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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与清代公羊学风的转变

发布日期:2016-04-16 原文刊于
郑任钊

  杨向奎先生说:“清代从庄存与到陈立这一批公羊学者中,可以称作思想家者当推龚自珍。”[1] 清代公羊学自庄存与发其端,至嘉道之时已蔚为大观,庄存与《春秋正辞》、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凌曙《春秋公羊礼疏》等公羊学的专门著述相继问世。这些著述,无论醇驳密疏,不外乎总结义例,整理统绪,阐发微言大义,拓展公羊学理论基础。这些公羊学者,所做的基本上还是一个纯学术研究的工作,虽然他们亦推崇通经致用,但明显是通经有余而致用不足。

  迨至龚自珍,清代公羊学的风貌骤然为之一变。龚自珍不再专注于学术层面上的公羊学研究,转而致力于援公羊学说抨击时政,倡言变法,真正发挥了公羊学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推动“公羊学理论从书斋走向社会,从论学转向议政”[2]。清代公羊学自此开始转向,逐步成为社会批判与变法改制的强大武器。公羊学能风靡晚清,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乃至成为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石,龚自珍功不可没。

一 龚自珍公羊学的学术渊源

  龚自珍(公元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字璱人,号定庵,又名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乾隆五十七年生人,道光二十一年因暴疾卒于丹阳,终年五十岁。

  龚自珍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龚敬身官至云南迤南兵备道;本生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父龚丽正官至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叔父龚守正官至礼部尚书;外公则是著名的文字音韵训诂学家段玉裁。龚自珍天资聪慧,幼承家学,由母亲授以诗文。十二岁,从外公段玉裁学习《说文》部目,打下古文字学的基础,进而又学习经学。十四岁“始考古今官制”,十六岁“始读《四库全书提要》,为目录之学”,十七岁“游太学,见石鼓文,大好之,由是始为金石之学”(吴昌授《定庵先生年谱》)。十九岁,他应顺天乡试,中式第二十八名副贡生。二十一岁,考充武英殿校录,始为校雠之学。

  龚自珍从小在考据学的学术环境里长大,从他的家世和青少年时的学习经历来看,我们几乎很难想象他日后会成为公羊学的健将。他的正常发展方向应该是像父亲那样,不断仕进,在闲暇之余钻研一下考据功夫;即使仕途不顺,也应该像外祖父那样,沿着乾嘉汉学的路子,在文字训诂上卓有成就。

  龚自珍学术路径的改变,一般认为是他二十八岁时遇到刘逢禄以后的事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九年)龚自珍应恩科会试不第,留在京师“就刘申受问公羊家言”(《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自注)。此后,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依托公羊义理讲求经世之务、倡言变革,成为了龚自珍治学之特色。然而,这种学术路径的改变应该有一个过程。很难想象,仅凭刘逢禄的一番“高言大句”[3]就能让龚自珍抛弃二十余年之所学,更何况他还是一个思想深邃、富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龚自珍在接受刘逢禄传授公羊学之前,应该对公羊学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应该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刘逢禄相近的学术取向。

  龚自珍虽然自幼打下了深厚的文字学、考据学的功底,但很早就表现出了不同的志趣。据载,龚自珍年少时即酷爱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随父居京城十余年,龚自珍目睹官场的黑暗,士人风气的败坏,敏锐地感觉到了庞大帝国的迅速衰落。刚刚步入青年的龚自珍,豪迈地写下了“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湘月》)的诗句,表明了经世治国的抱负。二十二岁时,龚自珍写出了惊世骇俗的《明良论》四篇,批判了君主專制,揭露了官员之庸懒、朝政之腐败、用人之限才、法制之坏烂等现实,喊出了“更法”的主张。接着他又写了《尊隐》、《平均篇》、《乙丙之际箸议》等文,对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当时已经处于“衰世”,“乱已竟不远矣”(《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段玉裁晚年的思想转变,应该说对青年龚自珍也有很大的影响。段玉裁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说:“顾玉裁不自振作,少壮之时,好习词章,生耗岁月,……归里而后,人事纷糅,所读书,又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根本,老大无成,追悔已晚。”(《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又说:“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陈寿祺《左海文集·义利辨》)段玉裁晚年认为自己一生的学术忽视义理,脱离现实,是舍本逐末。因此他并不希望龚自珍走自己的路,他谆谆教导龚自珍:“勿读无用之书,勿作无用之文”,“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与外孙龚自珍札》)。他期望龚自珍能锐意经史,经世致用,成为邦国栋梁之才。后来,当段玉裁读到龚自珍针砭时弊的《明良论》时,大为欣慰:“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髦(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明良论四》自注)。

  我们不难发现,龚自珍这个时期的作品里,已经有了一些公羊学的痕迹。最明显的莫过于《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里借助公羊“三世”说的一段阐述:“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有不少人对这段文字是否来自公羊学有疑议。其实龚自珍已经清楚交代了这是以《春秋》论史,这样的“三世”说虽然并非公羊“三世”说的原版,但它脱胎于公羊“三世”说是毋庸置疑的。此时的龚自珍尚不是公羊学家,他只是接触到一些公羊学的理论后,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在论述时进行一些表层的运用。

  青少年时期的龚自珍,接触公羊学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己亥杂诗》龚自珍有一自注曰:“先祖匏伯公(龚敬身)批校《汉书》,家藏凡六七通,又有手抄本。”我们注意到,龚自珍的父亲亦著有《两汉书质疑》。可见,《汉书》之学乃龚自珍之家学,父祖于是皆有专门之学。熟读两汉书,尤其是《汉书》,必是龚自珍的重要课业。据龚自珍自叙,他曾连续三年的除夕夜都在通宵达旦地读《汉书》[4],足见其对《汉书》的钟情。上述自注中还提到:“为《汉书补注》不成,读《汉书》,随笔得四百事。”因此,龚自珍无疑对两汉史实、两汉经学谙熟于胸。两汉书中不乏有关公羊学的理论及相关的人与事,尤其是《汉书·董仲舒传》所载的董仲舒“天人三策”原文及所反映的董仲舒的公羊学思想,对同样心存“更化”之念的龚自珍应该有相当大的触动。《明良论一》中就有引用“天人三策”的文字。[5]我们由此也可以推论,两汉书中有关公羊学的史料可能就是龚自珍最初的公羊学知识的源头。

  龚自珍真正皈依公羊学,得列常州学派门墙,是嘉庆二十四年从学刘逢禄以后的事情。但此前,龚自珍即与常州诸子有了很多接触和交往。龚自珍曾有诗《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称“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我益喜逐常人游”,诗中述及与常州学者的交往,除了刘逢禄,还有丁履恒、臧庸、顾明、恽敬、孙星衍、赵怀玉、洪饴孙、管绳莱、庄绶甲、张琦、周仪暐、董祐诚、李兆洛、陆继辂等人。[6] 这里的很多人,都是在刘逢禄之前与龚自珍结识的,如臧庸、顾明早在龚自珍十二岁时就认识龚自珍,丁履恒是在龚自珍十七岁时认识龚自珍的。[7] 这些学者大多与庄氏家族及刘逢禄、宋翔凤交好,往来甚密。尤其丁履恒、恽敬、洪饴孙、庄绶甲、张琦、周仪暐、李兆洛、陆继辂等人与刘逢禄都是爱日草堂之会的成员,世称“草堂诸子”,他们早年经常相聚一起,砥砺德行,切磋学问,“以经世之精神,治经世之学,旁贯公羊、古文、诗余而一之”[8]。与这些学者的交往,使龚自珍早早融入了常州学人的学术交流圈,从他们那里了解了常州学派的学术理念和治学路径,他们的经世之学也必然会对龚自珍产生影响。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与丁履恒的交往。龚自珍早在嘉庆十三年(公元一八〇八年)十七岁时就结识了丁履恒,那篇《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即是道光七年丁履恒赴山东肥城知县任前,龚自珍为道别所作,诗中说“识丁君乃二十载,下上角逐忘春秋”,足见二人交往之深。丁履恒(公元一七七〇~一八八二年),字若士,一字道久,号东心,是庄存与的孙女婿,曾在庄家教授弟子,刘逢禄、宋翔凤以及庄绶甲等均曾受业于他,庄绶甲对他“终身执弟子礼甚恭”(李兆洛《附监生考取州吏目庄君行状》)。他“于诸经尤深于《春秋》”(张际亮《丁若士先生墓志铭》),著有《春秋公羊例》[9]。李兆洛说:“兆洛自交若士、申受(刘逢禄)两君,获知庄氏之学”,“若士、申受所著《公羊》之說,多本宗伯(庄存与)”(《珍艺宧遗书序》)。可见,丁履恒确为庄氏之学的核心人物,其专长亦在公羊之学。丁履恒长龚自珍二十余岁,实为龚自珍的师辈,在刘逢禄授龚自珍公羊学之前,丁履恒对龚自珍认识并逐渐接受公羊学应该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其次,龚自珍与庄绶甲的交往也应该注意。庄绶甲(公元一七七四~一八二八年)是庄存与之孙,字卿珊(或作卿山)。他深得父祖之学,“尽通方耕(庄存与)《公羊春秋》、《毛诗》、《周官》之学”。嘉庆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一七年),庄绶甲被龚丽正招致上海,成为龚自珍的家庭教师。[10]作为家庭教师,庄绶甲有机会向龚自珍输送庄氏之学。龚自珍比较全面地了解庄存与的学术与思想,即应是源自庄绶甲的介绍。嘉庆二十三年,庄绶甲曾向龚自珍详细介绍了庄存与的“事行之美”,并请龚自珍作碑文,这也就是龚自珍后来撰写《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的缘由。[11]龚自珍与庄绶甲长期保持着半师半友的关系,龚自珍的诗文之中屡见庄绶甲的身影。庄绶甲对龚自珍也很关心,在看了《乙丙之际著议》后,就劝龚自珍删除那些犯忌讳的激愤之言,这也就是龚自珍诗中所说的“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我们可以想见,庄绶甲在龚自珍公羊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必然有比较大的影响。

  考察龚自珍在二十八岁之前的公羊学渊源,并不是要弱化刘逢禄对龚自珍的影响。龚自珍最终能走上公羊学的道路,刘逢禄的作用无可替代。

  嘉道年间,清王朝日显衰落,朝政不举,民变迭生,内忧外患日蹙。龚自珍目睹世危,急切地渴望振新除弊,寻找救世良方。龚自珍见到刘逢禄后,有一种迷航的船只终于找到方向的兴奋感。他赋诗说:“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12] 表达了对刘逢禄的仰慕之情,抒发了不屑烦琐考证的“虫鱼学”,而愿追随刘逢禄,从事公羊经世之学的志向。此前龚自珍所涉之公羊学,无论来自《汉书》或常州诸子,终归肤浅。而刘逢禄数十年专心研究公羊学,写下《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一书,归纳公羊义例,总结公羊命题,建立起自己的公羊学理论体系,是当世第一号的公羊学专家,绝非丁履恒、庄绶甲甚至庄存与所能及。龚自珍从学刘逢禄,方真正迈入公羊学的大门,得以系统研究公羊学的微言大义。

  道光十九年己亥(公元一八三九年),四十八岁的龚自珍辞官离京,“不携眷属傔从,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以行,夷然傲然”(《定庵先生年谱》),踏上了南归回乡之途。途中,龚自珍写出了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对自己的一生有许多回顾和总结,其中一首言道:

    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

    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毘陵。

“端门受命”即指何休《公羊解诂》哀公十四年“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之言。毘陵,即常州古称,庄存与、刘逢禄的故乡,清代公羊学的发祥地。此诗后有龚自珍自注曰:“年二十有八,始从武进刘申受受《公羊春秋》。近岁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刘先生卒十年矣。”这首诗充分反映了龚自珍以远绍何休、近接刘逢禄为己任,发扬公羊学微言大义的学术追求。

  龚自珍一生的学术,由乾嘉考据之学转向公羊经世之学。嘉道之后,整个中国学术大势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变迁的过程,而这一变迁却又正是由龚自珍首开风气。

二 走出书斋的公羊学

  历代公羊学者,他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公羊学作为治学的目标,我们很多时候是不太清楚的。而龚自珍选择公羊学,显然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龚自珍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一直渴望能有经世济民,安邦定国的机会。他积极投身科举,固然是因为这是清代读书人的唯一正途,但更是为了藉此进入国家权力的核心,实现其政治理想。他曾一次抱着两千篇功令文习作去向人求教,[13]可见平常备考用功之勤。道光三年,因叔父龚守正任会试同考官,龚自珍照例回避,不能参加会试,其母段驯还专门写诗,以“会见天街汝遍看”(《珍儿不予会试,试以慰之》)来劝慰他,亦可见他登第的急迫。龚自珍中进士以后,朝考《安边定远疏》,他最早交卷出场,友人恭维他“定大魁”,他却嗤鼻说:“看伊家国运如何。”(魏季子《羽琌山民逸事》)自己能否夺魁,是事关清王朝国运的事情,龚自珍此言足可说明其参加科举考试的主要目的绝对不在功名利禄,亦可见其抱负之伟、自视之高。

  龚自珍虽然自视很高,但他这条科举入仕之路却走得颇为坎坷。从嘉庆十五年(公元一八一〇年)他十九岁首次参加乡试,到嘉庆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一八年)二十七岁才中举人。此后,嘉庆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道光二年、六年四次应会试,四次落第,直到道光九年(公元一八二九年)年三十八岁才中进士,前后共经历了十九年的时间。当他终于感到有机会可以一展身手的时候,朝考的结果却是以楷法不及格为由,不得入翰林院。不入翰林,这也就基本上阻塞了龚自珍进入权力核心的可能,断绝了他成为“名臣”的希望。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二〇年),龚自珍第二次参加会试不售以后,捐职内阁中书,正式步入仕途。由于他性格爽直,“不依恒格”(《清史稿·文苑传》),又喜高言阔谈,常触时忌,被时人目为“狂生”,二十余年之中,只做过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等六、七品的小官,始终官微俸薄,壮志难酬。但这并没有消磨他匡时济世的宏大志向。没有机会临民一试的龚自珍,把满腔的热情都铺在了对“更新”、“改革”的呼唤上。他念念不忘仿古方以救今日之病,高呼“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箸议第七》)“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

  身居冷署闲曹的龚自珍经常撰文针砭时弊,不断上书官长以求变革。嘉庆二十五年有《西域置行省议》与《东南罢番舶议》,对西北边防及东南海防提出设想。道光九年,有《上大学士书》,提出对内阁改革的建议。道光十二年有《当世急务八条》。道光十八年有《上礼部堂上官书》,论“四司政体宜沿宜革者三千言”(《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的这些建议都没有被当权者所采纳,但他的文章和建言逐渐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推动了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

  “龚子渊渊夜思,思所以撢简经术,通古近,定民生。”(《农宗》)在一个经典作为国家最高指导原则的社会里,任何变革都必须从经典中寻求依据。从刘逢禄那里感悟到了公羊学的真谛以后,龚自珍发现,倡导“变易”、“改制”的公羊学正是自己最佳的选择。

  龚自珍治公羊学,有着相当强烈的“功利性”。他并没有像前辈公羊学者那样,做一个梳理公羊学义例的工作,他也没有做一个建立自己公羊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也没有集中精力写出一本大部头的经学著作。很多友人都曾劝龚自珍“写定《易》、《书》、《诗》、《春秋》”,他却说“有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未暇也”(《古史钩沉论三》)。在他心目中,经世之学才是第一要务,纯学术的研究工作虽然有心做,却也只能先放一边。

  梁启超说龚自珍“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抵排專制”(《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一些学者质疑梁启超夸大其词。其实,龚自珍对公羊大义的发挥,除了《春秋决事比》和《五经大义终始论》、《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之外,都是随事而发,散布在其各种文章和建言上书之中,用一句龚自珍自己的话就是“不察之,寂若无;深察之,无物不在”(《春秋决事比自序》)[14]。如:

  “三王之道若循环,圣者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作。……不以文家废质家,不用质家废文家,长悌其序,胪以听命,谓之存三统之律令。”(《江子屏所箸书序》)

  “首满洲,尊王也。胪十八行省,大一统也。终流求、高丽、蒙古、喀尔喀,示王者无外也。”(《拟上今方言表》)

  “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古史钩沉论四》)

  “百年以外,十二三缺勿具,愈近愈详。自珍受而读焉,以为《春秋》恩曾祖杀,恩王父加详,恩父加详,颇中《春秋》例也。”(《礼部题名记序》)

他甚至在会试试文中也用公羊义:

  “王者奉三政,存三统,与己而三,过三非所考也。”(《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上述诸例,都不是专门对公羊大义进行的阐发,而是在议论或叙述他事时,借公羊学说以佐之。这即是龚自珍公羊学的最大特色。

  在龚自珍的诸多著作中,唯有《春秋决事比》和《五经大义终始论》、《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可算是有关公羊学的专门著作。但是,就是这些专门著作,也很难说有什么理论体系在里边。

  我们先来看《春秋决事比》。《春秋决事比》大概作于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左右[15],时龚自珍四十七岁,是其思想最为成熟的时期。该书是龚自珍公羊学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他阐述公羊大义最为集中的地方,只可惜未能传世。好在还有一篇《春秋決事比自序》、五篇《春秋決事比答问》以及目录保留了下来,使我们得以一窥该书大略。

  龚自珍明言该书是一部仿照董仲舒《春秋决狱》而作的著述,说“效董氏例,张后世事以设问之”(《春秋决事比自序》)。《春秋决狱》早已亡佚,所以他在《自序》中又说自己“每一事竟,忾然曰:‘假令董仲舒书完具,合乎?否乎?’为之垂三年,数驳之,六七紬绎之。”其实就是在标榜自己是以董仲舒之说为基准的。董仲舒曾“三年不窥园”,龚自珍亦“为之垂三年”,在说明用力之深的同时,也不由得给人们一种联想。

  《春秋决事比》是否能与《春秋决狱》契合,实际上龚自珍本人也并不清楚。不过,该书与刘逢禄的关系倒是毋庸置疑的。刘逢禄在《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曾专列有一章《律意轻重例》,也是意在探讨《春秋》律例,且案语中多次以“若今”等字样将时事与《公羊》及何休注相比附。如何休注“出奔当绝,还入为盗国当诛,纳之与之同罪”,刘逢禄案:“若今擅离职守”。又如何休注“为人臣知贼而不言,明当诛”,刘逢禄案:“若今知情故纵。”但刘逢禄未能展开叙述,而且这些“若今”之语,在《释例》收入《清经解》时都消失了,可能是编者惧怕文祸而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虽然文网渐松,但学者还是有诸多顾虑的。而龚自珍向来是无所畏惧的,诗文之中语多放肆,朋友都为之担心,他自己却不以为意。刘逢禄所不敢发、所未及发的,皆由龚自珍来完成。龚自珍在《自序》中说:“其本之礼部主事武进刘君者凡七事,大书‘刘礼部曰’别之,如公羊子称沈子、女子、北宫子曰故事。”在《答问》中说:“予说此事,与刘礼部异。”(《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都可显现该书对刘逢禄的继承与发展。

  《春秋决事比》,从名称上我们就可以得知该书是与“事”紧密联系的。从现存的材料看,《春秋决事比》除《自序》外,共分《君道篇》、《君守篇》、《臣守篇》、《不应重律篇》、《不应轻律篇》、《不定律篇》、《不屑教律篇》、《律目篇》、《律细目篇》、《人伦之变篇》等十篇,每篇下引经传若干事,后五篇另附答问若干事。大概就是以《春秋》及《公羊传》、《左传》[16] 所记载的史事,归纳出《春秋》之律,并以断狱之辞评判史事,再结合史事与时事,设事解析,或证“今律”合于《春秋》,或曰“今律”违戾《春秋》。

  这么看来,《春秋决事比》似乎是一部探讨法律的书。龚自珍在《春秋决事比答问第四》中,提到《律细目篇》之作,也说是“欲令今之知律者有所溯也”,又说“今律与《春秋》小龃龉,则思救正之矣,又吾所以作”。好像就是为了探明今律之源和救正今律之偏。而实际上,法律只不过是一个表象而已。

  西汉之时,法制未备,很多疑难案件都出乎法条之外,儒家思想对法律的渗透也并不深,是时《春秋》决狱盛行,所以董仲舒作《春秋决狱》是有其现实意义的。随着法律的日趋完善和儒家思想在法律中不断得到贯彻,《春秋》决狱逐渐式微,唐宋以后基本不复见。至清代,律法严密,单是《大清律例》就收有判例上千条,以经义决狱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因此,龚自珍作《春秋决事比》,其真正目的绝对不在“律令”本身,而完全是借《春秋》对“今律”的指导,强调《春秋》对现实世界的指导意义。龚自珍在《自序》中也已经道出了这一点:

  《春秋》之治狱也,趋作法也,罪主人也,南面听百王也,万世之刑书也。决万世之事,岂为一人一事?是故实不予而文予者有之矣,岂赏一人?借劝后世曰:中律令者如是!实予而文不予者有之矣,岂诛一人?借诫后世曰:不中律令者如是!呜呼!民生地上,情伪相万万,世变徙相万万,世变名实徙相万万,《春秋》文成才数万,指才数千,以秦、汉后事,切劘《春秋》,有专条者十一二,无专条者十八九,又皆微文比较,出没隐显,互相损益之辞。公羊氏所谓主人习其读,问其传,未知己之有罪者也。斯时通古今者起,以世运如是其殊科,王与霸如是其殊统;考之孤文只义之仅存,而得之乎出没隐显之间;由是又欲竟其用,迳援其文以大救裨当世,悉中窾理。竹帛烂,师友断,疑信半,为立德、适道、达权之君子,若此其难也。自珍既治《春秋》,……

  龚自珍这里把《春秋》定义为“万世之刑书”,后世之事与人皆在《春秋》法的赏罚之下,这无疑是沿着汉儒“《春秋》为后世立法”之论而说的。但《春秋》毕竟文字有限,不可能涵盖后世的万事万物,又如何可以指导后世呢?龚自珍认为,这都要归功于公羊先师,他们在“竹帛烂,师友断,疑信半”的艰难环境之下,考订文字,挖掘《春秋》的微言大义,进而“迳援其文以大救裨当世”,将《春秋》大义应用于现实,且这种发挥并非穿凿附会,而都是切合《春秋》大义的。龚自珍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要说明《春秋决事比》为何而作——他要学公羊先师,以《春秋》“救裨当世”,以经义解决当前的问题。

  也正是基于这种目的,龚自珍对于历代公羊学者非常重视的书法、义例皆不关心,将这些都抛在了一边,而一心只注重阐发那些他眼中值得深究的“微言”。他在《自序》中称:

  自珍既治《春秋》,角思理罅隙,凡书弑,书篡,书叛,书专命,书僭,书灭人国、火攻诈战,书伐人丧、短丧、丧图婚,书忘仇,书游观伤财,书罕,书亟,书变始之类,文直义简,不俟推求而明,不深论。乃独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回赘词说者,大迂回者。

越“迂回”的微言自然诠释空间就越大,就越有利于创造性地发挥,越有利于活用到当前的政治现实中来。接下来他又说:

  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兴王,及别月日时,区名字氏,纯用公羊氏;求事实,间采左氏;求杂论断,间采谷梁氏,下采汉师。总得一百二十事。

  很明显,龚自珍抓住的恰恰就是公羊学中最具政治意义的理论,也是公羊学最独特、最核心的理论。“经史之言,譬方书也,施诸后世之孰缓、孰亟,譬用药也。”(《对策》)对龚自珍来说,救时孔亟,他开出的药方就是对百病缠身的政治制度进行变革,因此宣扬“变易”和“改制”的“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等理论无疑就是施诸后世之亟者。这里,龚自珍也很清晰地交代他对《春秋》三传的取舍,大义纯用《公羊传》,虽然对《左传》和《谷梁传》亦有所取,但只是求事实和求杂论断时“间采”而已,是根本无法与《公羊传》同日而语的。

  《春秋决事比自序》里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龚自珍在说完“为之垂三年,数驳之,六七紬绎之”后,又说“七十子大义,何卲公所谓非常异义可怪,恻恻乎权之肺肝而皆平也”。这说明龚自珍花费大量精力,对公羊学的义理作了一个平实化的工作。我们知道,公羊学素有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等都是很独特的理论,更有“亲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王鲁”、灾异说等极为怪诞的理论,被后世目为荒诞无稽,备受诟病。龚自珍治《公羊》,援《公羊》以救时弊,必须要大力加强社会对公羊学理论的接受度,在利用这些特殊理论的同时,还必须消减这些理论的怪诞色彩。

  由于《春秋决事比》的大部分未能留传下来,我们无法得知龚自珍到底做了哪些工作。但在《自序》、《答问》及其他作品中,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痕迹。如《自序》中说:“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兴王,及别月日时,区名字氏,纯用公羊氏。”《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一》中说:“《春秋》当兴王,假立是吏而作。”我们发现,龚自珍把公羊家惯常所说的“《春秋》当新王”改作了“《春秋》当兴王”。其实不只在上述两个地方,在现在所可以见到的龚自珍的著作和文章中,龚自珍全部用的都是“当兴王”,而没有一处使用“当新王”。如:“《礼运》之文,以上古为据乱而作,以中古为升平,若《春秋》之当兴王,首尾才二百四十年,何以具三世?”(《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八》)“《元命苞》尤数与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张三世,存三统,新周、故宋、以《春秋》当兴王,而托王于鲁,诸大义往往而在。”(《最录春秋元命苞遗文》)又有以孔子当兴王:“不有前事,圣将安托?夫以孔子为海,而先贤、先师则河也;以孔子当兴王,而先贤、先师则二王也。”(《祀典杂议五首》)

  “以《春秋》当新王”是公羊学一个很重要的命题,龚自珍将之一律改成了“以《春秋》当兴王”,这绝非是一时笔误或随意而为,应当是深有用意的。

  董仲舒说:“《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何休说:“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示周不复兴”,“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六年、隐公元年)。刘逢禄说:“王鲁者,即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为讬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后圣……”(《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王鲁例》)可见,公羊家所说的“以《春秋》当新王”,其表层涵义就是指《春秋》为继周而兴的新王,受命改制;深层涵义则是孔子于《春秋》之中寄寓其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为后世立法。前者只是借以表达的一种形式,后者才是实质所在,但不了解公羊学的人,往往为外在的表达形式所误导,责其乖舛。的确,《春秋》只是一部书,如何代周做“新王”?从历史上看,《春秋》也好,孔子也好,又何尝做过王?公羊家往往要花大量的功夫去解释这个问题。

  不仅如此,在汉代,“以《春秋》当新王”的说法的确是有很强感染力的。按汉儒的解释,暴秦国祚甚短,不得继周,所以继周的就是汉,这样《春秋》继周而作的新王之制,就是“为汉立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递嬗,“继周”已经变得相对没有意义了,甚至反倒限制了后世公羊家的发挥。

  因此,龚自珍做了一个巧妙的转换。以“《春秋》当兴王”代替“《春秋》当新王”,虽然本质上并无不同,但无疑“《春秋》当兴王”强调的是《春秋》王道之所当兴,更为直接地凸显了《春秋》为后王立法的涵义,增强了寄希望于“后之兴王”的意味,削弱了《春秋》继周的内涵。这种转换,剥离了容易造成纷扰的内容,而直指本质。

  龚自珍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去除公羊学中灾异说等虚妄的内容。早在《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中,龚自珍就明确表达了反对灾异说的态度,他说:“孔氏上承《尧典》,下因鲁史,修《春秋》,大书日食二十又六事,储万世之历,不言凶灾。……众儒哗咎时君,时君或自责,诏求直言,免三公,三公自免。大都君臣借天象传古义,以交相儆也。厥意虽美,不得阑入孔氏家法。”龚自珍虽然也肯定灾异说在历史上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认为孔子不言灾异,灾异之说非“孔氏家法”。

  皈依公羊学之后,龚自珍并未因公羊家好言灾异,而对灾异说转变看法。他指出,日月食都可精确推算,彗星之出,如“取钦天监历来彗星旧档案查出”,也一定可以找到定数,所以这些都是天体运行的自然规律,根本不是什么上天警诫人类的灾异,一旦这些规律都被发现,则“可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矣”。他还声言:“自珍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与陈博士笺》)

  他刻意避免灾异说与《公羊》发生联系,试图将灾异说与公羊学划清界限。他说:“《春秋》纬于七纬中,最遇古义矣。《元命苞》尤数与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张三世,存三统,新周、故宋、以《春秋》当兴王,而托王于鲁,诸大义往往而在,虽亦好言五行灾异,则汉氏之恒疾,不足砭也。”(《最录春秋元命苞遗文》)说的虽然是《春秋》纬,但这里明显把“五行灾异”与“张三世”、“存三统”等公羊大义作了区隔,并指出“好言五行灾异”是汉人的通病,而不是公羊学所特有的东西。这样,既把灾异说划在了公羊学之外,又可以消除人们对公羊学中充满灾异之说的批评。

  我们再来看《五经大义终始论》和《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其实二者是一体,《五经大义终始论》是总论,《五经大义终始答问》是设问解答相关的重要内容。《公羊传》通篇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展开对《春秋》的诠释,这种问答体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可以引导读者进入到论者设定的思维环境中,可以有利于论者更方便地直抒己意。龚自珍学公羊学以后,先后推出了《农宗答问》、《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大誓答问》、《六经正名答问》及《春秋决事比答问,对这种问答体颇为青睐。

  《五经大义终始论》及《答问》作于道光三年(公元一八二三年),时年龚自珍三十二岁,从学刘逢禄已四年。文成之后,龚自珍颇为自赏,说:“其于内圣外王之全体大用,悦诸心而研诸虑久久,忽然奋命楮墨五经之文,浩乎若决江河而注诸海也。至于其所驱使,皆晚周、秦汉古奥义,当为之正义一卷,以俟来者。”[17

  此二作从名称看,似为讨论五经大义之作,实际上是龚自珍阐发公羊“三世”说的专门之作,即以公羊“三世”说统摄五经。龚自珍以为“三世”并非只是《春秋》中讲,五经之中皆有“三世”之义。所谓“五经大义终始”即是谓始乎“据乱”,中乎“升平”,而终于“太平”,五经之中,有“据乱”之义、有“升平”之义,有“太平”之义。每一经中都有不同“世”的内容。如说《尚书》:“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范》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一》)说《诗》:“问:《公刘》之诗于三世何属也?答:有据乱,有升平。”(《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四》)说《礼》:“《礼运》之文以上古为据乱而作,以中古为升平。”(《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八》)而每一“世”也都在不同的经中得以体现。我们来看他说“太平世”:

  求之《春秋》,则是存三统、内夷狄、讥二名之世欤?三统已存,四夷已进,讥仅二名,大瑞将致,则和乐可兴,而太平之祭作也。……其在《易》:“观盥而不荐,有孚容若。”禘之盛也。其在《诗》:“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宗祀之盛也。……其在《礼》:“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封禅之盛也。合此三者,在《春秋说》曰:“以美阳芬香告于天。”犹告盛也。有宫中祠,昔在黄帝,集万灵于明庭,万灵者,配太一者也。在《天官》曰太一,在《礼》亦曰太一,在《易》曰太极。昔在成王,袭祖考之勤劳,有周公以代制作,法宜得为太平世。谨求之《书》,有曰:“予冲子夙夜毖祀。”毖祀,宫中祠之盛也。(《五经大义终始论》)

龚自珍这里博引《春秋》、《易》、《诗》、《礼》、《书》五经之辞,来说明“太平世”之盛况。本来公羊学对“三世”的具体描述并不丰富,“太平世”无非也就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而已,没有什么太吸引人的地方,说之干瘪也不过分。而龚自珍搜罗五经中的材料,分别与“三世”相联系,一番渲染之后,“三世”说顿时变得丰满起来。如此既将“三世”之义推广到五经,同时又引五经来充实“三世”说的基础。

  刘逢禄曾提出“《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叙),并引诸经证公羊“三世”、“三统”之说,又作《论语述何》,开清代公羊家以《公羊》说他经之端。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论》及《答问》即是对刘逢禄这一方面工作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说,龚自珍在公羊学理论上并无太多建树,但独在“三世”说上可谓用力至深,提出了一套与历代公羊学者迥然不同的说法。我们知道,公羊“三世”说是一个历史进化的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将越来越发展进步,终至实现理想社会。这种强调历史不断变迁、社会不断进步的观念无疑是龚自珍推动社会变革最需要的理论武器。因此,龚自珍突出重视对“三世”说的发挥,是他针对时弊,辩症选方的结果。

  “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乙亥杂诗》)龚自珍一生以“开风气”最为自得。他推动公羊学走向社会,去除“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将公羊学与时事紧密结合,使公羊学更具时代感和批判意识。清代公羊学的学风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影响力急剧地扩张,终至风靡天下,取代乾嘉学术而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

三 “三世”说

  公羊大义中,龚自珍发挥最多的,首推“三世”说。也只在“三世”说,龚自珍有专门之作。前面我们提到过,在师从刘逢禄之前,龚自珍就以公羊“三世”说为模本,提出了一个“治世——衰世——乱世”的“三世”说。他说: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探世变也,圣之至也。(《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龚自珍此时认为历史可分为“治世”、“衰世”和“乱世”三个阶段,但“世变”并不是“治世——衰世——乱世”的直线发展,而是可逆的。“衰世”是“治世”进入“乱世”的一个过渡性阶段,如果此时能及早“求治”,还是有可能返回到“治世”的,不然,就会进一步滑向“衰世”。他的这个“三世”说显然是针对现实世界而提出的,目的就是提醒统治者及早图治,否则“乱世”就在眼前。“治世——衰世——乱世”的排列与演化明显有悖于公羊“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进化论,但其目的则与公羊“三世”说一样,都是希望社会由乱而治。生活在“康乾盛世”之后的学者,包括公羊家在内,很难走出现实中由盛而衰的阴影,刘逢禄的兴衰交替说、龚自珍的“治世——衰世——乱世”说都是这种阴影下的产物。这里还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龚自珍已经敏锐地抓住了“三世”说的核心——变。

  接受系统的公羊学之后,龚自珍的“三世”观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其作《五经大义终始论》及《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完全按照公羊“三世”的“据乱——升平——太平”模式来进行诠释。他说:

  问:三世之法,谁法也?答: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范》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愿问八政配三世。曰:食、货者据乱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宾、师乃文致太平之事,孔子之法,箕子之法也。”(《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一》)

龚自珍引五经来充实“三世”说,最大的成果就是引入了《洪范》八政。所谓“八政”,《尚书·洪范》:“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郑玄注:“食,谓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货,掌金帛之官,若《周礼》司货贿者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诘盗贼之官。宾,掌诸侯朝觐之官,《周礼》大行人是也。师,掌军旅之官,若司马也。”孔颖达《正义》:“八政者,人主施政教于民,有八事也。”可见“八政”就是统治者治理万民、施行政教的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是一个平面,是共时的,虽然孔颖达也说“此用于民缓急而为次也”(《尚书正义》),但这说的只是“八政”根据民众的需求有一个轻重缓急之分,并不是说有时间上的先后。但龚自珍却把它转换成了历时的,分出了先后。他将“八政”与“三世”配合起来,以食、货为“据乱世”之政,祀、司空、司徒、司寇为“升平世”之政,宾、师为“太平世”之政。他说:“诚知圣人之文,贵乎知始与卒之间也。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五经大义终始论》)即认为依圣人所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应当有相应的施政重点。这样,“八政”也就具有了进化的内容。

  龚自珍又引五经对“八政”的具体内容展开解释。

  问:《公刘》之诗于三世何属也?答:有据乱,有升平。始国于豳,“乃积乃仓”,当《洪范》之食;“俾筵俾几”,当《洪范》之祀。五章六章,是司徒、司空之事。“其军三单”,是司寇之事,司徒、司寇、司空皆治升平之事。(《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四》)

故曰:观百礼之聚,观人情之始也,故祭继饮食。……其在《礼》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此礼之大成也。此言有异乎土鼓之祭,其实升平也。……度名山川,升崇冈,察百泉,度明以为向,度幽以为蔽;抟土而为陶,凿山而为兼,以立城郭、仓廪、宫室,……伐山之木以为之群材,其百器以寓勾股,以求九数。其在于《诗》:“既景乃冈”,以测知北极之高下;又曰:“夹其皇涧,溯其过涧”,以顺水性,则司空之始也。此其与百姓虑安者也。若其与百姓虑不安者,所以安安也;曰饮食之多寡,祭之数,少不后长,支不后宗,筋力者暴羸,于是乎折灌析木而挞之,则司寇之始也。……理之而无不威,故曰鞭蛮夷,挞六合也。谨求之《书》,皋陶为士,其职也,后王谓之兵。兵也者,刑之细也;士也者,理也。有虞氏之兵也。其在《洪范》,八政有司寇,后王有司马。司马,司寇之细也。(《五经大义终始论》)

  谨又求之《洪范》,八政七曰宾、八曰师。宾师得而彝伦序也。何以曰序也?古之宾师,必有山川之容;有其容矣,又有其润;有其润矣,又有其材。王者之与宾师处,闻牛马之音,犹听金玉也;亲尘土之臭,犹茹椒兰也。其在《记》曰:“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矣。”其在《诗》曰:“有冯有翼,有孝有德。”夫食货具则有冯矣,官师备则有翼矣,祭祀受福则有孝矣,宾师亲则有德矣,诚约彝伦之极,完神人之庆也。……观其制作曰:成矣!求之《春秋》,则是存三统、内夷狄、讥二名之世欤?三统已存,四夷已进,讥仅二名,大瑞将致,则和乐可兴,而太平之祭作也。(《五经大义终始论》)

  据乱世,以饮食为治民之始;然后制礼作乐教化民众,筑城郭宫室使民安居,立律设狱建军维护秩序,是为升平世;最后,广求贤能之士立为宾师,宾师与王者共治天下,则为太平世。显然,龚自珍对“八政”的具体内容的解释,也有异于传统的说法,尤其是对“宾”、“师”的解释。“宾”本为掌诸侯朝觐之官,“师”本为掌军旅之官,在龚自珍这里却成了国之宾客、王者之师。为了使该说圆满,“师”原本承担的军旅之责,通过“兵也者,刑之细也”,又转嫁给了掌刑狱的“司寇”。

  龚自珍“三世”说的重点就在“宾师”,这也是他构建这套“三世”说的目的所在——希望统治者能泯除满汉之分,任用贤才、尊重贤才。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社会的观察,认为这是当时社会堕糜、国事凌夷的根源问题。他最著名的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已亥杂诗》)就是对当时人才选拔制度的鞭挞,呼唤打破制度重用真正的贤才。

  这里涉及到龚自珍对所处当世在“三世”中的一个定位问题。龚自珍时刻心系“救裨当世”,如此大篇幅地阐发“三世”说,绝不是要构建一个纯粹的理论摆着看的,其根本目的还是要推动清朝的政治变革。我们看到,食货、筑城郭宫室、立律、设狱、军队,这些条件并不高,不要说清朝,两千年前就已具备。因此,虽然龚自珍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龚自珍是将当时的清朝定位于“升平世”的。我们来注意他对“升平世”的一段描述:

  圣者曰:吾视听天地,过高山大川,朝天下之众,察其耳目心思辨佞之雄长,而户徵其辞,使我不得独为神圣,必自此语言始矣。爰是命士也,命师也,命儒也。圣者至高严,曷为习揖让之容,虚宾师之馆,北面清酒,推天之福禄与偕,使吾世世雄子孙,必变化恭敬温文,以大宠之。岂惧其武勇之足以夺吾祭哉?诚欲以一天下之语言也。儒者出而语民曰:非恃璧也,其积者斋栗也,而人莫不欢心以助吾祭矣;不然,边鄙之祭,夫岂无私玉?儒者又出而语民曰:非恃干戈也,其积者和也,而人莫不出私力以捍其圉;不然,南亩之勇夫,夫岂无私兵?谨求之《礼》,古者明天子之在位也,必遍知天下良士之数;既知其数,又知其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所在。盖士之任师儒者,令闻之枢也;令闻,飨帝之具也。其在《记》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闻。”夫名士去国而王名微,王名微而王道薄,故曰‘杀胎破卵,则凤皇不翔;揜麛取犊,则麒麟不至。’……其衰也,贤人散于外,而公侯贵人之家,犹争宾客于酒食。其大衰也,豪杰出,阴聘天下之名士,而王运去矣。(《五经大义终始论》)

  “宾师”虽是“太平世”之事,但在“升平世”就要开始“命士也,命师也,命儒也”,就要“习揖让之容,虚宾师之馆”,让良士贤才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这样才能进一步臻于太平盛世。如果统治者不遵照施行,留不住人才,不仅“太平世”不可达到,还会陷入衰退之中,甚至政权都保不住,只能由新的“豪杰”起来取而代之。他还不厌其烦地消除统治者的顾虑,“宾师”不会起来争夺天下,不会威胁统治,而只会帮助其养民教民,解决危机。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明显是龚自珍针对现实而发的,他在劝诫清主变革制度,选贤举能。

  毋庸置疑,他的这一新的“三世”说是一种进化论,与之前“治世——衰世——乱世”的说法是截然不同的。原先,他把现世定为“衰世”,这当然更符合清王朝江河日下的现实,明显还是史家的思维。这种说法对统治者来说,只能视为悖乱之言,不予治罪就不错了,更不可能有所采纳。而新的“三世”说将现世定为“升平世”,并以“太平世”为诱饵,肯定是要高明得多。这跟后来康有为以中国两千年来“总总皆小康之世”,“不得蒙大同之泽”(《礼运注》叙)的出发点应该是很相似的。

  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四》(又名《宾宾》)中对“宾”的概念专门作了阐发。他说:“夫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兴王圣智矣,其开国同姓魁杰寿耇易尽也。宾也者,异姓之圣智魁杰寿耇也。……故夫宾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龚自珍把“宾”界定为“异姓之圣智魁杰寿耇”,是君主的宾客,而不是奴仆,有其独立性。“宾”既然是“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那他可以为本朝服务,当然也可以为“新王”服务。龚自珍这里的论说显然比《五经大义终始论》中更为大胆,希望朝廷尊重人才之心也更为显露。他还说:“孔子述六经,则本之史。史也,献也,逸民也,皆于周为宾也,异名而同实者也。”龚自珍把孔子也说成是一个“宾”,既是为“宾”张目,同时可能也有为孔子为周之臣,却立新王之法解套的目的。

  “宾”在“三世”中是“太平世”之事,而“宾”自身也有一个“三世”演进的过程:“古者开国之年,异姓未附,据乱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则不暇,在宾则当避疑忌。……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宾且进而与人主之骨肉齿。”(《古史钩沉论四》)龚自珍的真正目的已经呼之欲出了。他的潜台词就是:清朝建国以来,诚然一直在压制汉族知识分子,但那时还是“据乱世”,可以理解,而现在就要进入“太平世”了,则应该不分满汉,天下一家,与异姓之“宾”亲密合作了。我们看到,龚自珍这里又把一个朝代分成“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这是他对“三世”说所做的进一步的理论挖掘。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有“三世”,无论是某一历史时段还是某一事物、某一制度都有“三世”的发展过程。他说:

  通古今可以为三世,《春秋》首尾亦为三世。大桡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岁亦用之,一章一蔀亦用之。(《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八》)

  问:八政事事各有三世,愿问祀之三世。答:在《礼运》,始言土鼓蒉桴,中言宗庙祝嘏之事,卒言太一,祀三世不同名矣。(《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二》)

这是他在“三世”说“变易”的核心上展开的进一步的发挥,社会在变,历史在变,万事万物都在不停地变化之中。他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一匏三变,一枣三变,一枣核亦三变。”(《壬癸之际胎观第五》)变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了。这一观念用来议政,则就是“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

  龚自珍的这种“三世”说是对公羊“三世”说的创造性发展,他援引五经的内容而使原本比较空洞的“三世”发展进程具体化,又将“三世”说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用以呼唤制度改革、任用贤才,使公羊“三世”说变得立体、活泼。他以“三世”配“八政”,也直接启发了以后康有为的不同世应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的观点。他将“三世”进一步细分的做法,也开了康有为三世套三世、展转可至无量世之说的先河。他说“《礼运》之文,以上古为据乱而作,以中古为升平”(《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八》),对康有为以《礼运》小康、大同比附“三世”也当有启发。[18

  依龚自珍的“三世”说,所处的阶段不同,所施政教亦不同,也就是要求因时改制,这明显已经融合了“三统”说的内容在里面。“三统”也是公羊学的一个核心理论,即所谓新王受命而兴,都要按照自己所得之“统”来“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同时还要尊重前二代之“统”,“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三统”说蕴涵了公羊学的理论核心——改制,要求人们根据历史的变化而因时变革。龚自珍对“改制”之义在公羊学中的核心地位有深刻认识,他曾以《谷梁传》不受“改制大义”来否定它得《春秋》真传,称:“周,文家也。谷梁氏不受《春秋》改制大义,故习于周而为之说。《春秋》,质家也。公羊氏受《春秋》改制大义,故习于《春秋》而为之说。”(《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

  龚自珍殷忧国事、期待变革,“三统”说是他的公羊学中,除了“三世”之外,阐述最多的理论。如他做过较多发挥的“亲周、故宋、以《春秋》当兴王”就是“三统”说的重要内容。我们还发现,龚自珍说“三统”,很多时候用的并不是“三统”的改制之义,而强调的是“存二王后”的意义。如:

  圣者虽有天下,功德为百世祖,犹且考三王,存三统,奉二王之后,与己而三,毋是傲弃,以章文质循环之大本。(《祀典杂议五首》)

  古之王者存三统,国有大疑,匪一祖是师,于夏于商,是参是谋。(《古史钩沉论二》)

“存二王后”,就是要保留并参考前代的礼乐、制度,他们对本朝来说,不是臣子,而是宾客,体现的是“师法之义,恭让之礼”(《春秋公羊解诂》隐公三年),也体现了对异姓的包容和尊重。这其实正是龚自珍讲“宾师”所需要的,而他在讲“宾”的时候,也结合“三统”说做了阐发:“王者,正朔用三代,乐备六代,礼备四代,书体载籍备百代,夫是以宾宾。宾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遗也。”(《古史钩沉论四》)

  龚自珍在说“三统”的时候,未能避免“三统”说中本有的循环论,总是说“三王之道若循环”(《江子屏所箸序》)、“礼乐三而迁,文质再而复”(《古史钩沉论四》)之类的话,这与他“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壬癸之际胎观第五》)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此外,龚自珍对公羊“大一统”说的阐发也很有自己的特色。清朝是中国君主專制达到顶峰的阶段,臣子毫无尊严可言,君权实已过尊,龚自珍早在《明良论》中已作抨击。因此,龚自珍之述“大一统”,于尊王之义并不多谈,而是借“大一统”来强调国家统一,主张民族平等及民族融合。当是时,列强环伺中国,鸦片战争虽未爆发,但龚自珍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边境暗伏的危险,指出“维海之西,有英吉利,隆鼻高眶,环伺澳门,以窥禺服,十伍其樯”(《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两广总督谥敏肃涿州卢公神道碑铭》)。他先后撰写了《蒙古图志》、《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等,提醒统治者注意边疆,加强西北边防及东南海防,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龚自珍还热情地讴歌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他有《说居庸关》一文,其中有一段描写自己途遇蒙古族的情景及内心的感受:

  自入南口,或容十骑,或容两骑,或容一骑。蒙古自北来,鞭槖驼,与余摩臂行,时时槖驼衔余骑颠,余亦挝蒙古帽,堕于槖驼前,蒙古大笑。余乃私叹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关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赵宋世,目尚不得覩燕赵,安得与反毳者相挝戏乎万山间?生我圣清中外一家之世,岂不傲古人哉!

  这段文字是龚自珍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它充分反映了龚自珍对民族融合的肯定,对各民族和睦共处的渴望,以及对大一统国家的由衷赞颂。对于公羊学家而言,民族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天生的隔阂,各民族共同进步,最终取消民族的界限,实现超级的民族大融合是公羊学“大一统”的追求。龚自珍在民族问题上完全坚持了公羊学这一先进的思想,他说:

  问:太平大一统,何谓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见世,吴、楚进矣。伐我不言鄙,我无外矣。《诗》曰:“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圣无外,天亦无外者也。然则何以三科之文,内外有异?答:据乱则然,升平则然,太平则不然。(《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七》)

  他从公羊学的理论出发,对宋明儒者“严夷夏之防”的狭隘观念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圣无外,天亦无外”的“太平大一统”的理想。我们看到,龚自珍不仅不执拗于满汉之分,而且显然已经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视为一个整体,已经形成了一种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新型民族观念。

  龚自珍对“太平大一统”的阐发,对“圣清中外一家之世”的高歌,被章太炎讥为“忘其宗国”,“佞谀万端”(《与刘揆一书》)。章太炎此言,站在晚清反清革命的立场当然可以理解。他显然不知道,龚自珍除了是对民族融合的讴歌,很大程度也是与其宣扬“宾师”的“三世”说密切相关的,其实是在为汉族知识分子争取地位。“异内外”,搞夷夏之辨,在“据乱世”和“升平世”是合理的,到了“太平世”就不需要区分不同民族,而要强调“无外”,强调“一家”。反映到现实,无非就是在呼唤清廷统治者,放弃满汉之见,不要再拿汉族知识分子当外人,应该充分信任他们、任用他们。

四 今文经学的健将

  梁启超说:“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又说:“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沈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考证之学,本非其所好也,而因众所共习,则亦能之;能之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故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以异。……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清代学术概论》)。

  但后来的学者,往往质疑龚自珍的今文学家身份。的确,龚自珍有不少言论很不符合今文学家的立场。如:

  “伏生壁中书,实古文也,欧阳、夏侯之徒以今文读之,传诸博士,后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则与博士何以异? 而曰孔安国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 一为伏生之徒读之,一为孔安国读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惟读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大誓答问第二十四》)

这还不算什么,顶多是破除今、古文经之间的藩篱。但下边这话就很有问题了,他说:

  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

  孔子所谓《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国宝书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六经正名》)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而主张六经皆古代史籍,孔子“述而不作”的恰为古文经学的观点。龚自珍如果是今文学家,非但是不守家法,而且还自乱家法。

  龚自珍这里有自我矛盾的地方。上文所引《大誓答问第二十四》中,他明明还说“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如何又说孔子未制一经呢?如果《春秋》只是“百二十国宝书”,孔子未曾制作,那他写《春秋决事比》的基础就没有了,《春秋》如何“立吏”?《春秋》又如何“察之”、“原之”?他又怎么说“《春秋》何以作?十八九为人伦之变而作”(《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呢?而就是在《六经正名答问五》中,他还说:“谷梁氏不受《春秋》制作大义,不得为《春秋》配也”。孔子如果未曾制作,《春秋》又哪来的“制作大义”呢?他在《古史钩沉论二》中说:“孔子与左邱明乘以如周,获百二十国之书,夫而后《春秋》作也。”在《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中说:“孔氏上承《尧典》,下因鲁史,修《春秋》。”明显又是承认孔子修《春秋》的。

  龚自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混乱呢?因为他有心超越今、古文之争,回到先秦,认为那才是经学真正的家法所在。他说:“姬周之衰,七十子之三四传,或口称《易》、《书》、《诗》、《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书》、《诗》、《春秋》之文多异。汉定天下,立群师,置群弟子,利禄之门,争以异文起其家,故《易》、《书》、《诗》、《春秋》之文多异。”(《古史钩沉论三》)又说:“经有家法夙所重,诗无达诂独不用。我心即是四始心,泬寥再发姬公梦。”(《己亥杂诗》)也正是因为这种想法,他才会有“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予说诗以涵泳经文为主,于古文毛、今文三家,无所尊,无所废”(《己亥杂诗》自注)这样“平分今古”的倾向。他的这种说法,实为晚清廖平、康有为曾有之“平分今古”说之滥觞。

  他虽然有心超越今、古文之争,但他又没有形成一套一以贯之的体系,所以经常是无法照顾周延。而从总体上看,龚自珍在更多的时候,还是更像一个今文学家,毕竟他秉持的公羊学是今文经学的重镇,毕竟他经世致用的治学取向是与今文经学完全一致的。

  首先,龚自珍继承了刘逢禄对《左传》等古文经的证伪。《己亥杂诗》中有这样一首诗:“姬周史统太销沉,况复炎刘古学瘖。崛起有人扶《左氏》,千秋功罪总刘歆。”龚自珍自注:“癸巳岁成《左氏春秋服杜补义》一卷,其刘歆窜益《左氏》显然有迹者,为《左氏决疣》一卷。”龚自珍完全接受了刘逢禄提出的刘歆伪造《左传》之说,并同刘逢禄一样称《左传》为《左氏春秋》,他还专门作了《左氏决疣》一书,以揭批《左传》的作伪之迹。龚自珍加大了对《周礼》的证伪调门,将《周礼》剔出了孔门正统之列:“《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氏。”(《六经正名》)又说:“《周官》之称经,王莽所加。”(《六经正名答问一》)此外,龚自珍还对刘歆所称的古文经的来源说提出了质疑,称“中古文之说,余所不信”(《说中古文》),认为秘府所藏之书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古文《尚书》与古文《易》。但龚自珍并不否认《左传》和《周礼》所具有的价值,他以为《左氏春秋》“剔去刘歆所窜益”还是可以“配《春秋》”的;《周官》五篇,还是可以附于“《礼》经之尾”的。这也显示出他对古文经的一种宽容态度,显示他没有完全站在古文经学的对立面上。他不主张壁垒森严,而是在批判之余强调兼容并蓄。

  其次,龚自珍的治学方法是今文学家的。当他的儿子问他“《公羊》及《史记》疑义”,龚自珍回答了二十八个字:“欲从太史窥《春秋》,勿向有字句处求。抱微言者太史氏,大义显显则予休。”(《己亥杂诗》)一句“勿向有字句处求”,明显表露出他今文经学的治学方法。

  今文学家为了完成自己理论的阐述,往往牵强附会,甚至故意歪曲经典或史实,即皮锡瑞所说的“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经学通论》)。龚自珍在《五经大义终始论》中,引《书》证“据乱世”作饮食,说:“谨求之《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言民之耳目,本乎天也。民之耳目,不能皆肖天。肖者,聪明之大者也,帝者之始也。聪明孰为大?能始饮食民者也。”明显牵强附会,深得公羊家传。又如对《洪范》“八政”中“宾师”的解释,也明显是对经典的曲解。

  第三,今文经学好言谶纬,而龚自珍亦不废谶纬。龚自珍虽然对灾异说深恶痛绝,但明显对谶纬态度大不一样。首先,他对纬书还是比较肯定的。如说“《春秋》纬于七纬中,最遇古义矣。《元命苞》尤数与董仲舒、何休相出入,……诸大义往往而在。”(《最录春秋元命苞遗文》)又说:“予惧疑误后世,作一表,采《易》纬之义,兼术家之术,以正汉官之名。”(《表孤虚》)“《易》纬最无用,独卦气法或出于古史氏,而纬家传之。……此必古法,必古宪令也。《易》纬《通卦譣》、《乾元序制记》、《是类谋》,皆载此法。《是类谋》最详,故录一通,以为今筮家言值日者之祖。”(《最录易纬是类谋遗文》)显然对《易》纬亦有所取。

  龚自珍对谶的态度则比较暧昧,他有“五帝而六天,诞妄谶所中”(《同年生胡户部集同人祀汉郑司农于寓斋,礼既成,绘为卷子,同人为歌诗,龚自珍作祀议一篇质户部,户部属櫽括其指,为韵语以谐之》)之诗,又说“莽信符谶语,而不认字,其废金刀是也,废及刚卯,是恶丣而废酉,可笑之尤者也。”(《说文段注札记》)似乎对谶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他在《己亥杂诗》中又有一首诗中说道:“诗谶吾生信有之,预怜夜雨闭门时。”并自注说:“出都时有空山夜雨之句,今果应。今秋自淮以南,千里苦雨。”又显示出对谶的某种认可。因此我们说,龚自珍不废谶纬,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最后,今文家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龚自珍多次以“素王”称呼孔子,如:“素王张三世,元始而麟终;文成号数万,太平告成功。”(《题吴南芗东方三大图。图为登州蓬莱阁,为泰州山,为曲阜圣陵》)“如臧孙乞籴,素王予上考。”(《乞籴保阳》)不仅如此,他还直称孔子为王,如:“以孔子当兴王,而先贤、先师则二王也。”(《祀典杂议五首》)这是他为今文学家的明证。

  当然,龚自珍对所谓的今文家法是很淡漠的。如他居然直陈《公羊传》的错误:“公羊氏失辞者一,失事实亦二;何休大失辞者一。”(《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三》)公羊家对《公羊传》自当奉为圭臬,即使有不同意见亦会采取婉转方式道出,如刘逢禄否定《公羊传》“母以子贵”说时就将罪责归咎于“其为俗师窜改无疑矣”(《公羊何氏解诂笺》),亦不敢把矛头直指《公羊传》。龚自珍一生从不喜有所束缚,大概对家法亦是如此。

  他一生学术讲求经世致用,合则用,不合则弃,而不执拗于今文、古文,亦不顾忌什么家法。但在龚自珍那里,《春秋》三传中《公羊传》的地位是独尊的,他认为《左传》有刘歆伪窜,而《谷梁传》更是“不得为《春秋》配也”。他间采《左传》的只是一部分事实,大义则全用《公羊传》,因此这丝毫没有背离其“一脉微言我敬承”的宣言。他勇于直陈公羊学的陋失,更是显示了他求真务实的品格以及对公羊学的信心,他相信一两处的瑕疵不会掩盖公羊学闪亮的光芒,剔除错误反而可以使公羊学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从其学术特点来看,他治经的宗旨是“通乎当世之务”,虽然不拘泥今文藩篱,但是抓住了今文经学的精神实质,所以我们说他是今文学家,还是站得住脚的。梁启超本习今文之学,他说龚自珍是“今文学之健者”应当也是自有理由的。

  龚自珍是一位对公羊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公羊学家。龚自珍的公羊学显得那么与众不同,甚至让人怀疑他公羊学家和今文学家的身份,其实这种不同,正是公羊学以新面貌迈向一个更广阔天地的起点。龚自珍放弃了原先那种“学术研究”式的治经方法,而是注重微言大义的活用。他大力强化公羊学经世致用的特色,力图将公羊学与现实更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明确宣示以公羊学“救裨当世”,抛弃了庄存与、刘逢禄那种的隐喻的手法,而是大胆地将他对现实的批判、对改革的期盼与公羊学的理论论述直接结合起来。他针对乾隆之后清王朝快速衰退的现实,有重点地对公羊学的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突显了公羊学对时代的指导意义,促使公羊学成长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由此公羊学逐步发展成为晚清思想家社会批判与变法改制的强大武器。

龚自珍的公羊学深刻影响了晚清社会,戊戌变法的推行者们积极地从他那里获取思想资源,对他推崇备至。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清代学术概论》)

  民国时,清朝遗老叶德辉甚至将清朝灭亡的责任也追咎到龚自珍身上:“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助澜,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源祸始,颇咎先生及邵阳魏源二人。”(《郁园北游文存》)此亦可从反面证明龚自珍对公羊学的贡献之大及其影响之巨。

  但龚自珍的公羊学也有很大的缺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可谓一针见血。龚自珍一味追求“经世致用”,推动公羊学风转变上固然功大,但在公羊学的理论发展上却缺乏建树,未能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他对公羊大义,除了“三世”说叙说颇详,其他诸义皆未能深入挖掘,只是随事应用而已。

1] 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清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九六页。

2] 姜广辉:《清代公羊学案》,《光明日报》国学版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八日。

3] 龚自珍赞刘逢禄语,出《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本文所引龚自珍诗文,皆出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龚自珍全集》。

4] 《破戒草》乙酉诗《乙酉腊,见红梅一支,思亲而作,时小客昆山》第二首自注:“丙子至戊寅三除夕,……读《汉书》竟夜。”

5] 《明良论一》:“中内外官吏皆忘其身家以相为谋,则君民上下之交,何事不成?何废不举?汉臣董仲舒曰‘被润泽而大丰美’者,此也。”此引《汉书·董仲舒传》。

6] 其诗曰:“丁君行矣龚子忽有感,听我掷笔歌常州。我生乾隆五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门下宾客盛,始见臧(在东)顾(子述)来裒裒。奇才我识恽伯子,绝学我识孙季逑。最后乃识掌故赵(味辛),献以十诗赵毕酬。三君折节遇我厚,我益喜逐常人游。……常人倘欲问常故,异时就我来谘诹:勿数耉耋数平辈,蔓及洪(孟慈)管(孝逸)庄(卿山)张(翰风)周(伯恬);其余鼎鼎八九子,奇人一董(方立)先即邱;所恨不识李夫子(申耆),南望夜夜穿双眸,曾因陆子(祁生)屡通讯,神交何异双绸缪?识丁君乃二十载,下上角逐忘春秋。丁君行矣龚子忽有感,一官投老谁能留?珠联璧合有时有,一散人海如凫鸥。噫!才人学人一散人海如凫鸥,明日独访城中刘(申受丈)。”

7] 据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二〇〇四年版。

8] 陆宝千:《爱日草堂诸子——常州学派之萌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期。

9] 此书今不见存。据丁履恒之孙丁绍基曰:“先大父……于诸经中尤深于春秋公羊学,创著《释例》,未及卒业,会刘申受先生亦治《公羊》,遂以藁本相属。”(《思贤阁文集》跋)可能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对丁履恒的成果有所吸收。

10] 庄绶甲《拾遗补艺斋诗抄·题沪城秋兴图》小序“丁丑秋,为龚闇斋观察招致上海”,丁丑即嘉庆二十二年。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自记“嘉庆戊寅,庄君绶甲馆予家”,戊寅即嘉庆二十三年。

11] 据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自记:“嘉庆戊寅,庄君绶甲馆予家,一夕,为予言其祖事行之美,且曰碑文未具。是夕,绶甲梦见公者再,若有所讬状。明日,绶甲以为请。越己卯之京师,识公之外孙宋翔凤,翔凤则为予推测公志如此。越壬午岁不尽三日,始屏弃人事,总群言而删举此大者以报。”

12]《三国志·魏书·裴潜传》:“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

13] 《已亥杂诗》有注:“抱功令文二千篇,见归安姚先生学塽。”

14] 此语实为龚自珍转引自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原文作“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

15] 龚自珍《己亥杂诗》有注:“近岁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刘先生卒十年矣。”按:刘逢禄卒于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十年后即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

16] 《春秋决事比自序》中说“求事实,间采左氏”,可见《目录》中每篇“引经传××事”,其中传是包含《左传》的。

17] 该批语托名王萱龄,据樊克正先生考证,实为龚自珍自作。详见《龚自珍年谱考略》第二二〇页。

18] 此点卢兴基先生《龚自珍与公羊“三世”说》已述及。参见《中国哲学》第四辑,三联书店年版,第三七二页。

(原文载《中国哲学》第二十六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5月,第49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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