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史与宗教史研究的深入，各种宗教信仰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论文集就是这一课题的最新成果。1995年5月29日至6月1日，法国远东学院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合作，在巴黎举办了一次以“遗迹崇拜与圣者崇拜：中国圣者传记与地域史的材料”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这本论文集正是那次会议的成果之一，英、法文论著则已经以专辑的方式在《远东亚细亚研究纪要》（Cahiers d’Extreme-Asie）第10期（1998年）上刊出，如果要全面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应当将两书对读。

本书共收录论文十二篇，涉及的时空范围极为宽广，我们大致可分为四组来介绍。

首先是两篇探讨中国文化边陲地区宗教信仰及其变迁的论文，其一是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李丰楙的《台湾云林旧金湖万善祠及其牵藏习俗——一个自然/非自然、正常/非正常观点的结构分析》，李氏向以研究六朝时期的道教文学著称，但在本文中，他将目光投向了台湾云林县金湖海滨地区的万善祠信仰：这一信仰源自对道光二十五年（1845）发生的一次惨重水灾的记忆，至少3000多人在这次水灾丧生，灾后朝廷为抚恤百姓，赐号“万善同归”，成为民间设立“万善祠”的由来。作者从分析中国人的厉坛信仰与祭厉风俗入手，考察了“万善祠”信仰在不断的社会变迁中的发展趋势，如它如何在从一个纪念横死祖先的阴庙上升为地方守护神性质的阳庙等，以及这一过程的信仰背景。第二篇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陈志明的《东南亚华人的土地神与圣迹崇拜——特论马来西亚的大伯公》，探讨了在中国文化的边陲地区，在一个多民族、多信仰交错的背景下，华人的宗教变迁问题。

如同这次会议主题所示，在研究地方宗教史之时，对于各种材料的解析是不可或缺的。第二组论文中，著名的道教研究专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的《历经百世香火不衰的仙人唐公房》一文（此文的日译本已先行刊于中村璋八编《中国人と道教》一书，汲古书院，1998年，135-147页），通过对东汉《仙人唐公房碑》的解读及其与传世文献如仙传的比较，仔细分析了流行于陕南汉中地区古老的唐公房信仰的种种特征，尤为重要的是，他指出天师道正是在相同的时间和地区发展起来的，唐公房修道的云台山是天师道的二十四治之一，其宅第也被杜光庭归入道教的三十六靖庐之内。由此，作者提示我们重新思考这种地方性的仙人崇拜与正统道教的关系，可谓见地非凡。当然，在对碑文本身的解读中，也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如关于碑阴所列十五位重修唐公房祠的赞助人，作者曰：“此外还有七位也担任过高官要职，余下几个都是退休的学者，即处士”（89页）。按这些赞助人多为州郡掾属，虽系当地的豪门大家，但恐不得称为“高官要职”，而将处士解为“退休的学者”，亦有未安之处。此外，关于主持修祠立碑的关键人物汉中太守南阳郭芝，疑即《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三曹操《上九醖酒法奏》中之“臣县故令南阳郭芝”，在时间、地望上都较为接近。

接下来的两篇论文都是关于吕洞宾和山西永乐宫的。一篇是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康豹（Paul Katz）教授的《吕洞宾信仰与全真教的关系——以山西永乐宫为例》，另一篇是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美术系景安宁所写的《吕洞宾与永乐宫纯阳殿壁画》。这两篇论文虽然主题相近，但立意有别，前者主要关注全真教的道士们在吕洞宾信仰的流传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主旨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全真教渗透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以及这个教派和先前久已存在的民间信仰之间的相互影响。后者则基本属于艺术史的做法，如所周知，永乐宫保存着相当完好的道教壁画，因此在本文中，作者首先从文献材料出发，探寻了吕洞宾的身世和活动，指出其面貌在社会各阶层人士所编造的新传说中不断被改造的事实，最后具体解析了永乐宫纯阳殿的吕洞宾画传的内容及其来源，显示了壁画这种艺术作品所包含的丰富的学术信息。不过，相较之下，前者的气势似乎要大一些，立意也更有深度。

第三组论文有三篇，它们都涉及了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的密切关系。首先是林富士的《中国六朝时期的蒋子文信仰》，作者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年轻学者，曾以六朝时期江南巫与巫术的研究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本文中，作者先以年代顺序，分析了有关蒋子文的十九个故事，指出它基本上不属于道教信仰，而应该是一种巫觋信仰，文章强调，巫者在六朝时期蒋子文信仰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最后文章还分析了这一信仰分布的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不过，作者曰：“无论如何，最晚从明代开始，蒋子文在中国宗教世界里的地位，便有逐步下滑的趋势”（164-165页），其实早在隋唐时期，这一信仰的热潮就已衰退。显然，这与国家统一的政治局面密切相关，因为蒋子文信仰的兴起本身就是以南北分裂时代江南政治与地方文化的发展为背景的，因此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直到南唐时，这一沉寂数百年的信仰才又有些许复苏的迹象。

关帝崇拜一向是中国民间信仰研究中的热点，台北故宫博物院庄吉发的《从萨满信仰及秘密会党的盛行分析清代关帝崇拜的普及》，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清代关帝信仰在南北地区的普及问题，其一是根据满汉文档案，揭示了关公进入满洲萨满信仰的神系，并因《三国志通俗演义》满文译本的传播等因素而使得关帝信仰在北方民族中广泛普及的事实。其二是揭示了关帝信仰在清代民间秘密会党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以大量的史料否定了关帝神灵不踏南土的传说。文章的角度与前人迥异，令人耳目一新。法国远东学院吕敏（Marianne Bujard）博士的长文《陈宝祠——历史发展与现况》，相当精细地梳理了关于宝鸡地区陈宝信仰的各种文献，并公布了自己在宝鸡及河南进行田野考察的材料，探讨了这一神话的起源和流变过程。通过对流传了近两千年的陈宝祠祀的研究，作者揭示了地方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并指出地方文人在神话流传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组的四篇论文都是关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宗教传统的，首先是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的《蜀——杜光庭〈录异记〉里的“圣地”》，作者系研究唐五代道教与地方史的专家，对杜光庭的研究尤为深入，曾著有关于杜光庭与晚唐五代道教及前蜀政治的专著及一系列论文，本文也可置于其中考察。在本文中，作者认为杜光庭的志怪作品《录异记》试图将蜀地描绘成为一块圣地，使蜀国能在政治上取得独立王国的正统地位；同时，他还探讨了四川当地的神话和宗教传统。其次是四川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李远国关于酆都地区宗教文化的专题研究：《酆都宗教文化与圣迹的调查报告——兼及道教与酆都地方文化的关系》，作者主要利用了他在四川东部田野考察的材料，结合文献，指出：酆都鬼城的出现与道教仙人王方平及天师道在当地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至隋唐之际，酆都仍以仙家福地著称，及至中唐后道教北帝派创立后，酆都遂渐以鬼城地狱而闻名。如同题目所示，本文也探讨了道教与四川当地的宗教体系及少数民族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接下来是云南省社科院宗教所杨学政的《一个古老的圣迹崇拜——巴丁喇木女神》，这基本上也是一篇田野考察的报告，作者考察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盐源县和云南省宁蒗县居住的五十余万摩梭人、普米族和藏族人所共同崇拜的原始女神“巴丁喇木”的信仰源流和现状，其成果也表明原始的巫觋信仰足以超过族群的界限而存在。最后一篇论文是四川社科院康藏研究中心任新建的《藏传佛教噶举派主寺——八邦寺》，主要介绍了藏传佛教中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司徒活佛坐床之所八邦寺的历史及其与历次政治变动和当地各族群的关系。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本集各论文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但也显示了一些共同之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前社会史与宗教史研究的某种趋向。例如，多数论文都是从一个具体地域的特定崇拜入手，从而试图分析普世性宗教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为国家政治力量与地方各阶层、各族群所共同塑造。显然，这也是与当前地域史研究的热潮相呼应的。就研究方法而言，本集中的好几篇论文都采取了人类学的视角，其论据有不少来自作者实际的田野考察所获取的资料，事实上，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学界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大规模渗透，许多研究开始将田野材料与地方文献结合起来，从而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无论本集各篇论文的具体结论是否合理，材料是否精当，它们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些诸如地方性宗教组织与国家政权、中央文化与地方传统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并在学术方法上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