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一马（日本大阪大学）撰 蔡春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编译
10～14世纪，是五代十国、北宋、辽、南宋、金、元纷繁复杂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前半段，即宋朝时期，长久以来史学界就着眼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将之置于欧亚大陆的讨论范围内，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中国史的范畴。诚然，辽金史、日本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成果不少，但置之于宋代中国的大视野下的考察还不多。鉴于这种状况，去年有关10～12世纪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尤其引人注目。如荒川慎太郎、泽本光弘、高井康典行、渡边健哉编《契丹（辽）与10～12世纪的东部欧亚》（勉诚出版，以下简称《契丹（辽）》）和平田茂树、远藤隆俊编《从外交史料探索十～十四世纪》就值得特别提及，这两本书所收论文都有助于我们理解10至12世纪的国际关系。古今中外，国际关系是一国诸政策出台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其考察不可或缺。下面主要以这两本书所收论文为主，回顾去年有关该时期国际形势的成果。
山崎觉士《五代十国史和契丹》（《契丹（辽）》），按照后晋—契丹—后汉的王朝交替顺序，摒弃传统的“五代十国”时代划分，向我们展示了一副包括“六代数国史（十数国史）”、契丹、海域世界等在内的“大中国史”的历史画面。毛利英介《册封的皇帝和被册封的皇帝》（《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46），从契丹和北汉两国皇帝并存现象着眼，通过对契丹方和北汉方两个石刻史料的分析，指出两国都承认双方“皇帝”的存在，但是契丹皇帝地位高于北汉皇帝。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进而指出，10～13世纪中国复数皇帝共存的现象，可能缘于游牧民族汗、可汗的并存状态。
古松崇志倡导的“澶渊体制”可说是近年国际关系讨论的核心，他在《十～十二世纪契丹的兴亡和欧亚东方的国际形势》（《契丹（辽））一文中，以契丹为轴心，概观了欧亚东方的国际形势。毛利英介《关于澶渊之盟》（《契丹（辽）），抄录了澶渊之盟的原文，进而对文书形式、规定、内容等进行了具体考证。广瀬宪雄《宋代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概观》（《从外交史料探索十～十四世纪》），基于对唐代及古代日本外交文书的研究基础，对宋代外交文书中的语句及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宋代外交文书中表现出来的各势力间的上下关系没有唐代那么强烈，而且，与君臣关系贯彻不力的外交状况相适应，致书文书的使用比较常见。广濑的文章着眼于国家间的外交、文书往来，山崎觉士《外交文书所见宋代东亚的海域世界》（同上），则从宋代着眼进行分析，指出在国际形势复杂的宋代，除了国书以外，还应存在多种形式的外交文书，以及多层次的外交交涉。作者举出明州的事例，指出作为外交文书使用的蝶式文书在地方官府间交涉的重要性，进而推测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及海商的活跃有关。这两篇文章所展示的国际关系，形成很好的对照，如实反映了该时期的时代特征。丰岛悠果《宋外交中高丽的定位》（同上）通过对外交文书样式和使用词句的分析，以及招待和礼仪上的待遇等的比较，指出宋代对当时诸势力制定的排列顺序并不是唯一的，尤其是高丽未接受宋朝的册封，这成为其具有流动性的重要因素。正如山崎觉士论文所指出的，在考察存在多层次外交的宋代之国家间关系时，要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分析。毛利英介《辽宋间“白劄子”的使用》（同上）探明了该时期辽宋间外交文书——白劄子的使用状况，指出白劄子的性质介于国书与牒、国内文书与对外文书、文书与口头传达、正式与非正式之间，有些模糊不清，因此，在当时关系紧张的辽宋实际交涉中非常方便适用。这一事例也可说明长期的稳定是在保持微妙平衡的基础上形成的。
井黑忍将金朝兴起之后的欧亚东方形势称作第二次澶渊体制时期，该时期金与南宋之间虽表面上继承澶渊体制的形式，但事实上已从平等关系向君臣关系转化。他的《受书礼所见12～13世纪欧亚东方的国际秩序》（同上）一文，分析了金与南宋之间授受国书的仪礼——受书礼，指出对于南宋屡屡提出的改变受书礼的要求，金朝一贯加以拒绝，双方仍保持着表现君臣关系的受书礼。产生出这种形式与事实背离的主要原因，可从致书文书的性质上来寻找，致书文书包含着潜在的上下关系。从致书形式来看，致南宋的忽必烈文书并不是在寻求平等关系，蒙古所希望的国际关系是继承现有的，即变化后的君臣关系。
蒙元时期，有森平雅彦等《开放的海域世界》（羽田正编、小岛毅监修《海域所见历史》划向东亚海域1，东大出版会）一文，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副东亚海域世界历史展开的示意图，将1250至1350百年间的对外开放、外来者的交游网络、内陆国家权力在交易中的灵活管理等问题置于“开放的海域”来讨论。这是近年来海域史研究丰富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不可否认，近年的研究过分强调了蒙古在完成欧亚地区统合中的重要性、划时代性，但我们也应看到，蒙古的登场给海域交流带来了促进和制约双重影响，这两方面都应该考虑到。中村翼《日元贸易期的海商和镰仓室町幕府》（《历史（ヒストリア）》241），对传统的日元贸易较日宋贸易繁荣之说提出质疑，认为应低估日元贸易时期贸易船来往的数目，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贸易处于日宋贸易的延长线上；传统的普通说法是就南海贸易的整体印象得出的，我们不能将日元贸易和南海贸易单纯的联系在一起。向正树《蒙古海上强国的构成和变迁》（秋田茂、桃木至朗编《世界历史与帝国》，阪大出版会），认为忽必烈以后蒙古政权的海上发展，主要依靠之前归顺的南宋水军及沿海地区渔民、海贼、商人等结成的网络和地域纽带。中岛乐章《元朝的日本远征舰队和旧南宋水军》（中岛、伊藤幸司编《宁波和博多》，汲古书院）一文，以2011年在鹰岛海底遗迹发现的元朝军船为线索，运用文献、考古、绘画多方面资料，讨论了元朝接收南宋军船而后转用于远征日本、元朝时自造军船、日本远征舰队的编成及其弱点等问题。高银美《南宋的沿海制置司和日本高丽》（《中世政治社会论丛》，东京大学日本史学研究室纪要别册），探讨了南宋时期于明州（庆元府）设置的沿海制置司给予日本商人优待的背景，指出在宋元对峙形势下，南宋有通过日本商人拉拢日本的意图，显示出内陆政权与海商的共生关系。
论及10～14世纪的海域交流，僧侣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森公章《成寻与参天台五台山记的研究》（吉川弘文馆），以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入宋的日僧成寻为研究对象，汇总了近年的研究成果。藤善真澄《<参天台五台山记>劄记续二》（《从外交史料探索十～十四世纪》），展示了《参天台五台山记》在气候方面的史料价值。水口干记《渡航僧成寻、祈雨》（勉诚出版）侧重成寻在宋朝的祈雨活动。此外，关于日宋、日元文化交流，日本史方面的成果也很丰富。榎本涉搜集了日本入宋、入元僧人的传记，编成《南宋、元代日中渡航僧传记集成》（勉诚出版）一书，这将成为今后日中交流史研究的基本文献。
由以上成果看，在欧亚东方复数皇帝并存的国际形势下，存在着多层次的外交关系，国际关系也呈阶段性变化，蒙古崛起虽带来发展和制约双重影响，但也继承着这些变化并使欧亚东方社会走向统合。希望这些成果今后能有进一步的积累和深化。
下面，我们来回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成果。
高井康典行《景宗、圣宗时期的政局与辽代科举制度的确立》（《史观》168），指出在辽代科举酝酿时期，围绕着汉地统治，有武治和文治两种不同的方针。倾向于藩镇统治体制的高勳下台，是科举制度确立的转折点。武田和哉《契丹国（辽朝）的北面官制及其历史变迁》（《契丹（辽）与10～12世纪的东部欧亚》）通过分析北面官制的实态与时代变化，指出关于契丹是选择中华王朝体制还是北族王朝体制，现在我们应摒弃这种二选一的讨论。众所周知，近年来关于契丹的史料状况有很大的好转。高桥学而《辽中京大定府的成立》（《契丹（辽）》），在调查中京辖区内州县城址的基础上，指出中京的建设渗透着政治意图。藤原崇人《草原上的佛教王国》（《契丹（辽）），利用石刻和佛塔文物资料，指出契丹后期佛教与政权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这并不是统治阶层个人的崇佛行为导致的，而是澶渊体制的确立给契丹带来的根本性变化。矶部彰《辽帝国的出版文化和东亚》（《契丹（辽））认为佛典的流通建立了欧亚东方的连结。文章还介绍了很多去年新发现的契丹文资料，希望今后的研究能有大的进展。高井康典行《世界史中契丹（辽）史如何定位》（《契丹（辽）），从中华王朝、北亚游牧国家、东北亚政权等多视角概观了契丹历史的谱系。
关于辽宋间的问题，洪性珉《税役所见宋辽两属民》（《内陆亚洲史研究》28），对辽宋关系中重要的话题——两属民进行了分析，指出国家性质的差异，从对待两属民的政策上可以反映出来。泽本光弘《<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概要及其成书过程》（《契丹（辽）），为了了解辽宋间交流的具体状况，介绍了宋使的纪行录——《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的概要，并讨论了其成书过程。
对移是宋代对地方官的人事安排制度。宫崎圣明《宋代“对移”考》（《史学杂志》122—3），追寻了对移这一监司自我裁度，恒久实行的制度确立的过程，指出其具有速效性的特征。对移不必中央裁定，地方官拥有自己的裁夺权，表现出宋代路具有的自主性。藤本猛《北宋末封禅计划的中止》（《奈良史学》31），从北宋徽宗朝的政治状况入手探究封禅计划中止的背景，指出反复争夺政治主导权的徽宗击败主张封禅计划的蔡京，成功排除蔡京的影响力，致使封禅中止。这次封禅计划的中止是徽宗走向亲政的象征。平田茂树在宋代政治史研究中引入宏观政治学和微观政治学的观点，他的《两宋间政治空间的变化》（《东洋史研究》72—3）将宋代君主独裁政治论作为宏观问题、北宋末以后所见的宰相权力强化作为微观问题把握，进而将两者整合。按照这种观点，可以探求多层次的、多面的宋代政治史研究。青木敦《宋代典当法的推移和<农田敕>》（古田和子编著《中国的市场秩序》，庆大出版会），从法制史的观点，认真比较了宋代和清代有关土地交易的法律、习惯。指出宋代为了让现实遵从法律，立法在现实中被滥用，而明清时期法律和王朝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是难以忽视的差异。因此，这也对将明清、民国时期的史料无条件运用到前代的做法敲响了警钟。梅村尚树《宋代先贤祭祀的理论》（《史学杂志》122—7），将地方学校中先贤祭祀的理论化、正当化同经学的展开关联起来考察。指出北宋时期释奠（孔子庙的祭祀）被纳入学校内，在祭祀对象急剧增加的南宋时期，对于地方独有的祭祀和全国的通祀，都尝试将其正当化，从南宋末到元代，出现追认现状的潮流。
地域史方面，须江隆《日本宋代“地域”史研究的“枷锁”》（伊原弘、市来津由彦、须江隆编《中国宋代地域像》，岩田书院），认为日本宋代史研究中冠以“地域”的诸研究，并不是有着明显地域差别和独特性的“真正的地域史”。但是，未必“真正的地域史”的提法就有意义，明确一个研究地域的意义，难道不是任何朝代研究都需要的吗？市村导人《王祯<农书>以后的水田耕耘体系实态》（《鹰陵史学》39），以水田整田过程中使用的农具为研究对象，认为其种类、动力组合具有多样性特征，各种农具在经历了长期的传承使用之后陷于停滞状态。这些观点对传统的历史观提出了挑战。他的另一篇文章《宋代以后江南的“省力型”农耕技术》（《佛教大学大学院纪要》文学研究科41），认为以省力为前提，那些常被认为是粗放的、后进的技术体系，我们也应该用心考察，进而扩展江南农业技术的研究。这两篇文章都是以江南为研究对象，今后期待能看到也包含着华北地区的相关研究。高桥弘臣近年对临安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他的《南宋临安的仓库》（《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35），分析了临安储藏的米的筹措问题。另一篇文章《南宋后半期临安的都市行政和<临安志>》（爱媛大学资料学研究会编《读史料》，创风社出版）指出，受对金、对蒙作战影响，大量人口涌入临安，下层民众、贫民增多，成为明显的社会问题。另外，作者指出，地方志的编写往往有彰显地方官治绩的目的，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对照别的史料来解决。小仁田章《<咸淳临安志>的地位》（《中国》28）分析了《咸淳临安志》的性质、编成过程等问题，认为作为地方志，《咸淳临安志》的特殊意义在于颂扬南宋的功绩和当时的繁荣，成为后世编纂地方志的标准。
冈本隆司编《中国经济史》是一部中国经济史通史，期中包含丸桥充拓“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古松崇志“宋辽金～元”部分，各部分专栏内容都很充实。市丸智子《宋金间银的使用状况》（《东方学论集》），全面搜集、分析了出土的宋金时期银锭资料，并将之与出土地关连起来考察，指出商税征收的银锭也具有商品的性质，宋金两国在银使用上的差异，影响到元朝的政策。宫泽知之《元朝的商税和财政物流》（《唐宋变革研究通讯》4）指出，14世纪前期商税额急剧下降反映出利用运河系统的市场物流缩小，而依靠海运的财政物流得以扩大。元代的市场物流从属于财政物流，明代以后市场物流才渐次发展。
桂华淳祥《金代宗室和佛教》（《大谷学报》2）依据新出石刻史料，指出金宗室与佛教界的关系因皇室诸子的参与而具有连续性，其中外戚辽阳渤海人对佛教的拥护起着重要影响。希望以后能看到金代宗室与北传曹洞宗的关系、金代佛教发展的具体过程等方面的文章。中村淳《元代敕建寺院的寺产》（《驹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71）对大都敕建寺院中“神殿御寺”的寺产进行了考察，指出寺产在全国各地都有，除皇帝、皇后捐赠外还有别的寺产。此外，还分析了与大护国仁王寺有关的碑文史料，指出皇后、帝师（藏传佛教僧人）对寺产的管理和运用有很大的影响力。神殿御寺住持宗派的多样性及蒙古时代的佛教发展等都是很有意义的话题，给后人以启发。元代儒、医方面有两篇文章，谷口绫《金元时期儒医的发展》（《东方宗教》121）指出，金代医学为士人提供了新的活动平台，在出仕做官之外产生出新的处世方式，元朝平定华北地区后，士人对亦儒亦医表现出积极态度。于磊《元代江南知识人的职能化》（《集刊东洋学》109）讨论了元代知识人由儒向医的转变，认为知识人职能化，是元代产生的南方知识人的新动向。小林义广《南宋末元初吉州士人的地域社会和宗族》（《东海史学》47），以宋末元初江西吉州士人刘辰翁为例，指出进入元朝后，士人虽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但却积极参与地方社会事务。地方士人的舆论规定了刘辰翁的活动，从刘辰翁身上可以看到明代士人扎根于乡土的影子。乙坂智子《元代江西的帝师殿和吴澄》（《横浜市立大学论丛》人文科学64—2）认为，蒙古为了与汉族的儒教祭祀相抗衡，设置了祭祀帝师八思巴的帝师殿。从江西名儒吴澄撰写的两方帝师殿碑文中，可以读到欲将儒士拉入崇佛活动的蒙古政权，与坚持儒家信仰的汉族知识人之间的互斗。
元代首领官向来没有明确定义，片桐上《元代首领官分类的考察》（《东方学论集》）认为首领官分流内、流外上下两层，与普通吏员的区别在于其任免是否由中书省或行省。矢泽知行《元末地方政权“外交”的展开》（《从外交史料探索十～十四世纪》），分析了元末明初方国珍、张士诚双方的对外交涉，描写了采取全方位外交政策的方国珍和采取孤立主义路线的张士诚两人不同的性格。认为双方最后都屈服于朱元璋，应该是缺乏政治、军事方面的对外战略造成的。这里虽侧重于外交方面的讨论，但也要考虑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各种内政的影响。
史料方面，榎并岳史《宋代神道碑初探》（《东亚》22）指出，为了彰显权威，扩大宣传，耗费人力物力刻石树立的神道碑，与一般的石刻有着明显区别，我们在读的时候要注意其中的政治倾向性。矢泽知行《读前近代中国的传记资料》（《读历史资料》），搜集方国珍的各种传记资料，认为通过对各种资料的来源、性质、写作背景及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诸多重要信息。
以上回顾了去年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史学界有两大共同问题意识。以唐宋变革论为首，两宋划时代论、宋元明过渡论、近世论等关于时代划分的讨论近年极为热烈。不管文章观点如何，是否以这些时期为依托，大家都在努力探索10～14世纪这一长时段的历史地位。与此相关，伊藤正彦《“传统社会”形成论=“近世化”论和“唐宋变革”》（《新的历史学》283）认为，关于近年讨论的近世论，从宋元史的角度来看，唐宋变革可看做中国传统社会的起点。但是，正如近年研究指出的，对待“中国”这一大框架，对“中国史”的把握方法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呢？
另一共同问题意识是围绕“中国”的诸问题。堤一昭《蒙古帝国与中国》（秋田茂、桃木至朗编《世界历史与帝国》，阪大出版会）指出，元朝统治下的诸集团并没有统一“中国”的意识，欧亚的各个地区都有另外的称呼。可以说蒙古的统合完成后，仍继续着前代复数国家并存的状况，这是大家都已认识到的。饭山知保《“孙公亮墓”碑刻群的研究》（《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85），探讨了山西省浑源县残存的蒙古时代“公孙亮墓”的相关碑刻，描写了在蒙古统治华北之际起家的浑源孙氏家族的状况。文章还对金元时期华北的先茔碑进行了分析，指出当时华北立先茔碑时要刻上系谱，这与资料所见南方系谱的传承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作者认为系谱传承问题，应该考虑南北地域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差异，进行多角度的考察。这一观点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偏重江南社会研究，而要使“中国”的相关研究全面展开。小林隆道《宋代的统治与文书》（汲古书院）也主张10～14世纪的历史要“北流”和“南流”同时展开。井黑忍《分水与统治》（早大出版社）一书在讨论金元时期华北地区的农业、水利、地区开发等统治政策具有连续性时，也指出了宋金之间的断裂，是作者具有这一问题意识的表现吧。从以上这些论著可以看出，偏重“江南中国”的视角在把握中近世中国史时是片面的。这不仅是宋元史研究者应注意的，诸位在进行明清史研究时，也要避免将江南中国等同于传统中国对待。
最后浅谈展望结束本综述。如今研究领域愈分愈细，大家都喜欢对事件本身的研究，但是事件的意义和地位往往被忽视，这样的研究很多，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年轻研究者应具有突破时间、空间限制的广阔视野，再加上严密的实证研究，如此才能参透10～14世纪诸现象的意义和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