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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逸民”与“明养老”

发布日期:2015-06-30 原文刊于
赵凯

 提要:《史记》《汉书》所载商山四皓,兼具逸民高年两种身份特征。汉初刘邦父子求聘四皓的行为,与上古举逸民明养老 政治文化有渊源关系。举逸民是笼络人心、获取民众支持的重要手段。《论语·尧曰》所言举逸民可使天下之民归心,《说苑·君道》所载武丁通过举逸民复兴商政,这些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对汉初求聘四皓具有一定的影响。在汉代之前的思想观念中,老年人往往是经验与智慧的象征,能够在国家决策及社会管理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刘邦父子求聘四皓,或许就有向天下臣民宣示新王朝重视敬老养老的政治目的在内。这种 求聘行为显示了中国古代对人才选拔和敬老养老的重视,实际是上古政治逻辑指导下的追求。

    关键词:四皓 逸民 敬老 养老 汉代

 

《史记》《汉书》所载商山四皓事迹,历来质疑颇多,争讼频出,有怀疑是否确有四皓其人者,如清人邵泰衢即认为,四老者,既无令名于天下分争之日,又无经济于孝惠为帝之年,逃匿山中而辨士可请,不为汉臣而吕后可要,急请间泣,唯知柔媚之乞怜;延颈欲死,剿习游谈之浮说。即有是人,品奚足重?……角里夏黄皆为乌有,爱弛废储尽属子虚。邵泰衢,2010513)邵氏所论,既有义理逻辑方面的考虑,也有史料讹误方面的论据,其怀疑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如果就此即认为四皓属子虚乌有,为史家虚构,显然失谨,因为史书明确记载,汉高祖刘邦曾经求聘四皓(《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只是由于其轻士善骂的品行难为四皓所容忍,故求聘不得。

对于刘邦求聘四皓行为的真实性,其实还可以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作些思考。我们注意到,商山四皓具有两个明显的身份特征:一是隐逸之士,以上嫚娒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史记·留侯世家》);二是高年之人,年皆八十有余,须眉晧白(同上)。逸民与高年,这两个群体恰恰是上古政治思想要求王者必须重视的对象。《说苑·君道》记载: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号高宗。成汤之后,先王道缺, 刑法违犯,桑谷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问焉,其相曰:吾虽知之,吾弗得言也。闻诸祖己,桑谷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者国亡乎?武丁恐骇,饬身修行,思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三年之后,蛮夷重译而朝者七国。此之谓存亡继绝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商朝在商王武丁统治期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政治危机,武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遂得复兴,这些措施中就包括举逸民明养老。刘邦求聘四皓,或即与这种历史文化相关。试述如下。

 

 

一、举逸民聘四皓的影响

   

在秦汉之前的上古政治文化中,举逸民被视为帝王之法中的重要内容。《汉书·律历志》序:周衰官失,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汉书·律历志上》)前引武丁复兴商朝之事,即是一例。

国家求聘逸民,本于逸民群体所具有的特殊品格。逸民,系指遁世隐居之人。逸民代有,其归隐原因多种多样,无论是主动归隐还是被动使然,他们的选择往往被视为对现实政治的无声批判,此即《论语·泰伯》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基于这样一种逻辑,逸民出仕,意味着政治环境较好;反之,则意味着政治环境恶劣。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求聘逸民,实有借逸民出仕来宣示本朝治道的功利目的在内。若是新生政权,逸民出仕,则更是强调新旧替代的合理性、证明新朝之合法性的有力手段。

  逸民不苟于俗世的特点,又使得这个群体占据了道德高位,成为道德与正义的化身。《论语·微子》述及伯夷、叔齐、虞仲 、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数位逸民,何晏《集解》曰:逸民者,节行超逸也。 《汉书·律历志》序举逸民师古曰:逸民,谓有德而隐处者。逸民既是守节有德之人,则必是天然的民众教化之师。他们在移风易俗方面的引导作用,也为统治者所看重。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是上古逸民的代表人物。孟子以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的夸张说法,肯定了其名节风范对于矫正社会风气的积极作用。《汉书》卷七二序称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诸人为近古之逸民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因此,将逸民吸纳进入国家管理体系中,既可以改善吏治,更可借以收揽人心。《论语·尧曰》载舜训示禹之辞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举逸民显然是笼络人心、获取民众支持的重要手段。

《论语·尧曰》所言举逸民可使天下之民归心;《说苑·君道》所载武丁通过举逸民复兴商政,这些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层累叠加,使得举逸民成为上古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而且越来越趋于规范化、程序化。这一政治文化对后世王朝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汉代官方的举逸民又称招隐士,其制度内容及政治实践,学界已有深入讨论(蒋波,2011)。秦代的情形则由于秦祚短促而难得其详,不过仍可借助于有限的史料而试作推断。《吕氏春秋季春季》曰:

 

  季春之月……日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有司发仓窌,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季春之月聘名士,礼贤者,是月令理论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其中所谓名士,自然包括逸民隐士在内。显然,在《吕氏春秋》时代的政治思想中,举逸民仍是国家行政管理方策中的重要内容。《吕氏春秋》系战国后期在秦相吕不韦主持下由其门人合撰而成的集体著作,黄留珠先生认为书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典章制度方面的,基本上都反映了秦国的实际情况,所以该书关于秦季春聘士的记载,应是可信的。(黄留珠198568[1]据此可以推断,战国后期的秦国,甚至统一中国之后的秦王朝,都应该实行过举逸民的措施。作为一个新生王朝,秦帝国始终致力于为本朝的合法性进行政治宣传,存留至今的秦代刻石文字内容即是典型证据。举逸民既然是笼络人心、宣传本朝合法性的常规手段,想必也会为秦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所袭用。[2]

不过,也有观点明确否认秦王朝实行过举逸民政策。西汉后期的梅福在批判秦政时说:

 

昔者秦灭二周,夷六国,隐士不显,佚[3]民不举,绝三统,灭天道,是以身危子杀,厥孙不嗣,所谓壅人以自塞者也(《汉书·梅福传》)。

 

汉人的过秦言论,时有不实之处。梅福批评秦王朝隐士不显,佚民不举,不知证据为何。且不论梅福所言是否失实,我们在这里应予关注的是,透过梅福之语,可见在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中,举逸民与国家政治兴衰密切相关: 举逸民则可兴邦盛国;反之则邦亡国衰,甚至身死嗣绝。这一观念自然不可视为汉人之发明,而是源自汉代之前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

汉高祖刘邦及其统治集团在推翻秦王朝及楚汉战争过程中,非常注意收揽人心,在获取社会舆论支持方面多有值得称道之处(赵凯,2007)。鼎定之后,施政方面注意惩秦之弊而多行善政。上古形成的举逸民政治文化,对于继秦而立的西汉统治者来说,必然会产生影响。《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载: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必兴灭继绝,修废举逸,然后天下归仁,四方之

政行焉。[4]传称武王克殷,追存贤圣,至乎不及下车。世代虽殊,其揆一也。

高帝拨乱诛暴,庶事草创,日不暇给,然犹修祀六国,求聘四皓,过魏则宠

无忌之墓,适赵则封乐毅之后(《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所谓犹修祀六国,求聘四皓云云,显然是照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人古制。其目的,即如蒋波先生所言,汉代招隐士对于赢得民心、稳定社会发挥过重要作用……亦是向民众展示帝王、王朝形象的方式……因此人们常常利用招隐士来获取民心,并以此获取支持。(蒋波,2011)又高祖十一年(前196)二月下诏求贤: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汉书·高帝纪下》)。

 

这个言辞恳切、内容详实、措施具体的求贤诏,足以表明新生的西汉王朝及高祖刘邦本人在举逸民方面的态度和作为。商山四皓既是名士,自然应在受聘之列。或许正是在此前后,他们受到朝廷征聘,旋因无法接受刘邦慢侮人的劣行而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史记·留侯世家》)。

综合以上,商山四皓在汉初受到朝廷的求聘,与上古举逸民政治文化颇有渊源关系。《汉书》所谓四皓遁秦,古之逸民(《汉书·叙传下》),即已有所揭示。《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管宁传》记载,正始二年,太仆陶丘一、永宁卫尉孟观、侍中孙邕、中书侍郎王基等举荐名士管宁,有臣闻龙凤隐耀,应德而臻,明哲潜遁,俟时而动。是以鸑鷟鸣岐,周道隆兴,四皓为佐,汉帝用康之语(《三国志魏书管宁传》),更以汉求四皓比附周聘姜尚,同样揭示了举逸民政治文化的历史传承。

 

 

二、明养老聘四皓的影响

  

汉高祖刘邦及太子刘盈先后求聘四皓,与上古举逸民文化有关,已如上述。这种求聘行为其实还可以从上古政治文化重视高年老人即明养老的角度来做些理解。

其一,在汉代之前的思想观念中,老年人是往往是经验与智慧的象征,能够在国家决策及社会管理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说苑·尊贤》记载: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闻之,使人往视,还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汤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楚国朝堂之上的这二十五位老人,显然是作为智囊团而备楚王顾问的。春秋时期流行的莫众而迷谚语(《韩非子·内储说上》)[5]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求执政者在决策时广泛征询、听取众人意见。阅历与经验相对丰富的老年群体,显然是合适的咨询对象。从孔子的评价来看,这样的老年智囊团能够为执政者提高足够的智力支持,这样的政治体制是值得肯定的。

  就老年人个体而言,秦汉之前个别老年政治家在政治实践中的杰出表现,应证并强化了老年人在政治场域中的重要地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姜尚。姜尚本是东夷之人,年老之际受到西伯姬昌的重用,与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后辅佐周武王伐纣,在龟兆不吉群公尽惧的情况下,力主进兵,终得破商斩纣。其后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史记·齐太公世家》)姜尚在周人灭商及西周初期的政治实践中居功至伟。比姜尚更早的成功老人是伊尹[6],他一直怀才不遇,直到七十岁时遇到明君商汤,并最终辅佐商汤建立大业。伊尹、姜尚都是秦汉之前的古史中最为杰出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成就是否真如史籍所载,已经难以确认。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围绕他们的事迹所形成的故事与传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又,秦汉之际的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史记·项羽本纪》),在辅佐项羽扫灭强秦、对抗刘邦的过程中,屡献妙策。抛开功业成败,范增显然也是一位相当优秀的政治家。这些老年政治家的杰出表现,塑造了老年群体在政治领域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角色。[7]商山四皓受到刘邦的聘请,与老年人的政治功能及相关观念是分不开的。

其二,在汉代之前的政治观念中,国家、社会对老年人的态度和政策,与帝王治绩、国家盛衰、风俗美恶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大体说来,在敬老方面有所作为者,其国治,其运长;在敬老方面失职者,其国乱,其世衰。前引《说苑·君道》所载商王武丁通过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等措施复兴商政之事,即强调了明养老政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

西伯姬昌养老得贤的故事,更为汉世之人所津津乐道。《史记》卷四《周本纪》记载: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记载:

 

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

 

以上两例中的养老 敬老 义近,不能简单理解为让老年人颐养天年,而更多强调的是对老年人的敬重。伯夷、叔齐从遥远的在孤竹[8]投奔西伯,吕尚从东海之滨归附姬昌,据说都是因为周人善养老。郭店竹书《唐虞之道》:古者尧之举舜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可见敬老而得人心的观念,还可追溯到更久远之处。

武丁复兴商政,西周灭商亡纣,都与其敬老政策有关。与此相反,对老年群体的失敬,往往预示着一个政权的衰落。《说苑·指武》记载: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予闻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予将来征之,唯为民乃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崇人闻之,因请降。

 

父兄长老都可视为老人。周文王列举崇侯虎的罪状之中,将不敬老人作为重要内容,并且列在前面以示强调之意。周之胜,崇之败,客观上也为敬老之重要性与必要性提供了新的注解。

在汉朝人的观念中,秦王朝的败亡,也与其在伦理教化方面的失败是有必然联系的,其中就包括秦人在敬老方面的诸多劣俗。贾谊就批评说: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蹷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汉书·贾谊传》)。

 

所谓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反映的是家庭内部年轻成员对年长家长的不尊重。所谓壮陵衰,反映的是整个社会范围内老年人沦为弱势而受到欺凌。敬老风俗的败落反映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秦王朝的暴亡与此不无关系。在汉初汹涌的过秦思潮中,贾谊的言论颇具代表性,秦人倨老凌衰而亡国的历史信息,也无疑会让汉人借鉴历史教训,在关于老年群体的民政方面做出必要的调整。

在汉代颇有影响的《瑞应图》云: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旧故,则芝草生。”(《史记·孝武本纪》)[9]这种观念与晋人段灼所谓昔明王圣主,无不养老(《晋书·段灼传》),都揭示了敬老影响治道的古训。上古形成的养老敬老古训,对新生的西汉王朝应该有所影响。实际上,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本人,对于老年人在国家管理及社会生活的作用与影响,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在建立帝业的过程中,就曾多次利用老年群体的这种特殊功能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比如,在秦末战争中,刘邦进入秦都咸阳之后,即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汉书·高帝纪上》)。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听从新城三老董公遮说之语而为义帝发丧,这位董公时年八十余岁[10],刘邦以非夫子无以闻(《汉书·高帝纪上》)来表达对其敬重之情。守屋美都雄研究西汉建立过程中刘邦与父老接触的资料后指出,刘邦凭借着父老的支持取得沛公的地位,并在父老的拥护下迅速地实现了统治的目的。这显示出在秦末汉初时代,父老在社会上的存在是绝不能无视的。(守屋美都雄,2010146)我们关注的是,老年群体在刘邦建立帝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势必会影响到西汉立国之后在敬老养老方面的政策走向。如果这种判断有些道理,那么也可以推断,刘邦父子求聘四皓,或许就有向天下臣民宣示新王朝重视敬老养老的政治目的在内。或者说,无论四皓是谁,无论是四皓或者其他老者,刘邦父子的求聘行为实际上是上古政治逻辑指导下的一种自然追求。

 

 

三、余论

 

综上,《史记》《汉书》关于商山四皓的记述,着重于四皓在太子刘盈废立事件中的表现。后世关于四皓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也往往驻目于此。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视界放得更宽一些,就会发现,无论是汉高祖刘邦还是太子刘盈,其求聘四皓的政治行为,都可视为是对上古以来形成的王者举逸民明养老政治文化的沿袭,而两汉王朝在举逸民明养老方面的颇多作为,正是这种沿袭与传承的例证。比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非常重视求聘逸民,特别是那些拒绝与新莽王朝合作的志节之士,史书用“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之语来形容(《后汉书·逸民传》)。其子汉明帝刘庄则以国家大典的形式推行养老礼,彰显国家对孝悌之道的重视。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汉初期最高统治者礼聘“四皓”的政治举措,应该说是有一些历史必然性因素在其中的,不宜视为单一、偶然的历史事件。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上古政治文化中的“逸民”与“高年”往往是才智的化身,即如东汉政论家仲长统所言,“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贵耆老”(《后汉书·仲长统传》)。也就是说,早期的“逸民”与“高年”往往能够给统治者提供才智方面的支持与帮助,伊尹、姜尚即是其例。但是降及汉代,这种政治文化越来越呈现出符号化、仪式化的特征,“逸民”与“高年”的政治功能中,象征意义显然大于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班固,1962,《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陈奇猷,1974,《韩非子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寿,1982,《三国志》,中华书局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范晔,1965,《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房玄龄等,1974,《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皇甫谧,1989,《帝王世记》,见《四部备要》第46册,北京:中华书局。

黄留珠,1985,《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蒋波,2011,《汉代的招隐士》,载《秦汉研究》第五辑。

邵泰衢,2010,《史记疑问(卷上)·吕后纪》,载孙晓主编,《<史记>考证文献汇编》第三册,成都:巴蜀书社。

守屋美都雄,2010,《中国古代的民族与国家》,钱杭、杨晓芬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司马迁, 1982,《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赵凯,2007,《社会舆论与秦汉政治》,载《古代文明》第2期。

 



[1]   《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征聘部》所谓“秦以季春聘士”,黄留珠先生认为明显本自《吕氏春秋季春季》。

[2]   宋人陶岳《零陵总记》载:“周贞实,零陵人也,居淡山石室中。始皇下诏征之,三征,皆不就。”《秦集史·人物传二十之二》录《湖南通志》二四一引。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则明确称周贞实为隐士:“秦时有隐者曰周贞实,尝隐于岩中。始皇好神仙方士,或荐贞实。始皇召之,使凡三往,贞实不起,遂化为石。”四库全书本。

[3]   师古曰:佚与逸同也。

[4]   师古曰:《论语》孔子陈帝王之法云:“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人,天下之人归心焉。”故此序引之也。

[5]   其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鄙谚曰:“莫众而迷。”今寡人举事,与群臣虑之……’”

[6]   西晋皇甫谧《帝王世记》曰:伊挚丰下兑上,色黑而短,偻身而下声,年七十而不遇。汤闻其贤,设朝礼而见之,挚乃说汤致于王道。

[7]   东汉初的冯衍曾以“昔伊尹之干汤兮,七十说而乃信”的典故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情绪(《后汉书·冯衍传》)。

[8]   《集解》应劭曰:在辽西令支。《正义·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

[9]   《集解》如淳曰。

[10]   《史记》引《楚汉春秋》云:董公八十二,遂封为成侯。(《史记·高祖本纪·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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