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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江南艺术市场与商人的运作

发布日期:2015-06-30 原文刊于:
刘明杉

 

一、明政府的商业管理措施

 

对商业利润最大化的追逐是市场的一般规律,而政府监管不利,则易滋生商业欺诈,扰乱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所以明朝政府在建国初期为保障社会稳定,在商贾中推行了占籍制度,要求坐贾和行商向政府申请“占籍”,其资产、人口等信息“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后,方能获取某城市的居住和营业权,“非占商籍不许市廛”。否则即被驱逐,拒不自首的隐、脱、漏、逃市籍的商贾则充军。兵马司设立于永乐二年,隶属兵部,负责“指挥巡捕盗贼,疏理街道、沟类及囚犯,火禁之事,凡京城内外,各划境而分领之”,监管全国市场,“有舍匿游民与无籍军匠、罪囚者各听首实送户兵工三部收役,其中有无籍贯者,送五城兵马司拘候处画。”又设保状制度,商贾向官府递交一份表明遵纪守法的保证书,以规范某些商贾欺行霸市、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等行为。然而,占籍、保状、路引等管控措施在规范商业秩序的同时,也限制了自由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

明政府一贯重视平抑物价。朱元璋曾把持行市行为给予坚决打击,“诏中书省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侩姓名时,其物价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一体兼领市肆。”又《大明律·户律·市廛》规定:“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若见人有所买卖,在傍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取利者,笞四十。若己得利物,计赃重者,准窃盗论,免刺。”还定出“时估”制度,命“府州县行署”“务要每月初旬取勘诸物时估,逐一核实,依期开报,毋致高抬少估,亏官损民”,如若“物货价直高下不一,官司与民贸易,随时估计”。宣德元年,“令客商以金银交易,及藏匿货物高增价值者,皆罚钞。”《大明律·户律·市廛》“市司评物价”条称:“凡诸物行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坐贼论,入已者,准窃盗论,免刺。”至嘉靖年间,规定地方“每月朔望,各集经纪,谨较斗秤,备访物价,各具所闻实报。”

针对商税的征收,明政府设置了税收管理机构。在京称税课司,州县称税课局,隶属户部,“凡一应收税衙门,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其收税有本色、有折钞,其起解收贮,有入内府、有留各处,亦有添设除免。其差官有巡视监收,例各不一,具列于后。”为防止商人偷逃税款,实行严格的分税政策。先由各级税务管理机关制定纳税细则收取商税,所得税款逐级解赴上司,再由各布政司来年解到京都户部。物品收税数额由兵马司负责市场管理的机构统一张榜公布,严禁私自易价。偷税漏税者,经查出没收货物一半。拥有固定商肆和集市性摊位的“坐贾是主要纳税人,称“居鬻”,还有称作“行赉”的行商。“行赉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居鬻”缴纳商税和市肆门摊税,商税按营业额比例上缴,“命中书省,凡商税三十税一,过取者以违令论。”且征收额度逐年加重。宣德四年,“户部以钞法不通,皆由客商积货不税与市肆鬻卖者沮挠所致,奏请依洪武中增税事例” “令顺天、应天,苏松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福建福州、建宁,湖广武昌、荆州,江西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东广州,河南开封,山东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广西桂林,山西太原、平阳、蒲州,四川成都、重庆、泸州,共三十三府州县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加五倍。候钞法通止。”正统七年定京都税、宣课二司税钞则例,“每季缎子铺纳钞一百二十贯,油、磨糖、机粉、茶食、木植、剪截、绣作等铺三十六贯,余悉量货物取息,及工艺受值多寡取税从之。”崇祯时期,为缓解国家财政危机,商税由三十税一变为十税一,门摊税以“审其生业,分别等则”为征收方式,就是按商铺和摊位所从事的行业和经营范围收取不同的定额营业税,致“商民益困矣”。

对于行商的管理,规定“凡商贾欲赍货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券。 “关券”汉代称“传”,唐代称“过所”,宋代称“公凭”,明时称“路引”,即通行证或身份证,写在纸上,采用半印勘合,即半印钤于路引上,半印存发引官府,回来要勘合,并徼销路引。明初为稳定社会局势,官府在交通要冲设巡检司,以路引约束百姓自由出乡,军民人等往来超百里者须交验地方官准发的文引,注明执文人姓名、籍贯、何事何从等内容,私度关津者受杖刑,申请“路引”须向政府交纳“路引钱”。行商途中遇关卡,则按贩运商品的数量缴纳关税。抵达目的地后,须将商品存入塌房、官店,交纳塌房税和免牙钱,获取政府开具的纳税票据后,方可入市交易。行商贩货总要投店住宿,于是旅店、客栈成为官府掌控行商动态踪迹的重要环节。住店客栈都须备有官府署发的店历凡客店每月置店历一扇,在内赴兵马司,在外赴有司署押讫,逐日附写到店客商姓名、人数、起程月日,各赴所司查照,就是客店须对投宿商人进行详细登记,并按月上报所辖官衙进行查照,以便官府全面掌握客商经营情况和流动路线。明政府还在行商贮(停)货地即塌房也建立登记制度,详细登记商人姓名、字号、货物品类、数量、从何处来等内容,定期上报官府。塌房登记除了可掌握商人情况外,还可根据货物数量向行商征收商税(由塌房代征)。

二、牙人的市场角色职能

 

牙人即牙郎,本名互人,又称互郎,是古代商品交易的中间人(又称行户),在市场中充当评定货物质量、数量、重量和检验货币质地,促成交易的角色职能。唐人书“互”作“牙”,“牙”似“互”,“互人”误写为“牙人”,牙人的经纪场所称作牙行。这一角色最早出现在牲口互市中,秦汉时期称“驵侩”,传统观念中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驵侩”成为商人的贬称。唐代时称撮合交易的中介人为“牙子”、“牙郎”、“牙侩”、“牙保”等。如元和四年“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 “行头”即市场主管,“居停主人”即邸店主,“牙人”即后来的官牙。他们是政府在基层的代理人,协助收税、维持地方秩序。为防止牙人侵占税款,唐穆宗在即位诏令中称:“在村乡及坊市店铺经纪者,宜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该诏令中已使用“经纪者”一词,“牙市又曰经纪,今人称牙侩为经纪,其语有自来。按《唐书》滕王元婴与蒋王皆好聚敛,太宗赏赐诸王帛,敕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金史有牙例课。”

明中期以后,商业空前繁荣,手工业迅速发展,牙行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之中。“或给帖充斗秤牙行,或纳谷作粜籴经纪,皆投身市井间,日求升合之利,以养妻孥,此等贫民天下不知几百万矣。赖此营生,得不为乱。乃有把持行市之叚,希尧、张朴专利肥家害民病。”据明代《安亭志》(今属上海市)载:“市中贸易必经牙行……非是市不得鬻,人不得售。”其规模庞大,有栈房、客房和大量周转资金。《明律》保护牙行的利益,严禁私牙。牙帖是政府发给牙人和牙行的执照,领到牙帖才能经纪牙行业务。最早见于《新唐书·卢杞传》:“市主人牙子,各给印纸。”《民国崇明县志·赋税》注:“唐建中时,市牙给印纸,为牙帖之始。”据一件嘉靖三十五年盐城县沙沟柴行牙帖,“钦差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地方弊事,案奉大明律内一款:‘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应充,官给印信簿籍,附写往来客商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钱入官;官牙容隐者笞五十,革去。钦此钦遵施行。今奉前因,拟合就行,为此合行帖,仰本□前□地方往来客商到彼(以下十七字模糊难辨)等项,务要两平交易,不许高抬少估,亏商损民应□允(下十三字模糊)报(下九字模糊)牙用,如违查出依律(下十三字不清)须至帖者。右帖下沙沟镇柴行牙人宋储收执准此。嘉靖叁拾伍年捌月十七日司吏丁嘉会。□□□报伍年以苏困弊事(小字)(年月上钤盐城县印)帖(大字)”,由于该文中记载了明代牙行的法律、机制、职能、禁例等方面内容,是研究牙行制度的第一手资料。此时牙帖5年更换一次,旧帖上缴存档,一定时间内销毁或作废纸处理,故保存不易。此牙帖为从明晋藩所刻《宝贤堂集古法贴》封面硬壳中拆出,当作废纸做填糊之用。同时发现的还有一张嘉靖36年工部主事批发的路引和此时期上海县漕运的资料。因《宝贤堂法帖》是著名法帖,为历代藏家精心保管,得以传世,糊在帖中的文件,也幸而保存下来。在《醒世恒言》第十八卷中,对牙行的角色职能进行了生动描写:施复来到吴江盛泽丝绸牙行,“见门首拥着许多卖绸的,屋里坐下三四个客商。主人家(指牙人)站在柜身里,展看绸匹,估喝价钱。施复分开众人,把绸递与主人家。主人家接来,解开包袱,逐匹翻看一过,将秤准了一准,喝定价钱,递与一个客人……那客人真个只拣细丝称准,付与施复。”

晚明时期经纪人充斥在各个行业市场中,艺术品进入流通领域后,作为人类社会创造的特殊商品,其原创性、不可再生性、传承性和非生活消耗性,决定了其具有大幅升值特点,即传世量越少、品相越精,升值越快,且可数倍至数十、数百倍于其他商品;又具有传代保值性,即作为一项家族资产世代相传,是家族绵延兴旺的物质保障。艺术市场活跃的苏州、南京等地,艺术品经纪人大量出现。他们在买卖双方之间穿梭往来、鉴定估价、引导交换、促成交易后从买卖双方抽取佣金。受儒家观念影响,文人认为当面讨价还价有辱斯文,文震亨在《长物志》卷五中称: “手执卷轴,口论贵贱,真恶道也。”所以他们遇到心仪的艺术品,往往不直接求购,而是委托经纪人从中斡旋代办。如《文三桥与墨林十九札》载:“四十之数,亦非少初本意,缘本主不定耳。今以物往可有成云之理,亦少初要成交故也。五月亦无不可。谨此奉复,彭顿首,墨林尊兄。”从信札内容看,文征明之子文彭与“少初”讨价还价,充当了项元汴与“少初”二人间艺术品经纪人的角色。

 

三、晚明收藏风尚的社会基础

 

明政府一贯重视书籍的刊刻印行,“丙午五月庚寅,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朱棣也称:“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到了仁宣时期,“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在政府的长期支持和倡导下,明代社会藏书、刻书风潮涌动,印刷业发达。书肆多与书坊合作刻印书籍,称坊刻书,不少为家族性经营。大都市书肆较集中,形成书市。明人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对当时国内四大书籍交易中心作了详尽记述:“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使都市平民的修养较高,书籍交易中心往往也是艺术品交易中心,为艺术市场的繁荣和大众收藏热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晚明时期的江南是文人荟萃之地,苏、松、嘉、湖一带商品经济发达,海内外商贾云集,形成以太湖为中心,北起长江,南至钱塘江,西达皖南徽州,东到东海的收藏家群体。其中著称于文人书画界和收藏界的有董其昌、沈周、文征明父子、祝允明、唐寅、徐有贞等人;以藏品精绝名冠东南、更超内府的收藏大家有嘉兴项元汴、无锡华夏、太仓王世贞兄弟等,此外还有韩世能及韩逢禧父子、黄琳、张孝思、钱能、郭衢阶、李日华、张丑、朱之赤、曹溶、莫是龙、陈继儒、刘子大、嵇文甫、郁逢庆、詹景凤等收藏大家,并出现吴县叶氏、昆山叶氏、苏州许氏、苏州东山席氏、苏州潘氏(吴湖帆外氏)、苏州铁瓶巷顾氏、苏州木渎璜川吴氏等收藏世家,形成苏南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嘉靖时归安人姚翼感叹:“余尝观世之贵游公子,往往驰心于金玉珠玑、珊瑚翡翠之好,而竭其力以致之;间或厌苦世俗而稍务为清虚者,则或奇花怪石,或古器图画,终其身淋漓燕嬉于其中而不出。”品位收藏家群体的出现,对历代文物和古代物质文化的继承、传播与保护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晚明时期出现了以商人、百工、城市平民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他们虽无优越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但数量庞大,是新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不仅创造了戏曲、小说等大众流行文化,还催热了大众收藏文化。此时赏古怡情作为身份和财富的重要标志,很快形成社会时尚。为追求这种精致生活,市民阶层对艺术品的需求亦激增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中生动地写道:“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杂器,俱属之。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明末拟话本小说集“三言”、“二拍”中,有许多情节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其中涉及到不少收藏生活场景。如《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一章中,叙述了姚滴珠被汪锡拐骗到囤子,“房室甚是幽静清雅。但见:明窗净几,锦帐文茵。庭前有数种盆花,座内有几张素椅。壁间纸画周之冕,桌上沙壶时大彬。窄小蜗居,虽非富贵王侯宅;清闲螺径,也异寻常百姓家。”周之冕是苏州著名画家,擅长写意花鸟;时大彬是宜兴紫砂著名艺人,二人的创作都活跃在万历时期,他们的作品受到时人的竞相收藏,价值不菲。试想连拐子汪锡装点居室陈设,都用到周之冕的画、时大彬的壶,足见竞尚清雅之风的普及程度。人数众多的市民阶层有意愿和能力参与艺术市场活动,说明此时艺术市场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也供应了更多大众藏品。

收藏者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决定着收藏对象的品味。市民阶层作为人数最多的收藏群体,他们的审美需求一定程度上影响艺术品的市场认知度和商人的运营方式。大众收藏的繁荣,降低了进入艺术市场的门槛,使特权和社会地位不再成为参与此项活动的通行证,错开了不同层位艺术品的消费空间,从而有力地拉动了艺术市场的整体繁荣。市民阶层中还出现很多资本较少,以买卖古玩字画为生的游商。据詹景凤《东图玄览编》记:“……十八学士一卷……其人持来典韩祭酒敬堂三十金,予因得竟日观……吾歙汪太学七千家藏,亦有一卷徽庙官爵与京跋并同画布置异同,但精彩稍不逮。”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反复提到的夏贾,盖为其家中常客。“万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雨。夏贾持思白小画一祯……”“万历三十八年六月十二日,夏贾持唐伯虎画来看,仿李唐笔……”“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夏贾持一册来阅,凡十二叶,止马远一幅真。又梁楷水牛枯柳,虽赝本,然甚有韵。“夏贾”掌握最新市场行情,在地区差价中赚取一些利润,李家是他的固定客户。

 

四、晚明社会的士商共生关系

 

明政府出于全国政治利益格局均衡性的考虑,规定了不同省份的入仕名额,实行南北分卷。至晚明时期,这一措施使经济和文化教育发达、考生众多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大量不得入仕的读书人。文征明就此评论:“开国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学校廪增正额之外所谓附学者,不啻数倍,此皆选自有司,非通经能文者不与。虽有一二幸进,然亦鲜矣。略以吾苏一郡八州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二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众,历三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及今人材众多,宽额举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几何而不至于沈滞也。故有食廪三十年不得充贡,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补者,其人岂皆庸劣驽下不堪教养者哉?顾使白首青衫,羇穷潦倒,退无营业,进靡阶梯,老死牖下,志业两负,岂不诚可痛念哉!他们被拒于仕途以外,只得混迹都市之中,或为塾师、或卖画为生、或以笔墨度日,成为艺术品创作和经营的主体。

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白银的货币化是中国经济走向近代化的标志。在此社会背景下,传统重义价值观发生质变,言利、且士且商的生活方式受到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认可,产生官员商人化,商人文人化和文人商人化的社会现象,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由社会各阶层人士共同参与的艺术市场形成。在文人书画家心中,“以画为娱则高,以画为业则陋”的观念日益淡漠,他们公开列出润格,以润笔费养生赡家,文人书画商品化、文人书画家职业化渐成风气。他们与商人合作,通常采用两种售卖方式:一是商人征收文人书画家的作品出售或寄售,或将其按尺寸收费的价码“笔单”挂出,买家预定后由商人下单、取货、装裱,买家取作品时向商人加付一到两成佣金;二是由经纪人促成买家和书画家交易。

文人士大夫是艺术市场的引领者,他们将艺术品消费视为生活方式,始终掌握着评判艺术品雅俗优劣的话语权,部分士人还参与“时玩”的设计和制作,其审美取向直接关系到“时玩”创作的艺术风格。“赏鉴家以古法书名画真迹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罍又次之,汉玉杯玦之类又次之,宋之玉器又次之,窑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宣窑、成化窑又次之,永乐窑、嘉靖窑又次之。留都旧有金静虚润、王尚文徽、黄美之琳、罗子文凤、严子寅宾、胡懋礼汝嘉、顾清甫源、姚元白淛、司马西虹泰、朱正伯衣、盛仲交时泰、姚叙卿汝循、何仲雅淳之,或赏鉴,或好事,皆负隽声。黄与胡多书画,罗藏法书、名画、金石遗刻至数千种,何之文王鼎、子父鼎最为名器,它数公亦多所藏。近正伯子宗伯元介出,而珍秘盈笥,尽掩前辈,伯时、元章之余风,至是大为一煽矣。”商人与文人或为密友,或为赞助方与被赞助方,艺术品成为二者结交的纽带。这种士商合流可视为传统文人对商品经济社会环境的适应与融入,艺术市场成为文人士大夫与富商巨贾之间互利双赢,实施资源整合的平台。周晖生动记述了二者之间微妙的默契关系,“凤洲公(王世贞)同詹东图在瓦官寺中,凤洲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东图曰:‘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凤洲公笑而不答。”

文人士大夫凭借自身的社会影响及艺术鉴赏力著书立说,制定出艺术品的雅俗审美标准,牢牢掌握话语权,主导市场风向标。吴门画派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型画派,其代表人物沈周、文征明、唐寅等人社会地位很高,作品深受欢迎,价格不菲。唐寅作品当时的售价即高于画工出身的老师周臣,“唐子畏画师周臣而雅俗迥别,或问臣:‘画何以俗?’曰:‘祗少唐生数千卷书’。”唐寅作品中体现的文人心境,符合市场对高雅审美意趣的需求。董含引何良俊语云:“士君子读书出身,虽位至卿相,当存一分秀才气,方是名士。今人几席间往往宝玩充斥,黄白灿陈,若非贾竖,则一富家翁耳。”“旨哉斯言!余偶著《林史》,中一则云:士大夫陈设,贵古而忌今,贵雅而忌俗。若乃排列精严,拟于官署;几案纵横,近于客馆;典籍堆砌,同于书肆;古玩纷遝,疑于宝坊,均大雅之所切戒也。元朗之言,正与余合。”在各类文房清供中,以字画、鼎彝的文化价值最高,更能凸显主人的清雅趣味,所以江南的文人士大夫多醉心于此。嘉靖时期寓居南京的山阴人陈鹤“生而颖悟绝群,年十余,己知好古,买奇帙名帖,穷昼夜诵览”。成年后名望甚高,“而其所作为古诗文,若骚赋词曲、草书图画,能尽效诸名家,既已问出己意,工赡绝伦。……于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尽一时豪贤贵介,若诸家异流,无不向慕,愿得山人片墨,或望见颜色,一谈一饮以为幸。虽远在滇蜀,亦时有至者。”足见时人以诗、文、书、画论列清浊之风的盛行。商人坐拥雄厚资财,是艺术市场的最大买家和经营者。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是晚明社会结构重组的标志,他们为打破文人士大夫垄断的文化壁垒,纷纷竞购珍玩,并努力效仿文人意趣。富商巨贾的一掷千金以及对艺术家的积极赞助,使原由文人士大夫掌握艺术市场风向标的局面发生一定程度的逆转,甚至使文人产生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只得著书划出自身与商贾趣味的区别。松江人莫云卿在《笔》中称:“今富贵之家,亦多好古玩,亦多从众附会,而不知所以好也。且如畜一古书,便须考校字样讹缪,及耳目所不及见者,真似益一良友。蓄一古画,便须少文,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其如商彝周鼎,则知古人制作之精,方为有益。不然与在贾肆何异?正如加拿大学者卜正民所说:“时尚的确定并不是一个公开的过程。它总是被那些既定的精英人物所裁断,时尚的标准不是由那些从底层爬上来的企求者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已经达到既定水平、需要保护既得的精英地位的人们决定的。他们划出时尚与普通的界限,将大多数企图挤进上流社会的追寻者都拒之门外;不然的话,他们的上流社会地位就会变得不值钱,他们的足以象征其优越地位的资本就会失去价值。”文人与商人合作,可以过上纵情山水、又不担心生计的理想生活。如歙县富豪黄明芳资财雄厚,“……好接斯文士,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征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问政公六旬,子畏辈皆亲洒翰为贺。”商人与文人交友,看重的是文人才名和艺术鉴赏力给他们带来的现实名利。二者以艺术品收藏和经营为介质,互利共赢、各取所需,将艺术市场推向繁荣。

 

五、晚明商人的市场运作及艺术品消费观

 

明中期以后,是中国商业资本集团的原始积累时期,其经营范围不断扩张、资本积累迅速增加,经济势态呈现出以下特点:1、粮食、棉布、丝织品等商品化程度提高;2、长途贩运贸易激增;3、商路增辟、新兴商业城镇增加;4、区域型商品的市场制约力削弱,全国市场形成。

明政府为抑制土地兼并而课以重税,“至十八年,(顾)鼎臣为大学士,复言:‘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供输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三吴地区商人进行艺术品投资,是一种避税手段,更有不少商人经营当铺,“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又以田农为拙业,每以质库居积自润,户无多田,用是往时编审不能画一,其田以均三百八十里之数,或以数十亩而充者,困累莫诉,识者忧之,乃援外邑之。”典质品中古玩书画甚多,“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除当铺外,经营艺术品的还有鬻古肆、书肆、画店、笔铺、扇铺、纸店等固定商肆;北京灯市和城隍庙市、南京上元灯市、杭州香市等集市型摊位,以及众多游商。不少古玩商在经营中成长为鉴藏名家,徽人吴其贞出身鉴藏世家,其父吴豹韦“笃好古玩书画,性嗜真迹,尤甚于扇头,号千扇主人,然不止千也”。吴其贞往来于皖南、扬州、苏州、常州、杭州和绍兴一带,经营古书画为业。所著《书画记》是中国古代书画鉴藏史上唯一一部由古玩商写成的著述,该书几经封杀终获流传。记述了当时江南古玩交易及收藏状况,如崇祯年间寓居阊门的歙西溪南人吴能远,以擅长书画鉴定著称,凡溪南人携古玩出卖,皆寓能远家,故所得甚多,尽售于吴下。据《书画记》载,与吴其贞交往的主要有三类人:一是曹溶、钱谦益、宋琬、卞永誉、耿昭忠、梁清标以及项元汴、李日华的后人等收藏家;二是王鉴、蓝瑛、查士标、邹之麟等书画家;三是归希之、陈定等古玩商。所记过目书画包括《平复帖》、《洛神赋图卷》、《女史箴图卷》、《临钟繇千字文卷》、《平安、何如、奉橘三帖》、《鸭头丸帖》、《伯远帖》、《出师颂》、《职贡图》、《萧翼赚兰亭图》、《万岁通天摹王氏进帖》、《照夜白图》、《簪花仕女图》、《鹡鸰颂》、《祭侄文稿》、《刘中使帖》、《苦笋帖》、《夏热帖》、《韩熙载夜宴图卷》、《寒鸦图》、《祭黄几道文》、《苕溪诗》、《雪江归棹图卷》、《晋文公复国图卷》等1300余幅传世名品。

晚明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个人拥有大量财富,助长了奢靡享乐之风,艺术品的消费群体主要是文人士大夫和富商巨贾。从商人的消费观看,他们竞购珍玩铺陈居室,主要是为了攀文附雅,效仿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进而自抬身价。“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盖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谓柴、汝、官、哥、定诸窑,尤脆薄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沈德符用“耳食”一词,形容那些仅凭耳朵,惟他人意见是听,没有辨识鉴赏能力,又一掷千金的新安大贾。“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 的观念,促使他们在行商之余搜罗古物,不惜重金购回。虽说受自身文化艺术素养所限,出现了不少盲目跟风者,但也培养出不少眼力精道的商人。如现藏歙县博物馆、翟院深的《雪山归猎图》,就是歙县商人在苏、浙经商时购回的。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宋李唐《晋文公复国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元赵孟頫《水村图》、现藏日本传为唐王维画作《江山雪霁图》等均为徽商收购,又经徽商流出。而据张丑《清河书画舫》:“又见元镇《高士幽涧寒松图咏》,案题乃是写赠周逊学者,详其风格,盖晚岁笔也。此图收藏得地,纸质如新,笔墨精好,神采焕然,旧为何元朗故物,今在溪南吴氏。江南人家以倪画有无为其清浊,政为此等尤物品定耳。”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四记述一位在苏州经营古玩生意的徽商“闰十一月十六日,余生持赵子昂《秋林听琴图》横卷来鉴定。……又古铜辟邪水滴一,绣花白定香盒一,南唐贡砚一。余生,方樵逸之内侄,以炼墨闻于吴中。作书画估,乃新参耳。”他原“以炼墨闻于吴中”,见艺术品生意有利可图,遂加入“书画估”行列。徽人詹景凤久居吴地,很有鉴赏和投资眼光。在《题文太史渔乐图卷》中,记述了自己的“炒画”经历:“要以太史短幅小长条,实为本朝第一。然太史初下世时,吴人不能知之也,而予独酷好,所过遇有太史画无不购者。见者掩口胡卢,谓购此乌用。是时价平平,一幅多未逾一金,少但三四五钱耳。予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又后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埒悬黎矣。”从三四钱到“价酹悬黎”,价格翻了几十番,詹景凤收藏的画作十余年后才流行起来,价格翻番暴涨,说明他是一位颇具收藏眼光的艺术品投资人。

商人的艺术品投资和经营活动,名为“竞尚清雅”,实则“竞尚名利”,他们通过收藏珍玩提高自身地位,再从艺术品的收购和转卖中赚取利润,有眼力者逢低买入,高价抛售,艺术品具有保值和升值功能,其经营利润远在其他商品之上,“重利”始终是第一要务。富商巨贾看准市场,开辟这项新兴业务,甚至不惜哄抬价格,多方炒作。例如关于瓷器价格的涨幅,沈德符做过一段生动的描述:“城隍庙开市在贯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陈设甚多,……以至书画骨董真伪错陈。北人不能鉴别,往往为吴侬以贱值收之。其他剔红填漆旧物,自内廷阑出者,尤为精好。往时所索甚微,今其价十倍矣。至于窑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杯盏之属,初不过数金,余儿时尚不知珍重,顷来京师,则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宣铜香炉所酬亦略如之,盖皆吴中儇薄倡为雅谈。戚里与大估辈,浮慕效尤,澜倒至此。”

富商巨贾不但四处搜购艺术品,还资助艺术家,出示藏品供其临习。项元汴藏品使很多人受益,代表人物有仇英和董其昌。仇英出身低微,以画匠身份长期客居项元汴处,为其临摹古画。据清人吴升《大观录》载,仇英在画作《沧溪图卷》上跋:“檇李项子京收藏甲天下,馆饩十余年,历代名迹资其浸灌”,终成“摹唐、宋人画,皆能夺真”的高手。董其昌在艺术创作道路上的精进,也与项元汴密切相关。他每拜访项元汴,元汴尽出所藏晋、唐真迹供他观摩,使他悟得古人的用笔要领。董其昌在为项元汴作的《墓志铭》中谈到自己的艺术经历,对项元汴充满感激:“学书者既从真跡得其用笔、用墨之法,然后临仿古帖即死句亦活,不犯刻画重佁之诮,……余事此道五十余年矣。初于虞颜入,已而学右军、学钟太傅,煞有肖似《兰亭》、《丙舍》、《宣示》等形模,便自沾沾以为踞唐人之上。三五年间游学就李,尽发项太学子京所藏晋唐墨跡,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年月。昔香岩在沩山会下,参父母未生前一句机语不契,遂巳息心愿作长年粥饭僧,正余尔时境界也。金门大隐十年多暇,又长安官邸收藏鉴赏之家不时集聚,复于项氏所见之外,日有所增益。”商人对艺术品的选择和偏好,也影响到收藏取向。“画当重宋,而迩来忽重元人。窑器当重哥、汝、而迩来忽重宣德、成化,以至嘉靖亦价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正由于商人群体对元人画作的忽然重视,才使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的作品变得抢手起来。

世风是一定时期内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行为的普遍倾向,晚明时期的奢靡世风与长物之好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出现了强大的奢侈品需求和消费群体,催生了艺术市场的繁荣。“余小时即好书画,以为此皆古高人胜士,其风神之所寓,使我日得与之接,正黄山谷所谓能扑面上三斗俗尘者也。一遇真迹,辄厚赀购之,虽倾产不惜。故家业日就贫薄,而所藏古人之迹亦已富矣。然性复相近,加以笃好,又得衡山先生相与评论,故亦颇能鉴别。虽不敢自谓神解,亦庶几十不失二矣。艺术品消费集休闲娱乐与知识性于一身,吸引了从皇亲贵戚、达官显宦到富商巨贾、中下层文人、中小商人,甚至奴仆皂隶等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参与。 “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娑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姚廷遴记明末松江城风俗,“余幼年到郡,看城中风俗,池郭虽小,名宦甚多,旗杆稠密,牌坊满路。至如极小之户,极贫之衖,住房一间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而铺设整齐。无论大家小户,早必松萝芫荽,暮必竹叶青状元红。毋论贵贱男女,华其首而雅其服焉。”收藏时尚使掌控巨资的少数大商人手中的财富被重新分配,富商巨贾获取了象征跻身上流社会的高端艺术品,又营造出以收藏多寡和品位高低,判定人们身份地位、经济实力、文化修养的社会风气,艺术品收藏因此更为狂热,各色人等均被卷入文玩采购的洪流之中,形成不同社会群体的消费空间和消费观念。此外,因明律对贪官处以重刑,所以官员之间直接以大量银两受贿、行贿的很少。艺术品馈赠及高价转让,成为此时官场买官鬻爵的洗钱利器,从而进一步拉升了高端艺术市场消费。

晚明时期苏州地区书画临摹、文玩制造水平一流,苏州人的审美趣味遂成世人的跟风目标。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子匡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逾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通州“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引领流行时尚,引发各地“观赴”、“趋效”,加速了生活方式与传统礼制的背离。

 

六、晚明艺术市场的仿赝乱象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二十六卷:“好事家”:“嘉靖末年,海内宴安。 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嵆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货收购,名播江南。 ……,而吴越间浮慕者,皆起而称大赏鉴矣! 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箧笥之藏,为时所艳。山阴朱太常(敬循),同时以好古知名,互购相轧。市贾又交构其间,至以考功法中董外迁,而东壁西园,遂成战垒。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 吴门新都诸市古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怡矣。”此时出现形形色色的猖狂造假手段,如割裂书画真迹与题跋,把题跋附于假画之后冒充真迹;以板残、湿霉、火燎、烟薰、置蛀米柜等法制作假宋版书;以醉醋外涂、烟薰、刀刻、浸水、炭烤、地埋等方式制作假青铜器。故沈德符有“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之言论。

商人的急功近利导致艺术市场的恶性竞争和消费导向偏差,出现艺术品价格畸高、赝品泛滥的局面。谢肇淛在《五杂组》中生动道出种种乱象:“今世书画有七厄焉,高价厚值,人不能售,多归权贵,真赝错陈,一厄也;豪门籍没,尽入天府,蟫蠢澌尽,永辞人间,二厄也;射利大驵,贵贱懋迁,才有赢息,即转俗手,四厄也;富贵之家,朱门空锁,榻笥凝尘,脉望果腹,五厄也;膏粱纹绮,目不识丁,水火盗贼,恬然不问,六厄也;拙工装潢,面目损失,奸伪临摹,混淆聚讼,七厄也。”[①]在恶性竞争中获利最多的是中间商,他们炒作价格,吸引大批盲目跟风者。“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夸以为观美。今之所称好画者,皆此辈耳。其有能稍辨真赝……,盖已千百中或四五人而已。”[②]众人的从心理为造假贩假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由于晚明政府对艺术市场的监管不力,而珍品却供不应求,又有大批江南中下层文人游离在仕途之外,其中部分人专事仿古以谋生计,水平较高的作品被当作“时玩”。如仇英版《清明上河图卷》的结构大致按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景物顺序布局,描绘了明中期的苏州街景。此画与表现北宋东京汴梁城风貌的张择端版《清明上河图》相比,仇英版画作所绘建筑规模更宏大,商铺门面更宽敞,裱画店、银楼、香楼、古玩瓷器店等布列其间。此画当时由项元汴收藏,后于清乾隆年间入藏内府,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吴县(今苏州境内)人袁孔璋,山水学沈周、文徵明,精秀而用笔不茗。《无声史诗》卷七记“作画精于仿古,所摹宋元名家洎今文唐之迹,可以乱真。”[③]又见嘉兴人李日华记述:“里中有朱肖海者。名殿。少从王羽士雅宾游。因得盘桓书画间。盖雅宾出文衡山先生门。于鉴古颇具眼。每得断缣坏楮应移易补款者。辄令朱生为之。朱必闭室寂坐。揣摩成而后下笔。真令人有优孟之眩。顷遂自作赝物售人。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又有苏人为之搬运。三百里内外。皆其神通所及。所歉者。每临文义。辄有龃龉。易于纳败。[④]袁孔璋、朱肖海等仿古高手之外,还形成苏州阊门专诸巷这样的赝品制造基地。据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万历四十年十一月十日,王丹林从武林回,来谒。云余向于僧宗朗处所见阁帖,乃阊门专诸巷叶氏所造。果中余摸索矣。”[⑤]例如不少人靠伪造文征明画作维持生计,“衡山精于书画,尤长于鉴别,凡吴中收藏书画之家,有以书画求先生鉴定者,虽赝物,先生必曰:‘此真迹也。’人问其故,先生曰:‘凡买书画者,必有余之家。此人贫而卖物,或待此以举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举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时之名,而使人举家受困,我何忍焉?’同时有假先生画,求先生题款者。先生即随手书与之,略无难色。则先生虽不假位势,而吴人赖以全活者甚众。故先生年至九十,而聪明强健,如少壮人。”[⑥]文人参与造假提升了赝品质量,严重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十八日,夏贾携透明犀杯一,琥珀带环一,旧玉玦一来看。贾从金陵来,云近日画道断,卖者不卖,买者不买。盖由作伪者多,受绐者不少,相戒吹,不复敢入头此中耳。”[⑦]

 

七、晚明江南艺术市场的发展条件和经营模式

 

明中期以后,涌现出许多商贾辐辏、客流熙攘、市场密布的大都市。北京“大明门前棋盘天街,乃向离之象也。府部对列街之左右。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此亦见国门丰豫之景。”[⑧]而江南市场沿大江而下,为金陵,……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嘉禾边海东,有鱼盐之饶。吴兴边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会也,……米资于北,薪资于南,其地实啬而文侈。然而桑麻遍野,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⑨]江南地区除繁华大城市外,人口稠密、工商业发达的中小城镇数量也在迅猛增长。例如万历年间“吾乌青当吴越之交、民物之所、萃贤哲之所生,远方行旅之所趋,圜阓鳞次,宛若钜邑。赵宋南国密迩,畿甸侈靡,华丽闻于江表。[⑩]星罗棋布的繁华中小城镇簇拥在商业型大都市周围,汇聚成发达的商业网络。

艺术市场发展必备两个条件:一、商品经济繁荣;二、艺术品进入流通领域,品种和数量均达到一定规模。明人的收藏范围在品种和数量上均远超前代。宋人赵希鹄著《洞天清禄集》中涉及的藏品有: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真迹、古今石刻、古画等。明人《格古要论》将藏品分为:古琴、古墨迹、金石遗文、古画、珍宝、古铜器、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竹、文房、古今诰敕题跋等项。《清秘藏》中分为:玉、古铜器、法书、名画、石刻、窑器、晋汉印章、砚、异石、珠宝、琴剑、名香、水晶玛瑙琥珀、墨、纸、宋刻书册、宋绣缂丝、雕刻、古纸绢素、奇宝、唐宋锦绣等21项。《长物志》中还提到佛像、佛经、古版书籍及家具,《燕闲清赏笺》涉及古印章、古玉器、纸、笔、墨、剑等。除古物外,明人还将大批存世较近或本朝制作的时玩纳入收藏范围。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时玩”条中所言:“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11]宋以前典籍对私家收藏的记载很少,艺术品交易记录更少。宋元时期,艺术品买卖常见于著录,但交易记录仍不多见,而明中期以后的大批著述中,写下了艺术品交易记录。

浓厚的商业环境及收藏范围的拓展,进而推动工艺美术的迅速发展,一时间名匠辈出,其作品价格斐然。“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瓦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二三千钱。龚春尤称难得,黄质而腻,光华若玉。铜鈩称胡四,苏、松人有效铸者,皆不能及。扇面称何得之。锡器称赵良璧,一瓶可直千钱,敲之作金石声,一时好事家争购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于吴中,獧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然其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也。千百年后,安知不与王吉诸人并传哉?”[12]项元汴除经营典当生意外,也遴选能工巧匠制作时玩,凡几榻、架柜、奁盒等,镌以铭识,极为精巧。此时期不但成就了众多工艺美术大师,也形成从宫廷书画家到文人士大夫、乃至画帮及民间艺人构成的不同层位书画家团队,他们的作品满足了不同阶层或社会群体的消费需求,丰富了艺术市场货源。

晚明艺术市场主要有三种经营模式:一是固定商肆;二是集市型摊位;三是游商。固定商肆依经营范围有书肆、鬻古肆、珍宝店、香料店、画行等。时人将蓄玩书画、古器、盆景、花木、香料归为一类,称为清娱、清玩,店铺称为“市座清客”,通常开在一处。李日华居嘉兴,常去省城杭州“阅市”,在其《味水轩日记》中,记他经常光顾的一家杭州六桥鬻古肆“又步至六桥,至项老店,与之雪藕而食。项老欣然出卷轴相评赏……项老,歙人。初占籍仁和为诸生,以事谢去,隐西湖岳祠侧近,老屋半间。前为列肆,陈瓶盎细碎物,与短松瘦柏、蒲草棘枝堪为盆玩者”[13]此时商人开店已有择址意识,据《戒菴老人漫笔》载:“苏州卖骨董金克和尝求春联于沈石田翁,遂索纸笔亲书一对云:‘小门面正对三公之府,大斧头专打万石之家。’盖其家对俞尚书士跃住云。”[14]精明的古董商金克和将店铺开在俞士悦尚书家对面,以便就近搭上高端客户群;又请文化名人沈周为店铺题写春联,以博取广告效应。

关于集市性摊位,如《帝京景物略》中记:“城隍庙市,月朔望,念五日,东弼教坊,西逮庙墀庑,列肆三里。图籍之曰古今,彝鼎之曰商周,匜镜之曰秦汉,书画之曰唐宋,珠宝、象、玉、珍错、绫锦之曰滇、粤、闽、楚、吴、越者集。夫我列圣,物异弗贵,器奇弗作,然而物力蕴藉,匠作质良,古未有,后不磨,当代已稀重购。”[15]集场东至刑部街,西至城隍庙,绵延三里左右。集期为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届时百物杂陈,市声嘈嘈,自朝及夕。“城隍庙开市在贯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陈设甚多,……以至书画骨董真伪错陈。北人不能鉴别,往往为吴侬以贱值收之。其他剔红填漆旧物,自内廷阑出者,尤为精好。往时所索甚微,今其价十倍矣。至于窑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杯盏之属,初不过数金,余儿时尚不知珍重,顷来京师,则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宣铜香炉所酬亦略如之,盖皆吴中儇薄倡为雅谈。戚里与大估辈,浮慕效尤,澜倒至此。[16]在《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中,有一段关于北京庙市的描写:“京师有个风俗,每遇初一、十五、二十五日,谓之庙市,凡百般货物俱赶在城隍庙前,直摆到刑部街上来卖。挨挤不开,人山人海的做生意。那官员每清闲好事的,换了便巾便衣,带了一两个管家长班出来,步走游看,收买好东西旧物事。朝中惟有翰林衙门最是清闲,不过读书下棋,饮酒拜客,别无他事相干。权翰林况且少年心性,下处闲坐不过,每遇做市热闹时,就便出来行走。”[17]一日,权翰林在庙市闲逛,发现有个老人家正卖旧紫金钿盒儿,可惜没底儿,只是个盒盖儿而已,权翰林认得是件古物,就花一百个钱,当下成交。“又在市上买了好几件文房古物。回到下处来,放在一张水磨天然几上,逐件细看,多觉买得得意”[18],后来这旧紫金钿盒盖儿成全了他的美好姻缘。像权翰林这样有收藏爱好的文人士大夫在公务之余,也会到庙市寻宝。庙市与鬻古肆相比,其魅力在于从杂陈的百物间寻索出“废品”中的瑰宝。庙市淘宝对收藏者的眼力要求高于鬻古肆购物,但庙市出售的物件价格更低,若觅得珍宝,必能迅速增值,所以风险虽高,仍吸引着各阶层人士到庙市来淘。

江南地区古玩集市十分繁荣。“西湖香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有篷,篷外又有摊,节节寸寸。”[19]杭州大型集市称香市,中心在昭庆寺,所售物品与北京灯市、城隍庙市相似。台北徐政夫先生收藏的《上元灯彩图》,描绘了万历年间南京上元节古玩集市的景象。画中地点在南京秦淮河以北从内桥到三山街、文庙一带,描绘了出售书画、钟鼎彝器、瓷器、玉器、乐器、花木、奇石、家具、漆金佛像等物品的摊位。顾客摩肩接踵,有的携子选书,有的手捧器物观赏,有的和货主谈论价钱,其中骑马乘轿、有伞盖和扇簇拥的应是地方官员。看热闹的人包括老幼妇孺、和尚道士、乞丐侏儒各色人等[20]

还有许多走街串巷、足迹遍及城乡的游商,因他们无需购买或租用店铺,所以经营成本较低、“踵门求售”的交易方式灵活,所以深受藏家欢迎。游商往往拥有稳定的客户,且多为达官显宦和名门望族。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记述了不少携物登门求售的游商,按姓氏有夏贾、苏贾、钟贾,按地域有徽贾、杭贾、湖贾、上海贾人等。万历三十七年正月十四日“夏贾持文衡山《古木寒泉图》来看,老干霜根,甚有生气。”[21]四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夏贾从杭回,袖出一物,乃拾入土碎玉片、琢成琴样,高五寸,阔二寸五分,厚三分,盖好事者用为臂阁之玩耳。贾曰:是三代物,侯伯所执圭也。”[22]一些收藏家为获珍品,也采取各种方式吸引游商送宝。据《无声诗史》卷四中记季寓庸“雅好法书名画,吴中之人有为李怀琳狡狯者,踵门求售,因是欣然应之曰:‘吾以适吾意耳。延揽既久,则真品自至,如燕台之市骏骨,而终得千里马焉。”[23]常熟人毛晋世居迎春门外七星桥畔,其汲古阁是当时有名的刻书坊,他不吝重金悬购善本。晋少为诸生,萧太常伯玉特赏之,晚乃谢去。以字行,性嗜卷轴。榜于门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內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佰;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积至八万四千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庋之”[24]

 

八、晚明艺术市场的社会意义

 

晚明收藏时尚是中国收藏文化史上继宋元之后的又一高峰,其影响波及后世,成为清代、民国乃至当代大众收藏热的溯源,而艺术市场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中国古代收藏文化的重要环节。艺术市场的形成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一是使收藏变得容易。如胡应麟每到一地,必寻访书肆,收集图书。他以一己之力,十余年间积书42千余卷。项元汴典当质库,资财雄厚,大量搜购法书名画鼎彝奇器,“三吴珍秘归之如流”。[25]尤其是专项收藏,若无成熟的艺术市场则很难实现;

二是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收藏群体。收藏活动在宋元时期为上流社会所专属,明中期以后则扩大到社会各阶层。不仅有王世贞、项元汴、华夏、韩世能等收藏大家,也有藏品较少或较一般的大众收藏者。《寓意编》中记载了数十位收藏者情况,其身份有官员、文人、医生、裱槽匠、僧人等,藏品多寡不一、档次高低不同;

三是对文物的集藏和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嘉靖年间无锡收藏家华夏偶得淳化帖6卷,经文征明考订是宋拓阁本,有缺佚,华夏深以为憾。后文彭于书贩处偶见另外3卷,忙报华夏,华夏以厚值购之,但与足帙仍差1卷。隆庆末年,该帖转由项笃寿收藏。项氏某日进京,于古董商处偶逢余下一卷。弥足珍贵的法书名拓散佚后几经辗转,在市场的助力下终得完璧。[26] 兴化李彬斋太保,石麓公孙,有古玉奁,乃商周间物,石麓传之彬斋,只有奁而缺其盖。彬斋宦游燕邸,携以自随。遇中州贾人,以古玉一囊求售,皆琛璧佩觽,零星瑰异,中有玉盖一枚,与所蔵之奁色泽惟肖。彬斋见而跃然,持入内室,取奁合之,浑然天成,了无携二。惊喜逾涯,不论值收之……。”[27]追捧时玩的风气,使大量当时创作的书画、瓷器、家具等艺术品于问世之初即受珍视,故在流传至今的明代文物中, “时玩”占有很大比例;

四是实现了艺术品再分配,使其获得更好的保管条件,此是商人在文物保护中起到的客观作用。有些藏者因家道中落而变卖藏品,或已故收藏家的子孙难守祖产,珍品常以低值售出。据《戒庵老人漫笔》云:王逸少二谢帖真迹,七十六字,后有赵清献公抃并苏子容等跋。……此余乡顾山周氏先世物,子孙欲求售,特携以问价于文衡山,衡山曰:‘此希世之宝也,每一字当得黄金一两,其后三十一跋,每一跋当得白银一两。更有肯出高价者,吾不论也。’后典于阊门一富家,止得米一百二十斛,竟不知下落矣。惜哉![28]《味水轩日记》记收藏家遇急,以藏品易米质钱。“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戴稚宾病起,以诸画来易米……。”[29] “万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是月十三日,盛德潜卒于王家桥坊从子之居。至是,其从子以所遗哥窑洗一,围径五寸。倭漆香炉一,木外,砂填里,甚轻。黑漆金描,浪纹水花,形制颇雅。倭地木坚而轻,海砂匀细,所以为佳。以是质钱,勉应之。”[30]此外,战乱也是造成公、私藏品散逸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末战乱时内府珍藏法书名画等或毁或散, “甲申之变,名画满市。”[31] “沧桑后世家所藏尽在市贾手”,[32]商人群体将遭兵燹涂炭、劫后幸存的流散文物重新汇入艺术市场这个大蓄水池中,使许多珍贵文物在重新分配之后得以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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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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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4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308-309页。

(明)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附录题跋卷1“题文太史渔乐图卷”,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印行,民国36年(1947),第1页。

(明)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卷24“庙市日期”,中华书局,第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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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徐树丕:《识小录》,卷1,“时尚”,涵芬楼秘笈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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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沈春泽:《长物志》序言,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清)姚廷遴:《历年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印,1962年版,第24页。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中华书局,2006年,第219-220页。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9页。

同上卷4“商贾纪”,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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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玩具·好事家”,中华书局,2007年,第654页。

[①] ()谢肇淛《五杂组》,“卷七·人部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

[②]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28“画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页。

[③] (明)姜绍书:《无声诗史》卷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④] (明)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卷4,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

[⑤] (明)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4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298页。

[⑥]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5史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5-96页。

[⑦] (明)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卷4,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309页。

[⑧] ()蒋一葵:《长安客话》卷1“皇都杂记·棋盘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⑨]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3页。

[⑩] (明)王济:《乌青镇志叙》,见(明)李乐:《(万历)重修乌青镇志五卷》,万历二十九年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524页。

[11]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时玩”,中华书局,2007年,第653页。

[12] (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20《瓶花斋集之八一杂录》“时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31页。

[13] (明)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卷4,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

[14] (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1,“石田为卖骨董门对”,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页。

[15]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4“城隍庙市”,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

[16]  前揭《万历野获编》卷24“庙市日期”,第613页。

[17]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3“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18] 前揭《二刻拍案惊奇》卷3“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第38页。

[19] (明)张岱:《西湖梦寻》卷1“张岱西湖香市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8页。

[20] (明)杨新:《明人图绘的好古之风与古物市场》,《文物》1997年第4期,第56页。

[21] (明)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卷1,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22] (明)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卷5,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324页。

[23] (明)姜绍书:《无声诗史》,卷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24]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7“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25] (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项墨林收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14页。

[26] (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1(清抄本)“宋拓淳化祖石刻法帖六卷”,见《国家图书馆藏古籍艺术类编》10,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471-485页。

[27] (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 “古玉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84页。

[28] (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5右军真迹”, 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3-174页。

[29] (明)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卷1,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30] (明)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2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127页。

[31] (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3 “荆浩山水”,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32] (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3“沈石田煮雪图”,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