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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儒刊刻《传习录》的旨趣

发布日期:2015-06-30 原文刊于
汪学群

提要:有关《传习录》的研究已往多侧重于其刊刻形成的过程,而本文以《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所收入的序、跋、小引等,分析明儒对《传习录》的刊刻及旨趣,并以此说明王阳明思想在明代中后期影响如此之大,与明儒刊刻、传播及阐释此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传习录》  刊刻  旨趣

  

     《传习录》是王阳明与友人及学生讨论学术问题的记录,属于语录体。“传习”一词出自《论语·学而》“传不习乎?”朱熹注此说:“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此录上卷主要由徐爱(字曰仁,号横山,14871517,浙江余姚人)、陆澄(字符静,浙江吴举人)、薛侃(字尚谦,号中离,?—1545,广东揭阳人)所录,他们既是记录者也是提问聆听者。中卷里的书信,计有《答顾东桥书》、《启问道通书》、《答陆原静书》、《答欧阳崇一》、《答罗整庵少宰书》、《答聂文蔚》等,与友人讨论学术问题,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教约等,则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仍为语录,后附《朱子晚年定论》。《传习录》作为语录体包括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是一部阐释儒家经典的学术著作。如关于《大学》今本与古本、亲民与新民,以及格物等都是通过徐爱与王阳明的问答而诠释的。

有关《传习录》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刊刻形成的过程,而本文拟以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所收入的序、跋、小引等,分析明儒刊刻《传习录》的旨趣(宗旨、用心),并从这个角度展现一下王阳明思想的传播。

 

                           一、《传习录》的增补与刻成

《传习录》最终成书有一个增补的过程,大体包括《初刻传习录》、《续刻传习录》、《传习续录》、《传习录》三卷几个阶段。[1]

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弟子薛侃刻《传习录》于江西虔州为三卷,即今《传习录》上卷。计有129条。依次是徐爱录14条,陆澄录80条,薛侃录35条。前有弟子徐爱序。此序讲述了此前门人有私录王阳明论学语,徐爱因此也想录,征求王阳明的意见。王阳明以用药与治病为喻:圣贤教人如医生因病而立方,其间也要根据病人的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有所增减,关键在于治病。最初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药方,如拘泥或执着一种药方,便是害人。他说:“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赘疣。若遂守为诚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2]徐爱意识到王阳明传道重在教化而不在语言,当然不愿意把语言备录成文字乃至于刊刻成书,这样做恐使自己的思想教条僵化,妨碍其传播及应起的作用。但他还是备录王阳明论学语,其理由是:第一,如果弟子们常常在老师身边,聆听教诲就不会多此一举。事实是这些弟子常不在老师身边,彼此间也不常聚会,既不能聆听教诲,也不能相互砥砺,难免堕落或颓废。第二,这些弟子对于老师的话不能身体立行,讨诸实践,那我将是罪人。也就是说徐爱备录王阳明论学语,不在文字而在践履,实践老师的思想,起到教化的作用才是录刻《传习录》的目的。[3]

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字符善,号瑞泉,14871541,陕西渭南人)刻《传习录》于越,为《初刻传习录》,包括论学书九篇,即答徐成之二书、答顾东桥论学书、启周道通书、答陆元静二书、答欧阳崇一书、答罗整庵书、答聂文蔚书,合为共二册。钱德洪(字洪甫,号绪山,14961574,浙江余姚人)又增《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即今《传习录》中卷。南大吉作为王阳明的弟子亲炙其教诲,初刻《传习录》刊行后,朝观而夕玩,口诵而心求,对《传习录》笃信不疑,而且窃见其中的大道,以为此录囊括天地宇宙万物,反映人心之所同然,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也有感缺略,因此,命令胞弟南逢吉重刻《传习录》。同年,南大吉作序称:“天下之于是《录》也,但勿以闻见梏之,而平心以观其意;勿以门户隔之,而易气以玩其辞。勿以《录》求《录》也,而以我求《录》也,则吾心之本体自见,而凡斯《录》之言,皆其心之所固有,而无复可疑者矣。”[4]要以平心而不是以闻见、以易气而不是以门户、以我而不是以《录》本身看待《传习录》,一句话,以我心与《传习录》相互印证,这既是体现《传习录》的不二法门,同时也反映他续刻《传习录》的旨趣,旨在使大道明于天下。

嘉靖七年(1528)冬,王阳明去世以后,钱德洪与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81583,浙江山阴人)奔丧至上饶,向同门征集老师遗言。嘉靖十四年(1535)年,钱德洪在苏州刻成王阳明《文录》,《传习录》所载下卷既以编入《文录》书类,于是摘《文录》中问答语,仍书南大吉所录以补下卷,又采陈九川(字惟浚,号竹亭,明水,14941562,江西临川人)等所录,得二卷。本想附为续录,钱德洪恰遭丧母,书并没有刻成。嘉靖三十二年(1553),恰好阳明诸弟子相会于南京,钱德洪与何迁、刘起宗(字宗之,号初泉,1538进士,四川巴县人)商订旧学,认为王阳明教人宗旨集中在《传习录》,希望增刻成书。于是刘起宗回到宁国,与泾县知县丘时庸商量,捐资刻《传习续录》于水西精舍,即今天的《传习录》下卷。[5]

嘉靖三十五年(1556),钱德洪刻成下卷之后,又易中卷为问答语,合并编成上、中、下三卷,刻于蕲之崇正书院。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编《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传习录》上卷为第一卷,中卷为第二卷,下卷为第三卷,钱德洪附以《朱子晚年定论》,学者以此为最完备可靠之本,四部丛刊影印隆庆六年刊本,即今天的《传习录》。

对于徐爱、钱德洪、王畿等人的贡献,嘉靖三十七年(1558),唐尧臣《传习录》序认为,王阳明之学由徐爱等记录学习而开始专门化,又由于钱德洪、王畿等而得到传。具体地说,徐爱首先编《传习录》并以此开示来人,于是朋至信孚,而良知之说得以广泛地传播。钱德洪、王畿笃守师门之说,竭力推广师教,使王阳明思想进一步光大,王门后学遍及各地。[6]崇祯五年(1632),陈龙正在《传习录小序》中指出:自徐爱编《传习录》之后,陆澄、薛侃加以完善,即现在的上卷。其后陈九川等又各有记,钱德洪又作补遗,总名《传习续录》,即现在的下卷。中卷有答顾东桥等人七书,最后附以《训蒙条教》。上下卷都是王阳明弟子自记请政与所闻答问之词,大都切于明道,最好编在前面,中卷书札虽然是论学,但论学者并非只有七书,为何只有七书《传习录》。于是把这七书移入二卷书札中,《训蒙大意》移入五卷文移中,不过是各从其类。对于《传习录》原本所载漫无关系、有彼此并记、意同事同而文字稍有差异等,做了一些必要的删节,论学答问保存不变,仍为上下二卷。自顾东桥至聂文蔚共七书原为南大吉编入《传习录》中卷,现移入书类。至于答顾东桥第七条,即钱德洪所说的拔本塞源论,“尤诸书之统宗汇源处,实千年以来未闻之眼,宜潜心熟玩焉。”[7]对王门诸弟子如徐爱、陆澄、薛侃、钱德洪、陈九川等都予以肯定,以为他们编辑《传习录》不仅使此《录》得以成完书,而且也使王阳明的思想得以传播。

钱德洪把《朱子晚年定论》作为附录刊入《传习录》,朱文启、朱文教重刻《传习录》加以继承。万历二十一年(1593),陈九叙(福建漳平县人)序认为:对于《朱子晚年定论》之论定与不定、之年晚与不晚,不足以深辨。关键在于考衷于《传习录》以识其宗,参伍于《朱子晚年定论》以识其谬,于是乎因朱熹以得王阳明,因王阳明以得孔子一贯之旨,也在于学者自得而已。[8]朱陆异同演变为朱熹与王阳明异同,陈懋德在回答此问题时认为:朱熹晚年悔悟,“因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人不昧,则是做工夫的本领。若不察良心发见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在他看来,朱熹也讲良心,与阳明倡良知是一致的。[9]

 

二、《传习录》的各地刊刻与传播

为了传播王阳明的思想,其弟子及后学在各地刊刻《传习录》,以下举些实例加以说明。

福建之刊刻与传播。聂豹(字文蔚,号双江,贞襄,1487-1563,江西永丰人)认为,《传习录》为王阳明针对不同学生或在不同地方的问答,而且录自于多人之手,因此难免有重复,“间尝与陈友惟浚,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刻之于闽,以广先生之觉焉。”[10]陈惟浚即陈九川为阳明弟子,从聂豹的序可知他们曾在福建刻《传习录》,《传习录》在福建传播推广阳明学。嘉靖年间进士朱衡序称:沈宠(字思畏,号古林,1537举人,南直隶宣城人)推崇王阳明之学,考查闽地闲暇之际,取《传习录》、《大学问》、《朱子晚年定论》,手订付梓,在诸学宫弟子员中传播阳明学,嘉惠地方士人。周敦颐之学由二程发扬光大而且南传,于是开八闽道学之盛,王阳明之学也南传,沈宠功不可没。沈君笃信力行,自成自道,于阳明学上溯至濂洛之源,使孔孟之学光大于今日,也希望诸生为弘扬阳明学而努力。[11]

甘肃、陕西之刊刻与传播。《续刻传习录》有闾东刻本,嘉靖二十九年(1550)秋八月,闾东作序道出续刻缘由,其一,《阳明先生文录》刻于姑苏,《传习录》刻于赣,继又有薛侃刻其《则言》,然而相传不多得,同志者未得合并以观全书,每有遗憾。其二,他自己“按西秦,歴关、陇,见西土人士俊髦,群然皆忠信之质也,因相与论良知之学,尽取先生《文录》,附以《传习录》并《则言》,共若干卷刻之,愿与同志者共焉。”[12]这是关、陇之刻,并推展王阳明思想。

湖南之刊刻与传播。孙应奎(1529进士,字文卿,号蒙泉,浙江余姚人)官至右副都史,总理河道,后左迁山东布政使。孙应奎为王阳明弟子,嘉靖三十年(1551)五月作序称:曾在天泉楼聆听老师讲《大学》首章,王阳明讲到“致知格物”时说:“知者,良知也,天然自有即至善也。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格者,格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格之,斯实致之矣。”再见面时,王阳明又手授《传习录》,而且说:“是《录》吾之所为学者,尔毋徒深藏之可也。”[13]孙应奎一生历经仕宦,走访先贤遗迹,感慨颇多,尤其是有感于王阳明所倡之道不彰显,因此急切希望豪杰出来帮助他传播。他巡衡州,恰好湛若水的弟子蔡汝楠(字子木,号白石,15141565湖州德清人)知湖南衡州,始终以礼教民,民风渐趋循谨,又兴学课士,简拔贤才,究心于性命之学。孙应奎见他如此热心,于是把王阳明亲授的《传习录》交与他,刊刻于石鼓书院。他们认同性灵在人,这也说明传播阳明思想的人与王阳明本人存在着一种默契,他们之间的性灵是相通的,通过此种传播,王阳明学说与德行进一步光大。[14]曾学博在湖南刻《传习全录》,刻成后请查铎(字子警,号毅斋,1516-1589,嘉靖年间进士,南直隶泾县人)写序,查铎讲王畿、钱德洪之学,后进多归之。为此作序称:醴陵曾学博对王阳明致知之学有所得,他接受委任经过星沙时,与曾学博畅谈有意刊刻《传习录》,又见从者积极响应,于是共同出资刊刻《传习全录》于学宫,以便进一步阐扬致知之旨。[15]

江西之刊刻与传播。王宗沐(字新甫,号敬所、樱宁,1523-1591,浙江临海人)序说:《传习录》为弟子们记录王阳明论学之书,各地刊刻颇多,而唯独王阳明讲学重地江右却没有刊本,因此,他恭请当地官员刊刻《传习录》,以及王阳明相关著述,共得十一卷,刻成后置于学宫,以便众生员阅览传播。[16]钱启忠(字沃心,浙江人)、金正希(金声,字正希,安徽休宁人,崇祯进士)《重刻王文成传习录》。崇祯三年(1630),钱启忠在作序称:“因以金正希所手订者请之学宪云怡陈公付诸梓,以公同志,而赞数语于末简。”[17]陈云怡即江西按察司副使陈懋德,他在钱刻序说:但愿学习王阳明之学,先扫陈见,平心和气,读其书、知其人,致力于其宗旨所在并亲身实践,与真师良友相互切磋,至于虚实、禅否,取决于自己的理解,“此吾友金正希、钱沃心刻《传习录》意也”。[18]道出自己的友人金正希、钱启忠重刻《传习录》的本意。此崇祯二年(1629),江西建昌人熊德阳序中记述,钱启忠中进士时就请求恢复当地书院。后来任地方官,说:“是周、朱、陆、王诸先生之遗业,在白鹿可按也。”钱氏刚一到任立即清刑疏滞,明禁敕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政令畅通,士风得以改善。闲时“集诸英,携较执,因梓金太史公所批点《传习录》,以广其传,甚盛心也。”[19]

河北的刊刻与传播。嘉庆三十年(1551),杨嘉猷刻钱德洪原本,并附录《咏学诗》、《示徐曰仁应试》、《谕俗》四条,《客坐私祝》诸篇,总名《传习录》。嘉靖十七年(1538)杨嘉猷任职于信都(今河北冀县),每月初一及十五,与博士彭君等人谈及《传习录》中语。彭氏以为《传习录》在燕赵大地并没有流传,希望联络爱好者刊刻。杨嘉猷从所藏箧中出钱德洪刻《传习录》原本,交给诸位同道校正缮写,又增补王阳明所尝咏学诗与诲语之切要,刊行出版。[20]其弟子白源深跋说:王阳明《传习录》旧有刻本,冀人并未见到,“会我师杨盖翁守冀,雅向文学,葺古井遗迹,群诸生为课,津津诲及《录》中语。深等倾心服绎,恳求梓之,以公燕赵间。刻甫竣,而师有延安之陟矣。”[21]真定府儒学生员许有声跋称:王阳明得圣学渊源,一时名公亲承绪论而无不珍录家藏,北方学者却尚未得其要领。杨嘉猷尝从杨复所游,得其宗。任职冀闲暇之时与诸门生弟子开明指示,于是出所藏《传习录》重刻广其传,嘉惠后学,其用意深厚。[22]著名学者焦竑(字弱侯,号澹园,15401620,江苏江宁人)也作序褒奖,说:“杨侯为冀州守,修政之暇,思进厥士民于学,而刻是编以嘉惠之。”古语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学习《传习录》就是学道爱人。冀州地方百姓都以爱人来检验杨嘉猷的功绩,杨嘉猷又以此来检验地方百姓,《传习录》所载之道光大于地方,一洗学者以往之旧习。[23]

浙江的刊刻与传播。刘宗周序说:“裔孙士美,锐志绳武,爰取旧本,稍为订正,而以亲经先生裁定者四卷为《正录》。先生没后,钱洪甫增入一卷为《附录》,重梓之,以惠吾党,”并请刘宗周写序。[24]

 

                           三、《传习录》宗旨的阐扬

明儒刻《传习录》旨趣在于阐扬其宗旨,这对进一步促进阳明学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

针对阳明后学对王阳明学说理解所出现的偏颇,钱德洪在为闾东刻《传习续录》写序时强调要端正师门宗旨。大意认为,王阳明平时论学未尝立一言,只是揭示《大学》宗旨,指示人心。称《大学》之教自尧明德睦族至孔子而复明。其大道不过是从身以至家国天下,由初学以至圣人,彻上下,通物我,吾心无不具足,此为性命之真,圣学之规矩。规矩铺陈之后,运用之妙悟则在于人。诸弟子各得所趋,但不知其所由入。这里指的是,王阳明去世之后,钱德洪自谓,领悟未彻,又不肯加百倍之功,而同门又归散四方,各以所得引接来学,在传演中出现两种偏向:“执规矩者,滞于形器,而无言外之得;语妙悟者,又超于规矩之外,而不切事理之实。”近些年来,诸弟子相聚共同切磋,体会阳明的教训,逐渐地意识到师门立教的良若用心,“盖其见道明彻之后,能不以其所悟示人,而为未悟者设法。故其高不至于凌虚,卑不至于执有,而人人善入。此师门之宗旨,所以未易与绎也。”[25]规矩与妙悟本来相互包蕴,将规矩僵化或置妙悟于规矩之外都是不可取的。针对阳明后学所出偏颇,钱德洪借《传习续录》刊刻之际写序,阐述端正阳明论学宗旨,目的是使阳明学沿着正确地方向发展。

明儒对《传习录》中“传习”二字做了详尽的解读,突显“传习”的要义。

聂豹认为:《传习录》是王阳明门人记录王阳明所传者而习之之书,“传习”二字取《论语·学而》“传不习乎”之义,所谓传习,“匪师弗传,匪传弗觉,先生之所以觉天下者,其于孔门何以异哉?夫传不习,孔犹弗传也。”所传习的内容是良知,良知,“通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忍其毒而弗之觉,犹弗知也。此先生之传,殆有不容已焉者耳。”[26]传习的最终目的在于知觉,尤其是觉,觉是领会并真正实践良知,这既是对传习字义及内容的解释,也阐扬王阳明教人的宗旨。

嘉靖三十年(1551),蔡汝楠谈及《传习录》,以为是王阳明门人录师传之指,为的是相与习之,遵循王阳明之道,反身而自得,希望诸位同志为此做出努力,如此才不辜负王阳明传教之意。他认为,王阳明最得孔子真传,此《录》名为“传习”,其“传习”如同颜回、曾子独得孔子宗旨而加以传播,《传习录》的流传体现传习王阳明良知之训。[27]嘉靖三十七年(1558),唐尧臣说:“先生之教,《录》可得而载也,其所以为教,录不可得而载也。信以不言,成之默契,传必求其可习,习不失其所传,存乎人焉耳。噫!微斯人,吾谁与归?”[28]所载即是《传习录》中的王阳明之教,所不载指《传习录》所包含的意蕴,需要在具体地实践中发挥展现,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许有声跋杨刻说:少年时便知道王阳明,稍长知学自谓已经理解王阳明的学问,师从杨嘉猷之后得其心传,才意识到以前并未真正了解王阳明。于是常与杨嘉猷质疑问难,渐次参合,对于格致博约之旨、择善固执之说,可谓殚精苦思以至于忘寝食,终于一朝恍然,开始真正理解阳明的思想。他不仅经常虚心阅读《传习录》,而且时时以实践参验,检讨自己的过失。“如第耳食是《录》,而不深味,则传之不习也,非先生重刻《传习》意矣。”[29] “传习”二字落在习上,体会其中的意蕴才是杨嘉猷刻《传习录》的本意

“传习”在于传心。嘉靖年间,江西提学副使王宗沐修王阳明祠,在江右刻《传习录》,诸弟子请他写序,他认为,你们希望我写序,而“言非先生(阳明——引者)得已也。”“且尔亦知先生始得之勤也,而其后之不能无忧乎?”这里所讲的“言”应指王阳明的心。如果因袭王阳明之语以求人,即使句句不差,但无当于心,也失其言。在阳明看来,心不息,则万古如一日;心不息,则万人如一人。什么是王阳明的“始得之勤,而今之不能无忧也”呢?从事于心,敏慧而犹有不及,对于言有所不暇;从事于心,精明而后知所失,对于言有所不敢。默识深思,承担负荷,这是我与你们今日要继承王阳明的。门人又问《传习录》难道就不刻了?王宗沐答:如果拘泥于书本刊刻,书是否刊刻并不重要,当然书不传,王阳明之心不彰显。聪颖之人并不依赖于书,他可用心体悟,而需要开导者离开了书则不行,如同渡江离不开船一样。“求之于心而得,则先生之言庸以相印;求之于心而不得,则由先生之言而思焉,而力焉,而本体固可见矣。”[30]他举春秋晋国赵简子立储例子:赵简子有二个儿子,长子伯鲁,次子无恤。将要选出继承人,不知道该立谁好。于是在两片竹简上写了训诫分别给他们。三年后,赵简子先问伯鲁,他忘记了,问他的竹简哪里去了,已经丢失了。又问无恤,他背诵已很熟练了,问他的竹简在哪里,从袖子中把竹简上呈给赵简子。以此告诫诸门人志各有适,关键在于用心体悟。

除讲心之外,也要尽性。孙应奎受业王阳明,也讲良知之学,在刻《传习录》时尤主“学以尽性”。蔡汝楠作叙予以发明,认为王阳明的学问在于致知,而孙应奎概括为“学以尽性”,这是为什么?蔡自答道:人之有心,性是吾心之体;心之有性,知是吾性之灵,致知与尽性是一致的。就思想而言,传而习之,即是传习致知尽性之说,如此才不负阳明弟子所录及孙应奎亲授《传习录》所托。还要格物致知,唐尧臣说:“所谓格物致知之论,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31]王阳明以心即理来诠释格物致知,与朱熹穷事物之理、格身外之物迥然不同,在王阳明那里,认知或价值判断的主轴由外转向内、由物转向心,开创了一条新学路。

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是良知,《传习录》对良知做了系统的阐释,明儒也给予充分地发挥。

查铎自谓早年跟从师友学习也有许多年,但仍穷于圣贤语言文字而未能入门,直到在楚地任职以来,才“稍稍收敛精神,默识而体验之,始知所谓良知即此心之觉,所谓致知即此心之常觉也。随人各足,原无欠缺,有感即通,原无等待,虽当昏迷之时,此知自不能息,忽焉有觉,则本体洞然。”“此人心本然之良,天之所以与我者,本如是也。”[32]查铎讲王畿、钱德洪之学,为阳明后传,领悟阳明良知之教乃吾心之觉悟,而良知为人本有,所谓吾性自足,关键要在于此心之觉悟,本体洞然即良知显现,发明良知之旨。

钱启忠认为,王阳明发明良知之学,一时诸贤相与唱和,其“大旨载在《传习录》。”[33]如天泉证道直指人心未发以前本旨,揭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四语,作为宗门口诀,此为上根人立说,到此天机泄漏,千百年来即便是颜回、子思也未曾道及,而这是王阳明从千难万险中得来的,钱启忠以为我辈如果不经过万死一生恐怕也不能体悟,当务之急是以实际行动践履良知。

有人指王阳明良知为禅、玄虚、笃行君子多有不满,陈懋德对此回答:良知两字并非开始于阳明,原本是孟子提出的,难道孟子也是禅吗?当然不是。良知最初所表现的孩提爱亲,稍长敬兄,爱亲敬兄难道是玄虚吗?”他分析良知之学失真的原因,一是“聪明浮慧,掠前人光影,而误以任性为良知”,一是“义路胶滞,喜翻前人公案,而谬以执见救良知”。[34]

 王阳明讲良知,又讲致良知,良知前面一个“致”字,体现良知是实践中的良知,致良知是良知显现的过程,明儒充分发挥了这一点,也即把良知付诸实践,期以起到改造人心、革新政事、扭转世风的作用。

陈九叙序朱文启、朱文教重刻《传习录》说:“重刻者何?广先生之教也。”[35]王阳明崛起于越,深感后世言语文字之敝,以至于学者困于书册,特揭“致良知”三字,此为阳明之教,“致良知”之教起到扭转人心世风的作用。既然坚持王阳明之教,就不应该以言语文字求阳明之书,失去阳明之所以教,而应以教化为宗旨,这才是重刻《传习录》的用心与目的。

杨嘉猷在《传习录》刻成之后告诉诸生,《传习录》大旨在“致良知”三个字,王阳明之意在于使学者反观默识自得其所以为心,时时收摄,时时体验,这就是孔子所谓知及仁守,孟子所谓知皆扩充而已。“致良知”本义并非弃伦常而事虚寂,如果学者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不做出实际的努力,那么不过买椟还珠、只增一番理障,如此刻《传习录》有何益?诸生听后称是。[36]

选贡张可大跋杨刻认为,《传习录》为王阳明所传,起初对杨嘉猷为诸生重刻并不理解,后来如梦方醒,于是验证杨公治冀的业绩,如所谓的调徭马、修荒政、省烦费、除寇剪奸等,一切本着与民休息的方针,虽然未曾有像儒家讲学沾沾自喜之状态,而所做一张一弛,皆从心性中流出,且自然而非刻意。于是了解杨公的学问是实学,如果说他求诸语言文字也是不对的。《传习录》刻成,张可大恐怕读《传习录》者拘泥于语言文字,辜负杨公一片苦心孤诣,于是作跋加以说明,希望诸位同仁理解。[37]白源深跋杨刻强调良知事功,《传习录》的核心在于致良知,良知是心,心无所不有。尧、舜所传的精一执中之旨,《论语·子罕》讲的“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其“空空”形容诚恳、虚心的样子,似一无所有而无所不有。颜回的箪瓢屡空而“不改其乐”,所谓安贫乐道等,到阳明的良知,可谓一以贯之,或者说王阳明继承发扬尧、舜、孔、颜之旨。他说:“有兹《录》在,又将以师之刻而常醒。顾冀之士醒,宁忍延之士梦哉?师之刻兹录也以为重,冀之捧兹刻也以为创,盖日月重明,光景常新,《传习录》之刻于冀,其日月也夫。”[38]杨嘉猷刊行《传习录》旨在时刻以此来警醒训诫后学,另外,他把良知之学运用于吏治,开出吏治新局面。这是对阳明学术的最好师承。

崇祯二年(1629),熊德阳序说:近年来富贵利达之徒厉禁讲学,以至于人心漫漫,恐导致无父无君、禽兽夷狄之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间,身心治乱之间,为世运之治乱所系。因此学问一途为君子反经之术。而“拨乱而反之治,非倡明此学(阳明学)不可。”[39]他希望有志君子实实体认,不要昧其良知,而是致其良知,使其彰显,如阳光一照而魑魅自消,也即回归人的本性。同时也告诫切不可把《传习录》当成语言文字,而是要真心实践,以改造人心世风为目的,并期待在转移世道人心方面要超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构建崇祯时期的新气象。

明儒增补与刊刻《传习录》,为其最终成为完书做出贡献,也为后学研究提供较为精准可靠的版本,而各地域的刊刻则有力促进了《传习录》的传播,明儒在《传习录》中的序、跋、小引等阐释王阳明的思想,推动阳明学研究的深化。应该说,王阳明思想在明代中后期影响那么大,与明儒(弟子及后学)刊刻、传播及阐释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刊载《船山学刊》2015年第1期)

 

 

 

 



[1] 参见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集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711页。

[2]王阳明语见徐爱《传习录序》,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0页(以下略引)。

[3]参见徐爱:《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一册,第20802081页。

[4]南大吉:《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096页。

[5]见嘉靖三十三年六月钱德洪:《续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099页。此序载于嘉靖三十三年《传习续录》闾东刻本卷首。

[6]参见唐尧臣:《读传习录有言》,《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3页。

[7]陈龙正:《阳明先生要书序例·小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70-2171页。

[8]陈九叙:《重刻传习录引》,《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23页。

[9]陈懋德:《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6页。

[10]聂豹:《重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01页。

[11]参见朱衡:《重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1页。

[12]闾东:《重刻阳明先生文集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07页。

[13]王阳明语见孙应奎:《刻阳明先生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01页。

[14]孙应奎:《刻阳明先生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02页。

[15]查铎:《刻传习全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3页。

[16]参见王宗沐:《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05页。

[17]钱启忠:《重刻传习录后叙》,《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33页。

[18]陈懋德:《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6页。

[19]熊德阳:《重刻王文成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7页。

[20]杨嘉猷:《重刻传习录小引》,《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8页。

[21]白源深:《重刻传习录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9页。

[22]许有声:《重刻传习录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10页。

[23]参见焦竑:《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25页。

[24]刘宗周:《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27页。

[25]钱德洪:《续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099页。

[26]聂豹:《重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00页。

[27]蔡汝楠:《叙传习录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03页。

[28]唐尧臣:《读传习录有言》,《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3页。

[29]许有声:《重刻传习录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10页。

[30]王宗沐:《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052106页。

[31]唐尧臣:《读传习录有言》,《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3页。

[32]查铎:《刻传习全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2页。

[33]钱启忠:《重刻传习录后叙》,《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33页。

[34]陈懋德:《刻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5-2206页。

[35]陈九叙:《重刻传习录引》,《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122-2123页。

[36]杨嘉猷:《重刻传习录小引》,《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8页。

[37]参见张可大:《重刻传习录跋》,《王阳明全集(亲编本)》第六册,第2208-2209页。

[38]白源深:《重刻传习录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9-2210页。

[39]熊德阳:《重刻王文成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2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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