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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边界的历史遗迹——黑石沟土石堆考

发布日期:2016-04-16 原文刊于

中朝边界的历史遗迹——黑石沟土石堆考

 

李花子

原刊《清史研究》2014年第1期。

 

摘要:本文利用古文献资料和古地图资料,再结合笔者实地踏查的经验,考察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穆克登定界时筑设的堆标的遗迹,确认黑石沟东南岸的土石堆沿长约23公里,合54韩里,黑石沟全长约24公里,合57韩里。还确认黑石沟是一条干沟,没有水流入松花江,并不是松花江支流。还阐明光绪年间勘界时所说的土石堆沿长九十里,不无参照康熙年间的许梁供辞伪造的痕迹,即是为了造成黑石沟与松花江上流相连的假象,因为这是土门、豆满二江说成立的前提。

 

关键词:黑石沟;土石堆;松花江上流;红土山水

 

 

前言

 

黑石沟是位于长白山东麓的一条深沟,从天池东南十余里的立碑处开始向东北方向沿伸数十里,其东南岸有石堆和土堆的遗迹。这些土石堆是不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穆克登定界的标记,黑石沟是不是中朝两国历史上的边界,学界对此看法不一。韩国学者一般认为黑石沟连接的是松花江上流,碑文中的“东为土门”指此,即主张土门(指松花江上流)、豆满(今图们江)为二江,否认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进而主张图们江以北的“间岛”(今延边)属于朝鲜。[]

国内学界有关黑石沟的看法也存在分歧。如有的学者不承认黑石沟是穆克登确定的两国边界,认为这是朝鲜人挪移碑址以后设置的伪边界线,即朝鲜人先暗移碑址,将碑从小白山一带挪移到天池附近,再沿碑东的黑石沟设置了石堆和土堆。[]但是这一主张的史料依据并不充分,不能通过史料来证明朝鲜人在何时、从何地点将碑挪移至天池附近。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碑址和堆址都是当年设置的边界的标识物,朝鲜人并没有移动碑址和堆址,只是黑石沟并不像韩国人所说的连接到了松花江上流,而是连接到了图们江上源红土山水,其间原设有四十余里的木栅,后来由于年久栅朽,才造成黑石沟似与松花江上流相连,而不与图们江相连的错觉。[]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试利用康熙年间定界时留下的第一手资料,光绪年间勘界时双方的勘界资料,再结合笔者几次实地考察的经验,[]考察和辨别穆克登是否确定以黑石沟为界,黑石沟东南岸土石堆的长度,以及黑石沟是否和松花江上流相连等。

 

一、从康熙年间的第一手资料看黑石沟

 

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曾指出,穆克登立碑的位置在天池东南十余里,这是穆克登立碑的初设位置,朝鲜并没有移动它。[]从这一前提出发,参考穆克登定界时随行的朝鲜军官、译官及差使官的记述来辨别碑以东是否存在沟道,穆克登是否确定以黑石沟为界,以及其下连接的水是哪一条。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五月乌喇总管穆克登奉康熙帝之旨到长白山调查鸭绿江、图们江水源,准备以二江水源为准来划分边界,此时随行的朝鲜军官、译官、差使官等留下了报告书和日记。作为亲历者的所见所闻,这些报告书和日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不失为研究穆克登定界的宝贵资料。李义复是随行的朝鲜军官之一,他不仅和穆克登一起登上天池和下山查水源,还目睹了穆克登在分水岭上立碑的全过程,他的名字还被刻上了碑端。李义复描述查水源和立碑的过程如下:

 

望见白山,西边岗峦雪消露脊,东边巷谷斑雪颓落。穿林攀崖,登临详审,则白头亥壬(西北)为坐,巳丙(东南)为前。俯瞰大泽,神龙屈伸,碧浪空打,甫多会、长白等山,低小若一眉。坎癸方(北)彼地山,寅甲方(东北)六镇山,皆入眼中。土门江水流入丑寅方(东北),所见为八十里之远。混同江出于大泽,流坎癸方(北),两山壁立,远望如门。…到土门江边,水广可三十余步,白沙平铺,流痕狼藉。沿行五六里,谷转深而岩多,且有流水。复登左边德,上行四五里,渐有升高之势。自北边下山,乃土门江源涌出处。而流二三里,复入地中,隐流三十余里,复涌出,而始成大川。其上无水处,或涧或峡,山高谷深,界限分明,此乃天所以限南北也。分水岭峡,广三十步许,右边未坤(西南),左边寅甲(东北),俱有界谷。而左偏山下,平地微突,上有岩石,以此仍作垅台。清使留此多日,周览分水之形势,勒石为记,依垅凿石而立,顾谓我人曰:尔国得地颇广云。[⑥]

 

如上文,一行人先登上长白山顶俯瞰天池,接下来沿土门江下行。对于土门江,他先有一个总括性的描述:“土门江水流入丑寅(东北)方,所见为八十里之远”。之后:“到土门江边,水广可三十余步,白沙平铺,流痕狼藉”,这一段描述与今天朝鲜境内黑石沟开始的地方很像,笔者曾考察过这里,发现沟子很宽,沟底有很多白沙,并有流水的痕迹,估计是夏天雨季时被冲出来的。继续向下:“沿行五六里,谷转深而岩多,且有流水”,这一段与笔者在“林间通视道”附近看到的黑石沟很像,沟子里有很多黑石,七八月时有水流,沟深达数十米。再往下:“复登左边德(高地),上行四五里,渐有升高之势。自北边下山,乃土门江源涌出处。而流二三里,复入地中,隐流三十余里,复涌出,而始成大川。”即登上左边的高地,估计爬上了沟的西侧顶部,之后沿着沟岸向前,山势越来越高,再从前边(北边)的沟顶下到平地上,前往图们江源涌出处。水流过二三里后渗入地下,向下三十余里无水流,之后涌出地面形成大川,流为图们江。于是李义复总结道:“其上无水处,或涧或峡,山高谷深,界限分明,此乃天所以限南北也。”即图们江源涌出处之前的地貌为:“或涧或峡,山高谷深,界限分明”,这不是沟道又是什么呢?所以是天然的南北界限。

在上引文的末尾,李义复还描述了立碑处的地望:分水岭峡,广三十步许,西南、东北两边均有界谷,这是指西边的鸭绿江沟和东边的黑石沟等;碑则立在靠近西边山下的一块“平地微突”的地方,位于一个垅台上面。清使穆克登“依垅凿石而立,顾谓我人曰:尔国得地颇广”,即朝鲜获得了长白山天池以南大片空地。以上李义复所描述的立碑处的地望,与今天朝鲜境内的碑址所在地也十分相似。笔者曾两次到过这里,确认立碑处位于天池东南约5公里的地方,从立碑处向两边看过去,西边有鸭绿江沟,东北边有松花江沟,东南边有黑石沟,碑则立在两侧山谷中间的一块平地上,碑的下面是一个稍低的垅沟,这与李义复所说的“依垅凿石而立”也是相符的。

 

1:天池东南立碑处

 

除了以上李义复的记事以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在图们江断流处设标的朝鲜差使员的供辞来辨别碑以东的沟道。如前述,碑址虽和鸭绿江沟靠得很近,但是和图们江源即水源涌出处相隔甚远,所以穆克登要求在其间设标,以便将立碑处和图们江水源连接起来。穆克登回国以后,同年(1712年)夏朝鲜派出了以北评事洪致中为首的设标人员,他带领差使员和力役等准备在图们江断流处设标。此时差使员许梁、朴道常等发现穆克登指定的涌出处的第一派水出错,此水向东流过一段后,渐向东北流去,而不入图们江。于是北评事命令只许在“断流处以上”设标,至于涌出处暂时不要设标,待他向朝廷报告后再做决定。然而差使员等惧怕承担作为随行人员错定江源的责任,不顾北评事的命令,不但在“断流处以上”设标,还将木栅连接到了涌出处的第二派水上。许梁等因擅自变更水源而被抓到了汉城,此时他们有关设标的供辞如下:

 

故与诸差员等相议后,自立碑下二十五里,则或木栅、或累石。其下水出处五里,及乾川二十余里,则山高谷深,川痕分明之故,不为设标。又于其下至涌出处四十余里,皆为设栅,而其间五六里,则既无木石,土品且强,故只设土墩。前后实状,不过如斯。[⑦]

 

如上文,从立碑处开始二十五里设置了木栅或累石,这应该是后来发现黑石沟东南岸有石堆的地方。[]“其下水出处五里,及乾川二十余里,则山高谷深,川痕分明之故,不为设标”,这是黑石沟山谷较深的地方,这里夏天有水流,流长约四五里,其下二十余里是“乾川”即无水的干沟,当时这里并没有设标,后来根据领议政李濡的建议均补设了土堆,[]这就是后来人们发现黑石沟东南岸有土堆的地方。如果把以上的里程加起来,约长五十多里,此即北评事要求在“断流处以上”设标的部分,也就是说他要求先在黑石沟设标。再往下:“又于其下至涌出处四十余里,皆为设栅。而其间五六里,则既无木石,土品且强,故只设土墩。”这是从黑石沟的沟尾向东南到达图们江源涌出处的部分,这里设置了四十余里的木栅,中间只有五六里是土墩。这最后四十多里的木栅、土墩,不可能再沿黑石沟向下了,否则就要连到松花江上流五道白河去了,它折向东南到达图们江涌出处的第二派水,此即差使员等违背北评事的命令擅自变更水源的部分。穆克登本想定的是涌出处的第一派水,却误指其北边的松花江支流为第一派,差使员等发现水源错误后,舍弃第一派将木栅连接到了第二派水上。其原因是第二派不仅比第一派大,且源流分明,所以他们将木栅连接到了第二派水上。[]

除了以上李义复和许梁等有关定界、设标的记述以外,现今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的《舆地图》中的《白山图》(图2),也反映穆克登立碑及鸭、图二江水源的情况。该图有如下题记:“康熙五十一年我肃宗三十八年壬辰穆胡克登定界时所模,朴权定界使”,表明该图和穆克登定界有很深的关系,估计是由清朝画员绘制的山图或者其模本。另据记载,当时清朝画员绘制了两幅山图,其中一幅上奏康熙帝,另一幅转交朝鲜国王。[11]

如图2所示,在天池东南边立有一块碑,标为“江源碑”,表明这里是鸭、图二江的发源地。碑的西边标有“鸭绿江源”,碑的东边有一条水标为“土门”。土门江从天池向东南流,流过一段后断流,标有“入地暗流”四个字。在其东边隔一块平地,有一座山即“甘土峰”,标有“水出”二字,表明断流之水在“甘土峰”下涌出地面形成三派水流。这与《朝鲜王朝实录》所载:“江源出自白头山巅,中间断流几八九十里,至甘土峰下一息许,始自土穴中涌出,凡三派,而为豆满江”的内容相符。[12]再看一下该图,在断流之水的东北边有数条松花江支流发源并向北流去,但是断流之水和松花江支流没有什么关系,而在“甘土峰”下复流为图们江三派水流。

再看一下断流之水的方向。如图2所示,从天池东南开始向东南流,经过立碑处、大角峰的北边,向东延伸,其方向虽有些偏差,但基本可以断定它就是黑石沟。在这幅图上,无论是黑石沟的方向,还是图们江的位置,包括茂山的位置,整体上向南偏斜。实际上,黑石沟从天池东南立碑处开始经过大角峰西北,向东北延伸数十里,沟的尾部即写有“入地暗流”的部分已然位于天池的东北方。而图们江涌出处即真正的发源地位于天池的正东方向,茂山则位于天池的东北方向。

 

2:《白山图》,收入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舆地图》中(古4709-1

 

那么,穆克登为何定黑石沟为图们江源的断流处,其依据是什么呢?从《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来看,这主要缘于朝鲜土人关于图们江发源于长白山天池,断流百余里后涌出地面的说法。[13]按照这一说法,穆克登指定黑石沟为图们江源的伏流部分——水在地下伏流,涌出处则位于甘土峰下,形成三派水流。这虽然缺乏科学的依据,但却是朝鲜人关于图们江发源于长白山天池的古已有之的地理认识。

那么,史料中所说的图们江源涌出处“甘土峰”又在哪里呢?据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李义复的报告:穆克登等为了寻找图们江源,“更向加察峰下涌出之水”进发,这里的“加察峰”是不是甘土峰呢?另参考《北关长坡地图》(1785年,图3),在大角峰的东南边有一座山标为“大加次峰”,相邻的东边有一座山标为“赤岩”。从图中看,这个“赤岩”是图们江源涌出处,其上连有木栅、土墩和“定界碑”,其下有图们江水向东南流。从“赤岩”的名称和所处地理位置来看,似为今天的图们江发源地赤峰。如此一来,赤岩西边的“大加察峰”,似乎可以和“甘土峰”相对应,因为史料记载“加察峰下涌出之水”,还记载图们江源在“甘土峰下一息许,始自土穴中涌出”。这里的一息相当于三十里,那么甘土峰或者加察峰则位于赤峰以西三十里许,也许可以比定为今天的双目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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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关长坡地图》,1785年,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本

引自李灿编:《韩国的古地图》,泛友社1991年影印,第64

 

今天的赤峰被认为是图们江发源地,这里主要有三条图们江支流,一是自北向南流的弱流河(又称“圆池水”,位于中国境内),一是自西向东再向南流的母树林河(位于中国境内),一是自西向东流的红土水(位于朝鲜境内)。红土水和母树林河在赤峰西边汇合,之后绕流赤峰的南边,流到赤峰的东边,再和自圆池方向流来的弱流河汇合,自此以下正式被称作图们江。

如前述,当穆克登按照朝鲜人的说法指定黑石沟为图们江伏流处,同时指定涌出处的一条水为图们江正源以后,仍担心沟子里水流的方向,于是他让清朝大通官和朝鲜军官、译官和指路人等一起沿沟下行,看一看沟子里的水到底流到了哪里。洪世泰的《白头山记》对此记载如下:

 

甲午(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笔者注),克登谓:土门源流间断,伏行地中,疆界不明,不可轻议竖碑。乃令其二人同爱顺往审水道。金应瀗、赵台相随后行六十余里,日暮,二人者还白水果东流矣。克登乃使人伐石,广可二尺,长三尺余。…遂镌而立之。既竣事,下山,归到茂山,克登谓二公日:土门源断处,可筑墩,接其下流以表之。[14]

 

此外,金指南的《北征录》转引其子译官金庆门的手本,记载如下:

 

总管方欲立碑定界,而东流之水,令其大通官及我国军官赵台相、译官金应瀗,率指路人等,往审六十余里,明有水道,似无可疑云云。[15]

 

以上两段引文均出自穆克登定界时随行的朝鲜译官金庆门的叙述,《白头山记》是根据金庆门的口述由其友人洪世泰记录的,《北征录》的内容则引自金庆门的手本,这两段文字可以互为补充。如上引文,按照穆克登的要求,清朝的大通官和朝鲜军官、译官和指路人等一起沿着东边的水道向下走了六十余里,他们回来以后报告说:“水果东流”,及“明有水道,似无可疑”。穆克登这才放心地在东边的水道和鸭绿江源之间的分水岭上伐石立碑。从穆克登强调“土门源流间断,伏行地中,疆界不明,不可轻议竖碑”来看,这个向东的水道似指黑石沟,也就是说,穆克登担心沟子里的水流向别处去,或者说流入松花江,所以要求大通官等下探水道。他们沿水道下行六十多里,估计走到了沟的尽头,于是不仅确认此沟向东延伸,还确认沟子里的水并不流入松花江。这一点通过《白山图》(图2)的“断流之水”可以得到确认。

如上,穆克登在分水岭上立碑以后,仍不放心图们江断流处,他到达茂山以后,约见朝鲜接伴使朴权和咸镜道观察使李善溥,反复向二人说明在图们江断流处设标。朴权的《北征日记》对此有如下记载:

 

廿三日,仍留(茂山——笔者注)。穆差(指穆克登——笔者注)要与相见,故与监司以戎服进去,行揖礼,就坐。豆江源流断涸处,或设栅,或筑土,或聚石,从便为之事停当而罢。[16]

 

如上文,穆克登与朝鲜二使讨论决定在图们江源断流处设置木栅、筑土堆和聚石堆。

金指南的《北征录》对此次双方的谈话,记载得更详细,内容如下:

 

两使相以戎服晋诣东轩,由西阶而入,行一揖而就坐,循例劳问。而仍言水源之事,则总管即出山图,令两使移席近前,亲手一一指示,其间道里远近,断流与否,缕缕言说,不啻千百。其意概以为,所见极其明的,少无可疑。且与差员、军官、译官等目见,万无差误之理云云。使相无言可答,只称唯唯。则总管曰:水源断流处,若是其模糊不明,苟无立标之事,则彼此之民,有难考据,将何以处之。伴相答以:大小国定界之事,职等不敢出意见妄论,惟钦差指教之是俟云。则总管曰:木栅定限何如?伴相曰:木栅则其处树木或有或无,且非久远之道。毋宁随其便否,或筑土,或聚石,或设栅为宜。而职等不敢擅便,当待状闻朝家指挥,农务稍歇后,随便使役。以定界重事,小邦不敢独自主掌,大国人或有来检之举耶?总管曰:既为看审,定界之后,大国人不必来检,布政司随力为之可也。而农民不可使役,且非一日为急之事,前头或木或土,或远或近,随便立标,虽至一二年后毕役,小无所妨。而举行形止,每年节行入来时,使首译言于通官,俾传俺处,以为转奏皇上之地。而今此断流处,及虽有水道而浅涸平夷处,彼此之民易于逾越,比他处甚为要害,立栅设标之后,频频巡审之举,在所不已云云。[17]

 

如上文,穆克登提出在图们江源断流处设置木栅如何?朴权表示:“木栅则其处树木或有或无,且非久远之道,毋宁随其便否,或筑土,或聚石,或设栅为宜。”可见朴权比穆克登稍有远见,如果按照穆克登的建议在断流处全部设栅的话,那么若干年以后木栅一旦朽烂,就更无法辨认边界到底在哪里了。朴权还向穆克登询问在设标以后清朝是否派人来检查,穆克登回答说清朝不会派人来,只需由咸镜道观察使负责设标就可以了。他还担心朝鲜农民因设标工程误了农时,要求不要趁农时动工,可利用农闲时节慢慢使役,“一二年后毕役,小无所妨”。只要把举行的情况趁冬至使入京时,由朝鲜译官转告清朝通官,再由通官报告穆克登,由穆克登转奏皇帝就可以了。他特别强调:“今此断流处及虽有水道而浅涸平夷处,彼此之民易于逾越,比他处甚为要害,立栅设标之后,频频巡审之举,在所不已。”即在断流处设标以后,要求朝鲜经常派人来巡查。然而众所周知,图们江发源地属于高海拔地区,气候寒凉,不适合人居和从事耕作。这里的堆标自设置以来便无人问津,因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加之,从黑石沟的沟尾到图们江发源地的四十余里的木栅全部朽烂,到后来就连当初设标的朝鲜也不清楚边界到底在哪里了,以致发生两国围绕图们江界的争议,不能不说历史和人们开了大大的玩笑。

穆克登不仅和朝鲜二使面议在图们江断流处设标的问题,还通过文书交换彼此意见,以免将来空口无凭。《同文汇考》所载“敕使问议立栅便否咨”,即是清使穆克登向朝鲜二使询问设栅便否的咨文,内容如下:

 

我亲至白山审视鸭绿、土门两江,俱从白山根底发源,东西两边分流。原定江北为大国之境,江南为朝鲜之境,历年已久不议外。在两江发源分水岭之中立碑,从土门江之源顺流而下审视,流至数十里不见水痕,从石缝暗流,至百里方现巨水,流于茂山。两岸草稀地平,不知边界,所以往返越境、结舍,路径交杂。故此于接伴、观察同商议,于茂山、惠山相近此无水之地,如何设立坚守,使众人知有边界,不敢越境生事,庶可以副皇帝轸念生民之至意,且你我两边无事。为此相议,咨送。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

 

如文中所记:“从土门江之源,顺流而下审视,流至数十里不见水痕,从石缝暗流”,这显然指碑以东的黑石沟;“至百里方现巨水,流于茂山”,这是指从黑石沟向下至百里为图们江源涌出处,一直流到茂山。于是穆克登和朝鲜二使商议:“于茂山、惠山相近此无水之地,如何设立坚守,使众人知有边界,不敢越境生事”,即在靠近茂山(位于图们江上游)、惠山(位于鸭绿江上游)的无水地段设立标记,“使众人知有边界,不敢越境生事”。

对此,朝鲜二使做了如下答复,其内容详见于《同文汇考》“设栅便宜呈文”中,如下:

 

谨呈为审定境界、树栅立标,以杜日后之弊事。伏以佥大人钦承皇命,辱莅敝邦,跋履险阻,查明交界,分水岭上立碑为标。而又虑土门江源暗伏潜流,有欠明白,既以图本亲自指示立栅之便否,复为面询,犹恐其不能详尽,有此送咨更问之举。…日者閤下以设栅便宜俯赐询问,职等以木栅非长久之计,或筑土、或聚石、或树栅,趁农歇始役之意,及大国人监董与否仰禀。则大人以为,既以定界之后,则立标之时似无大国人来监之事,而农民不可出役,且非一日为急之事,监司主张,随便始役,虽至二三年后完毕,亦且无妨。每年节使之来,以举行形止言及通官,传至俺处,则或不无转达皇上之道为教。故职等辞退后,以此意状闻于国王。咨文中两边无事之道,此外更无所达矣。且回咨则有所不敢,谨以呈文仰答。…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初二日[19]

 

如上引文,穆克登的咨文和朝鲜二使的呈文,不过是在重复双方面谈时的内容。这是为了避免在图们江断流处设标的问题落空,由穆克登先导出现了双方文书的往复。这两份文书可以说是用以证明穆克登确定以图们江为界和要求在图们江断流处设标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光绪年间勘界与黑石沟

 

19世纪中期以后朝鲜发生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朝鲜边民先是越入鸭绿江以北地区居住,继之源源不断地向图们江以北地区越境和开垦。光绪六年(1880年)朝鲜茂山府使洪南周允许边民开垦图们江以北地区,这成为朝鲜边民越垦图们江以北地区的嚆矢。[20]对此,清朝地方官府多次要求朝鲜刷还其边民。光绪八年(1882年)冬,吉林将军行文朝鲜要求“刷还土门江以西、以北占垦之朝鲜贫民”。[21]第二年四月,吉林将军所属敦化县告示朝鲜钟城、会宁两邑,“越边使民归回净尽”。[22]此时正在庆源巡边的西北经略使鱼允中派钟城人金禹轼等前往探查长白山立碑处。金禹轼的《路程记》对踏查的结果记载如下:

 

自立碑处看审定界表,则碑东边仍筑三磊,湿处一马连树,木株露半尺余。浦壑始坼,大开艮卯间。而木株尽处,浦东边种种筑石者十余里,其下往往屯石十五里,石尽往往土屯于树木间六十余里而止。十七日(1883年五月十七日)从土屯处而下,则浦水隐漏为泡石,乾浦三十余里,隐水更出,次次成川。[23]

 

如上文,“湿处一马连树,木株露半尺”,这似指碑以东连有木栅。此时距离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定界及其后的设栅已经过了170年,木栅仍存在于碑以东,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其下,“浦壑始坼,大开艮卯(东北)间”,指黑石沟开始,并向东北延伸。再下,沟的东边连有石堆二十五里,土堆六十余里,即土石堆总长八十余里或者说近九十里。再往下,“浦水隐漏为泡石,乾浦三十余里,隐水更出,次次成川”,即从土堆尽处向下延续三十余里的乾浦,渐渐形成河流。这个河流从金禹轼后面的日记可以看出指松花江上流,也就是说,金禹轼等探得黑石沟土石堆延长八十多里,中间隔三十多里的乾浦,与松花江上流相连。这是光绪年间有关黑石沟的最早记录。

同年六月,按照鱼允中的指示,金禹轼和吴元贞等再次前往勘查长白山立碑处,他们沿黑石沟向下,一直走到了松花江上游三条支流汇合的三江口。金禹轼的“探界日记”对此记载如下:

 

十四日,到竖峰下,霖雨始作。至十八日,天明止而未快。朝后上立碑处,五人各以雨袗荷环抱碑,仅刊八张,全不成样,为风雨所驱而下。翌日,气势如昨,又往刊二十张。西逾大角峰,自石屯尾,从土屯出土门下来,泡石浦八十余里止宿。以上乾川近百里,以下次次成川,长流而大。二十一日,从派下往六十余里,西渡土门江,止宿杉木浦。二十二日,北向五里,东渡土门江。北逾长山端,挟岭东行八十余里,止宿于石陵之三江合口。源流土门江,而二水源出北甑山,西流者黄水,北流者黄口岭水。三江会此,北流入于黑龙江。沿无陆路,但由水待合冰往来吉林云。[24]

 

如上文,金禹轼、吴元贞等到立碑处刊出了二十张碑文,之后他们沿黑石沟向下一直走到了三江口。从文中记载“土门江”与黄水、黄口岭水一起流入黑龙江来看,这个“土门江”不是指豆满江(今图们江),而是指松花江上流。这是朝鲜人区分土门、豆满为二江的开始。

此次踏勘以后,在鱼允中的授意之下,钟城府使致敦化县的“复照”指出,“豆满之外,更有土门江别派”,要求“一遵康熙朝所划疆界,请烦贵县派人约同先审白头山定界碑,知土门发源之处,继而查明界限,辨别疆土。”[25]

按照朝鲜的要求,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朝两国派代表共同进行了第一次勘界,从谈判伊始朝方代表李重夏就要求先勘碑堆,即要求调查天池东南的立碑处和沿黑石沟的土石堆,目的是为了指证碑、堆并不与图们江相连,而是与松花江上流相连。中方则反对先勘碑、堆,指出碑址、堆址都是不可信的,碑可以人为地移动,堆也可以是后世添置的,唯有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是不变的事实,因而要求顺江流、寻江源,勘查哪一条水是图们江正源,再以此来划分界限。[26]

最初双方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后来终于达成妥协,决定溯流而上,既勘查图们江上游三条支流即西豆水、红丹水和红土山水,还要勘查长白山立碑处和黑石沟的土石堆等。此次共同勘查以后,朝方对黑石沟及碑文“东为土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李重夏通过清朝舆图(民间刻本)及本国所藏地图和文献资料等了解到穆克登定界的水并不是松花江而是图们江。更重要的是,他在图们江上源红土山水一带勘查时发现了穆克登定界时设置的堆标的遗迹,他将这一情况秘密地报告给了本国政府,其内容详见于李重夏的《追后别单》中,记载如下:

 

穆克登出来定界,而伊时事迹,俱在北营康熙壬辰定界誊录中。其时往来之路,论难之语,专以豆满江为限。备边司关文有曰:土门江华音即豆满江,以此知悉次,推此一句,豆江为界,又分明。定界碑形便,今以外面见之,则东边土石堆,乃接于松花江上源,当初定界之事实,若可疑。然详考古事,则实非可疑。我国以为土门江者,本有其故。穆克登但以碑东沟道是豆满上源,而立碑而刻之曰:东为土门。故我国于穆克登入去之后数年为役,自碑东设土石堆,东至豆江源。而豆江之源,本不接于此沟,故平坡则设木栅,以接于碑东之沟,而遂称之以土门江源矣。今则数百年间,木栅尽朽,杂木郁密,旧日标限,彼我之人,皆不能详知,故致有今日之争卞。而今番入山之行,默查形址,则果有旧日标识,尚隐隐于丛林之间,幸不绽露于彼眼。而事甚危悚,其实状里许,不敢不详告。[27]

 

如上文,李重夏发现了连接黑石沟和图们江上源的“旧日标识”,他结合文献资料认识到碑文中的“东为土门”就是指“豆满江”(今图们江),两国以土门江即豆满江为界。他一方面庆幸这些“旧日标识”没有被中方代表看到,另一方面又感到“事甚危悚”。这是因为朝方一旦承认土门、豆满为一江,就意味着承认两国以今图们江为界,那么图们江以北的朝鲜流民将要被刷还,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而他不露声色,只是把情况秘密地报告给了本国政府。

 

4:康熙五十一年定界时设置的石堆、土堆、木栅示意图

 

正是由于有了李重夏的这一发现,在其后的第二次勘界时(1887年),朝方承认从前的主张是错误的,即承认土门、豆满是同一条江。[28]与此同时,李重夏坚持认为碑、堆连接红土山水是当年的“旧界”,要求以此划界。同时考虑到从黑石沟到红土山水的木栅全部朽烂,无法详知彼此界限,他还提出在红土山(今赤峰)上立一块碑,以遵守当年“旧界”。对于黑石沟,他也认识到“所谓松花之源,只是乾川,元无点水”,即没有水流入松花江的,不过是一个干沟。而“自碑界以东,则泼泼之水,惟红土山水而已,此是地图所载图们江。”[29]

中方代表对于黑石沟的看法在两次勘界时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碑、堆位于“松花江掌上”,连接的是松花江上流。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碑址若不是当年错立,就是被朝鲜人暗移至天池附近,即按照碑文“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来看,碑应该在鸭、图二江分水岭上,不应该在鸭、松二江分水岭上。[30]另外,黑石沟东南岸的石堆和土堆也不是边界的标记,是猎户入山时做的路标。[31]

如上,中方代表不承认碑、堆为康熙年间的“旧界”,一方面与中方缺失康熙年间的档案资料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穆克登定界时上的奏折和绘制的山图等,都因内阁大库的失火而荡然无存,所以中方无从了解穆克登定界的历史真实。[32]另一方面,还与碑址、堆址靠近松花江上流和长白山天池有关。在中方看来,松花江掌上的碑址、堆址显然有碍于松花江,因而是不能接受的。[33]另外,立碑处靠近长白山天池,如果按照朝方提出的沿碑堆、红土山水划界的话,就意味着沿长白山东麓划界,这显然有碍于清朝的“长白山发祥重地”,同样是不可接受的。[34]所以即便它是当年的旧界,中方恐怕也无意接受它了。

与之相比,中方认为小白山和其东麓发源的红丹水一带是适合划界的地方,小白山位于天池以南五十余里,红丹水发源地距离天池一百三十多里,与天池相隔较远,无碍于长白山。与此同时,小白山两边鸭、图二江水源相对,与碑文所记“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勒石为记”相符,所以中方提出以小白山连接红丹水划界。后来考虑到红丹水以北的长坡有朝鲜民户百余户,居住有百余年历史,因而退一步要求以小白山和红丹水以北的石乙水(位于长坡以南)为界。[35]

总之,在两次勘界时,中方始终认为黑石沟是松花江上流,碑立于“松花江掌上”,反过来,这成为中方拒绝接受朝方(碑、堆-红土山水)主张的一个借口,必竟两国界线不可能先连到松花江(黑石沟)上,再连到图们江(红土山水)上。由于中方代表的坚持,在两次勘界时绘制的地图上,黑石沟都和松花江上流五道白河连在一起。虽然朝方代表李重夏了解了黑石沟的真相,即他认识到黑石沟并不和松花江上流相连,而是以木栅连接到图们江上源红土山水上,但是这些都没能反映在勘界地图上。此后,从1907年开始日本关注“间岛”问题,由于日本出于侵略意图的附会,在其所绘制的地图上,黑石沟都和松花江上流连在一起,被标为“土门江”,而与“豆满江”区别开来。从那时至今,黑石沟的真相都未能得以澄清,一直被认为是松花江上流。

 

三、黑石沟及土石堆的长度

 

黑石沟土石堆的长度关系到碑、堆朝向是连接到松花江上流,还是连接到图们江上源,因而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单从康熙年间的相关资料来辨别黑石沟的长度,似乎并不容易搞清楚,因为记载十分模糊,而光绪年间的记载又多与实际不符。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实地考察了解黑石沟土石堆的实际情况,再去研读史料,这样才能辨别清楚。

先看一下康熙年间的记载。如朝鲜军官李义复指出:“土门江水流入丑寅方(东北),所见为八十里之远”。这里之所以说土门江水“流入”东北方,而不是“流向”东北方,估计是因为从立碑处开始没有水一直不间断地流向东北方的。另外,“所见为八十里之远”,既包括黑石沟的长度,还包括从黑石沟的沟尾到图们江源涌出处的长度。如李义复指出:“自北边下山,乃土门江源涌出处。而流二三里,复入地中,隐流三十余里,复涌出,而始成大川。”即从黑石沟下到平地以后走到图们江源涌出处,中间还有三十余里的“隐流”部分,所以要在总长度八十里中扣除三十余里[36],剩下的四五十里才是黑石沟的长度。

此外,从清朝大通官和朝鲜军官赵台相、译官金应等沿东边的水道所走的里程来看,约走了六十多里,他们回来以后报告说:“水果东流”,及“明有水道,似无可疑”。这个向东去的水道指黑石沟,那么黑石沟的长度也就是五六十里。

其实,在现存资料中较清楚地反映黑石沟长度的,是差使员许梁等有关设标的供辞。据他们所供,在图们江断流处设标的总长度为九十多里,其中前五十多里设置了木栅和石堆,这应该是黑石沟的长度,如记载:“山高谷深,川痕分明”;而后四十多里设置了木栅和土墩,连接到了图们江源涌出处,这是从黑石沟的沟尾到红土山水的堆标。李重夏后来发现的“旧日标识”就是指这里的堆标。2012年、2013年笔者在图们江发源地进行考察时,发现了这里的土堆群遗迹,其位置在“图和”公路302-298路标之间的南北两侧,位于一个平缓的高原地带,土堆群延长约3公里。总之,通过许梁供辞可以确认黑石沟的长度为五十多里。

另外,穆克登致朝鲜二使的咨文记载:“从土门江之源,顺流而下审视,流至数十里不见水痕,从石缝暗流,至百里方现巨水。”可见黑石沟的长度为数十里,到图们江涌出处为百里。

综合以上康熙年间的记录,可以得出黑石沟长度为五六十里,黑石沟被认定为图们江源的伏流处或者断流处;而从黑石沟的沟尾到图们江源涌出处尚有三四十里的“隐流”部分;把这两部分加起来,约长八九十里或者近百里,此即史料中所说的图们江从天池发源后断流百余里涌出地面的含义。

其后到了光绪年间勘界时,双方报告书所记载的黑石沟及土石堆的长度,不但与康熙年间的记载有出入,更与实际情况不符。如第一次勘界时(1885年),十一月八日朝方致中方的“照复”如下:

 

碑西不数武,有一沟西南去,入鸭绿江;碑东不数武,有一沟,即伊戛力盖之上掌,译华言为黄花松沟子。下绕长白山之东麓东北行,其东南岸,上首有石堆,下首有土堆,共一百八十余个,过大角峰,沟形忽窄,西岸土堆高深数丈,朝鲜呼为土门。堆之尽处,距碑已九十里。自此而下数十里,此沟始见水。再下与此沟东之斜乙水,东之董维窝棚水,合流入娘娘库,由娘娘库西北行至两江口,入松花江。[37]

 

如上文,碑的东边数步地有一沟,朝文称“伊戛力盖”,译中文为“黄花松沟子”,“下绕长白山之东麓东北行,其东南岸,上首有石堆,下首有土堆,共一百八十余个”,“堆之尽处,距碑已九十里。自此而下数十里,此沟始见水”,流入松花江。可见土石堆沿长九十里,再加上到松花江上流的数十里,黑石沟总长度超过百里。

再看一下中方的记载。第一次勘界结束以后,(1885年)十二月十六日中方勘界代表秦、贾元桂致吉林将军的禀文如下:

 

山之南麓下,有小石碑。碑面汉文有康熙年乌喇总管查边定界,西为鸭绿,东为土门等字样,字划完好。碑之西有一沟,西南去入鸭绿江。碑之东有一沟,绕长白山之东麓东北去,朝鲜呼伊戛力盖,译华语为黄花松沟子。沟之东南岸有石堆百余,石有苔斑,缝无土塞。石堆尽处已至长白山正东为大角峰。过此,仍东北行,沟之东南岸又有土堆数十。堆上有树,与堆旁平地之树,大小高低相等。土堆尽处,距碑已九十里。又东北行数十里,此沟始见水,入娘娘库,折而西北,流入松花江。[38]

即黑石沟的东南岸先有石堆一百多个,再有土堆数十个,“土堆尽处,距碑已九十里,又东北行数十里,此沟始见水”,“流入松花江”。以上禀文内容与朝方“照复”如出一辙,估计转引了朝方照复的内容。

其实在第一次勘界时,双方代表没有对黑石沟下游没有进行认真的勘查。黑石沟上游因为是从红土山水前往长白山立碑处的通道和必经之路,所以史料上多有记载,但是下游的土堆尽处及黑石沟结束的地方史料上鲜有记载。究其原因是因为中方不承认黑石沟的土石堆是当年的界标,加之,第一次勘界是在隆冬时节在深雪中进行的,没有条件对黑石沟进行认真的勘查。所谓土石堆共有180多个和“堆之尽处距碑已九十里”,似乎是朝方提供的数据。其内容最初出现在十月二十七日李重夏致本国政府的状启中,之后出现在十一月八日朝方代表致中方代表的照复中,再后十二月十六日中方代表秦煐等致吉林将军的禀文中出现相同内容。[39]

在一年后的第二次勘界时,黑石沟同样不在勘查的范围,虽然双方代表对包括红丹水、石乙水、红土山水在内的图们江上游支流及其发源地进行了详细的勘测,获得了双方大致认可的测量数据,但是黑石沟却没有准确的测量数据,所谓“堆之尽处距碑已九十里”的错误并没有得到纠正。

那么黑石沟土石堆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据笔者实地考察和参考相关资料了解到,黑石沟位于长白山东麓,是一条天然的深沟,其一头连接着立碑处,另一头已然到达天池的东北方,其四周遍布松花江五道白河支流,沟尾最近处距离五道白河大约10公里。黑石沟东南岸土石堆的分布情况为:从立碑处开始先有200米的木栅连接到黑石沟开始的地方,从这里开始沟子向东南延伸约1.6公里,之后折向东北延伸20多公里,总长度约24公里。[40]沟的东南岸先有石堆,堆高约1米左右,是用长白山地区天然的石头垒起来的,堆距约四五十米,延长5公里多,到了大角峰尾石堆结束,土堆开始。土堆高约1.5米,堆距约八九十米或者一百米,土堆延长约18公里,土石堆总长度约23公里。到了土堆尽头,沟道已经变得很浅,再向前数百米沟形完全消失,只有流水的痕迹即沙道在森林中延伸。从最后一个土堆到沙道结束的地方大约1公里,沙道结束的地方距离前面的黄花松甸子大约500米。因而黄花松甸子可以作为黑石沟终点的一个标记。总之,笔者目睹的黑石沟下游情形为:土堆先于沟子消失,沟子先于沙道消失,沙道最后在距离黄花松甸子500米处消失无踪,表明曾在沟子里流淌的水流,至此完全渗入地下,黑石沟至此完全终结。

前述黑石沟的石堆、土堆沿长23公里,如果按照1韩里约等于420米计算的话[41],相当于54韩里;而黑石沟总长度约24公里,相当于57韩里。笔者得到的这两组数据与康熙年间定界时所记载的五六十里基本吻合。而光绪年间勘界时所谓“堆之尽处距碑已九十里”,不仅与康熙年间的记载不符,更远远超出了黑石沟土石堆的实际长度,显然是错误的。

曾于1907年踏查黑石沟的延吉边务帮办吴禄贞指出:“前有云土石堆相连九十里者,则实未测定之语”。[42]第二年踏查黑石沟的奉天候补知县刘建封指出:“黑石沟,一名黑石河,源出清风岭,西北距穆石百余步。河身微细,多黑石,有水之处甚鲜。南岸上游垒有石堆若干,下游积有土堆若干,沟长四十六里,至黄花松甸即平衍无踪。”[43]刘建封的这一段描述与黑石沟的实际情况最接近,可谓言简意赅地勾勒出了黑石沟的全貌,包括黑石沟始于清风岭,终于黄花松甸,流水的情况和土石堆的分布等。特别是“沟长四十六里”,如果用清代1华里等于576米计算的话[44],约等于26公里,这与笔者得出的24公里也是接近的。

以上光绪年间勘界时所谓“堆之尽处距碑已九十里”,似乎还应考虑度量衡的因素。如果说朝鲜的度量衡后期比前期变小了,那么土石堆的长度相对而言会变长。在土石堆的实际长度约23公里(23000米)不变的情况下,1里相当于多少米,其长度等于90里呢?这是很简单的除法算式,我们很快得出1里相当于256米时,土石堆的长度等于90里。但是纵观朝鲜全时期的度量衡,1里大体上等于420米,没有等于256米的,即不少于400米。1909年朝鲜引进日本的度量衡以后,1里约等于3927米,但是通常1里仍等于392米或者400米。[45]这说明无论朝鲜的度量衡怎样变化,土石堆的实际长度约23公里,都不可能等于九十里。因此所谓“堆之尽处距碑已九十里”,并不是朝鲜度量衡变化的结果。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可用来考察此时朝鲜的度量衡,即是参考朝方在黑石沟以外的其他地段的测量数据。如第二次勘界时,李重夏在《图们界卞晰考证八条》中指出:“自红土水源,直西距长白山界碑及碑西鸭绿江源,约七十里。”还指出:“穆总管立碑时,沿设土石堆于大角峰侧,至于杉浦而止。自杉浦迤南,距红土、元池等水,约四十里。”[46]这里有两个测量数据,一是从红土水源向西到立碑处的距离,约七十里;一是从杉浦即黑石沟的沟尾向东南到红土水、元池水(弱流河)的距离,约四十里。我们设定母树林河(红土水的北支)发源地为红土水源,赤峰为到红土、元池水的距离,因为此二水在赤峰前汇合。那么通过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地图及谷哥卫星地图等测得,从母树林河(红土水北支)发源地到天池东南立碑处的距离约30公里,这相当于71韩里(按照1里约等于420米计算)。而从黑石沟的沟尾(杉浦)到赤峰(红土、元池水汇合处)的距离约16.5公里,[47]这相当于39韩里。这与李重夏在前面提到的七十里、四十里颇为接近,说明当时的度量衡也就在1里约等于420米左右,变化不大。

然而相比之下,黑石沟的土石堆沿长约23公里(合54韩里),同样在李重夏的笔下却变成“堆之尽处距碑已九十里”,这是为什么?在两次勘界时双方并没有对黑石沟下游进行认真的勘查,所谓九十里似乎是钟城人金禹轼等提供的数据。如前述,金禹轼等受西北经略使鱼允中之命调查长白山立碑处,他们从立碑处开始沿黑石沟下行,一直走到了松花江上游的三江口。据他们所记,黑石沟东南岸先有石堆二十五里,之后有土堆六十余里,到“泡石浦为八十余里”,[48]再向下有“乾浦三十余里”,流为松花江。以上金禹轼等所说的土石堆沿长八十多里,与第一次勘界时的“堆之尽处距碑已九十里”较为接近。如果考虑金禹轼等作为李重夏的随从人员参与了两次勘界,那么所谓“堆之尽处距碑已九十里”,就更有可能是他们提供的数据。

有趣的是,金禹轼所说的石堆长二十五里、土堆长六十余里,与康熙年间许梁供辞中设标的里数巧妙地吻合。而许梁供辞是在黑石沟里设置土堆以前的里数,比如:自立碑下二十五里设置了木栅和石堆;再往下“水出处五里,及乾川二十余里,则山高谷深,川痕分明之故,不为设标”,后来根据领议政李濡的建议这里均补设了土堆;其下至涌出处四十余里设置了木栅和土墩,即从黑石沟下游到图们江涌出处设置了木栅和土墩。再看一下金禹轼等发现的土石堆的情况:前二十五里是石堆,后六十多里是土堆,这里前二十五里与许梁供辞中的木栅、石堆的里数相同;后六十多里的土堆,则是许梁供辞中的水出处五里,加上乾川二十余里,再加上到涌出处的四十余里的总和。很明显,金禹轼等把黑石沟以外到图们江涌出处的四十余里的木栅、土墩,都加到了黑石沟土堆上面,于是得出土堆长六十余里及土石堆全长八十余里的结论。实际上,不但石堆长度不及二十五里,土堆长度也没有六十余里,这其中不无参照许梁供辞伪造的痕迹。

再看一下黑石沟石堆的长度。据记载,黑石沟上游东南岸先有石堆,到了大角峰尾石堆结束,土堆开始。另据笔者参考相关地图和“谷歌卫星地图”等测得,从黑石沟开始的地方到大角峰约5公里,这相当于12韩里(1里等于420米)。另据朝鲜学者黄铁山于19487月实地踏查黑石沟以后发现,其东南岸有石堆共计106个,沿长5391[49],这相当于12.8韩里。因此可以确认黑石沟的石堆长度约12-13韩里。由此可见,金禹轼所说的石堆长二十余里也是靠不住的。我们无从了解金禹轼是否参考了康熙年间的许梁供辞,这载于《朝鲜王朝实录》和《备边司誊录》中,不过如果考虑其背后有西北经略使鱼允中的支持,而鱼氏是主张图们江以北的“间岛”属于朝鲜的强硬人士,那么其中夸大或者伪造的可能性就不好排除了。

韩国学者姜锡和在笔者的书评中(《韩国国境史研究》慧眼,2011年),曾对笔者所主张的朝鲜人设标的九十多里中,前五十多里是黑石沟的长度,后四十多里是从黑石沟的沟尾到红土山水的木栅的长度,提出质疑。他指出,根据康熙年间设栅的许梁的供辞来看,黑石沟的堆标总长度为九十多里,这与光绪年间勘界时所说的“堆之尽处距碑已九十里”相符,因此康熙年间设标的九十多里全都在黑石沟上,连接到了松花江上流。[50]此即日韩学者所主张的土门、豆满二江说。不过姜锡和唯一不同于其他日韩学者的是,他虽然认为康熙年间设标的水是松花江上流,但是他同时指出这是朝鲜连错的水源,即本想连接到图们江上,结果错连到了松花江上。以上姜锡和对于笔者观点的质疑,是在不了解黑石沟土石堆实际情况的前提之下,用光绪年间勘界时不正确的里数套在了康熙年间设标的里数上,也许这正是金禹轼、鱼允中等人所希望的吧。姜锡和的观点还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他没有把许梁供辞中的“至涌出处四十余里”从黑石沟中剥离出去,因为从史料记载来看,所谓“涌出处”指图们江涌出处,而不是指松花江上流。

 

小结

 

通过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参与定界的朝方人员的第一手记录,包括朝鲜军官李义复的记事,译官金指南的日记,接伴使朴权的日记,以及《朝鲜王朝实录》所载差使员许梁的供辞,《同文汇考》所载穆克登的咨文和朝鲜二使的呈文,还有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的《白山图》等,可以确认穆克登确定以黑石沟为界,即黑石沟被确定为图们江源的断流处,涌出处则在“甘土峰”下,即今天赤峰附近的图们江水源。按照穆克登的要求,朝鲜不仅在黑石沟的东南岸设置了石堆和土堆,还在从黑石沟的沟尾到图们江源涌出处的平地上设置了木栅和土墩。然而学者们在研究中往往忽视后者,只考虑黑石沟东南岸的土石堆,进而把黑石沟和松花江上流联系起来,这是不正确的。

光绪年间第一次勘界时双方报告书中提到的黑石沟“堆之尽处距碑已九十里”,不但与康熙年间设标的里数不符,更与实际情况相违。在中方主张碑址、堆址均位于“松花江掌上”,从而拒绝承认其为当年“旧界”的情况之下,双方并没有对黑石沟进行认真的勘查,特别是黑石沟下游没有准确的测量数据。而所谓“堆之尽处距碑已九十里”似由朝方提供,其中不乏金禹轼等参照许梁供辞而杜撰的痕迹。在许梁供辞中,堆标的一半在黑石沟上,另一半在从黑石沟的沟尾到图们江源涌出处之间,而金禹轼则把全部堆标都加在了黑石沟上,从而得出土石堆沿长八十多里接近九十里的结论,其目的是为了造成黑石沟与松花江上流相连的假象。然而经过实地踏查不难发现,所谓“堆之尽处距碑已九十里”,远远超出黑石沟土石堆的实际长度(约23公里,合54韩里),从而露出破绽。

要想了解黑石沟土石堆的真相,单靠史料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实地考察。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拨开迷雾看本质。黑石沟土石堆的真实情况为:从天池东南十余里的立碑处开始先有约200米的木栅,向东南连接到黑石沟开始的地方,但后来这里的木栅全部朽烂难以辨认,从这里开始黑石沟向东南延伸1.6公里,再折向东北延伸20多公里,沟尾已然到达天池的东北方。其东南岸先有石堆,堆高约1米,堆距约四五十米,相沿5.3公里到达大角峰。从大角峰开始有土堆,堆高1.5米,堆距八九十米或者一百米,相沿18公里到达沟尾,即黑石沟的土石堆沿长23公里。从土堆尽处沟子向前延伸数百米,沟形完全消失,只留下流水的痕迹即沙道向前延伸,沙道最后在距离黄花松甸子约500米处完全消失,表明曾在沟子里流淌的水流至此渗入地下来去无踪,黑石沟至此完全结束。总之,黑石沟只有在夏季时部分地段有水流,流长约四五里,在大部分时间沟子里没有水流,属于一条干沟。总之,黑石沟没有水流入松花江,也不和松花江相连,因而并不是松花江支流。黑石沟全长约24公里,合57韩里。



[] 申基硕在1955年发表的《间岛归属问题》(《中央大学校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一文中主张土门、豆满为二江及“间岛”属于朝鲜,此后多数韩国学者追随此观点。而申氏的观点受日本人筱田治策《白头山定界碑》(乐浪书院,1938年)一书的影响颇深。

[] 徐德源:“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凿立地点与位移述考——近世中朝边界争议的焦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期。

[] 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二章。

[] 笔者曾于2010-2012年多次考察黑石沟及图们江发源地。其中,一次考察黑石沟上游,两次考察“林间通视道”附近的黑石沟中游,三次考察黑石沟下游,并在黑石沟东南岸发现了石堆和土堆的遗迹。另外,笔者还两次经由天池东南立碑处,从东坡登上了天池。在考察图们江发源地圆池、赤峰一带时,在“图和线”公路南北两侧发现了土堆群的遗迹。详见李花子:《中朝边界踏查记——长白山土堆群的新发现》,《文化历史地理》,2012243号。

[] 李花子:《康熙年间穆克登立碑位置再探》,《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6期。

[] 金鲁奎:《北舆要选》“李义复记事”,收录于梁泰镇:《韩国国境史研究》,法经出版社1992年,附录(下同),第337-340页。

[] 《肃宗实录》(朝鲜,下同)肃宗三十八年十二月丙辰。

[] 许梁供辞中指出木栅、石堆长约二十五里,但后来发现黑石沟的石堆只有约12韩里。这可能是后来按照李濡的建议进行补设工程时,将黑石沟石堆的一部分改筑为土堆,所以石堆缩短,土堆变长。

[] 《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九年四月丁巳。

[] 《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十二月丙辰。

[11] 金指南:《北征录》,壬辰(1712年)五月二十三日,“朝鲜总督府朝鲜史编修会”1945年抄本(下同),第156-161页。《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六月乙卯。

[12] 《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八年五月丁酉。

[13] 《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八年五月丁酉、六月乙卯。

[14] 洪世泰:《白头山记》,东北亚历史财团编:《白头山定界碑资料集》062006年,第138页。

[15] 金指南:《北征录》,(壬辰,1712年)五月十五日,第129-130页。

[16] 朴权:《北征日记》,东北亚历史财团编:《白头山定界碑资料集》062006年,第122页。

[17] 金指南:《北征录》,(壬辰,1712年)六月二十三日,第156-159页。

[18] 《同文汇考》原编卷四十八,疆界,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影印本(下同),第907页。

[19] 同上。

[20] 参见金春善:“1880-1890年代清朝的‘移民实边’政策与韩人移住民实态研究”,《韩国近现代史研究》第8集,1998年,第17页。

[21] 金鲁奎:《北舆要选》“探界公文考”,第348页。

[22] 同上。

[23] 金鲁奎:《北舆要选》“探界公文考”,第350页。

[24] 金鲁奎:《北舆要选》“探界公文考”,第351-352页。

[25] 金鲁奎:《北舆要选》“探界公文考”,第352-353页。

[26] (朝鲜)交涉衙门编:《问答记》,1885年,奎章阁书号:奎21041(下同)。

[27] 李重夏:《追后别单》,1885年,收入《土门勘界》,奎章阁书号:21036

[28] 李重夏:《图们界卞晰考证八条》,1887年,收入《土门勘界》,奎章阁书号:21036

[29] 李重夏:《勘界使交涉报告书》“四月十五日答华员”,1887年,奎章阁书号:115142

[30] (朝鲜)交涉衙门编:《问答记》,1885年。

[31] 《吉朝分界案》“照录吉林将军等来文,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到”,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续编》第5册,第1810-1814页。

[32] 参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五卷,1972年,第1961-1962页。

[33] 《吉朝分界案》“照录吉林将军等来文,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到,第1810-1814页。

[34] 《吉朝分界案》“照录军机处交长顺等抄折,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1903页。

[35] 《吉朝分界案》“照录吉林将军等来文,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到,第1810-1814页。

[36] 李义复记载到土门江源涌出处“隐流”三十余里,而许梁供辞指出到涌出处四十多里设置了木栅和土墩。后者比前者多十里,这可能和朝鲜变更水源设栅于第一派南边十余里的第二派有关。参见《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十二月丙辰条,穆克登指出:“以初派之水设栅,则此于尔国所谓涌出处(指第二派)加远十余里,尔国之多得地方为幸。”

[37] 《白头山定界碑关系书类》,奎章阁书号:26302

[38] 《吉朝分界案》“照录吉林将军等来文,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到”,1810-1814页。

[39] 参见李重夏:《乙酉状启》,收入《土门勘界》;《白头山定界碑关系书类》;《吉朝分界案》“照录吉林将军等来文,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到”

[40] 通过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地图及“谷哥卫星地图”测得,黑石沟的长度约为20公里,而黑石沟的上游和下游海拔差近千米,如果考虑山地有一定坡度,加上20%的坡度,那么黑石沟的实际长度约为24公里。

[41] 朝鲜王朝(1392-1910年)时期使用的尺,主要有黄钟尺、营造尺、布帛尺、周尺、造礼器尺等,其中,周尺主要用于测量里程、距离等。另据学者考证,朝鲜1周尺约等于20厘米,1=6尺,1=350步,那么,1里约等于420米。参见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度量衡”,因特网“NAVER·知识百科”及李宗峰:《朝鲜后期度量衡制研究》,《历史与境界》532004年。

[42] 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73-75页。

[43] 刘建封:《长白山江岗志略》,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344-345页。

[44] 清代1营造尺=0.32厘米,1=5尺,1=360=1800尺,那么1里约等于576米。1里等于500米是1929年由中华民国政府制定的。参见因特网《维基百科》“市制、营造尺库平制、度量衡”。

[45] 参见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度量衡”及李宗峰前引论文。

[46] 李重夏:《图们界卞晰考证八条》。

[47] 在十万分之一地图上,从黑石沟的沟尾到赤峰的直线距离约为15公里,再加上10%的坡度——地形平坦、海拔差不大,那么实际距离约等于16.5公里。

[48] “泡石浦”位于土堆尽处的下方,又称“杉浦”,似指黑石沟下游的沙道。据笔者实地考察,土堆尽处为浅浅的沙道,上面有很多火山喷发时留下的浮石,又称“水泡石”。

[49] 参见《(韩国)NewsMaker611号,2005215日。

[50] 姜锡和:《朝清国境问题的新视角——对李花子著:《韩中国境史研究》(慧眼,2011)的书评》,仁荷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编:《韩国学研究》,20122月第26集,第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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