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们江边是否设立“十字碑”考辨
李花子
原刊《延边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摘要：1887年（光绪十三年）中朝两国共同勘界以后，中方拟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等十字碑，这一计划由于朝鲜的反对，始终未能赴之实施。其后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开始传出十字碑毁于朝鲜人的说法。然而经考证，“毁碑说”是中方人员在对抗日本向“间岛”（今延边）地区扩张，特别是在强调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的过程中产生的，却并不是事实。
关键词：十字碑；毁碑说；小白山；三池渊；石乙水
作者简介：李花子（1966—），女，吉林和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1887年（光绪十三年）中朝两国第二次勘界结束以后，中方代表提出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等十字界牌。这一划界方案由于遭到朝鲜的反对，一直未能赴之实施。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日本在延边的龙井村设立“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并开始插手“间岛”（今延边）事务以来，十字碑遭人毁弃的说法不绝于耳。当今一些学者也主张此说，如有的学者认为十字碑建立于1888年或1889年，其后被朝鲜人所毁；[1] [2]也有学者认为十字碑建立于1890年后，竖立不久就被毁坏，具体毁于何时、为何人所毁均无法得到，时间大体是在1907年之前。[3]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试利用中朝两国的勘界资料，再结合中日两国的踏查资料，考证和辨别“十字碑”是否凿立，是否毁于朝鲜人，并分析“毁碑说”产生的原因，从而再现中朝日三国围绕中朝边界问题的交涉与斗争状况。
一、中方要求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十字碑”及朝鲜的反对
1885年（光绪十一年）第一次勘界结束以后，中方勘界代表秦煐等在致吉林将军的禀文中指出，小白山、三池渊一带是鸭、图二江的分水岭，其东麓发源的红丹水是图们江正流。[4]作为此次勘界谈判的总指挥——总理衙门也基本认同这一点，如总署奏文指出：“鸭绿上源不名曰鸭绿，而名曰建川沟，与图们江之上源，不必有图们江之名，事同一例”，“然则红丹小水，独不可以图们江源统而名之乎？” [4]暗示可以以红丹水作为图们江正源和两国分界的地方。
1887年中朝两国进行了第二次勘界谈判，从谈判伊始中方代表就将十五块碑石运到了红丹河口，准备沿这条水划界和设立界牌。如朝方勘界代表李重夏在“丁亥状启”中，记载如下：
吉林派员督理商务秦煐于三月二十六日，先已来到于会宁府，预运十五碑于洪丹河口，将欲立界于洪丹、三池之上，盛气以待是白乎弥。[5]
上引文中的“洪丹河口”指红丹水汇入图们江处，三池渊位于红丹水发源地和小白山之间，它和小白山一起往往被认为是鸭、图二江的分水岭，如中方代表指出：“当年定立界碑，应在三汲泡（三池渊）一段之分水岭上，方与碑文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八字相合，界址亦东西绳直、斩然齐整。且以红丹水为土们江之正流，则红丹水北有发源红土山之水，可以为小土们江。” [4]即中方代表认为三池渊一带是鸭、图二江的分水岭，红丹水是图们江正源，可见中方欲在三池渊、红丹水一线划界的意图十分明显。
然而中方的这一主张，却遭到了来自朝方代表的坚决反对。朝方勘界代表李重夏认为碑堆(1)、红土山水是当年的“旧界”，即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确定的中朝边界，要求以此划界。朝方这一主张的依据，除了参考清朝舆图、《会典图》等文献资料以外，他们还在图们江上源红土山水一带发现了堆标的遗迹，也就是说，他们发现堆标不仅存在于黑石沟（又称黄花松沟子）东南岸，还存在于黑石沟和红土山水之间，其间原设有四十余里的木栅、土堆，后来因年久栅朽，才造成图们江上游边界不清楚。[6]有关红土山水是图们江正源，通过清朝舆图也不难得到确认，因为舆图上标注“土门色禽（江源）”的河流，正是图们江头源红土山水。(2)基于以上的认识，李重夏坚持认为碑堆、红土山水是当年的“旧界”，表示要坚守当年的“旧界”，甚至指出：“吾头可断，国疆不可缩”。[7]
由于李重夏的坚持，再加上红丹水以西的长坡有旧居朝鲜人百余户，从庐宇坟墓来看，具有百余年历史，所以中方退一步要求以红丹水以西的石乙水划界，其西边仍主以小白山为界。石乙水是第二次勘界时发现的图们江上游的一条小支流，位于红丹水和红土山水之间，朝鲜人称之为“岛浪水（도랑수、돌수）”[7]，意思是“小水沟”，表明水流不大。中方之所以选择此水，如前述，一是考虑到红丹水以西的长坡有旧居朝鲜民户，如果以红丹水为界，那么长坡就将属于吉林地；二是石乙水发源地和小白山东麓以沟道相连，所以在地理上方便在此划界。其实如朝方所说，石乙水和红土山水之间，“不过数十里空山荒寒之地”，[8]然而双方在此二水间相持不下，主要不在于这两条水，而是其西边是以长白山东麓划界，还是以小白山东麓划界的问题。朝方提出以碑堆、红土山水划界，这相当于长白山东麓，中方认为有碍于清朝的长白山“发祥重地”，所以即便它是当年的“旧界”，中方恐怕也无意接受它了。相比之下，中方要求划界的小白山位于长白山以南约五十余里，与长白山天池拉开一段距离，另外，小白山东西两边鸭、图二江相对，(3)所以中方认为这里是二江分水岭，其东麓发源的石乙水是图们江正源。总之，第二次勘界谈判由于双方各执己见，最后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双方仍取得了成果，朝方纠正了过去以为土门、豆满是二江的观点，双方在茂山以东达成了以图们江为界的共识。
在第二次勘界谈判结束以后，中方并没有放弃早日界定两国边界的努力，以便使图们江以北的朝鲜流民早有归属，起到安抚流民和肃边的作用。中方打算划界的地方仍是小白山、石乙水一线，如同年（1887年）六月七日，中方勘界代表秦煐、方朗等向吉林将军禀报这一年的勘界情形时指出：
再界址定后，遵当另立界碑，申明旧界。所有穆克登所立之碑，既与界址不相关涉，而石堆、土堆，又相引至松花江掌上，此时若不将此碑毁去，仍恐将来存为疑案，别生枝节，且于松花江有碍。如以石乙水源定界，则小白山东麓起，至茂山城止，自应择要立碑，庶几界划分明，永垂久远。爰将应立界碑之处，预为公同拟定，附开另摺之后，以省周折。可否仰恳宪台酌夺，一并咨明，实为公便。谨将复勘图们江界址实在情形，附呈印图并摺，缕晰具禀，伏乞鉴核施行。[9]
华字碑立于小白山顶，夏字碑立于小白山东麓沟口，距华字碑十五里，金字碑立于黄花松甸子头接沟处，距夏字碑二十二里，汤字碑立于黄花松甸子尽头水沟口，距金字碑五里，固字碑立于石乙水源出处，距汤字碑十二里，河字碑立于石乙、红土两水汇流处，距固字碑四十一里，山字碑立于长坡浮桥南岸，距河字碑八十八里，带字碑立于石乙、红丹两水汇流处，距山字碑二十三里，砺字碑立于三江口之图们江、西豆水汇流处，距带字碑三十六里，长字碑立于图们江、朴河汇流处，距砺字碑三十一里。[10]
如上引文，秦煐等要求将穆克登立于天池东南的旧碑（指定界碑）毁去，同时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十字碑，并提出了拟设碑的具体位置，即从小白山顶开始，先沿一条沟向东到达黄花松甸子(4)，再向东到达石乙水发源地，沿石乙水而下，到达石乙水和红土水汇流处，再沿图们江而下，过长坡浮桥，到达红丹水汇入图们江处，再沿图们江而下，到达“三江口”即西豆水汇入图们江处（今崇善）(5)，再沿图们江而下，到达朴河即朴下川（今城川水）汇入图们江处。总之，在全长约273里的里程上，拟设立以“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命名的十块界碑。对于以上的要求，吉林将军表示：“至旧立界碑，未便遽行毁去，应于此次定界时，会同该国移立于该委员等所拟‘华’字界碑处，以备稽考。”即反对将天池东南边穆克登立的旧碑毁去，要求同朝方代表一起将其移立于小白山顶的“华”字碑处。[9]
同年十二月，这项提议得到了光绪帝的允准。[9] [11]于是在第二年的二、三月间，中方两次照会朝鲜派代表与中方一起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界牌。[11] 1888年（光绪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清朝驻朝鲜通商事宜袁世凯致朝鲜外务督办赵秉式的照会如下：
前据吉林将军咨请会勘朝鲜、吉林图们江界一案，现查明石乙水入红土山水汇流处为大图们江，由小白山测量鸭绿江上源，相距四十二里，与西为鸭绿，东为土门二语，尚能一一吻合，拟于此处酌定界址，并设界牌等因。…咨会朝鲜国王，迅派委员，会同吉省委员，妥速办理，勿稍稽延。[11]
即吉林将军决定沿小白山、石乙水“酌定界址，并设界牌”，因而催促朝鲜“迅派委员，会同吉省委员，妥速办理，勿稍稽延”。仅过一个月，三月二十七日袁世凯再发一封电文给赵秉式，指出：吉林将军已饬令中方委员“前往候勘”，要求韩方“电催韩使李重夏，早日到边”，并将“定于何日起行”告知中方。[11]
但是朝方前任勘界代表李重夏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表示：“去年会勘，尚持两见，此时无庸前往”，[10]即反对按照中方的要求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界牌。根据李重夏的意见，1888年四月二十日，朝鲜国王向北洋大臣李鸿章陈述如下反对意见，咨文如下：
恭查钦定《皇朝通典》、《文献通考》均载明吉林、朝鲜以图们江为界。又《钦定会典图说》载明大图们江出于长白山东麓等语。今欲穷寻水源，申明旧界，宜由长白山东麓酌定界段，而吉林奏折有由小白山酌定界段，顺石乙水立碑，似尚持得其平等语。今其折内亦引《皇朝通典》、《文献通考》、《会典图说》为证，而乃舍长白山，欲以小白山为界，其语已自相矛盾矣。今若复行核察，禀遵图典，必以出自长白山之图们江头源定界，则界碑之设当于红土山水，而不当于石乙水，不待多辨，而较然明甚。且红土山水、石乙水之间，不过数十里空山荒寒之地。窃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岂其为此区区尺寸之土，使属邦不能保守其封疆也。[11]
即朝鲜列举清朝《通典》、《文献通考》、《会典图说》等文献，指出应以长白山东麓发源的图们江头源红土山水划界，反对以小白山和其东麓发源的石乙水划界。
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朝鲜外务督办赵秉式在面见袁世凯时再次表示：“白山勘界事，国王以前勘未叶，将咨请转奏核饬另勘。该使李重夏未便早往久待，至多糜费。拟俟部署咨覆后，再定期派往。”即朝方不同意中方的划界方案，要求转奏皇帝另勘，并表示暂时不派李重夏前往，等待礼部、总署（总理衙门）咨复后，再定期派往。朝鲜的这一要求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可，他在给袁世凯的电文中指出：“白山勘界事，韩若另有意见，当咨总署核办”。[11]
于是，总署回过头来征询中方前任勘界代表方朗等人的意见。同年五月二十二日方朗通过禀文指出：中方虽认为“红丹水势山形，实为天然界限”，但是考虑到其西边的“长坡一带，韩民垦占已久”，所以“舍红丹，而取石乙”。另外，朝方提出的红土山水，既不接堆(6)，又不接流(7)，“且长白山为我朝发祥之地，更不宜于红土山划界，致有亏于本根”。他还表示：如果“不于石乙水划界，即再派员覆勘，恐难再寻可以划界之区。”即坚持沿小白山、石乙水划界，反对再派代表进行第三次勘界。以上的禀文于同年七月四日通过袁世凯转给了朝方。[11]双方有关设立十字碑的交涉，至此完全结束。
那么，其后中方是否设立界牌？或者说是否由中方单独设立界牌呢？史料证明，直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毁碑说”传出为止，中方并没有单独设立界牌，而是一直希望与朝方一起重勘边界和共同设立界牌。另一方面，在两国之间的界址未定的情况之下，中方不得不考虑图们江以北朝鲜垦民的安置问题。1889年（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军机处提出要对朝鲜垦民实行“领照纳租”、“归化入籍”的政策，奏文如下：
既有图们江天然界限，本可勿庸再勘。该国迁延至今，断难刷回，应亟祗遵前奉谕旨，饬令领照纳租、归我版图，薙发易服，遵我政教。奴才等先行派员清丈编甲升科，以期边民相安，各无争执。其茂山迤西石乙水勘议之界，应请旨饬下总理衙门，咨催朝鲜国王，派员会同吉林委员，刊立界牌，永远遵守，而杜侵越。奴才等为严肃边圉起见，是否有当，谨合词恭摺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该衙门议奏，片并发。钦此。[9]
如上引文，军机处一方面要求派人丈量朝鲜垦民的土地，令其“领照纳租，归我版图，薙发易服，遵我政教”，即使垦民成为清朝的臣民；另一方面，咨催朝鲜国王派员会同吉林委员一起，“刊立界牌，永远遵守，而杜侵越”，即催促朝方尽早派人与中方一起树立界牌，以防止朝鲜人进一步向图们江以北地区越垦。从文中记载“咨催朝鲜国王，派员会同吉林委员，刊立界牌”来看，直到1889年底沿小白山、石乙水的十字碑并没有树立起来。这说明一些学者所主张的十字碑立于1888、1889年是不成立的。[2]
第二年（1890年，光绪十六年）总理衙门再次提出对朝鲜垦民实行“清丈升科”、“领照纳租”的政策，奏文如下：
查吉林、朝鲜界务前经两次会勘，所未能即定者，特茂山以上直接三汲泡二百余里之图们发源处耳。至茂山以下图们江巨流乃天然界限，江南岸为该国咸镜道属之茂山、会宁、钟城、庆源、庆兴六府地方，江北岸为吉林之敦化县及珲春地方，该国勘界使亦无异说。…现在江源界址，既难剋日划清，则无勘办处所，似宜及时抚绥，以慰流氓归附之心。…饬下该将军遴派贤员，将清丈升科各事宜，妥为经理。因俗施教，务令相安，毋任操切滋事。所有领照纳租，归各地方官管辖，一切详细章程，应由该将军体查情形奏明试办。[12]
即总署认为吉林、朝鲜界务未勘定者，只是茂山以上至三池渊一带二百余里，其下则有“图们江巨流乃天然界限”，对于这一点朝鲜勘界使“亦无异说”。从文中记载“现在江源界址，既难剋日划清”来看，由于朝鲜拒绝派使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界牌，所以十字碑仍没有树立起来。
二、 “毁碑说”的产生
“毁碑说”的产生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日本开始插手“间岛”（今延边）事务有关。这一年的8月（阳历），日本派出以陆军中佐斋藤季治郎为首的陆军、宪兵数十人，到达延边的龙井村设立了“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日本人口口声声地称图们江以北的“间岛”属于中韩两国归属未定区域，以保护朝鲜人免遭马贼及清朝官宪的迫害为借口，企图向图们江以北的“间岛”地区扩张。从此，中日两国进行了长达两年围绕“间岛”问题的外交谈判。为了应对谈判，中日两国各自派人调查中朝边境，既有日本参谋本部及间岛派出所的调查，也有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派吉林边务帮办吴禄贞及奉吉勘界委员刘建封等的踏查。
有关十字碑是否存在，也在双方的调查范围之内。首先日本的间岛派出所所长斋藤季治郎于1907年12月17日（阳历），将调查的结果向驻首尔的曾祢副统监，做如下报告：
据《吉林通志》记载，从长白山到豆满江上流，沿江有十个国境碑（同书第十七卷二十枚目附图珲春条参照）。为了调查事实，十月二十四日派遣了铃木文学士，此人根据右附图对其附近进行了详细的探查，并于十五日归来。据他报告，那里全然没有这种石碑，另外，那里的老人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由此可见，《吉林通志》的记载全然是虚伪的。只是光绪十三年勘界时，为了树立国境碑的目的，清国勘界使运来的十五个石碑，上面没有雕刻任何文字，堆积在距离茂山大约七里(8)的上流洪丹水河口。[13]
如上引文，文学士铃木根据《吉林通志》的相关记载和附图，沿图们江进行考察，结果他并没有发现沿江立有十字碑，他还向当地的老人寻问，对方回答说没有见过这种石碑。不过，在红丹水汇入图们江的河口，他发现了十五块无文字的石碑。据此，派出所所长斋藤判断，《吉林通志》有关十字碑的记载是虚伪的。他认为第二次勘界时，中方为了沿江设碑，运来了十五块碑石，却一直堆积在红丹河口，没有树立起来。如上所见，派出所之所以关注图们江沿岸是否存在十字碑，是因为一旦发现有碑，那对日本是十分不利的。当时日本正处心积虑地否定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的历史事实，即便像引文中提到的未刻字的石碑，也是想极力掩盖的，所以派出所的这份报告是可信的和值得信赖的。再者，铃木发现红丹河口有十五块无文字的石碑，这与李重夏在“丁亥状启”（1887年）中提到的一样，表明直到1907年为止沿图们江上游的十字碑并没有树立起来。
其间在图们江以北地区发生了几次重大的事件。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俄国利用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占领全东北，包括在图们江以北的珲春地区驻兵设卡。1902-1904年朝鲜趁俄国占领之机，向图们江以北地区派遣以李范允为首的“北垦（间）岛管理使”。李范允不但组织“私炮队”袭击清朝的会勇、兵弁，还调查垦民户口，实行编籍和收税，任命社首和委员等，企图将图们江以北地区纳入朝鲜的版图，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中方一方面向驻吉俄官交涉要求派兵肃清江边，另一方面不得不再次考虑与韩方会勘边界，希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的边界纷争。[14] 1904年（光绪三十年）一月和四月，清朝驻韩公使许台身两次照会韩国外部，要求派员会勘界址。[11]然而此时日俄之间发生了争夺朝鲜及东三省的战争，即“日俄战争”（1904-1905年），驻在北京的日本内田公使劝说中方要等日俄战结束以后再和韩方谈判边界，于是中方只得作罢。[11] [15]日俄战争以俄国的战败告终，俄国被迫从东北撤军，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从图们江以北的“间岛”地区全部撤军。[15]与此同时，在日本的侵略之下朝鲜开始逐渐丧失国家主权，1905年被迫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在首尔设置了“统监府”进行统治。1907年8月（阳历）日本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在图们江以北地区设立了“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间岛”问题日渐成为中日两国纷争的焦点和外交悬案。
为了应对对日交涉，1907年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命吴禄贞调查中朝边界，第二年又命刘建封等进行踏查。此二人在踏查之后，均提出十字碑遭人毁弃的所谓“毁碑说”。如吴禄贞在《延吉边务报告》中记载：
今茂山、惠山之间，虽不见当时界标之迹，然查《吉林通志》诸书，皆载有自三江口至小白山之界碑。其碑凡十标，曰：“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记其距离里数甚悉。虽未载明为穆克登所立，而以当时查边往来文件考之，则于此间必已商定设立碑识，自可断定。且日人守田利远所著《满洲地志》并明言，“康熙五十一年乌拉总管穆克登立有‘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之界碑”等语，是当日于审视碑外，另立有碑，以划明茂山、惠山间之界，已为中外所周知。不然彼日人著此地志，造作种种谰言，正为欲侵我领土张本，何独于此次界务尚留此真正实据也。此后百余年来，更无人查视边界，越垦奸民日谋侵越，旧时碑记久必为彼等毁去。或穆总管既经商定委之韩员，韩员以不便于己，阳为承诺，竟不立碑，亦未可知。然无论此碑定而未立，或立而已毁，至其事实可征，史册具在，则终不可磨灭也。[16]
如上引文，吴禄贞利用《吉林通志》和日本人守田利远在《满洲地志》的记载，指出十字碑可能立于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之时，即当时除了立审视碑（指天池东南的定界碑）之外，还沿小白山至图们江立了十字碑。有关十字碑，吴禄贞提出具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当时定而未立，一是立而已毁，即毁于越垦的朝鲜人。总之，意在说明十字碑是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的标志。他之所以举日本人守田利远的例子，是为了用日本人的记录来反驳日本有关“间岛”的谬说。
第二年刘建封踏查以后，在所著《长白山江岗志略》里也提出“毁碑说”，内容如下：
（图们江）按：《吉林通志》载有自三江口至小白山之界碑凡十，标曰：“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名为十字界碑，记其距离里数，均甚详明。是十字界碑，与穆总管所立之石，毫无干涉。[17]
按：该处华韩猎户俱云，三十年前葡萄山下有一界碑，圣水渠前有一界碑，均被韩人所毁，后即不见。查两处之碑，其为十字界碑无疑。[17]
按：日人守田利远所著之《满洲地志》有云，康熙五十一年乌喇总管穆克登，立有“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之界碑。是当日划明茂山、惠山之界，已为中外所周知。否则日人方助韩人混界之不暇，而安肯指明为十字界碑也。执此而问界碑存亡，韩人知之，日人亦无不知之。[17]
如上引文，他同样引用《吉林通志》和守田利远在《满洲地志》的记载，指出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除了立查边石（指天池东南边的定界碑）以外，还立了十字碑，用以划分茂山、惠山之间的界限，即鸭、图二江之间的界限。他还利用华、韩猎户的说法，指出十字碑中的两块碑石在三十年前曾立于葡萄山下、圣水渠前，但后来“均被韩人所毁”。这里的“葡萄山下”指甫多会山下（又称胞胎山），位于三池渊一带；圣水渠指鸭绿江上游鲤明水的一条小支流，也就是说，他根据中韩猎户的说法，推想十字碑中的两块碑石立在三池渊和鲤明水附近。如前述，三池渊和小白山往往被看作是鸭、图二江的分水岭，因此他说这里立有一块碑石倒有可能，但是说鸭绿江上游的鲤明水边立有碑石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方拟设碑的位置全部在图们江上游地区，不可能出现在鸭绿江上游，所以这纯属误传。另外，文中提到的“三十年前”指1878年，这同样是子虚乌有的。相比于吴禄贞认为天池东南的查边碑是从小白山一带移来的，刘建封则不承认此碑的合法性，称之为“穆石”，指出“穆石与国界，毫无关系”。[17]他还发出：“呜呼！中韩之界碑亡矣（指十字界碑而言），亡于葡萄山下。查边之穆石见矣，见于长白山南”的感慨，[17]即认为十字碑才是定界碑，然而却毁于朝鲜人。
那么，《吉林通志》和《满洲地志》有关十字碑的记载又如何呢？首先《吉林通志》编纂于1891年，是由时任吉林将军长顺主持编纂的，属于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部志书。该志有关“珲春城”的“四至”里提到十字碑，内容如下：
珲春城：西南到图们江一百八十里，到图们江朴水（指朴下川、今城川水—笔者注）汇流处“长”字界牌三百三十里；西距“砺”字界牌三十一里，到图们江西豆水汇流处“砺”字界牌三百六十一里；西距“带”字界牌三十六里，到石乙及红丹二水汇流处“带”字界牌四百有三里；西距“山”字界牌二十三里，到长坡浮桥南岸“山”字界牌四百二十六里；西距“河”字界牌八十八里，到石乙及红土二水汇流处“河”字界牌五百一十四里；西距“固”字界牌四十二里，到石乙水河源“固”字界牌五百四十六里；西距“汤”字界牌十二里，到黄花松甸子尽处沟口“汤”字界牌五百五十八里；西距“金”字界牌五里，到黄花松甸子头道沟口“金”字界牌五百六十三里；西距“夏”字界牌二十二里，到小白山东麓沟口“夏”字界牌五百八十五里；西距“华”字界牌十五里，到长白山东南小白山顶“华”字界牌六百里。以上界牌之图们江南俱朝鲜界。[12]
以上《吉林通志》有关十字界牌位置的记载，与前面看到的秦煐等在禀文中提到的拟设界牌的位置完全一致，表明《吉林通志》的编纂者参考了秦煐等的禀文。如前述，由于朝方的反对，十字碑拟设计划一直未能赴之实施，所以通志的这一记载与事实大有出入的。然而上引内容，却给后世留下十字界碑果真设于图们江沿岸的错误印象。
图1：吉林新界全图（《吉林通志》插图）(9)
再看一下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由日本陆军中佐守田利远编纂的《满洲地志》的相关记载。在这本书中，守田利远指出：“现在的境界线，依据康熙五十一年乌喇总管穆克登所定，在豆满江北岸立有‘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十字界碑”。[18]即他认为穆克登除了在长白山立“清韩界碑”（指定界碑）以外，还在图们江北岸立了十字界碑。[18]这一内容被吴禄贞、刘建封等中方人员广泛引用，用以证明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确定以图们江为界。即便如此，所谓在图们江北岸设立十字碑，显然不是事实。
这以后，十字碑存在于图们江沿岸的说法，不断被后人所引用。如爱国志士宋教仁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所著《间岛问题》一书中指出：“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又于豆满江沿岸，设立界牌十座（按即“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等字界牌）”，[19]指在第二次勘界以后，在图们江北岸设立了十字碑。
又如1911年（宣统三年）由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主持编纂的《东三省政略》记载：“吉林与韩交界，但能以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乌喇总管穆克登所立于图们北岸之十字界碑（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十字）为据”。[20]指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时，在图们江北岸立了十字碑。
又如1933年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指出：“光绪十三年，中韩复行勘界，中国让步于石乙水为图们江正源，在红丹水口造碑十座，分刻‘华夏金汤固山河带砺长’十字，分立于原界碑处，均确凿可凭。” [21]这则记录在某些细节上与第二次勘界的情形颇为相似，如中方要求沿石乙水设立十字碑，以及在红丹河口造碑石等，但是说“分立于原界碑处”，即在红丹水立了十字碑，则与事实不符。
如上所述，十字碑凿立及其被毁的说法，与1907年日本向“间岛”地区扩张有密切关系，是中方人员在反击日方有关“间岛”的谬说，特别是强调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的过程中，将中方拟设而实际上并未设立的东西加以事实化了。
中方不仅通过文字记载康熙五十一年或者光绪十三年沿图们江立了十字碑，还在地图上标注十字碑的位置，即从小白山顶开始，沿石乙水一直到达朴下川汇入图们江处，分别标注“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等十块界碑。特别是1909年（宣统元年）中日两国签订“间岛协约”(10)以后，中方的地图上出现了十字碑的标注，以此来区分“间岛”的地理范围（参见图2）。但是十字碑并不是实存的东西，只存在于地图上，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方欲坚守图们江边界的决心和意志。
以上有关十字碑存在于图们江沿岸，确切地说存在于小白山、三池渊及石乙水一带的看法，对后世中国人的边界观产生了影响，以至于对1960年代中朝边界谈判产生了影响。在此次谈判中，中方要求划界的地方正是石乙水、三池渊及葡萄河一线。[22]这里的葡萄河与三池渊相对，指鸭绿江上游今鲤明水（又称临渊水），它也是前述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刘建封提出要求划界的地方。[16]最后谈判的结果，中方做出了很大的让步，放弃以三池渊一带划界的主张，向北以长白山天池为界，天池被一分为二，大约54.5%属于朝鲜，约45.5%属于中国。[23]不仅如此，中方还采纳朝方以红土水划界的主张，两国边界线自天池东北边向东笔直地连接到了红土水上，此线以南属于朝鲜，以北属于中国。红土水是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的水，也是第二次勘界时朝方欲死守的河流，朝鲜终于如愿以偿了。
图２：间岛图（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1.4.1.33-2）(11)
小结
1887年第二次勘界以后，中方要求沿小白山、石乙水划界，并拟定了具体的立碑位置，即从小白山顶，沿着东边的一条沟子到达黄花松甸，再向东连接到石乙水发源地，沿石乙水而下到达石乙水、红土山水汇流处，之后沿图们江而下到达红丹水汇入图们江处，再沿图们江而下到达三江口（西豆水汇入处），再沿图们江而下到达朴下川（今城川水）汇入处，在其间设立“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等十块界碑，此即十字碑。然而中方的这一划界方案，遭到了朝方的反对，朝方勘界代表李重夏坚持认为碑堆、红土山水是当年的“旧界”，要求以此划界。尽管中方在第二年的二、三月间及七月，多次向朝鲜发出派使共同立碑的邀请，均被朝方拒绝。其后1902-1904年，朝鲜利用俄国占领东北之机派出以李范允为首的“北垦岛管理使”，企图借助朝鲜垦民的力量将图们江以北地区纳入朝鲜管辖。中方一方面派出吉强军予以肃清，另一方面再次考虑与韩方勘定界址，希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边界纷争。1904年清朝驻韩公使许台身两次照会韩外部要求会勘界址，但因日本内田公使的劝说而止，表明直到此时，中朝两国的划界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中方拟设的十字碑也没有树立起来。
“毁碑说”的传出与1907年日本在延边的龙井村设立“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有关。这一年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之命调查中朝边界的吴禄贞第一次提出十字碑遭人毁弃的的所谓“毁碑说”，第二年同样受徐世昌之命踏查长白山的刘建封也追随此说。此二人有关十字碑存在于图们江沿岸的依据，一是《吉林通志》的记载，二是日本人守田利远在《满洲地志》的记载，据此认为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除了在天池东南边设立查边碑（石）以外，还在图们江沿岸立了十字碑，然而后者显然与穆克登定界的事实不符。
另据同一年由“间岛派出所”派出调查图们江沿岸的铃木文学士的报告，他在红丹河口发现了十五块无文字的石碑，这与第二次勘界时（1887年）朝方代表李重夏在“丁亥状启”中提到的一样，表明直到此时中方拟设的十字碑仍未树立起来。总之，十字碑凿立及“毁碑说”，是中方人员在对抗日本有关“间岛”的谬说，特别是在强调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将中方拟设而实际上未设的东西加以事实化了，进而提出所谓的“毁碑说”，但却都不是事实。
注释：
（1）碑堆，指天池东南十余里的定界碑，以及沿黑石沟东南岸的石堆、土堆等。
（2）在1885年第一次勘界时，朝方认为位于天池东南的定界碑和黑石沟相连，黑石沟以下和松花江上流相连，即黑石沟连接松花江上流才是土门江，它和豆满江（今图们江）是有区别的，位于土门以南、豆满以北的“间岛”属于朝鲜，此即土门、豆满二江说。但是经过此次勘界以后，朝方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即认识到土门、豆满是同一条江，只不过两国的发音不同。这种认识的转变，与李重夏在红土山水一带发现堆标的遗迹是分不开的。
（3）小白山东、西两边的鸭绿江、图们江发源地，相距约八十里，参见《朝鲜邻边勘界文略》“照录吉林将军来文内清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收藏）。
（4）这个黄花松甸子，不同于黑石沟尽头的黄花松甸。
（5）“三江口”指图们江上游三条支流汇合处，即红土山水、红丹水、西豆水汇合处，位于今天中国崇善附近，实际上指西豆水汇入图们江处。在其上游已经有红土山水、红丹水汇合，向下流，再与西豆水汇合。
（6）中方勘界代表认为红土山水和黑石沟的土石堆是不相接的，但实际上二者相接，其间原设有四十余里的木栅，后来因年久栅朽，所以从表面上看二者似乎不相接。有关图们江堆栅的走向，参见李花子：《康熙年间长白山定界与图们江上流堆栅的走向》，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三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3年。
（7）这里指红土山水与董棚水不接流。董棚水是松花江上流五道白河的支流。
（8）1日本里约等于3927.2米，7里约等于27.5公里。
（9）《吉林通志》有两幅插图“吉林旧界全图”和“吉林新界全图”。该志的“珲春城”四至的文字部分，记载了十字碑的位置和里程，但是这两幅图都没有标注十字碑的位置。参见图１，天池东南边标有“吉朝界牌”，这是穆克登立的旧碑，又称定界碑。
（10）1909年中日两国签订的“间岛协约”规定，中韩两国以图们江为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至石乙水为界。
（1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间岛图》（1.4.1.33-2），就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收藏的《间岛善后协约·满洲五案协约》的附图。从收藏效果来看，国图本不如史料馆本的效果好。参见图2，从小白山顶开始沿石乙水，一直到达“披下河”（国图本标为“波下河”，指朴下川，今城川水）汇入图们江处，标有“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十字界碑，它成为区分“间岛”范围的一个标志。1909年签订的“间岛协约”的正式文本里（附图），也没有标注十字碑。这幅史料馆本（图2），估计是从中国描摹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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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总理衙门辑. 吉朝分界案[M]，国图古籍馆收藏.
[10] 朝鲜邻边勘界文略[M]，照录吉林将军来文内清摺，国图古籍馆收藏.
[11] 高丽大学校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 旧韩国外交文书[M]，第八—九卷，清案1—2，437—478，670—672，690—691.
[12] 长顺等编. 吉林通志[M]，卷十七，续修四库全书[M]，648，史部·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43—344；卷三十一下，558.
[13]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 统监府文书[M]，(4)，来电第一六二号，1999. 259.
“吉林通誌 (書物ノ名) ニ長白山ヨリ豆滿江上流ニ沿フテ十個ノ國境碑ヲ立テアルコトノ記載アルニ依リ (同書第十七卷二十枚目附圖琿春條圖參照) 事實調査ノ爲十一月二十四日鈴木文學士ヲ派遣セシメタルニ同人ハ右附圖ニ依リ其ノ附近ヲ限ナク探險シ去ル十五日歸來セル報告ニ據レハ此ノ如キ石碑ハ全然無之又其ノ地ノ古老モ其一人トシテ此ノ如キ物ヲ見聞シタルコトナシト仍テ吉林通誌ニハ全然虛僞ノ記載アルコトヲ確メ得タリ但シ光緖十三年勘界ノ際國境碑トシテ立ツル目的ヲ以テ淸國勘界使ノ運ヒ來リシ十五個ノ石碑ハ文字ノ彫刻モナク其ノ儘茂山ヲ去ル約七里ノ上流洪丹水河口ニ堆積シアルヲ發見セリ”
[14] 李花子. 大韩帝国时期（公元1897-1910年）的疆域观与间岛政策的出台[J]，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83-498.
[15] 筱田治策编. 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纪要[M]，东京：史芸研究所，1910. 33-35.
[16] 吴禄贞. 延吉边务报告[M]，李澍田主编. 长白丛书[M]，初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74.
[17] 刘建封. 长白山江岗志略[M]，李澍田主编. 长白丛书[M]，初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368—369，379.
[18] 守田利远编. 满洲地志[M]，下卷，东京：丸善株式会社，1907（再版）. 472.
“現下の境界線は康熙五十一年烏喇總管穆克登の定めたるものにて豆满江北岸に華夏金湯固河山帯礪長の十字の界碑あり”
[19] 宋教仁. 间岛问题[M]，李澍田主编. 长白丛书[M]，初集，1986. 272.
[20] 徐世昌等编. 东三省政略[M]，（上），卷一，边务·长临附件，李澍田主编. 长白丛书[M]，三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264.
[21] 王芸生编.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M]，第五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97-98.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地图编纂委员会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地图集，第6幅，长白山（白头山）天池地区图，1959.
[23] 李钟奭. 北韩—中国关系——1945-2000[M]，首尔：中心，2004（第三版）. 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