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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江汉堤工图》与相关历史地理问题

发布日期:2016-10-09 原文刊于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一幅古地图,编号为G7822.Y3N22.C4,由恒慕义(A. W. Hummel)于1934年购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为彩绘长卷,长74厘米,宽140厘米,图缘包衬蓝布,表明此图属于官本地图的形式。[①]这幅地图描述了清代湖北省境内的河流、沟渠、城镇、政区和水利工程等内容,着重表现江汉平原地区长江和汉水沿岸的地方等水利工程。这一类型和时代的舆图在国内外比较少见,故本文不揣固陋,对此图进行介绍和考订,并论述其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尚祈方家教正。

一、《湖北省江汉堤工图》的内容和绘制风格

 

地图四周并未标注方位,从实际绘制内容来看,其方向为上南下北。此图描绘了湖北省境内的山脉、河流、沟渠、湖沼、水利工程、政区和城镇聚邑等内容,图中标注了下列政区:

湖北省(武昌府、江夏县)、兴国州、大冶县、武昌县、蒲圻县、嘉鱼县、通山县、通城县、咸宁县、崇阳县

汉阳府(汉阳县)、汉川县、孝感县、黄陂县、沔阳州

黄州府(黄冈县)、黄安县、麻城县、黄梅县、广济县、罗田县、蕲州、蕲水县

德安府(安陆县)、应城县、随州、应山县、云梦县

安陆府(钟祥县)、京山县、天门县、潜江县

荆州府(江陵县)、石首县、枝江县、监利县、公安县、松滋县、宜都县

荆门州、当阳县、远安县

襄阳府(襄阳县)、均州、谷城县、南漳县、宜城县、光化县、枣阳县

宜昌府(东湖县)、鹤峰州、长乐县、长阳县、归州、巴东县、兴山县

郧阳府(郧县)、郧西县、保康县、房县、竹溪县、竹山县

施南府(恩施县)、来凤县、咸丰县、利川县、建始县、宣恩县

在图框四周标有与邻近各省交界之处等地理信息,计有:在巴东县附近长江标注:“大江来源”、“四川巫山县界”,在竹溪县附近标注:“陕西平利县界”,在郧西县附近标注:“汉水来源”、“陕西白河县界”、“河南淅川县界”、“河南新野县界”、“河南唐县界”、“河南信阳界”、“江南英水界”、“安徽宿松县界”、“江西九江界”,其中江南“英水”当为“英山”之讹。

从综合信息来看,此图所描绘范围当为清代湖北省全境。地图的图面上并未题写标题,在图背上题写墨书“长江图”,[②]不似绘制者所题,应为后世使用者或入藏时所拟。

此图采用形象化的符号法表现地物,治所城市绘制成城垣状,视角为想象式的从外界上方看向城内,城门被画成由外向内的倒置视角,城墙涂以深蓝色,其中县城绘成圆形的城垣形状,府城绘成方形的城垣形状,武昌府城和汉阳府城则被夸张放大,并绘成带有透视感的立体形状,视角为从阅读者角度鸟瞰,城垣上亦绘出雉堞、城铺、城楼等符号,城中还绘出了房屋、山峦和楼阁。州城并未区分直隶州与属州,符号与府城一致。政区名目用墨笔题写在城垣符号内,府城亦标出附郭县名称。

城垣上大多绘有四座城门,应该只是示意的符号,并非表现实情,比如襄阳府城有六座城门,分别为:东门阳春门、南门文昌门、西门西成门、小北门临汉门、大北门拱宸门、长门震华门。[③]枣阳县城有五座城门,分别为:东门寅宾门、小东门阜成门、南门向明门、西门西成门、北门观光门。[④]但图上均画为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其他不符的情况亦存在,此处不一一赘述。在荆州府城内,还专门绘出东部的满城。图中用房屋状符号代表聚邑,如在汉口镇处便绘有许多房屋符号,表示汉口的繁庶。

图上用双曲线表示河流,河流发源处曲线封闭表示源头。其中长江和汉水涂以棕黄色,似是强调其洪水浑浊。两条主要河流的支流,如均水、油水、浠水等,各种泄水沟渠,以及各个湖泊如洞庭湖、彭蠡湖、洪湖等,尽皆涂以绿色。山脉用象形法绘出山峦状的符号表示,涂以绿色,用皴法勾勒轮廓,似强调其陡峻。堤坝等水利设施用棕色粗线条表示。

此图没有标注比例,从图上所描绘的地物来看,重点在于表现湖北省境内长江和汉水两岸的河道、湖渠与堤工情形,所以比例严重失调,主要篇幅用来描绘长江堤工(可分为两段:第一段西起荆州府江陵县得胜台,东至武昌府江夏县金沙洲;第二段西起茅林蓬,东至董家口、濯江镇)和汉水堤工(西起襄阳府襄阳县万山,东至汉阳府汉川县谢家院)。所以图中长江、汉水占据中心与主要篇幅,其比例被放大,而湖北省江汉平原以外的鄂西南山地、鄂西北山地、鄂北岗地、鄂东北山丘区和鄂东南山丘区的比重都被缩小。江汉平原和鄂东平原地区的政区也被描绘成大体沿各河流而与长江、汉水雁行排列的格局。这种处理应该是为了便于突出江汉地区的河道、减河、湖泊和堤工,方便阅读、使用者了解各地与河道之间的关系,抓住重点,理清脉络。

堤坝等水利防洪工程是地图描绘的重点,在重要堤工地段,绘制者填写了大段文字注记,以记载堤工的分段、长度和管理机构名称,这些内容用朱笔书写,堤工起止的地名则用墨笔书写。具体内容兹录如下:

 

1.长江北岸:

上逍遥湖起(墨笔),共二十五工,系官工,共长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丈,计八十二里六分五厘(朱笔)。

沙市土城(墨笔)。

自院家湾起(墨笔),系民工,共四十工,长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二丈,计一百二十八里四分,荆州府同知辖(朱笔),拖茅埠止(墨笔)。

自江邑拖茅埠起(墨笔),共长一万三千九百三十四丈五尺,计十七里四分一厘,窑圻巡检辖(朱笔),流水口止(墨笔)。

窑湾起(墨笔),共长一万三千九百三十四丈五尺,计十七里四分一厘,监利县丞辖(朱笔),孙家湾止(墨笔)。

林家湾起(墨笔),共长七千九百八十九丈,计四十四里三分八厘,朱家河主簿辖(朱笔),观音洲止(墨笔)。

殷家垸起(墨笔),共长一万六千七百二十四丈,计九十二里九分一厘,白螺巡检辖(朱笔),监沔界(墨笔)。

西流垸起(墨笔),计九垸,共长七千二百五十二丈五尺(朱笔),叶王湖范洲止(墨笔)。

乌林院起(墨笔),共长八千一百九十六丈五尺(朱笔),玉沙界止(墨笔)。

石家墩起(墨笔),编“四邑上游万民保障”八字,计长三千二百三十九丈五尺(朱笔)。

蒲圻县协修嘉邑堤(墨笔):自应家马头起,至老堤角止,编“居然江上一长城”七字号,计长三千五百二十六丈五尺(朱笔)。

咸宁县协修嘉邑堤(墨笔):自老贯嘴起,至萧家湖止,共七字号,计长三千七百九十丈(朱笔)。

江嘉咸蒲四县公堤(墨笔):自陶家马头起,至夏田寺止,编四字号,计长二千七百九十丈(朱笔)。

江夏县金口堤(墨笔):自金口镇小河口起,至居字号,止编十字号,计长三千六百七十三丈(朱笔)。

江夏县荞麦湾堤(墨笔):自金口镇起,至金沙洲,止分二十七段,计长六千二百八十一丈五尺(朱笔)。

茅林蓬起(墨笔):共十蓬,计堤长七千一百四十丈(朱笔),赛寨蓬止。

赛寨蓬起(墨笔),江堤十三段,共长九十里(朱笔),江西德化县交界(墨笔)。

黄梅县

驿路堤共长七十里(朱笔)。

 

2.长江南岸:

庞公湾起(墨笔),松邑滨江大堤,共长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二丈,计七十八里五分(朱笔),古墙止(墨笔)。

公(安)、江(陵)界(墨笔),

吕家口起(墨笔),共长二万二千六百七十六丈,计一百二十六里(朱笔)。

公(安)、石(首)界(墨笔),

杨林工起(墨笔),堤长九千三百丈(朱笔),杨林工止(墨笔)。

黄金阁堤(墨笔):堤长四百六十八丈(朱笔)。

 

3.虎渡河西岸:

上古墙起(墨笔),江邑西支堤自上古墙至王家湖,计长五十七里(朱笔),王家湖止(墨笔)。

江(陵)、公(安)界(墨笔)

李家口起(墨笔),军民堤共长八千三百六十丈,计四十六里五分(朱笔),呙家汊止(墨笔)。

 

4.虎渡河东岸:

王家渊起(墨笔),计长九十三里(朱笔),王家垸止(墨笔)

公(安)、江(陵)界

沙河口起(墨笔),曹家榨止(墨笔)。

 

5.汉水北岸:

汉堤十八工,计长一万六千七百三十丈(朱笔)。

京(山)、潜(江)界(墨笔)

多宝湾,吕家潭(墨笔),汉堤十八段,计长一百二十里(朱笔),聂家滩止(墨笔)

京(山)、潜(江)界(墨笔)

颜家垸起(墨笔),沿汉堤九垸,共长一百余里(朱笔),车墩垸止(墨笔)

潜(江)、天(门)界(墨笔)

长淯垸起(墨笔),天邑汉堤计十九院,长一万六千九百四十四丈(朱笔),泊鲁院止(墨笔)

潭湾院起(墨笔),沔阳州汉堤共六院,计长七千零七十丈,计五十五里(朱笔)。

周家横堤(墨笔),共长以前二百五十丈,计七里(朱笔)

计二十里(朱笔)

汉川县汉堤共八院,计一百一十里(朱笔)

 

6.汉水南岸:

老龙堤石工(墨笔):自万山起(墨笔),石工共长以前八百五十四丈,计十里三分,分列廿七号(朱笔),杨泗庙止(墨笔)。

何家嘴(墨笔):共十九段,计长五千七百二十丈(朱笔)

京(山)、潜(江)界(墨笔)

共十一垸,长九十余里(朱笔),獏獐院止(墨笔)

排渡起(墨笔),汉堤二十四院,长一万六千八百六十五丈五尺(朱笔),戴家院止(墨笔)

新泊院起(墨笔),沔阳州汉堤计十二院,共长九千五百零一丈五尺,计八十五里(朱笔),芳洲院止(墨笔)。

汉川县汉堤共堤长三十里,计三垸(朱笔)。

 

正是由于此图以湖北省长江、汉水沿岸的堤工为重点,所以笔者为此图补拟图题:《湖北省江汉堤工图》。

 

二、《湖北省江汉堤工图》的绘制年代

 

图上并未记录绘制者与年代的信息,只能通过图上所描绘的各种信息来推测此图的绘制年代与绘制背景。

1.《湖北省江汉堤工图》绘制年代的上限。

图上已标注出湖北省字样,荆州城内也描绘并标注出了满城区域,可见此图应绘制于清代。

图上标注出了宜昌府、东湖县、鹤峰州、长乐县、施南府、恩施县、咸丰县、利川县、宣恩县和建始县,按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三月,吏部等衙门议覆:“湖广总督迈柱条奏苗疆建置事宜:‘一、彝陵州请改置一府,裁知州、州判、学正、吏目缺,设知府、通判、教授、训导、经历、司狱各一员。附郭一县,设知县、教谕、典史各一员,俱驻府城;分防同知一员,驻湾潭。一、容美土司请改一州,设知州、吏目各一员,驻州城;州同一员,驻五里坪;州判一员,驻北隹坪。改慈利县属之大崖关归新州管辖,添设巡检一员,驻劄其地。其大崖关外原设土百户一员,请行裁汰。一、五峰司请改置一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驻县城。改长阳县属之渔洋关归新县管辖,添设县丞一员,驻劄其地。所有新改州县,及归州、长阳、兴山、巴东等州县,俱隶彝陵新设之府管辖。一、府属地方,请设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外委千把总四员、兵七百名,分防驻劄。其各紧要隘口,酌添塘汛三十九处,武弁俱于彝陵镇右营内抽拨’。均应如所请”。从之。寻定彝陵新设府曰宜昌,附郭县曰东湖,容美新设州曰鹤峰,五峰新设县曰长乐。[⑤]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壬寅,吏部、兵部会议:“湖广总督迈柱疏称:‘忠峝宣抚司田光祖、十五土司公恳归流,必须分设一府五县,始足以资治理。请于恩施县地方建设府治,添设知府一员,以原设恩施县为附郭首邑。施南司、桐子园、大田镇、官渡坝四处各设县治,隶新设之知府管辖。再设同知一员。其施南二县,设通判一员。其大田镇、桐子园、官渡坝三县设经历一员,兼管司狱事务。其恩施县添设县丞一员。崔家坝添设巡检一员。施南新设县添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桐子园新设县添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大旺添设县丞一员。卯峝百户司添设巡检一员。大田镇新设县添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官渡坝新设县添设知县一员、县丞一员、典史一员。南坪堡添设巡检一员。其新设之恩施府及先设之彝陵府,准归荆州道统辖。其归荆州道原辖之安陆府改隶襄阳道。德安府改隶武汉黄道统辖’。又称:‘议设一府五县其营制汛防应设副将一员、中军都司一员、左右营守备二员、千总四员、把总八员,共经制官一十六员,马步守兵一千五百五十七名,内设外委九员,均听彝陵镇总兵统辖’。又称:‘四川夔州府属之建始县去恩施不过百里,请改归楚省恩施新设府管辖’。应如所请”。寻又议定:“府名曰施南,府郭县曰恩施,属县曰宣恩、来凤、咸丰、利川,移建始来属”。从之。[⑥]

由上可以推定,此图应绘制于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之后。

2. 《湖北省江汉堤工图》绘制年代的下限。

从图上绘制的内容来看,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和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冲决而成的重要分流藕池河和松滋河都没有绘出,而对虎渡河两岸的堤工绘制较详,可见此图应绘制于此前。图中“咸宁县字没有避清宣宗的嫌名而改写,则此图应绘制于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之前。图中标出了“河南淅川县界,而道光十二年(1832年)六月辛丑,“裁河南淅川县知县、汤阴县宜沟驿驿丞缺,改南阳府同知为淅川厅抚民同知,驻淅川县,定为繁难题缺;怀庆府通判为简缺;淅川县典史为淅川厅照磨,兼司狱事;南阳县县丞为荆子关分防县丞,驻荆子关,归淅川厅管辖。从巡抚杨国桢请也”[⑦]。图中淅川县尚未改为淅川厅,则应在道光十二年之前,亦可为一证。

又,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十二月,吏部等部议覆:“湖广总督爱必达奏称:‘安陆府属沔阳州接壤汉阳,地方千里,仅知州一官,照察难周。查州属之新堤镇地滨大江,商贾辐辏,请于该处添设县治,与沔阳州分地管理,均改隶汉阳府辖。裁去驻劄新堤之安陆府通判为知县衙署,改锅底湾巡检为典史,沔阳州训导为县学训导,其沔阳州粮捕事务,归汉阳通判管理,安陆府粮捕事务归安陆同知管理,各改铸关防印信’。应如所请”。从之[⑧]。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二月,吏部议覆:“湖北巡抚王检等奏称:‘沔阳州辖新堤地方经前署抚爱必达奏准添设文泉县治,将原驻通判改为知县,锅镇巡检改为典史,并请建城垣、仓库、监狱等项在案。现查该处地洼,城仓各项俱未兴工,且于民情不便。请将新设文泉县裁,新堤等处仍隶沔阳,即移该州州同驻劄,定为沿江要缺,在外选补,无庸复设通判,典史仍改为巡检,分司堤垸’。应如所请。惟文泉县训导应否裁汰,或仍改为沔阳州训导。复设巡检是否仍驻锅底湾。该抚等均未声明,应令详酌咨到再议”。从之。[⑨]

从上面两条史料可知,从乾隆二十七年,在沔阳州新堤镇设置了文泉县,归汉阳府管辖,乾隆三十年此县废。而《湖北省江汉堤工图》中未绘制此县,考虑到图中湖北省其他府州县均皆绘出,不似属于遗漏,应系反映实际情况,所以此图应反映乾隆元年至乾隆二十七年,或乾隆三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之间的情形。

另外,图中荆州府万城堤起点标注的是上逍遥湖,但在逍遥湖之西北,又标出了两个树叶形符号,墨线勾勒,内涂以棕色,应亦是堤防设施,但未与万城堤相连,在南边的符号下,标注有得胜台。按得胜台修筑民工,据杨果、陈曦研究,至迟是在嘉庆年间,[⑩]而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长江大水之后,钦差大臣阿桂主持荆州堤防重修事宜,“按照当年水痕,酌量加高培厚。自得胜台至万城加高二、三、四尺,顶宽四、五、六、七丈不等;自万城至刘家巷,加高四、五、六尺,顶宽八丈,由刘家巷至魁星阁加筑土堰高三、四、五尺;自魁星阁至塘楼横堤加筑土堰,高三、四尺”[11]。很有可能是在该年之后万城堤上延到得胜台的。而据徐凯希研究,“乾隆五十三年以前,荆江因无堤防管理机构,一直未制定管理规章,致使堤工管理混乱,出现私挽洲滩,在堤上建房、埋坟,甚至耕种等等。乾隆五十三年大水后,明确荆州府同知专管堤工,并颁布‘荆州堤防岁修条例’”。规定同知衙门从荆州城内迁至李家埠堤上办公[12]。图中在从院家湾到拖茅埠段堤工处明确标注荆州府同知辖。则此图很可能绘制于乾隆五十三年之后,反映了乾隆五十三年大水后与嘉庆年间湖北省的堤工规划与建设情况。

 

三、《湖北省江汉堤工图》与清代江汉平原的河道与堤防变迁

 

湖北位于长江中游,其地势三面环山,中南部为宽阔的平原。长江从中国西部第二阶梯的群山峡谷中穿过,接纳汉水和洞庭湖,由西而东横贯湖北大地,滋润了江汉平原的沃壤,造就了星罗棋布的湖沼河流,素称千湖之国。江汉平原降水充沛,雨量充足,水资源丰足,气候温暖,拥有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历代先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开发,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在全国的比重也逐渐上升。到了明代,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谣。

但是,江汉平原的降水量在时间分布上多集中在夏秋两季,汛期雨量剧增,加上江汉平原地处低洼,长江上游和周边山区在汛期同样水量剧增,这些新增的水量沿着长江干流和各支流在短时期内涌入湖北江段,对有限的河槽泄水量造成巨大压力,防御洪涝灾害的任务十分重大。

为兴利除害,在历史时期,江汉平原的居民就一直兴修水利工程,以利用自然的河流湖泊发展经济,防御水旱灾害。两汉时期,在汉水干流中游就修筑有五女激、习家池堤、樊城堤等堤防工程。东晋永嘉南渡之后,大批关中、伊洛地区的人口迁徙到长江和汉水中游的荆襄地区,陆续修建了华山郡大堤城之大堤、唐代的襄阳护城堤等堤防设施。宋元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殖,江陵金堤、沙市江堤、黄潭堤、襄阳护城堤、救生堤、樊城堤、乾德县石堤、荆门潜江高氏堤、汉阳高作陂以及复州、郢州等地的汉水堤防得以修建或加固。[13]明清时期,长江、汉水沿岸各地的地方体系都已逐渐形成并完善。

正是由于水灾和水利工程对于江汉平原的重大意义,明清以来各代政府非常重视此地的河道整治和堤坝建设,留下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但在这些资料中,乾隆末年和嘉庆时期的堤工建设舆图却并不多见,所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这幅清代《湖北省江汉堤工图》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具体体现在如下几点:

1.描绘了当时长江、汉水及其主要支流的河道与江汉平原湖泊情形。

江汉平原是由河间洼地组成的洪泛平原,长江和汉水穿行其间,中小河流密布。长江在江汉平原主要分为两段,其枝城至城陵矶的荆江河段,特别是下荆江河段属于蜿蜒性河型。城陵矶以下河段基本属于分汊性河型。[14]长江河道摆动频繁,摆幅较大,水系变化频繁、复杂。汉水中游(湖北丹江口以下至钟祥市以上)河谷宽广,河床宽浅,河道容易发生摆动,总体上属于典型的游荡型河段。汉水下游(钟祥以下河段)河道非常不稳定,曾有过多次迁徙,或者表现为漫流状态,河道常常变迁。[15]因此,江汉平原在历史时期形成众多曲流、港汊、分流、湖泊,水体面积非常广阔。进入文明时代以来,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活跃,对环境的改造逐步加深。宋代以后,江汉平原广泛挽堤围垸,向水争地,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到了明代,江汉平原成为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风行天下[16]。对水面的大规模围垦,加速了江汉平原湖泊的解体、消亡过程,导致长江和汉水水位抬升。同时,宋元以后,长江、汉水上游地区和周边山区人口日益密集,屯垦活动增加。清代乾隆年间,大批移民涌入秦巴山区,种植玉米、番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造成植被破坏加剧,水土流失严重,河流上游和源头地区的涵水能力下降,河流中泥沙增多,进一步加剧了江汉平原地区长江、汉水水位的上升,也进一步促进了本地堤防的修筑活动。到了清代,江汉平原的河道与湖泊地貌与人类文明早期已发生了巨大变化。[17]

在《湖北省江汉堤工图》中,描述了长江以及汉水等各级支流的在江汉平原的经行路线与众多湖沼的分布,虽然比例并不固定,导致河道路线和湖泊轮廓相对失真,但总体轨迹仍能反映当时的河流和湖泊的情形。

以汉水为例,在图中,汉水自陕西境内进入湖北,途径郧阳府城、光化县城、均州城、谷城县城等地,接纳甲水、均水、浊水、清水、白水、敖水、堵水、神定河、浪河、筑水、汛水等支流,流经襄阳府城北,继而接纳权水,继续向东,在潜江县城西的夜泽口分为数条河道,分别入汉水或从沌口汇入长江。而康熙初年编写的《安陆府志》则如此记录当时的汉水下游河道:一自潜江西南上流十五里名夜泽口,汉水从此分流,为入荆之要路,合大[]白诸湖,萦九真山达沌口而入江者,为一道;其由潜之张接港,过景陵三滋,至沔北仙桃镇,下注于汉川县,得涢水,至汉阳府之大别山而入江者为一道;其由潜江之张接港分入芦洑河,距沔南莲子口合复池诸湖,而总汇于九真、太白诸湖者为一道[18]。与图上所描述大致符合,在图上,《安陆府志》中所记载的第二条河道为汉水干流,河道内涂抹成棕黄色,也符合当时的情形。

图上也详细地记录了河道的历史和淤废情况,如在潜江县东标注:古芦湫河,今县河;在沔阳州西标注:班家湾淤河;在刘家隔河之南标注:洋子港淤河;在天门县以东标注:中柱湖淤口等。襄阳—荆州一线以东,武昌以西,长江和汉水之间的江汉平原核心区域,是本图的重点,绘制了众多密如蛛网,互相交织的河流和湖泊,详细地标注了河道、河口、陂塘、港汊、湖泊、关闸的名称和重要标志性地名,湖泊和减河与主要河流相会处往往详细用蓝色半圆弧标出闸口所在与名称,如沔阳州北毗邻汉水的仙桃镇北,就有天沔沉鲁等湖,内有永奠闸、肖家口、成公闸、鲁家闸等。在沔阳州长江北岸,绘出了广阔的沔属洪湖,以及螺山闸、龙王闸、新堤闸等闸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值得指出的是,可能出于绘制者和使用者的特殊目的,长江、汉水中密布的江滩、沙洲很少绘出,这一点无疑是令人非常遗憾的。

2.描绘了清代中期江汉平原部分垸田的情况。

垸田是长江中游两湖平原的水乡沼泽地区广泛分布的高产水利田。[19]由于江汉平原湖沼河流密布,为发展农业,必须修建防水工程,所以先民兴修了堤防,以捍卫农田。“民田必因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轮广数十里,小者十余里,谓之曰‘院’”[20]。明代以后,随着人口增置,耕地需求增加,江汉平原的垸田开垦迅速发展。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垸田由全盛发展到饱和。而大规模围垦的结果是造成河流不畅,水患加剧,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多次强调禁止与水争利,禁止私筑堤垸。[21]在这一形势下,中央和湖北各级政府对垸田的重视亦可想而知。

在《湖北省江汉堤工图》中,描绘出了虎渡河东岸的王家垸,长江北岸的殷家垸、西流垸,沿汉水两岸,标注了颜家垸、车辙垸、长沟垸、戴家院、新泊院、泊鲁院、潭湾院、新淤院(在仙桃镇)、芳洲院、麻埠江西等垸、索子院、谢家院等。

3.记录了部分管辖堤工的官署机构名称和负责工段。

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地区堤垸的修筑、维修工程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肖启荣指出:守道官员、府州县佐贰官员具体负责组织堤垸修筑事宜的模式从明初就形成了,但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清朝承袭了这一惯例,府州县官员的职责逐步增大,处于主导地位。[22]乾隆五十三年大水之后,创立了堤防保固制度,[23]要求必须保固十年,对堤防的管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湖北省江汉堤工图》记录了部分管辖堤工的官署机构名称和负责工段的数量和字号,比如:襄樊同知管辖老龙堤[24],荆州府同知管辖自院家湾至拖茅埠段荆江堤工,监利县县丞管辖窑湾至孙家湾段荆江堤工,监利县朱家河主簿管辖林家湾至观音洲段荆江堤工,监利县白螺巡检管辖殷家垸至螺山闸段荆江堤工。还记录了当时各段分段管理的字号等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与传世的方志、政书、水利志等文献所记载的相关内容互相比较、参照,更大限度地复原不同时期的历史细节。

 



[①] 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

[②]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第178页。

[③] []恩联修,王万芳纂:《襄阳府志》卷六《建置志一·城池》,光绪十一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6年,第491页。

[④] 光绪《襄阳府志》卷六《建置志一·城池》,第494页。

[⑤] 《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三,雍正十三年三月己卯,《清实录》总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879页。《清实录》版本下皆同。

[⑥] 《清高宗实录》卷六,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壬寅,《清实录》总第九册,第264页。

[⑦] 《清宣宗实录》卷二一四,道光十二年六月辛丑,《清实录》总第三十六册,第176页。

[⑧] 《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七,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丁未,《清实录》总第十七册,第571页。

[⑨] 《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九,乾隆三十年二月壬寅,《清实录》总第十八册,第30页。

[⑩] 杨果、陈曦:《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宋元明清时期的江汉平原》,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11] 《水灾问题特刊》附录,第20页。转引自徐凯希:《乾隆五十三年的荆州大水及善后》,《历史档案》2006年第3期,第42页。

[12] 徐凯希:《乾隆五十三年的荆州大水及善后》,第44页。

[13] 鲁西奇、潘晟:《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三章《汉水中下游古代堤防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6-202页。杨果、陈曦:《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宋元明清时期的江汉平原》第二章《堤防修筑:以长江干堤为中心》,第52-58页。

[14] 邹逸麟、张修桂主编,王守春副主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75页。

[15] 鲁西奇、潘晟:《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一章《汉水中下游河道的历史变迁》,第1页、第46-47页。

[16] 参见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第256-264页。

[17] 参见邹尚辉:《人类活动对江汉湖群沼泽化的影响》,《湖泊科学》1992年第4期,第71-75页。徐瑞瑚、谢双玉、赵艳:《江汉平原全新世环境演变与湖群兴衰》,《地域研究与开发》1994年第4期,第52-56页。赵艳、吴宜进、杜耘:《人类活动对江汉湖群环境演变的影响》,《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31-33页。顾延生等:《历史时期以来人类活动与江汉湖群生态环境演变》,《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3S1期,第133-144页。

[18] []张尊德修,王吉人、谭篆纂:《安陆府志》卷八《堤防志》,康熙八年刻本。

[19] 张国雄:《江汉平原垸田的特征及其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第227页。

[20] []童承叙:嘉靖《沔阳州志》卷八《河防》,明嘉靖九年刊,民国十五年重刊,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5年,第182页。

[21] 参见张国雄:《江汉平原垸田的特征及其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续)》,《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第238-247页。张建民:《清代江汉洞庭湖区堤垸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1987年第2期,第72-88页。张国雄:《清代江汉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与垸田生产的关系》,《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第91-102页。

[22] 肖启荣:《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堤防管理制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辑,第36-37页。

[23]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百十五,乾隆五十三年十月甲辰,《清实录》总第二十五册,第766页。

[24] 或为襄阳府同知之讹,参见光绪《襄阳府志》卷十九《历代职官》,第1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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