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魏以來，會稽一直是南方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東晉時期，一批北來僑人到會稽安家置業，一些僧人也到此地傳播教義，這使得該地區更加醒目。但是從東晉後期到南朝，會稽在人文方面失去了往昔的繁榮。士人與僧人漸漸集中到了都城建康。向建康集中是一個普遍的趨勢，並不僅僅局限於會稽，只是會稽更具典型性，所以本文以此為題。

關於晉宋之際的歷史過渡性，前輩學者早有關注。論及南朝寒人的興起，唐長孺先生說：“寒人掌機要之事已見於晉末，道子和他的兒子元顯所持政策乃是引用寒人以排斥門閥。”[1]田余慶先生說：東晉“孝武帝一朝伸張皇權，正是由東晉門閥政治向劉宋皇權政治的過渡。”[2]以上二說，強調重點一在“寒人”，一在“皇權”，看似有所不同，但本質上是一致的。寒人依附於皇權，沒有皇權的復興也就沒有寒人掌機要的可能。

長期以來，他們所揭示的政治史線索得到了廣泛的認同，但是，政治格局的大變動究竟給南朝社會帶來了哪些影響呢？研究者似乎並未深究。

本文以下所要討論的士人向建康集中的現象，就是與皇權復興密切相關的。眾所周知，東漢以來，士人群體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獨立性，東晉又有士族與皇權“共天下”的局面，但從長過程看，這些都是暫時的，隨著皇權的逐漸恢復正常，士人群體的獨立性終將會受到影響。從會稽到建康，象徵著士人再次徹底依附於皇權。此外，士人向建康集中也影響著南方地方社會的政治形勢，梁陳之際地方豪強在政治上的表現可以在這個背景下給予解釋。

 

一，會稽的興衰

 

東晉的會稽引人矚目。穆帝永和（公元345年——356年）年間，在會稽聚集了很多北來士人。《晉書》卷八○《王羲之傳》：“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那時的會稽成了都城建康之外著名士人最集中的地區。其盛況給後來的研究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盛況其實並沒有維持很久，謝安後為桓溫司馬。孫綽為庾亮參軍。李充為大著作郎。他們都陸續離開了會稽。也有人終老於會稽，如孫統、王羲之、阮裕等。

一直到東晉末年，會稽不再見有士人群體活動。劉宋元嘉年間，謝靈運在會稽“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3]他們在會稽的時間也不長。謝靈運後為臨川內史。謝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何長瑜入荊州刺史劉義慶幕府。荀雍、羊璿之事蹟不詳。

對於會稽在人文方面的衰落，當時人是很清楚的。謝靈運在給廬陵王劉義真的信中說：

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複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曆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4]

研究者論及會稽多引此條史料，但重視的是“江左嘉遁，並多居之”，而對緊接其後的“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一語似未留意。這後一句更有意味，它明確說出了昔日士人群體彙聚于此的繁榮景象已不再有。《藝文類聚》卷五○載有顏延之“為齊景陵王世子臨會稽郡表”：

此郡歌風蹈雅，既髣髴於淹中，春誦夏弦，實依俙於河上。頃者以來，稍有訛替，可推擇明經，式寄儒職。使琢玉成器，無爽昔談。鑄金侍價，有符舊說。

此表作者有誤，按顏延之卒于劉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年），未曾入齊。作者當為南齊時人。[5]此表既回顧了會稽郡過去在文化上“淹中”、“河上”般的盛況，也指明了“頃者以來稍有訛替”，並希望能重振舊風，所謂“無爽昔談”、“有符舊說”都是這個意思。按此，宋齊人都清楚會稽已經與過去有很大不同。

多數離開會稽的士人最終都是回到了建康。謝安在建康“于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6]謝安孫謝混“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7]從謝安到謝混，謝家一直住在建康。其他在會稽置業的家族如王氏、阮氏等也大都是如此。考古發現，在南京有多處南遷大族的墓群，如南京北郊象山、郭家山王氏墓地，老虎山顏氏墓地和南郊戚家山謝鯤墓等。[8]這些家族墓地的發現也可證明他們是以建康為定居地的。

眾所周知，一些北來僑人在會稽是置有產業的。《宋書》卷五八《謝弘微傳》載，直到劉宋時，謝安後人“資財巨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9]謝氏在會稽置業的還有謝玄一支。《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並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有終焉之志。”他在《山居賦》自注中說：“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傅既薨，遠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意。經始山川，實基於此。”在會稽有產業的不止謝氏一家。劉宋時，會稽“多諸豪右，不尊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王公妃主，邸舍相望。”[10]此後的相關記載相對較少。《陳書》卷二七《江總傳》：

（侯景之亂後）總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制《修心賦》，略序時事。其辭曰：“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於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虨，昔蒞此邦，卜居山陰都陽裏，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

江氏先人東晉時曾在會稽置業，但元嘉時已改建為龍華寺，所以江總逃難至此，只能“憩於龍華寺”，大概除此之外別無可居住之處。江總沒有在會稽久留，本傳稱：“總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總又自會稽往依焉。”吉川忠夫曾注意到，侯景之亂後一些南方土著士人回鄉里避難。他分析說，“大概是因為他們在鄉里擁有某些生活的基礎。”[11]但是像江總這樣，先輩在會稽置業的僑人後代卻極少見到返回會稽的。我懷疑很多家族的產業或許已經不復存在。

會稽距離“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陸同。”[12]根據當時的交通條件，這段路途是比較遠的。晉末劉裕東征盧循，何無忌隨至山陰，勸劉裕於會稽起兵反桓玄，劉裕未同意，“以為玄未據極位，且會稽遙遠，事濟為難。”[13]永初三年，劉裕臨終時召太子誡之曰：“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小卻，可以會稽、江州處之，” [14]劉裕建議將不可靠的謝晦安置到會稽或江州，這也是因為會稽地處遙遠，置謝晦於此地，對建康威脅小。因路途較遠，人們不大可能在建康會稽之間輕易地來回移動，所以一旦選擇了在建康任官，就很難在會稽定居。[15]總之，有建康的吸引力存在，會稽人文薈萃的局面很難持續下去。

士人向建康集中，從東晉孝武帝太元前後就更加明顯了。當時在諸如政治制度、賦稅制度等方面都有所調整，[16]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復興儒學。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尚書謝石上書，“請興複國學，以訓冑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當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間。”[17]第二年二月，又建立國學。

為復興儒學，孝武帝在謝安家族的幫助下，延攬了一些著名的儒生到建康。《晉書》卷九一《徐邈傳》：“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宋書》卷五五《徐廣傳》：“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為州，辟廣從事西曹。又譙王司馬恬鎮北參軍。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為秘書郎，校書秘閣，增置職僚。”《宋書》卷五五《臧燾傳》。“晉孝武帝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兗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為助教。”《晉書》卷九二《伏滔傳》：“（桓）溫薨，征西將軍桓豁引為參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當時孝武帝王身邊聚集了不少儒學之士，如大儒范甯，“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18]孔安國，“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19]

太元以後，徵召仍在繼續。如陶潛，“義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20]周續之，北來僑人，居豫章，太元年間“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眾，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 宋初應劉裕之召，“乃盡室俱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21]雷次宗，豫章南昌人，“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22]從太元到元嘉，國家復興儒學的努力是一貫的，對士人的控制有加強的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與前述會稽士人的經歷相同，在會稽的僧人也經歷了從會稽到建康的歷程。根據慧皎《高僧傳》所記，當時聚集于此地的僧人不少，不計附傳，僅正傳中就有“晉剡東仰山竺法潛”、“晉剡沃洲山支遁”、“晉剡山于法蘭”、“晉剡白山于法開”、“晉剡葛峴山竺法崇”、“晉始寧山竺法義”、“晉山陰嘉祥寺釋慧虔”。東晉中期以後，這些僧人也大都被征至京師。《竺法潛傳》：“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殷勤征請。潛以詔旨之重，暫遊宮闕，即於禦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支遁傳》：“至晉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征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于法開傳》：“至哀帝時累被詔征，乃出京講《放光經》。”《竺法義傳》：“晉甯康三年（375）孝武皇帝遣使征請出都講說。”劉宋徵召仍在繼續，如在上虞的釋僧鏡，宋世祖“敕出京師止定林下寺。”，在山陰靈嘉寺的釋超進，“至宋太始中被征出都講大法鼓經。”[23]

須要指出的是，本文關注的重點雖是會稽，但徵召僧人至京師舉措並不僅僅局限於此地。如支曇鑰，“憩吳虎丘山，晉孝武初，敕請出都止建初寺。”居於武康的釋法瑤，“大明六年敕吳興郡致禮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隱居臨川郡的釋道猷，“敕臨川郡發遣出京。”釋道盛，“始住湘州。宋明承風，敕令下京。”[24]

會稽之外，東晉佛教的另一重鎮是廬山。湯用彤先生曾就東晉高僧分佈說：“考之僧傳，僧人之秀，群集匡廬，其在京邑者甚少。”[25]湯先生大約僅僅是根據《高僧傳》所標明的僧人駐在地而得出這一結論的。如上所述，很多僧人最後實際上都被徵召到了建康。到東晉之末，佛教中心既不在會稽也不在廬山，而是在建康。《高僧傳》卷六《釋慧持傳》：

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持有姑為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晉衛軍琅琊王珣深相器重。

王珣任衛將軍是在東晉末隆安三年到隆安四年之間。[26]由此可知，到東晉末年建康已經是佛法盛行了。從“儀聞京師盛於佛法”一語看，這應該是發生不久的事情。如果京師早就盛行佛法，人所皆知，則道儀此時的舉動就不好理解了。

劉宋以後，在京師的高僧急劇增多。這在《高僧傳》中有明顯反映。嚴耕望先生曾就高僧分佈有詳細統計。他說：“建康先小盛而後大盛，《僧傳》所記南北朝高僧，建康幾居半數，顯見南朝國都佛教之特盛。”[27]他的統計包括了北方地區，如果僅就南方而論，建康高僧所占比例更高。

總之，東晉中期以後，不論士人、僧人，都有向建康集中的趨勢，這是國家控制力加強的表現。

 

二，太元時期的經濟與政治

 

以上的討論不斷涉及到東晉太元時期（公元376-396年）。這個時期在經濟、政治上都有其特點，有必要給予特別關注。

從經濟層面看，東晉前期經濟形勢相當嚴峻，但是從中期開始，有了明顯好轉。《晉書》卷九《簡文帝紀》：咸安元年（公元371年），“詔以京都有經年之儲，權停一年之運。”咸安二年三月又下詔：“往事故之後，百度未充，群僚常俸，並皆寡約，蓋隨時之義也。然退食在朝，而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今資儲漸豐，可籌量增俸。”這是經濟好轉的信號。緊接咸安，《晉書》卷二六《食貨志》載：“孝武太元二年（公元377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由“度田收租”轉而按口“稅米”，其中原因難以詳知，但太元八年的增稅極有可能是因為一般民眾的經濟狀況都有了改善。接上文，《食貨志》又說：“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谷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增稅並沒有造成此後民不聊生，反而是“谷帛殷阜”、“家給人足”，顯然農業生產又有了提升，這是增稅的基礎。

東晉後期，商業也逐漸繁榮起來。關於建康的市場，劉宋人山謙之介紹說：“京師四市：建康大市，孫權所立；建康東市，同時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鬪場市，隆安中發樂營人交易，因成市也。”[28]“永安”是孫吳景帝孫休年號（259—264），“隆安”是東晉安帝年號（397—401）。按此，東晉建康有四個市場。其中三個都是孫吳時建立，只有秣陵鬪場市是東晉末年所立。這意味著商業只是到了這時才有了較大的發展，所以有必要建立新的市場。

從太元開始，社會風氣也發生了變化。范甯議時政得失說：“今並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29]歷史上，隨著經濟由蕭條而轉向繁榮，社會風氣往往也會由儉而奢，因此奢侈風氣的出現也可以反過來證明當時經濟的確有好轉。

我曾注意到，東晉最早的大規模聚集圖書是發生在太元年間。從那以後，圖書聚集有了迅速發展。東晉初年的《晉元帝書目》只有三千一十四卷，而到元嘉八年秘閣所藏《四部目錄》已經達到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30]當時沒有考慮經濟因素，現在看來，這當與太元以後經濟好轉，國家財力的提升有直接關係。

太元年間在政治上也較為安定。劉宋王韶之在討論官吏休假制度時說：“伏尋舊制，群臣家有情事，聽並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賜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聽並請來年限，合為二百日。”[31]如此寬鬆的官員休假制度是與社會的安定分不開的。《通鑒》對此一時期的記述也可以印證上述推測。“太元”持續二十一年，是東晉一朝時間最長的一個年號。饒有趣味的是，《通鑒》記載此段歷史，雖然使用的是南方年號“太元”，但所記述的卻主要是北方的歷史，有關南方的記載極少。這正反映當時南方政治相當穩定，所以以記載政治史為主的《通鑒》實在找不到大事可記，只能以北方為主。

總之，經濟的好轉與政治環境的安定是太元時期最顯著的特徵。有了這個基礎，統治者才有可能在政治秩序、學術文化方面進行一些調整。

 

三，“今之士人並聚京邑”

 

梁武帝天監年間，沈約上疏稱：

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黌校棋布，傳經授業，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遷為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非直愚賤。且當今士子繁多，略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32]

這段史料彌足珍貴。“今之士人，並聚京邑”，說明前述士人向建康集中的現象，沈約已經注意到。沈約一生跨宋齊梁三朝，文中又將“漢代”與“今”對舉，是知他所說的“今”並不僅僅是指他上疏的梁代天監年間。如上所述，至少從東晉後期開始，就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趨勢。

南朝著名的士人在建康大多進入了國家體制。他們或在朝廷任職學士，或在諸王身邊擔任僚佐。

南朝各代，宮廷中都設有很多“學士”。宋泰始六年（470）“立總明觀，征學士以充之。”[33]《南齊書》卷一六《百官志》更詳：“泰始六年，以國學廢，初置總明觀，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齊永明二年，“立治禮樂學士及職局，置舊學四人，新學六人。”[34]梁代學士名號很多，有東宮學士、西省學士、華林省學士、待詔省學士等。陳代基本遵循梁制度，有西省學士、東宮學士等，又增加德教殿學士、宣明殿學士、天保殿學士、撰史學士、五禮學士。學士的工作主要就是抄寫以及協助撰錄、編類書等工作。

在諸王身邊，士人往往是充當記室參軍之類的僚佐。宋代謝莊，“初為始興王浚後軍法曹行參軍”，後又為“廬陵王紹南中郎諮議參軍。又轉隨王誕後軍諮議，並領記室。”[35]齊代王融，初為“晉安王南中郎板行參軍，”後又為“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參軍”。[36]梁代王僧孺，“遷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又兼太學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亦遊焉。”[37]陳代姚察，為“始興王府記室參軍”。[38]諸王身邊的士人有時也被稱為“學士”。《梁書》卷三六《孔休源傳》：“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為西邸學士。”但這不具有制度上的意義，而只是泛稱。《陳書》卷三四《文學傳》：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嘗使于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答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

制度意義上的“學士”只有宮中才有，而諸王身邊的士人應該只是擔任“記室參軍”之類的僚佐職務，所以才有二人這樣的問答。

南朝各代，士人群體多是以皇帝、諸王為核心的，如宋劉義慶、齊蕭子良、梁武帝父子、陳後主身邊都聚集了很多著名的文士。像東晉會稽士人那樣獨立的群體已不復存在。這反映了東晉不正常的門閥政治已經讓位於常態的皇權政治。

在佛教僧侶的管理方面，也有類似的舉措。湯用彤先生說：“朝廷因端肅僧紀，避免冒濫，乃有僧官之設。其詳已不可考。惟知姚興始立僧官。但晉朝則無聞。”[39]劉宋以後，南方也建立了僧官制度。南齊時有“僧局”，梁代有“僧省”，主官為僧正、僧主。[40]這與學士、記室參軍的設置有相同的含義，都體現了國家加強控制的意圖。

大量士人、僧人集中到建康給南朝學術文化帶來一些新的特徵。京師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一些新的文化現象、新的學術潮流都與建康分不開。蕭子顯《南齊書》卷五二《陸厥傳》論及齊代文學說：“永明末，盛為文章”，而在同書卷四八《劉繪傳》中蕭子顯又說：“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在這裏，“盛為文章”之外又加了限定語“京邑人士”又，《梁書》卷四九《庾於陵傳附弟肩吾傳》載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為闡緩。”蕭綱所謂“京師文體”也是將“文體”與“京師”聯繫在一起了。

不僅典雅的文學是如此，就連原本在地方上流行的吳歌西曲也有集中到建康的趨勢。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四說：“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王運熙先生根據地名考證，除“《前溪歌》的產地武康離建業較遠外，其餘均在建業及其附近”，證實《樂府詩集》的介紹“大致是可信的。”關於西曲，王運熙說，從淵源上看西曲出自西方，以江陵為中心。但是“因為後來仍舊和吳聲一樣，盛行於京畿，歌詞又多出住在京畿者的手，因此歌詞中就常常出現京畿地方的名字。”[41]按此，本來出自地方的吳歌西曲此時卻出自建康。這是因為東晉中期以後，高層士人日益喜好模仿江南民歌寫作，而他們恰好多居住在建康。

與文學的情形類似，經學的中心也在建康。《梁書》卷四八《儒林傳》序論及宋齊儒學稱：“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曆，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十數年間，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

佛教的中心地區也是在京師。如前所述，劉宋以後，著名的高僧大都是在京師活動。佛教方面重要的著作也大都是在京師完成的。

當時的建康不僅聚集了大批學術領袖人物，也是圖書聚集最多的地方。齊梁時期，如陸澄、任昉、王僧孺、沈約都是京師聚書最有名的人士。[42]其中沈約藏書尤為豐富，“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43]“京師莫比”，更無論其他了。所以，士人若想在學業上深造，最好到建康來。宋元嘉末，吳興沈麟士被徵召至京師，“麟士嘗苦無書，因遊都下，曆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44]劉峻，“齊永明中，從桑幹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45]周興嗣，“世居姑孰，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46]顧越，“弱冠遊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47]

士人過多地彙聚到建康也帶來了一些現實的困難。按前引沈約上疏說，“今之士人，並聚京邑”，結果是“常患官少才多，無地自處”。劉宋時，劉秀之任益州刺史，“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並京邑貧士，出為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為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安悅焉。”[48]刺史攜“京邑貧士”出任地方，是個比較特別的現象。他們的處境可能正與沈約所說京邑“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的狀況有關。因為在京師生活不易，所以到了地方便不放過機會，“皆以苟得自資”。史傳中可以見到“貧士”的具體例子。如江革，少孤貧，入“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相欽重。朓嘗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所著襦，並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49]賀德基，“少遊學於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裌襦袴。”[50]江、賀後來都是著名的文士，但起初都是“貧士”。這樣的情況較少，多數貧士恐怕難有機會。沈約上面這段話就是針對這個現實問題而來的。

 

四，地方社會的變化——著姓豪族

 

士人聚集京師對南朝地方社會也有很大影響。按沈約說，漢代人都是在本鄉學習、入仕，“人才秀異者”得以步步升遷，最終進入朝廷。官員卸任後通常也是要回到家鄉的。他說的情形是否符合漢代實際姑且不論，但至少他認為現實已非如此。

就地方教育而論，雖然自東晉以來不時有人建議在州郡立學，但實際上卻是“鄉里莫或開館”。[51]某地是否有學校設立，全看地方守宰的個人態度。東晉豫章太守范甯在江州立學、南齊荊湘二州刺史蕭嶷于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劉悛為司州刺史，于州治下立學校等，均屬個人行為。南朝諸王出任地方往往攜士人一同前往。有的人也會在地方從事教學，如梁代太史叔明，“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曆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為江州，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52]陳代王元規“遷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為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53]但這些都是臨時性的，諸王返京城，士人也會一同返回。南朝地方社會也存在著私家教授，沈麟士，“隱居余不吳差山，講經教授。”[54]顧越，吳郡鹽官人，“所居新坡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55]不過這方面的記載較少，不具普遍性。也許正是因為地方教育不發達，所以沈約才很讚賞漢代士人在地方學習，然後再慢慢逐級地上到京師來。

現實的狀況影響著人們對各地士風的認識。漢魏以來，各地士人往往表現出不同的士風，如“汝潁巧辯”、“青徐儒雅”等等。南方吳郡的顧陸朱張，會稽的虞魏孔賀也多有不同風格。地方守宰每到一地，常常要問詢當地士人狀況，但是此種情形到南朝就很難見到了。這或許與地方教育的缺失、士人向建康的集中有關。士人的學術特點以及成名不一定與本鄉有太多關係。對此，我們可以以吳興沈約為例進行分析。沈約在《宋書》自序中介紹自己的家世說：

史臣七世祖延始居（武康）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邨。王父從官京師，義熙十一年，高祖賜館于建康都亭里之運巷。

按此，從沈約祖父開始，沈氏這一支就遷到了建康，時間在東晉末。沈約是否在家鄉居住過？自序中未涉及。《梁書》卷一三《沈約傳》：

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

少時孤貧，丐于宗党，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用為郡部傳。

從“丐于宗黨”看，他當時很可能是從建康回到了家鄉，但據本傳，沈約以後“起家奉朝請”，當是又重返建康了。沈約為齊梁時期最重要的學術領袖，他的學術看不出與吳興有任何關係。沈約之外，吳興還出過一些著名的學者，如太史叔明、吳均、姚察等，但當時人從來沒有說過“吳興多士”一類的話。從史書記載上看，吳興的特點是多巫，搶劫之風盛行。與吳興類似，漢魏以來最發達的吳郡、會稽在南朝雖然還是代有人出，一直到唐代，柳芳總結各地士族還說：“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56]但南朝人似乎並不大強調這一點。前文討論士人向建康集中，關注对象都是北來僑人，實際上這一時期南方土著士人也同樣有向建康集中的趨勢。[57]沈約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既然如此，人們自然不會再去關注各郡士風的不同。

士人不論僑舊都向建康集中，這對南朝地方社會的政治秩序有很大影響。漢魏以來，地方上一直存在著兩類大族，即所謂“著姓”與“豪族”。雖然二者身份上有重疊，但區別也還是明顯的。所謂“著姓”通常是指有文化且“世仕州郡”的家族，吳郡的顧陸朱張，會稽的虞魏孔賀均屬此類，而所謂“豪族”通常是指有經濟、軍事實力，但無甚文化可言的武斷鄉曲的宗族。他們不一定能進入政府組織。這種豪族勢力不僅北方有，南方也有。《三國志》卷五二《步騭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同書卷六○《賀齊傳》：賀齊“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晉書》卷八一《劉胤傳》：東晉初，“出為豫章太守，……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胤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 [58]但是到南朝，“著姓”與“豪強”卻日益混淆。《陳書》卷三五《留異傳》：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為郡著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藉，為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梁代為蟹浦戍主，曆晉安、安固二縣令。

留異被稱為“郡著姓”，但同時又是“多聚惡少”的“鄉里雄豪”。同樣的情形還有侯安都。《陳書》本傳一方面稱安都“世為郡著姓”，可是接下來又說他是“邑里雄豪”。[59]又，《陳書》卷三五《熊曇朗傳》：

豫章南昌人也，世為郡著姓。曇朗跅弛不羈，有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為柵，桀黠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為巴山太守。

本傳雖然只是說熊曇朗“世為郡著姓”，沒有提及“雄豪”、“豪族”一類的稱謂，但是從他的表現看，也屬“雄豪”一類是沒有疑問的。類似的史料還有一些。據此可知，南朝地方社會中“豪強”與“著姓”已混而為一。

這些人在梁末一度非常醒目。《陳書》卷三五末史臣曰有一概括：“梁末之災沴，群凶競起，郡邑岩穴之長，村屯鄔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強，恣陵侮而為大。”陳寅恪先生曾指出，“蓋此等豪酋皆非漢末魏晉宋齊梁以來之三吳士族，而是江左土人，即魏伯起所謂巴蜀谿俚諸族。”[60]民族問題暫不論，這些人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著姓、士族是可以肯定的。陳寅恪之所以特別說明他們非“士族”，大概正是因為史傳中常常用“著姓”來形容他們，不強調不足以與傳統“著姓”相區分。認識到這些“著姓”的真實身份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涉及到梁代的地方統治政策。《梁書》卷一○《楊公則傳》：

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甯都縣侯，邑一千五百戶。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充複。為政雖無威嚴，然保己廉慎，為吏民所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為法。

根據前面的分析，可知楊公則所辟引的“州郡著姓”其實就是地方豪族。梁武帝則“班下諸州以為法”。天監五年，梁武帝又下詔：

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凋訛，幽仄罕被，人孤地絕，用隔聽覽，士操淪胥，因茲靡勸。豈其嶽瀆縱靈，偏有厚薄，寔由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兼明廣照，屈於堂戶，飛耳長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懷，無忘旦夕。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61]

“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也是指地方豪族，因為像三吳士族那樣的老牌大族並不存在“無在朝位者”的情況。此詔書是想解決地方豪族升遷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出現可能與東晉南朝地方行政系統的設置有關。

當時，由於出任地方的刺史多兼軍職並開府，所以其僚佐分為州、府兩系統。據嚴耕望先生考察，其時“州佐為刺史所自辟用之本州人，府佐則須經中央任命，否則謂之板授。大抵東晉時代府佐之職尚偏軍事，地方行政仍歸州佐。宋、齊以下，州佐轉為地方大族寄祿之任，其治權全為府佐所攘奪。”他又說：“三國兩晉之世，州之府佐一系尚未完全形成，而州佐則常見於史傳，且多能舉其職；宋、齊以後，州佐不常見，而府佐則隨處可見，其故蓋即在此。”[62]

我推測，南朝府佐之所以常見史籍，可能是因為擔任記室參軍等府佐的士人往往是隨府主而走，府主回建康，他們也跟隨返回，因而有機會進一步升遷，得以入史傳，而本地豪族僅任職州佐，刺史調離後他們還是留在本地，所以難以升遷，故不見記錄。如侯安都輩，若非梁末動亂是很難被史家記錄下來的。大約正是考慮到這個現實情況，所以才有梁武帝天監五年的詔書。詔書一開頭就強調古今之不同：“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凋訛，幽仄罕被。”這正說明此時已非“取士方國”了。天監七年，梁武帝又下詔，要求各地“於州郡縣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63]“州望、郡宗、鄉豪”這些名稱指向的還是地方豪強。

梁武帝為何要重用地方豪強來管理地方呢？這很可能與本文所關注的士人聚集建康有關。雖然不能絕對地認為南朝以來全部士人都聚集到了建康，但至少真正有名望的士人大多是活動在建康。在這樣的形勢下，利用、扶植地方豪族來管理地方應該是不難理解的。“豪族”既然可以穩定地進入地方政府組織，“世仕州郡”就只是個時間問題了，最終被稱為“著姓”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最早注意到梁陳之際地方豪族的是陳寅恪先生。他說：“侯景之亂，不僅于南朝政治上為巨變，並在江東社會上，亦為一劃分時期之大事。其故即在所謂嚴穴村屯之豪長乃乘此役興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會階級之變動。”[64]何以發生如此變動，陳先生沒有解釋。田余慶先生曾推測說：“‘郡邑岩穴之長，村屯鄔壁之豪，’大量出現在梁末歷史上，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突然的事。它必然反映江左腹地經濟文化發展和社會交往，業已達到相當可觀的水準。只有這樣，在政治上、軍事上足以割據一方的豪霸才能出現。”[65]

在我看來，漢魏以來南方如同北方一樣，地方上一直存在著豪族勢力。他們之所以能在梁末動亂的時期有特別的表現，當是與梁代重用豪族管理地方的政治傳統有密切關係。

(原載《文史》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