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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牒研究出现“文化转向”

发布日期:2016-04-16 原文刊于

谱牒研究出现“文化转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321日第929 

 

   作者:汪润

 

 

 

 

  【核心提示】在以往的社会史研究中,套语是一种“隐性”的存在,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新文化史视野下,套语则成为新的关注对象,其背后的文化内涵逐渐得到彰显。从文化层面分析家族社会的运行机制,有助于宗族史和谱牒研究的扩展与深化。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史学界兴起的“新文化史”在研究视角上对社会史产生较大冲击。受其影响,社会史研究在对象选择和方法解读方面出现新变化,社会结构背后的文化内涵、象征意义以及文化建构的过程成为研究主题。换言之,如同新文化史一样,社会史正在经历“文化转向”。从国内社会史研究现状来看,宗族研究是古代社会史特别是明清社会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近十余年来,由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从墓祭和祠祭等仪式来探讨家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形态,逐渐取代以往主要关注族谱、祠堂、族产等宗族设施和社会形态性质,并越来越倾向于探讨家族背后的文化建构与想象的联合体。在宗族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的趋势下,对以族谱、碑谱为主要载体的谱牒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其背后的文化生产与建构过程。

 

  宋代修谱模式成型

 

  在中国宗族史上,谱系对家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历代都有专门的谱牒学。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到汉代以降的碑谱,广义上说都是不同的谱牒形式。宋代以后,新修族谱多以欧阳修、苏洵的族谱序为标榜,族谱序跋逐渐模式化。明代初期,家族组织逐步制度化,多以朱熹《家礼》为理论依据,朱熹的影响从福建扩大到中国内陆地区。

 

  从宋代至明清,族谱序的文体建构逐渐完善统一,开头套语多是统论修谱的功能,然后介绍家族起源与支派。明清族谱也多将建谱的形制与功能追溯到欧阳修。他强调谱牒的功能是明世系、合宗族,这一点为明清族谱碑刻等广泛继承,成为修谱的首要目的。在《罗氏族谱序》中,欧阳修开宗明义地写道:“谱牒之作何为也?所以别亲疏,明世系,正根本也。尝观太史公自叙家世,更历虞、夏、商、周、秦、汉,上下数千年,受姓别氏,至详至实”,“然谱贵详实,不详实则诬,诬则不孝,反不若无谱之为愈也。”他反复强调世系详实的重要性,既要包括时间的连续性,又要有长幼尊卑的序列。世系直接关乎儒家的孝道原则,他在《文忠公谱图序》中认为:“然传于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欧阳修之所以着重登科与入仕的作用,也是在提倡儒家的伦理道德。

 

  苏洵在《老泉祖族谱引》中也写出了儒家的孝悌观念,“观吾之《谱》者,孝弟(同悌——引者注)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见于亲,亲见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缌麻,而至于无服”,“喜不庆,忧不吊,则途人也。” 这段话指出亲属与五服的关系,族谱的意义就是明支派,而后亲属的关系网络方能稳定。亲属关系网络需要仪式来维持,故有婚丧嫁娶等不同的人生礼仪。家族活动可以拉近人际关系,有助于家族的维系。

 

  朱熹继承欧阳修和苏洵的谱牒观点,他在《胡氏族谱原序》中写道:“谱,古所重也。苏、欧继作,谱之典益著。是典也,将以明本源,序尊卑,别亲疏,辨异同也”,“志苏、欧之志,法苏、欧之法,其亦今日之苏、欧者。”可以断言,在朱熹生活的时代,名门望族在修补族谱时,已经遵循欧阳修和苏洵的体例。朱熹又在《邓氏族谱原叙》、《暨阳濂溪周氏世谱序》等族谱序中多有类似表述,例如,“夫谱为何而作也?孝子顺孙纪祖功宗德、垂统传绪。族属虽疏远,实录其源流,使后世知为一本”,“夫谱何为而作也?所以明氏族,别系绪,俾昭穆相承、亲疏有叙而作也。”从此,这种写法几乎成为族谱开头的固定套语。

 

  经过欧阳修、苏洵、朱熹等人的反复阐述与实践,世人对族谱的结构、功能有了共识。族谱开篇的序言往往使用相似的套语,以说明修谱的宗旨符合儒家观念。

 

  元明时期族谱模式渐臻完善

 

  欧阳修、朱熹等人不断强调编修族谱的重要性,并确定了族谱的功能与结构,使得儒家伦理成为族谱书写过程中的核心观念。元代王行简在《束氏族谱序》中写道:“族之有谱,其来尚矣……近世苏明允(苏洵,字明允——引者注)谱、欧阳公谱图、游默斋(游九言,号默斋——引者注)世谱,皆论撰先世之美,以明著后世者,良有以也”,直接写出了族谱形制的源流,说明欧阳修、苏洵所做族谱已经成为一时的典范。元人杨维桢《边氏宗谱叙》写道:“夫家谱之设,即古大宗小宗之法,所以序天伦、别亲疏、敦礼教者”,也是强调族谱的功能与宗法制度是一致的,说明宋代奠定的族谱序模式已被元人接受。

 

  明代族谱序中,宗法制度、儒家伦理已经成为经常重复的套语。明代大儒宋濂更加强调族谱的功能与意义以及欧阳修、苏洵的创造性,他在《桃溪杨氏宗谱序》中认为:“国有史,家有谱。史者,载治乱、志安危,历朝之大帐簿也。谱者,溯本原、详支派,一族之大帐簿也”,“有宋欧阳文忠公修、苏明允先生洵,创造谱系以联属之,探本穷源、敦宗睦族之道,于斯而寄。”这段话首先把家谱与国史等量齐观,从而强调家谱的重要。其次,明确了谱的作用是溯本原、详支派。最后,简述了宗法问题在欧阳修和苏洵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方孝孺所撰《重修范氏族谱序》也持类似观点:“夫族之有谱所从来矣,其义与国史、玉牒并重,虽纤洪广狭不一,要以征往而鉴来均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看出,明代修族谱时,一方面,大多强调明世系合族的功能,秉承欧阳修、苏洵和朱熹等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另一方面,将家史与国史类比,提高了族谱的象征意义。当然,也有些族谱直接记述始迁祖的行为事迹,没有采用修谱常用的套语。在继承宋人族谱规范的前提下,明代加强了族谱序开篇套语的解释力度和范围。

 

  清代谱牒套语简化

 

  清代谱序套语则明显简化,多使用“从来根之深者叶自茂,源之远者流自长”,“人生之有祖宗,犹木之有根本,根深则本厚,本厚则枝荣”之类措辞。此外,以“家之有乘,犹国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国有史,家有谱”等开篇者也比较多。使用套语的序数量虽多,但所占篇幅多为一两句而已。这种开篇套语基本可以视为一种不再讨论的前提,可以经常使用。这本身就是儒家文化不断深入人心然后内化为习惯的表现,自然很少有族谱编纂者对这一宗法制度做过多的讨论。

 

  当这种套语成为一种文体结构被广泛使用时,类似的体裁形式自然会出现相同的套语使用情况。例如,在家族坟地上的碑谱,从广义上说也是一种家族谱系,但是由于材质不同,常用的套语相对于族谱序而言更为简略。乾隆十六年(1751)北京的《王氏世谱碑》云:“从来源之远者流必长,根之深者末自茂。此固理所必然,而亦势所不得不然者也。因笔之谱,勒於石,以志不紊云。”措辞十分简短,写作格式与族谱类似。从此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通过追述祖先世代以明系谱,乃是理所当然。又如,道光十一年(1831)《刘氏先茔碑》写道:“从来户大者必分宗,承先者宜继后。水源木本之思,不胜有怀始思初之感。”道光《杨氏先茔碑》云:“尝闻:源远者流长,水源可溯;根深者叶茂,木本堪寻。今之建茔于斯也,岂可苟焉而已哉!于是探本寻源,敬志所考。”此碑记述了其家从迁入、占籍、建茔,到后来数次迁茔的情况。所述谱系,大体是从远祖到四代孙建祖茔,经六七代人完成了从定居到拥有户籍,再到建碑于墓的过程。

 

  立碑谱的时间在逻辑上应该早于修族谱的时间,因此在族谱的具体编纂过程中,大多会借鉴碑谱资料。在碑谱撰写的过程中,也必然受到同时代族谱的文体影响。所以,明清时期的家族碑刻资料,同样使用宗法制度方面的一些套语或表述方式。

 

  加强谱牒套语研究

 

  以新文化史的视角来看,谱牒不仅是一种史料记载,而且是一种家族与儒家文化的共同建构。家族建构既是实在的组织建设过程,也是传统文化不断被利用与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家的宗法制度以及朱熹等人的家族建构设想成为最实用、最直接的资源。如果说宋明对宗法与家族建设在族谱序的讨论还相对较多,那么清代大部分族谱序只是在使用儒家的套语。这表明儒家文化内化为一种写作方式,以套语的表述形式被认可和使用,这是文化表述的维系与再创造。

 

  碑谱等相类似的文体,虽然材质不同,但也同样使用相似的套语,这说明写作和套语的使用方式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具有活力。套语本身可能是一个比较“虚”的词句,但其背后的文化社会环境却是实实在在的,显示了明清时期家族建设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需要。在以往的社会史研究中,套语是一种“隐性”的存在,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新文化史视野下,套语则成为新的关注对象,其背后的文化内涵逐渐得到彰显。从文化层面分析家族社会的运行机制,有助于宗族史和谱牒研究的扩展与深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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