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浏览文章:
选择文字大小[大] [中] [小]

盛唐長安肅明觀考論

发布日期:2016-03-21 原文刊于

盛唐長安肅明觀考論

 

 

開元、天寶年間,是唐代崇道活動的高峰時期,而長安尤為玄宗崇道運動的中心。玄宗不僅下詔編纂了《開元道藏》,創立太清宮制度,將國家祭祀與道教結合起來;又將天下有名的道術之士如羅公遠、邢和璞、張果等人召入京師,他與茅山宗師如司馬承禎、李含光等人更是關係密切。關於這些問題,前人的研究已多。本文將目光集中在開元時期新置的一所皇家道觀——肅明觀,因為它雖地處坊里,卻有著內道場的性質,觀內壁畫更代表著盛唐道教藝術的最高成就。雖然此前的一些論著對肅明觀有所涉及[1],但至今仍無專門的討論,本文試圖利用傳世史料及新出土的碑誌,來具體考察其中幾位重要道士的活動,希望能從一個更為細緻的側面體會玄宗時期的崇道風氣,並深化對盛唐長安道觀的認識。

一、從儀坤廟到肅明觀

肅明觀的前身是儀坤廟,地處長安街東親仁里西南隅。據《唐會要》記載:“先天元年(712)十月六日,祔昭成、肅明二皇后於儀坤廟(原注:廟在親仁里)。”[2] 儀坤廟的設立,是為了祭祀睿宗的兩位妃即肅明皇后劉氏、昭成皇后竇氏,劉氏生了寧王李憲與壽昌、代國二公主,竇氏則生了玄宗與金仙、玉真二位公主。據史料記載:

長壽二年,(昭成皇后)為戶婢團兒誣譖與肅明皇后厭蠱咒詛。正月二日,朝則天皇後於嘉豫殿,既退而同時遇害。梓宮祕密,莫知所在。睿宗即位,諡曰昭成皇后,招魂葬於都城之南,陵曰靖陵。又立廟於京師,號為儀坤廟。”[3]

可見,這兩位皇后是被武則天處死,甚至連屍骨都無法找到,可謂“橫死”之人。因此,當睿宗即位後,只能招魂安葬,並在京師立儀坤廟來祭祀她們,其地點正是睿宗的藩邸舊宅[4]

開元四年(716)五月二十日,睿宗駕崩,當時關於宗廟制度曾發生了激烈的討論,首先是中宗、睿宗在太廟中的昭穆問題,其次則是肅明、昭成二皇后何人祔睿宗廟的問題。最終,隨著睿宗入祔太廟,玄宗下詔在“太廟西少府監賜坊,別造中宗廟,隸入太廟署”[5]。十一月十六日,昭成皇后神主入祔太廟,肅明皇后神主獨留儀坤廟,但亦“隸入太廟”。直到開元二十一年(733)正月六日,肅明皇后也入祔太廟,儀坤廟被正式改為肅明道士觀[6]

顯然,肅明觀不僅曾是睿宗在藩的舊宅,而且也曾是皇家太廟的一個組成部分,這與長安城中其他捨宅為寺觀的例子有所不同。肅明觀的特殊地位,也反映在觀壁畫據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西京寺观等画壁》載:

宜觀,三門兩壁及東西廊,吳畫。殿上間真人,吳畫。殿前東西二神,解倩畫。殿外東頭東西二神、西頭東西壁,吳生并楊廷光畫。牕間寫真及明皇帝、上佛公主等圖,陳閎畫。[7]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

  陳閎,會稽人也。善寫真及畫人物士女,本道薦之於上國。明皇開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寫御容,冠絕當代。又畫明皇射、鹿、兔、雁,并按舞圖及御容皆承詔寫焉。又寫太清宮肅宗御容,龍顏鳳態,日角月輪之狀,而筆力滋潤,風彩英奇,若符合瑞應,實天假其能也。國朝閻令公之後,一人而已。今宜觀內天尊殿中畫上仙,及圖當時供奉道士、庖丁等真容,皆奇絕。[8]

按,寶應元年(762肅明觀遷往安邑坊,而其原址則改為咸宜女冠觀(詳後)。也就是說,以上兩書所載的咸宜觀的壁畫,在盛唐的玄宗時期都屬於肅明觀。可以看出,觀內壁畫的作者都是吳道子、楊廷光、解倩、陳閎等盛唐第一流畫家,繪畫的內容除了道教仙真之外,還有玄宗御容及公主、當時供奉道士的畫像,甚至也包括了“庖丁”這樣的人物,顯然具有很強的寫實性。

必須指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所載的長安道觀總共不過7座,即太清宮、龍興觀、玄真觀(前身即景龍觀)、萬安觀、開元觀、咸宜觀(肅明觀)、玄都觀,略加比較,即可發現肅明觀的名跡無疑是其中最多的,而畫聖吳道子的真跡尤多。如果說盛唐的肅明觀是長安道教藝術的中心,恐怕并不過分,而這顯然是與肅明觀的前身——睿宗藩邸及儀坤廟的皇家背景直接相關的[9]

二、尹愔與肅明觀

開元年間,無論是在道門地位還是在政治地位上,肅明觀裏舉足輕重的道士無疑都是尹愔。據《太平廣記》卷三三《申元之》載:“申元之,不知何許人也,遊歷名山,博採方術,有修真度世之志。開元中徵至,止開元觀,恩渥愈厚。時又有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吳筠、尹愔、何思達(遠)、史崇、尹崇、秘希言,佐佑玄風,翼戴聖主,清淨無為之教,昭灼萬寓雖漢武、元魏之崇道,未足比方也。[10] 可見尹愔是開元年間公認的道門代表人物之一

尹愔其人在《新唐書》中有傳,附於《儒學·趙冬曦傳》下。他是曾歷任國子大成、四門助教的大儒尹思貞之子,“愔博學,尤通老子書。初為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薦愔者,召對,喜甚,厚禮之,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脩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視事,乃就職,顓領集賢、史館圖書。開元末,卒,贈左散騎常侍。[11] 北宋宰相晏殊《類要》所引《唐小史》中有一條曰:“尹愔涉典墳,尤精道書,九歲為道士,其心甚堅,玄宗重之,禮同師友。又拜諫議大夫,許衣道士服視事。”[12] 與本傳所記略同,惟其中所記尹愔9歲入道一事,為本傳所未及。上述傳記資料非常簡略,我們還可以從文獻與石刻材料中具體勾勒出尹愔的一些主要事蹟。

北宋張君房《雲笈七籖》中收錄了尹愔的一部《五廚經氣法并敘(序)》,其序曰:

臣聞《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富哉言乎!富哉言乎!是知義必精,然後可以入神致用;致用必利,然後可以安身崇德。義不精而云致用,用不利而云安身,身不安而云知道者,未之有也。然則沖用者,生化之主也。精氣為物,謂之委和。漠然無間,有與立矣!則天地大德,不曰生乎!全其形生者,在乎少私寡欲,抱樸柔和,遊心於澹,合氣於漠。且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故聖人垂教以檢之,廣業以持之,專氣致柔,以導其和,向晦宴息,以窒其欲。洗心藏密,窮神知化,然後身安而國家可保,德用而百姓不知。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伏讀此經五章,盡修身衛生之要。全和含一,精義可以入神;坐忘遺照,安身可以崇德。研味滋久,輒為訓注。臣草茅微賤,恩霈特深,天光不違,自忘鄙陋,俯伏慙懼,徊徨如失。臣愔頓首頓首。開元二十三年(735)十二月十一日,京肅明觀道士臣尹愔上。[13]

關於《五廚經》之名,尹愔解釋道:“夫存一氣和泰,則五藏充滿,五神靜正。五藏充則滋味足,五神靜則嗜欲除。則此經是五藏之所取給,如求食於廚,故云五廚爾。”本書篇幅不大,從內容來看,顯然是一部講述道教養氣衛生法門的作品,尹愔將其獻給玄宗,自然是投其所好。而落款表明,當時他的身份是“肅明觀道士”。除了本書之外,尹愔還撰寫了一部《老子新義》十五卷,晚唐的杜光庭在天復元年(901)九月成書的《道德真經廣聖義》中有所徵引[14],可見《新唐書》本傳說他“尤通老子書”,洵非虛語。

開元二十五年(737)正月八日,“以道士尹愔為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知史館事,特賜朝散階。愔上表懇讓,優詔許衣道士服視事,愔乃受職”[15]。當時授官的制書由著名文士孫逖執筆:

門下:右省署掌諌之官,立司過之。史所以書君舉、箴王闕,不次而授,唯才是與。道士尹愔識洞微妙,心逰淡泊,袛服玄言,弘敷聖教。雖渾齊萬物,獨詣於清貞;而博通九流,兼逹於儒墨。朕方貴無名之璞,期不言之化,資其妙道,寘彼周行,宜居納誨之職,仍存記言之地,可朝請大夫、守諌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事。[16]

對於道士擔任國家職官一事,《新唐書》的編者很不以為然:“開元二十五年正月,道士尹愔為諌議大夫,衣道士服視事,亦服妖也。”[17] 這種看法頗有些不尋常。

其實,唐代身兼朝廷職官的道士並不罕見尹愔之前,就有曾身兼終南山宗聖觀長安昊天觀觀主的尹文操“(高宗)乃授尊師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常少卿。尊師固讓,不得已,辭官而受散職焉。”[18] 又如睿宗時,太清觀主史崇玄被授予“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河內郡開國公、上柱國”的官職[19]。玄宗初年,景龍觀主葉法善則身任“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20]。另一位追隨玄宗討平太平公主陰謀有功的道士馮道力,亦受封為“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冀國公,實封三百戶,銀印青綬”[21]。在尹愔之後,道士受朝官者仍不乏其人,如洞玄先生李抱樸就被封為諫議大夫[22],而文宗時,升玄先生劉從政則為“檢校光祿少卿[23]

由此可見,道士受朝職在唐代是常見的現象,而尹愔之所以顯得突出,甚至被宋人目為“服妖”,或許是因為在其他例子中,那些道士或者只接受散職,或系員外官、檢校官,只有尹愔是真正在本司“視事”,即負責史館的日常工作。例如在開元二十五年,他就曾上奏朝廷,將史館的位置從門下省之南移往中書省北[24]。事實還不止於此,尹愔也是最早供奉於翰林院的兩人之一。據《唐會要》記載:

宗以四隩大同,萬樞委積,詔敕文誥,悉由中書,或慮當劇而不周,務速而時滯,宜有編掌,列於宮中,承遵邇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敕旨,於是中書舍人呂向、諫議大夫尹愔元充焉。[25]

在這裏,尹愔的身份是“朝官有詞藝、學識者”,絲毫不涉及他“肅明觀道士”的身份。

當然,在一些與道教有關的事情上,尹愔也不會缺席。據《集古錄跋尾》卷六“唐群臣奏立道德經臺奏”條跋曰:“右羣臣請立道徳經臺奏答並書注,諸王列名附。……道士尹愔奏請懐州依京様摹勒石臺,乃開元二十五年也。”[26] 可見,在將唐玄宗的《道德經注》刻石推廣過程中,尹愔頗為積極。另據《長安志》卷一五記載:“太玄觀,《兩京道里記》曰:唐武徳二年置,在驪山下。開元二十七年(739),以宮墻逼近,[]於肅敬,乃令諌議大夫道士尹愔徙之,今在宮北一里。”[27] 在另一條史料中,精於術數曆法的高道邢和璞還曾與尹愔談起過僧一行:“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年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非聖人而何!”[28] 可見,尹愔雖然要負責史館日常事務並供奉翰林院,但他仍與長安的道門大德保持著密切關係。

作為大儒尹思貞之子,尹愔可謂家學淵源,富有詞藝學識並不令人驚奇。那麼,他在道門的師承如何?南宋道士張道統所撰的《唐葉真人傳》稱尹愔出自葉法善門下:“開元八年庚申歲五月,真人已年一百七歲,於西京景龍觀託疾,潛服神丹。天真往來,千乘萬騎,日夜不絕。門人弟子、親王公主、中使朝士已下,來去莫覺,唯弟子尹愔、盧齊物等見,密而不言。[29] 不過,在唐代史料中尚無法證實這一點。按葉法善卒於開元八年(720),20年之後,唐玄宗撰《葉法善碑》,由尹愔頒賜給葉法善生前任觀主的景龍觀,法善弟子丁政觀特上謝表:

敕內肅明觀道士尹愔宣敕,內出文,賜臣師主。臣跪奉天章,仰瞻宸翰,以惶以喜,載慶載悲。臣忝與門人,不勝感愧之至。謹錄陳謝以聞,謹狀。開元二十七年739四月二十三日,弟子景龍觀道士丁政觀等進。[30]

從這份謝表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問題:其一,這很可能是南宋《唐葉真人傳》將尹愔歸為葉法善弟子之所本。按丁政觀應該是葉法善的衣缽弟子,故玄宗制的《葉法善碑》要頒賜給他和景龍觀,而尹愔只是負責宣敕而已,細審文意,我們還看不出他與葉法善的師弟關係。事實上,從有限的材料來看,作為道士,尹愔更重視的是《道德經》,以及行氣養生之法,而玄宗看重的也只是他的詞藝學識,這與葉法善以符籙、方技名揚於世的特色是不同的。至於其真正的道門師承,還需再考。其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謝表中尹愔的頭銜為“內肅明觀道士”,“內”字表明,肅明觀雖然地處東市附近的坊里(親仁坊),但由於係儀坤廟舊址且曾歸太廟署管轄,所以也具有了某種內道場的性質[31]

《新唐書》本傳只說尹愔卒於開元末,我們可據石刻材料,將時間具體系於開元二十八年。陳思《寶刻叢編》卷七引《京兆金石錄》曰:“《唐左散騎常侍尹愔碑》,唐吳鞏撰,韓擇木分書。開元二十八年。”[32] 此碑書人韓擇木是唐代著名書法家,撰人吳鞏,則系開元時期的知名文士,據《唐會要》記載:“(開元)十七年,才高未達、沈跡下僚科,呉鞏及第。”[33] 另據獨孤及記載,開元十八年,他還與徐安貞、王敬從、權徹等“公廉無私、公於文者”的十位學士考吏部選人的書判,“凡所升獎,皆當時才彥”[34]。除《尹愔碑》之外,吳鞏還撰寫了《關龍逢碑》,立於靈寶縣南七里[35]。可惜這兩通碑文今天都已無法見到了。從碑題來看,尹愔卒後,被贈予從三品的左散騎常侍一職,與《新傳》的記載相合,而這要比他生前擔任的諫議大夫(正五品)要高出許多。

值得提及的是,尹愔雖然是高道,但他卻有兒子。《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六八收錄有一方《天水尹夫人墓誌》,文曰:“夫人姓尹氏,其先出自有周,洎始祖至於高、曾,國史家諜具載,此不備述。王考愔,皇諫議大夫。皇考庶鄰,皇河南府濟源、興元府南鄭二縣令。”[36] 顯然,這方墓誌的主人是尹愔之孫女,從中可知尹愔有子曰庶鄰,仕至縣令。我們不清楚他是尹愔何時所生,但即使是入道之後所生,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方面,他同時具有道士和朝官的兩種身份,另一方面,在唐代,道士娶妻生子之事並不罕見[37]

三、肅明觀主范元

除了尹愔之外,開元年間肅明觀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是觀主范元。他的墓誌已於近年出土,題為《唐故肅明觀主范先生墓誌銘》,為方便討論,我們先不避繁冗,錄文如下:

唐故肅明觀主范先生墓誌銘並序

東明觀道士王趍庭撰

先生范氏,諱元,字全超,高都人也。因官西徙,寓居咸陽。大父真,隨(隋)涇州安定縣丞,屬隨室亡圖,唐堯未啟,開□(闢?)之際,隱淪草澤。父操,皇朝高尚不仕,神靜若谷,心高如雲,賁於丘園,卑以自牧。壽越於耄,鄉閭諡為遐齡丈人。先生丈人之子也。先生昂昂真骨,肅肅靈姿繈褓之年,不食葷血之乳;髫齓之歲,而專黃老之業。屬大聖天后埋玉厚地,塗金泰山式昭告成之禮,聿贊靈仙之福。以登封年敕度先生住東明觀,乃冠星冠,披月帔,名列仙格,位陪真侶。神龍年詣觀主曹策,受老子十戒、道德五千文。景龍年,詣昇玄先生張知常,受真文內音、正一明威之法。三年,詣大洞法師寇義待,受上清寶簶之靈圖、玉字金鈕之秘訣。於是潔沐香水,清齋紫房,冥惠陰仁,谷靜泉默,眾仰其德,不謀雲從。開元二年,舉充監齋,清若止水,介如貞石。不察察以侵政,赫赫以重威。楷模群仙,標準洞府,功績斯著,遷為上座。十八年,敕內修功德,齋醮未畢,雲鶴呈□,帝感其誠,施絹五十疋。屬玉真公主靈源析慶,夭李介華,光崇道門,擇才權政。廿一年,奉教改宗聖觀上座。肅清羽儀,甄理浮滯修葺廟宇,特為仙都。廿五年,敕諫議大夫尹愔擢一清強大德,膺妙選者,在於先生。其年,敕授肅明觀主。捧天書於北闕,拜真職於南宮。卓為紀綱,奉以科戒,謙讓損己,清勤至功其德彌高,其利彌廣。凡百仙侶,敬而愛之。先生功成不居,退閑守靜,粵廿八載託疾復於東明,端居洞房,嘯傲亭宇,味道恬淡,神虛無。忽謂弟子參玄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吾將去世,汝宜勤道。惟廿九年正月十六日仙化於法院,春秋六十有六。以廿四日葬衣冠於馬祖原□□也。參玄義越心喪,齊衰(縗)致三年之禮;哀同泣血,扶杖踰十起之恩。□□□之徽猷,記泉門之貞石,詞曰:

開元廿九年正月廿□□□□,真人降世兮玄門紀綱,名遂身退兮蟬脫□□。乘彼白雲兮謝乎帝鄉,空葬衣冠兮鯨□□。神仙變化兮理之何常,而鑿貞石兮永□□□。[38]

這方墓誌中的內容非常豐富,詳細記述了范元入道的因緣(武則天封禪中嶽)、他的經籙傳授過程與師承,以及他所擔任過的道職等,為我們提供了一位具代表性的長安高道的個案資料。最近已有學者專門考證了這方墓誌[39]在此我們只討論與肅明觀相關的問題。

《范元墓誌》云:“廿五年,敕諫議大夫尹愔擢一清強大德,膺妙選者,在於先生。其年,敕授肅明觀主。”顯然,范元出任肅明觀的觀主,是因為尹愔的推薦。而玄宗之所以要選任一位新的肅明觀主,無疑是因為在這年正月,尹愔已被任命為“朝請大夫、守諌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事”,要負責史館日常工作,還要供奉於集賢院,肯定會相當繁忙。雖然他依舊“衣道士服”,但恐怕無法更多顧及肅明觀的宗教事務了。這樣,玄宗纔會要求他找一位合適的繼任者,而曾長期擔任地位顯赫的東明觀監齋、上座的宗聖觀上座范元,顯然是一個非常合適的人選,何況他也曾在內道場作功德,並與玄宗胞妹玉真公主過從甚密,玄宗對他應非完全陌生。

從這方墓誌來看,毫無疑問,范元道教生涯的起點與終點都是東明觀,連他的墓誌也是由東明觀的道士王趍庭所撰。三年的肅明觀主之任,不過是其晚年的一個插曲。不過,看來他的觀主卻當得頗為稱職,所謂“捧天書於北闕,拜真職於南宮。卓為紀綱,奉以科戒。謙讓損己,清勤至功,其德彌高,其利彌廣。凡百仙侶,敬而愛之。”可見他受到了肅明觀道衆的擁護。對於范元本人來說,出任肅明觀主,可謂其道教生涯的頂峰,因此,雖然他在去世前一年已經回到了東明觀,但其墓誌標題仍稱他為“故肅明觀主”。畢竟,能奉敕出任一座由皇家宗廟所改道觀的觀主,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巨大的榮耀。

四、韋景昭與孫智凉

開元二十八年,尹愔去世;次年,范元去世。兩位大德的相繼仙逝,無疑使肅明觀受到沉重打擊。不過,在肅明觀裏,還有兩位在唐代道教史上頗為重要的人物,即韋景昭和孫智凉。

韋景昭,後世稱為“景昭大法師”,在茅山上清宗的傳法譜系中佔據著重要地位。據大曆七年(772)柳識所撰《唐玄靜先生碑》云:“大曆七年冬十一月,(李含光)顧謂入室弟子韋景昭、孟湛然曰:‘吾將順化。’神氣恬然,若坐忘長往,時年八十七。”[40] 而大曆十二年(777)五月顏真卿撰並書的《唐李玄靖(含光)碑》亦曰:“(天寶)十有一載,先生奉詔,及門人韋景昭等,於紫陽之東鬱岡山,別建齋院。立心誠肅,是夜仙壇林間,遍生甘露。因以上聞,特詔嘉異。”[41] 可見,韋景昭系李含光的入室弟子。

另外,據貞元三年(787)正月陸長源所撰《唐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韋公碑》(以下簡稱《景昭碑》)記載:

初法師師事大法師包士榮,榮師事崇觀道士包法整,整師事上士包方廣,廣師事華陽觀道士王軌,軌師事昇玄先生王遠知,知師事華陽隱居陶弘景。自道源錫派,玄教傳宗,玉堂銀闕之人,羽蓋毛旌之客,府無虛籍,代有其徒。[42]

這是王遠知之下,除潘師正-司馬承禎-李含光之外的另一個傳法譜系。而韋景昭的重要性就在於,他先後師事李含光與包士榮,從而將這兩個譜系聯結起來[43]

《景昭碑》還記載:

法師方稟異,自幼表奇,孕元和之粹靈,體太之妙質。初以素書發跡,配度於延陵之尋仙觀;後以丹臺著稱,隸居於長安之肅明觀。屬玄宗廣成問道,姑射頤神,放心於凝寂之場,垂拱於穆清之上。法師因得羽儀金籙,頡頏玉繩,藉藉京師垂廿載。爰辭上國,思還故鄉,重隸茅山之太平觀。天寶中,與靜先生奉詔修功德,造紫陽觀,因而居焉。

可見,韋景昭曾在長安的肅明觀居住近20年,後來纔回到茅山太平觀,又與李含光一起營造了紫陽觀。韋景昭回歸茅山的時間不詳,不過如果從肅明觀始置的開元二十一年(733)算起,則他回茅山的時間大致在天寶十一載前後。不過,李含光營造紫陽觀是在天寶七載(748),在《全唐文》中,還保存著一份由宰相李林甫、陳希烈簽署的《修造紫陽觀敕牒》,時間是天寶八載正月八日[44]。也就是說,韋景昭在肅明觀居止的時間下限是在天寶七載。

作為李含光的高足,韋景昭在行事作風上顯得頗為低調,由於材料的限制,我們今天已無從瞭解韋景昭在肅明觀的事蹟,也很難看出他在玄宗的崇道運動中有何影響,不過,對於他個人的事業而言,肅明觀的經歷具有重要意義,《景昭碑》文末之銘就說他“嶷然靈表,自幼而彰。理冠容成,質侔夏黃。尋仙發跡,肅明始揚。宵禮金殿,晨朝玉皇。丹,白帝鄉顯然是將其在肅明觀的十多年經歷視作其成名的起點。

更為活躍的肅明觀道士是孫智[45]。據《江西通志》卷一○三記載:“孫智諒,高安人。幼師[]惠感,煉丹於元秀峰,常有浮雲罩其上,因呼浮雲觀。開元間迎至京師,年百二十餘矣。帝問何術而夀,對曰:居山食果飲水而已。上歎息,送肅明觀,遣內侍送棗二盤。再召見內閣,時憂旱,請夜醮致雨,帝大悅,因問治國之要。對曰:聖人之道在一心,不他求也。賜衣帛遣歸。至德後復徵,不起,卒年百有四十(同上)。”[46] 可見,作為玄宗迎請入京的高道,孫智凉是被安置在肅明觀。

值得注意的是,孫智也出現在著名的《唐玄宗南嶽投龍簡》上:

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李隆基,本命乙酉八月五日降誕,夙好道真,願蒙神仙長生之法,謹依上清靈文,投刺紫蓋仙洞,位忝君臨,不獲朝拜,謹令道士孫智,齎信簡以聞,惟金龍驛傳。[47]

這件投在衡山紫蓋峰的投龍簡於清道光年間出土,今藏貴州省博物館。簡文是開元二十六年(738)六月廿七日所刻,此時的孫智諒,應該正隸於肅明觀。

在南宋道士沈庭瑞編的《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中,也收錄了一件類似的《唐神武皇帝遣使詣華蓋山華林山投簡》:

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李隆基,命是乙酉八月降誕。夙好道真,願蒙神仙長生之法,位忝君臨,不獲朝拜。謹令高士孫智良(凉)賫信簡,投刺浮丘石室,以為金龍驛傳。(原注:以青瑤刻之)[48]

與《南嶽投龍簡》相比,這段文字雖略有出入,但格式與內容大致相同,或許是傳抄之誤。

此外,據《南部新書》記載:“孫智諒(凉),開元年中内殿修齋,奉詔投龍於吉州玉笥山。泊舟江側,見異氣在東川之中,疑有古跡,遂於閣皂山掘得銅鐘一枚,重百餘斤,鐘下得玉像三身,因置閣皂觀。”[49] 可見,當時孫智的活動範圍並不僅限於衡山,撫州的華蓋山、吉州的玉笥山是其投龍之處。在開元二十六年時,肅明觀主是范元,位望崇重的尹愔亦仍在世,但觀中最為活躍的道士或許卻是從江南來到京師的孫智,在玄宗的崇道運動中,他扮演著一個頗為重要的角色[50]

當然,肅明觀中的道士自然不止上述幾位,《范元墓誌》中所謂“凡百仙侶”,雖非實錄,但亦可想見肅明觀道衆之多。《定命錄》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

任之良應進士舉不第,至關東店憇食,遇一道士亦從西來,同主人歇,之良與語,問所從來。云:“今合有身名稱意,何不卻入京?”任子辭以無資糧,到京且無居處。道士遂資錢物,並與一帖,令向肅明觀本院中停。之良至京,詣觀安置,偶見一道士讀經,謂良曰:“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因上表,請以玄元皇帝生日燃燈。上皇覽表依行,仍令中書召試,使與一官。李林甫拒,乃與別敕出身。[51]

在故事中,第一位肅明觀道士能看出下第的任之良身有功名,勸其入京,並將其安置在肅明觀居住;第二位道士則很偶然地將太上老君的誕辰告訴任之良,使他得以引起玄宗的注意,從而獲得出身。在故事的背後,我們能感受到一種潛臺詞,即在唐人的心目中,肅明觀中多有異人,且與皇家關係密切。

結語:中晚唐的肅明觀與咸宜觀

安史之亂對於兩京寺觀的打擊非常沉重,肅明觀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在戰亂尚未完全平息之際,肅明觀卻被挪了地方。

《長安志》卷八親仁坊咸宜女冠觀條下載:其觀本睿宗在藩之第,初為儀坤廟,開元二十一年改為肅明道士觀,“寶應元年(762),咸宜公主入道,與太真觀換名焉”[52]。而同卷安邑坊太真觀條則曰:“天寶五載,貴妃姊裴氏請捨宅置太真女冠觀,寶應元年,與肅明觀換名焉。”[53] 這兩段記載頗為含混,據辛德勇先生研究,意思是:在寶應元年,肅明觀從親仁坊遷至安邑坊原太真觀;同時,太真觀則從安邑坊遷至親仁坊肅明觀,並更名為咸宜觀[54]從太真觀改名為咸宜觀,其原因何在?按咸宜公主之母即楊貴妃之前玄宗最為寵愛的武惠妃,當她在寶應元年入道時,以其邑號命名的“咸宜觀”就取代了與楊貴妃有密切關係的“太真觀”,這似乎與安史之亂後朝廷要消除楊氏的影響有關。

對於中晚唐長安的士人、百姓而言,位於盛唐肅明觀原址上的咸宜觀或許更為有名,《南部新書》即云:“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士大夫之家入道,盡在咸宜。”[55] 文宗時,被武則天殺害的越王李貞的玄孫女道士李玄真護送父、祖靈柩回京,文宗下詔嘉獎,曰:“葬畢,玄真如願住京城,便配咸宜觀安置。[56] 而在大和五年(831)三月,一度被召入大明宮玉晨觀的女道士韓自明“以疾得請,復居京城親仁里咸宜觀舊院”。著名的女冠詩人魚玄機,也是在咸宜觀修道的[57]

在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新獲墓誌——所撰《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吏部侍郎彭王傅贈太子少師會稽郡公東海徐府君夫人臨汝郡夫人河南侯莫陳氏墓誌銘》中,誌主侯莫陳夫人在丈夫去世後

乃泊心玄元,堅志空寂,道究希夷之理,法窮定慧之源。輕幣妙色,不被於躬者二紀;珍餚雜葷,不茹於口者十祀,遂遘疾於勝業里。將欲脫跡塵累,棲身道門,徙寓於咸宜觀,以貞元七年(791)六月十日寢疾,竟終於淨宇,享年卌九。[58]

這與《南部新書》所云“長安士大夫之家,入道盡在咸宜”的記載,恰可相互印證。

與咸宜觀相比,移至安邑坊的肅明觀褪去了那層內道場的色彩,似乎已經沒有玄宗時那麼風光[59]。有時,它更成為當朝官員大擺筵席的場所,如代宗永泰元年(765)十一月,左司郎中成某赴成都少尹任之際,“尚書諸曹郎四十有二人,歎軒騎將逺,故相與載籩豆、醆斚、刲羊、鱠魴,脩飲餞於肅明觀[60],從“刲羊、鱠魴”來看,這樣的宴席絕非素饌,然則清修之福地,已成酣飲之所在。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晚唐的肅明觀沒能出現一位較為著名的高道,或非偶然。不過,它仍與昊天觀、興唐觀、昭成觀、玄都觀、開元觀、光天觀、玄真觀一起,並列為長安八座國忌日行香的道觀之一[61]或許,這只是一種歷史的慣性?畢竟,“肅明”之額依舊是唐睿宗一位皇后的諡號,它不僅昭示著一份并不遙遠的榮耀,也蘊涵著一段來自盛唐的歷史記憶。

 

 

                                            2011-9-26初稿

                                            2011-9-30改定

 

 

 

 

 

刊于史研究所隋唐宋金元史研究室《隋唐宋金元史論叢》第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64-178

 

 

關於尹愔,新發現了他的鎮墓石,見白彬、葛林傑,《記美國芝加哥富地自然史博物館藏唐代鎮墓石刻》,《文物》2013年第11期,87-91頁。



[1] 例如何海燕《唐兩京道教宮觀證補》,《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四集,商務印書館,2007年,392394頁。

[2] 《唐會要》卷一九《儀坤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440頁。

[3] 《舊唐書》卷五一《妃上·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傳》,中華書局,1975年,2176頁。

[4] 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中華書局,1985年,60頁。

[5] 《唐會要》卷一二《廟制度》,342頁。

[6] 《唐會要》卷一九《儀坤廟》,440-441頁。

[7]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俞劍華注釋,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65頁。

[8]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見于安瀾編《畫品叢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82頁。

[9] 據《歷代名畫記》卷九記載:吳道子,“玄宗召入禁中,改名道玄,因授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175頁)。

[10] 《太平廣記》卷三三《申元之》,中華書局,1961年,210頁。這裏所列亦有誤,如“史崇”即在先天年間主持編纂《一切道經音義》的史崇玄,早已在玄宗平定太平公主之亂時被處死,不當列入其中。參看拙撰《唐長安太清觀與〈一切道經音義〉的編纂》,《唐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99-226頁。

[11] 《新唐書》卷二○○《儒學下·尹愔傳》,中華書局,1975年,5703頁。

[12] 唐雯《晏殊類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06頁。本條出自《類要》卷五《道士恩遇》。

[13] 張君房編《雲笈七籖》卷六一《諸家氣法·五廚經氣法》,李永晟點校,中華書局,2003年,1357頁。《宋史》卷二○五《藝文志》著錄有“尹愔《老子五廚經注》一卷”(中華書局,1977年,5192頁),應即此書。按此書亦保存在《道藏》中,題曰《老子說五廚經注》,頗有異文,且書前無“序”,見《道藏》第17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213-215頁。另外,《全唐文》卷九二七亦收錄了尹愔《五廚經氣法序》(中華書局,1983年,9663頁),但落款年代則為開元二十一年,二者略異。

[14]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序》,見《道藏》第14冊,309頁。又見《全唐文》卷九三一,9703頁。

[15] 《唐會要》卷六《修史官》,1299頁。

[16] 孫逖《授尹愔諌議大夫制》,《文苑英華》卷三八一,中華書局,1982年,1944頁。

[17] 《新唐書》卷三四《五行志879頁。

[18] 員半千《大唐故宗聖觀主銀青光祿大夫天水尹尊師碑》,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103頁。

[19] 張萬福《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說》卷下,《道藏》第32冊,196頁。

[20] 玄宗撰《故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景龍觀主贈越州都督葉尊師碑銘》,見《全唐文》卷四一,457頁。

[21] 見崔尚為其父馮仁傑所撰之《大唐故朝散大夫守沁州刺史馮公之碑》收入陳尚君輯校《全唐文再補》卷二,《全唐文補編》下冊,中華書局,2005年,2114

[22] 見大曆八年(773)的《唐司命真君碑》,以及開成五年(840)的《唐左真人仙堂記》,關於這兩件碑刻,參見拙撰《唐代潛山的信仰世界——以石刻材料為中心》,《敦煌學》第27輯,臺北:樂學書局,2008年,223-238頁。

[23] 馮宿《大唐(玄)劉先生碑銘》,《全唐文》卷六二四,6304頁。

[24] 《唐會要》卷六三《史館移置》,1285頁。

[25] 《唐會要》卷五七《翰林院》,1146頁。

[26]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六,《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17887頁。

[27] 《宋元方志叢刊》第一冊,中華書局,1990年,161頁。

[28] 《舊唐書》卷一九一《方伎·一行傳》,5113頁。

[29] 見《道藏》第18冊,84頁。丁煌教授對此信之不疑,見氏著《葉法善在道教史上地位之探討》,原刊《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14期(1988年),此據氏著《漢唐道教論集》,中華書局,2009年,197頁。

[30] 制葉真人碑》,《道家金石略》,125頁。此謝表又見《全唐文》卷九二七,題為《謝賜天師碑銘狀》,9667頁。另,丁政觀又見於法藏敦煌文書P.2547《閱紫錄儀》上開元二十三年(735)的題記,他時為“(功德)使京景龍觀大德”。

[31] 關於內道場,可參看王永平《論唐代道教內道場的設置》,《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13-19頁。

[32] 《寶刻叢編》卷七,《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4冊,18210頁。又見《寶刻類編》卷三,18433頁。

[33] 《唐會要》卷七六《制科舉》,1643頁。

[34] 獨孤及《唐故朝議大夫高平郡別駕權公神道碑銘》,《毗陵集校注》卷八,劉鵬、李桃校注,瀋陽:遼海出版社,2006年,198頁。

[35] 《太平寰宇記》卷六“靈寶縣”條:“闗龍逢墳,在縣西南七。《城冢記》云:闗龍逢葬在龜頭原左脇,高三丈。唐太宗東巡致祭。開元十三年立碑,舍人呉鞏之詞。”中華書局,2007年,102頁。

[36]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六八,《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7冊,5099頁。

[37] 參見拙撰《碑誌所見的麻姑山鄧氏——一個唐代道教世家的初步考察》,《唐研究》第1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39-70

[38] 趙力光主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174,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436-438頁。錄文與斷句據圖版有所訂正,不一一說明。

[39] 李舉綱、張婷《新見唐〈肅明觀主元墓誌〉考疏》,《華夏考古》2011年第1期,107-112頁。

[40] 《全唐文》卷三七七,3828;《道家金石略》,157-158頁。

[41] 《全唐文》卷三四○,3445頁;《道家金石略》,160頁。事實上,此碑正是韋景昭出面請顏真卿為其師李含光所撰。

[42] 錄文見《全唐文》卷五一○,5188頁;《道家金石略》,165-166頁。圖版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28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41頁,本文所錄均據圖版有所改定。

[43] 關於此點,參看陳國符先生繪製的《道經傳授表》,氏著《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年,29-30頁。

[44] 陳希烈《修造紫陽觀敕牒》,《全唐文》卷三四五,3506-3507頁。

[45] 按,文獻中“孫智凉”又作“孫智諒”或“孫智良”,不過根據現存《唐玄宗南岳投龍簡》原物(詳下)可知,當以“凉”為是,下文不再一一說明。

[46] 《江西通志》卷一○三《道釋志·瑞安府》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6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426頁。需要指出的是,今本《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九《羅公遠傳》的後半部分與《江西通志》此段文字非常接近(《道藏》第5冊,323-324頁),二者當有同樣的史源,我推測,前者當系《孫智凉傳》,只是標目與前半部分散佚,而後半部分則混入前面的《羅公遠傳》了。可惜《中華道藏》第47冊中的點校本《體道通鑑》亦未能發現這一點,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476-477頁。另外,《江西通志》末句原作:“賜衣帛遣歸至德觀後復徵,不起”,顯然有誤,“觀”字當爲衍文,《體道通鑑》相關部分作:“自是丏辭闕庭,奉詔歸舊隱煉丹,賜絹五百疋,二十七年丹成,詔詣闕,賜賚優渥,肅宗至德二載召,不赴。”據改。

[47] 錄文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六,4904頁;《道家金石略》,122頁。圖版Liu Yang, “Images for the Temple: Imperial Patron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ng Daoist Art,” Artibus Asiae, Vol. LXI, No. 2, 2001, p.216, Fig.13-14.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等編《書齋與道場:道教文物》(2008年,82-83頁)收錄了李潤桓教授收藏的一幅清末拓本,也極為清楚。

[48]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卷一,《道藏》第18冊,47頁。

[49] 《南部新書》卷黃壽成點校,中華書局,2002年,44頁。

[50] 據《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四《費妙行傳》:“費妙行,唐孫天師智凉之妻也。玄宗天寶七年,天師奏乞置觀,度女道士七人,立堂祠之。五代亂,觀遂廢。宋初復興,始命男道士居焉,遂立天師像并妙行,並祠於觀。今額真福,屬隆興府奉新縣。”《道藏》第5冊,475頁。然則孫智有妻,亦為女道士,玄宗因智之請而為其立祠,可見對他的重視。

[51] 《太平廣記》卷二二四《任之良》,中華書局,1961年,1724-1725頁。本條出自《定命錄》。

[52] 《長安志》卷八親仁坊”條115頁。

[53] 《長安志》卷八“安邑坊”條118-119頁。

[54] 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第28條“肅明觀與咸宜女冠觀,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68頁。

[55] 《南部新書》卷戊,67頁。

[56] 《舊唐書》卷一九三《列女·李玄真傳》,5151頁。

[57] 魚玄機的故事晚唐記載頗多,比較詳細者,見《太平廣記》卷一三○《綠翹》,922-923頁,出自《三水小牘》。

[58] 墓誌編號為:53-西李-01[799]

[59] 在貞元十九年(803),德宗曾一度下詔將親仁坊元觀的像設移置於肅明觀,但未能實現,見令狐楚撰文、柳公權親書的《大唐元觀鐘樓銘》,錄文見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全唐文補遺》第1輯,三秦出版社,1994年,8頁。此外,杜光庭《道教靈驗記》中有一則《張仁表念太一救苦天尊驗》,大意說道士張仁表因生平罪過被冥司所拘,因念天尊之名而被赦回陽世7年,於是他在“數日後,以已之財帛,於肅明觀畫天尊之像,東洛、闗外、畿輔之間,傳冩其本,遍令開悟。”《雲笈七籖》卷一一八,2598頁。這兩例是否表明,經過安史之亂的破壞之後,這座由太真觀原址改成的肅明觀中,道教像設已不齊備?

[60] 獨孤及《送成都少尹赴蜀序》,《毗陵集校注》卷一五,335頁。

[61] 宋·珂《愧錄》卷一三《國忌設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5冊,180-181頁。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建国内大街五号 邮编:100732 网站主页

E-mail: hbliu@cass.org.cn

欢迎转载,敬请注明:转载自 中国古代史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