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塔M1出土曾侯與钟铭的初步研究

王泽文(北京 10073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一、从曾侯與钟铭略论“南公”及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的世系和族属

文峰塔M1所出约三组曾侯與编钟钟铭，“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伯括上庸，左右文武，達殷之命，撫定天下；王遣命南公，營宅汭土，君庀淮夷，臨有江夏……”（以上节自M 1:1—2，A组）；“曾侯與曰：余稷之玄孫……”（以上节自M1:3，B组）；[1] 和叶家山M111：67方座簋铭文“犺作剌(烈)考南公寶尊彝”[2]，把西周曾侯墓地和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的曾国墓地及相关的系列器物铭文串连起来，使得对曾国整个的历史发展脉络有了大致的了解，丰富了对周代历史的认识。如学者所指出的，曾侯與钟铭的发现，会推动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葬如M65、M28、M111等墓葬和相关器物的年代和分期研究，包括早期几位曾侯的辈分问题。比较直接的感觉，是几位曾侯的辈分被挤压了。黄凤春、胡刚先生以及徐少华先生等已经做了分析[3]。李伯谦先生建议把铜器和陶器等彻底排排，详细论证M65、M28、M111的年代分期，并分析叶家山曾侯墓地最早的墓葬年代。[4]

与上述问题紧密联系的，是对曾侯與钟铭“南公”的身份的认识。

李学勤先生论证钟铭中的“括”字，并论证伯括即《尚书•君奭》“南宫括”，《论语•微子》“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之“伯适”，也即钟铭中的南公。并引南宫乎钟铭文(集成181号)“先祖南公、亚祖公仲必父之家”，[5]表明“南公”是南宫氏的第一代，特指南宫括。[6]

《简报》整理者，以及其他几位学者也有论证和补充。[7]当然，也有学者表示怀疑。[8]

《尚书•君奭》、《逸周书•克殷解》、《国语•晋语四》、《论语·微子》等文献有关南宫括的记载和前人的考证，程树德《论语集释》已有较为详备的搜集整理，[9] 近年韩巍先生有较细致的分析。[10]

《论语集释》所引前人的考证已经指出，南宫括的主要事迹不晚于周初，为文、武时人。

据《左传》定公四年关于周初史事的追述，蔡叔子蔡仲在复封于蔡以前，曾被周公举为卿士。[11] 南宫括在文、武时的地位，或也有近似之处。如果进一步推测，南公在文王时年岁也不会太小，和金文中的南公辈分一致。

黄凤春、胡刚先生曾提出南公为文王之子的看法，后来意见改变。徐少华先生认为未必是文王、武王之后，而且推测叶家山三代曾侯都是南公之子也有可能。曾国始封君的身份，以及早期几位曾侯的关系，由于史料不充分，目前尚不能完全了解。类似情形，如近年公布的公簋，其中的唐伯，就有成王、康王两说，相关的晋国始封君唐叔虞的辈分，也曾有成王弟还是武王弟的讨论。[12]

结合B组曾侯與钟铭“稷之玄孙”，可知曾的确和周王室同宗。这样追溯始祖，与《鲁颂·閟宫》“赫赫姜嫄……是生后稷”、“后稷之孙，实维大王”、“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相近。[13] 相对照的，班簋(集成4341号)所称“文王、王姒圣孙”、“文王孙”，宋公固(宋共公)为女作媵鼎和媵盙自称“有殷天乙唐(汤)孙”[14]，宋公(宋景公)为女作媵盙器铭(集成4589、4590号)自称“有殷天乙唐（汤）孙”，叔夷钟、镈(集成272至285号)称“成唐(汤)”为高祖。这几件器物，除班簋外，都属春秋中晚期，在追溯先祖时，只尊灭夏有商的成汤，而不溯至殷始祖契或者先公近祖上甲微。文献中，《商颂》也是讲“汤孙”。由此可以推测，曾的始封君不会是文王或武王之后。

据僖公五年《左传》，宫之奇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15] 昭公三十年《左传》，楚人谓“吴，周之胄裔也”，[16] 哀公十三年《左传》，黄池之会，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17] 曾的始祖南公与周王室的关系，或较吴国、西虢、东虢与周王室的关系远。

还有一点，笔者在对公簋的研读中，曾分析过，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材料中的涉及周子弟受封诸侯的一些伯、仲、叔、季的称谓，与各人的排行有关，同时是周初封建其子弟所用的特定称号。对于这一现象，顾颉刚先生曾以卫康叔为例，以为其“在周为叔”，体现了古代宗法之义。周公地位特殊，而召公只是与周同姓，所以都与上述情况不同。[18] 而已经发现的西周早期曾国的青铜器铭文或文献材料，也没有这样的情形。这也许有助于认识南公与周王室的关系，即其非周王室嫡系后裔。这和学者对文献中记载的周初所封“嫡系”姬姓诸侯的研究可以印证。[19] 附带说明，叶家山M27:15伯生盉(铭“伯生(甥？)作彝 曾”)，[20] 无法判定器主是曾侯；叶家山M55：8“伯作彝”簋，[21] 无法判定国别。

对于曾侯與钟铭所涉及曾国分封的时间，可以参考一些类似的器铭，进行比较分析。

宜侯夨簋(集成4320号)：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誕省東國圖。王蒞于宜，入社，南嚮，王令虞侯夨曰：遷侯于宜。

沬司徒簋（康侯簋，集成4059号）：王來伐商邑，誕令康侯鄙于衛。[22]

公簋：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晋公(集成10342号)[23]：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晉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百蠻，廣（司）亖方，至于不廷，莫[不]秉敬。[24]王命唐公，□宅京師，□□□邦。

墙盘(集成10175号)：雩武王既殷，微史烈祖乃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宇，于周俾處。

曾侯與钟铭反映的南公的辈分，比宜侯夨簋的叙述、以及晋公追述的要早，因为后两者不及文王。

曾侯與钟铭述及曾的始封，没有明确说是哪位周王，据铭文先及“文武”，后称“王”，可大概推测是成王时。这种在追述古史时不称先王的谥而只称王的表述方式，和晋公类似，而和墙盘不同。当然，还可以有其它的理解，就是这个“王”的称谓是承前省略，依然是指武王。

称谓承前省略的表述方式，也见于清华简《系年》第一、二章关于西周晚期周王室史事的追述中。简文涉及“厉王”、“宣王”、“幽王”、“平王”时，或全称，或承上省略而简称“王”。[25]

如果曾侯與钟铭中的“王”指武王，就好理解文献关于武王克殷后的活动的记载中出现“南宫”的称谓了。

附带提及，金文中还有一种情形，即作器时间距离前一王世不远，且所记之事和标举的时间也属于前一王世。如献侯鼎(集成02626、02627号)，记成王时事而有“成王”谥号；[26] 又如利簋(集成04131号)前称“珷”，后称“王”；长甶盉(集成09455号)记穆王时事，前称“穆王”谥号，后径称“天子”；五祀卫鼎(集成02832号)属恭王世而称“恭王”；十五年趞曹鼎(集成02784号)记恭王时事，前称“共王”谥号，后径称“王”。比较复杂的情形，是晋侯钟，[27] 学术界对于铭文中所称“王”是宣王还是厉王有不同看法，这里暂不讨论。

有学者曾讨论南宫氏被赐姬姓的可能。[28] 这种观点所援引的《尚书》、《国语》、《左传》、以及《史记》等文献所载先秦相关赐姓材料，此前学者已有较多讨论。[29] 但笔者认为，还没有见到明确的周人赐同姓的材料。

南公，或许是受封以后的称谓，所以才能成为其后人的氏称。卜辞中涉及这一地区时即称“南”、“南土”、“南邦方”；西周金文中涉及这一地区时称“南国”，如中甗。[30]《诗•大雅》以“南国”、“南邦”、“南土”(见《崧高》、《常武》篇)与“北国”(《韩奕》篇)相对。

关于留在周王朝的南宫氏后人，学者已经列举了许多材料，[31] 这里不赘言。

二、曾侯與钟铭反映的春秋时期曾与周王朝、楚的关系

曾侯與A组钟铭谓：

“吳恃有眾庶，行亂，西政(征)，南伐，乃加於楚。荊邦既（削），而天命將誤（虞）。有嚴曾侯，業業厥聖，親薄武功。楚命是靖，復定楚王，曾侯之龗（靈），穆[=]曾侯，莊武畏忌，恭寅齋盟，伐武之表，懷燮四旁（方）。余申固楚成，改復曾疆。”

据此可以知道，曾侯與的时候，由于在吴伐楚战争中帮助楚国，得以“改复曾疆。”[32] 而铭文“周室之既卑，吾用燮（戚）楚”，和曾侯與本人没有直接关系，是对曾和周、楚之间关系演变的追述，反映了春秋时期曾和周王朝的关系、曾和楚的关系。关于这两句文字的含义，学者也有相应的研究。[33] 笔者认为，曾侯與钟铭追述的曾楚关系与《左传》等文献中关于春秋早期以后周、楚、随关系的记载是一致的。

“吾”，铭文中原作“”，在东周时用于第一人称代词，可指称单数，也可指称集合。[34] 据《左传》桓公六年楚国的鬭伯比对楚武王所讲的话“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35]这里的“吾”指称楚国，曾侯與钟铭的“吾”，是指曾国。

清华简《系年》第三章叙述秦的早期历史，提及“周室既卑，平王东迁”。[36]清华简整理者已经引述《国语·晋语八》子产语“今周室少卑”作解。[37]曾侯與钟铭所言“周室之既卑”，与清华简《系年》指的是一回事，都是讲西周覆亡、周室东迁后衰微，形势出现新变化。《左传》定公四年，随人对吴国说，“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也是对这段历史的回顾。西方的秦和南方的楚这两大势力在东周以降的逐渐发展壮大，都是以周王室和其封建的衰落为契机。而这种大势，至迟在春秋晚期到战国前期就已有明确共识。[38]

附带提及，关于已有学者讨论的“曾子與”的称谓，[39] 笔者认为，“曾子與”、“曾侯與”这种曾君称谓的变化，反映曾在楚的势力之下地位的反复变动。李学勤先生曾结合文献记载指出这一点。[40]

据定公四年《左传》，柏举之役，吴败楚，入郢。楚昭王辗转逃至随。吴人诱随君交出楚昭王，“汉阳之田，君实有之”。随拒绝。吴人退，楚昭王“割子期之心以与随人盟。”[41] 此盟或涉及后来随的复封。

当然，曾侯與钟铭反映的曾与周、楚的关系，也要灵活理解，如张昌平先生援引寿县蔡侯墓青铜器铭文中既有“左右楚王”，也有劝诫出嫁之女“敬配吴王”之语的例子，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战，附庸在大国下的小国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立场表态。[42]

曾侯與钟铭涉及吴伐楚入郢前后的史事，可以和年代比较接近且有相关内容的寿县蔡侯墓出土铜器铭文结合研究。

三、曾侯與钟铭和《春秋》经传历日的对照

A组曾侯與钟铭历日“唯王正月，吉日甲午”，其中的“正”字，学者或以为是“五”。[43] 按，此字和常见的“正”的确有差异，与“五”也有别，只有酓章作曾侯乙镈(集成85号)和酓章作曾侯乙钟(集成83号)中的“五”勉强有点类似。[44] “正”与“五”出现在同一篇铭文中，且年代接近的，如蔡侯申编钟、编镈(集成210—211号)、与兵方壶[45] ，都与此不同。吴王光鉴(集成10298号)铭文中的“五”字，也不是这样写法。这个问题只好存疑，期待将来有更清晰的照片或拓本。[46]

李学勤先生以“吉日”为朔日，论证“唯王正月，吉日甲午”为建子的周正，历日为公元前497年(周敬王二十三年，鲁定公十三年)正月甲午朔。

如果文峰塔M1所出曾侯與钟铭的历日确定，就可以用有关材料和学者推算的春秋时期的周历对照研究。

按，上年，即鲁定公十二年，《春秋》经载“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为公元前498年9月22日，研究历法的专家据此推算，鲁定公十三年鲁国历谱正月乙未朔(前498年12月20日)，合天。周历(前498年12月19日)则先天一日。[47]

据现代天文学推算，公元前497年9月10日也有一次日食，为三分以下的小日食，曲阜可见，但《春秋》经没有记载。[48] 据此推算，该年合天历十月庚申朔，而鲁历该月辛酉朔，后天一日。周历庚申朔，合天。

B组曾侯與钟铭：“唯王十月，吉日庚午，曾侯與曰，余稷之玄孙……定均曾土。” 按，此年十月周历有庚午日，在十一日。如果将“吉日”理解为朔日，则其与A组曾侯與钟铭历日不能在同一年。

《简报》整理者定B组曾侯與钟铭历日为鲁定公六年，周敬王十六年，楚昭王十二年，吴阖闾十一年，前504年。《左传》记载该年四月以后楚遭受了吴的又一次侵犯后，“于是乎迁郢于鄀，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49] 据《简报》，历日推算采用的是“夏历”，应是依据张培瑜先生《中国先秦史历表》的“真夏历”，[50] 该年十月庚午朔，合天。表中该年有闰，若将钟铭历日置于此年，则置闰不能在无中气之月。

鲁定公六年前后的置闰，陈美东先生所推算的《春秋》经的鲁国历谱在鲁定公六年没有闰月，所以鲁定公七年正月朔为庚子，该年有闰月。[51]

关于吴入郢，《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也有涉及：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赵简子梦童子臝而转以歌。旦占诸史墨，曰：“吾梦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对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52]

钟铭历日“庚午”或有特别含义。[53]

附记：本文初稿曾于2014年12月21日北京湖北大厦举行的“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宣读，2015年5月30日改定。已刊于《江汉考古》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