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简牍所见《齐民要术》渊源考略
杨博
摘要:《齐民要术》作为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农业全书，其内容之系统与丰富是无可比拟的。在综合出土战国秦汉魏晋简牍材料与学界研究基础上，对《齐民要术》成书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渊源作一简单爬梳，可以发现，《齐民要术》10卷的主要内容，在出土简牍材料中均可找到相对应或相类似的内容，显示出贾思勰编撰此书有着深厚的社会发展基础与文献积淀。
关键词:《齐民要术》；出土简牍，渊源
Abstract: Qi Min Yao Shu, as the earliest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book in existence in China, is also the most complete. Its content system is also incomparable with richness. Based on the synthesized unearthed bamboo slips from Warring States, Qin, Han,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research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this paper makes a simple comb of the time background and academic origin of Qi Min Yao Shu. It can be known that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ten volumes of Qi Min Yao Shu can be found in the unearthed bamboo slips, which shows the rich social reality and literature accumulation of Jia Sixie's compilation of this book.
Key words: Qi Min Yao Shu；Bamboo slips；origin
《齐民要术》是我国留存至今的最早的完整农书。全书除《序》和《杂说》外①，分为十卷九十二篇，约十二万字[]。正文十卷中的前六卷内容分别与农、林、牧、副、渔诸业相关：第一卷至五卷是粮食、蔬菜、果树、种桑养蚕等的栽培技术；第六卷是畜禽和渔业类。第七卷至第九卷有关农副产品的加工储藏，包括酿造、醃藏、饮浆、制糖，兼及煮胶和制墨；第十卷引载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与亚热带作物，其中包括149种非中国（北魏）物产。《齐民要术》虽以讲授农业为主，但又包含了文献学、史学、哲学等各方面内容[](P1)。可以说《齐民要术》总结并反映了南北朝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科技，包罗丰富，也是世界上最早最有价值的最有系统的农学科学名著[]。
《齐民要术》的重要性[]，除上述其所蕴涵的农业科技知识以外，②还体现在长期以来学界对其体现的农业及相关历史、③编纂与成书背景、④文献保存、⑤版本流传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等诸方面的重视与研究上面。⑥然而，纵观学界对《齐民要术》成书及流传的研究可以发现，对《齐民要术》的著录始于《隋书·经籍志》。论者对其版本流传的讨论，亦多自北宋“天圣本”始，或提早至流入日本的唐代手抄本，即日本平安时代宽平年间（公元889-897年间）藤原佐世为天皇家馆藏汉籍图书编写《日本国见在书目》时著录的手抄本，即晚唐抄本[]，其年代亦未早过《隋志》记载之范围。上述研究情况的缺环，当然与文献不足征有密切关系。古代典籍有“五厄”、“十厄”等说。隋文帝灭周后，接受北周图书后“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开皇初年，牛弘掌秘书监“以典籍遗逸”上书“请开献书之路”，指出春秋之后，图书已历“五厄”。如今南北乱离，政府典籍亟需扩充。隋文帝遂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赉缣一匹”。藏书最盛时，有正副本三十七万余卷。事见《隋志》及《牛弘传》[](P908、1297-1300)。《齐民要术》亦即在此时见于《隋志》著录。
同时值得留意的是《齐民要术》的成书问题。论者亦径言为贾思勰所作，言及成书背景亦多与贾氏本人经历有关。据孙金荣先生考证，《齐民要术》引用、参阅图书文献达180余种，引用文献资料极为丰富。一方面，通过《齐民要术》的引用而保存下来的亡佚文献资料，有助于了解古代书目、版本和内容。[2](P1-2)。另一方面亦可想见，贾思勰在作是书时，应是有着丰厚的社会现实与文献积淀的。而这相关的文献积淀，是否可从传世及出土文献中爬梳，当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幸赖地不爱宝，出土秦汉魏晋简牍中不乏与农业相关之记述，前辈学者对此亦多有论述。笔者不惴浅陋，拟据以对上述问题作一简单讨论，以为引玉之效。
一
出土战国秦汉魏晋简牍中，不乏有关农业的内容，虽然资料零散各地，如甘肃河西敦煌、居延及肩水金关等地，湖南云梦睡虎地、长沙走马楼、湘西里耶，江苏连云港尹湾、山东临沂银雀山、四川青川郝家坪等多处，所记内容亦多与农业管理制度与田亩、租税有关。⑦如四川青川更修田律木牍、睡虎地秦简《田律》、北大秦简《田书》、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所见《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尹湾汉简东海郡某年《集簿》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相关内容，所论虽与《齐民要术》并非直接相关，但其却提供了汉晋时期社会生活中对农业经济的重视和田亩租税，乃至农业礼俗方面的生活背景与社会氛围。⑧重要是的，有关农、林、牧、副等农产品种植与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内容同样不可忽视，下文将在前辈时贤研究基础上以《齐民要术》十卷记述为序分别予以简要介绍。
《齐民要术》卷一有耕田、收种、种谷各一篇。简牍中亦可见谷物等粮食作物由播种到贮存的管理规定。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的《仓律》、《田律》等内容就涉及农作物从播种、生长到仓储的多个层面，其中针对不同情况规定了具体的法律措施加以规范与管理，包括种子腐坏、灾害上报、粮食存贮与提取，防治病害等。特别是防治病害，刘向明指出，睡虎地秦简《日书》、《法律答问》有用火熏防治农作物虫害和寄生虫的相关记述。《秦律十八种·仓律》简文中规定见到小虫到了粮堆上，就要加重堆积，即使用隔绝空气的办法来灭杀害虫。这种注意粮仓密封的情形，《齐民要术·杂说》载“九月。治场圃，涂囷仓，修箪、窖。”同样是说要重视囷仓的密闭与防潮等性能[]。此外，《日书》中也见有喷洒土灰防治虫害的办法[]。
兴修水利是作物生长必不可少的要素。简牍可见汉代在河西地区兴修的灌溉工程，有敦煌马圈口堰、居延骍马田官穿泾渠、玉门塞外海廉渠等多处，此外有按序数命名的灌溉渠道，如居延汉简中有“第五渠”、悬泉汉简中有“民自穿渠”、“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等记载。水门是用土、石及木等原料修筑，用于主干渠道与各支渠之间分水所用的闸门。地湾汉简“右水门凡十四”，即表明肩水候官的某渠道共设有十四处分水闸门，可以想见该渠广袤的灌溉范围[]。汉代河西的水利工程除了分布各屯区的灌溉渠道外，还挖掘有不少水井。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中均有许多“井”的记载。修渠、治渠之外，水利运输与管理，河西汉简同样有不少反映[]。
走马楼吴简《诸乡枯兼波唐田顷亩簿》是临湘县对境内农田水利工程“枯兼”的调查统计簿。据简文所记，从灌溉面积看，这些“波溏”多为小型灌溉工程；从“枯兼”年份看，这些“波溏”多为东汉时所兴修。“波溏田”超过500顷者至少有3个乡，整个临湘县则超过数千顷，亦可见汉晋长沙地区农田水利工程之发达[]。
《齐民要术》卷二记述作物种类如谷类、豆、麦、麻、稻、瓜、瓠、芋等十三篇。里耶秦简的内容是迁陵县与上官洞庭郡及下属司空、仓官、田官诸署以及都乡、启陵、贰春三乡的往来文书与各种簿籍。李兰芳研究指出，简文可见粮食作物有粟、稻、秫、秶粟、菽荅和芋等。传统认为秦汉时期南方以稻为主，但就里耶秦简所见，粟在南方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稻。简文还可见粟、稻的两种特殊品种——秫和需米。秫为粘稷，需米即糯米。除了谷物，菽荅、芋也是当时重要的粮食作物。菽荅泛指豆类作物。芋，古代所说的“芋”范围很广，一些植物储藏大量淀粉的根或地下茎通称为芋。芋是亚热带和热带植物，适宜在温湿环境中生长。湘西地区迁陵县正是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迁陵县还种有小麦[]。
麦作在汉晋时期的普及是一个逐渐过程。西汉时期由于西北边关地区气候适宜种麦，且政府在此地区长年保持较大规模驻军，粮食耗费巨大，麦的种植故而受到了重视。居延、肩水金关和敦煌汉简中小麦即多次出现，可见其在边关地区的重要地位[]。从走马楼吴简来看，麦作在三国时期的长沙地区已得到普遍推广[]。不惟如此，在肩水金关、敦煌悬泉置和马圈湾汉代烽燧等遗址中，还发现有粟、糜、青稞、大麦、小麦和豌豆等粮食籽粒。汉代河西种植的粮食作物则主要见有粟、大麦、小麦、穬麦、青稞、黍、糜、䅭䅣、豆等。高荣研究指出，河西汉简简文中谷是粮食的总称；粟又称禾，即谷子，去壳后为小米；粱既指好米，又指好粟。麦有大麦、小麦之别，河西汉简中的麦主要是指小麦；穬麦是一种类似青稞的抗寒抗旱能力较强的作物；稷就是粟而非穄；黍、糜、穄等皆同物异名，俗称糜子，去壳后为黄米；青黍即青稞；豆（胡豆）即今之豌豆。它们均是河西民众和边塞吏卒的日常食物，也被用作畜禽的饲料，有的还可以酿酒[]。
简牍中另可见同一粮食作物有许多不同品种。据刘尊志研究，湖北江陵凤凰山M167出土简牍记载的稻米有粢米、白稻米、精米、稻燤米与粺米等多种，且该墓所出4束品种纯正的粳稻穗，出土时穗、茎、叶等外形保存完好。此外，马王堆M1简牍所记的稻米亦有稻、秈、米、黄粢与白粢等多种[]。
二
《齐民要术》卷三是种葵（蔬菜）、蔓菁、苜蓿等十三篇。蔬菜的种类方面，里耶秦简中可见的蔬菜作物有芹、韭、冬瓜、巴葵等4种[14]。李兰芳又引谢坤的研究，指出简文“求菌日久”之“菌”当指野生食用菌[13]。河西汉简见有葵、韭菜、荠、芜菁、葱、姜、芥、苜蓿和慈其（野菜）⑨等9种蔬菜[]。马王堆M1出土葵籽、芥菜籽及蕹菜籽。该墓出土的5件笥内还发现有植物茎叶，亦应为蔬菜一类的东西，M1：100号漆鼎内有藕片半鼎，而简文记载的蔬菜种类则有笋、藕、芋、蘘荷、赖等。罗泊湾M1出土简牍还记有竹笋腌制的酢菜。在汉代，萝卜也得到食用[18]。
卷四为园篱、栽树（园艺）各一篇，枣、桃、李等果树栽培十二篇。先说果树的种类与栽培。睡虎秦简《日书》简文记载当时人工种植的树木品种有榆、漆、桑、枣、李等[](P213)，其中枣、李是果树。里耶秦简中可见的果类作物有梅、橘、枳枸等3种[13]。马王堆M1简文涉及的果品有枣、梨、梅、杨梅、棛等[18]。马王堆M3竹笥签牌文字反映的水果种类有枇杷、梨、枣、橙和柚等。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典记载，早在西汉以前我国已栽种石榴[]。
桑树与栽桑养蚕有关，卷五有栽桑柘养蚕一篇，榆、白杨、竹以及漆等染料作物九篇，此外尚有伐木一篇。桑树的种植，见于上述睡虎地秦简《日书》[20](P213)。里耶秦简中出现专门种植桑树的“桑地”与“桑田”，且仅“南里寡妇憗”一户的桑田面积就达到“百廿步”（即半亩），说明秦迁陵县的农桑业已经有较大规模[14]。武威汉代医简中有“蚕桑矢”、“桑叶”等药物名称。这些医简系民间验方，因而可以认为云蚕、桑应系当地生产。居延汉简中亦多见“禄用帛XX匹”，帛是蚕丝织品的总称，这里所谓“禄帛”，论者疑为是出自酒泉郡禄福县的产品。西汉成帝时的著名农学家氾胜之亦曾在敦煌定居。《氾胜之书》中记桑、黍混合播种以充分利用土地并抑制杂草；当年桑苗截干以保证来年苗木生长旺盛并增肥地力等经验，恐怕与敦煌地区关系密切[]。
养蚕种桑树是为了生产丝织品。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大量丝织品，简文中亦记有“非衣一长丈二尺”、“白绡乘云绣椁中度一赤椽(缘)”等多种，还出土了非常完好的麻织品[21]。里耶秦简中所见麻的种类主要是“枲”。里耶秦简中有不少“大枲”、“枲参絇缄袤三丈”之类的记载。“枲参絇缄袤”是指用三股麻丝搓成的绳索，搓麻绳似是秦时重要的劳作内容[13]。
里耶当地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应是竹、漆。此外还见有檀木和柏木等。竹的种类里耶秦简中只见有“箫（篠）”及“竹箭（篠）”，篠或是当地特有的品种。另外，简文还见有笥、筥、匮等各种竹制品。里耶秦简的记载表明，漆园在此地大面积存在，产漆、用漆量亦值得注意。漆的品种有和漆、水漆等。取漆与蓐芋一样，似都由女性来完成。漆存放于县库，由库佐管理。漆的成色，库工会用专门的方法以检验[13]。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日常生活用器中，绝大部分也是漆器。
“伐木”有助于改造自然环境与促进农业生产。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的《田律》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河西汉简除“伐茭”外，又有关于“伐苇”和“伐蒲”的内容。居延汉简可见有“大司农茭”或“大农茭”，说明河西地区数量可观的生长“茭草”之土地，在规划中即被辟为农田。居延士兵见有“除陈茭地”为任务的劳作内容，反映出河西地区自然植被状况被人为因素改变的情形。“苇”和“蒲”都是水生草本植物。“伐苇”数量一例竟然多至“五千五百廿束”，亦可反映居延地区植被和水资源的状况[]。江苏连云港尹湾6号汉墓出土木牍《集簿》有“春种树”。东海郡在“春种树”中的田亩，高敏先生认为是指春季种植树木的亩数[]。此又被滕昭宗先生解释为桑田面积，那么春种树似就是春季种植桑树。⑩
三
《齐民要术》卷六讲畜牧，包括畜、禽和养鱼等六篇。睡虎地秦简《日书》“六畜”排序为马、牛、羊、豕、犬、鸡，与传世文献马、牛、羊、鸡、犬、豕顺序稍有不同。六畜以马为首，《日书》甲种《马禖》保存了完整的秦代祭祀马神的祷祠[20]（P211）。河西汉简中马被称为“骓牡”。汉代的敦煌，位于西北前哨，既要沟通西域、抵御匈奴，又要保证邮驿顺畅，同时又有屯田中弥补耕牛数量不足的需要，所以马的需求量极大[]（P29）。悬泉置汉简显示，汉代对于马的饲养、管理都是相当完善有序的。《传马名籍》说明汉代的传马皆一一登记在册并详细记录[]。马的饲料主要分为饲粮和饲草两类。饲粮类有谷、粟、麦、穬麦、菽、黍、稗等。饲草类则为刍稁、茭、茭豆、苜蓿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规定在使用饲料方面乘舆马与传马、使马及都厩马均有不同。刍与稾之类的草料或秸秆是乘舆马的主要食物，而粟与菽则作为传马、使马和都厩马的主要食物。传马、都厩马在饲料使用上的特殊性，亦可由敦煌悬泉置汉简给厩传马加食的记载来证明[]。
牛耕是牛的基本用途，汉代已遍布中原南北，这一点从传世文献以及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石资料中都可得见。牛车是秦汉时期最常见的车，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载有官牛车的管理规定。河西汉简中也多见牛车的记载，如居延、马圈湾等地[]。
狗既可看门守户，参与田猎，亦可食用。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的狡士，是掌管秦王狗的官职，分为“宫狡士”和“外狡士”，说明养狗有内外之分。六畜的管理规定，睡虎地秦简《仓律》“畜鸡离仓。用犬者，畜犬期足。猪、鸡之息子不用者，买（卖）之，别计其钱。”说的是管理仓库的官吏，在仓库管理的本身职责外，还有管理这些鸡、狗的额外工作[]。
作为肉食，湖南沅陵虎溪山M1出土的《美食方》提及原材料有六畜即马、牛、羊、豕、犬、鸡外，另有牛肩掌、牛背膂、心、肺和膏等[18]。汉代河西民众和吏卒食用的肉类品种主要有牛、马、猪、羊、狗等。当时牛、马主要用于运输和作战，而人们饲养猪、羊，就是为了满足肉食品消费的需要。羊是当时的主要食物，猪的饲养在河西也很普遍，狗肉亦是居民的肉食品种之一。汉酒泉边塞障燧中通常都养狗。汉简也记载有人们买狗、杀狗及狗的价钱等内容[19]。
据马王堆一、三号汉墓简文中所记，用陶土模制的畜类除了马、牛、羊、鸡、犬、豕等六畜外，还有其他一些野生禽类，如鸽、鹤、雁、凫等。周世荣先生指出六畜中的禽类并不局限于鸡。故禽类多野禽[21]。两汉时期河西饲养的有鸡、鸭、鹅等禽类，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元康四年鸡出入簿》简册即记载有悬泉置在宣帝元康四年鸡的来源及用鸡招待来往官员和使者的情况[19]。
鱼在汉晋饮食生活中也占据重要地位。鱼骨在汉墓中亦不鲜见，如徐州翠屏山西汉墓即发现有鱼骨、鱼籽和螃蟹等。许多庖厨宴饮画像中常见有鱼悬挂。捕鱼的画像也较多，淡水鱼的食用较为普遍[18]。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的《田律》规定了入山捕捞幼小鱼鳖类水生动物的时间：“毋……毒鱼鳖，置穽罔（网），到七月而纵之[]。”
与《齐民要术》的记述相类，在汉代河西医药简文中，如居延、敦煌等地亦见有部分兽医方及与兽医相关联的内容，记录了牛马等牲畜的疾病种类和治疗处方[]。
四
卷七为货殖、涂瓮各一篇、酿酒四篇。经济活动在简牍中较为常见，如算书的大量出现，本身即说明经济活动的发达程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已分别为“市”、“金钱”以及“人民（臣徒、臣妾）”、“禾粟（谷物）”、“马牛（六畜）”等交易物设置了“良日”，既体现出当时货币流通的广泛，又反映出农业社会中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20]（P213-214）。河西汉简中狗、鸡亦多见买卖记录，如居延新简有“出百八十买鸡五只”[19]。高明先生亦据嘉禾四年、五年《吏民田家莂》指出，对三国时期吴国的商品经济成份不可估计过低[]。
酒，周家台秦简中用酒祭祀先农。里耶秦简政府对制漆业的管理规定中，超过任务的不但奖励有关官吏衣服，还奖给制漆工匠酒和肉。以酒作为奖品，鼓励农业发展的内容则出现在睡虎地秦简《厩苑律》中。周家台秦简、里耶秦简里还有关于药酒炮制的记载[]。北大秦简中有《酒令》，包括四首与饮酒行令有关的歌诗[]。河西汉简中还可见与酒有关的祝福语。此地居民的主要饮料也是酒。汉简中记载边境戍卒参加祭祀活动后，可分得酒肉并得以聚众宴饮。汉简中有很多记载居民买酒的简文，敦煌汉简也记有酒的价格“酒一石八斗，直二百七十”[19]。
酒类实行专卖制度。睡虎地秦简《田律》有“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从秦简看，秦代已经开始了酒类专卖[34]。长沙走马楼吴简可见“盐”、“酒”同出于一条簿籍，内容似可能亦与“盐”、“酒”专营政策有关[]。吴国通过“酒租具钱”，在嘉禾六年前实行了酒类专卖[]。
马王堆汉墓简文中有“鞠一石布囊一”；三号汉墓中有“鞠二石布囊一”。“鞠”就是酒麹，即曲。马王堆五彩漆食奁中盛有饼状物，当系酒麹（曲）之类[21]。河西汉简中亦有酿酒记录，如“掌酒者，秫稻必斋，曲蘖必时，湛食喜必絜，水泉香，陶器必良，火斋必良，火斋必得，兼六物，大酋。”另有“曲四斗”的记载[]，说明酿酒技术在汉代已较为普及。值得留意的是，《七录·术伎录》曾著录《食法杂酒食要方白酒并作物法》十二卷、《四时酒要方》一卷、《白酒方》一卷、《七日麺酒法》一卷、《杂酒食要法》一卷、《杂藏酿法》一卷、《杂酒食要法》一卷、《酒并饮食方》一卷共十九卷有关酿酒和食用的方法，惜均未题撰者且均亡佚[]（P390-391）。结合出土简牍，从中似可看出，酿酒技法在《齐民要术》成书之前的发展程度。
卷八、卷九亦讲酿造，还有醃藏、果品加工、烹饪、饼饵、饮浆、制糖及储存计二十二篇，此外有煮胶、制墨各一篇。酱，湖南沅陵虎溪山M1出土《美食方》记载的调味品，有肉酱汁、菽酱汁、醯酸等多种。马王堆M1出土竹笥中，有的盛有酱。江陵凤凰山M167出土的一些容器盛有肉酱、豆瓣酱等[18]。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167号汉墓及169号汉墓简文有“肉酱”、“豆酱”、“瓣酱”等不同记述。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遣策可见“肉酱一资”，反映了酱进入消费程序后的盛装方式[]（P4-10）。
汉简记录的河西地区调味品亦有盐、酱、醋、豉、桂等[19]。酱在居延简中只发现一处，“……酱将畺”。由之，此地的酱为麦或其他粮食作物做成的调味品，与“豆豉”功能一样[38]。
马王堆一号汉墓简文中书有“唐一笥”，竹笥木牌上又书有“糖笥”。三号汉墓简文中则写作“糖一笥”，故确知“唐”也是“糖”。古代茶叶可作羹饮，在马王堆简文中多次提到“苦羹”[21]。河西马圈湾简文则称茶叶制品为“膏饼”[40](P48-49)。
卷十所记为北魏以外物产者一篇，以很大篇幅引载有使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植物。与之相类，阜阳汉简有《万物》篇，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本草性质的古籍，其内容最多的是各种药物的效用。有矿物、动物及植物类药物七十余种，涉及植物类药物约四十余种[]。
五
纵观学界对《齐民要术》成书及流传的研究，论者多自《隋书·经籍志》始；其成书问题，论者亦径言为贾思勰所作，言及成书背景亦多与贾氏本人经历有关。上文在综合出土战国秦汉魏晋简牍材料与学界研究基础上，对《齐民要术》成书之时代背景与学术渊源作一简单爬梳，所论相当肤浅且难免挂一漏万，恳请方家赐正。惟所云如尚可信，则目前所得认识主要有二：
一方面，今本《齐民要术》诸卷所述之主要内容，在出土简牍材料与考古实物中似均可找到相对应或相类之内容，显示出贾思勰编撰此书时，是有着丰厚的社会现实与文献积淀作为参考的。
另一方面，虽简牍材料与《齐民要术》诸卷间有可相对应处，但《齐民要术》作为留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农业百科全书，其内容的系统性和丰富性仍是无可比拟的，其在中国农学史以及世界农学史上具有的地位和价值亦是举足轻重的，对于农学和农学史的研究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
注释：
①卷前《杂说》论者或云其非贾思勰所作，参见柳士镇：《从语言角度看〈齐民要术〉卷前〈杂说〉非贾氏所作》，《中国语文》1989年第2期；汪维辉：《〈齐民要术〉卷前“杂说”非贾氏所作补证》，《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2期。
②参见万国鼎：《齐民要术所记农业技术及其在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地位》，《南京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1期；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整理齐民要术的初步总结》，《西北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2期；《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整理齐民要术的初步总结（续）》，《西北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4期；熊大桐：《〈齐民要术〉所记林业技术的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王水霞、殷淑燕、赵芮芮：《〈齐民要术〉中农作物物候记载及其气候变化指示分析》，《江西农业学报》2017年第5期；杨坚：《〈齐民要术〉中的农产品加工特色初探》，《古今农业》2008年第1期。
③参见马宗申：《〈齐民要术〉征引农谚注释并序》，《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倪根金：《〈齐民要术〉农谚研究》，《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陈明，柴福珍，张法瑞：《从〈齐民要术〉中的农谚看北魏农业文明》，《农业考古》2015年第6期；刘志国：《〈齐民要术〉中“宅田七十步之地”及“亩产百石”考释》，《农业考古》2018年第1期。
④参见胡行华：《经学方法与古代农书的编纂——以〈齐民要术〉为例》，《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06年第4期；程雅倩、彭光华：《贾思勰身世背景与官阶仕途考证——〈齐民要术〉成书原因分析》，《古今农业》2018年第1期；刘志国：《〈齐民要术〉的重要历史人物线索刘仁之考证》，《古今农业》2018年第1期。
⑤参见吕宗力：《谶纬与〈齐民要术〉》，《中国农史》2015年第1期；孙金荣、孙文霞：《〈齐民要术〉引存亡佚〈异物志〉资料的文献史料价值》，《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⑥参见肖克之：《〈齐民要术〉的版本》，《文献》1997年第3期；杨直民：《从几部农书的传承看中日两国人民间悠久的文化技术交流（上）》，《世界农业》1980年第10期；《从几部农书的传承看中日两国人民间悠久的文化技术交流（下）》，《世界农业》1980年第11期；周朝晖：《〈齐民要术〉在日本》，《书城》2019年第2期。
⑦参见杨际平：《从东海郡〈集簿〉看汉代的亩制、亩产与汉魏田租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王勇：《秦汉地方农官建置考述》，《中国农史》2008年第3期；于振波：《秦简所见田租的征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魏永康：《秦汉“田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年；苏俊林：《吴简所见孙吴田租及相关问题》，《中国农史》2015年第1期；臧知非：《说“税田”：秦汉田税征收方式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张信通：《秦国乡官里吏发展管理农业职能》，《中国农史》2017年第6期；李恒全：《从新出简牍看秦田租的征收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⑧参见吕亚虎：《试论秦汉时期的祠先农信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李国强：《周家台“祠先农”简的释、译与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⑨王子今先生指出，慈其或应是饲草，参见王子今：《汉代河西的“茭”——汉代植被史考察札记》，《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⑩参见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文物》1996年第8期。王子今先生等提出此“春种树”在所谓“种宿麦”田亩数字之后，很可能是指与冬小麦种植对应的春季农作物种植。参见王子今、赵昆生：《尹湾〈集簿〉“春种树”解》，《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孙金荣.《齐民要术》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4.
[] 刘洁.中古时期一部重要的文献——《齐民要术》[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 (3).
[] 万国鼎.论“齐民要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J].历史研究,1956, (1).
[] 周朝晖.《齐民要术》在日本[J].书城,2019, (2).
[] （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
[] 田富强,张洁,池芳春.传统史学的史料开掘与农史研究的题材拓展[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3).
[] 刘向明.从睡虎地秦简看秦代粮仓虫害、鼠害的防治[J].农业考古,2008, (3).
[] 刘向明.从出土简牍看秦朝应对农作物虫害的举措[J].农业考古,2008, (4).
[] 高荣.汉代河西的水利建设与管理[J].敦煌学辑刊,2008, (2).
[] 马智全.汉简所见汉代肩水地区水利[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 (2).
[] 方高峰.从走马楼吴简看长沙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 (2).
[] 李兰芳.里耶秦简所见秦迁陵一带的农作物[J].中国农史,2017, (2).
[] 谢坤.里耶秦简所见秦代农作物考略[J].农业考古,2017, (3).
[] 徐定懿、王思明.从西汉边关汉简看麦作在当地的推广情况[J].中国农史,2018, (6).
[] 李文涛.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时期长沙地区的麦作[J].古今农业,2012, (1).
[] 高荣.汉代河西粮食作物考[J].中国农史,2014, (1).
[] 刘尊志.浅论秦汉三国时期的食物品种[J].中原文化研究,2017, (1).
[] 孙占鳌、刘生平.从出土简牍看汉代河西饮食[J].甘肃社会科学,2014, (6).
[] 吴小强.秦简《日书》与战国秦代农业经济生活[C]//秦文化论丛,（第十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 周世荣.从马王堆出土古文字看汉代农业科学[J].农业考古,1983, (1).
[] 李并成.古文牒简牒档案史料中所见河西走廊的桑蚕业[J].档案,1990, (2).
[] 王子今.汉代河西的“茭”——汉代植被史考察札记[J].甘肃社会科学,2004, (5).
[] 高敏.《集簿》的释读、质疑与意义探讨——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二[J].史学月刊,1997, (5).
[] 陈功.敦煌汉简中的农业[D].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2012.
[] 黄敬愚.简牍所见西汉马政[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6, (3).
[] 王世红、衣保中.论简牍中所见秦汉时期马的饲料与饲养考察[J].中国农史,2016, (4).
[] 赵岩.由出土简牍看汉代的马食[J].农业考古,2009, (1).
[] 郭俊然.论秦汉时牛的数量与用途[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1).
[] 李超.秦汉养狗官制考[J].农业考古,2017, (1).
[] 侯旭东.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J].历史研究,2010, (5).
[] 周祖亮.汉简兽医资料及其价值述略[J].学行堂文史集刊,2011, (1).
[] 高敏.从嘉禾年间《吏民田家莂》看长沙郡一带的民情风俗与社会经济状况[J].中州学刊,2000, (5).
[] 张士伟.从秦简看秦的酒文化[J].中原文物,2016, (6).
[] 李零.北大藏秦简《酒令》[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2).
[] 王子今.关于走马楼简“盐”“酒”“通合”文书[J].盐业史研究,2016, (4).
[] 蒋福亚.走马楼吴简所见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J].史学月刊,2011, (12).
[] 韩华.由西北简看两汉河西地区的手工业[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4).
[] 任莉莉.七录辑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王子今.秦汉名物丛考[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 董源.《万物》中部分植物名称古今考[J].中国科技史料,1995, (4).
附记：小文初稿写作蒙石洋兄、王彬兄指教，在此谨致谢忱！
原载：《农业考古》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