系与《史记·周本纪》所载完全一致。

　　王国维、郭沫若用于证明夏禹存在的两件青铜器，属于春秋时代。2002年出土的遂公盨铭文年代为西周中期，而且其铭文不仅记载夏禹名字，并且有关于夏禹历史的详细记载，相关内容可以与传世文献《尚书》《诗经》《山海经》《天问》相互印证。

　　殷墟甲骨文记载商王成汤之前的先公先王名号与《史记·殷本纪》所记大致对应，而自上甲开始，均以天干十日为号，上甲以前虽不以天干，但也与太阳崇拜有关。商族先公的历史属于先商时期，在整个夏代的时间范围内。关于五帝时代的名号，也有许多出土文字资料可供印证。

　　第三，新出文献对于古代史事的新证与补充。这方面的材料特别丰富，前景尤其广阔。关于商代，小屯南地甲骨和花园庄东地甲骨，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商代后期历史文化的认识。其中，小屯村北系的黄组卜辞与村中南系的无名组晚期卜辞数量较多，内容涉及征夷方、征盂方等重要历史事件。由于这些新材料的出现，学术界关于征夷方的讨论终于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并因此提出商代晚期的狩猎中心不在传统所认为的河南沁阳，而在山东泰沂山脉。

　　关于周代。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有利簋铭文可证。武王平定三监之乱，有大保簋铭文。周公东征，有禽簋铭文。周初封康叔于卫，有沬司徒疑簋铭文。封伯禽于鲁，有索氏铜器、卣人戈铭文、徐子鼎铭文。成王营建洛邑，有何尊铭文及北京琉璃河燕都遗址所出的甲骨“成周”刻辞。这些都可以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文献相印证。2016年新公布的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所出的“薄姑”腹甲卜辞，提供了武王伐商、周公东征之前，东方薄姑国与周王室友好的一段历史，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之空白。

　　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出文献与古史重建”的意义不仅在于推进学科本身的发展，更重要的在于传承民族文化，总结古史发展规律，建构新时代的中国史学理论，为文化建设服务，为“四个自信”提供坚实的史料支撑。通过新出文献对先秦经典作新证与补充，恢复其时代原貌。这对于正确把握民族文化，理解其中的民族精神，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通过新出文献印证的先秦古籍，去研究认识更真实的上古历史文化。以此为基础，可以更好地总结中国古史的发展规律，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自身特点。这方面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例如，先秦古籍中有关“天人合一”思想的记载，有关玉器、甲骨、青铜器礼仪的记载，有关血缘管理、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记载，有关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思想的记载，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我们应该对这些内涵丰富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作全面梳理总结，从而建构中国古史发展的理论体系。我们还应该与世界古文明相比照，展示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规律，丰富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