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将迎来六十年华诞，历史所明史学科的建立也已近一个甲子。明史学科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新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明史学科的产生、发展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史学科自历史所建所以来，已逐渐形成所里最具特色的学科之一。今天，回顾六十年来历史所明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是很有意义的。虽然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方面，我们已有所回顾与总结，但以有限的篇幅回顾历史所明史学科六十年的研究发展， 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里试图从一个整体视野出发，以历史所成立以后明史学科创建为开端，采用世纪来划界，以20世纪后半叶为第一个时期，以21世纪为第二个时期，探寻历史所成立至今六十年明史学科发展的大致脉络，回顾六十年来历史所明史学科所走过的历程。六十年的历程可以分为2个时期，4个阶段。第一时期经历了学科创建与初期发展阶段、停滞阶段、学科重建与兴旺发展3个阶段，第二时期从新世纪开端至今，进入第4个阶段，即学科建设的繁荣发展阶段。

 

一、20世纪后半叶：明史学科发展的第一个时期

    20世纪后半叶，即1954-1999年，是历史所明史学科创建与发展的时期。将20世纪后半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历史所明史学科创建与发展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自建所1954-1965年，是明史学科创建与初期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是十年“文革”1966-1976年，学科发展陷于停滞阶段，第三阶段1977-1999年，是明史学科重建与兴旺发展阶段。

    （一）明史学科创建与初期发展阶段 （1954-1966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了中国科学院。1953年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的三个所，1954年，历史研究一所、二所正式挂牌。历史研究所的成立是划时代的，当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明清组是最早成立的研究组之一，组长白寿彝先生，副组长王毓铨先生。初创以后不久，在学术建制方面明史学科拥有了五老：即白寿彝先生、王毓铨先生、谢国桢先生、吴晗先生（兼）、傅衣凌先生（兼）等五位先生，以他们的学术成就作为铺垫，新中国明史学科学术体系的奠基，与历史所明史学科有了直接的密切关系。六十年来，历史所明史学科，不但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唯一的明史学科专业研究机构，也是迄今为止全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明史学科专门学术研究机构，对于中国明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总的来说，1949年建国后，尽管因为学者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准确，但是学科还是取得了很大发展，成果是相当丰厚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史学界曾有过热烈讨论，重点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与明史相关的，主要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明史学科即以此三大问题为主要研究领域展开研究。对这些问题虽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 而学者们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和解释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是基础的原理，经济史最初已形成明史学科的重点研究课题。白寿彝、王毓铨二位先生首先发表了《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一文（《历史研究》1954年第5期），对秦汉到明代的官手工业制度作了系统研究，指出官手工业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作用。白寿彝先生发表《明代矿业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是明代矿业研究的奠基之作，他把明代矿业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放在一起思考与研究（《明代矿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师范大学第一次科学讨论会秘书处出版，1956年）。

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可以追述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但当时的论战基本停留在宏观层面。五十年代以后的研究则要具体得多。1936年吕振羽先生提出明代已有“资本主义性工场手工业幼芽”的观点。1955年1月9日，邓拓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提出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意见，引起了热烈讨论。但对萌芽出现的具体时间，存在较大的争议。傅衣凌先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主要代表学者之一，自五十年代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论著。在1954年《明代苏州织工、江西陶工反封建斗争史料类辑》一文中,他提出明代苏州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手工工场”的观点（《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1期），以后持续关注江南发展问题，发表《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5期）、《明代江南富户经济的分析》（《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1期）、《明末清初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富农经营”的初步考察》（《厦门大学学报》1957年1期）等。他是中国最早直接涉及江南市镇研究的学者，1956年已发表论文《明代后期江南城镇下层士民的反封建运动》（《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5期）。对于徽商和徽州契约文书的研究,傅先生也是最早的开拓者之一，论文有《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2期）、《明代徽州庄仆文约辑存——明代徽州庄仆制度之侧面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60年2期），并已形成关于社会关系的新认识（《关于明末清初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新估計》，《厦门大学学报》1959年2期）。进入六十年代，傅先生的探讨趋向深入，发表《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3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63年4月），以及《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 ）。在这一时期，傅先生出版了三本书：1956年,傅先生有关商人及商业资本的研究,汇成《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7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一书, 围绕着江南市民阶层，集中探讨了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相关问题；1960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一书出版（三联书店，1960年），汇集了有关明清农村问题的论文。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刘重日先生也参与了讨论，发表了论文《对“牙人”“牙行”的初步探討》（《文史哲》1957年8期），是从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对“牙人”、“牙行”的专门探讨。

在探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热潮中，明代土地所有制是不可回避的一环。侯外庐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1期）一文中，提出明代土地国有制占支配地位的问题。王毓铨先生《明代军屯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其特点》（（《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明代的军户》（《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是他对于明代国有土地所有制问题研究的成果。1965年王先生出版了《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一书，上编论述了军屯的历史渊源、建置、经营、屯田子粒、组织、管理与监督、军屯作用等，下编论述了明代军屯上的生产关系，包括屯军与军户、屯军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屯地的占夺、屯地的典卖、屯田（军田）的“民田”化等，首次对于明代军屯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

关于农民战争问题，傅衣凌先生《明代苏州织工、江西陶工反封建斗争史料類辑》（《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1期），论述了手工业劳动者在农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吴晗先生发表《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文（《历史研究》1955年3期），从农业生产的恢复、棉花的广为种植、工商业的发展三方面,论列了明初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与原因，认为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是元末农民起义的后果，高度评价了农民起义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1965年，吴晗先生《朱元璋传》出版（中华书局），这是在他四十年代出版的专著基础上修改而成，是他关于明史研究的代表作，奠定了对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基本评价。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性质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1期），《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爭——1960年5月21日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讲演纪录》（《历史教学》1960年第7期），针对农民战争性质的争论，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农民的地位农民战争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从探讨历史规律出发，提出重视农民推翻封建政权的意义问题，这是白先生对于农民战争评价的总认识，包括对元末与明末农民战争的认识。谢国桢先生在解放前就收集南明史料，他的《南明史略》主要关注南明诸政权的兴亡，也有对荆湘农民起义等抗清斗争的论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关于明末农民战争口号，刘重日先生发表《“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和王守义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62年5期），提出应该从“均田免赋”的完整意义来认识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曹贵林先生则发表了《李岩述论》（《历史研究》1964年4期），论述了李自成的“谋士”李岩提出的一些反映农民要求和适应农民斗争发展需要的建议。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批判吴晗先生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革”序幕。

由于第二阶段中国文化遭到了空前浩劫，故在此从略。

（二）明史学科重建与兴旺发展阶段（1977-1999年）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1978年以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明史研究的政治与学术环境逐步改善,遭到破坏的研究工作开始重建,学术研究与讨论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由于“文革“造成学术断裂, 而新的学术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明史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五六十年代的研究热点，进一步发展。进入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快速发展,历史所得到重建与较大发展, 明史学科因之恢复了勃勃生机。研究领域大为扩展,除了以往的经济史、政治史以外，中外关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逐渐成长为新的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之初到1999年的明史学科有几个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研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次年，历史研究所即成立了独立的明史研究室。明史研究室是国内第一个完全以明史为研究方向的专门学术机构，先后由王毓铨先生、刘重日先生、张显清先生担任室主任。 1989年以明史研究室为依托，明史学科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明史学会宣告成立，白寿彝先生任名誉会长、王毓铨先生任会长。明史研究室研究人员最多时达28人，研究力量雄厚，在国内外具有公认的学术优势，确立了世界的学术领先地位，为明史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2．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史学工作者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逐步摆脱了“文革”中形成的教条主义束缚，突破了种种禁区，这一阶段的明史学科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研究涉及明代历史的方方面面，传统领域在原有的基础上深化，新的领域得到不断开拓，并获得迅速发展；伴随研究结构的调整，研究向前所未有的纵深发展。

3．研究方法不断创新。解放思想，史学工作者的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很多学者注重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外交学、文书学、地理学、人口学、民族学等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多学科交叉融会及其理论方法相互渗透的潮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传统的手工采集资料和写作的方式逐步被现代电子技术手段所取代，极大地提高了研究的效率，推动了明史学科的发展。

4．对外交流迅速扩大。加强与海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是改革开放以后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改革开放后明史学科的主要特点之一，为中国学者了解海外学术动态打开了窗口。国内外学术会议和海外及台港澳地区的学者频繁互访，使大量的国外学术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被引进来，开阔了视野、启发了思路，从而出现了中国与海外的明史研究相互激荡的新局面，同时亦使明史学科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影响。既增进了解，也宣传了自己。

整理既往的学术家底是开展下一步研究的基础，历史所明史研究室成立之后，首先担负起这一重任。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总结以往研究基础上，将明史研究推向了兴旺发展阶段。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1982年创刊）和《明史资料丛刊》（1981年创刊）两种学术刊物先后问世，明史学会刊物《明史研究》随后创刊（1991年），为明史学科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园地。

历史所明史学科倡办了中国第一个明史研究专业刊物《明史研究论丛》，对推动中国明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创刊于1982年的《明史研究论丛》, 标志着历史所明史学科一个新的起步。正如主编王毓铨先生在《编后记》中指出的，刊载的文章大部分是明史研究室同志们撰写的。如第一辑主要有王毓铨先生《皇明条法事类纂》读后》、傅衣凌先生《周玄暐<泾林续纪>事件辑录——明末社会变革与动乱杂考之一》、谢国桢先生《明清野史笔记概述》，均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的研究成果；经济史方面，有刘重日、曹贵林先生《明代徽州庄仆制研究》、林金树先生《试论明代苏松二府的重赋问题》、郑克晟先生《明代的官店、权贵私店和皇店》等篇；政治史方面，有商传先生《试论“靖难之役”的性质》、栾成显先生《论厂卫制度》；关于农民起义，有李济贤先生《徐鴻儒起义新探》、沈定平先生《明末“十八子主神器”源流考》；思想史方面，有张显清先生《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中外关系史方面，有周绍泉先生《郑和未使菲律宾说质疑》。从上述论文可以看出，当时明史学科注重基础资料的发掘与研究，经济史仍然是研究的主要方向，农民起义的研究在继续，而领域的开拓主要表现在思想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论丛》编辑视野开阔，注重国际交流，专门开辟了台湾与海外明史研究会刊物的栏目，介绍了台湾《明史研究专刊》、日本《明代史研究》、美国《明史研究》。自1982年 至1991年，《明史研究论丛》共编辑出版了5辑。翻开《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1983）、第三辑（1985）、第四辑（1991）、第五辑（1991），从刊物形式到内容，具体可以感受到三点：一是以扎实的史料发掘作为基础，二是以经济史研究为主要研究领域，三是研究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中外关系史等方面全面展开。

根据明史研究室先后编辑的《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1900－1978年）、《百年明史研究论著目录》（1900－2005年）的大致统计，20世纪的明史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研究论著约1万多条，而改革开放以后至2005年的明史研究论著达3万多条，由上述数字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30年明史研究获得了迅速发展，取得的进步是明显的，成绩是巨大的。建国之初的历史研究曾有“五朵金花”之说，改革开放以后的明史研究，对这些课题有所恢复，历史所明史学科突出表现在对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起义等课题研究的继续发展，也在诸多领域有所开拓。

从总体研究来说，1987年《中国史稿》第六册出版（人民出版社），这是明史学科刘重日等先生参加郭沫若先生主编《中国史稿》（1958年启动）编写的明史卷。由于郭先生当时已去世，故署名《中国史稿》编写组。由于编写时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现实一致，又受到“文革”冲击，此书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但刘重日等先生力图通过历史事实的叙述来说明明代社会的特点和阶级构成的变化，将明史分为前后两期，以嘉靖元年（1522年）为界，指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特点，但商品经济也有相当的发展，到明清之际，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1999年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此卷编写小组成立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984年，在卷首《题记》中白寿彝先生充分肯定“明代有许多新的东西是以前所没有的，这表明了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根据总体规划，此书分为甲编序说，乙编综述、丙编典志，丁编传记。王毓铨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史比较系统的观点，体现在此书中。

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牵涉到对中国古代社会整个经济结构和体制特征的认识。1988年王毓铨先生发表《明朝徭役的审编与土地》（《历史研究》1988年1期），1989年发表《纳粮也是当差》（《史学史研究》1989年1期）， 1991年，先后发表了《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中国史研究》1期）、《明朝田地赤契与赋役黄册》（《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户役田述略》（《明史研究》1辑）等多篇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其明代土地归国家所有，编民不具备土地所有权，即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以往侯外庐先生的国有土地所有制的观点。王先生的观点成一家之言，学界一般认为古代中国社会存在国有土地和私人土地，私人土地可以出佃收租，可以买卖是历史事实。张显清先生曾以“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论”为题，概括介绍了王先生“独创性的学术体系”（《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论——近年来王毓铨先生对明代及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论述》，《明史研究》第四辑）。对土地所有权的讨论和改革开放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热烈讨论有紧密联系。相对而言，研究元明以前各断代的学者对此曾积极参与，明史方面的学者则呼应寥寥。这也是王毓铨国有论提出后没能在明史学界引起更广泛讨论的原因之一。

鉴于“文革”期间封建专制的残余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建设，为肃清残余，史学界展开了对历史上封建专制的批判，对明代专制集权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学者大多站在批判的角度，认为专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延缓了封建社会的瓦解。很多学者把明代的宦官专权作为封建专制的产物，对宦官制度、厂卫制度的研究也大体以批判为主。张显清先生《从<大明律>和<大诰>看朱元璋的“锄强扶弱”政策》（《明史研究论丛》2辑）提出朱元璋“锄强扶弱”政策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了强化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但政策的积极方面是主要的。他撰写的《严嵩传》（黄山书社，1992）相对一般的人物传记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即对一种历史政治现象的关注和剖析。商传先生认为朱元璋和朱棣正是顺应了历史的需要，促进了专制与集权的发展（《明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基础》，《明史研究论丛》2辑），并对永乐皇帝作出全面的评述（《永乐皇帝》，北京出版社，1989）。栾成显先生《洪武时期宦官考略》（《明史研究论丛》2辑）指出明代宦寺之祸，实由朱元璋发其端，廖心一《试论刘瑾》（《明史研究论丛》3辑），则是对宦官给以不同评价的论述。王春瑜、杜婉言二位先生的《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和《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 1989年)是对于明代宦官与经济关系史料的系统搜集、整理与对宦官的全面研究。八十年代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曾参加许大龄师主编《明朝十六帝》（紫禁城出版社，1991，后多次再版）“明太祖朱元璋”撰写的万明， 到历史所工作后，在原基础上撰写了《明太祖本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试图从政治文化的新视角对朱元璋加以认识。

区域研究在“文革”前虽有涉及，但文章数量很少。在八十年代以后成为一大热点。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四辑，实际上是江南区域研究的一个专辑，首篇就是王毓铨先生《明代地区经济之我见》一文，这是1983年明史研究室召开的首次明史学科学术研讨会——无锡“江南地区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他明确指出先举行江南研究讨论会的缘由：“从各个方面看，江南地区在全国各个地区中是最重要的，加之遗存的文献多、碑刻多，给我们首先研究这个地区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把明代江南作为我们首先进行研究的地区是合适的”。由此看来很显然，首次明史学科会议的召开就是为了倡导开展江南区域史研究。此辑中明史学科同仁任道斌先生《试论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唐文基先生《明代江南重赋问题和国有官田的私有化》、李济贤先生《明代苏、松、常地区户籍人口消长述略》、林金树先生《关于明初苏松自耕农的数量问题》、廖心一先生《明代松江府加耗法之争与身份地主的发展》等论文，均集中在江南地区，说明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当时历史所明史学科倡导并实践的研究领域。其后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热潮迄今未息，与明史学科的率先倡导应有关系，但可惜的是，由于出版经费的问题，此辑却是迟至1991年才问世。

明史学科以对徽州的研究最为典型。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中心的创建，形成了明史学科的显著特色之一。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所就选购收藏了万余件徽州文书。但对它的大规模研究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从1989年开始，历史所正式建立了由明史研究室周绍泉先生牵头的“徽州文书研究组”， 后于1993年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挂靠在明史研究室。中心主任周绍泉先生和所图书馆成员组成“千年契约文书”编写组，先后编辑出版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编辑、影印出版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清民国编” 4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徽学研究中心以明史研究室为依托，依靠历史所所藏的徽州文书及其它资料，主办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徽学研究的大规模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将文书研究与明史研究紧密结合，发表了高质量的论著，如周绍泉先生《试论明代徽州土地买卖的发展趋势——兼论徽商与徽州土地买卖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4期）、《明后期祁门胡姓农民家族生活状况剖析》（日本京都大学《东方学报》第67册，1995年）、《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老人》（《中国史研究》1998年1期），周绍泉、赵亚光二位先生《窦山公家议校注》一书（黄山书社，1993年）；栾成显先生运用档案文书，对于黄册以及庶民地主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使研究中心在国内外处于学术领先地位。

农民起义在八十年代仍是明史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主要集中点在元末朱元璋和明末李自成，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论著和理论性文章，均对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给予肯定，认为其性质是促进社会进步的。1978年，刘重日、周绍泉二位先生对十七年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作了综述（《十七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十七年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中国农民战争史的论文约3000篇，出版的各种关于中国农民战争的简史、专史、史话以及通俗读物百余种，出版了各种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和农民起义资料集50种左右。谢国桢先生编《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本所杨讷、陈高华二位先生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下册（中华书局，1985），为明代农民起义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基础。论文主要有李济贤先生《徐鴻儒起义新探》（《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明代京畿地区白莲教初探》（《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沈定平先生《明末“十八子主神器”源流考》（《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明代前期阶级斗争述论》（《明史研究论丛》第三辑）、《关于评论农民领袖思想的几点看法——从明末农民起义和李自成思想谈起》（《学术研究》1979年第2期）等。明代农民战争的研究可以明末李自成起义为主要代表，自八十年代湖南石门县夹山寺发现了奉天玉和尚的部分遗物后，对李自成归宿问题的讨论成为一个学术争论热点。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出版的《李自成结局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继续主张遇难通山的观点；刘重日先生主编《李自成终归何处——兼评〈李自成结局研究〉》一书（三秦出版社，1999年），则坚持禅隐观点，结论未达成一致。

历史资料的汇集和利用,受到了重视。谢国桢先生编《明代社会经济史资料选编》上中下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是重要的社会经济史和农民战争史资料汇编。他在解放前编的《晚明史籍考》，又出版了增订本；他对明清笔记小说的介绍、利用和出版，以及对明清笔记小说价值的揭示，是对明史学科基础性建设的贡献。

以改革开放大气候为契机，依据明史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的特殊地位，明史学科拓宽了研究领域，中外关系史成为明史学科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改革开放以后，新兴学科破土而出，以下两个领域的蓬勃发展是重要表现：第一，澳门史研究。在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订后，澳门史研究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第二，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由于1997年澳门回归，澳门史成为一大热门，在九十年代末达到高潮。刘重日先生发表论文《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与澳门》（《东岳论坛》）1999年第5期）。万明在到历史所之初是在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工作，与何芳川先生合作撰写了《中西文化交流》（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后由商务印书馆再版，有台湾版、香港版）。在1995年-1996年得到葡萄牙卡蒙斯学会的资助，院所派万明赴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进修葡文一年。在葡萄牙，完成了国内第一篇中葡文资料结合论述的论文《明代中葡的第一次正式交往》寄回国内发表（《中国史研究》1997年2期），并回国后立即投入中葡关系与澳门史的研究，1999年发表了系列论文《明朝对澳门政策的确定》（《中西初识》（《中外关系史论丛》第6辑）、《试论明代澳门的治理形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 期）、《关于明代葡萄牙人入居澳门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5期）、《明朝政府对澳门的管理述论》（《明史研究》第6辑）、《明代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世界历史》第6期）等系列论文，并于1999年完成了《中葡早期关系史》一书，交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关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有沈定平先生的论文《明清之际几种欧洲仿制品的输出——兼论东南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初步形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瞿太素的家世、信仰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国史研究》）1997年1期）等。而万明利用葡文资料，发表《晚明南京教案新探》（《明史论丛》第二辑，1997年）、《欧洲汉学先驱曾德昭与中国文化的西传》（《炎黄文化研究》第4辑，1997年 ）、《西方汉学的萌芽时期——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记述》（《国际汉学》创刊号，1998年）等论文。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韦祖辉先生发表了论文《明遗民东渡述略》（《明史研究论丛》第三辑）和《朱舜水思想剖析》（《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

郑和下西洋研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为数不多的几个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之一。郑和下西洋研究与对外开放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周绍泉先生有《郑和未使菲律宾说质疑》（《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郑和的生年与卒年》（《上海大学学报》1985年2期）的论文发表。 1985年值纪念郑和下西洋850周年，1995年值纪念郑和下西洋950周年，在此前后对郑和下西洋的探讨，无论在数量、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20世纪前80年的研究成果，使研究达到了一个高潮。世纪末进入全面综合发展的时期，提出了研究从政治史向社会史更大空间转变的新取向（万明《郑和下西洋与明中叶社会变迁》，《明史研究》第四辑）。

从总体上看，1977年至1999年的明史学科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同时，顺利完成了向新时期的转轨。研究课题既有基础性问题，也有紧随时代步伐的新课题，而世纪末深刻的总体反思则为21世纪的史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所里安排，明史研究室在1994年与清史研究室合并。至20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机制发生变化，改为课题制。当时担任研究室副主任的万明提出组织明史学科“晚明社会变迁”课题组，致力于展现晚明社会的变迁轨迹，得到明史学科同仁的一致响应，显示出明史学科与时俱进，紧随时代潮流不断地在向前发展的态势。

 

二、新世纪以来明史学科的发展历程

 

进入新世纪，明史研究室在2002年再度独立成室，万明任室主任，明史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进入了六十年来的第二个时期——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2002年明史室与清史室分开独立成室，当时只有万明1名研究员，2名副研究员，3名助研，其中还有1名在读博士，1名委培博士。2003年明史学科申报院重点学科未成，其时明史学科仍然只有万明1名研究员，有了3名副研究员，2名助研。我们先引进博士来室工作，可惜有2名出国后没有回来，又有一名助研考公务员调走，后来引进了博士后2人来室。现在职研究人员8人，主任万明，副主任张兆裕，成员有阿风、张宪博、张金奎、陈时龙、赵现海、解扬；包括4名正高级研究员，3名副高级研究员，1名助理研究员，已形成比较齐整的学术梯队，以中青年为主，知识结构搭配合理，其中博士5人，硕士2人，本科1人；有博导1名，硕士导师5名；年轻学者已经成长起来，成为独挡一面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研究领域包括明代社会经济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军事史、思想文化史、徽学等方面，可以说门类比较齐全，有集体攻关的经验，开创了明史学科发展的新局面。

进入新世纪, 不知不觉地,明史突然变成了热门话题,并持续保持升温态势。不仅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版再版，而且当年明月《明朝那些儿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也在一版再版。21世纪初的明史研究在世纪之交的反思与总结的基础上，迅速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呈现出全面开发的局面。据统计，近年国内刊物每年全国发表相关文章多达1000篇以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具体统计2007年多达1400多篇，2013年也多达1200多篇，面对这样的“明史热”，我们认为必须保持清醒，坚持继承史学优良传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三个定位”，摆正自身学术研究的位置，承担职责与使命。2002年10月明史室独立后，我们于11月召开京、津明史学界专家座谈会，为明史学科建设出谋划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明史室作为全国最为集中的明史研究人员的学术机构，应该发挥重要的带头作用。进入新世纪十多年来，明史学科主要作了以下工作：

（一）课题研究：5项集体课题

集体课题可以反映出明史学科科研水平的整体优势，明史学科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院重点、所重点等多项课题研究，始终站在学术前沿进行探索与研究，奠定了历史所明史学科在国内外明史学界的领先地位。我们坚持以重大课题带动学科建设，一些个人承担的所重点课题也是集体课题的专题延伸研究。为加强徽学研究，明史学科曾拟申报院重大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徽州文书整理与研究”，但受阻没能进行。新世纪明史学科主要完成了以下5项集体课题（限于篇幅，个人课题主要从下面展现的成果体现）。

1.历史所重点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明社会变迁研究”

世纪之交，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促使明史学科学人以全新的视野重新审视晚明社会，社会变迁既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由万明主持的1999年历史所重点课题、200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明社会变迁”，以历史所明史学科老、中、青人员为主，联络院外学者合作，形成9人课题组集体攻关。课题组充分利用明朝档案、徽州文书以及中外文献资料，深入开掘专题研究，并走向历史现场，到贵州安顺屯堡进行社会调查，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和领域，推动研究的深入。成果在2003年以优秀结项，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即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2010年获历史所专著类优秀成果一等奖，2011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专著类优秀成果三等奖。

课题成果是国内外第一部直接以“晚明社会变迁”为题目，突破了以往集体项目通常采用的概述性论述的研究框架，在进行了认真的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以问题意识贯穿全书，采用专题方式深化研究，对晚明社会变迁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尝试贯穿问题意识的综合研究，反映了晚明史向纵深发展的明显趋向。全书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采取整体世界——多元社会的研究取向，从更新思路开始，选取人口流动新趋向、商人定居化和店铺业发展、白银货币化过程与中外变革、乡村权力结构转换、政府与民间救荒能力分析、卑幼人的法律地位、军户与军制变化、党社兴起与近代政党萌芽出现，以及儒学平民化趋势9个方面，展开专题研究，用独特的视角，对晚明历史作了宏观、整体、动态的专题考察，在《绪论》中，提出以成、弘划线，其前为明前期，其后为明后期，这种两分法，是对明史分期问题提出的新观点，并通过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开拓性研究，进一步将晚明社会变迁与世界重大变化联系在一起考察，提出晚明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即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开端和世界一体化或称全球化的开端相联系，展示了中国独特的近代—现代化的历程，被认为“开创了晚明历史研究的全新格局”。该书使用了“三重证据法”，把社会调查纳入研究的范围，获得了同行的肯定和赞誉。

2.院重大B类课题“百年明史研究论著目录”

1980年明史研究室组织编辑出版了《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当时参加编辑的人员有：曹贵林、李济贤、林金树、周绍泉、许敏、陈玉华、任三颐。此目录出版后，为明史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了基础资料，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在推动明史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明史研究室自明清史室独立出来以后，我们立即组织召开了京津专家咨询会，向各位专家学者请教明史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会上各位专家一致认为，明史研究室作为全国唯一的明史研究专设机构，应该多做研究基础性的工作，以推动明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人民大学韩大成教授提出《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应该继续续编出版，这一提议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赞同。我们很快列入明史学科的工作计划，组织了明史学科全员参加的课题组，又特约编辑部许敏女士为主持人，形成院重大B类课题。新编辑的《百年明史研究论著目录》，是在以前编辑的《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基础上编辑完成的，增补了1979－2005年的论著目录，并修订了20世纪前80年的目录，成为一个更新版本，共255万字，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推动了明史研究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开展。

3. 院重点课题“明代诏令文书整理与研究”

这一课题是国内外首次对明代诏令文书进行系统收集整理与研究，具有明代档案整理工作延伸的意义，开拓了明史研究的新领域，奠定了明史学科在国内外明史学界的领先地位。对明代诏令的整理与研究，是对中国古代官文书整理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诏令即“王言”，是官方文书中最重要的一种。明代诏令文书是明王朝276年间，各代帝王处理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外交等有关国家大政的原始政务文书，内容涉及明代重大史事和典章制度，具有资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内容的多样性等特征，是明史研究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众所周知，20世纪明清档案和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一起，被称为古文献的四大发现。明清档案的发现，至今已近百年，然而明代档案文书留存于世已经不多，特别是现存档案中的诏令类已寥寥无几。我们认为，对明代诏令文书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具有明代档案整理的延伸和更新史料的重要意义。诏令文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涉及明代国家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中央、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互动关系等重大问题，将明代官私文书结合起来研究，才有可能使我们更接近明代历史的真实全貌。因此自2007年，由万明主持，形成课题组，成员有张金奎、陈时龙、赵现海、解扬，启动了院重点课题“明代诏令文书整理与研究”，准备全面收集编辑《明大诏令集·洪武朝卷》，这是国内外首次对明代诏令文书进行全面系统收集、整理与研究。我们在收集、整理、编辑题名目录的同时开展专题研究，编辑出版了《明史研究论丛》第八辑《明代诏令文书研究专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不仅发表了课题组成员论文，也发表了明史学科乃至海内外学者专题论文，开拓并推进了明代诏令文书的研究。

4.与天一阁合作课题“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

天一阁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楼，原有明代为主的藏书7万余卷，其中包括大量明代政书。在中国古代，以“政书”为名的图书分类始于明代。政书，是中国古代文献中专门汇辑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方面典章制度及其沿革的书籍,也称为典制体史书,在古代文献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2007年4月－10月，明史研究室与天一阁博物馆签订了合作整理珍本政书的协议。由万明主持，明史学科组成7人整理小组，两次前往天一阁，在尊经阁内紧张工作，集中整理明代政书。整理工作主要分为两步，首先是初选文献，其次是阅读撰写提要。一般而言，按照体例，政书是主要记载典章制度沿革变化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专书，涉及一朝典章制度的，可分为通制类和专门类，前者大都以门类分录一朝典章制度；后者则以六部分录各个部门的法令规章等资料。我们采用的是广义的政书概念，所选文献既包括四库史部的政书类文献，也包括史部的职官类、奏议类文献。我们在天一阁所阅政书总共54种95册，这批政书中海内孤本与珍本占了绝大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全部撰写了提要，顺利完成了第一批政书整理任务。2010年，《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54种，分22册影印出版（线装书局），每一文献影印本前附提要一篇。《丛刊》前有万明撰《天一阁藏明代政书及其学术价值——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室与天一阁合作整理记》一文。这是天一阁明代珍本政书的首次系统公布，对明史研究乃至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史、经济史、法制史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海内外明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5.所重点课题“天一阁藏明史稿整理与研究”

天一阁庋藏的《明史稿》共十二册，兼含稿本与钞本，有墨、朱笔删改及名家的钤章、题跋。该稿早年曾引得不少著名学者登阁观览，留下了多种推论与识断意见。万斯同一生精力所萃，尽在《明史》。他所提出的史学见解，不仅在《明史》修纂中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影响了清初史学发展的面貌。这部《明史稿》存有万斯同的亲笔墨迹，对我们深入研究万斯同学术思想、清初《明史》修纂过程都弥足珍贵。2008年时值万斯同诞生370周年之际，天一阁博物馆将其影印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天一阁合作，正式立项《天一阁藏〈明史稿>整理与研究》课题，由历史所明史学科具体承担，由万明主持，课题组成员张兆裕、张金奎、张宪博、陈时龙、赵现海、解扬、廉敏。同时举办“万斯同与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万明、解扬、张兆裕、陈时龙、张金奎、廉敏与参与整理课题组合作的天一阁谷敏女士等，均有专题论文发表（《万斯同与明史》下，纪念万斯同诞辰3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宁波出版社，2009）。鉴于阁藏《史稿》有稿本，有抄本，抄本文字非一人所抄，稿本也非一人所为，情形复杂难辨，我们的整理原则首先是逐册进行仔细清理识别，复原原貌，工作内容包括：一、《明史稿》的识别誊清；二、整理本的形成，包括对手稿形态、修改痕迹的描述和标点校勘；三、性质和地位的判定，通过整理分析对天一阁藏《明史稿》稿本形成过程作出较为恰当的推定。四、通过整理记的形式，揭示《明史稿》修纂过程中史料的选择、取舍、分合、排列等情况。五、附录专题研究论文。现课题已经结项，形成的整理稿尚待出版。

（二）研究成果：主要成果35部

历史所明史学科的繁荣发展，表现在新世纪之初就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主要表现在重要资料的开发与整理, 基础性研究的加强, 研究新领域的开拓，学科理论建构的开展，以及一批较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出现, 包括明代通史、经济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军事史、法制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徽州文书研究等方面。我们注意到, 明史学科老、中、青工作者, 在新世纪都拿出了新的成果。这些著作, 是新世纪历史所明史学科的代表作，既是新世纪以来明史学科的突出进展, 也是明史学科繁荣发展的显著标志。需要说明的是，世纪初的一些研究成果应该说是20世纪的研究果实, 但按照出版时间，是新世纪问世的成果。现将2000-2013年明史学科主要研究成果排列如下：

2000年

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1年

刘重日《濒阳集》（黄山书社）。

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阿风等译，黄仁宇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

2003年

张显清、林金树主编《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二），（兰州大学出版社）。

吴艳红《明代充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万明与王天有合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暨明史研究室成立50周年纪念专辑（紫禁城出版社）

2005年

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

万明校注，马欢著《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

万明与王天有、徐凯合编《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

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

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

2008年

万明、张兆裕等《北京城的明朝往事》（山东画报社）。

2009年

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陈时龙译，卜正民著《明代的社会与国家》（黄山书社）

2010年

《明史研究论丛》第八辑，明代诏令文书研究专辑（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万明与陈支平合编《明朝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天津古籍出版社）。

《明史研究论丛》第九辑，（紫禁城出版社）。

201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百年明史论著目录》上、下（安徽教育出版社）。

赵现海《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解扬《治政与事君：吕坤<实政录>及其经世思想研究》（三联书店）。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万明与赵轶峰合编《世界大变迁视野下的明代中国》（东北师大出版社）。

《明史研究论丛》第十辑，（故宫出版社）。

2013年

周绍泉、栾成显等译，日本森正夫等著《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

《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一辑，明代国家与社会研究专辑（故宫出版社）。

《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二辑（国际广播出版社），已出校样。

以上综合明史学科2000-2013年明史学科出版的专著、论文集、译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编，万明主编《明史研究论丛》第六——十二辑（共7辑），总共是35部。其中，明史学科年轻同仁的专著以出版时间顺序有陈时龙的思想文化史专著《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张金奎的军事史专著《明代卫所军户研究》、胡吉勋的政治史专著《“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阿风的徽学专著《明清徽州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赵现海的长城史专著《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解扬的思想史专著《治政与事君：吕坤<实政录>及其经世思想研究》，标志着明史学科原定的分兵把口规划的部分实现，这些科研人员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学有专长，可以独挡一面，证明了明史学科在学术方面的优势。

另据初步估计，新世纪十几年来，明史学科同仁发表的论文总数也有数百篇之多。

面临史学发展高度综合与多元的发展特点，新世纪明史学科既有20世纪研究问题的延续发展，又有21世纪面对新课题的开拓发展。明史学科老中青工作者奉献出一批研究精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将延传下去。明史学科一些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好评，荣获院、所等多种奖项。其中《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明代政治史》、《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等4部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通观明史学科所获奖项，王玉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和王毓铨论文《论明朝的配户当差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成果奖，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成果奖，万明论文《明代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获院第四届优秀成果奖，周绍泉论文《透过明初徽州的一桩讼案窥探三个家庭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获院第五届优秀成果奖，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获院第七届优秀成果奖。张显清、林金树二先生主编《明代政治史》、万明专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葡早期关系史》，万明论文《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等，均获得所优秀成果奖。万明专著《中葡早期关系史》获得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获得国家海洋局海洋科技优秀图书奖。近年，明史学科阿风、张金奎、陈时龙的论文先后获得所第一届、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奖。 

（三）学术交流

明史学科学人积极参加国内外相关的各种学术会议，提交会议论文并到国外讲演，加强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扩大明史学科影响。新世纪之初，明史学科组织或参与的学术交流活动主要有：

2002年明清史研究室分开后，明史室专门组织了“京津明史专家座谈会”，邀请京津新老专家为学科建设出谋划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明史室作为全国唯一明史研究人员最为集中的专门学术机构，应该发挥带头作用，应加强学科基础性研究。

2002年3月英国人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提出中国郑和首次环球航行、到达美洲的观点，10月出版《1421:中国发现世界》，引起世界凡响。12月明史学科与中外关系史学会、明史学会联合主办与孟席斯的座谈会，组织全室人员为会议翻译资料，会上就其观点提出讨论质疑。

2002年12月，明史室与中国语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合作举办“晚明社会变迁研究”学术研讨会，汇集院历史所、哲学所、文学所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大学等高校历史、哲学、文学等学科的晚明研究学者于一堂，并邀请韩国访问学者参加，会后发表一组笔谈，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2003年与南开大学明清所合作，举办明史学术月会，两月一次。首先邀请明史专家张显清、南炳文等做学术报告，为京津两地明史研究学者提供了交流平台。可惜由于“非典”而中止。

2004年，在历史所暨研究室成立50周年之际，我们编辑了《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暨明史研究室成立50周年纪念专辑，内容包括回忆与论文两部分，回忆由对明史室五老：白寿彝、王毓铨、谢国桢、傅衣凌（兼）、吴晗（兼）的回忆文章和明史室的历史回顾组成，为此我们广泛联系国内外的明史研究专家，包括日本、美国、新加坡、葡萄牙学者，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学者和全国明史专家撰稿，并组织退休、在职的明史学科同仁撰稿。

在对外交流上，明史学科同仁曾多次接受国外邀请，到外国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进行学术访问，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2010年万明随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20届、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带去《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世界》的论文。阿风作为日本论文博士学位获得者多次往返日本，；2007年，胡吉勋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一年；2011年，赵现海赴韩国首尔大学访问一年，解扬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半年。2013年万明作为院里派到香港中文大学交流演讲人之一，讲演题目“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新认识”，并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金融论坛“黄金白银500年”，发表“全球化的开端：明代白银货币化”主旨讲演。同时明史研究室也多次接受外国学者来访或参加合作项目，并组织举办不定期的明史研究室系列学术讲座，邀请国内外学者讲演，如近年邀请了美国明史学会第一任会长、明尼苏达大学范德教授（Edward Farmer）、日本爱知大学森正夫教授、日本关西大学松浦章教授、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伍跃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林丽月教授、朱鸿教授、台湾成功大学陈信雄教授、郑永常教授、陈玉女教授，谢玉娥教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巫仁恕研究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邱仲麟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邱澎生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单国钺教授、厦门大学林仁川教授、王日根教授等来讲演，开展了多个领域的广泛交流。《明史研究论丛》不但是明史学科同仁的学术研究阵地，还刊登国内外明史研究学者的学术论文和动态，是明史研究室加强与国内外学者交流联系的一个平台，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同时我们也进入了院研究生院建立的从硕士到博士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并吸收博士后进站到室里合作工作和留所工作，增强学科发展的力量。

明史学科密切关注世界史学潮流、国际明史研究动态，使明史学科的研究始终站在学术前沿，把握时代脉搏，研究重大问题，努力以研究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发挥为党和国家服务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万明被聘为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顾问，领导小组先后举办了三次专题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有万明《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万明与王天有合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万明与王天有、徐凯合编《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郑和下西洋六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一九0五——二00五）》（海洋出版社），万明作为副主编参与编选。纪念活动产生了三个重要影响：一是以永乐皇帝诏书下西洋日期——每年7月11日作为中国航海日（万明被聘为交通部航海日办公室顾问）；二是建立了中国航海博物馆（万明被聘为专家委员会专家）；三是建立了全国郑和研究会（万明被聘为副会长）。其后郑和研究特点是更加国际化，2010年新加坡国际郑和学会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政府、马六甲博物管理局及郑和文化馆联合举办，在马六甲召开大型“郑和与亚非”国际研讨会，来自16个国家与地区的学者345名参与研讨。

2013年，万明发表了论文《从明清文献看钓鱼岛的归属》（《人民日报》2013,5,16）、《明人笔下的钓鱼岛：东海海上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2期），从官私文献的两条线索，论证了钓鱼岛在14世纪70年代已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事实。

（四）重点学科

2009年，是明史学科发展中重要的一年，明史学科进入了院所重点学科之列，这成为明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当时我们的总体目标、学科发展定位是： “教育部在全国高校文科系统建立的文科教学和研究基地中，还没有一个明史学科基地，因此，我们是国内外专门从事明史研究人员集中最多、学术实力聚集最强的学术机构，作为历史所最具特色的传统学科之一，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发扬明史学科优良学术传统，发挥学术优势，加强学科建设，开创明史学科发展新局面，保持学科在国内外的学术领先地位，为把历史所建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所做出贡献”。我们填写的学科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如下：“21世纪是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回顾历史，15世纪是一个海洋世纪，人类社会酝酿深刻变革；16世纪曾是人类社会发展深刻变革的时代，明代正处于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时空段，它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相联系，即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世界一体化的开端。因此，加大力度研究明史，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根据现代科学发展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相结合的趋势，从学科发展自身的特点出发，我们将主要研究方向继续定在处于学术前沿的重要课题，带动一系列专题研究的深入开展”。

进入重点学科以后，为了推进明史研究的繁荣发展，2010年以来，我们组织召开了4次明史专题学术研讨会，每年明史学科与国内不同高校合作，选择一个主题，举办或合作举办采用论文发表与评议结合的方式，集中探讨明史学科相关的重要问题。通过组织对相关问题的集中讨论，不仅保持了明史学科在国内外领先的学术地位，也积极推动了明史研究的切实进展与突破。自2010-2013年举办了如下会议：

1. 2010年，明史学科与厦门大学国学院合办“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以“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明代历史对世界文明进展的影响”作为主要议题，论文涉及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族群关系、中外交流等诸多领域，从基本预设、思考向度、问题设计、理论性话语等角度，探讨了将明史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可能。明史与世界史相联系的思考进路，是引起与会学者最热烈讨论的问题，体现着学者们对明史研究范式的再思考。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一组专题论文，由《新华文摘》摘要转载，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在明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2. 2011年，明史学科与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育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明清史研究所联合主办“世界大变迁视角下的明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主题突出了明史研究的全球史视野，以及明代中国地方的世界性问题。从宏大视野出发，对于明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创新探索，既有实证的新进展，也有理论的新思考。发表在《古代文明》上的一组专题论文，和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世界大变迁视角下的明代中国》，产生了相当的学术影响。

3.2012年，明史学科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明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明代国家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乡村社会与风气、宗教信仰、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对明代的国家与社会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讨论和评述。许多论文见解深刻，创见迭出，反映和代表了目前明史研究领域的新趋势和新水平。为以后明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在《天津社会科学》上发表了的一组关于明代国家与社会理论思考的笔谈，而此次会议论文集已编辑即将出版。

4.2013年，明史学科得到院创新工程大中型会议资助，召开了“新世纪明史研究的新热点与新进展”学术研讨会。明史学科召开的这次会议具有特殊意义，不只是明史学科每年召开专题研讨会的延续，也是对明史学科历史的纪念。1983年明史研究室曾在江苏无锡举办过一个明史专题会议，时隔30年之后，明史室追溯学界前辈的学术足迹，召开这次参会学者80人以上的会议，旨在回顾新世纪以来的明史研究、对当前明史学界共同关注的前沿课题展开集中讨论。与会学者围绕全球化视野下的明代中国与海洋世界，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进程，明代社会转型与思想、文化、制度变迁，信息时代的明代文献与明史研究等4个议题，引入了新的理论概念，发掘了新的历史资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对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加强了明史学界的学术对话与交流，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反响，并将对推动明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与学科创新产生积极作用。

（五）创新工程

2012年，明史学科万明、张兆裕、阿风进入院所创新工程，选题初为“明代国家与社会”，后经所里要求缩小题目为“明代官私文书：国家与社会的互动”。选题的缘起：此前在明史学科关于“晚明社会变迁”的研究中，我们认识到社会变迁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社会不仅有“变”，还有“不变”，即有一个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如果只是探讨“变”，那么将会走偏，不利于接近历史的真相，只有对于明代中国国家与社会进行整体研究，研究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才能全面认识明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走向。

万明作为首席研究员，以“明代国家与社会互动研究”为课题。

张兆裕作为执行研究员，以“灾荒中的明代社会与政府管理”为课题。

阿风作为执行研究员，以“徽州土地文书与明代土地所有权研究”为课题。

2013年进入“明代官私文书：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创新工程项目的有陈时龙、杨海英。陈时龙的子项题目是《明代科举体制下的经学与地域》，杨海英的子项题目是《域外长城——万历援朝东征义乌兵考实》。

2013年申报2014进入创新工程的有张金奎、赵现海、解扬。他们的子项目题目分别是：《锦衣卫与明代社会》、《明中后期长城修筑与北方历史》、《明代的谣言与国家应对问题研究：1470-1644》。

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明代中国是一个关键时期。通过对明朝这一中国古代历史的典型朝代的具体分析和研究，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将之置于世界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下，探索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模式，进行理论创新。以“国家-社会”为视角，全面考察明代在中国史上的地位，乃至在全球化开端的时候，明代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以及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状况。从“国家-社会”的角度，拓展各类专题史研究内涵。以往的专题史研究，往往自设界限，多种专题史如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之间交叉较少。然而一旦以“国家-社会”为视角，各种专题史研究势必在内涵上有所拓展，外延上有所交叉：经济史、政治史研究从国家与市场、社会互动的视角向纵深发展；军事史将不再是单一的兵制研究或战事描述，而将与后勤供给、社会动员、移民与家族、民族关系、区域文化遗存等多种问题发生密切的联系；任何一种军事意义上的遗存，如屯堡、卫所、长城，在研究中都可能辐射到周边社会，揭示出一个区域社会的演变脉络；思想史也不再是单纯的思想史，文化史也不再是单纯的文化史，中外关系史也与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紧密相连；科举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契合点，是联接区域文化与国家制度的纽带。因此，围绕“明代国家与社会”的主题，各种专题史的研究有望取得更进一步的全面突破。

创新研究亮点举例：新史料、新视角、新方法与理论创新

1、万明在原有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系列研究、发掘和利用明代诏令文书和徽州文书等官私文书的基础上，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视野出发，对明代赋役-财政改革向纵深发掘史料。2012年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六世纪明代财政研究——以<万历会计录>整理为中心》以优秀结项，是万明与华北电力大学数理学院的徐英凯教授合作，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与自然科学学者的首次合作10年的成果。《万历会计录》是中国古代唯一存留于世的国家财政会计总册，是明代张居正改革的存留于世的两大重要文献之一。我们对于《万历会计录》的全面系统整理与研究，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是对于大型财政数据文献的创新性整理与研究成果。主要创新点：一是研究视角创新，突破以往财政史研究的框架，全面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整理大型基本数据资料的基础上，以白银货币化为主要线索，开拓了明代财政史乃至明史研究阐释的新视角。二是研究方法创新，综合使用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财政学、会计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主要采用史学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尝试以统计表格形式复原16世纪末明代财政结构和整体财政规模，全面揭示晚明中国财政体系的变化实态。三是理论创新，在以往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一系列研究基础上，通过对《万历会计录》的整理与研究，指出明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十六世纪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财政问题，在白银货币化的强劲发展趋势下，张居正“通识时变”，改革标志中国古代实物财政体系向新的货币财政体系的转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进一步提出明代是中国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开端的新观点。从社会转型到国家转型，突破了以往的研究范式，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学术增长点。2013年已将《<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书稿300多万字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三篇，第一篇整理篇约占成果1/3篇幅，系统全面地整理原书数据，编制了133个甲表；第二篇统计篇，分为13章，顺序编制排列乙表134个；第三篇研究篇，分为10章顺序编制排列丙表288个，总共编制统计表555个，附图28个。从明代白银货币化理论出发，以白银货币作为统一计量单位，将《会计录》的中央财政所有收支数据全部折算为白银，减去实物部分，得出了全国财政结构和白银货币化比例，编成一套系统的统计表格与统计图，试图客观复原16世纪末明代财政收支的整体面貌。我们整理录入明代财政会计数据达4.5万，全部处理数据达20万以上。此成果得到院创新工程出版基金资助，即将出版。已发表《明代财政体系转型——张居正改革的重新诠释》一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产生了广泛反响。

2、现藏于日本尊经阁的海内孤本《钦依两浙均平录》，是明代嘉靖末年均平法推行于浙江全省的法令文书，也是目前已知明代江南赋役改革最完整的原始档案文书。万明得到所里支持，将日本尊经阁藏海内孤本《钦依两浙均平录》复印回所，发表了《明代浙江均平录考》一文（《中国史研究》2012年2期），展现了新资料、新视角、新观点，并尝试了理论创新。全面分析了《均平录》的内容主旨，提出均平法改革的性质是赋役-财政改革，并探讨了明代赋役改革的模式，指出改革是以国家法令形式进行的制度变迁，有社会基础，以士大夫为中介，带有社会转型特征，结论是明代是现代货币财政的开端，也是现代货币财政管理的开端。相关论文还有《明代赋役改革新证——<钦依两浙均平录>解读之一》、《财政视角下的明代田赋折银征收 ——以<万历会计录>山西田赋资料为中心》（第一作者）等。

总之，从王毓铨先生提出国有土地所有制的“纳粮当差”系列研究，以及对于明代中国到万明提出“纳银不当差”的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赋役-财政改革乃至国家与社会转型的系列研究，以及如何构建中国本土国家与社会理论体系的思考（万明《关于明代国家与社会理论研究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6期），都彰显了明史学科传承与开拓的历程。

三、结语：传承与开拓

薪火相传，在老一辈和新一代全体同仁的努力奉献中，历史所明史学科走过了六十年辉煌的历程。六十年来，明史研究室作为国内外规模最大的专门研究机构，明史学科建设的状态体现了整体学术实力、学术地位和核心竞争力，形成了历史所最具活力的基础学科之一。明史学科团队始终保持着整体综合优势，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奠定了在国内外明史学界的领先地位，形成了“国家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明史学科发展繁荣，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中国是传统国家与社会转型和全球史开端的时代，1989年中国明史学会依托明史研究室成立，名誉会长白寿彝先生代表老一辈明史学人在《贺辞》中提出了对明史研究的两点要求：一点是要研究明代历史发展的总的规律，再一点是要研究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在明代历史上的体现。这两点要求，作为室主任十多年来，万明一直不敢忘记。因此，深知明史学科在经济史方面的优势在学科创建之初已经奠定，虽经20世纪九十年代后史学界经济史降温、理论探讨热情消退，我们继承学科的优良传统，不断开拓创新，仍然坚守至今；与此同时，新世纪学科重视史料发掘与基础性研究的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明史学科老、中、青研究者们的基础性研究，在明代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中外关系史、军事史、文化史、徽学、文书学等各个领域全面开花，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对明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研究既有宏大叙事，又有微观考证，更有与自然科学研究学者的合作研究，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的开拓创新。我们以全球史的视野，考察明代在中国史上的地位，乃至在全球化开端的时候明代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探索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模式，以及明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进行理论创新，把明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世纪，积极回应时代潮流和国内外形势对明史研究的多层次需求，传承前辈们开创的学术道路，开拓学科的发展空间，明史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未来几年，在院所创新工程的推动下，明史学科仍将具体围绕“明代国家与社会”的主题开展学术研究，继续置于世界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下，研究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为破解西方中心论，尝试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推进明史研究进一步繁荣发展而做出更多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