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佛教胜地，佛僧众多，其中不少僧人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相当广泛。晚唐五代宋初时的敦煌地方政权——归义军政权——更是对佛教崇信有加，其治域内的佛僧与当权者家族，甚至政权机构之间，自然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门僧乃是这类僧人的典型代表，他们与高门望族之间的关系更加固定，互动更加频繁，影响更加深远。因而，对门僧的探讨必然有助于敦煌佛教史和敦煌地区史硏究的细化与深入。本文即拟以主要活动于晚唐时期的敦煌名僧释智弁为例，在汇录校注相关敦煌文书的基础上，考证智弁活动时代，探究相关佛教史与归义军史诸问题。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相关敦煌文书校注

今知至少有3号敦煌文书抄存了共4件[1]与释智弁有关的资料，以下分别校注。

1.S.5804《释智弁请赐美柰状》（拟题）校注

英藏敦煌文书S.5804抄存了2件书状，正面所抄为《释智弁请赐美柰状》（拟题，图1），字迹较清晰美观。卢向前《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伯四六四零背面文书》[2]对本状及后录本卷背面书状、S.5810书状均曾予以过录，今笔者的识读结果与卢先生录文之间有多处差异，故特依原卷行款重行校录，并补充以卢先生没有做的注释。为行文简洁，校记中凡提及卢先生论文时均简称“卢文”。该书状谓：

1.门僧智弁

2.    右智弁楼上转念[3]之次，忽闻参君（军）郎君[4]出墎（郭）[5]，于园收柰[6]，

3.    馋心望在参君（军）郎君特赐美柰壹顿，生死荣幸。今且

4.    参君（军）郎君儒行继袭，穷百氏[7]之根源；鼎绪[8]函（含）

5.    荣[9]，超五侯之望族[10]。又智弁[11]须（虽？）[12]则散劣常材，谬蒙驱策，涓

6.    尘[13]无补[14]，劳效未彰[15]。伏望参君（军）特赐美柰

7.    壹顿，智弁愿尽驱驰[16]，转_（？）[17]念感恩，生死荣幸。

2.S.5804v《释智弁遣堂子送赴赙仪状》（拟题）校注

S.5804v所抄《释智弁遣堂子送赴赙仪状》（拟题，图2）字迹亦堪称清晰美观，其文曰：

1.自拙将治[18]，染时疾惶遶（挠）[19]，眠[20]在铺笫[21]。忽闻孟阇梨[22]慈母亡[23]

2.没，便合奔赴[24]吊问[25]。致（祇_？）[26]为力不赴心，行李[27]寸步不前，伏望  不

3.责。  白罗壹段、紫絁壹〔段〕[28]、绯紬壹段，色物三事[29]。谨遣堂子卿

4.苟_（？）[30]奴送赴。伏惟    照察。谨状。

5.                               六月十七日  智弁状

3.S.5810《释智弁请支给春衣布状并判》（拟题）校注

英藏敦煌文书S.5810（图3）今存字5行，其中前4行为索物状文，除第4行的月份因被部分遮覆较难辨认外，其他字迹堪称清晰美观。第5行文字的字体则远比前4行为大，且笔迹完全不同，系针对前4行书状的判文。据所存内容，全卷可拟题为《释智弁请支给春衣布状并判》。其文曰：

1.门僧法律智弁

2.  伏以常年春衣[31]布壹疋，今未蒙  支给。伏乞

3.  阿郎仁恩照察，特赐  支给。伏请    处分。

4.                              六[32]月  日

5.待打断[33]天使了。廿四[34]

4.P.4640v《归义军军资库司布纸破用历》（拟题）中的相关记录校录

敦煌文书P.4640v[35]抄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归义军军资库司布纸破用历》（拟题，图4），今存字284行，内中第12行记：

十二日支与楼上僧智弁春衣粗布壹匹。

二、相关问题的讨论

目前可确切认定的与释智弁有直接关系的文书即如上录，以下试就相关问题略作论述。

1.释智弁生活时代，亦即文书年代考索

首先需搞清本文所涉究竟为哪一历史时段。

上录三通书状均无年代题记，所幸P.4640v《归义军军资库司布纸破用历》时代可考。前揭卢向前《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伯四六四零背面文书》最早对该卷进行专门硏究，考出第53-284行纸历所属时代为公元899-901年。拙稿《P.4640v〈归义军军资库司布纸破用历•布历〉年代及相关问题推考》[36]则主要硏究智弁相关记录所在的第1-52行所抄布历及相关归义军史事，考出布历所记为光化四年（901年）事，是年干支为辛酉，执政的归义军节度使为张承奉。该卷第9-17行记录的是当年五月归义军军资库司管理的布匹的支出情况，故据有关智弁记事的上下文可知，为智弁支出春衣布的时间即为901年五月。其时智弁已经能够以“楼上僧”身份直接从归义军军资库领取春衣布，社会地位应已相当高，一般说来应已人到中年或老年，那么其生活时代即当为张氏归义军后期，换言之，上录几件文书的形成年代即晚唐时期，后面的探讨即将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展开。

2.三书状内容解读

先看《释智弁请赐美柰状》。该书状是笔者在敦煌文书中读到的最幽默风趣的僧人索物状。该书状的收书者为参军郎君。参军，即参军事之意，官名，东汉末车骑将军幕府置为僚属，掌参谋军务，晋以后军府和王国始置为官员，唐时诸州、府、镇、王府，诸卫，太子诸率各曹、司亦置。敦煌文书中的“郎君”则是对节度使之子的固定称呼。本书状在“郎君”之前冠以“参君（军）”，表明这位节度使之子当时职任参军，至于具体是什么参军，今已不得而知。书状中释智弁首先自述修书缘由，称其在楼上念经时忽然听说郎君带人出城收柰，便馋心大发，遂急忙修书状索要。他先是以“生死荣幸”极力渲染自己欲念之深切，接着便极尽吹捧之能事，文中的四六句“儒行继袭，穷百氏之根源；鼎绪函（含）荣，超五侯之望族”是对收书者本人和家族的恭维，意思是收书者能够恪守儒家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穷究百家学问，且出身于一门尽封公侯的世家望族，家世显赫。这些赞颂语正适合归义军节度使子弟的情状。随后智弁又以自谦自抑之词进行反衬[37]，最后更信誓旦旦地宣称若能如愿获赐美柰，便会感恩戴德，任凭驱遣。

再看《释智弁遣堂子送赴赙仪状》。这既是一篇写给其僧友孟阇梨的吊问状，也可被视为一种比较特殊的送物状。作者谓自己不善于调理保养，以致染患时疾，病势沉重，卧床不起。又称刚刚听闻孟阇梨的母亲亡故，自觉应该去奔丧吊唁，怎奈力不从心，寸步难行，故恳请对方不要责怪。接下来作者便一一列举自己赙助丧家的赙仪的品类与数量，有类礼单，最后并说明将派堂子送至丧家。

至于《释智弁请支给春衣布状》则是一件简单明了，直白平实的索物状。状中作者直言自己当时还没有得到按往年惯例应该支给的春衣布，恳请阿郎支给。学界早已公认敦煌文书中的“阿郎”是对归义军节度使的固定称呼，故本状无疑是上呈节度使本人的，从内容和行文方式看都应属于公文书。上录P.4640v《归义军军资库司布纸破用历》第12行记录表明，平常年份的五月中旬归义军政权会从军资库给作为楼上僧的释智弁拨付春衣布，而《释智弁请支给春衣布状》末署六月，确实已经踰期，是故释智弁修状索要。据该状后面的判文可知，其时归义军政要正忙于接待中央朝廷派来的使者，无暇顾及此等小事，遂判令待处理完天使降临的事情后再解决此事。

3.门僧与归义军节度使家族及归义军政权关系探析

《释智弁请赐美柰状》与《释智弁请支给春衣布状》两状起首的修书者自谓均为“门僧”，格外惹人注目，令人不得不留意其身份的特殊性。

门僧，有时亦称家僧，一般是指受大户人家供养的僧尼，职在为供养他们的王公贵戚做礼忏佛事，平时与施主家族亦多有往来，甚至负有预言吉凶、禳除灾祸的责任。

门僧在中古时期的中国社会上非常活跃。传世古籍中存留有不少关于门僧的记录。比如，（唐）张读《宣室志》卷九记：“中宗朝，唐公休璟为相。尝有一门僧，言多中，好为厌胜之术。休璟甚敬之。”再如，（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杂记》谓：“令狐赵公在相位，马举为泽潞小将，因奏事到宅。会公有一门僧善气色，偶窥之，谓公曰：‘适有一军将参见相公，是何人？’”又如，（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九亦记：“兴师幼年出宅门，见其门僧，传相国（张浚，兴师父）处分，七笞之。”可见，彼时中原内地的门僧现象十分普遍。

敦煌虽偏处西陲，但自汉代起即深受中原文化浸染，该地又是佛教胜地，归义军时期政教关系之紧密比中原有过之而无不及，故我们在敦煌文书中每每可以看到僧人积极配合与服从世俗政权的例证。法藏敦煌文书P.3720保存的张氏归义军前期的都僧统悟真文书集中有言：“蒙前河西节度故太保随军驱使，长为耳目，修表题书”，贵为僧界领袖的都僧统尚且自视为“释吏”，普通僧人便可想而知，门僧即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今日我们通过敦煌文书看到的门僧不仅有释智弁，还有一些僧人虽未留下直言自谓，但从其行事为文的方式推断，其人对于某一大家族而言亦属门僧无疑，如笔者以前专文[38]研究过的释恒安即堪称张议潮家的门僧。

敦煌文书中的相关记述曝露了唐五代宋初时敦煌地区门僧之风甚盛，并可以使我们对古时门僧现象的认知更加具体和深入。据文书记载可知，门僧与相关权贵势力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以下几点尤堪注意。

其一，门僧在物质上接受权贵及其家族的供养，可以提出物质要求。上录《释智弁请赐美柰状》系于玩笑间向年轻施主——归义军节度使之子“参君（军）郎君”——索要果品这样的小礼物，行文夸张而诙谐，《释智弁请支给春衣布状》则是向节度使本人索要春衣布，用语措辞规范严肃。供养关系是门僧与大户人家保持并发展联络的物质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其对大族势力有所依附。

其二，供养门僧的权贵大多掌握实权，有时可以化私为公，故门僧与权贵的关系往往也会因此发展为与政权机构的关系。《释智弁请支给春衣布状》即是以公事公办的方式向节度使索要春衣布，而P.4640v《归义军军资库司布纸破用历》更显示是归义军政权的重要财务机构在向释智弁支付春衣布，智弁本人也被称为“楼上僧”。由于节度使的办公地点在节楼，敦煌文书中的“楼上”一词最初是指归义军节度衙门的办公地点，后渐渐用来指称节度使衙门。这种用法在文书中相当常见，如S.3565《曹元忠设斋功德疏》即谓：“弟子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曹元忠于衙龙楼上请大德九人。”P.3160、P.4640v等文书中也有类似用法。因而相对于“门僧”而言，“楼上僧”就具有了官方含义。

其三，门僧不仅与权贵本人，与其家族主要成员通常也相当熟悉，联系密切。《释智弁请赐美柰状》中智弁与郎君的关系即表明修书者与收书人非常熟悉，关系融洽甚至亲密。

其四，门僧有时还会承担帮权贵照顾家人及教育权贵子侄等任务。P.3730v《释恒安书状集》第12-13行“州中使宅娘子及[39]悉总平善，伏惟不赐远忧”、第19-20行“城隍军府并甚安，门（？）宅百尺上长幼诸亲并蒙平善，伏惟不赐远忧”等语即是在向远在京城为质的张议潮汇报尚留敦煌的议潮家眷的情况，表明恒安曾接受张议潮的托付并尽职尽责。该书状集及S.6405v《释恒安致郎君谢司空寄缣缃状》中保存的恒安写给张议潮之子的书状可证恒安曾是收书郎君的老师，笔者推测，这正是其在书状中自称“僧”，而不是“门僧”的原因——后者未免太过自抑了。[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