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新五代史》由於作者的巨大聲名，在歐陽脩生前及去世後不久即廣爲流布，本文通過對《通鑑考異》、《雞肋集·五代雜論》及吳縝《五代史纂誤》引《欧史》的梳理，展示了《新五代史》在歐陽脩去世後二十年內各類文本的面貌，並通過抉發《新五代史》北宋文本與現存宋元本之間的聯繫，梳理了現存宋元本的版本系統，並展示了現存宋元本各自獨特的文獻價值。
作者簡介 ：唐雯，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員，研究方向爲唐代歷史與文獻。
《新五代史》今存宋元本十部，筆者頃因參與《新五代史》修訂工作，有緣得通校上述宋元本中各代表性版本及北宋文獻引錄之《歐史》文字，發現其稿本和刊本在歐陽脩過世不久即傳佈人間，成爲宋元時代诸刻本之祖本，并影響了今日所見諸宋元本，今不揣淺陋，試推考《新五代史》早期版本之面貌及其與今存《歐史》宋元本之間的淵源，并略述各版本之價值。
一、《新五代史》早期版本的面貌
《新五代史》今存宋元本雖多，但最早爲南宋刻本，其書在北宋時的面貌如何，古本不傳，所幸籍於歐陽脩的巨大聲望，《新五代史》成書不久即流布士林，爲諸書所稱引，因此從北宋文獻引錄的《新五代史》文字中，我們尚可窺見其書當日的面貌。這些文献中最重要的是《資治通鑒考異》、吳縝《五代史纂誤》、晁補之《雞肋集·五代雜論》。此三部書中所引錄的《新五代史》皆是歐陽脩去世後不到二十年內的文本（説見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那麼這二十年間《新五代史》究竟以何種方式在士人間流傳，吳縝、晁補之等人所見到的究竟是什麼文本，我們也許需要從《新五代史》長達三十年的撰作過程及其早期的流傳談起。
《新五代史》的成書過程，陳尚君師《歐陽脩著述考》一文中有專節論述，然限於篇幅，似仍可作些許補充，本文即在此基礎上稍作梳理補充：
《新五代史》開始編纂於景祐中歐陽脩任館閣校勘期間。他在給王陶的信中説：“五代史，近方求得少許所闕書，亦未能了，人生多因循，已十三年矣。”這封信原注繫於皇祐初年（1049），自此時上溯十三年，大概是景祐三年（1036）。其時宋初由薛居正所領銜編纂的《五代史》已流行約半個世紀，期間對其書表示不滿的聲音也越來越強烈。宋庠在上給宋仁宗的劄子中對《薛史》有這樣的表達：“范質《五代史》並是近代修纂，雖粗成卷帙，而實多漏略。義例無次，首末相違。……五代帝紀，則殆是全寫實錄，別傳則更同銘誌。”因此他希望能夠“補輯散亡，勒成新書，或矯前病”，並且還提出希望“差李淑及臣弟（祁）等三人，同將……《五代史》別加撰著。”這大概可以代表時人對於《薛史》普遍的看法，因此一時間補輯、新作五代史的風氣頗爲盛行，流傳至今的王禹偁《五代史闕文》、陶岳《五代史補》等皆是此類著作，甚至在天聖五年（1027），知寧州楊及便已進上了他所撰修的五代史。歐陽脩新撰五代史，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
景祐三年五月，歐陽脩被貶夷陵，此時他對於五代史的思考似乎更成熟了，在次年給尹師魯的信中，歐陽脩具體闡述了五代史的體例，并邀請尹洙和他一起合作：
開正以來，始似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葢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宜刪削……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好……《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取法此傳。爲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作傳。
由此可知，此時，歐陽脩對於五代史的修撰已經有了通盤的考量，而他在京期間所撰的《十國志》也正可因此納入書中。
而後的幾年，歐陽脩出貶在外，四處奔波，不過官場的失意反倒讓歐陽脩有更多的餘暇專注於五代史的撰作。他在給李淑的信中説：“脩曩在京師，不能自閒，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奬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此信《四部叢刊》本注繫於寶元元年（1038），雖然他謙稱“編摭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但似乎此時五代史已經初具雛形。
此後，歐陽脩仍不斷增入材料。康定元年（1040）歐陽脩於滑州梁末名將王彥章後人處訪得王氏家傳。從《新五代史·王彥章傳》來看，其中所敘王彥章以保鑾軍士五百人救鄆州及王彥章約以三日破敵二事，都與《王彦章画像记》所述家傳內容相合，而爲《舊五代史》所不載，顯然王氏家傳是《王彥章傳》的重要史源之一。而他與尹洙的合作大概持續了近十年，慶曆五年（1045），歐陽脩在與尹洙的信中，仍敦請他將列傳人名寄來。直到皇祐初年（1049），歐陽脩仍在搜求材料以增補其書，并在王回的建議下增入《張憲傳》後的議論。此時據其最初開始撰修五代史已經十三年了。
皇祐四年（1052），歐陽脩丁母憂去職，這段難得的空閒使他得以全力以赴致力于修史工作，第二年，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記》已經基本完成了。他在給好友梅堯臣的信中以欣喜而略帶自負的口吻提到了此書：
閒中不曾作文字，祗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啇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奈何奈何！
讀到歐氏文稿的並不止梅堯臣一人，差不多同時，曾鞏也讀到了歐陽脩的新作，並且提出了可能是比較尖銳的意見，以至於歐陽脩在得知他的意見以後需要對已完成的稿子“重頭改換”，而全書定稿因此“未有了期”。這次改動幅度應該不小，一直到六年以後的嘉祐五年（1060）尚未看到完工的跡象，歐陽脩甚至因此拒絕了朝廷對新史的征求：
外方難得文字檢閱，所以詮次未成。昨日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輯成書，精加考定，方敢投進。
大概在五六年後，歐陽脩仍在修改他的書稿，晁公武指出《新五代史》中的《晉出帝論》即是有感於治平二年（1065）濮議而發，時據其最初開始撰修《新五代史》已近三十年了。
熙寧五年（1072）闰七月二十三日，歐陽脩去世，次月，朝廷即“詔求歐陽脩所撰《五代史》”。其家何時以書稿進上，正史闕書，不過我們可以在吳充所撰的行狀中找到些許線索：“公之薨，上命學士爲詔，求書於其家，方繕寫進御。”此篇行狀作於熙寧六年（1073），據此，歐陽脩去世一年內，《五代史》的稿本已然奏進，故而熙寧八年（1075），王安石和神宗得以談及其書。他們所讀到的文本應即是歐陽脩家進上的稿本。
《新五代史》最早刊刻于何時，宋代現存官方文獻都沒有明確記錄，不過從其他史料中我們或許可以作一些推測。《郡齋讀書志》云：“永叔沒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刋行。”據此則《歐史》稿本進上後不久即付國子監刊刻。那麼這個時點如何確定，我們注意到《續通鑑長編》熙寧十年（1077）五月庚申有這樣一條記載：“詔以歐陽脩《五代史》藏祕閣”。尾崎康據此認爲《新五代史》初刻應在此後不久。此説大致可從，但細節仍有討論之餘地。按《歐史》稿本已於熙寧六年左右奏上，四年之後又鄭重下詔收藏，似乎此時入藏秘閣者乃官方欽定之文本，而已非最初未定之稿本，而這欽定之本應是經過官方校勘的文本。《宋會要·勘書》中記錄了大量當時國子監勘書的實例，據此我們知道，當日國子監在刊版之前都需要經過校勘，而這也是文本定型的過程。校勘本身當然需要時間，從現有的記錄來看，校勘費時長短與文稿篇幅及其本身整理的難易程度有關，如篇幅較小的《道德經》的校勘前後只花了兩個月時間，八十五卷的《隋書》因爲有“內出板樣示之”，所以從校勘到版成就只用了一年零八個月。而三十卷的《新校定玉篇》，從大中祥符六年九月奏上到天禧四年七月板成，前前後後接近七年。而同樣是三十卷的劉昭注《補後漢志》，則只用了一年多時間。那麼尚未定稿的七十四卷《新五代史》，從篇幅和校勘難度兩方面考量，整個校勘過程用去三四年的時間應該是一個合理的推定。若然，則國子監刊本確在熙寧十年之後不久即已問世，這是《新五代史》最早的刻本。
因此，如果考慮到在歐陽脩生前，其初稿亦曾在師友間傳閱，則熙寧十年以後，《新五代史》大抵有刻本、國子監校勘本、稿本及初稿在士林流傳。
那麼我們回頭再來看《資治通鑒》及《考異》、吳縝《五代史纂誤》、晁補之《雞肋集·五代雜論》具體的編纂時間及其可能用到的《新五代史》文本。
三部書中以《通鑑》的成書時間最早。元豐七年（1084），司馬光進上《資治通鑒》，此時距熙寧十年《新五代史》首次刊刻不過七年，理論上司馬光利用的應該是《新五代史》的刻本，但是如果考慮到《通鑑》漫長的編纂過程，情況就並非如此簡單。
《資治通鑒》的編纂，最初是由司馬光的幾位助手將原始材料以繫日的方式分拆排列，之後做成長編、廣本，而司馬光則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上刪削去取，形成定本和《考異》。《通鑑》的五代部分則是由劉恕負責的。這部分內容用《新五代史》處甚多，《考異》中直接引用者即達數十處之多，可以説《新五代史》是劉恕完成《通鑑》前期工作時重要的參考資料。劉恕卒於元豐元年（1078）九月，司馬光在《十國紀年序》中詳細敘述了劉恕最後幾年的行事：
未幾，光出知永興軍。道原……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光尋判西京留臺，奏遷書局於洛陽，後數年，道原奏請身詣光，議修書事，朝廷許之。道原水陸行數千里至洛陽……留數月而歸。未至家，遭母䘮，俄得風疾，右手足偏廢，伏枕再朞，痛苦備至，每呻吟之隙，輙取書脩之，病益篤，乃束書歸之局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
司馬光出知永興在熙寧三年（1070），不久劉恕即歸南康，直至熙寧九年（1076），其方自南康軍赴洛陽與司馬光商討修《通鑑》事。數月之後，劉恕再度南歸，兩年以後去世。然則劉恕自熙寧三年外任南康後，僅熙寧九年間數月在洛陽。此時，《新五代史》稿本已經進呈朝廷，而刊本尚未行世。然則劉恕所見《新五代史》應即是歐氏稿本之錄副。如果考慮到劉恕父親與歐陽脩係同年進士，且有直接交往；同在書局的劉攽、其兄劉敞都曾在歐陽脩生前即讀到過《新五代史》初稿，因此劉恕甚至可能更早即看過《歐史》之未定稿。雖然劉恕去世之後，《通鑑》在修撰和定稿的過程中已經可以使用到《歐史》刊本，但《通鑑考異》所用《新五代史》仍舊留下了與現存諸宋元刻本不同的文字。如卷二一○先天元年十月辛酉條引《莊宗紀》論贊中記沙陀世系文字，“延陀”，《考異》引作“薛延陀”，是。“憲宗時”，《考異》引作“當憲宗時”，文義較長。雖是吉光片羽，但卻恰恰爲我們識別傳世文本提供了重要線索。
《雞肋集》是晁補之晚年的自訂文集，卷首有晁氏於元祐九年（即紹聖元年，1094）所作自序，稱集中所收乃此前其所作之詩文，而晁氏結銜爲“朝奉郎、秘書省著作郎、充秘閣校理、國史編脩官”，表明其時他在秘閣、史館任職。《雞肋集》所引錄的《新五代史》集中于《五代雜論》一篇，此篇雖未明確寫作時間，但同書有風格相同的《唐舊書雜論》五卷，係讀《舊唐書》時雜抄及議論，內容遍及紀、志、傳各個部分。《舊唐書》在北宋沒有刊刻記錄，僅皇家秘閣藏有經官方校訂後的文本，外間傳本似不多。晁補之能如此從容閱讀，并寫下五卷筆記，或在其任職秘閣之時，而《五代雜論》也很可能作于同時。熙寧十年《新五代史》之官方校訂本已入藏秘閣，然則晁氏所讀到的很可能正是此本。
從《五代雜論》引文來看，此本與傳世宋元本差別不大，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卷二十三《王虔裕傳》較諸本在“晉兵復來”與“遷執虔裕以降於晉”之間多“虔裕不能支”一句。考《舊五代史》卷二一《王虔裕傳》敘其事曰：“（晉人）復來圍邢，時太祖大軍方討兖、鄆，未及救援，邢人困而携貳，遷乃縶虔裕送于太原。”考慮到兩五代史之間的因襲關係，“邢人困而携貳”云云對應的正是“虔裕不能支”一句，則《歐史》原應有此句，而後世刻本則已脫去。
吳縝《五代史纂誤》撰成時間，據吳元美《新唐書糾繆》後序，大約與《新唐書糾繆》同作於元祐中（1090年左右）。按《新唐書糾繆》吳縝自序稱“《唐書》自頒行迨今幾三十載。”考《新唐書》自嘉祐五年（1060）詔鏤版頒行，下推三十年，正元祐年間。此時《新五代史》早已刊行，從理論上來講，吳縝所見應是《新五代史》的刻本，但是從吳縝引錄的《歐史》文字來看，卻有其特別之處。
《纂誤》卷上“長興二年三月趙鳳罷”條，注文有“忘其日”一句。吳縝對此表示不解：“今按，謂之亡或失其日可也，忘則未可也。”按《新五代史》注，題歐陽脩門生徐無黨作。但歐陽脩在給徐無黨的書信中明確表示：“《五代史》……仍作注，有難傳之處，盖傳本固未可，不傳本則下注尤難，此須相見可論。”因此吳縝認爲係歐陽脩“授徐子爲注”。此説頗爲後世所認可，清代俞正燮即認爲“其注……疑歐自注而署徐名。”陳尚君師、葛兆光皆同意此説。以吳縝所引注文觀，所謂“忘其日”頗似歐陽脩自己口吻，而今諸宋元本皆無此注，疑係有意刪去。
又《纂誤》卷上引《廢帝紀》云：“莊宗呼帝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今宋元諸本“帝”皆作“其”。按此事本於《舊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紀》上。《舊五代史》本紀敘五代諸帝登位前事皆曰“帝”，而《新五代史》皆直呼其名。《纂誤》引《新史》文字極嚴謹，此處異文應非吳縝隨手改寫，或係歐陽脩襲《舊五代史》舊文而未及改定。而今所見各宋元本已然劃一。
總體而言，《五代史纂誤》所引《新五代史》，異文較《通鑑考異》及《五代雜論》所引要多。而上述兩例則更多地保留了《新五代史》更爲原始的狀態，吳縝所見《新五代史》應是稿本系統，甚至可能源出歐陽脩未定之初稿。
二、傳世《新五代史》宋元本源流及其文獻價值
歐陽脩身前身後的顯赫文名使得《新五代史》在成書之後便備受士林重視，自國子監初次刊刻之後，歷代刊印不絕，今日傳世宋元本達十部之多，九部見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另一部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尾崎康《正史宋元本研究》將此十部宋元本分爲四個版本系統，分別爲國圖藏殘宋本（本文簡稱國圖本），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宋本（本文簡稱臺灣本），南宋慶元年間曾三異校本（本文簡稱慶元本），元大德間宗文書院刻本（本文簡稱宗文本）。除此之外，尚有北大圖書館所藏殘宋本六卷（本文簡稱北大本），分別爲卷四十三至四十五，卷四十八至五十。因此現存的《五代史記》宋元本版本系統達到了五個，這五個版本系統之間各自的祖本情況如何、相互之間關係如何，這些問題對於判斷這些宋元本的文獻價值有著關鍵的意義，然而尾崎康氏并未就這些問題作進一步申論，因此筆者擬結合上文對於《新五代史》早期流傳的推測，勾稽現存各宋元本之源流，并進一步討論今存各版本系統之文獻價值。
1、國圖本
今存諸宋元本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國圖本。此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双鱼尾，左右雙闌，版心題“史本紀一”等，下方有刻工名。存一至卷十四，共十四卷，其中一至十二卷原係傅增湘舊藏，第十三、十四卷係周叔弢舊藏，後二本皆歸國圖，今合爲一本。卷前有章鈺題記及傅增湘附記，今迻錄如下：
壬戌十二月自津來京，二十三日，沅叔同年招游藏園，并集同好五舉祭書之典。是年，沅叔所得爲北宋本《五代史記》十二卷、北宋本《唐百家詩選》、宋本《義豐集》一卷、宋巾箱本《四朝名臣言行錄》二卷、宋本《揚子法言》十卷、宋本《太玄經》一卷、宋本《播芳大全文粹》四卷、宋本《尚書注疏》二十卷、元本《遼史》一百十六卷、元本蒲道源《閑居叢稿》十三卷、元本《道園類稿》五十卷、明藏本《墨子》十五卷，尤爲銘心絕品。墨緣書福，歲益光大，敬書《歐史》卷端，以志盛集。長洲章鈺記。
汾陽王式通、仁和吳昌綬觀。
是日同集者，嘉定徐禎祥、長白彥德、蕭山朱文鈞、吳興徐鴻寶、吳江沈兆奎、豐潤張允亮。期而不至者，仁和王克敏、豐潤張恂。年年與祭而以歲暮南歸者，江寧鄧邦述也。
祭書方畢，書友魏經腴又持《歐史》序目一卷來，以百番易之。“厚價收書不似貧”，雅爲我詠矣。傅增湘附記。
又王文進《文錄堂訪書記》著錄宋刻本兩卷，稱係卷十三及卷十五，但《文祿堂書影》所收乃卷十七《晉家人傳》中兩頁，從書影來看，其行款、版式、書迹與國圖本一致，而原本已不知所蹤。
據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此本版心上魚尾下記“史本紀幾”，下魚尾下記刊工姓名及字數。刊工有高安禮、熊煥、吳世榮、徐信、高安道、吳信、蔡侃、王受、吳小二、王日知、宋元、蔡信、高智、羅昇諸人。筆者所見膠片，刻工已被分割於不同頁，不過除徐信、王受、王日知、宋元、蔡信、羅昇等人外,餘尚能辨識。這些刻工中蔡侃、高安道、高安禮等爲撫州刻工，蔡侃曾刊刻過紹興二十二年（1152）年《謝幼槃文集》，高安道曾刊刻過淳熙四年（1177）刊撫州公使庫本《周易》、《禮記》，高安禮則見於紹熙年間（1190-1196）刊刻的《坡門酬唱》，因此國圖本應是南宋前期撫州刻本，從時間上來看，并不算太早，但是它卻極爲忠實地保存了祖本和底本的面貌，讓我們得以窺見北宋監本的風采：
首先，此本避諱極爲特殊，其避神宗及此前諸帝諱字極嚴，朗、弘、殷、敬、玄、匡、胤、貞、恆、勗等闕筆一絲不苟。而卷十二“御史中丞張煦”，哲宗諱“煦”字不避；卷六“生子邈佶烈”，徽宗諱“佶”字不避。從這批諱字來看，此本儼然是神宗朝刊本。然而在卷十二中，我們卻發現“魯桓公弑隐公”句，“桓”字缺末筆，顯係避欽宗諱。而本卷首陳師錫序“夷滅構禍”，高宗諱“構”字不避，亦不避高宗以下諸帝諱。那麼此本似乎又是欽宗時代（1126）的刊本。但是上列此本刻工中年代最晚的高安禮已下及紹熙，據欽宗時代約有70年，這批刻工的活動年代不可能跨越半個多世紀，因此此本刊刻年代只能是南宋前期，但這些諱字表明，它的底本刊刻於欽宗時代，而這個底本又忠實地保存了北宋神宗時代刻本的面貌。
其次以國圖本與其他宋元本相較，可以發現此本曾經過細密的校勘，茲舉二例：
卷四《唐本紀》：“張存敬入新口”，“張存敬”，他本皆作“張文敬”。按作“張文敬”者是，此人在《舊五代史》、《冊府元龜》、《資治通鑒》中皆作“張文恭”，僅《新五代史》恢復其本名，然僅此一見，而張存敬乃同時名將，兩《五代史》有傳，大抵校勘者習見張存敬而不知有張文敬，故隨手改易。
又卷一四《唐家人傳》：“同光二年二月癸未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同光二年二月癸未”，吳縝《五代史纂誤》所見本作“同光二年四月己卯”，吳氏按曰：“《莊宗紀》乃是同光二年二月癸未立皇后劉氏，與此不同，未知孰是。”宗文本同《纂誤》引文，臺灣本作“同光四年己卯”，應係“二年四月己卯”脫誤而來。按《舊五代史》卷三一《唐莊宗紀》五：“（同光二年二月癸未）制以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四月己卯）冊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四月己卯乃行冊禮之日，吳縝所見本不誤，而此本校勘者大抵熟知史實，然將立后與行冊禮之日期混爲一談，故有此誤。説者或謂此本刻於吳縝《五代史纂誤》成書之後，或據吳氏書改。然吳縝《纂誤》提及《新五代史》各類錯誤不下數百，此本皆未吸收，最典型者卷六《明宗紀》“在位十年”，未從吳縝之説改爲“在位七年”，因此此處當係與吳氏所見偶合，並非據其説而改。
從國圖本的避諱我們可以看到，此本極爲忠實地保存了北宋神宗刻本的面貌，因此上述校改應承襲自其祖本。北宋重要書稿奏進後，朝廷往往會下旨刊印，而雕版之前一般都會派專人校勘。吳縝《新唐書糾繆序》曰：“《新書》之來上也，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使之校勘……頒之天下。”《新五代史》付國子監刊刻之前也應該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而上述兩條皆係國圖本中因有意校改而產生的錯誤。正是由於校勘者對五代史事較爲熟悉，因而才能發現這些較爲隱蔽的史實紛岐。對此我們可以將慶元本與此作一番比較。慶元本的整理者是周必大門生，研究整理歐陽脩文集達數十年的江西當地學者曾三異，但他亦僅能據吳縝《五代史纂誤》改正少許史實錯誤。相形之下，國圖本祖本——即北宋刻本的校勘者雖然最終校錯，卻能發現原書這類根植於史實的錯誤，可見其學養。《歐史》最初由神宗敕國子監刊刻，這些校改之處或即是《歐史》初次刊刻時校勘官留下的痕跡，因此國圖本的祖本很可能即是國子監初刊本。
另一方面，此本字畫疏朗，絕少誤字，一度被傅增湘認爲是北宋本，這應該也是其忠實地保存了北宋監本面貌的緣故。因此與其他宋元本相較，國圖本雖係殘卷，但其優長之處甚多，今聊舉其特出者以表之：
① 卷一《梁本紀》：“甲子天子出幸”，“甲子”，各本皆作“甲”。中華原點校本校記曰：“薛居正《舊五代史》卷二《梁太祖紀》載：‘甲子，昭宗發離鳳翔，幸左劍寨，權駐驆帝營。’《新唐書》卷一○《昭宗紀》及《資治通鑑》卷二六三亦云唐昭宗於‘甲子’日赴朱全忠營。此處‘甲’下當脫‘子’字。”此本正作“甲子”。
② 卷二《梁本紀》：“（四月）壬子至自澤州”，“至自澤州”，各本皆作“至澤州”。按本卷上文已云三月丁丑如澤州，《舊五代史》卷四梁太祖紀四、《通鑑》卷二六六敘其事皆云丙午離澤州，壬子至東都。此本是。
③ 卷三《梁本紀》：“爲友珪所弒”，“弒”，各本皆作“殺”，《通鑑》卷二六八同。本書卷二“弑濟隂王”下徐無黨注曰：“弑，臣子之大惡也……書‘弑’，正梁罪名。”此注敘述歐陽脩用字義例，原文當作“弒”。
④ 卷三《梁本紀》：“四年春正月”，“春正月”，各本皆作“正月”，按《新五代史》體例，正月皆書“春”字，此本是。
⑤ 卷七《唐本紀》：“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磁州”，各本皆作‘慈州’，按《舊五代史》卷四五《唐閔帝紀》：‘元從都押衙宋令詢爲磁州刺史’。此本是。
十四卷中此類文意優長之處甚多，茲不一一列舉，其文獻價值於此可見。
2、宗文本
從刊刻年代來看，元宗文書院刻本是傳世宋元本中最晚的文本，但是此本的諸多特征卻表明它有著更爲古老的來源。
宗文書院南宋淳祐年間所建,在信州鉛山縣鵝湖寺，元改鉛山縣爲鉛山州，屬信州路，此本係大德九路儒學刻本之一，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傳世有五本，皆係元明遞修本。國家圖書館藏宗文本雖有明代補版，但僅數頁，《中華再造善本》據以影印，今即據此本討論宗文本之面貌。此本白口，單雙魚尾皆備，版心上方部分書頁記有數字，大抵記錄每葉字數，版心下方時有刻工名、姓，皆僅一字。原係鐵琴銅劍樓舊物，首頁有“垚丰山房”印。卷三三末有大型長方印，首字“學”，以下被剜去。
此本字體古拙，版刻誤字甚多，但其文字卻頗有與《五代史纂誤》、《通鑑考異》引文相合，而與其他諸本異者：
如《考異》引《唐本紀》論贊中記沙陀世系文字，《考異》引作“薛延陀”，其他各本皆脫去“薛”字，惟宗文本與之合。
又如卷一一《周本紀》起首載周太祖謚號，宗文本與《纂誤》皆作“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其他各本皆闕“孝”字。按《舊五代史》卷一一〇《周太祖紀》一、《五代會要》卷一、《通鑑》卷二九一、《冊府》卷三一等文獻記周太祖諡號皆作“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纂誤》引文及宗文本是。
又如上文提到的卷一四中劉氏冊爲皇后的時間，《五代史纂誤》引作“同光二年四月己卯”，宗文本同，而國圖本改作“同光二年二月癸未”。按四月己卯正是行冊禮之時，《纂誤》引文及宗文本是。
以上皆係《通鑑考異》及《纂誤》引文是而宗文本與之合者。而宗文本與這些早期引文，特別是《五代史纂誤》引文的共同錯誤或共同特點則更能説明彼此的同源關係：
如《纂誤》引《梁末帝紀》“劉鄩爲兖州安撫制置”條，宗文本同，而各本皆作“安撫制置使”字，顯然《纂誤》及宗文本皆脫去“使”字。
又如《纂誤》引《唐愍帝紀》“次陜州”一句，宗文本同，其他各本皆作“次陝”。“次陝”或“次陝州”無所謂正誤，然《纂誤》引文與宗文本又一次站在了同一立場。
如前所述，《通鑑考異》及《五代史纂誤》引文很可能源出《新五代史》的稿本系統，而宗文本中這些與《考異》及《纂誤》引文的一致表明，它們可能有著共同的來源。説者或謂區區五條異文，不足以説明問題。但事實上，排列《新五代史》卷一到卷十四所有宋元本的四百六十一條異文，可以發現宗文本獨有的異文占到異文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二，而國圖本、慶元本獨有異文皆不超過百分之十，臺灣本也僅有百分之十五。因此即使去除掉版刻誤字的的影響，也可以發現宗文本與其他三本差異巨大，如果將這一因素一併考量，可以認爲宗文本有著不同于其他三本的祖本。
從內容來看，宗文本異文優長之處所在皆是，今僅於取十二例，與國圖本、臺灣本、慶元本比較，以見其佳處。
① 卷四《唐本紀》：“嗣昭敗汴軍于沙河復取洺州”，“沙河”，各本作“汴河”，按沙河縣屬邢州，地接洺州，《舊五代史》卷二六《武皇紀》下、卷五二《李嗣昭傳》敘其事皆作“沙河”。
② 卷四《唐本紀》：“以李嗣昭爲潞州留後，七年梁兵十萬攻潞州”，“七年”，各本作“後七年”。按據《舊五代史》卷二六《武皇紀》下，晉破潞州，以李嗣昭爲潞州節度使在天祐三年，而梁兵攻潞州在天祐四年。按本書同卷曰：“克用以謂……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故天祐四年即天復七年。此“七年”指天復七年。
③ 卷六《唐本紀》：“陜州硤石縣民髙存妻一産三男子”，各本無“陜州”二字。按本書卷一○《漢本紀》敘類似事件曰：“魏州内黄民武進妻一産三男子”，其體例兼書州縣。
④ 卷七《唐本紀》：“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弘實”，各本無“馬軍”二字。按《舊五代史》卷四五《唐閔帝紀》、卷六六《朱洪實傳》、《通鑑》卷二七九皆云朱弘實時爲“馬軍都指揮使”。
⑤ 卷八《晉本紀》：“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入于契丹”，“莫”，各本作“漠”。《通鑑》卷二八〇敘其事同宗文本，按《舊五代史》卷一五〇《郡縣志》河北道有‘莫州’。
⑥ 卷八《晉本紀》：“考紹雍諡曰孝元廟號廟號憲祖”，“憲祖”，各本作“獻祖”，《舊五代史》卷七五《晉高祖紀》一、《五代會要》卷一皆同宗文本。
⑦ 卷八《晉本紀》：“殺戍將侍衞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馬軍”，各本作“馬步軍”。按《舊五代史》卷七六《漢高祖紀》二、卷九五《白奉進傳》、《通鑑》卷二八一敘其事皆作“馬軍都指揮使”。又《舊五代史·白奉進傳》：“是日，步軍都校馬萬……聞奉進遇害，率其步衆攻滑之子城。”則此時總步軍者爲馬萬，白奉進所率者僅馬軍。
⑧ 卷九《晉本紀》：“爲其父母報”，“報”各本作“服”。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⑨ 卷一一《周本紀》：“甲申及泰寜軍節度使慕容彦超戰于劉子陂”，“甲申”，各本作“甲辰”。按乾祐三年十一月甲子朔，無甲辰。本書卷一〇《漢本紀》、《舊五代史》卷一〇三《漢隱帝紀》下、《通鑑》卷二八九皆繫此事於甲申。
⑩ 卷一二《周本紀》：“榮爲左監門衛將軍”“將軍”，各本作“大將軍”。按本書卷二〇《周世宗家人傳》、《舊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世宗紀》一敘其事皆同宗文本。
⑪ 卷二○《周世宗家人傳》：“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一句，各本作“漢誅其族”。按郭威起兵，漢所誅殺者皆郭氏子孫，劉氏以世宗妃被殺，其本不知所出，故無所謂家族，亦不可能牽連被殺。宗文本是。
⑫ 卷二二《牛存節傳》：“遷滑州牢墻遏後指揮使”，“牢墻”，各本作“牢城”。按牛存節墓誌同宗文本作“牢墻”。《冊府》卷二一○注：“梁祖諱誠，故曰牢牆。”宗文本是。
從上列十二條來看，宗文本與《舊五代史》等原始文獻皆一一吻合，事實上類似佳勝處所在皆是，修訂本《新五代史》皆已吸取，可參看。説者或謂宗文本晚出，曾經刊刻者校改，然則僅從上列十二條來看，其佳處不僅僅在於文字的優長，更在於史實的準確，這一點甚至連源出於北宋監本的國圖本都無法媲美。而宗文本紙墨非精，版刻誤字甚多，可以想見，當日刊版，并不精心，很難想象這個本子的校勘者，能夠準確無誤地據《舊五代史》、《冊府元龜》、《資治通鑑》等當時並不容易得到的書籍，一一改正其史實錯誤，反而在刻版過程中留下滿紙的版刻錯誤。
如果進一步分析上述諸條，我們可以發現，宗文本的文字在校勘中更容易訛脫爲其他各本文字，而其他各本則很難校正爲宗文本文字。比如第①條，汴河習見而沙河稀見，“沙河”涉上文“汴軍”誤作“汴河”非常容易，而要將“汴河”改爲“沙河”，則需有一定的地理知識，對於古代的校勘者而言，並非易事。又如③④二條，他本皆系脫落文字，版刻中後出版本文字脫落非常常見，而要正確補入則并不容易。又如第11條，他本文字粗看并無錯誤，唯校以宗文本，方知其誤，這類錯誤非有淵源，則無從校補。又第12條，“牢墻”系“牢城”避梁祖諱改，梁亡，復作“牢城”。據牛存節墓誌，牛氏卒於梁龍德元年（921），所謂“牢墻遏後指揮使”，保留的正是史源文獻的面貌，而各本改作“牢城”，已失其原貌。再如第②條，歐陽脩對於李克用使用天復年號的方式作了非常明晰的解釋，宗文本的“七年”，正是這一特別年號使用方式的最佳註腳。而他本所謂“後七年”則表明校刻者并未注意到歐陽脩的這一解釋，遂想當然地增入了“後”字。
綜上所述，我們有理由相信，宗文本的祖本是一個在史實上準確度更高，文字更爲原始的文本，結合它與《五代史纂誤》引文的一致之處，可以推測，宗文本的祖本應出於歐陽脩的稿本系統。
明初以後，九路本書版歸入南京國子監，故《新五代史》南監本及其後的北監本皆源出宗文本，而明清時代著名版本如汪文盛本、汲古閣本、四庫本、武英殿本亦皆係宗文本一脈，在百衲本以慶元本爲底本之前，當時的通行本皆屬宗文本一係，在相當程度上保留了宗文本中的優長之處。
3、北大本
此本存四十三至四十五，四十八至五十，共六卷，配補約占一半，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版心偶記刊年，如“丙辰刊”、“壬戌刊”等，有“絕振青”、“木樨軒藏書”。原係李盛鐸舊藏，現歸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園群書經眼錄》在著錄國圖本及王文進藏本後又云：“又見卷四十三至四十六，四十八至五十，計七卷，補刻之板已居八九，寫刻俱草草，避諱亦不謹嚴矣。”原注：“李木齋先生收去。”此部較傅增湘所言少第四六卷。尾崎康認爲“此本字體與《文祿堂書影》所載宋刻本存第十三卷、第十五卷之書影相仿”，故斷爲與國圖本爲同一版本。按筆者2010年曾赴北大目驗其書，其寫刻不精，魚魯之訛，觸目皆是，與國圖本絕不相類，不可能爲同一版本。尾崎康又據其版心刊年認爲係南宋中期刊本，或可從。
此本獨出異文無特別可取者，唯有數處與宗文本相合者值得注意：
① 卷四三《王敬蕘傳》：“乃以精卒爲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髙岡”，“至”，臺灣本、慶元本無，按《冊府》卷三六七敘其事云：‘因選精卒殿後，徐而退之，至石會關，留數馬及旌旗，虚設于高岡之上’。有“至”字是。
② 卷四三《王敬蕘傳》：“敬蕘乃沿淮積薪爲燎，爲作糜粥餔之”，“爲燎”二字，臺灣本、慶元本無。北大本、宗文本是。
③ 卷四三《蔣殷傳》：“殷懼，不受代”，“懼”字，臺灣本、慶元本無。按《舊五代史》卷一三《蔣殷傳》敘其事云：“殷自以爲友珪之黨，懼不受代。”《通鑑》卷二六九略同。北大本、宗文本是。
④ 卷四四《康延孝傳》“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兵”字，臺灣本、慶元本無。按本書卷三二《王彥章傳》：“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北大本、宗文本是。
⑤ 卷四五《朱友謙傳》：“友謙會晉王于猗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友謙會晉王于猗氏”一句，臺灣本、慶元本無。按《舊五代史》卷六三《朱友謙傳》敘其事云：“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謙乘醉鼾寢于帳中。”北大本、宗文本是。
⑥ 卷四五《袁象先傳》：“年六十一”，臺灣本、慶元本作“年六十”，按《舊五代史》卷五九《袁象先傳》記其卒年爲六十一歲。北大本、宗文本是。
⑦ 卷四八《盧文進傳》：“昪以文進爲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天威統軍”，臺灣本、慶元本作“天雄統軍”。按馬令《南唐書》卷一：‘以天威統軍盧文進爲鎮海軍節度使’。北大本、宗文本是。
⑧ 卷四八《盧文進傳》：“唐兵屯涿州嵗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堠常苦鈔奪”，“嵗時饋運”，臺灣本、慶元本作“嵗時鈔饋運”。按《舊五代史》卷九七《盧文進傳》敘其事作“軍屯涿州，毎嵗運糧，自瓦橋至幽州，勁兵猛將，援遞糧車，然猶爲寇所鈔。”北大本、宗文本是。
⑨ 卷四九《孫方諫傳》：“莫州清苑人也”，“莫州”，宗文本作“鄚州”，臺灣本、慶元本作“鄭州”。按《舊五代史》卷一二五《孫方諫傳》稱其爲“鄚州清苑縣人”，按據《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清苑縣屬莫州，“莫州”、“鄚州”文獻往往混寫。北大本、宗文本是。
從以上諸例可見，北大本有價值之異文皆與宗文本一致，似與宗文本同出一源，但考慮到其卷中配補比例頗大，這部分與宗文本一致的異文，本身即出於配補的宗文本系統文字，故尚不可遽下結論，但于此亦可見宗文本之價值。
4、臺灣本
此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单鱼尾，左右雙闌，版心題“史本紀一”等，下端或有刻工名。藏印有“東宮文庫”、“古家館”、“楊印守敬”、“星吾海外訪得秘笈”、“雲輪閣”、“荃孫”等，係楊守敬自日本訪得，現藏臺灣“國家圖書館”。有日人校字浮簽。此本多有補抄，據尾崎康統計，此本首陳師錫五代史序，次五代史記目錄首七葉，卷三四至卷四二第三葉，卷四九、卷五〇、卷五五至五七，卷一二第四葉，卷四二第一〇葉，卷四七第一二葉，卷五一首三葉，卷五四第一〇、第一一葉，卷六一第九葉，卷六八第二葉，卷七一第八葉，卷七三第七葉，卷七四首二葉等皆係補鈔，另有部分補版。
原版刻工名有：郎和 陳用 陳忠 屠適 中 王 用 亨 杞 汴 玘 言 周 孟 忠 胡 梁 郎 信 連 陳 屠 華 機 適 恭
補版刻工名有：付先 安上 華元 上 下 万 公 元 付 尔 立 先 全 何 宗 奇 徐 夏 華 貴 黃 源 董 蔣
此本避諱“玄、朗、敬、弘、殷、匡、胤、貞、勗”諸字缺筆，補版又避“弦、鉉、朗、驚、讓”諸字，皆不及哲宗以下，尾崎康疑此爲南宋覆刻北宋版，而北宋版當爲神宗朝所刊，大致不误。又《中國訪書志》據此本刻工推定其爲南宋初期浙江刊、南宋前期修本，尾崎康更疑其與陳振孫所謂南宋湖州思溪版有關，但亦驟難認定。
此本祖本源流，頗難認定，如據尾崎康氏描述，則其祖本應與國圖本同出一源，亦應是國子監刊本系統，但其卷一四《唐家人傳》：“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的時間，此本作“同光四年己亥”，雖然既脫且訛，但與《纂誤》引文及宗文本的“同光二年四月己亥”同出一源，而國圖本作“同光二年二月癸未”，顯與此不同。雖然我們不能憑此孤證驟然認定此本與宗文本一樣出於稿本系統，但這一證據至少説明，它與宗文本亦有所關聯，且其祖本晚於宗文本之祖本。
臺灣本配補用書似非一本，卷三九《王鎔傳》：“乃爲書詔鎔”下有雙行小注“古本作‘招’”；“鎔依違不決”，下有小注“一作‘訣’”，皆與慶元本同，乃曾三異校語，則此處抄配乃慶元本，而四十卷《李茂貞傳》“吾不能孱坐受凌弱”，慶元本“坐”下有曾三異校云“古本作生”，此本無，正文文字與慶元本、宗文本不同。又卷四九《王進傳》“顯德初卒”同宗文本，而無慶元本下校語，大抵據宗文本抄入。可見其補抄各卷，情況頗爲複雜。
此本寫刻不精，獨出異文多係版刻誤字，惟卷四九《馮暉傳》：“是時出帝昏亂，馮玉李彦韜等用事”一句，各本皆作“隱帝”。按據《舊五代史》卷一二五《馮暉傳》，事在晉出帝開運間，臺灣本是。
此本後傳入日本，至楊守敬訪書東瀛，方才重被發現。清劉世珩玉海堂取以覆刻，號稱影宋本，其實訛奪改動之處甚多，甚至有整段漏刻者，難稱善本。
5、慶元本
此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卷十八後有“慶元五年魯郡曾三異校定”一行，另有數卷後刊“魯郡曾三異校定”一行，係南宋慶元間曾三異校訂本。
此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有三部，百衲本所影印者稱據傅增湘所藏影印，《藏園群書經眼錄》著錄此書云：
宋刊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原注：間有十九字者），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魚尾下記‘五代史幾’，上記大小字數，下記刊工姓名，有王榮、愛之、子明、君粹、仲齋、汝善、國賓、埜卿、德甫、秀實、興宗、國用、昌善、程元、天、謙、成、仲、希、德、亨、祥、正、茂、榮、文、遠、壽、用、徐興、枝、祐、青、山、志、中等。左闌外有耳，記“某紀”、“某傳”等字。（原注：卷三十七、三十八、七十二至七十四卷無耳。）宋諱貞、恒、桓、慎、讓、朗、玄、喣、構，均爲字不成，然亦有不盡避者。卷十八後有“慶元五年魯郡曾三異校定”一行。卷二十三、二十四、三十四、五十七、五十八各卷後刊“魯郡曾三異校定”（原注：或作“校正”）一行。卷三十三卷以後竹紙印。序目鈔補七葉，卅五卷後鈔一葉，五十九卷後鈔一葉，六十卷鈔三四兩葉，七十四卷鈔十二葉。按此書江南圖書館及常熟瞿氏均有之，余曾檢閲，都非初印，江南本補版尤多，模糊特甚。北京圖書館所藏乃内閣大庫舊儲，蝶裝精印，而存者只三十八卷。求如此完好整潔者殆不易得。丙辰九月獲之上海來青閣，云出寧波舊家。又按：詳檢全書，僅卷一首數葉闌外無耳者宋刊，餘均元刊。前後紙色不一，疑是配成者。
按此本不見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現下落不明，今僅可就百衲本討論其特征。此本除徐無黨注外，又多有雙行小字注稱‘曾三異校定曰’云云，記古本、別本異文，間有考證，避諱缺筆至‘慎’、‘敦’字，尾崎康云：“行格、字體皆與《史記》黃善夫本、《兩漢書》劉元起本、《唐書》魏仲立本及不知刊行人之《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隋書》相仿。可知《五代史記》慶元刊本，於南宋中期建安一地與他史共同形成十史。”但其刻工除六人外，餘已入元，故尾崎康斷爲元刊本，可從。
此本的校訂者曾三異，《宋史》無傳，張元濟在《校史隨筆》中有過考訂，但尚可據南宋文獻作進一步補正：曾氏字無疑，號雲巢，廬陵人，鄉貢進士，周必大門生，嘗助周氏校訂歐陽脩文集，娶徐夢華長女。年七十，以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端平元年（1234）三月充秘閣校勘，時八十餘。二年（1235）九月，除太社令，逾年而歸，年九十卒。著有《宋新舊官制通考》十卷、《宋新舊官制通釋》二卷。
作爲歐陽脩的鄉人，曾三異對這位鄉賢頗有研究，在此之前，他編訂歐陽脩年譜，并受周必大之托，用了六年時間校訂了歐陽脩文集。慶元二年（1196），文集校訂告一段落，曾氏大約因此進而整比《歐史》，此時，曾三異大約四十餘歲。
從前十四卷的異文統計來看，慶元本與國圖本的重合度最高，達到了百分之六十八，如果去除掉各自的版刻誤字，二本的重合度會更高。另一方面，從上文屢次提到的卷十四中“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這段標誌性文字來看，慶元本此事的時間記爲“同光二年癸未”，雖然較國圖本“同光二年二月癸未”脫去了“二月”二字，但仍可見二者的承襲關係。因此，曾三異所依據的底本應屬於與國圖本同源的北宋監本系統，但要比國圖本的底本更爲晚出。
不過作爲一個校訂本，慶元本顯然雜糅了許多文本，曾三異的校語引錄的他本異文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他所參用的文本中應該包括了歐陽脩的部分手稿。淳熙十年（1183），周必大有幸從歐陽脩的玄孫處得到了歐陽氏“《五代梁史》斷稿九葉”，这大约在曾三異開始整理《歐史》之前十年，顯然，曾氏完全有機會利用此稿。事實上，這一稿本之吉光片羽，或許可從曾三異校語中所記古本異文中考見一二。
慶元本全書記版本之校語共十一處，五處記“古本”異文，分別爲：
① 卷三九《王鎔傳》“乃爲書詔”下校語“古本作‘招’”；
② 卷三九《羅紹威傳》“遂殺其帥樂彥貞”下校語：“古本作‘逐’”。
③ 卷三九《羅紹威傳》“怒輒遂殺之”下校語：“古本作‘逐’字”。
④ 卷四○《李茂貞傳》“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下校語：“古本作‘生’”。
⑤ 卷四六《王晏球傳》“以功拜澶州刺史”下校語：“古本作‘單’”。
按此四傳所記皆梁代事，或許在周必大所得的梁史稿中，而此五處所謂“古本”者，①③與宗文本合，⑤與臺灣本合，或可從側面證明宗文本、臺灣本與歐陽脩稿本之淵源。
然而曾三異所利用的文本遠不僅止於此，剩餘的六處校語，分佈於全書各處，分別寫作“一本作某”或“一作某”。
① 卷一七《晉家人傳》：“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屬”下校語：“一作‘序’”
② 卷二三《楊師厚傳》：“三月”下校語：“一作‘日’。”
③ 卷三○《史弘肇傳》：“與楊邠、蘇逢吉等同授顧命”下校語：“一作‘受’”。
④ 卷三九《王鎔傳》：“鎔依違不決”下校語：“一作‘訣’”。無同者。
⑤ 卷四九《王進傳》“顯德元年秋”下校語“一本作‘初’”。
⑥ 卷五三《王景崇傳》：“詣行在”下校語“一本作‘宮’”。
其分佈及用詞的差異提示我們，這裡的異文或許出於當時曾氏所見其他版本。而六條之中，⑤與北大本、宗文本、臺灣本三本合，①⑥文與宗文本、臺灣本二本合，②③與宗文本合。五條與宗文本相合，表明其所見的這一個或多個文本可能亦出於與宗文本同源的稿本系統。
除了不同的文本之外，曾三異在整理過程中應據吳縝《五代史纂誤》校改過文字。卷六《明宗紀》“在位七年”，各本及《纂誤》引文皆作“在位十年”，吳氏按曰：“今按明宗以同光四年丙戌嵗四月即位，長興四年癸已嵗十一月崩，在位止七年七月，可強名八年耳，以爲十年則誤也。”又卷三一《王朴傳論》：“治國之君能置賢知于近”，“治國之君”，各本及《纂誤》引文皆作“治君之用”，吳氏按曰：“今按其上下文意此‘治君之用’當是‘治國之君’，傳寫之誤耳。”此二處應皆據《五代史纂誤》改字。
慶元本之優長，張元濟百衲本《新五代史》跋中言之已詳，今不贅，而自慶元本被影印入百衲本之後，其影響迅速擴大，終於在七十年代的《新五代史》點校中被選爲了底本，取代了宗文本一系的通行本地位。
通過上述《新五代史》四個版本的分析，我們或許可以畫出這樣一個版本源流圖：
上述對於《新五代史》成書到早期流傳的鉤沉以及傳世宋元本祖本的追溯，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雕版印刷已經流行的北宋時代，稿本仍舊如同寫本時代一樣以各種方式保持著其生命力，並且深刻地影響了後世版本的面貌。而傳世文本的價值也并不僅僅決定于其刊刻時代的早晚，其祖本的淵源或許才是判斷其價值的最重要因素。
转自“文獻學與四庫學”微信公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