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所的宋史研究有比较好的基础。建所初期，有朱家源、郦家驹二位研治宋史；文革前，王曾瑜、陈智超、吴泰三位北大毕业生入所，专攻宋史。1978年以后，迎来历史学的春天，历史研究所的宋史研究也步入正轨，迸发出活力。八十年代初期，朱家源先生（1910—2007）退休，郭正忠（1937—2001）调入研究所，副所长郦家驹（1923—2012）则于1985年转事全国地方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遗憾的是，吴泰先生（1939—1985）英年早逝。即便如此，1978—2000年的20余年仍然称得上是历史研究所宋史研究的黄金期。1994年，陈智超、郭正忠、王曾瑜三位先生同时增选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历史研究所本次共增选博导4位，另一位是史学史专业的施丁先生）。

首都师大历史系的李华瑞教授在《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一文中，以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为界，把建国55年来的宋史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认为前30年的宋史研究在中国古代史各断代史中是较为落后的，宋史研究队伍严重匮乏，他列举建国初期宋史研究者仅27人，其中包括朱家源、郦家驹二位；1980年以后的宋史研究进步迅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毕业于五六十年代的一批学者（他列举了25位），到八十年代以后，与前辈学者一道撑起大陆宋史研究的骨架，其中包括吴泰、郭正忠、王曾瑜、陈智超。[1]

暨南大学历史系的张其凡教授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宋史研究时，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以每10年为1期，可分为前、中、后三期。1978年至1987年为前期，这一时期的前半段发表论文的，除邓广铭、陈乐素、徐规、漆侠等五六十年代已刊发论文者外，“也有少数新人出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乃是同毕业于北京大学、同服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吴泰、王曾瑜二人。吴泰大学时受教于邓广铭先生，毕业后又成为陈乐素先生的研究生，他在这一时期成为宋史研究的风云人物，在这一时期的几个热门话题上，他都发表过重要意见。” 他高度评价了历史研究所在八十年代宋史研究中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辽金元研究室，一度十分兴盛，80年代时，有郦家驹、朱家源、王曾瑜、陈智超、吴泰、郭正忠等专攻宋史者。郦家驹在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先后在成都、北京受业于蒙文通先生，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他发表了《试论韩侂胄评价的若干问题》、《北宋时期的弊政和改革》、《两宋时期土地所有权的转移》等文，又是《中国史稿》第五册的主要作者之一。虽然由于担任行政工作，发表的论文不多，但他在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吴泰掀起了关于宋江、岳飞等方面的大讨论，名震一时。惜乎在80年代即英年早逝。王曾瑜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论文，朱家源关于经济方面的论文，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郭正忠关于盐业与经济方面的论文，都有举足轻重之份量。

1988年至1997年为中期，他列举这一时期大陆宋史研究的基地及其主要成果时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辽金元研究室，一度十分兴盛，进入90年代后，却日渐衰微……虽然如此，郦家驹《韩酉山<秦桧传>序》、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陈智超的《解开“宋会要”之谜》和《宋会要辑稿补编》、郭正忠的《宋代盐业经济史》和《宋盐管窥》及《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等著作，仍有举足轻重之分量，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令海内外宋史学界不敢轻视。”[2]

郭正忠先生主要研究宋代的盐业经济、商业以及古代度量衡。陈智超先生的研究以宋代文献学为主，尤其对《宋会要》和《旧五代史》用力最深，成就最大。他是《中国史稿》宋代部分的执笔人之一，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册的主编和宋代经济史的撰写者。他的研究还涉及宋代社会史、金元道教史、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等。近年来，他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整理陈垣老的学术文稿、书信，梳理陈垣、陈乐素的学术思想。王曾瑜先生的研究广泛涉及宋代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宋朝阶级结构》、《宋朝兵制初探》、《辽金军制》、《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荒淫无道宋高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合著）等。退休以后，他又尝试将岳飞和南宋前期史研究的成果演绎成历史小说，出版了七部系列历史小说。

郭正忠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十三年了。他是一位勤勉的学者，晚年罹患癌症后仍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他的学术成果受到广泛好评。经济研究所的李根蟠研究员在评价文革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时谈到：“以生产力为中心的部门史的兴起，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手工业研究中盐业史成绩尤著，“出版了郭正忠的《中国盐业史*古代编》、《宋代盐业经济史》、彭久松的《中国契约股份制》等一批论著，从科学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营管理制度到国家对盐业经济的干预和管理，研究相当深入。”[3]原杭州大学历史系的梁太济教授在为郭著《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所写的出版推荐意见中说：“其中所体现的作者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发展整个过程和宋代经济社会总体面貌把握的准确，也是值得称道的。这部著作对许多具体历史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也对有关论著中的疏失和古代文献中的错讹作了辨析和纠正。新见跌出，构成了这部著作的显著特色。这些新见，不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证据翔实，论述充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关增建教授对郭著《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给予高度评价：“该书对一千多年间中国度量衡的纷繁实况和变迁作了详尽的阐述，填补了前人论述的空白，并对许多早有定论的陈说提出了大胆质疑，予以匡正。该书以新颖的视野看待传统的度量衡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4]郭先生的学术成果和治学精神是留给我们后辈学者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5年，陈智超、郭正忠、王曾瑜三位博导招生，由于研究生院外语试卷偏难，文史哲专业的考生很少能及格，招生名额被国际片、经济片、政法片各系瓜分，三位导师谁也没招上生。陈智超、郭正忠先生相继退休。1997年和2000年，王曾瑜先生先后招上两名博士研究生（其中一人是本所在职），其间还有两位博士后进站接受他的指导。2001年，郭正忠先生在于疾病斗争三年后去世。2004年，王曾瑜先生退休。历史研究所的宋史研究队伍，相比1980年代严重萎缩。2007年，1977年出生的梁建国于北大取得博士学位后入所工作。至此，历史所共有三位中青年研究人员专事宋史研究。江小涛主要研究宋代的教育、学术与政治史，沈冬梅主要从事宋代文化史研究，梁建国侧重宋代的士大夫、社会生活史、城市史研究。编辑部的张彤、曲鸣丽也研治宋史。我们正在争取吸收两位从事宋代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的学者，进一步巩固历史研究所的宋史研究阵地。

辽金史在中国各断代史研究中开展较晚。由于史料匮乏，专业研究工作者偏少，长期以来研究水平相对滞后。20世纪30年代以后，学人一方面在清儒的基础上继续从事对《辽史》和《金史》的补正、校勘及史料辑录工作，另一方面开始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金史。研究成就最著者当推冯家升（1904—1970）、傅乐焕（1913—1966）、陈述（1911—1992）和金毓黻（1887—1962）。冯家升和傅乐焕分别留学德国和英国多年。解放以后院系调整中，冯、傅、陈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后来冯和陈转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金毓黻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除陈述先生外，其他三位先生1950年以后的辽金史著述很少。

文革后期，中央重启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陈述先生承担了点校《辽史》的工作，点校《金史》的工作落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专家张政烺先生肩上。张先生整理、点校《金史》历时四年，在充分利用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础上，广泛参引历代各种文献，标点、分段和校勘质量均属上乘，是“整理《金史》的里程碑之作”。[5]

张先生本人曾对点校本《金史》写过一个简要说明，全文如下：

在元人编纂的辽、宋、金三史中，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独推《金史》最善，未必允当。《金史》的问题，一方面是金朝官史等篡改和隐讳了不少重要史实，另一方面是元人对传世的旧闻遗录，包括丰富的宋人记述，亦未能博采而精择。清人施国祁的《金史详校》对《金史》作了许多批评和校勘。

标点本《金史》使用最早的元朝至正刊本作底本，与北监本、殿本等参校，吸收了《金史详校》的成果。除了以本书的纪、志、传等互校外，还广泛参考了《大金国志》、《大金集礼》、《归潜志》、《中州集》、《三朝北盟会编》、《汝南遗事》、《高丽史》、《续夷坚志》等书，以及金石、地理志、宋人使金记录等，订正《金史》的错讹。但对改正错字，又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标点本《金史》的一大特点，是有大约十分之三的校勘记已脱离了单纯的校勘，而具有考证的性质。例如此书五八四页第五二条校勘记就考证了金朝中都大兴府曾名永安府。由于篇幅和条件所限，笔者原先所写的校勘记，有相当一部分未能付梓。[6]

王曾瑜先生评价点校本《金史》说：“此书不仅标点质量相当好，而校勘用书并不限于前述的《大金国志》等数种，而是广泛地使用了辽、宋、元史料以及《高丽史》等，甚至还使用了不少远至先秦，晚至清朝的典籍。有的古书与《金史》相隔太远，治史者往往疏于阅读，而张政烺先生却是信手拈来，作为考订之用。标点本《金史》有相当比例的注释已经超出了单纯校勘的范畴，具有考史的性质。这些注释不仅反映了张政烺先生学识的渊博，也说明了他从事此项工作的认真和细致。”[7]

张先生博闻强记，对人谦逊宽厚，向他问学求教者络绎不绝。据说他总是不问亲疏，不惮烦劳地满足求教者的需求。上世纪九十年代，吉林大学的张博泉先生拟从事《金史》的详注工作，曾与张先生有书信往来。张先生在回信中对他的工作计划“深表敬意和谢意”，予以热忱鼓励，并列举了 “自己标点工作及读史时所看到的一些问题” 计十三条供参考。先生在信尾说：“我个人在标点《金史》方面肯定有不少失误，恳望利用先生详注《金史》这个难得之机，不吝指正。依我个人的体会，欲提高注《金史》的质量，除了以本书的纪、志、传互校外，尽可能广泛地利用辽、宋、金、元的史料，似乎是一关键问题。以上的举例旨在说明此意。当然，上述举例也不一定恰当，而有待于先生的鉴裁。衷心祝愿先生的详注工作早日大功告成。”[8]字里行间体现着先生的高风亮节。

1980年以后，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成为辽金史研究的主力军。李锡厚先生是1986年调入历史研究所的。他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阶段对邓广铭先生开设的宋史课最感兴趣，向邓先生问学最多，受邓师影响最深。临毕业那年，邓先生推荐他考西夏学专家王静如先生的研究生，终因其他原因未被录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做中学教师。临别前，邓师鼓励他继续研究历史，“到东北可以搞辽金史。”1978年，他以年届40岁的大龄考生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师从陈述先生研习辽金史。毕业后，先任教于北京某政法类学院，后调入历史所，专门从事辽金史研究，侧重政治史、政治制度史和社会史研究。主要著述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辽金西夏卷》（辽金部分）、《辽金西夏史》（辽金部分）、《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辽金卷》、人民版中国历史《辽史》等。2000年以前的主要论文收入他的论文集《临潢集》。入所后他即参加了张政烺先生主持的《中国古代历史图谱》辽夏金卷的工作。他的研究擅于把文献与文物考古资料很好地结合，可能正得益于此。

李先生在他的论著中多次呼吁鉴别、批判战前日本学者为军国主义服务的中国史“研究”。二战前，日本学者掀起一股“研究”中国东北史、蒙古史、辽金元史的热潮，出了一批“成果”，鼓吹所谓“二元制”、“征服王朝论”等观点。我国一些学者对之缺乏辨别，甚至盲目信从。李先生出生于东北，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度过幼年，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东北工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本质、侵华历史有深刻的认识，对战前日本学者关注“满、蒙、朝鲜” 地区的历史、地理的背景很清楚。他比较全面地搜集掌握了战前日本学者关于中国东北史、辽金史的论著，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揭示出其为军国主义服务的政治目的：

当年那些日本“学者”感兴趣的并不是历史科学真理，而是我国辽阔富饶的国土。因此，辽朝制度为“二重制”或“二元制”说，与日本军国主义为侵占我国东北而炮制的“朝鲜与满蒙不可分离”说差不多同时出笼，就绝非巧合了……朝鲜与满蒙既然“不可分离”，而我国历史上统治东北和华北地区的辽朝又曾经是“二元制”的，那么，把我国的东北合并到在他们统治下的朝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在吞并朝鲜之后，大肆鼓吹“朝鲜与满蒙不可分离”论，同时又煞有介事地兜售其关于辽朝制度为“二重制”或“二元制”的良苦用心所在。“二元制”也好，“东北亚历史”也好，都是当年日本某些人披着历史研究的外衣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9]

1944年一批日本学者秉承“军部”的意图编写的一本《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不仅极力宣扬辽朝制度为“二元制”，同时还声称辽、金、元、清诸王朝是所谓“异民族征服王朝”，其目的在于为他们分裂中国、制造“满洲国”并进而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他们的“异民族征服王朝”寻找历史根据……他们的“学术研究”完全是为推行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国策服务的。[10]

李先生研究历史重视史料的考据，重视实证。他以可靠的史料为基础，不囿成说，独立思考，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提出富有创见的观点。如关于辽朝的头下，陈述先生认为是契丹固有的制度，是契丹制度的主干，起源于战争中的俘奴；向达先生最早注意到辽朝的头下与敦煌寺户的头下有联系。李先生秉承邓师学术研究应从检验别人的研究成果入手的教导，逐一检验前贤的观点，并利用扎实的史料，缜密的论证，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所谓头下，就是把若干人户编为“团”、“保”等组织，并以其中一人充当“团头”、“保头”，余者即谓之“头下户”，这是中原地区编组流民及其他脱离户贯的农民成为军事组织的办法，后来也推及其他的连保互助组织。契丹统治者借用了这种“团结户口使之互相保识”的做法，用头下制来组织、奴役被俘掠或流落到塞外的汉人及渤海人。头下户缴纳的税赋在国家和头下主之间分配，但这不是他们被称作“二税户”的原因，所谓“二税户”是说他们和幽云地区的农民一样缴纳春、秋二税，属于国家的编户齐民。李先生关于头下户和二税户的见解，颠覆了传统的观点，虽然至今尚未形成定论，但对推进学术发展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的问题意识和史识素养给同行留下深刻印象。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刘浦江教授评论说：“读李锡厚先生的文章对我来说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情，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位很有学术个性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很少蹈袭前人成说，也不囿于古人记载，总是能够别出心裁，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11]

1998年，李先生退休。但他退休不 “退学”，学术研究的“战场”不仅没有收缩，而且还有所拓展。他对唐五代辽宋金时期土地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古史分期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1990年以来，王曾瑜先生于宋史之外，兼治辽金史，著述虽然不算多，但产生较大的学术影响。他的辽金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军制、官制、阶级和社会生活。可以看出，这是他宋朝军制、官制、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延伸。刘浦江教授认为，辽金史研究不景气，症结在于传统史料太少，也没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必须从上下、左右两个方面寻求突破。所谓“左右”，主要是解决石料不足的难题，即辽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应该扩大到五代十国、两宋、西夏、蒙元、高丽、日本。所谓“上下”，主要是解决研究方法问题。比如研究辽金汉制，不妨着眼于唐宋；研究契丹、女真制度，不妨从东胡系民族或满清历史中去寻求答案。

 这里提到的上下、左右之法，也体现在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中。《金朝军制》一书可以说比较典型地代表了从“左右”（主要是宋代）搜讨史料的模式，而他的另一篇论文《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则主要是从“上下”来求索辽代制度。

因而，“作为一位宋史研究者，王曾瑜先生对辽金史的贡献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感谢。他的研究成果，从史料和方法两个方面丰富了我们的认识。”[12]

我于1994年取得硕士学位后有幸进入历史研究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工作，从事辽金史的学习和研究。研究室以及研究所良好的学风使我获益匪浅。许多前辈、学长给予我无私的帮助。2000年起我在王曾瑜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李锡厚先生是合作导师。他们的关怀和教导令我感激万分。本人资质驽钝，用心不专，学业进步有限，实在愧对恩师的培养。今后定当沿着前辈学者开辟的学术道路踏实进取。可喜的是，研究所还有两位从事辽金史研究的青年才俊。康鹏博士多年在北大历史系学习（硕博连读），具有传统史学的良好素养，并且潜心学习和研究契丹文字；林鹄博士是接受过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的海归学者。历史研究所的辽金史研究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