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大多数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论著中都给予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以极高的评价，如李约瑟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中包含了“方格制图法”，并将其中的“准望”比拟为经纬度，同时认为“谈到地图的座标网络同天文现象的关系时，立即就会引起这样的问题：裴秀和张衡的制图法同天文现象相关联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古代的中国人和希腊人在这一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经度方面，古代中国人也并不比希腊人差”[1]；陈正祥认为“此六者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相互约制的，可以说已经把今日地图学上的主要问题，都扼要指示出来了”[2]；卢志良认为“……以他创立的‘六体’为理论指导，完成了两种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图的编绘”[3]、“‘制图六体’的创立，在中国地图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的地位和作用”[4]。

    更多的学者进一步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对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喻沧认为“裴秀创‘制图立体’并对六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进行了精辟论述，除了当时不可能涉及的经纬线和地图投影外，几乎提到了地图制图学上所应考虑的所有主要因素，标志着中国古代地图制图理论体系的形成，且对后世的地图制图发展有深远的影响”[5]；侯仁之认为，它为中国“自古以来即已发达的地图制作，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称裴秀是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创始人”^[6]；《中华古地图集珍》一书提出“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是对汉魏制图实践的理性总结，把古老的制图学奠基在科学的数学基础上，创立了我国中古时期地图制图理论。裴秀的制图理论，对我国后世地图编绘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元、明间著名制图学家贾躭、沈括、朱思本和罗洪先都是按制图六体的原则来制图的。制图六体在世界制图学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人们称裴秀为我国古代科学制图法的创始人”[7]；辛德勇虽然认为裴秀只是“根据绘图技术人员提供的资料来阐述所谓‘制图六体’，就丝毫不奇怪了；而裴秀叙述‘制图六体’的意义，便更多地体现为用文字记录了古代的地图绘制准则，使文人了解地图绘制原理，并自觉地加以运用”[8]，剥夺了裴秀的首创权，但同时也认为“因此，从地图产生之日起，绘制地图的技术人员，就应当一直或不自觉或自觉地在奉行并传承着这些制图规则，只不过在具体制作地图时，其精细严整程度，往往不一定十分合乎理想的要求而已。这种制图原理，直到普遍采用西方制图方法之前，在中国始终相承未变”[9]。需要注意的是辛德勇提出的观点与以往不同，其强调的重点并不在于“制图六体”，而是那些在裴秀之前就已经长期流传，并由裴秀总结的制图准则在绘图人员中的长期延续，当然本质上还是认为这些准则（也就是“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史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只不过将文人与绘图人员割裂开来。

    不可否认，虽然对裴秀“制图六体”的解释学界存在一些争议[10]，但仅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其在当时确实是先进的。不过，问题在于，这一理论是否如上述学者而言，对中国后来的地图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实际上并没有学者进行过具体的研究，本文即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的分析，来澄清“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中的影响力。

一、文献、舆图中对“制图六体”的记载

    要确定“制图六体”的影响力，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查找文献和中国古代舆图的题记、叙录中对其记录、描述、阐释的情况，以及分析中国古代使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下面一一进行介绍：

    （一）、文献中记载“制图六体”的情况。

     韩昭庆《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一文中，依据电子版《四库全书》和《中国基本古籍库》进行了检索分析，现对其结果摘引如下“以‘制图之体’为检索词，四库中显示14 条记录，又以‘制地图之体’为检索词，另有5 条记录，共19条。在古籍库中以‘制图之体’可检索到24条记录，以‘制地图之体’可以检索到8条，共32 条，多出的条目数，多数是乾隆以后。检索结果显示，制图六体最初源自裴秀所做的《禹贡九州地域图》序,现存最早记录始自唐代，一条载于房乔的《晋书》卷三五《裴秀传》，另一条载于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四库19条记录中，13条记载了制图六体的内容，其中8条同《晋书》，系利用‘制图之体’检索词查出；另外5条系利用‘制地图之体’检索的结果，源于《艺文类聚》。显而易见，后世文献的相异，系源于这两个文本”；“历代文献收录了制图六体的内容，但是一直到清代的胡渭才有对六体的解释，并作为他绘制《禹贡锥指》图的理论依据，其他文献或节选或全文照抄，很少评述，从一定程度上讲，制图六体得以传承更多的是因为它是裴秀的作品”[11]。

    韩昭庆的归纳和分析基本正确，不过有两点需要纠正和补充。

    第一、韩昭庆的检索结果并不全面，在电子版《四库全书》中按照“六体”和“裴秀”作为关键词检索，将检索到更多的内容，共有50条记录。不过韩昭庆得出的结论，即子部类书类收录的最多，这点是正确的，共有21条，这显然与类书的特征有关。其他各部中，集部中只是在总集类才引用全文，其他各类中只是简单的提到“六体”这一术语或者裴秀所绘的舆图；经部著作中提到“制图六体”的很少，大都出现在与《禹贡》有关的著作中；史部，只是在《晋书·裴秀传》、与裴秀籍贯有关的《山西通志》引用了全文，此外《经义考》中引用全文是因为这是与《禹贡》有关的内容，《通志》则是基本上抄录的《晋书·裴秀传》，其他各书仅仅只是提到裴秀所绘舆图和“六体”。因此，关于六体的论述之所以被各书全文抄录，主要是因为：1、其是与《禹贡》有关的内容；2、是裴秀撰写的文字；3、类书。就内容而言，不外乎是对《晋书·裴秀传》或《艺文类聚》的摘引、对“六体”以及其所包含的术语的引用，直至清代胡渭的《禹贡锥指》才第一次对“六体”进行解释。

第二，胡渭在《禹贡锥指》中虽然对“制图六体”进行了解释，但并未用来绘制地图，这点他自己叙述的也很清楚，即“于是不揣孤陋，既作《锥指》，辄据《九州》、《五服》、《导山》、《导水》之文，证以《地志》、《水经》，参之诸家传记，略倣朱思本意，计里画方，为图四十七篇……但使东西无易面，远近不相背，说之所及，以图证之，图之所不及，以意会之，辨正方位，存其梗概而已”[12]，也就是依据文献，使用计里画方的方法绘图，而且只是示意图；又“右《禹贡图》四十七篇，皆余所手摹也。凡九州之疆域山海川流之条理，原隰陂泽之形势，及古今郡国地名之所在，八方相距之远近，大略粗具，而独恨晋图既亡，诸地记道里之数，无以得准望远近之实也” [13]，则明确说明没有使用“六体”。此外，根据研究四十七幅图中有十六幅是艾南英《禹贡图注》的翻版[14]。

《禹贡锥指》中最为关键的实际上并不是胡渭对与六体的解释，而是他的一些感慨，现摘录如下：

“……古之为图者，必精于句股之数，故准望絫黍不差……后之撰方志者，以郡县废置不常，而无暇以句股测远近之实。其所书唯据人迹所由之里数，而高下、方邪、迂直之形一切不著，虽有精于句股者，亦孰从而测之。故四至八到之里数，与准望远近之实，往往不相应，此图之所以难成，而地理之学日荒芜也。今杜氏《通典》、《元和郡国志》、《太平寰宇记》、《九域志》等书皆于州郡之下，列四至八到之里数，可谓详矣，而夷险之形不著，吾未知其所据者，著地人迹屈曲之路乎，抑虚空鸟道径直之路乎？至于近世之郡县志，尤为疏略，其道里亦未必尽核，况可据以定准望邪！昔人谓古乐一亡，音律卒不可复。愚窃谓晋图一亡，而准望之法亦遂成绝学。呜呼惜哉！”[15]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1、至少在胡渭的时候，已经和我们现在一样，不清楚“制图六体”的具体含义了；2、至少胡渭认为绘图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总志和方志，否则不会在文中一再强调这两者所记录的材料的粗略和数据的性质，由此也可以认为在当时绘制地图并没有进行对应或者专门的实地测量；3、在胡渭看来，裴秀所绘地图的散佚使得“准望之法亦遂成绝学”，也就是“六体”的具体内容很早之前就已经不为人所知了。

    （二）、传世舆图及其相关资料中记载“制图六体”的情况。

    就流传至今的宋元时期的各种舆图来看，在相关的序跋、题记中都没有提及“制图六体”，如《九域守令图》的图记、朱思本《舆地图自序》、乌斯道《刻舆地图序》。明代的全国总图也基本如此，如权近《历代帝王混一疆理图志》、叶盛《水东日记》中的“释清俊《广舆疆理图》”、罗洪先《大明广舆图序》和《跋九边图》[16]、《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的图记、《杨子器跋舆地图》的跋文、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大序》等等。

    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提到“制图六体”的大概是叶春及的《惠安政书》，其在《惠安政书自序》中记“晋人图具六体，其于广轮，彼此道里、高下、方邪、迂直，详矣”[17]，不过从其后文所记具体的绘图方法来看，并没有采用“制图六体”；而且从其所绘制的万历《永安县志》和《惠州府志》的地图来看，虽然进行了实地测量，但绘图时使用的也只是计里画方的方法，无法证实其在绘图时使用了“六体”的方法[18]。

    方志中关于舆图的部分也极少提到“制图六体”。现在所见记载“制图六体”的方志大都编纂于清代，而且主要集中于清代中后期，如（乾隆）《宁夏府志》“图考”记“自裴秀为《舆地图》标其六体，后世图地里者，表毫厘、计嬴缩，其法益精”[19]；（道光）《博兴县志》“条例·重修博兴志条例十则”记“古者献地必以图，其绘法不传。惟晋裴秀请定六法，曰轮广、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为得古人遗意。开方法始《周髀》，唐贾耽《九州华夷图》、明罗洪先《广舆地图》、本朝胡渭《禹贡锥指》、顾景范《方舆纪要》皆宗之。其制先为开方图，而后绘地形其上，广袤宽狭不待言而瞭然，诚地理家不易良法也”[20]；（道光）《重修胶州志》“重修胶州志凡例十则”记“七曰法古以辨体。今之方志，最失古义者，莫舆图与艺文若也。晋裴秀言地图之体有六，一分率、二准望、三道里、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唐贾躭《九州华夷图》、明罗洪先《广舆地图》、本朝胡朏明《禹贡锥指》、顾祖禹《方舆纪要》皆法此义，为开方图，诚不可易之规也”[21]；（嘉庆）《溧阳县志》“溧阳新志，首列全图，据今封域所作也。县东西百里，南北百五十里，乃旧图东西反三倍南北，真形全失，览者迷方。今先画方格，每格十里，以纸覆之，山川、城镇、方隅、距里准格丁列。于晋裴秀所论六体，差得大意，惜未获准望耳”[22]；（光绪）《宝山县志》“凡例”中记“晋裴秀谕图有六法，曰分率，辨广轮也；曰准望，正彼此也；曰道里，定所由也；曰高下、曰方邪、曰迂直，三者又因地制形以校险易也”[23]；（光绪）《富平县志稿》“总论·图经”记“……古法失传，晋裴秀作《禹贡图》，创分率准望法，得其遗意，今亦无存”[24]。其中基本上只是对裴秀“制图六体”的简单记录，而（道光）《博兴县志》、（道光）《重修胶州志》、（嘉庆）《溧阳县志》将其等同于“开方”，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显然并不全面。

    因此，从现有材料来看，传世舆图及其相关资料中同样缺乏对“制图六体”的记载，少量的记载不仅非常简略，而且理解的并不全面。

    （三）、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

    是否存在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这是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至少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在现存舆图中难以确定某幅地图是使用“制图六体”绘制的。甚至是裴秀在其序文中提出“制图六体”的《禹贡地域图》，一些学者也认为其很可能并不是依据“制图六体”绘制的。如王庸认为“可是，裴秀的图是否把全国各地方的比例、方位以及道里之类，都一一画得正确呢？我想是不可能很正确的，因为以当时中国之大，既不能往各处去实际考察，又不知道现在的测量方法；无非根据新旧图籍的记载和少数旅行所到的地方，依‘六体’的标准，在图上作许多纠正工作而已”[25]，也即“六体”的运用只局限于“纠正”；余定国认为“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裴秀的地图学理论中，定量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对裴秀达到地图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吻合是极重要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上，裴秀好像十分依赖文字的材料，以达到上述之吻合，所以我们不能否认文献考证研究的重要性”[26]。

    此外，还需要提及的是，以往认为沈括在裴秀六体基础上提出了“七法”，并绘制了《守令图》，但实际上七法并不是在裴秀基础上的扩展（参见后文分析）。而且，依据“六体”绘制地图，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际测绘工作，而这种测绘活动在中国古代可能从来没有进行过（参见后文叙述）。

    从上述三点来看，文献、舆图等等材料都缺乏对“制图六体”的记载，更毋庸说对其的论述了，甚至我们也难以确指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但是，仅此我们并不能否定传统观点认为的“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因为对于上述现象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制图六体”确实非常具有影响力，并且在舆图绘制中成为了一种准则。基于这种传统观点可以进一步认为，由此其也就成为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方法，因此没有必要记载和解释。二、“制图六体”并不为古代大多数绘图者所了解，在中国古代舆图绘制中基本没有应用，影响力不大，因此很少被提到。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都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下面对这两种解释分别进行分析。

二、对两种解释的分析

（一）、“制图六体”在舆图绘制中成为一种准则，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由此使其不需要在文献等材料中进行论述或者记载。

    要对这一解释进行论证较为困难，因为缺少直接的证据，大致只有两种勉强的、不太直接的推论：

     1、可以认为中国传统文献，主要是由士大夫撰写的，因此轻视对技术的记载，关于这点可以参见魏根深《中国历史手册》[27]中的分析，由此关于舆图绘制的方法就难以成为传统文献记录的内容。

    但这一论据的缺陷在于，《四库全书》中收录了很多子部著作，其中一些记载了大量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例如著名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另外，通常情况下重要的、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在相关文献中至少应当有所记录和解释，但实际上除了不断的重复抄录和简单的提及之外，在清初之前基本上见不到对“制图六体”的解释和进一步的阐释。而且即使文字材料中没有相关的内容，那么在保存下来的大量舆图中也应当有所记录，然而事实上在保存下来的传统舆图以及相关材料中，对“制图六体”的记录甚至要远远少于文字材料。

对这一缺陷也可以进行如下解释，即无论是在文字材料还是在传世舆图中，除了“计里画方”[28]和“制图六体”之外，基本没有记载任何绘图方法，由此也就可以推测中国古代不记载舆图绘制的方法是一种传统。不过，这并不是一种强有力的解释，因为有可能在中国古代并未形成系统的、复杂的制图方法，因此并不需要对制图方法进行记录。

对于这一问题，辛德勇也提出了一种解释，即“从裴秀讲述‘制图六体’之第二段内容以下使用术语的混乱情况，可以看出，裴秀本人对于地图绘制理论，并不十分精通，甚至可以说还颇有些隔膜。假如是由一位从事实际技术操作的制图技术人员，来撰文阐述这些理论，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由此可以推论，所谓‘制图六体’，应当是裴秀依据绘图技术人员准备的相应材料，铺叙修饰成文，予以表述出来……从地图产生之日起，绘制地图的技术人员，就应当一直或不自觉或自觉地在奉行并传承着这些制图规则，只不过在具体制作地图时，其精细严整程度，往往不一定十分合乎理想的要求而已”[29]；还有辛德勇对于胡渭所说“志家终莫知其义”的解释，即“他（即胡渭）所说的‘志家’大致可以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地理学家。虽然这些‘志家’或地理学家，大多根本无法理解裴秀的‘制图六体’，可是绘制地图的方法，却一直沿承上古以来的旧规而没有发生改变。这一历史事实，可以充分说明，按照这样的制图原理来绘制地图，自另有一技术层面的传统和传承途径，并不依赖裴秀的理论阐释而存在”[30]。由这两段论述来看，辛德勇主要强调“制图六体”所依据的绘图准则很可能只是流传于绘图技术人员之中，而不被“志家”所了解。这一解释当然也有成立的可能性，但也存在问题。首先，我们确切的知道一些“志家”，如朱思本、罗洪先、胡渭、刘献廷等等都是亲自，或者至少是熟悉舆图绘制的，因此如果真的“另有一技术层面的传统和传承途径”，他们也至少应当是知晓的。其次，如果“另有一技术层面的传统和传承途径”，同时所有现存文献、舆图都没有记载和解释，清末以来的学者们也不了解，也有些不可思议。毕竟舆图不同于那些曾经失传的工艺品，直至清末依然存在采用传统绘图方法绘制地图的情况，因此不留下蛛丝马迹的可能性不大。总之，辛德勇的观点虽然存在成立的可能，但可能性并不大。

总体而言，这种推论成立的可能性极小。

    2、虽然在清初之前的文献和舆图材料中基本没有对“制图六体”的解释和进一步的分析，但在叙述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或者涉及到重要绘图方法的时候，一般都会提到裴秀或者他的“制图六体”。如：

    《旧唐书·贾耽传》载贾耽进“陇右山南图”表云：“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读《九丘》，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九丘》乃成賦之古经，六体则为图之新意。臣虽愚昧，夙尝师范，累蒙拔擢，遂忝台司。虽历践职任，诚多旷阙，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图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必藉精详，乃可摹写，见更缵集，续冀毕功”[31]。值得注意的是，《九丘》和六体，在很多追溯古代地图的文献中都有提及，这种叙述方式可能成为了一种“范式”。

    丘浚《拟进大明一统志表》：“臣等章句腐儒，草茅贱士，叨䝉拔擢，岂能如楚左史之读《九丘》，沗效编劘；窃自比晋司空之创六体，莫能称诏，深虞玩愒之尤”[32]。

    另外一种常见的引用方式就是从裴秀或六体出发，然后依次叙述朱思本、罗洪先等等，具体可以参见上文所引清代中后期的方志。

由此而言，可以认为在古人心目中，裴秀及其“制图六体”在地图绘制史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不过问题在于，地位很高并不等于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两者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可能由于至少自唐代贾躭以来就对这一绘图方法推崇备至，后人因袭这一说法，但实际上已经不了解具体如何应用。因此，这一论据有一定道理，但也算不上强有力，而且也无法真正解释为什么文献和舆图中缺乏对“制图六体”的记载。

除了支持这一解释的上述两种推测之外，还需要阐明这种解释所存在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有二：

    1、如上文所述，我们找不到明确是用“制图六体”的方法绘制的地图。当然，也许存在这样的地图，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因此这一问题并不算十分致命。

    2、韩昭庆所说对“制图六体”的解释自胡渭始，基本是正确的。而且除了胡渭之外，确实也难以见到其它的解释。现在，可以查到还有四库全书本《山西通志》卷十七“山川志”序言中的简要归纳，即“昔柏翳著《山海经》十八篇，又著《岳渎经》，为志方舆者之宗。六国时，尸佼著书二十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吕氏春秋》多采其说。至晋裴秀《禹贡图》十八篇，盖测高量深之法于是乎备矣”[33]，在这里其只是着重强调了“制图六体”中的高下。而且从胡渭的行文来看，他应当没有见到在他之前和当时存在的其他对“制图六体”的解释。不仅如此，清初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记“自晋頠作‘准望’，为地图之宗，惜其不传于世”[34]，虽然这段记载中混淆了裴秀和他的儿子裴頠，不过从《广阳杂记》中记录了很多关于舆图绘制的内容来看，刘献廷对于地图绘制也是非常熟悉的，因此其所说“惜其不传于世”，至少说明他没有看到过关于“制图六体”的解释。刘献廷和胡渭生活的时代基本上属于清代前中期，因此可以认为至少在这一时期已经不存在对于“制图六体”的解释了。实际上，问题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因为清初保存下来的古代著作的数量远远超过现代，由此当时所有关于“制图六体”解释的著作全部散佚，并且甚至提及这些解释的著作也全部散佚，这是难以想像的，因此可以大致认为即使中国古代存在对“制图六体”进行解释的著作，其数量大概也极其有限，而且至少在清初这种方法已经不为人所了解了。如果考虑到一种技术的流散需要缓慢的过程，那么显然难以让人信服裴秀的“制图六体”在“舆图绘制中成为一种准则”。

    综上来看，上述两种能支持虽然文献、舆图中缺乏对“制图六体”的记载，但其在舆图绘制中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推测，都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成立的可能性都较小。根据现有材料，只能认为古人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在地图（绘制）史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但这并不等同于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同时这一解释的缺陷却非常致命，即至少在清初裴秀“制图六体”的具体内容已不为人所知，而且现在也难以确指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

（二）、“制图六体”并不为古代大多数绘图者所了解，在中国古代舆图绘制中影响力不大。

    与前一种解释相比，这一种解释比较容易被理解，逻辑上也较为合理。这一解释还有着大量的证据：

    1、就制图六体本身而言，如果对其应用需要进行大量的测绘工作。具体来说就是至少要确定“制度六体”中的“道理”（辛德勇解释为道路距离和方位）的数据，即大量的道路距离数据在中国古代是否真的能通过运用“高下”、“方邪”和“迂直”来转换为直线距离。至少从现有资料来看，这点是存在疑问的。如果“制图六体”应用于地图测绘的话，那么在绘制各种地图，尤其是绘制全国总图之前，必定需要为了校正数据而进行大规模的测绘工作，其测绘规模甚至要超过使用经纬网数据绘图的测绘规模，但是在文献中既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也没有相应的数据资料存世。《明史》中有一条材料可以证明至少明代政府机构中没有保存这样的数据：

    今各省差数未得测验，据《广舆图》计里之方约略条列，或不致甚舛也。南京应天府、福建福州府并偏东一度，山东济南府偏东一度十五分，山西太原府偏西六度，湖广武昌府、河南开封府偏西三度四十五分，陜西西安府、广西桂林府偏西八度半，浙江杭州府偏东三度，江西南昌府偏西二度半，广东广州府偏西五度，四川成都府偏西十三度，贵州贵阳府偏西九度半，云南云南府偏西十七度^[35]。

    通过这段文字可以认为，当时并没有为了确定经度而进行测量工作，只是利用《广舆图》所载的距离数据推测了各省府的经度。试想如果明代政府曾经进行过大地测量，或者至少用制图六体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测量，有着一套数据集的话，那么在用直线距离推算各府经度的时候，就不应当使用罗洪先私人绘制的《广舆图》了。而且如果《广舆图》是使用了制图六体进行绘制的话，那么在用于推断经度时也不会谨慎的认为如此得出的结果“或不致甚舛也”。

    2、不仅存世的文献以及地图的题记、序跋，而且那些曾经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地图绘制方法和过程的学者，如叶春及和刘献廷都没有具体叙述“制图六体”或者提到具体的应用。

 3、上文提到的至少在胡渭和刘献廷的时代已经不了解制图六体的具体内容，也佐证了“制图六体”在当时地图绘制中影响力并不大。如果“制图六体”曾经运用于地图测绘，并且在中国地图测绘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话，那么就不会存在到了清初难以理解“制图六体”，从而需要胡渭在《禹贡锥指》中长篇大论进行解释的情况了，也不会存在韩昭庆提到的“乾隆以前还没有对制图六体的性质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的现象了，也不会出现清末光绪年间绘制《会典》图时遇到缺乏这方面人才的问题了[36]。而且在本文第一部分对《四库全书》所收各书引用“制图六体”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古籍中对“制图六体”的引用，实际上仅仅是对文字的摘引，而不是在理解之上的叙述。

    4、一些重要的舆图，并不是使用制图六体绘制的。汪前进在《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37]中通过分析认为《元和郡县图志》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就是用来绘制地图的，并认为这是一种极坐标投影法，即以都城为极点，确定各州（府）的位置；以州（府）治为极点，确定各县治的位置；以县治为极点，确定县下一级行政或军事单位和自然地物的位置。而且这种绘图数据和方法不是孤立现象，为中国测绘史上所普遍采用。他的这一观点还存在一个旁证，即根据上文所引胡渭《禹贡锥指》来看，他在文中论述绘图数据时强调的也是各朝的地理总志和方志。根据总体来看，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即中国古代的全国总志（可能还应当包括方志等）是传统舆图（主要是全国总图）绘制的重要数据来源。

    此外，本人对《广舆图》顺天府的部分进行了分析，结论是这一部分绘制主要使用的是永乐《顺天府志》或者其后与之一脉相承的材料，此外可能参考了与《大明混一图》、《杨子器跋舆地图》有关的地图。其中绘图数据使用的就是地方志和全国总志中通常记载的道路距离和方位，绘图时并没有转换为直线距离，绘图方法使用的就是汪前进提到的极坐标投影法[38]。

    因此，可以推测现存的大部分舆图尤其是全国总图并不是使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当然并不能排除某些区域图和涉及地理范围较小的专题图是采用“制图六体”绘制的。

    5、地图绘制的目的在于使用，而不是为了准确。对此李孝聪在《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39]中提出“地图的方位恰恰反映了制图者的文化观念……中国地图采用不同的方位，是中国制图工匠从使用目的出发的方位观”；“古代中国人的地图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西方人的地图那么精确，但是中国人的地图体现了相当明确的务实性”；余定国也持相似的观点，即“综上所述，我认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定量解释不足以明了中国文化中地图的含义”[40]；“‘好’地图并不一定是要表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力、责任和感情”[41]。从现存地图来看，中国存在数量众多的附有大量文字的地图，这些附属于地图的文字中有很多是对地理要素的描述，比如道路的距离、山的高度等等。从使用的角度来说，这比表示了两点间的直线距离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更为实用（“制图六体”中没有说明如何在图中表示地形），因为使用这样的地图，行人由此可以判断大致需要的路程时间和决定每天住宿的地点。而当前保存下来的大多数地图都属于这种附有大量文字说明的地图，因此可以认为从现存舆图来看，“制图六体”并不占据主导；或者至少说明“制图六体”并不是中国舆图绘制唯一的一种传统或者理论。

    此外，还要对这一解释的缺陷进行分析。这一解释存在的最大缺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舆图只是古代曾经绘制的舆图的一小部分，存在大量已经散佚的地图[42]，因此理论上存在用“制图六体”绘制的舆图的可能性，尤其是某些区域图和涉及地理范围较小的专题图。不过，就现在掌握的大量明清时期的舆图来看，难以确定其中存在使用“制图六体”绘制的舆图。

    还需要顺带提及的是，“制图六体”本身，作为绘图理论和方法也存在一点缺陷，即方位，虽然其中的“准望”与方位有关，但纵览古代文献，其中所记方位最多也就是“四至八到”，用于绘图过于粗略，这点古代学者即有所认识，如《广阳杂记》“自晋頠作‘准望’，为地图之宗，惜其不传于世。至宋朱思本，纵横界画，以五十里为一方，即‘准望’之遗意也。今之《职方图记》，即用此法，非此则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考。然其事甚难，至十里一方，则竟无从著手。四至八到，方方凑合，求其毛发不爽，难矣。今之舆图，奉旨所写，如此已足。彼若为界画，是自穷之术也”[43]；（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四“星度”对此的论述是“按《会典》所载驿道里数，乃依人行曲折以弓尺量计；古昔图经所记鸟里，乃依句股开方，布算得数，二者所据虚实不同，而辨定方位皆不能确”[44]。

    此外，文献的散佚也是这一解释可能存在的缺陷，不过上文已经对此进行了分析，即大概可以认为即使中国古代存在对“制图六体”进行解释的著作，其数量大概也极其有限，而且时间也当较早，至少在清初这种方法已经不为人所了解了。

总体而言，“制图六体”不为古代大多数绘图者所了解，因此在中国古代舆图绘制中影响力不大，由此文献和舆图中缺乏记载。这种解释存在多种论据，而且缺陷也不致命，因此成立的可能性较大。

三、总结

    在上述两种解释中，第一种解释成立的可能性极小。第二种解释成立的可能性较大，而且即使存在早期的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或者存在相应的解释，也不能证明“制图六体”曾经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要彻底否定第二种解释，只有早期曾经存在大量用裴秀“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或对其进行解释的著作）并且全部散佚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当然这种可能性极小；或我们今后通过研究发现当前存世的舆图中存在很多用“制图六体”绘制的，这点从当前的研究来看可能性并不大，而且考虑到至少在清初学者已经不了解“制图六体”的涵义了，因此可能性就更小了。退一步讲，即使小概率的事件发生，那么大概也只是适用于清代之前的情况。

    总体来看，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对于中国古代舆图绘制的影响很可能是非常小的，至少可以认为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下面还要分析两个问题：

    1、对裴秀“制图六体”来源的分析。

    如上文所述，一些学者认为裴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并没有真正遵循“制图六体”的原则，那么对于裴秀是否是“制图六体”的首创者也提出了疑问。如王庸提出“因此裴秀的所谓‘制图六体’，不见得完全出于他一人的创制，可能是根据汉魏以来制图者积累的经验；不过以前的制图工作者只凭经验绘图，而裴秀却把他们的经验结合了他对于地理的实际知识，写出总结性的成文规格而已”[45]。辛德勇有着大致相同的观点，见前引文，此外他还对以往有些学者将“制图六体”的发明者归结于京相璠的观点给予了反驳，这点也是应当注意的。

当然，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一结论的依据在于认为裴秀之前已经存在对这些原则或者方法自然或不自觉的应用。但是当前保存下来裴秀时代之前绘制的真正意义上的地图只有放马滩地图和马王堆地图，虽然对这些地图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其绘制方法我们现在依然不清楚。如同上文所述，要使用“制图六体”，需要进行大量的测绘工作，但是当前即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也没有相关的数据保存下来，因此至少在全国总图方面，这一方法可能自古以来都是一种理论，具体应用可能只是局限于区域图，而且这样绘图方法工程量极大，因此使用这种方法绘制的地图数量不可能很多。此外，辛德勇认为“裴秀在《禹贡地域图》的序文中，指斥其所见‘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其实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说法。完全没有‘分率’和‘准望’，就根本不可能绘制出地图”[46]，实际上这一结论值得讨论。正如前文所述，地图绘制的目的不在于准确（也即分率和准望），而在于使用，中国古代存在大量不设分率和准望的舆图，例如黄河图、驿铺图以及大量的全国总图和区域图，但是与文字配合，这些舆图也能完全符合实际使用，这大概是中国舆图不同与西方舆图的一大特点，因此裴秀的这一说法是可信的。结合到裴秀的“制图六体”，可以推测，即使正如王庸和辛德勇所说，已经存在了这些原则和方法，经裴秀总结形成了“制图六体”，但是这一方法在裴秀之前使用的并不广泛，或者至多与另外一种以文字与地图配合的传统[47]并行，裴秀所说“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本文的观点是，裴秀的“制图六体”即使是对以往绘图方法的总结，但是其所总结的是只有不占主流的、追求地图准确性的传统。

不过，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裴秀注意到了以往地图绘制的不准确，并从理论上提出了绘制准确地图的方法，即“制图六体”。从现代人的角度考虑，提出这种理论并不算很难，而且可能正是因为是一种纯理论，因此存在辛德勇所说的术语混乱的情况。从上文所述“制图六体”很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具体实践来看，这种推测成立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2、对沈括《守令图》绘制方法的分析。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

   地理之书，古人有飞鸟图，不知何人所为。所谓‘飞鸟’者，谓虽有四至，里数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为图，则里步无缘相应，故按图别量径直四至，如空中飞鸟直达，更无山川回曲之差。

    予尝为《守令图》，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又立准望，牙（互）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鸟飞之数。图成，得方隅远近之实，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后世图虽亡，得予此书，按二十四至以布列郡县，立可成图，毫发无差矣^[48]。

    对于沈括这段文字的考订，可以参见辛德勇《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文，其提出的沈括并没有对裴秀的制图理论提出新的发展，以及其倡导采用的二十四至，即“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之后的文字是复制地图的方法，都是非常重要和正确的。

关于《守令图》的另一段重要文献，即沈括文集《长兴集》卷四中收录的《进守令图表》，全文如下：

……文不备则不足资实用，事不核则无以待有为。编探广内之书，参更四方之论，该备六体，略稽前世之旧闻，离合九州，兼收古人之余意，四海可以隃度，率土聚于此书。仅欲终篇，适缘罪去出守封疆者再闰，流落江湖者七年，每行抱于遗编，幸终尘于乙览……今画《守令图》，并以二寸折百里，其间道路迂直、山川隔碍处，各随事准折。内废置郡县、开拓边境、移徙河渠，并据臣在职日已到文案为定。后来系臣罢职，别无图籍。修立大图一轴，髙一丈二尺，广一丈，小图一轴，诸路图一十八轴，并用黄绫装缥；副本二十轴，用紫绫装缥，谨随表上进以闻[49]。

    这段文字中也提到了“六体”，结合其在《梦溪笔谈》中的叙述，似乎该图的绘制使用了“制图六体”。不过从技术层面讲，如前文所述，“制图六体”的具体应用，必然涉及到大量用于将道路距离折算为直线距离（也就是“高下”、“迂直”、“方邪”）的测量工作，但在这篇《进守令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沈括所使用的材料只是“编探广内之书，参更四方之论”，根本没有提到进行测绘工作；同时在他绘图期间（从熙宁九年，即1076年，至元祐三年，即1086年），他“缘罪去出守封疆者再闰，流落江湖者七年”，也不可能自己进行绘图所需要的测绘工作。类似的证据还有《玉海》卷十四所记“熙宁九年八月六日，三司使沈括言《天下州府军监县镇图》其间未全具，先曾别编次一本，稍加精详，欲再于职方借图经、地图等图草，躬亲编修。从之”[50]，这也说明沈括绘图依靠的不是测量，而是文献和之前的地图。

     因此，可以认为，如同裴秀，沈括绘制《守令图》并没有使用“制图六体”，或者至少没有大规模使用“制图六体”，而只是提及而已。如果结合辛德勇等学者提出的沈括并没有在裴秀基础上提出“七法”，而只是对“制图六体”的重复，并且也没有具体论述来看，那么这一推论成立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如果沈括大规模使用了“制图六体”的话，那么可能的解释就是，在沈括所看到的图籍中存在一套现成的或者基本完整的数据，并且沈括没有提及这一重要数据，而且后来的所有文献和书目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显然不大。

                                                                                           ——发表于《炎黄文化研究》第十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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