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古代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周边民族的内徙及内徙后形成的杂相错居是大融合发生的先决条件。具体到一定地域，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情况，特别因各民族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民族融合发展的趋势也就有了地域性特点。如在中原地域，内徙民族的汉化是民族融合的主流趋势，但在距中原稍远的僻远地域，一些民族虽也在缓慢汉化中，但民族融合发展的历程却各有不同，以至形成如鲜卑化、匈奴化、羌化等种种趋势。河西地域便属于这一类型。魏晋时期，河西民族大融合的主流趋势是羌化趋势。也许正是羌化趋势发展的结果，才使河西地域与唐宋时期的吐蕃、党项等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本文不具体涉及与河西民俗有关的问题，而仅就河西民族融合中的“羌化”趋势及由此形成的“多元一体化”现象作一说明。
所谓“羌化”趋势，是指一些原本弱小、落后于羌族的民族或部族在河西特定的地域条件影响下，受羌族影响，在社会心理方面逐渐趋近于羌族，在社会行为方面靠拢于羌族，从而它们之间也相依共存，形成“类聚”的特征。魏晋时期，活动在河西地域的民族除汉、羌两族之外，主要是匈奴和鲜卑，这两个民族都在其民族活动和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上述特征。形成这种特征，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羌族在河西地域中的主体优势是最根本的。
首先，羌族是河西最古老的民族，并且散布极广却又有自己民族的聚居区。
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因羌氐同源之故，往往将羌氐并称，如“氐羌，夷狄，因在西方者也”[1]。至汉代，古称“南山”的祁连山区都有羌部存在，称“南山羌”。而且汉代有些河西民族羌化并类聚。小月氏或称湟中月氏胡即其一支。史载：“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被服饮食言语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2]令居，即汉武帝时所置令居塞，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湟中即今青海境内湟水黄河交汇处，汉时属金城郡和护羌校尉统辖，古称为赐支（析支）河曲。这里是羌族的源起之地，所谓“河关（今甘肃临夏县）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青海积石山麓），绵地千里”[3]。总之，从西汉起，自湟中到祁连山麓，再到酒泉、张掖，处处都有羌人聚居或散居。任何后到河西地域的民族或部族，都不能不和羌族发生接触和联系。而接触与联系，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都会造成彼此间的影响和感染。从小月氏被融合的过程看，羌族对其他民族的影响力要远远超出其他民族对自已的影响力。如小月氏，称它为“月氏胡”，是因为它本为匈奴属国，习俗与匈奴同，但最终还是被羌族同化，与羌族形成了二元共同体现象。这说明，正是羌族在河西地域内的主体民族地位赋予它的某种自然性和社会性素质，使任何与之发生关系的弱小民族或部族都会在民族习性方面自觉接受羌族的征服。
魏晋时期，活动在河西域内的匈奴、鲜卑等，它们实现民族融合的轨迹，正与汉代小月氏相同。
以匈奴而言，魏晋时期在河西地域活动的主要有两支，一是赀虏，另一支是卢水胡。
先说赀虏。史载：“货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抄盗凉州，郡落稍多，有数万，不与东部鲜卑同也。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零，或颇有羌杂处，由本匈奴奴婢故也。当汉魏之际，其大人有檀柘，死后，其枝大人南近在广魏界。”[4]自汉魏间初露头角，此后在河西民族之林中长期消声匿迹，直到沮渠蒙逊起兵反对后凉时，才重见于记载。“蒙逊从兄男成，先为将军守晋昌，闻蒙逊起兵，逃奔赀虏，扇动诸夷，众至数千，进攻福禄”[5]。在公元3世纪初到公元4世纪末近两个世纪中，赀虏何在？晋昌（今甘肃安西县东）、福禄（今酒泉县）是一个下落，男成能逃向他们，说明原在“酒泉北、黑水（今张掖黑河）西”的赀虏已定居下来。而酒泉、张掖原本就是羌民、小月氏居住地域，而且酒泉还是东汉永元初羌人起义爆发的地方。赀虏在这里定居不取得羌人包容是不行的。而要取得羌人的包容，先决条件只能是向羌人靠拢，并走向小月氏那样的羌化道路。好在赀虏中本来就有“杂处”的羌族人口，这一点是不难办到的。
除晋昌、福禄一带的赀虏有羌化趋势外，金城西部的赀虏在汉魏之际已定居在广魏一带（今甘肃永登县南），这一带正在令居至湟中的羌族聚居区界内，那么，檀柘这一支也一定是受到羌族包容，而终于被羌族收编了。
羌族在河西民族中的主体优势及其影响力之大，还取决于其民族部种的繁盛及人口的众多。
为河西羌族的势力所决定，任何活动于河西的民族，包括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都要向羌族倾斜。匈奴中的卢水胡便属此类。
史载：“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也。”又载：“大且渠蒙逊，张掖临松卢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6]
卢水胡之为匈奴种裔，这一点是无疑的。近年来发现的居延汉简中，有“卢水秦胡”的记载。作为河西民族史实证性资料，它说明卢水在汉代张掖属国境内，而“卢”有“黑”的意思，可知“卢水”就是今天张掖境内的黑河。卢水胡即“秦胡”之后裔。今录其中两条如下：
建武六年七月戊戍朔乙卯
府书曰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从起兵以来
匿之明告吏民诸作使秦胡卢水士民畜牧田作……[7]
建武六年（公元30年），正是窦融以张掖属国都尉名义保据河西时期。当时居住在卢水的“秦胡”又称“属国卢水胡”，他们效忠于窦融，正如沮渠蒙逊自己所说：“昔汉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奖窦融，保宁河右”[8]。蒙逊一支所居的临松，在卢水上游，濒临南山，本来就是“南山羌”居地。另外，其地理位置在西平（今西宁市）与张掖二郡之间。“西平、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9]。在汉族眼里，临松卢水胡早已是羌化了的胡族。所以，史书记载沮渠氏之效忠窦融，是窦融恩结他们之故。“（窦融）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欢心”[10]。既称他们为“羌虏”，又将他们与小月氏并列，说明汉族人也视他们为羌族共同体中的又一元。“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征隗嚣[11]。另外，记载中既说沮渠蒙逊是“胡”，又说“羌之酋豪曰大，故沮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这等于是说沮渠蒙逊自己也认为自己虽源于胡，而实际上已入于羌。这正是一种处在民族融合羌化趋势中的特定心理状态和民族意识的表现。
基于上述现象，又基于羌氐同源原理，特别是由于汉魏间史书中往往将羌氐混称，如对白马部落，《史记》、《汉书》称其为氐，而《后汉书》则混称，其中《西南夷传》称其为氐，《西羌传》称其为羌。另外，《华阳国志·蜀志》亦称其为羌[12]。因此，《宋书》对河西卢水胡归类时，根据其已被羌化的民族特点，将其与白马氐并立一传，称《氐胡传》。氐胡相当了羌胡、羌虏、羌戎。
卢水胡与赀虏同属于魏晋时期羌化中的匈奴部族，在羌化的程度上也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卢水胡的羌化程度比赀虏更深。除卢水胡居住在羌族种落与人口密集的西平至张掖间，为羌族势力包围和覆盖之外，还因卢水胡有些部落早就深入到河湟地区，加入了羌族营垒，如早先的湟中月氏胡那样。其事发生在东汉明帝时的临羌县（今青海湟源县西南），“时烧河豪有妇人比铜钳者，年百余岁，多智算，为种人所信向，皆人取计策。时为卢水胡所击，比铜钳乃将其众来依郡县”[13]。
在古代，不同部族间发生冲突是常见的事。卢水胡与烧河羌的冲突，卢水胡是胜利者，但由于它入居的是河湟区域，实际是将自己部族置于羌族的汪洋大海。最终，其所具有的匈奴民族性格必将为羌族性格所征服。就像被征服后的小月氏称“湟中月氏胡”那样，这一支卢水胡后来也就被称为“湟中卢水胡”了。
羌族之有融合其它民族的能力，还与羌族在河西民族中的地位有关。其地位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魏晋时期，河西羌族并未形成建邦命氏的威势，后来的河西“五凉”中，羌族也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但这不等于羌族在河西民族中不具备政治地位。实际上，从西汉中期到东汉中后期，羌族为反抗民族压迫，进行了不间断的斗争，斗争中的英勇和同仇敌忾为其他民族树立了榜样。而且每次斗争都联合其他民族，一致对敌。如建初元年（76年），“安夷（今青海省西宁市东）县吏略妻卑南种羌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14]。像这样以羌族为主体由河西其他民族共同参加的反压迫斗争，正是各民族以羌族为政治核心实现民族大融合的过程。
另外，羌族也支持其他民族的反压迫斗争。这种支持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发展，如对河西鲜卑反晋斗争的支持就是一例。
南凉政权的建立，是由秃发乌孤反抗后凉民族压迫开始的。一开始，便将其政治中心设在乐都与西平之间的羌中地区，这显然是得到羌族支持的。而且，乌孤首先顺利攻取的是后凉乐都、湟河、浇河三郡，史载，攻取三郡时：“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之”[15]。实际上三郡之得是羌族支持的结果。秃发部始终与羌族相依共存，甚至当秃发傉檀迁都姑减时，也“徙西平、湟河诸羌三万余户于武兴、番禾、武威、昌松四郡，集戎夏之兵五万余人”。这些，已不仅只是河西民族关系中的社会政治现象，而是鲜卑与羌族在长期的民族联合中实现民族融合的结果。其中反映河西鲜卑秃发氏与羌族异源同流的关系，是为河西地域民族共同体中的又一元。
羌族的经济水平明显高于匈奴、鲜卑等民族。早在卢水胡、赀虏、河西鲜卑等入居河西前的战国初期，羌族已步入半牧半农生活。秦汉以后，羌族的农业经济迅速发展，他们在湟源到永登之间开辟了大量农田，据赵充国统计，总数在2000顷以上。曹魏时期，羌人产的粮食已在向汉族输出。徐邈为凉州刺史，收“虏谷”以赈贫乏即其一例[16]。另外，他们还占据着独得地利的自然环境和物质资源，有人认为，这是羌族能称雄河西，召唤其民族种落向自己靠拢的根本原因。如东汉安帝时曹凤所言，先零羌之所以能“北招属国胡，会集附落，种众炽盛”，是因为“其居大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北阻大河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畜，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17]。为什么赀虏、卢水胡、河西鲜卑都有向湟中方向游弋乃至落户湟中的经历，曹凤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魏晋之间，凡移徙和落户湟中的民族部落，它们的社会生活都受羌族影响而获得了长足发展。如河西鲜卑秃发氏，徙入河西前，“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18]，而徙入河西后，由“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19]的大范围游牧转到河湟一域生活，在乐都一带定居下来，“养民务农，修结邻好”[20]，并走上建立封建割据政权的道路。归根结底，要到羌族共同体中去寻找答案。
魏晋以后，由于羌族在河西民族关系中发挥的主体性作用，使河西地域多元一体化的民族融合作为一种既成的历史现象，在各民族参与河西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处处表现出来。这里不妨借用“方以类聚”来表述这一历史现象。作为一种由羌化趋势导致的民族关系新格局，首先是地域内各民族间种族意识的淡化及单纯的种族性排斥、对抗心理的削弱，而以地域为纽带的政治性联合或分野却成为主导性关系。也就是说，在政治关系上，魏晋时期河西民族有了明确的地域内外之分，对来自外部民族的欺凌和压迫，他们采取一致的反抗态度。如卢水胡与河西鲜卑同时起来反对氐族吕光的统治。另外，一般情况下，他们所谋求的乃是地域内平等共存的关系。如沮渠蒙逊与秃发傉檀向后秦讨取公道。蒙逊与傉檀之间矛盾的出现和加剧，是傉檀抢先占据姑臧这一政治事件导致的结果，而非卢水胡与河西鲜卑之间种族分野所致。
所谓“类聚”关系，还表现在地域内兄弟民族虽在政治角逐中各有成败，却仍能彼此投靠和慰纳。如南凉灭亡前，秃发氏与沮渠氏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灭亡后，却又视沮渠氏为归宿。如傉檀所说：“‘樊尼，长兄之子，宗部所寄，吾众在北，户垂二万，蒙逊方招怀避迩，存亡继绝，汝其西也，纥勃、洛肱亦与尼俱。吾年老矣，所适不容，宁见妻子而死。’遂归（乞伏）炽磐”[21]。后来，归附蒙逊者都得到保全，樊尼还被任为北凉临松太守，而归降西秦的傉檀及其子虎台结果都被乞伏炽磐所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凉灭亡后，河西鲜卑一直是卢水胡反对外部敌人的“外援”。如归降北魏的傉檀之子源贺对魏太武帝所说：“姑减城外有四部鲜卑，各为之（指沮渠氏）声援，然皆是臣祖父旧民。臣愿军前宣国威信，示其祸福，必相率归降。外援既服，然后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22]后来，太武帝就是依靠源贺分化鲜卑与卢水胡的唇齿关系而攻克姑臧的。
综上所论，魏晋时期河西民族融合中的羌化趋势是明显的，这种趋势便是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其结果是河西地域民族关系所显现的多元共同体现象。这个共同体内部由共同的羌化心理造成的“类聚”关系，将河西域内、域外民族截然区分开来。这是“河西斗绝”这一封闭的地域环境造成的必然现象。当这种封闭局面被打开后，这个共同体又必然与更广阔地域内同样的共同体结合起来，从而又出现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后来，北周至隋唐民族大融合便是循此轨迹展示和发展的。
注释
[1]《诗·商颂·玄鸟》，郑玄笺注。
[2]《后汉书·西羌传》。
[3]《后汉书·西羌传》。
[4]《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传注引魏略》；另，引文中“郡落”当为“部落”。
[5]《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6]《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7] 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释粹》第62-63页。
[8]《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9]《水经·河水》，注引《十三州志》。
[10]《后汉书·窦融列传》。
[11]《后汉书·窦融列传》。
[12] 参见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第90页
[13]《后汉书·西羌传》。
[14]《后汉书·西羌传》。
[15]《晋书·秃发乌孤载记》。
[16]《三国志·魏书·徐邈传》。
[17]《后汉书·西羌传》。
[18]《后汉书·西羌传》。
[19]《后汉书·西羌传》。
[20]《后汉书·西羌传》。
[21]《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22]《魏书·源贺传》。
