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价值和功用丰富、多元，但在诸多直观的表现形式之下，历史还有更深层、更本质的价值和功用。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深深烙印中华民族赓续5000多年的生命力，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基因和标识。历史就是我们民族文化核心、精神基因的担载者、维系者、捍卫者。

一、保存民族记忆，促进文化认同

不论对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及人类社会，其连续性得以维系，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昨日的记忆。如果丧失了对往事的共同记忆，一个民族、国家或整个人类社会将陷入无边的虚无之中，它们演化的过程将要中止，以往一切文明成果都将付诸东流。古往今来，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种文明，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中列举了20余种之多。但是，至今很多种文明及其社会正是因为没有留下任何的历史记载而永远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现实与历史无法割断。“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 所以说，无论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要维系其存在，都离不开对往事的记忆，都离不开历史这块精神基石。

历史的一大价值和功能就是记录、整理和存储这个民族、国家或人类社会过往的记忆。我们中华民族更是一个善于记忆的民族，国人都有意无意地喜欢记史、评史，喜欢把发生在身边的、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记录下来以遗后人，或让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或作为他们立身处世的龟鉴。特别就我国史家而言，他们以记史为天职，以天下为己任，仗义直言，褒贬善恶。另外，历史著述是一个开放、竞争的领域，史著不被百般挑剔不被传世。因此，我们民族对历史的记录和评述具有历时性和长久性，并彰显着中国特有的一种历史文化。这种特有的历史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首屈一指，世人共知。

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维系延续和发展的基础，可以促进民族、国家和文化的认同。这主要有以下途径：一是通过回忆光荣、辉煌的历史来增强民族自豪感；二是通过重温痛苦、屈辱的历史场景来激励民族自尊心。三是通过追思、赞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斥责历史上的民族败类来提升后人的精神品质。这三点在诸多历史文著和历史教科书中有着充分体现。

在今天经济、社会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认同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整理和保存历史记忆，促进民族、国家和文化认同，即使在全球化时代也丝毫不减其重要性。历史的这种功能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二、维系“不朽”理念，实现心灵超越

不满足于现世而追求超越现世，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超越个体生命一直是人类不懈的精神追求。至于如何阐释和实现这种理念,不同的文明采取不同的方式：基督教文明采取宣讲《圣经》的方式,伊斯兰教文明采取宣讲《古兰经》的方式,中国文明则主要采取刻诸青史的方式。对中国人而言, 他们将目光超越了现世而投向历史，以求得超越肉体生命的不朽：或永生于历史，或长存于血脉传承。血脉传承既被精英文化所肯定，也为大众文化所接受。借助历史，人们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不但生活在现在，还能生活在未来。刘知己对此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何者而谓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2] 中国人的不朽方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三不朽”，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3]

相比而言，西方人的不朽，是在离世后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中国人的不朽，则在谢世后依然留在同一个世界里，即他的生平、功德、思想等留在后人的心里而获不朽。由于中国人这种“不朽”理念的“同世”性，使中国人这种“不朽”理念往往造成非常现实的后果；而且这种现实后果进一步体现在“血脉传承”的关联上，并往往由后世承担。一个历史人物无论其善名还是恶名，都会影响其子孙的生存状况，至少会影响他们的精神状况。比如引以为豪的袁崇焕世界各地的子子孙孙， 又如仍为祖宗蒙羞而抬不起头来的秦桧孙孙子子。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凡是有品味有教养的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等等，都很在乎自己身后事，而不愿意在历史中留下骂名，蒙羞于子孙。

正是由于中国人浸润在这种深厚的历史意识之中，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被他所处的历史和后人记述的历史所定型、所定位。可以说，历史构成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让人们恰当地规划他们未来的生活。历史这一深层的、内在的价值对没有全国性宗教的中国人而言，是维系人们“不朽”理念、追求心灵超越的基石。

三、平衡善恶，维护公正

在每个民族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遭遇一个很难摆平却又必须摆平的问题，即善恶背离的问题。一个民族若要维护其社会公正，就必须设法在善恶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否则，这个民族就会出现价值失衡，进而失去道德约束力和社会凝聚力而溃为一盘散沙。如何实现这种善恶的平衡，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通过法律制度来实现，一方面通过社会舆论来实现。但在历史中，有些民族以宗教的途径来实现，比如在几乎全民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的国家；而对中华民族而言，则有赖于历史。

历史平衡善恶途径主要是让那些生前有福而无德的人死后留下骂名，予以追罚，即所谓“遗臭万年”,例如在历史上的那些奸臣、佞臣，及“文革”中的“四人帮”；让那些生前有德而无福的人死后享有盛名，予以补偿，即所谓“流芳百世”, 比如自近代以来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死难之士，诸如李大钊、李公朴、闻一多等等。因而，现世的成功与历史的成功未必统一，现世成功不等于历史成功，现世权威未必等于历史权威，现世境遇并不等于历史境遇；赢得现世未必赢得历史，失败于现世，未必失败于历史。因此，历史成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读书人在其一生，特别是人生紧要关头所依重的精神支柱。这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信念，为中国一些精英之士所坚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这种信念的典型写照。

上述历史的这些更深层、更本质的价值和功用虽不如资治或教化功能那么直接、明显，但却作为文化的核心潜移默化于我们的生活，流淌在我们的血液。历史，不论是客观的历史还是后人记述的历史，都坚守着“求真”、“不朽”和“公正”的品质与信念，坚守着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基因。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1日第A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