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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事业甘“下地狱”精神的应永深

发布日期:2014-06-27 原文刊于:
王宇信

应永深同志在我们先秦史研究室的几个“年轻人”口中的称呼,从应先生到应永深,直到有时也从“老同志”之众,暱称他永深、老应,直至应“老粘”,反映了我们在一起三十多年与日俱增的友谊和岁月的沧桑(有时同事戏言,大学和研究所、机关单位不一样。大学毕业留校永远称老师,分配出去的学生回校,不管年龄多大,见到教过自己的,永远恭敬地称“老师”。而研究所和事业单位,除了少数的老专家或领导,历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一起摸爬滚打熟了,逐渐从一进门时的某“老师”,后来就直呼“某某某”,再后来就平等地呼之“老某”。如果闹僵了,就骂句“老王八旦”了)。虽然应永深驾鹤西归好几年了,但在我们心目中,应永深永远是个好老师、好兄长、好朋友。他是一个正直和充满仁爱之心的共产党员,他服从党的需要和安排,认真修养自己,是一个忠诚于信仰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好党员,我们一直怀念他!

 

一、初识应永深

一九六四年九月初,我到建国门的历史所报到后,和十多个新分配来所的大学生,暂住历史所原三号楼的小礼堂内。我和四川大学来的杨升南同分在先秦室,在新分配同志集中学习之余,我俩有时抽空儿到心中颇为神秘的先秦研究室去转转,顺便先熟悉一下环境。

只见研究室两边靠墙排满了一架架的书,研究室中间用一溜书架隔开,这排书架两边摆着一张又一张的书桌和椅子。有的老同志头也不抬地在看着古书,前面放着一叠卡片,旁边是一杯泡好的清茶。也有的人边吸烟,边在思考着……只见一个身体微胖,面容和善的中年人站了起来,和我们打了招呼,并一一问了我们姓氏名谁、何方人士以后,指着两张空着的书桌和椅子说,这是你的位子,那边的是他的位子。自此,我们就算在历史所坐了下来。谁知,这一坐就是四十来年直到退休!后来我们再去办公室,这位同志又和我们谈过话,无非是我们要坐好冷板凳,要多看书,要好好学习经典著作,打好基础云云。原来,我们第一个见面并与我们谈话的,是当时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应永深。

不久,哲学社会科学部下属各研究所,一律暂停研究工作,全部人员都要去山东农村(海阳县)去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简称“四清”)。“四清”运动之后,就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前,应永深学时就入了党。应永深是对自己出身的阶级,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人们说他是一个“驯服工具”式和《修养》型的党员。因而,无论是在“文革”之前,还是在“文革”中,应永深都是组织叫干啥就干啥。但他为人心地善良,他的“中庸”,使他在“文革”运动中没有对什么人狠劲下手,不害人。而且在“文革”的后期,他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他多年修养的党性的表现,也赢得了我们年轻人的尊重。

 

   二、应永深为事业甘于“下地狱”磨练的心曲

应永深和肖良琼等老同志,是编纂《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的“元老”,从开始启动至1982年全书出齐,二十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虽然工作时作时停,但应永深一直参加到《合集》的出版完成。在胡厚宣先生启动《释文》工作时,应永深声明全部退出,用他的话说,是“解脱”了。

1972年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北京以后,停顿多年的《合集》

工作重新启动。但当时正清理“帮派”体系,不能影响运动,所以《合集》工作只能“半地下”的不合法进行。在郭沫若的过问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合集》编纂工作成为合法的科研工作,才与《中国史稿》一样,成为历史所较早启动的科研项目。

    为了加快编辑进度,编辑《合集》需要增加人手,就把一九六三、六四、六五年新来研究室的大学生都吸收进来,《合集》编辑组一下子人丁兴旺。为便于研究和领导工作,成立了“核心小组”班子,由胡先生和原来就参加工作并有经验的老同志,再加上新来的杨升南等五人组成。应永深作为原先秦室学术秘书和老资格的《合集》参加者,理所当然地进入“核心小组”。虽然他在五人成员中地位仅次于胡先生,但向尹达、侯外庐等领导汇报工作,或求得支持、指导,要比胡先生次数多,并且更管用。不仅如此,编辑组的一些烦琐事务性工作,也落在他的头上。就连到白纸坊印刷厂去拉回五、六万张《合集》登记卡片,都由他出马派我和杨升南出工。用平板三轮拉回卡片以后,应永深还要自掏腰包,请我们去喝啤酒,以示犒劳……

     我和杨升南从到历史所,再经过“文革”初期的大批判和在高潮中的“文化”革命,再到河南干校边劳动边我们一群人也被“运动”,与应永深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了,我们觉得他这个人正直、善良而且还不会落井下石,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好兄长。虽然有的同志开玩笑,说他总爱前楼、后楼,“拍哒、拍哒”地跑,爱打“小报告”。但我认为,他不会害人,“汇报”就和现在照常去找领导一样,是为了工作和上情下达,是他养成的组织观念强。在《合集》编纂过程中,由于我们几个是新手,有好多事情或甲骨学上的事情很是陌生,因此经常向老同志请教。但我们总感觉到,应永深的回答往往是含含糊糊,或者是他也不甚清楚,不象孟世凯等老手回答的那样明确,而且什么问题也能回答出个子丑寅卯。

参加一段《合集》编纂工作和读了一些书,积累了一些材料,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等问题思考的有了眉目,就想写文章发表……应永深曾代表“核心小组”,与我和杨升南谈过话,大意是为了集中力量抓《合集》的进度,不要急着个人写文章。有位苏联院士说过,《合集》是伟大的研究!等《合集》出版了,再研究写文章不迟······还对我们做思想工作,说你们看人家《史稿》组,都在认真地写书,没有人写自己的文章发表的,这就是奉献,要向人家学习!

有时应永深语重心长地开导我和扬升南说,你们不要急着写文章。掌握的材料不全,写出文章观点会出错 ,让别人笑话······要大量积累材料,等年纪大一些了再写,写出一篇是一篇,才能立的住!我和扬升南不同意他的这些看法,有时就半开玩笑地顶他,我们又不是什么权威,无名小卒观点错了,再按正确的改就行了,有什么不好看的!我们有时还举郭老的话“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作斗争”,不断进行自我批评,改正早年的不正确观点,大家对郭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是更尊重了么?!我们也说出我们的看法,趁年轻时写文章,可以练习自己的思路和文笔。如年轻时总不写文章,到老了就不会写文章了,也没有精力去写文章了!

我们四、五个新参加《合集》编纂工作的同志,能见到这么多收集来的甲骨新材料,真是大开眼界,边整理边记下我们认为是重要的内容。“核心小组”派应永深与我们谈话了,说有人反映你们整理时记材料,会影响工作进度。应先集中力量进行整理,将来《合集》出版了再搜集材料研究!应永深又很严肃地对我们说,这么多年,老同志都知道,不能边整理边记材料。你们看,大家谁记了?又举一个老同志的例子,说刚参加工作时不知这条规矩,记好的资料卡片就被收走了,这是无声的批评……

我们几个新参加工作的人,对“核心小组”这一决定想不通。记下材料,可以加深对材料的理解和认识,对提高《合集》图版的编排水平有益无害,这有什么错?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就把王宇信起草,大家签名的信,寄给了当时学部负责人刘仰峤同志。我们依然故我,边整理材料,边记下有关内容留作研究……1976年冬,“核心小组”到郭沫若家中汇报《合集》编纂的进展,当小组成员汇报到组内关于先整理,后研究,还是边整理边研究的争论时,郭老当即不假思索地笑着说,还是边整理边研究的好!整理可以集中资料,研究材料可以提高整理材料的水平!郭老的一席话,为《合集》编辑组拨正了方向。随着《合集》的完成,编辑组的一批同志成长起来……

应永深在大家编辑《合集》和边搜集资料,并在晚上阅读甲骨书籍,努力打好甲骨学基础的时候,他却与大家不同,即白天做《合集》的工作,下班回家后,秉烛夜读念起了《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一门心思的学起了金文。我曾劝过他:就连从资料室晚来的牛继斌老头,都在一边参加《合集》编纂,一边在认真学习甲骨文,你怎么又放着天天接触的甲骨文不研究,学起了与现在的工作联系不多的金文?应永深对我说:我对甲骨文没兴趣,这么多年来参加《合集》的工作,全是组织的安排……。我则劝他说:你编《合集》不顺便深入甲骨文,却学起了金文。一心不能二用,金文也不会钻进去,小心将来你一文也不文了!

1982年《合集》13巨册出齐以后,胡厚宣先生开始组织原编辑组成员,分工进行《合集》各册释文的工作。多半辈子参加《合集》工作的应永深,说什么也不再参加《释文》的工作了,并表示《合集》集体工作已经结束,不再参与由个人承包一册的释文工作了。《合集》编完了,他也获得了“解脱”。我和杨升南劝他,最好做一本《合集》释文,既是对我们文字考释工作的训练和提高,也是对我们这么多年学习甲骨文的检验。人家牛继斌老头都参加了,你为什么不干?但应永深还是坚持他不再参加释文工作的决定,并向我们道出了深藏多年的心曲。

原来是,应永深对甲骨文根本不感兴趣,而是酷爱《左传》、《周礼》等古典文献。他的研究兴趣是在两周,而不是在商代。他虽很早就参加了《合集》编纂,但他这是服从组织的决定,以加强《合集》编辑工作的领导,负责做思想政治工作和起把握方向的作用,他只好服从。在应永深看来,这就和革命导师所说的为了解放受苦的工人大众,“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奉献精神一样。几十年参加《合集》工作,是在为工作需要而奉献受煎熬。《合集》的集体工作结束了,用他的话说,也就从“地狱”中“解脱”了……这以后,我才明白应永深以前和我们说话时,经常强调“奉献”的深意,也理解了他有时对我和杨升南讲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句话里,有他多少烦恼和无奈……应永深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驾鹤西归,但他的奉献精神与《合集》共存!

应永深为了党的事业,不计个人得失,是一位甘于奉献的好党员。宽厚仁和,光明磊落,严已宽人,是我们几个当年《合集》编辑组的“年轻”人的好领导、好同事、好朋友,我们永远怀念他!

 

20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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