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整理是史学研究的根本，是历史学得以创新发展的源泉。本年度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在多个断代、领域有不少成果推出。

  先秦、秦汉史研究一直注重对于出土文献的整理与利用。2023年公布的出土文献包括《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上海古籍出版社）、《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岳麓书社）、《悬泉汉简（叁）》（中西书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柒）（捌）》（中西书局）和《睡虎地西汉简牍》第一卷《质日》（中西书局）等。出土文献的研究主要有文字编和考释研究，如骈宇骞《银雀山汉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蔡万进主编《里耶秦简编年考证（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墓志、敦煌文献等一直推动中古史研究。毛阳光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三集》上、下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收录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拓片资料300余方。荣新江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次以高清彩色图录形式在中国出版法藏敦煌文献。赵灿鹏《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释文校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职贡图》绘纂过程、流传版本、内容体制等问题进行梳理。此外，张金龙主持中华书局标点本《南史》修订本出版。

  宋元明清可见、可用史料内容丰富，种类繁多。陈希丰辑得南宋张浚诗文近五百篇，出版《张浚集辑校》（中华书局）。李治安、王晓欣总主编，魏坚主编《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集成·内蒙古、东北卷·鄂尔多斯蒙古源流博物馆藏专辑》，以及杨玲主编《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集成·京津卷》（中华书局）出版，开启了元代北方珍稀碑刻文献公布的序幕。《明清地方诗文总集珍本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大型丛书整理出版，为明清学术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资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概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对于了解、利用一史馆存藏提供了便利。谢辉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3辑（大象出版社）出版，收录馆藏汉籍59部，并详介其类型、特色、价值。

  本年度还有不少跨越断代的史料出版。中外交流史方面，《海上丝绸之路文献集成·历代史籍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古旧地图整理方面，陈孟继《海外藏黄河舆图集》（齐鲁书社）、李勇先《成都古旧地图集》（成都地图出版社）等出版。

  先秦史研究延续了综合利用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将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的研究理路。另外，也有学者从研究资料、视角、方法上进行了省思。如丁四新《新出儒家简牍文献及其研究》（《孔子研究》第4期）、陈胜前《“古国”“酋邦”之争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路径》（《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等。

  秦汉至明清的断代研究，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历史地理史、中外关系史、法制史等成果继续推出。

  政治史领域，官僚制度、政务运行、政治群体、政治体制、基层治理及政治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等是研究重点。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帝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对秦汉帝国的产生、特征、政治经济体制等进行探讨。楼劲《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解析了中古政治史、思想史中的相关问题。雷闻《官文书与唐代政务运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揭示了官文书与唐代政务之间的互相影响。闫建飞《走出五代：十世纪藩镇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认为，由唐到宋，随着藩镇州郡化，地方行政体制经历了集权到分权的转变。康鹏《辽代五京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详细探讨了辽朝在地方治理方面如何融合游牧文明、农业文明、渔猎文明等不同因素。黄阿明《澄清吏治：明代文官考核与官僚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研究了明代文官考核制度、制度运行及文官考核机制与明代党争等内容。黄丽君《化家为国：清代中期内务府的官僚体制》（上海人民出版社）考察了内务府人事制度变迁与包衣追求进身之阶等问题。

  户籍赋役、田制地权、财政货币、农业商业手工业等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重点议题。龙登高《市场中国两千年》（东方出版社）讨论了商品市场及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在传统中国的阶段性发展。〔英〕伊懋可《中国的历史之路：基于社会和经济的阐释》（王湘云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提出了“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张荣强《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科学出版社）对汉唐间户籍制度的发展演化及其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进行了实证考察和理论分析。张亦冰《北宋三司财务行政体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聚焦于北宋前期的三司理财体制，清晰勾勒了其上承五代、下启后世的独特历史地位。王正华《过程与关系：清代乡村地权的界定与正当》（《中国经济史研究》第5期）考察了清代乡村地权流动而不断界定的过程。

  文化史研究关注礼仪、宗教信仰、器物服饰图像等，且呈现出注重制器尚象、器以载道，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有机整合的趋势。张曦《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三联书店）提示器以载道，要注意深度推进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融合发展。王子今《秦人的信仰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阐释了秦人的社会礼俗、知识构成、文化理念等相关问题。吴丽娱《〈通典·开元礼纂类〉衣服篇“令云”的来源与〈开元礼〉校勘》（《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证明开元衣服礼文与“令云”均出自开元《衣服令》。李智君《佛所王土：中古中国佛教地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考证了佛教地理知识的来源、地理空间结构系统的特征。游自勇《唐代汉地堪舆观念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以出土文书为中心》（《敦煌研究》第5期）考察了唐代汉地堪舆文献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抄和使用。罗玮《马上衣冠：元明服饰中的蒙古因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考订了蒙古服饰在元明的流传行用，揭示了其政治文化意涵。南炳文主编《明清文化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贯通地阐释了明清五百余年的文化发展脉络、辉煌成就、突出特征、历史成因。

  以整体史视角，观察社会的各个方面，以不同区域为“试验场”，探讨历史发展的逻辑，是社会史研究的方向。本年度区域社会史研究专门性刊物《区域史研究》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吴玉廉《奢华之网：十八世纪的徽州盐商、社会阶层和经世之道》（林蕾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清代徽州盐商如何编织出一张奢华之网。孙竞昊《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提出“走出江南”，聚焦北方中等行政城市济宁，讨论了明清地方士绅与国家权力的复杂互动。曹新宇《祖师的族谱：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商务印书馆）利用长期在华北田野调查所得的黄天道文书，结合传世文献，对黄天道的历史进行了突破性的考辨研究。黄国信、叶锦花等《煮海成聚：明清灶户与滨海社会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利用民间文献，揭示了明清沿海的商、民、军、渔、灶等人群生活地区社会演化的基本特征和逻辑。

  儒学经学演变、社会信仰、群体学术思想等是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重点。郭静云《商文明的信仰世界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古籍出版社）考察了殷商某些具有超越性意义的造型之形成和不少观念在后世的演化。罗新慧《周代的信仰：天、帝、祖先》（上海古籍出版社）探讨了天、帝、祖先对于两周政治文化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常森《出土文献〈诗论〉〈五行〉与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认为新出土早期儒家经典塑型或影响了《诗经》学、《尚书》学、儒学及诸子学等学说。本年度“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的构建——侯外庐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又有张越《侯外庐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论析》（《历史研究》第6期）等多篇成果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侯外庐和侯外庐学派的学术成就、学术体系及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

  气候、地形地貌等自然地理的历史变迁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是历史地理关注的重点。张德二《中国历史极端气候事件复原研究》（商务印书馆）选取44个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案例，推演复原其天气过程，定量推算其气候特征值。不少学者对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和路径进行了反思，如孙景超《文献足征与理想推定：秦郡研究的学术理路评析与反思》（《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期）认为秦郡研究中存在两条较为清晰的学术理路，即文献足征与理想推定。闵祥鹏、成雅昕《百年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及其路径反思》（《中国农史》第4期）认为当前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灾害问题的研究，更多需聚焦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方能获得根本性突破。

  中外关系史方面，传统“丝绸之路史”研究突显文明交流互鉴主题。李静杰《中古中西物质文化交流论丛》（科学出版社）是物质文化交流方面的代表性著作。赵晓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和霍巍《史前至唐代高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分别提出“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和“高原丝绸之路”的概念。段渝《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则专注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一套八册，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中亚与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及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余太山研治古代中亚史的学术成果结集出版，即《波斯和古代中亚：读书札记》（商务印书馆）和《希腊和古代中亚：读书札记》（商务印书馆）。

  法制史研究方面，胡祥雨《从二元到一元：清前期法制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深入分析了明清易代过程中明朝制度与满洲制度的碰撞与融合。〔日〕寺田浩明《清代传统法秩序》（王亚新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提出中国传统法秩序的逻辑与理论。苏成捷（MHSommer）《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谢美裕、尤陈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清代司法档案中的奸情同清代“性”法律的变化结合起来进行了探讨。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年度围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演进、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理论问题，学界展开了诸多学理阐释和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年度《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组织专栏，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展开阐释。如何挖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价值，也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同时，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使甲骨缀合、青铜器断代、器物的成分分析均进入智能时代。霍巍《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揭示了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多种文明融合的产物，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方面，罗新慧《华夏共同祖先意识的萌生发展——以“祝融八姓”为中心》（《历史研究》第1期）认为春秋时期以“祝融八姓”为代表的共同祖先意识为华夏同源共祖观念奠定了基础。《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期“北部边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研究”笔谈系统梳理北部边疆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充分肯定了北疆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和贡献。彭勇《明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论略》（《江汉论坛》第9期）认为明代民族政策灵活、务实，促进了各民族在政治上包容共存，经济上交流互补。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问题方面，中国历史研究院首批重大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终成果——《清代国家统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不同维度阐述了清代国家统一的历程，梳理、论述了清代经略、治守边疆的史实，呈现了清代国家统一的全貌。王欣、王添瑞《从西域历史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强调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李治安《大运河的漕粮北输与中近古南北社会发展新论》（《文史哲》第1期）、《元明清“华夷一统”到“中华一统”的话语转换》（《历史研究》第4期）和《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分别探讨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的关键作用及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变迁。

  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罗新慧《青铜之光：早期的中外文明交流》（《世界历史》第1期）认为中原地区最早的青铜工艺起源于本土，并受到欧亚草原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郑炳林主编《敦煌通史》（甘肃教育出版社）系统呈现了秦汉至明清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的历史变迁。方曦闽《中为洋用：欧洲艺术中的中国元素》（江苏人民出版社）和郑伊看《来者是谁：13—14世纪欧洲艺术中的东方人形象》（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互为发明，阐释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对欧洲艺术的影响。

  从全球史的视角看待王朝兴衰也是近些年学术界的一个新领域。如日本学者冈本隆司的《何谓明代：“危机”下的世界史与东亚》（马云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加拿大学者卜正民从环境史视角出发的The Price of Collapse: The Little Ice Age and the Fall of Ming Chin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仅从标题上就能看出其内容特色。

  重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近些年新史学方法的一种有益尝试。李建武《明代宦官形象及其日常生活：基于墓志碑刻的研究》（人民出版社）利用宦官墓志碑刻资料，完整展示了宦官从入宫到去世的历程。毛立平《清代下层女性研究：以南部县、巴县档案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清代下层女性群体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态、人际关系与往来、家庭与社会地位等作了探讨。

  历史地理方面，地图学史、中外边界、海洋史及海疆等问题研究逐渐深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地图学史》看中国地图学史研究”专栏，刊发孙靖国《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与中国明清时期地图学史三题》等论文。晚清及近代中外边界演变成为热点之一，关于中印、中越边界的历史地理研究即有不少。近年来海洋史、海疆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冯立君主编《中国与域外》（第五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直接冠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海洋视角”之标题。郭声波《为什么说南海诸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10世纪以前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发现、占有和管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系统梳理了10世纪以前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发现、占有和管治。

  此外，制度、文献、服饰文化史等研究也在持续推进。如黄桢《汉唐间的制度文献与制度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程章灿《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南京大学出版社）、纳春英《隋唐平民服饰研究》（人民出版社）等。

  2023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各类史料出版，嘉惠学林。对新出史料的运用，也逐渐摆脱了以新出文献补证传世史料的单一思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新出史料的文体、物质形态等方面，深入分析不同性质的史料背后的政治、文化语境。研究领域、视角和方法层面，对重大理论问题的阐释是本年度中国史研究的一大特点。专门史的分野逐渐被打破，政治史、制度史等传统领域的研究稳步推进，相关问题的探讨日益细化、深入，并与新兴领域形成了良性互动。同时，中国古代史研究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一是理论研究创新尚嫌不够，系统性、综合性的学科理论成果发表还不多，对于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等重大问题还需进一步阐释；二是各断代对于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各有侧重，各时段研究推进快慢及活跃态势差异明显；三是过度依赖和偏重新出资料而忽视对传世文献的解读阐释，在研究范式上仍未能突破新出资料与传世文献“互证”有无的路径，期待来年有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