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景德传灯录》

《景德传灯录》，中国佛教禅宗史书，三十卷，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法眼宗僧人道原撰[1]。

北宋初年，为了安定社会，稳固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实施了一系列开明的文化政策，其中包括尊儒士、重文教、收编书籍、整理编印典籍文献等。宋初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一阁（崇文院秘阁）访书、藏书、编书、刻书，在太祖、太宗、真宗三帝时，共编成四部大书：《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册府元龟》。馆阁学士，待遇优厚，地位清高，是政府高级官员的必经之途，“公卿侍从，莫不由此途出。”[2]

在佛教方面，宋太祖停止了后周世宗时的“显德（954-958）反佛”，下诏保存诸路未被毁废的寺院，新度僧尼，并于开宝四年（971）派人到成都雕印《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共计1076部，5048卷，雕板达十三万片之多。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时在苏州承天寺弥勒院[3]的道原禅师，在太宗朝《大藏经》印板雕造完成之后，来到京城“诣阙借板印造”[4]，借政府的藏经镂板印造佛经。因为有感于唐代圭峰宗密禅师（？-841）“集诸宗禅言”所撰《禅诠》“历岁弥久……不传于世”，“慨然以为：祖师法裔，颇论次之未详；草堂遗编，亦嗣续之孔易。乃驻锡辇毂，依止王臣，购求亡逸，载离寒暑。”[5]道原禅师留在了京城之中，依托于王公大臣，出资搜求亡逸的禅宗书籍，经冬历夏，而于景德年间（1004-1007）撰成《佛祖同参集》二十卷，咨序于杨亿（974-1021），杨亿为撰《佛祖同参集序》。

杨亿为太宗、真宗时的著名文臣，少年成名，雍熙元年（984）十一岁时为宋太宗诏送阙下，就试诗赋词艺，“连三日得对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深加赏异”[6]，授秘书省正字。后于同僚处得观佛经，从此“留心释氏禅观之学”[7]。咸平元年（998）九月出知处州，于其地参问临济宗广慧禅师，得悟禅旨。他曾在给友的信中自序师承本末：“去年假守兹郡，适会广惠禅伯，实承嗣南院念，念嗣风穴，风穴嗣先南院，南院嗣兴化，兴化嗣临济，临济嗣黄蘖，黄蘖嗣先百丈海，海嗣马祖，马祖出让和尚，让即曹溪之长嫡也。”[8]召还拜左司谏知制诰，景德初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景德二年判史馆，九月丁卯与王钦若等共同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即宋初四大书之一的《册府元龟》）。景德三年，召为翰林学士，又同修国史。此时的杨亿，身居馆阁，位显名高，又得禅教三昧，道原问序，实可谓得其人矣。

未详何种因缘——得杨亿建议的可能性最大，道原将所撰书《佛祖同参集》改名为《景德传灯录》诣阙进呈。（关于二者实为一书二名的情况，已有研究者从其内容与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证[9]。）宋真宗虽崇奉道教，但于释教亦颇用心，“为佛法之外护，嘉释子之勤业，载怀重慎，思致悠久”，诏翰林学士杨亿、兵部员外郎知制诰李维和太常丞王曙同加刊削、裁定，昭宣使刘承珪领护其事。诸人历时一年多，完成了刊定工作，“汔兹周岁，方遂成篇”。[10]大中祥符二年春正月庚辰，杨亿等人奏呈其书，真宗“命刻板宣布”，[11]“大中祥符四年诏编入藏”[12]，将其“编入大藏颁行”[13]，并“命翰林杨亿撰序以赐”[14]，这就是现在冠于延祐本卷首的《景德传灯录序》[15]。——这也解释了《佛祖同参集序》与《景德传灯录序》内容的极其相近。

《景德传灯录》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官修禅书，入录《大藏经》流传。全书记禅宗世系源流，“披弈世之祖图，采诸方之语录，次序其源派，错综其辞句，由七佛以至大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上起七佛，下止法眼文益法嗣长寿注齐，共五十二世1701人，载明各禅师之俗姓、籍贯、修行经历、住地、示寂年代、世寿、法腊、谥号等，其中951人有机缘语句，禅宗史上许多师承皆赖本书记载得以流传。

而所谓传灯者，佛家指传法。佛法犹如明灯，能破除迷暗。六祖慧能（638-713）《坛经》有言：“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佛家以灯喻法，以法传人，如同传灯分照。传灯之语，沿用已久。唐释道宣（596-667）《广弘明集》卷十九所录梁（502-556）都讲法彪《发般若经题论义》：“义乖传灯”，卷二十二唐释明浚《答柳博士书》：“澄什嗣传灯于后”，卷二十八下陈宣帝《胜天王般若忏文》：“传灯流布，法轮踰广。”《释文纪》卷四十二释智顗（538-597）《四愿词》：“三微欲传灯，以报法恩。”玄奘（602-664）《大唐西域记》卷八：“自慧日潜晖传灯寂照。”释道世《法苑珠林》成书于髙宗总章元年（668），其卷一百二记“唐西京大庄严寺释慧因……受业弟子五百馀人踵武，传灯将三十载。”等等。唐五代以来，僧俗两界，经论、诗文之中，“传灯”之语，俯拾皆是。而禅宗所言传灯，似始自神秀弟子净觉于景龙二年（708）所撰《楞伽师资记》，其言曰：“自宋朝以来，大德禅师代代相传。起自宋求那跋陀罗三藏，历代传灯至于唐朝，总八代。”

传灯录是介于僧传与语录之间的一种文体，为禅宗首创，庶几可以说是按谱录形式编排的语录之书。属于灯录之作而不名“灯录”的禅宗史传著作，有敦煌本伯2634《传法宝记》（京兆杜胐撰，约成书于唐开元元年约713年左右）、唐代智炬《宝林传》、五代南唐静、筠二僧《祖堂集》等，实则即已首开记述禅宗传承史传之先河。有论者以为《景德传灯录》就是以这些禅宗史书为基础，从中多所取材，并进一步搜集资料，经删选而成。而据杨亿《佛祖同参集序》，影响道原以灯录文体编纂《景德传灯录》的，主要是唐圭峰禅师宗密所著《禅源诸诠》。《景德传灯录》卷十三记宗密禅师“以禅教学者互相非毁，遂著《禅源诸诠》，写录诸家所述，诠表禅门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为一藏（或云：一百卷），以贻后代。”[16]并照录宗密《都序》之文，宗密在其中所言编撰《禅诠》的意旨，或许就为道原所追随：“教也者，诸佛菩萨所留经论也。禅也者，诸善知识所述句偈也。但佛经开张，罗大千八部之众。禅偈撮略，就此方一类之机。罗众则莽荡难依，就机则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

在《传法宝记》、《宝林传》、《祖堂集》等书尚未重新为世人发现之前，《景德传灯录》是禅宗最早的一部史书，面世以来在佛教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后引发出宋代一系列禅宗灯录、语录、评唱等类似风格禅宗著述，共有十馀种，它们对宋代禅宗思想与风格的转变，有着深刻的影响，是研究禅宗史的重要资料。

从《景德传灯录》开始的禅宗灯录文献，对宋代的禅宗，对宋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也影响到宋代的佛教茶文化。《景德传灯录》推动了宋代佛教的禅化向深入化发展，对宋代禅宗的地位、性格和作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而这与其起始之初，经由杨亿等士人的刊削、裁定与润色的作为，又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杨亿所撰序文中可知，杨亿等人对《景德传灯录》刊削、裁定与润色，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字的修饰：“事资纪实，必由于善叙；言以行远，非可以无文。其有标录事缘，缕详轨迹，或辞条之纷纠，或言筌之猥俗，并从刊削，俾之纶贯。”二是史实的修订：“至有儒臣居士之问答，爵位姓氏之著明，校岁历以愆殊，约史籍而差谬，咸用删去，以资传信。”三是删除僧史史传部分的内容，主要保留禅僧开示、祖述之妙语：“自非启投针之玄趣，驰激电之迅机，开示妙明之真心，祖述苦空之深理，即何以契传灯之喻，施刮膜之功？若乃但述感应之征符，专叙参游之辙迹，此已标于僧史，亦奚取于禅诠？聊存世系之名，庶纪师承之自。然而旧录所载，或掇粗而遗精，别集具存，当寻文而补阙，率加采撷，爰从附益。逮于序论之作，或非古德之文，问厕编联，徒增楦酿(楦酿二字出唐张燕公文集。谓冗长也)，亦用简别，多所屏去。”

可以说正是杨亿等文人的修订，确立了灯录的体裁，使之成为保存了师承源流“世系之名”而主要记录禅僧之言的灯录体。同时极度重视灯录文字的文学性和史学性，则使之更为文人化，也即是世俗化。文学润色，使灯录减去了在社会下层流传中的粗放淳朴。注重禅理机锋，使得灯录更加符合深受理学浸润的宋代士大夫的喜爱，因而向禅者日多。晚唐五代十国以来，禅教合一、三教融合的趋势增强，既有佛门禅宗的援儒入佛，更有无数文人士大夫倾心向禅。在宋代许多著名文人那里，禅教与儒学理学，是互为表里的。宋初大儒王禹偁有言：“夫禅者，儒之旷达也。”[17]这既有“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18]，文人士夫以禅宗避世逃世寻求精神慰藉，也因为理学与禅宗有着形异质似甚至质同的现象，宋代理学宗师朱熹甚至说：“今之不为禅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深处，定走入禅去也。”[19]而《灯录》、《语录》中的机锋与才辩，更是深得儒者喜爱，在文人士大夫与禅僧的交往中，以机语问答、诗歌酬唱，被视为“禅悦之乐”。苏轼兄弟与佛印了元（1032-1098）堪称个中典型：“佛印禅师与东坡昆仲过从，必以诗颂为禅悦之乐。”[20]而茶诗词或以茶为凭的交往，更是禅僧士夫的禅悦之乐。而这也成为禅茶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一。

二、《景德传灯录》中的茶与禅

       茶在佛教生活中有三种利用，一是在佛前供奉，二是僧徒自饮以助修禅悟道，三是供僧俗客人饮用以助缘传道。如《蛮瓯志》“惊雷荚萱草带”条云：“觉林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余沥以归。”[21]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前一直有供品，初多为鲜花水果等，稍后供品日繁，至唐代，茶汤也成为佛前供品之一。元《敕修百丈清规》卷二记载佛祖释迦牟尼诞日，佛寺皆以茶果等在佛前供养。“四月八日，恭遇本师释迦如来大和尚降诞令辰，率比丘众，严备香花灯烛茶果珍馐，以申供养。” 日本入唐僧圆仁记开成六年（841）大庄严寺开佛牙供养，“设无碍茶饭，十方僧俗尽来吃”，“堂中傍壁，次第安列七十二贤圣画像、宝幡宝珠，尽世妙彩，张施铺列。杂色毡毯，敷遍地上。花灯、名香、茶、药食供养贤圣。”[22]五代时吴僧梵川植茶供佛的行为比较特别：

吴僧梵川，誓愿燃顶供养双林傅大士。自往蒙顶结庵种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绝佳者圣赐花、吉祥蕊，共不逾五斤，持归供献。[23]

梵川供佛之心至诚，从吴地远赴当时出产名茶之地蒙顶结庵种茶，三年之后制得数量有限的好茶持归供献。

       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凭藉僧徒们勤奋与敏锐的感触，抓住了不同的社会生活重心与人们关注的兴奋焦点，利用一切可能的物品和方式，从而把握了很多的历史机缘，将佛教的影响传入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传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茶在唐代始为人们广泛饮用，佛教亦即于此时开始在传道中利用茶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记唐玄宗开元（713-741）时茶已经为降魔禅师用于传教：

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佛教利用茶饮传道，茶饮亦借佛教之力，在本不饮茶的北方民间传播开来。《封氏闻见记》的这条材料，也是目前可见最早的茶与禅发生关联的记载[24]。

从《景德传灯录》的内容来看，中唐以来，历代禅师多有与茶相关者。但是由于全书主要记录禅师传教之言，对于行为鲜有记录，所以，其中与茶相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禅僧种茶、饮茶以及以茶助禅等方面。

随着用茶的广大，种茶也成为禅门生活的一部分。《景德传灯录》中有多处种茶、摘茶的记载。如卷八“则川和尚”条下记曰：

师入茶园内摘茶次，庞居士云：“法界不容身，师还见我否？”师云：“不是老师，怕答公话。”居士云：“有问有答，盖是寻常。”师乃摘茶不听。居士云：“莫怪适来容易借问。”师亦不顾，居士喝云：“这无礼仪老汉，待我一一举向明眼人在。”师乃抛却茶篮子，便入方丈。

卷九“沩山灵佑”条下记曰：

普请摘茶，师谓仰山曰：“终日摘茶。只闻子声，不见子形。请现本形相见。”仰山撼茶树。师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体。”仰山云：“未审和尚如何。”师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体，不得其用。”师云：“放子二十棒。”玄觉云：“且道，过在什么处。”

另有卷十二“临济义玄”条下记“黄檗一日普请锄茶园”，卷十五“神山僧密”条下记神山僧密“一日与洞山锄茶园”，等等。

则川和尚是马祖道一（709-788）的弟子，活跃期在唐德宗贞元末和宪宗元和年间（约805-820）。沩山灵佑（771-853）是百川怀海（720-814）弟子，与徒弟仰山慧寂（840-916），是沩仰宗的开山。黄檗希运（？-855）是百川怀海的弟子，他的弟子临济义玄（787-866）在镇州创置临济寺，他创立了禅宗五家中影响最大时间最久的临济宗。

俗云：高山出好茶，又云：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僧侣与茶在地理上便有了一种自然的亲近。僧侣种茶的最早记录，相传是西汉吴姓僧人法名吴理真者在四川蒙顶所种蒙顶茶。自从百丈怀海完成禅行与农作融而为一的农禅理论后，种茶更是禅门农禅并重的一桩事务。

自唐中期，特别是茶圣陆羽于761年著成《茶经》之后，唐代茶业大盛，饮茶日益成为寺院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景德传灯录》中有很多禅僧自喝茶、请客喝茶的记录，其中有玄妙了禅寺中有茶堂、茶筵，喝茶有茶果。等等。如卷七“智常禅师”、卷九“大于和尚”等条下记禅寺内有“茶堂”：

庐山归宗寺智常禅师。……师刬草次，有讲僧来参。忽有一蛇过，师以锄断之，僧云：“久响归宗，元来是个粗行沙门。”师云：“坐主，归茶堂内吃茶去。”（卷七）

大于和尚与南用到茶堂，见一僧近前不审，用云：“我既不纳汝，汝亦不见我。不审阿谁？”僧无语。师云：“不得平白地恁么问伊。”用云：“大于亦无语。”师乃把其僧云：“是你恁么，累我亦然。”打一掴。用便笑曰：“朗月与青天。”（卷九） [25]

卷十二“陈尊宿”条下记禅僧待客饮茶配备茶果：

    西峰长老来参，师致茶果，命之令坐。问云：“长老今夏在什么处安居？”云：“兰溪。”师云：“有多少徒众。”云：“七十来人。”师云：“时中将何示徒？”长老拈起甘子呈云：“已了。”师云：“著什么死急。”

智常禅师是马祖道一弟子，大于和尚是百丈怀海弟子，陈尊宿（780-877）是百丈再传，是黄檗希运的弟子。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唐代中后期时禅寺中即已有专门用于喝茶的茶堂，待客饮茶已经有了配备茶果的习俗。

       而到五代后周显德年间，禅寺中已经有了茶筵：

　　升州清凉院文益禅师，余杭人也。……初开堂，日中坐茶筵未起，四众先围绕法座。时僧正白师曰：“四众已围绕和尚法座了。”师曰：“众人却参真善知识。”少顷升座，大众礼请讫，师谓众曰：“众人既尽在此，山僧不可无言，与大众举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座。时有僧出礼拜，师曰：“好问著。”僧方申问次，师曰：“长老未开堂，不答话。”（卷二十四）

禅宗愈行发展，传法中所借用的文字也越来越多，和尚上堂、开堂大段讲法的逐渐多了起来，涉及到茶的内容，也出现了有关僧人日常生活规范的内容。《景德传灯录》卷二六“温州瑞鹿寺本先禅师”条下，本先禅师（942-1008）有着大段大段的讲法，其中一段，记录了禅僧的一日生活内容，其中在在有茶：

晨朝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佛前礼拜了，和尚主事处问讯。和尚主事处问讯了，僧堂里行益。僧堂里行益了，上堂吃粥。上堂吃粥了，归下处打睡。归下处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东事西事了，斋时僧堂里行益。斋时僧堂里行益了，上堂吃饭。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东事、西事了，黄昏唱礼。黄昏唱礼了，僧堂前喝参。僧堂前喝参了，主事处喝参。主事处喝参了，和尚处问讯。和尚处问讯了，初夜唱礼。初夜唱礼了，僧堂前喝珍重。僧堂前喝珍重了，和尚处问讯。和尚处问讯了，礼拜、行道、诵经、念佛。

可以看到，北宋初年，饮茶完全成了禅林制度，每天都有规定的时间用于喝茶。从宋人的诗文中，可以看到禅寺喝茶，有专门的时间、地点，以及专门负责茶事的僧人。届时，有执事僧敲鼓聚集众僧于禅堂喝茶。这集僧喝茶之鼓，就被专称为“茶鼓”。林逋《西湖春日》诗有曰：“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而敲茶鼓负责茶事的僧人便称为“茶头”，专门用于聚僧喝茶的禅堂则称为“茶堂”。黄庭坚《归宗茶堂森明轩颂》、《送慧林明茶头颂》[26]诸诗文有记。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中言及茶者，总计有约一百三十多处，僧徒传承之间以茶传法的事例，不下六七十条。其中最早出现者，是马祖道一以茶试泐潭惟建：

（泐潭惟建）一日在马祖法堂后坐禅。祖见乃吹师耳两吹，师起定，见是和尚，却复入定。祖归方丈，令侍有持一碗茶与师，师不顾便自归堂。（卷六）

       在六祖慧能“即心是佛”的理论基础上，马祖道一提出“平常心是道”的命题，提出“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27]在传法中，马祖大量运用隐语、动作、手势、符号，乃至呵斥、拳打脚踢、棒击等方法，以助求法者悟，得以显现自性。从而使禅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为禅宗由“祖师禅”向“分灯禅”转变的历史节点。马祖以茶传法，实为禅茶的滥觞，此后历代禅师多有以茶传法以助人禅悟者。

       而在《景德传灯录》众多的茶-禅事例中，最多的是以茶助禅悟，其中以茶为回答的重大问题超过十个，如：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如何是教外别传底事？”

“作么生是如来语？”

“如何是正然灯？”

“恁么即真道人也？”

“如何是平常心合道？”

“如何是顺俗违真？”

“古人道前三三后三三意如何？”

“生死到来时如何？”

“如何是和尚家风？”

多涉及禅门中对佛法大义的终极追问。例如：“如何是教外别传底事？”对禅宗宗门本质的追问：

     福州鼓山兴圣国师神晏。……师与闽帅瞻仰佛像，闽帅问：“是什么佛？”曰：“请大王鉴。”曰：“鉴即不是佛。”曰：“是什么？”无对。……问：“如何是教外别传底事？”师曰：“吃茶去。”（卷十八）

禅宗宗旨，如达磨大师《悟心论》中所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是不设文字，直传佛祖的心印，故称教外别传。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对禅宗祖师达摩西来意旨的追问：

襄州历村和尚，煎茶次，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举茶匙子，僧曰：“莫只这便当否？”师掷向火中。（卷十二）  

历村和尚是临济义玄（约787？-866）的弟子，其举茶匙子以行为作答传法的举动，是马祖以来分灯禅所喜用的传法手段，而他将茶匙扔向火中的手法，则要比乃师棒喝交加的临济门风柔和了许多。再如：

“作么生是如来语？”问什么是如来佛祖的语言：

    长庆棱和尚有时云：“宁说阿罗汉有三毒，不说如来有二种语。不道如来无语，只是无二种语。”（保福从展）师曰：“作么生是如来语？”曰：“聋人争得闻。”师曰：“情知和尚向第二头道。”长庆却问：“作么生是如来语？”师曰：“吃茶去。”（卷十九“保福从展”条）

 “如何是平常心合道？”问什么是平常心合道：

　　福州报慈院文钦禅师。问：“如何是诸佛境？”师曰：“雨来云雾暗，晴干日月明。”问：“如何是妙觉明心？”师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问：“如何是妙觉闻心？”师曰：“云生碧岫，雨降青天。”问：“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师曰：“吃茶吃饭随时过，看水看山实畅情。”（卷二十二）

“生死到来时如何？”问生死大事：

（益州大随法真禅师。）问：“生死到来时如何？”师云：“遇茶吃茶，遇饭吃饭。”僧云：“谁受供养。”师云：“合取钵盂。”（卷十一）

“如何是和尚家风？”问禅宗的传统、规范或风尚：

    （吉州资福如宝禅师。）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椀茶。”（卷十二）

　　福州怡山长庆藏用禅师。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斋前厨蒸南白饭，午后罏煎北苑茶。”（卷二十二）

等等问题，都是对佛法大义、禅宗真谛的追问。

       对这些终极问题、根本问题的“吃茶去”式回答，是禅宗明心见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常用传法手段，它与临济义玄的“棒喝交加”临济门风一样，与云门文偃“三句语”中的第二语“截断众流”的宗旨一样，都是为了“打念头”，即制止参禅者按着原来的思路继续思维下去，而使他们改变思维方式，以求得顿然醒悟，参透禅旨。

    其馀用茶以答问法的传灯语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通览《景德传灯录》，用以“截断众流”而达到传法目的的物品、意象，很多，很热闹。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一问，所答便有：白猿抱子来青嶂，蜂蝶衔华绿蕊间；大好灯笼；老僧昨夜栏里失却牛；井底种林檎；童子莫傜儿；仲冬严寒；还见庭前华药栏么；东壁打西壁；诺；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今日明日；羊头车子推明月；寻山水尽山无尽；十万八千里；风吹日炙；问取露柱；空中一片石；大似骇鸡犀；阇梨向后有把茅盖头；道士檐漏卮；神前酒台盘；点额猢狲探月波；禾山大顶；梁公曲尺，志公剪刀；杉树子；东来西来；熊耳不曾藏；久雨不晴；靴头线绽；昨夜三更送过江；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壁上画枯松，蜂来不见蕊；石羊头子向东看；蚊子上铁牛；死虎足人看；木马走似烟，石人趁不及；可杀新鲜；作人丑差；擘；下坡不走；蹋步者谁；不撒沙；道；不在阇梨分上；骑虎唱巴歌；鱼跃无源水，莺啼万古松；耨池无一滴，四海自滔滔；日里看鸱毛；遍满天下；破草鞋；侧耳无功；布袋盛乌龟；锡带胡中土，瓶添汉地泉；汝还见香台么；十万八千真跋涉；直下西来不到东；不东不西；有力者负之而趋；高声举似大众；少室灵峰住九霄；等等，等等，无法遍举。

       在五彩缤纷众多“截断众流”的借藉之中，茶很突出，能够回答众多不同的佛法大义及终极问题的追问，以及各个的寻法求真的问题。甚至形成了赵州从谂禅师（778-897）著名的三字禅“吃茶去”公案，成为人们谈论禅茶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三、“吃茶去”公案与禅茶

虽然《景德传灯录》中“吃茶去”出现了不下二十多次，虽然在卷十“赵州观音院从谂禅师”条下，也记载“师之玄言布于天下，时谓赵州门风，皆悚然信伏”，但却并未记及从谂的三字禅“吃茶去”公案。倒是《五灯会元》卷四 “赵州从谂禅师”条下则详细记录了关于“吃茶去”的公案：

师问新到僧：“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师父，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招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28]

但最早言及“吃茶去”的却不是从谂，而是由庐山归宗寺智常禅师首次讲起，这是《景德传灯录》中首见“吃茶去”：

庐山归宗寺智常禅师。……师刬草次，有讲僧来参。忽有一蛇过，师以锄断之，僧云：“久向归宗，元来是个粗行沙门。”师云：“坐主，归茶堂内吃茶去。”（卷七）

智常禅师是马祖道一法嗣，元和年间（806-820）主持江西庐山归宗寺，从宗门辈分上来说，他是南岳下二世，高于南岳下三世的从谂一辈，是从谂师父南泉普愿（748-834）的师兄。其所言吃茶去，时间肯定早于从谂。与从谂差不多同时讲“吃茶去”的，是与其同为南岳下三世的处微禅师所言的“吃茶去”公案：

   虔州处微禅师。……问仰山：“汝名什么？”对曰：“慧寂。”师曰：“那个是慧？那个是寂？”曰：“只在目前。”师曰：“犹有前后在。”对曰：“前后且置，和尚见什么？”师曰：“吃茶去。”（卷九）

《景德传灯录》中共有十八位禅师二十多次用及“吃茶去”，大多数都是用于回答学者提出的问题。除却前文所提及的对佛法大义、禅宗真谛追问等终极问题的回答之外，也有对一般问题的回答，如：

福州莲华山永福院从弇禅师。……问：“不向问处领，犹是学人问处。和尚如何？”师曰：“吃茶去。”（卷十八）

    泉州卢山小溪院行传禅师。……僧问：“久向卢山石门，为什么入不得？”师曰：“钝汉。”曰：“忽遇猛利者，还许也无？”师曰：“吃茶去。”（卷二十）

定州石藏慧炬和尚。问：“如何是伽蓝？”师曰：“只这个。”曰：“如何是伽蓝中人？”师曰：“作么？作么？”曰：“忽遇客来，将何祗待？”师曰：“吃茶去。”（卷二十）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清豁、冲煦二长老向师名，未尝会遇，一旦同访之。值师采粟，豁问曰：“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师曰：“从什么处来？”曰：“山下来。”师曰：“因什么得到遮里？”曰：“遮里是什么处所？”师揖曰：“去那下吃茶去。”二公方省是师，遂诣庵所，颇味高论。（卷二十一）

　　福州闽山令含禅师，初住永福院。上堂曰：“还恩恩满，赛愿愿圆。”便归方丈。僧问：“既到妙峰顶，谁人为伴侣？”师曰：“到。”僧曰：“什么人为伴侣？”师曰：“吃茶去。”（卷二十一）

　　漳州报恩院行崇禅师。……问：“不涉公私，如何言论？”师曰：“吃茶去。”（卷二十二）

更有在传法过程中不涉及答问的主动陈述式的“吃茶去”，如：

吉州资福贞邃禅师。……问：“古人道：前三三，后三三。意如何？”师曰：“汝名什么？”曰：“某甲。”师曰：“吃茶去。”（卷十三）

    明州天童山咸启禅师。……伏龙山和尚来，师问：“什么处来？”曰：“伏龙来。”师曰：“还伏得龙么？”曰：“不曾伏这畜生。”师曰：“吃茶去。”（卷十七）

杭州西兴化度悟真大师师郁。……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举拂子，僧曰：“学人不会。”师曰：“吃茶去。”（卷十八）

　　升州清凉院文益禅师。……师问僧：“什么处来？”曰：“报恩来。”师曰：“众僧还安否？”曰：“安。”师曰：“吃茶去。”（卷二十四）

应该说这些主动陈述式的“吃茶去”，更接近于赵州和尚曾到与不曾到都教“吃茶去”的意境。曾到与不曾到都教吃茶去，是教消融差别，用一颗平常心吃茶，以体悟自心，这就是马祖所倡导的平常心是道的境界。

    今人评价赵州：“从谂禅法的基本思想是主张性自悟，强调心性本来清，反对各种分别和执着。他说：‘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坐。菩提涅，真如佛性，尽是贴体衣服，亦名烦恼。实际理地甚么处着。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五灯会元》卷四）阐扬上述思想的赵州的问答、示众等公案，更是脍炙人口。如‘赵州三转语’、‘赵州无字’、‘赵州大萝卜头’、‘赵州四门’、‘赵州问死’、‘赵州至道无难’、‘赵州洗钵’、‘赵州救火’、‘赵州柏树子’、‘赵州勘婆’，等等，其中包含了心性论、方法论、体悟论、境界论等丰富内容，影响深远。”[29]或许如同《景德传灯录》编撰者的思路，因为认为此公案在赵州禅学思想中并不最重要，所以在所举赵州著名公案中并无“赵州吃茶去”。

但无论如何，《景德传灯录》诸多禅师举用“吃茶去”机语，表明在僧俗两界广泛饮茶的背景下，茶话公案具有活泼的生命力。而以赵州从谂真际大师的影响所及，此公案着落在赵州名下是再自然不过的。从南宋《石田法薰禅师语录》卷二“拈古”中可知，“吃茶去”早已成为赵州的著名公案：

举：僧访赵州，州云：“吃茶去”公案。

颂云：曾到未到俱吃茶，为君抉出眼中花。犀因翫月纹生角，象被雷惊花入牙。

赵州“吃茶去”公案影响很大，有称为“赵州茶话”公案，也有称之为“赵州茶”者。因为语词之间加多了一转换，甚至有愚人妄加生解“赵州茶”：

昔赵州和尚，见僧问曰：“汝曾到此不？”僧云：“曾到。”州云：“吃茶去。”又问僧云：“曾到此不？”僧云：“不曾到。”州云：“吃茶去。”院主问：“曾到，且从。不曾到，如何也吃茶去？”州乃唤院主，主应：“诺。”州云：“吃茶去。”丛林因此有赵州茶话公案。今愚人不明祖师大意，妄自造作，将口内津唾，灌漱三十六次咽之，谓之吃赵州茶。或有临终妄指教人：用朱砂末茶点一盏吃了，便能死去，是会赵州机关。更可怜悯者，有等魔子以小便作赵州茶。何愚惑哉！非妖怪而何耶！真正修心者，但依本分念佛期生净邦，切不可妄将祖师公案杜撰穿凿，是谤大般若之罪人也。不见道乍可粉身千万劫，莫将佛法乱传扬。

为此，元僧优昙普度《庐山莲宗宝鉴》在卷十《念佛正论》专列《辩明赵州茶》一章，列举妄人对赵州茶的种种妄解，是不解茶，更不了禅。从中既可反窥赵州“吃茶去”公案的影响之大，更可知禅茶，禅，佛法，非修持见心见性，不可轻易悟证。

佛门的以茶悟禅，除却“吃茶去”公案外，另亦有迹可寻。《景德传灯录》记杭州佛日和尚在夹山善会（805-881）处参禅遇普茶时，用“酽茶三五碗”，以茶悟禅：

    杭州佛日和尚。……一日大普请，维那请师送茶。师曰：“某甲为佛法来，不为送茶来。”维那曰：“和尚教上座送茶。”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将茶去作务处，摇茶碗作声。夹山回顾。师曰：“酽茶三五碗，意在镬头边。”夹山曰：“瓶有倾茶意。篮中几个瓯。”师曰：“瓶有倾茶意，篮中无一瓯。”便倾茶行之。时大众皆举目。(卷二十)[30]

善会禅师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在夹山开辟道场，有僧问：“如何是夹山境？”答曰：“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禅意诗情，极为浓郁，因而夹山也被禅师们称为“碧岩”。宋代佛果圆悟克勤把他的评唱集取名为《碧岩录》，即因于此。因为圆悟克勤给虎丘绍隆的印可状为日本茶道极为重视，因为日本茶道大茶人村田珠光（1423-1502）最终因圆悟克勤的墨迹而悟出“佛法存于茶汤”即“茶禅一味”的道理，因而后人讲茶禅、禅茶，更是一路追寻到夹山。但在夹山讲佛法“酽茶三五碗，意在镬头边”的却是佛日和尚。（有人甚至误将佛日和尚所言置于夹山名下[31]。）

唐昭宗（888-904）时陆希声拜访沩仰宗祖师之一仰山慧寂禅师（840-916），慧寂亦用“酽茶三五碗”来讲佛法禅意：

问：“和尚还持戒否？”师云：“不持戒。”云：“还坐禅否？”师云：“不坐禅。”公良久。师云：“会么？”云：“不会。”师云：“听老僧一颂：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酽茶三两碗，意在头边。”[32]

不用持戒，不用坐禅，在两三碗酽茶中，即可品味得无上禅机。

       而《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记由五代十国入宋的慧居禅师时，以禅门日常生活讲禅，可以说同于前引卷二十二文钦禅师以“吃茶吃饭随时过，看水看山实畅情”作答的“平常心合道”，以及卷十二资福如宝禅师“饭后三碗茶”的“和尚家风”：

　　杭州龙华寺慧居禅师，闽越人也。自天台领旨，吴越忠懿王（929-988）命住上寺。初开堂众集定。……异日上堂，谓众曰：“龙华遮里也只是拈柴择菜，上来下去，晨朝一粥，斋时一饭，睡后吃茶。但恁么参取珍重？”（卷二十六）

就如同延祐本《景德传灯录》书末《魏府华严长老示众》所讲：“佛法事在日用处，在尔行住坐卧处，吃茶吃饭处，言语相问处。”（此篇附于南宋绍兴四年跋文后，很可能亦即是写于此年，待考。）可以说都是更进一步地解释了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的“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而这些，与华严宗的“法界缘起，事事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可以说已经几乎是相去无间了。这又与宋代佛教宗门派别逐渐倾向于合流的趋势相吻合。

从《景德传灯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禅宗与茶文化的缘起，“禅机”、“茶理”逐渐融于一境。南宋冯时行（1100-1163）《请岩老茶榜》之机语比较形象地概括了禅茶：“若色若香若味，直下承当；是贪是嗔是痴，立时清净。”[33]茶使人清净，而去嗔痴，断妄念，犹如以戒得定而后慧，得悟禅意佛法，见性证悟。

（载《禅茶：历史与现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