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摘要：《尚书》具有浓厚的政治、道德教化色彩。后世无不重视对《书》的学习，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早在孔子之时，已经实施系统的《书》教。孔子《书》教是一个以“疏通知远”为目的，以德治、仁义为核心，包含德主刑辅、尊贤重民、礼治伦理、君子人格等思想内容的王道政治教化体系。孔子《书》教对早期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孔子 尚书 教化 儒学
中图分类号 K1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政论文献汇编，主要是对虞、夏、商、周统治者事迹的追记和诰誓命词的记录，体现了华夏先民在社会斗争和与自然斗争过程中所积累的宝贵智慧。这里有对唐虞禅让的向往；有对大禹治水光辉业绩的赞美；有对汤武革命的称颂；有对名主贤臣的标榜；有对生民忧戚的关注；有对昏君佞臣的鞭挞；……这里既有平易的说理，也有抽象的思辨。学习《尚书》无疑会荡涤人的心灵，启迪人的心智。
《尚书》对唐虞政治、王朝兴替尤其关注。《尧典》、《禹贡》均为鸿篇巨制，追述大同社会的理想图景；周初诰词更是连篇累牍，展现了周公殚精竭虑、营周安殷的精神伟业。研习《尚书》既会修身养性，也会学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
《尚书》诰命自其发布之日，就具有浓厚的政治、道德教化色彩。后世无不重视对《书》的学习，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经利用《尚书》实施系统的教化。他广收门徒，兴办私学，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儒家学派。大量文献显示，《尚书》在孔子的日常教学、生活以及政治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终其一生，作为“政事之纪”[1]（《劝学》）的《尚书》始终相伴左右。即使绝粮陈、蔡，仍读《书》不倦[2]（《卷七》）。孔子一方面从《尚书》中汲取智慧，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寓《尚书》的教化之中，形成了以“疏通知远”为目标的王道政治教化思想。
深入剖析孔子的《书》教，有助于我们认识早期儒学产生和发展的深层根源。
一、《书》教的目的
《礼记·经解》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孔子认为：进入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教化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人们能够了解历史、博古通今，这就是《尚书》教化的结果。
在这段话里，孔子明确提出了《书》教的概念，并指出“疏通知远”是《尚书》教化的结果。我们知道一个理想结果的实现，同时也就意味着目的的达到。显然，“疏通知远”就是孔子认为实施《书》教所应达到的目的。这无疑也就是说，孔子本人施行《书》教的目的就是“疏通知远”。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疏通知远”呢？“疏通”如何才能做到？“知远”又是指的什么呢？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中曾著《书教》三篇标榜《尚书》之教。他在《书教下》中引《易传》说：“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3]（《书教下》） 这句话用来理解“疏通知远”之意却是最恰当不过。
要想做到“疏通”，必须洞察《尚书》之“神”，拥有《尚书》之“神”即可贯通古今。“神”的提炼要建立在“智以藏往”的基础上，即建立在对大量以往史事学习的基础上。“神”又指什么呢？“神”是指在历史、现实、未来世界中永恒呼唤的一些价值原则和道德准则。“知远”就是找到“神”必备条件，“疏通”即是对“神”的掌握与运用。
“疏通知远”总的方向是从现在到古代，再由古代到现在和未来。那些人们永恒呼唤的价值原则就是穿越时空的“宇宙飞船”。那么，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二、《书》教思想的内涵
孔子《书》教思想来源于孔子本人对于《尚书》教化思想的认知和宣扬《尚书》教化的实践中，一方面是对《尚书》中教化思想地汲取、吸收，另一方面是对这些教化思想选择性、重点性地弘扬。孔子《书》教思想某种意义上就是王道教化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德治、仁义
《尚书》起于《尧典》终于《秦誓》，多记古帝王之诰、命、誓、训，于《尚书》可见虞、夏、商、周之兴亡更替。所以，探询孔子的王道思想，莫过于观诸《尚书》。
那么，究竟什么是王道呢？简单地理解就是王者之道，也就是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称王天下的道理，或者说他们凭什么王天下的。
今《尚书》记载尧、舜事迹的有《尧典》、《舜典》，记载大禹事迹的有《大禹谟》、《禹贡》，记载商汤的有《汤誓》、《汤诰》等，记载武王的有《泰誓》、《牧誓》等，记载周公的有周初诸诰。通观以上各篇，可以发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所以能够王天下，根本的原因在于有“德”。《尚书》说尧“克明俊德”[4]（《尧典》），说舜“玄德升闻”[4]（《舜典》）、“帝德广运”[4]（《大禹谟》），说大禹“黎民敏德”[4]（《大禹谟》），说商汤“懋昭大德”[4]（《仲虺之诰》），说文王“小邦怀其德”[4]（《武成》）、说武王“同心同德”[4]（《泰誓中》），说周公“惟公德明光于上下”[4]（《洛诰》）。而太康、夏桀、商纣失去天下，根本原因在于无“德”。《尚书》说太康“以逸豫灭厥德”[4]（《五子之歌》），说夏桀“有夏昏德”[4]（《仲虺之诰》），说商纣“用乱败厥德于下”[4]（《微子》）、“秽德彰闻”[4]（《泰誓中》），显然“德”是王道的根本。
当然，孔子对于王道的宣扬多以“禅”、“伐”、“ 德”、 “仁”、“义”、“美”的概念表达。孔子认为学习《尚书》可以“别尧舜之禅、汤武之伐”[5]（《论书》），意思是说，尧禅舜位是因为舜有“德”，汤伐夏是因为夏桀无“德”，武王灭商受命是因为武王有“德”。孔子盛赞周公：“吾于《洛诰》，见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来服，莫敢不来享，以勤文王之鲜光，以扬武王之大训，而天下大治。”[6]（《卷三》）孔子还说，“《尧典》可以观美”[6]（《卷三》），“《六誓》可以观义”[6]（《卷三》），“《五诰》可以观仁”[6]（《卷三》）。此外，子夏说《尚书》“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6]（《卷三》），表达了同一思想。
可见，孔子的王道思想归根结底来源于“德”。有“德”就是有“义”，有“德”就是有“仁”，有“德”可以观“美”，有“德”就有“道”。孔子对“德”的思想进行了理论的深化和扩展，进一步提出了“仁”、“义”的范畴。可见，德治、仁义的思想是王道的主要内容。
（二）德主刑辅
孔子是主张德主刑辅的。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7]（《为政》）在这里，孔子明确提出了德与刑的关系。他认为，治理国家仅依靠刑罚是不行的，用刑罚威慑人民，人民会避免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如果治理国家能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话，那么人民就会有羞耻之心而自觉遵守法律。孔子已经认识到从思想上教育感化人民对于稳固统治的重要性，所以他说：“五刑所以佐教也。”[5]（《论书》）在此基础上，孔子主张“慎罚”。
在《礼记·缁衣》中，孔子引用三条《尚书》来宣扬他的“慎罚”主张。第一：《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这里，孔子用苗民滥用刑罚而导致“乃绝其世”的反面例子来说明慎罚的重要性。第二条：《康诰》曰：“敬明乃罚。”武王的意思就是要求康叔严明刑法，量刑适度。第三条：《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孔子引用这句话是为了说明量刑要公平。
由此可见，孔子对刑罚的慎重态度。他主张量刑公平、适度，但不主张废除刑罚。孔子认为即使尧舜之世，尚且还要“流四凶”[4]（《尧典》）。所以，当龙子以为尧舜之世“一夫不被以五刑”[8]时，孔子说：“龙子未可谓能为《书》也。”
（三）尊贤重民
孔子对于《尚书》中“尊贤重民”思想的宣扬也是非常突出的。
当齐景公问《周书》所谓“克明德慎罚”[4]（《康诰》）时，孔子解释“克明德”就是“显用有德，举而任之也”[5]（《论书》）。当孟懿子问“《书》曰：‘钦四邻。’何谓也” [5]（《论书》）时，孔子举周文王胥附、奔辏、先后、御侮四邻以解，并以颜渊、子贡、子张、子路为自己的四友。当定公问曰：“《周书》所谓‘庸庸，祗祗，威威，显民’何谓也？” [5]（《论书》）孔子解释：庸庸，就是指任用那些应当任用的人，政务就得到治理；祗祗，指尊敬那些应该尊敬的人，贤能的人就会得到尊重；威威，指让那些应该畏惧的人敬畏，慎重地使用刑罚；显民，指不要失去这些法则，并且将之显示于民。
在《礼记·缁衣》中，孔子也三次谈尊贤、亲贤的问题。孔子引“唯尹躬及汤，咸有一德”[4](《咸有一德》)是为了说明“则君不疑于其臣，臣不惑于其君矣”；孔子引“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4]（《君陈》）是为了说明“大人不亲其贤，而信其所贱，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孔子引“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9]（《祭公解》）是为了说明“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 。
如上，孔子对《尚书》“尊贤、亲贤”思想的宣扬显而易见。与此同时，孔子对《尚书》“重民”思想也表现出认同。
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10]（《缁衣》）紧接着孔子引：《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孔子以此来说明君民休戚与共的关系。这种重民的思想在《尚书》并不鲜见。如：《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盘庚中》说：“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商纣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他“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4]（《牧誓》）。
（四）礼治、伦理
孔子一生研习礼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7]（《颜渊》）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7]（《尧曰》）在日常生活中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礼治。
当宰我问“禋于六宗”[4]（《舜典》）时，孔子说“禋于六宗”指祭时、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当季桓子问：“《书》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享之。’此何谓也？” [5]（《论书》）孔子说，古之天子诸侯之臣，只要有大功，死后均可以祀之于公庙。并且，在庙中也是有位次的。当定公问“惟高宗报上甲微”[5]（《论书》）时，孔子向定公解释什么是报祭。定公进一步问先君熹公是否可以行报祭时，孔子则说：“丘闻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礼者则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5]（《论书》）委婉地说熹公行报祭是不和乎礼的。当公西赤问：“闻诸晏子，汤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居丧行不义，同称大君，何也？”[5]（《论书》）孔子解释：太甲不明居丧之礼，而干冢宰之政，被放之桐。但能够改过，起而复位，所以亦称大君。《论语·宪问》亦载子张问“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问题，孔子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显然，孔子对古代礼制非常熟悉。
与此同时，孔子对于伦理也是非常重视的。他提出“孝弟”，说：“孝弟也者，其仁之本？”[7]（《为政》）并说：“是以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于民也。”[11]（《四代》甚至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7]（《为政》）孔子认为，能够做到孝友甚至也能算是为政了。
（五）君子人格
孔子对君子的人格非常赞许。孔子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7]（《里仁》）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7]（《雍也》）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7]（《述而》）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7]（《卫灵公》）如此，不一而足。
结合《尚书》，孔子论君子的言论也是非常多的。孔子说：“吾于《洪范》，见君子不忍言人之恶，而质人之美也。”[5]（《论书》）赞扬了箕子的君子人格。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故君子多闻，质而守之；多志，质而亲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陈》曰：‘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10]（《缁衣》）孔子在此引《君陈》说明君子“言有物，行有格”的特点。子曰：“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欢。’”[10]（《坊记》）表彰高宗守孝三年的美德。
《礼记·缁衣》中更记孔子关于君子之论：
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亵也。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难亲也，易以溺人；口费而烦，易出难悔，易以溺人；夫民闭于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孔子此意是说：小人因好玩水而被水淹死，君子是由于出言不慎而招致祸灾，执政的人常被人民怨恨。这都是由于轻慢的缘故。水因为太接近人而溺人，有德的人容易接近但却难亲近，因此容易招致不满；说话多而烦琐，容易出口，却难以追回，容易召祸。一般的人不通情理，却存又卑贱的心理，要对他们恭敬而不可随便怠慢，否则容易招致怨恨。所以君子不能不特别谨慎。为了进一步说明，他征引《尚书》四条以警君子出言要慎重。
第一条：《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意思是说：不要错失天命，使自己覆败；要象虞人的弩机张开后，再去查看箭尾的位置，适度以后再发射。
第二条：《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意思是说：轻易出令会招致羞辱，甲胄会引起战争。衣服放在竹箱里，有合适的人才发给他们，发动战争要反复考虑，成熟以后才可以动手。
第三条：《太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意思是说：上天降给我们的灾难，还可以躲避；自己惹来的灾难，却逃避不了。
第四条：《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意思是说：因为我看到夏朝的先君们，自己谨慎，所以有好的结局，辅相也有好的结局。
由上，可以看出，孔子对君子人格的赞美。同时，孔子也看到君子的不足，警醒他们要慎重.
（六）“适度”和“中”
“适度”、“中”的思想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宝贵智慧。显然，只有适度，才能算是“中”，二者具有同等的含义。《尚书》中多次出现这“度”、“中”的概念。《大禹谟》有“罔失法度”，《太甲》有“往省括于度则释”，《盘庚》有“正法度”，《盘庚》有“各设中于乃心”，《酒诰》有“作稽中德”，《吕刑》中有“罔非在中”等。
孔子也是主张适中的，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7]（《雍也》）孔子在用《尚书》进行教化的时候，也阐述了这一辨证的思想。
孔子说：“《甫刑》可以观诫。”[6]（《卷三》）孔子之意就是：通过看《甫刑》可以认识到刑罚适度的道理。《吕刑》中多次出现“中”：除“罔非在中”外，还有“士制百姓于刑之中”，“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明清于单辞，民之乱，罔不中，惟人在命”，“咸庶中正”。孔子说：“《洪范》可以观度。”[6]（《卷三》） “发乎中而见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范》乎”。[5]（《论书》）《洪范》中“建用皇极”的“极”字就代表“中”。“洪范九畴”中“适度”的思想更是随处可见。此外，《论语·尧曰》所记帝尧的话“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也是孔子对“中”思想的宣扬。
三《书》教的本质
探求孔子《书》教的本质，还要回到《尚书大传》和《论语》中的两则材料来：
（1）子夏读《书》毕，孔子问曰：“吾子何为于《书》？”子夏曰：“《书》之论事，昭昭然若日月焉，所受于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壤室蓬户，弹琴瑟以歌先王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上见尧、舜之道，下见三王之义，可以忘死生矣。”夫子愀然变容，曰：“嘻！子殆可与言《书》矣。虽然，见其表，未见其里，窥其门，未入其中。”颜回曰：“何谓也？”孔子曰：“丘常悉心尽志以入其中，则前有高岸，后有大溪，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6]《叙说》
（2）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7]（《为政》）
第一则材料是孔子与子夏、颜渊通论《尚书》。孔子问子夏对《尚书》的看法。通过子夏的回答，可以看出他对《书》是感性趣的。甚至说：“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壤室蓬户，弹琴瑟以歌先王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上见尧、舜之道，下见三王之义，可以忘死生矣。”孔子听后说：“嘻！子殆可与言《书》矣。虽然，见其表，未见其里，窥其门，未入其中。”显然，孔子认为子张并没有真正了解《书》。颜渊听不明白，接着问，于是引出了孔子的“七观”之说。从“仁”、“义”、“诫”、“治”、“事”等概念中，我们可以发现，《尚书》的本质是一部政书。读《尚书》最终还是要认识、学习先王的治政大法，服务于国家、社会。并不是要“退居深山”、“忘死生”的。
第二则材料是孔子谈为政的一个看法。孔子甚至认为孝、友也是为政，足见孔子对政治的热情。综观孔子一生，他热心政治事务，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奔走于诸侯国之间长达十四年，尽管并未得志。
《尚书》号称“政事之纪”[1]（《劝学》），孔子是一个政治家，孔子的《书》教更是把《尚书》的政治色彩发挥得淋漓尽致。显然，孔子的《书》教本质上是政治教化。孔子大量论《书》、引《书》的言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孔子《书》教是一个以“疏通知远”为目的，以德治、仁义为核心，包含德主刑辅、尊贤重民、礼治伦理、君子人格等思想内容的王道政治教化体系。在这一体系构建的过程之中，早期儒学的一些重要理论范畴也逐渐形成。仁、义是孔子对《尚书》中“德”的扩展和深化，中庸是孔子对《尚书》中“度”、“中”的综合提升，“孝弟”、“忠信”是孔子对《尚书》伦理思想的理论概括，古圣先贤是孔子君子人格理论的历史依据，《尚书》中“礼”是孔子克己复礼的原型，孔子明德慎罚的思想更是渊源于《尚书》。因此，孔子《书》教对早期儒学的产生，儒家学派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孔子《书》教的主要目的是“疏通知远”，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锻造政治人格。因此，儒学、儒家的未来发展方向实由孔子的《书》教奠定。“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12]（《儒林列传》），大部分都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之中。后世儒家更是积极入世，以安邦定国、服务于现实政治为使命。儒学也因此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因此，孔子的《书》教对儒学的发展壮大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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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鲁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