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历史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掐指一算，不知不觉中，自己竟然已经在所工作了十五年，有幸与研究所共同度过了四分之一的岁月。回首十五载，五味杂陈，真不知该用哪个词汇来概括。

1999年7月，我在离开中国人民大学的次日，即到所报到。和想象中金碧辉煌的史学研究最高殿堂相比，眼前稍嫌破旧的三层小楼，拥挤的办公环境，未免有些寒酸，让人有些无法适应。与工作环境的心理落差相比，工作方式上的不适应更让人挠头。在读研究生期间，虽然恩师毛佩琦先生因材施教，采用的是“散养”的教学方式，从阅读书目、课程选择到毕业论文题目的确定，都尽量照顾我的个人兴趣，没有命题作文，但终归有具体的目标，可以事先拟定学习计划，按部就班的进行。而进入历史研究所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居然就是不知道该干什么！因为在这里既没有具体的工作任务，也没有量化的要求，一切全凭自己的兴趣，自主进行。从一个长期受具体约束的学生突然变成“完全”自由的研究人员，近乎180^。的大转折，真不知该如何措手。好在这种茫然只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有两股“甘霖”及时地降落到了面前。

一、两个机遇

9月下旬的一天，人事处的同志突然通知我到院人事局去一下，具体做什么，所里也不是很清楚。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是院里决定调少量新入院的同志，以到基层实践的名义（按当时的规定，像我这样没有工作过的员工应该下到外省基层锻炼一年左右）到院史研究室短期工作。

院史研究室是在李铁映院长直接安排下成立的新机构，以整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自己的历史为主要工作，由当时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单天伦先生具体领导。当时的院史研究室尚处于初创阶段，包括我在内只有三个人，另两人是科研局的翟福华和院党组办公室的胥锦成同志。和我一样，他们也是入院不久的年轻人。

由于此前没有任何研究积累，我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泡在档案室，查阅档案、整理资料，进而按年编写大事记。由于这个原因，我阅读了大量从酝酿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到1986年前后的各类档案（纪检档案除外），对我院第一个十年的历史有了相对清晰的了解。虽然在院史研究室只工作了八个多月，但收获非常大。

在上学期间虽然知道档案资料的重要性，但并没有直接接触和使用过。在院史研究室的两百多天，几乎天天泡在档案堆里，对档案的生成、分类、保存，不同文种的形态等有了直观的了解。这对后来正确使用明清档案史料，有很大帮助。

大概从2005年前后，院里开始组织新职工进行入院教育。和他们相比，我在院史研究室的八个月，不仅对有关历史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而且对“研究无禁区，发表有纪律”等工作准则有更切身的体会。可以说，我们三个是才第一批入院教育的受惠者。而且这样的教育模式，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

2000年7月，我回到历史研究所。在院史研究室，由于工作内容很具体，让我克服了初入所时的茫然。回到所里后，这种茫然并没有重新出现，因为一个新的机遇已经摆在面前，这就是全面推开的研究课题制度。

其实，在我刚入所的时候，课题制度已经在落实当中。在印象中，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把所有研究人员纳入课题制度的大框架，具体的研究工作尚未展开。待我回到所里，恰恰是各研究项目组正式开始启动的时刻。

我被编入“晚明社会变迁”课题组。为了使研究工作顺利展开，课题组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开了三次工作会议，以确定每个人的具体研究角度。因此，在回到历史所之后，我即刻投入课题的研究工作，自动解决了茫然无措的问题。不过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麻烦，就是我的研究切入点迟迟没能定下来。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明代的北方国防上，总体上属于军事史的范围。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核心，向来被严格控制，对社会变化的反馈往往是最迟钝的，怎么能把它和社会变迁联系起来呢？因为思维上的惯性，在前两次工作会议上，我提出来的都和军事制度有关。会议的气氛无疑是热烈的。大家畅所欲言，我的收获很多，不过最大的收获是两张否决票。其他的先生们都已经确定选题并开始工作，我还处在摸索当中，心理压力非常大。好在这时另一个在历史所行之已久的制度救了我，这就是导师制度。

为了使年轻人尽快适应工作岗位，历史研究所为每个入所的新人配备了一名资深研究人员，具体指导各项工作，以便其顺利完成从学生到研究工作者的过渡，这就是导师制度。在我的印象中，这项制度大约执行到21世纪初就自动废止了，因为从那时起，进入历史所的新人至少拥有博士学位，在校期间就有着相对丰富的独立研究经历，似乎不再需要有人引导过渡。因此，我无意中又创了一个纪录，即成为了历史所导师制度的最后一代受益人。

我的导师是万明老师。和毛佩琦先生一样，万明老师对我的引导同样是“散养”式的，没有命题作文，在课题初始阶段同样如此。这种主要依靠个人摸索的引导方式虽然有些痛苦，但摸索过程中的自我减压和知识积累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能在半年后灵光乍现，找到军户这个切入点，和这种“散养”式的引导是分不开的。与前期的“散养”不同，在课题收尾阶段，万老师的指导无疑是具体而细腻的，大到某一节是否需要整体删除，小到具体的注释格式，都有细致的安排。我的定稿能从拉拉杂杂、东拼西凑的八万多字精炼到最后的五万余，都要归功于万老师的指导。

或许是命运使然，不仅毛、万两位老师如此，我后来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商传先生同样采取的是因材施教式的“散养”。前后十余年的“散养”教育，让我学会了独立思考、独立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独立承受各类“打磨”。也正是这样的“散养”式引导，帮助我在30岁之前，就确定了未来的三个研究方向。

二、三块骨头

    大约在2007年前后，我给自己拟定了50岁之前的三个研究目标，我称它们为三块有颜色的骨头。

第一块骨头是军户。军户原本是我参加“晚明社会变迁”课题时选择的切入点。正式开始研究之后，才发现这是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因为军户问题涉及金、元、明、清四朝，且横跨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多个领域，实在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不过既然这个选择已经在工作会议上通过，不便再作改动，也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我发觉这是一个挖掘不尽的金矿，于是不再头疼，转而将其视为一块金色的硬骨头。

2002年，在万明老师的鼓励和督促下，我又以军户为题，申请了所重点课题，同时将其作为“晚明社会变迁”课题后续研究的一部分。转年，SARS病毒肆虐神州，在不得不减少外出的情况下，通过不同途径，我把所需研究资料尽可能多地搬回了家，几乎整整三个月，心无旁骛，安心读书。后来用到的大部分史料，几乎都是在那一年整理出来的。2006年，军户课题终于脱稿，并于当年五月出版，实现了入所以来的第一个“跨越”。所谓的跨越，不是树立了什么里程碑，而是通过实践，证明了自己已经完全具备了独立科研的工作能力。

第二块骨头是海防。“明代山东海防与地方社会”是我在2006年6月申请的另一项所重点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海洋日益受到重视，与海洋有关的历史研究也日渐成为显学。由于是时髦、热点话题，我视之为一块红色的骨头。

军户课题从2000年算起，前后共进行了大约八年的时间。与之相比，进入海防史显得有些仓促，中间少了一个过渡时间段。不过，同样是用了大约8年的时间，这项研究的初期成果亦告竣。

第三块骨头是锦衣卫，我视之为黑骨头。之所以称之为黑骨头，不是因为它难啃，而是因为由于特殊的研究氛围，锦衣卫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几乎已经定格化，在普通人眼中，锦衣卫更是与特务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几乎就是明代黑暗统治的代名词。我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并非要刻意为它漂白，而是希望通过还原它的本来面貌，拔除附着在明代社会身上的错误的“黑色”标签。想来这也符合历史研究所求真、务实的学术传统吧。

夫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锦衣卫课题，我尚未展开具体研究就先张扬若此，似乎有违千年古训。与出了成果再公诸于众相比，我这么做其实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份外在监督的力量，切断回头路。尽管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但在这个话题上搞出一点名堂的决心是不会变的。

自我总结，金色骨头刚刚啃下一丝血肉，红骨头还是夹生饭，黑骨头尚未动口。如能如愿在50岁之前啃动黑骨头，基本目标也就达到了。至于剩下的十年，如果没有大的变动，我不准备再开拓什么新领域，而是希望就这三块骨头进一步钻研，争取在退出工作岗位之前，每块骨头都能啃出一些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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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十五年，苦与乐相兼，失误与成功并存。既有成为唯一一批特殊入院教育受益者的喜悦，也有沦为第一批房改对象，彻底丧失分房资格的无奈；既有成为最后一代导师制度受益人的庆幸，也有面对意外“打磨”时的苦涩。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无悔成为历史所的一员。衷心希望能继续与历史研究所相守，直到它年满八十周年那一天。到那时，我也可以自豪地说：我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35年，伴随它走过了近一半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