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主持、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全元文》，从1998年至今，已经出版了二十册。《全元文》的整理出版，大大便利了学者们在元代历史文化诸方面的研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但从目前出版的这二十册的情况来看，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下面，仅就笔者所见，对这二十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叙述之中或有不妥之处，还请各位专家学者多多指正。

一

首先是漏收作者问题。
像粘合重山，《元史》卷一五七有传。结合《元史》本传及其它材料来看，粘合重山应出身女真贵族，为金金紫光禄大夫、中都留守粘合合答之孙，金大安三年（1211年）入质蒙古宫廷，窝阔台在位时任中书左丞相。与耶律楚材一样，粘合重山亦为大蒙古国时期的重臣。史载：“时耶律楚材为右丞相，凡建官立法，任贤使能，与夫分郡邑，定课赋，通漕运，足国用，多出楚材，而重山佐成之。”[1]1199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四八册收有一篇《请□公禅师驻栖岩疏》，文曰：　　
□□□□自悟要会这些关捩□□□烈宗师。伏惟□公大禅师，得法远从於曹洞，解包暂驻於栖岩。方法席之久虚，宜心灯之与续。不动一茎草，不远千里途。要使秦头晋尾之区，重增斋鼓舟鱼之气。勉从劝请，快为承当。拈一炷紫檀香，祝万年皇帝寿。谨疏。癸卯年三月日
中书左承相忘忧居士粘合疏
监寺僧至和立石古桐苏明刊
按陈赓所撰《重建栖岩寺碑》云：“尔后中书大丞相与府牧，竭诚劝请嗣法瑞峰钦公禅师继之。”[2]则疏文中的□公大禅师，当指瑞峰钦公禅师，□或即为钦字。《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收有乙巳年（1245年）请钦公住持栖岩疏四篇，但均为“府牧”之类的人物所作，“中书大丞相”所作疏文，仅见于此拓片。该疏文作于癸卯年（1243年），作者题衔为“中书左承相忘忧居士粘合”。这个忘忧居士，在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中经常见到。王国维很早就指出此人可能为粘合重山，[3]从这篇疏文作者的题衔来看，王国维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4]
再如王万庆，一名曼庆，字禧伯，号澹游。为金朝著名文人王庭筠之侄，后过继为子。在金朝，王万庆以荫补官，曾仕至徐州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蒙古太宗八年（1236年），受耶律楚材的推荐，出任燕京编修所次二官。入元后，中统二年（1261年），又受任为燕京路提举学校官。有关其传记资料，可参见《遗山先生文集》卷一六《王黄华墓碑》、《中州集》卷三《黄华王先生庭筠》、《图绘宝鉴》卷四、《书史会要》卷七、《黄华集》附录《黄华山主王庭筠传》等。
据《全元文》第一册《范例》，原金朝管辖区作家以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为上限，由金入元，其主要活动在元者，则作为元人收录。与《全元文》已收入的元好问相比，王万庆不仅卒年时间靠后，而且在大蒙古国与元朝均曾出仕，因此，他的文章更有资格入选《全元文》。王万庆的现存作品，主要收录于清人张金吾所编《金文最》，有《双溪小稿序》、《李山风雪松杉图跋》、《与夹谷行省书》等。此外，北京图书馆馆藏拓本有《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禅师道行碑》，作者题衔为“燕京编修所次二官王万庆”，此碑为研究临济高僧海云印简生平及大蒙古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与王万庆情况类似的还有许多，以下试举三例。首先是赵著，字光祖，号虎岩，渔阳（今天津蓟县）人。鲜于枢《困学斋杂录》有小传，擅诗歌，与龙山居士吕鲲齐名。后为耶律楚材宾礼，担任其子耶律铸的老师。太宗八年，又受耶律楚材推荐，出任燕京编修所次二官。《甘水仙源录》卷六有其所撰《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铭》。再如邳邦用，字大用，号谷口野老，定安人。金正大元年（1224年）进士，官承直郎、省差教授。后出仕大蒙古国，官陕西行省左右司郎中。[5]《金文最》卷四七收录有他在乙卯年（1255年）撰写的《唐太宗赐孙真人颂跋》。[6]再如赵衍，字昌龄，号西岩，北平（即平州，今河北卢龙）人。辽勋臣赵思温十二世孙，金朝进士。师从龙山居士吕鲲垂十五年，长期在燕京地区活动，与耶律铸关系密切，曾为其父耶律楚材撰写墓志铭，又曾担任其子耶律希亮的老师。[7]由于他的活动时间主要是在大蒙古国时期，按照前述《全元文•范例》，他也完全有资格入选。《金文最》卷四五收录有他在丙辰年（1256年）撰写的《重刊李长吉诗集序》。

二

其次是作者小传考证欠精详。
作者小传为《全元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所收文章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这部分内容，如果有现成的列传或行状、神道、墓志等材料的话，当然不会太费事。可实际上，许多作者并没有这样的现成材料可供参考，这无疑需要《全元文》的编者们多方查找相关材料，进行详细考证，以对作者的生平进行大致勾勒。《全元文》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但还远远不够。这方面的缺陷又可以分为欠精确与欠详细两方面，以下试举三例。
欠精确者，像《全元文》第一册的杨宏道，元明时期的各种材料均作杨弘道。由于“弘”字犯清朝乾隆皇帝的讳，在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为了避讳的缘故，才把弘改为宏。编者所收杨弘道文出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小亨集》，却没有注意到作者名字的这一前后变化。再如第五册敬铉小传，称其“元初为中都儒学提举”，这大概是受到了吴澄《春秋备忘序》一说的影响。但笔者翻检《析津志辑佚》，却发现了中统二年（1261年）敬铉被任命为燕京副提举的诏书（此诏书似应收入《全元文》第三册世祖篇目下，但《全元文》未予收录），文曰：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诸路学校久废，无以作成人材。今拟选博学洽闻之士，以教导之。据敬铉可充燕京路副提举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选高业儒生教授，严加训诲，务要成材，以备他日选擢之用。仍仰本路官司，常加主领敦劝，宜令唯此。
中统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很显然，敬铉担任的只是副提举。至如正提举，据《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中统二年（1261年）九月，“王鹗请於各路选委博学老儒一人，提举本路学校，特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以王万庆、敬铉等三十人充之。”另据《国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所引墓碑：“公又言：‘学校久废，无以作成人材，宜选博学洽闻之士，提举各路学校，严加训诲，以备它日选用。’上可其奏，为立十路提举学校官。”由上述材料来看，王万庆、敬铉等三十人应指正、副提举而言。由此推断，燕京路提举学校官似应为王万庆。
欠详细者。像第八册裴宪小传，只介绍说“裴宪，字子法，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实际上，我们翻检一些材料，还是能够了解一些他的生平情况的。据《牧庵集》卷二七《安西路同州儒学正潘君阡表》与《寓庵集》附录王博文所撰《故咨议李公墓志铭》，我们知道，裴宪为前金进士出身，号绿野（当为仰慕先人裴度而取）。另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四七册《京兆府学题名》，我们又知道他曾在正大二年（1225年）前后担任京兆府学西学举事。此外，《永乐大典》卷八六二八有李庭《寓庵集•送裴子法北行》（该诗不见于今本《寓庵集》）：“匹马区区万里行，知君雅志为苍生。圣朝若为经邦策，好草囊封劝罢兵。”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二《和裴子法见寄》亦有“谢子万言策”诗句。再结合其它材料，我们不难推断，太宗二年（1230年）蒙古军攻打陕西后不久，裴宪即北上投靠蒙古政权，并得到了耶律楚材的赏识。而据杨奂《还山遗稿》卷上《洞真真人于先生碑》，我们又可以进一步确定，裴宪还曾在耶律楚材主持的中书省机构中担任过省掾一职。

三

再次是文献搜集不全。
元代文献虽远不及之前的宋与之后的明清那样丰富，但散见于各类文献中的篇目还是不少。《全元文》既然说“全”，就应当尽可能地把现存元代文献包罗进去。从《全元文》已经出版的前十五册情况来看，编者们确实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搜集工作，但还远未达到至善至美的地步。笔者在此试举两个明显的例子。
首先是《圣元名贤播芳续集》（以下简称《续集》），此书仿《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而作，收录有所谓圣元名贤一百二十三家所作表、笺、诏等各类文体的文章近二百七十篇。这些文章，有些在题目下署有作者姓名，有些则没有。其中，有许多文章篇目仅见于该书。但《全元文》编者没有注意到该书，这在《全元文》前二十册，我们已经能够完全看得出来。
像《续集》卷五有《诛伪金紫王演诏》：
制曰：人无远虑，诳小民以狂图；邦有常宪，谋大逆者不赦。伪金紫王演，诈以金源之裔，出於荆邸之遗。转徙村庄，蛊惑众庶。谋尝观於图谶，当复事乎经营。在壬戌年，聚以成军，至甲子岁，起而僭位。俄因首获，咸即招承。於朕意犹哀矜，而国法不容拟议。除已将王演，并伪署大王王奴奇、驸马李住儿、宰相郗藻，市曹处斩外，妻子并不缘坐，其余干连人等，亦从轻断讫。於戏！望所非望，在前代亦有之；刑期无刑，庶几人知戒耳！
按《元史》卷《世祖本纪一》，中统三年（1262年）二月，“王演等以妖言诛。”这篇诏书中提到的壬戌年，恰好为中统三年。故这篇诏书应当为世祖在位时发布。从诏书的内容，我们知道，王演伪称前金荆王完颜守纯后裔，以妖言惑众，图谋于甲子年（1264年）起事，结果因人告发，事情败露，被捉到官。为此，世祖下令将王演等一干人等斩首，并布发此诏书，晓谕臣民。由于这篇诏书仅见于《续集》，故《全元文》第三册世祖篇目没有收录。
再如《续集》卷一有杨文郁《册后贺表》三篇，《全元文》第一?册杨文郁篇目仅根据清宣统涵芬楼《古今文抄》收录了其中的第一篇，而缺后两篇。兹列如下：
上圣造邦，首厚人伦之本；内朝受册，益昭天作之详。宗社安荣，臣民欣悦。中贺：德存孝敬，道在修齐。稽前代之旧章，聿新涣号；备长秋之令典，爰锡坤珍。光动星垣，义形风教。臣等职縻江海，心恋阙庭。大琮比於镇圭，快睹仪文之盛；关雎应於麟趾，式延治家之盛。瑶图启运，有开宫壶之贤；宝册加恩，益衍家邦之福。万年景运，八表欢声。中贺：德配乾刚，道侔坤顺。时维良月，星明太乙之紫垣；礼备长秋，天锡太琮之黄玉。诞敷涣号，丕显珍符。臣等远在西江，溯瞻北阙。洪范之伦，攸攸幸被训彝；关雎之教，方行喜形舞蹈。
再如《续集》卷四有卢挚《贺皇太后笺》一篇，《全元文》第一一册卢挚篇目漏收。兹列如下：
慈闱示训，远贻燕翼之谋；下国依光，久席鸿休之庇。情驰魏阙，首羾贺笺。中贺：作佛中人，为天下母。当九重躬修於孝治，宜万国风行於懿仪。道日著於坤裳，广扬善教；泽时流於鲜雨，默赞皇猷。臣某等，僻处炎荒，幸逢熙洽。喜见钩铃之动色，愿同嵩岳以呼龄。
其次《中州启札》，这是一部元人吴宏道编纂的书信选集，共四卷，收录书信近二百篇，入选范围主要为金末元初的北方文人，计有赵秉文、元好问、冯璧、王鹗、窦默、姚枢、王磐、杜仁杰、徐世隆、杨果、许衡、商挺、陈季渊、徒单公履、陈之纲、吕鹏翼、王昌龄、乌古伦贞、高胜举、鲜于枢、王博文、王复、刘因、姚燧、胡祇遹、刘宣、徐琰、许楫、卢挚、张孔孙、宋渤、王构、李澍、张子良、王仪、晋汝贤、师颜、安镇海、康晔等，此外，还有无名氏多人。这些人当中，大部分人的生平事迹可考，除了赵秉文、冯璧等个别人可划为金人外，大部分人均符合《全元文》的入选范围。该书北京图书馆藏有清抄本，后被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一一六册，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由于《全元文》编者没有注意到这部书，造成其中大量文章漏收。据笔者初步统计，《中州启札》中的书信，被《全元文》收入者仅有元好问、许衡、刘因、杜仁杰等少数几个人，元好问、许衡、刘因的书信之所以入选，是因为这些书信在他们本人的文集中可以找到，杜仁杰的书信之所以入选，则是因为他的书信见于《金文最》（此外，窦默的书信亦见于《金文最》，可由于《金文最》采用了窦默的另一个名字窦杰，《全元文》的编者竟然误把二者当作两个人而不予收录）。
至于单篇文章漏收者，更是不少。像本文前面屡次谈到的《金文最》，《全元文》的编者虽然注意到该书，但仍然有遗漏。除了前面谈到的漏收作者外，《全元文》已收入作者而漏收其文章的，还有一些。像《金文最》卷四五有麻革《重修证类本草序》，《全元文》第二册麻革篇目漏收；《金文最》卷四五有刘祁《太古集序》，《全元文》第二册刘祁篇目漏收；《金文最》卷四五有窦杰《流注八穴序》，卷五四有同氏《与吕子谦郎中书》、《与游宣府子明书》，《全元文》第二册窦默篇目漏收等。由于《中州启札》与《金文最》为国内常见之书，这里就不再一一引录原文了。
除了漏收文章之外，还有的文章似嫌重复，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全元文》第二册世祖篇目下收录了两份《中统建元诏》，其中，第一份诏书采自《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与《元史》，第二份诏书采自《新元史》。这两份诏书其实是一回事，之所以二者内容有所出入，乃是因为《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在收录这篇诏书时，将诏书与诏书后面所附条画杂糅在一起。元代的圣旨，其实有许多后面都附有条画，日本学者植松正曾撰有《元代条画考》（连载于《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1部45－51、58），专门对此进行辑录。如果《全元文》的编者在收录诏书时，亦想收录其后所附条画的话，应该参考该文。

四

再次是选用版本不当。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程钜夫《雪楼集》。《雪楼集》是元代一部重要文集，作者程钜夫（1249－1318年），原名文海，因避武宗海山讳，以字行，在元代曾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他的文集最初由其子大本所编，门人揭傒斯校正，凡四十五卷。至正十八年（1358年）重订为三十卷，凡文二十五卷，诗、乐府五卷。现在我们最常见且最好的本子为阳湖陶氏复刻洪武本，题为《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这个本子国内曾影印出版过，台湾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汇刊本》亦予以收录。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全元文》的编纂者竟然放弃这个本子不用，在《全元文》第一六册选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而以前者为校本。大家知道，清人在编《四库全书》时，有关元代的人名与地名，都经过四库馆臣的大量窜改，难以卒读，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研究元史的人都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只要是能够找到原来的版本，一般都尽量避免选用《四库全书》本，《全元文》编者恰好触犯了这个忌讳。
此外，姚燧《牧庵集》，《全元文》第九册以目前常见的《四部丛刊》本为工作底本，校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清抄本，参校《丛书集成初编》本。《全元文》的编者之所以考虑用《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大概是因为此版本所收姚燧文章最全的缘故。但《四部丛刊》本出自清武英殿聚珍版，其中的人名、地名等也有大量篡改。虽然元刻本现在我们已经见不到了，但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其它材料对元刻本《牧庵集》进行部分还原。像北京图书馆馆藏明人刘昌所辑《牧庵集》抄本（即前面所提清抄本），以及《天下同文集》、《国朝文类》、《中州名贤文表》等收录的姚燧文章等。如果把这些文章搜集起来，去同存异，再用《四部丛刊》本进行补充，应该比现在仅用《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更为理想些。反之，如果坚持要用《四部丛刊》本为底本的话，也应该在被窜改的人名、地名下，核对未窜改的相应文献，加以注释。虽然这样做显得有些罗嗦，但却方便了读者，提高了使用效率。
其它版本选用不当的还有一些，像《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用的是清光绪三四年刻本，没有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元刻本（第二册世祖文）；《历代名臣奏议》用的是《四库全书》本，没有用明刻本（第二册李冶文）等等，此不赘叙。

五

最后是失校与标点错误。
有关这方面出现的问题很多，不胜枚举，大都是由于整理者对元代历史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所造成的。笔者翻检《全元文》第九册所收姚燧文章，即发现失校与标点不正确者达上百处之多，以下为这方面的例子。
《紫阳先生文集序》：“既俾弟之子元桢嗣其职。世祖以王教起为京兆宣抚司参议，年七十。其岁乙卯，卒乾州。”（391页）按，杨奂辞职让给犹子杨元桢，与受忽必烈召请入陕西，均是壬子年（1252年）前后之事，时杨奂年六十七岁。到乙卯年（1255年）杨奂去世时，才享年七十岁。[8]故这里的标点应当为“既俾弟之子元桢嗣其职，世祖以王教起为京兆宣抚司参议。年七十，其岁乙卯，卒乾州。”
《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并序言》：“又领诸王副车僧道伊啰勒琨。大食蛮朝觐贡献，敷奏宣发号令诸事。”（549页）按，文中的伊啰勒琨即也里可温，大食蛮即达失蛮，为元人对当时各宗教派别的专门称呼，前者指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后者指伊斯兰教。在这里，标点者显然把大食蛮当成国家的名字，故而把它与后面的“朝觐贡献”妄加联系。此处正确标点应为“又领诸王副车，僧、道、伊啰勒琨、大食蛮，朝觐贡献，敷奏宣发号令诸事。”
《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公蒙古氏，讳博啰罕辉和尔。公之曾孙嘉木和尔、公之孙扎鲁和托、公之子辉和尔、与兄威伊特，俱事太祖。”（559页）按，此碑为忙兀氏博罗欢（即文中博啰罕）所作，博罗欢为元初名臣，《元史》有传。结合本传，我们不难发现，整理者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把博啰罕与辉和尔当作一个人名，由此造成了下面的人名与辈分全错。正确标点应为“公蒙古氏，讳博啰罕。辉和尔，公之曾孙，嘉木和尔，公之孙，扎鲁和托，公之子。辉和尔与兄威伊特，俱事太祖。”
《荣禄大夫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大司农史公神道碑》：“尚书恚，夺其二孙。故真定总管、摄江汉大都督权如北京，……”（597—598页）按，史秉直（即引文中的尚书）长子史天倪身后留有二子，长子名楫，官真定路总管；次子名权，官江汉大都督。整理者沿袭《四部丛刊》本的错误，误把楫当作“摄”，把二人断成一人。正确标点应为“尚书恚，夺其二孙故真定总管楫、江汉大都督权如北京，……”。
《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元贞二年二月，资善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臣坚贤言：……”（606页）按，元代的河南行省全称为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此处，整理者或许受“等处”二字的迷惑，误把河南、江北当成两个行省。实际上，元代行省的全称大都带有“等处”二字，查《元史•地理志》，我们可以一目了然。故正确标点应为“元贞二年二月，资善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臣坚贤言：……”
《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事……贺公神道碑》：“公二男四女，胜践公平章。……与适上都兵马使瓜尔佳哈布尔者，刘出也最后。公薨再月而卒。与适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韩世英子庆、今参知政事董士珍子守正虎贲亲军总管杨祺者，为郑出。”（622页）按，碑主贺仁杰共有两位夫人，一为刘氏，一为郑氏。其中刘氏有一男一女，郑氏有一男三女。上述引文共三处有误。首先，沿袭《四部丛刊》本的错误，把贺仁杰次子勗作“最”，并望文生义，把“最”与“后”连在一起，造成文意不通。其次，把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司误断为河东、山西两处提刑按察司。最后，没有把董守正与杨祺二人断开，误作一人。故正确标点应为“公二男四女。胜，践公平章，……与适上都兵马使瓜尔佳哈布尔者，刘出也。勗，后公薨再月而卒，与适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韩世英子庆、今参知政事董士珍子守正、虎贲亲军总管杨祺者，为郑出。”
《百夫长赠中大夫上轻车都尉曹南郡侯坤都岱公神道碑》：“用是中大夫、尚书、吏部侍郎桑乌逊……”（623页）。吏部在当时（武宗至大三年）属于尚书省，此处正确标点应为“用是，中大夫、尚书吏部侍郎桑乌逊……”。
《山南廉访副使冯公神道碑》：“中议、中顺、通议为高曾祖，讳仲尹，子翼壁。考中书右部郎中，讳渭，世称冯孝子。”（662页）按，此碑乃为冯崧（后改名岵）所作。冯氏为金元世家，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九有《内翰冯公神道碑铭》，乃为冯崧的祖父冯壁所作，而《牧庵集》本身亦有许多与冯氏有关的文章，像卷三的《冯氏三世遗文序》与《冯松庵挽诗序》、卷二?的《山南廉访副使冯公神道碑》与《中书右三部郎中冯公神道碑》等。根据这些资料，我们不难排列出冯氏的世系应当为仲尹、子翼、壁、渭、崧。在上述引文中，整理者不顾前后文的不衔接，把冯氏三代的名字改为二代，令人颇为费解。或许“子翼”的“子”字让整理者产生了误解？正确的标点应当是，“中议、中顺、通议为高、曾、祖，讳仲尹、子翼、壁。考中书右部郎中，讳渭，世称冯孝子。”
《怀远大将军招抚使王公神道碑》：“其年卫王弑宣宗立，南逾河，都大梁。”（668页）此处很容易让人把意思理解反。按，卫王即金帝卫绍王完颜允济，在蒙古围攻中都期间，金大将纥石烈执中（胡沙虎）发动政变，将其废杀，改立完颜珣，是为宣宗。不久，金举朝南迁汴梁。明白了这段历史，就知道此处标点应为“其年卫王弑，宣宗立，南逾河，都大梁。”
《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公亦仍便宜都总帅府经历，始去险就夷还。各城居官舍民庐……”（672页）据文意，此处标点应为“公亦仍便宜都总帅府经历，始去险就夷，还各城居官舍民庐……”。
《真定新军万户张公神道碑》：“明年，诏故太傅巴延以左丞相赠开府仪同三司、太保，并国武宣公阿珠以平章左丞相，阿尔哈雅以右丞，将大军南伐，浮汉而下。”（694页）按，整理者在这里把人名同官职、赠官全部搞混，正确标点应为“明年，诏故太傅巴延以左丞相，赠开府仪同三司、太保、并国武宣公阿珠以平章，左丞相阿尔哈雅以右丞，将大军南伐，浮汉而下。”
《少中大夫孙公神道碑》：“明年，以僧格为丞相，为尚书省中书，六曹悉以归之，而钩考尤酷。”（716页）按，僧格（即桑哥）当权期间，元立尚书省，以其为尚书省右丞相，与中书省并立，总领六部。故此处标点应为“明年，以僧格为丞相，为尚书省，中书六曹悉以归之，而钩考尤酷。”
《元故奉训大夫同知威楚开南等路总管席君神道碑碣》：“时云汉守舍吾乡，其於袭敛之物，相殡之奠，皆不能亲迨。讣之至，始得发丧万里之外，恶逆之罪逃固无所。”（721页）据文意，应为“时云汉守舍吾乡，其於袭敛之物，相殡之奠，皆不能亲。迨讣之至，始得发丧万里之外，恶逆之罪逃固无所。”同碑：“后以升吏怀孟，总府计于朝事最他路。”（722页）据文意，应为“后以升吏怀孟总府，计于朝事，最他路。”
《潞国忠简赵公神道碑铭》：“庭臣欲变提刑按察之巡行为肃政廉访，分道兼治。诏集二品已上官杂议，中书公曰：……”（730页）。按，中书百官议事为元代施政一种重要形式，碑主赵弼时为大都留守，不得称中书公。此处标点应为“庭臣欲变提刑按察之巡行为肃政廉访分道兼治。诏集二品已上官杂议中书。公曰：……”。同碑：“后置河南以北行省于汴”（741页）。此处失校，河南以北行省应为河南江北行省。
《奉训大夫知龙阳州孝子梁公神道碣》：“金进士楝，生皇府录事，生圭忠。济为东平严侯，力能生杀人。”（741页）。按，据文意，生圭为人名，官皇府录事。严忠济为严实之子，有名的东平世侯。此处标点应为“金进士楝，生皇府录事生圭。忠济为东平严侯，力能生杀人。”
《南京路医学教授李君墓志铭》，“岁壬辰，恒山公武仙闻可，将任置为千夫长使，战淅川。”（770页）此句标点文意不通，应改为“岁壬辰，恒山公武仙闻可将任，置为千夫长，使战淅川。”
《鄃王府长史李公墓志铭》，“盖鄃王之考，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称晋王，克用裔孙……”。（775——776页）。按，鄃王为元朝赐予汪古部首领术忽难驸马的封号。汪古部为金元北方部族，自称唐末五代沙陀族首领李克用之后，晋王乃唐朝赐予李克用的封号，故晋王与李克用二者实指一人，不应断开。
《提刑赵公夫人杨君新阡碣》，“乃以近故太师广平王从祖托克。托与公为断事官，位安抚上。”（786页）按，文中的托克托，系清朝对蒙古人名脱脱的常见异译用法，这里把托克与托断开，显然错误。正确的标点为“乃以近故太师广平王从祖托克托，与公为断事官，位安抚上。”
以上仅笔者个人因工作需要翻检《全元文》时就所见问题写成，相信《全元文》的整理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在本稿行将完成之际，笔者又见到了发表在《蒙古史研究》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八月）上的周清澍文《元代文献辑佚中的问题－评<全元文>1－10册》，周先生为蒙元史研究的杰出学者，对《全元文》的整理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批评意见，好在笔者此文与周先生的批评角度有所不同，自可并行不悖。最后提出一些建议，供《全元文》编纂者参考。首先，在整理过程中，对于已经完成的稿件，应严格坚持三级审读制，广泛征求专家学者们的意见，严把质量关。其次，在《全元文》出版完后，希望以后能再出一部补遗性质的续集，将漏收的作者篇目尽量补齐。此外，在计算机广泛应用的今天，微机检索正日益普及，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全元文》也应该尽快出版光盘版，这无疑会最有效地使用《全元文》。[1]《元史》卷一五七《粘合重山传》。
[2]《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五，并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四八册。
[3]可参见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王忠悫公遗书•内编》。
[4]可参见笔者《粘合重山的先世与别号》，《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二期。
[5]邳邦用生平，可参见《金石萃编》卷一五九《京兆府学改建题名碑》等。
[6]《金文最》标注其年代为明昌六年（1195年），实误。
[7]前者见《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后者见《危太仆集》续集卷二《故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耶律公神道碑》。
[8]《还山遗稿》卷上《考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